2008年2月14日星期四

布罗茨基:赞美无聊

In Praise of Boredom
赞 美 无 聊

Joseph Brodsky
约瑟夫•布罗茨基

译者:Cho



(1989年6月11日在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但倘若你没能守住你的王国
正如你的父亲在你来到之前
来到这思想非难、感觉嘲讽之地
相信你的痛苦……

——W. H. 奥登,《阿隆佐致腓迪南》[1]


你们面前的很大一部分将被无聊占据。在今天这样一个庄重的场合,我之所以想和你们谈谈这个,是因为我认为,没有一所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能教会你们对这一不测安之若素;达特茅斯[2]也不例外。不论人文学科抑或自然科学,都不开设有关无聊的课程。它们至多不过引发无聊,从而使你们熟悉这一情怀罢了。然而,和一种不治之症亲密接触又意味着什么呢?比起这从你们的卧室滋生、无边无际地蔓延到天尽头的心灵撒哈拉,讲台上单调已极的催眠曲或令人目眦欲裂的教科书里那些艰涩无比的英文又算得上什么呢。

无聊有诸多化名:悲伤,厌倦,烦闷,滞怠,抑郁,冷淡,低落,无动于衷,了无生气,无精打采,漠不关心,等等。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大体上是重复的产物。由是观之,最佳疗法莫过于不断创新。那是你们这些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姑娘)们所期待的。唉,生活是不会给你们提供那个选择的,因为重复恰恰就是生活的常调。

人当然可以争辩说,对于创新的不断尝试是进步的车轮;人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口吻补充说,这也是文明前进的动力。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论断并非最有价值的。因为,假若我们以科技发现来分割人类历史,结果将对我们很不利——更别提用伦理观念了。严格说来,我们将得到多少个世纪的无聊呵。有关创新的这一观念本身即阐明了标准现实的千篇一律,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的常调(medium)——哦不,王道(idiom)——即单调(tedium)。

在这一方面,生活有别于艺术。你们也许知道,后者最可怕的敌人就是陈腐。那么毋庸质疑,艺术也无法教会你们如何同无聊相处。很少有这方面的小说,画作就更少;至于音乐,它很大程度上是非语义的(non-semantic)。总的来说,艺术对无聊语含机锋、暗自防卫。面对无聊——即存在论意义上的“陈腐”,除非你们自己成为了艺术家,否则艺术无法带来任何慰藉。由于你们为数众多,这一图景是如此渺茫,正如它是如此令人倒胃。

然而,即便你们自此便大步迈向打字机、画架和施坦威三角钢琴,无聊来袭时你们仍无法毫发不伤。倘若重复乃无聊之母,你们这些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姑娘)们将被怀才不遇和收入菲薄压得喘不上气来——在艺术领域内,这两者尤为漫长。在这些方面,写作、绘画、作曲和供职于律师事务所、银行、甚至是实验室压根没法儿比。

当然,这也未尝不是艺术的可取之处。作为一项清苦的事业,它不会那么轻易沦为人口统计学的奴隶。因为如果,正如我们所说——重复乃无聊之母,那么人口统计学不啻是无聊之父——它在你们的生命里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远甚你们在这里掌握的任何一门学科。也许这听上去有些反人类,但我比你们年长不止两倍,并亲眼见识了地球人口翻一番。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这数目就会翻两番,而且是以一种你们根本始料未及的方式。比方说,到2000年,文化和伦理秩序将会面目全非,以至于你们不得不扪心自问:人之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仅仅这一点就使创新在与无聊的对抗中处于劣势。然而,哪怕在一个更为单调(monochromatic)的世界里,创造和革新的另一困境恰恰在于它们的确能赚钱。假若这两者中你能有一技傍身,你很快就会富起来。这看上去似乎不错,但没人比富人更无聊了——这你们大都感同身受吧——因为金钱买来的是时间,而时间循环往复。既然你们不会奔贫穷而去——否则你们就不会进大学了——你们面对第一批自娱设施将倍感无聊。

多亏现代技术,那些自娱设施简直和无聊的同义词一样数不胜数。就它们的功能而言——使你暂时忘却时间的冗余——它们实在数量可观。同样可观的是你们购买力的功能,随着购买力的增加,你们将在父母亲友手中那些摄影摄像设备的滴答声中阔步走出这座广场。这情景是我的预言,1989届的女士们先生们,因为在你们步入的这个世界中,对一个事件的记录削弱了事件本身——一个录像、音响、遥控器、慢跑装、健身器械的世界,它使你能够保持健康体态以便把自己和别人的过去重活一遍:罐装的迷狂以生鲜自我标榜。

有形之物皆孕含无聊。这不止在一个方面适用于金钱——同时适用于纸钞及对其的拥有。这当然不是要宣扬贫穷是无聊的克星——尽管圣法兰西斯似乎对此身体力行。然而,综观我们周遭一切的贫穷,新型修道会的点子在这个录像基督教时代并不特别吸引人。除此之外,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姑娘)们,比起爱邻人,你们对援助南非什么的地方更有积极性;比起冒冒失失选错阵营,你们更愿意放弃最钟爱的苏打水牌子。因此没人要向你们鼓吹贫穷。我所能说的只是,对钱这种东西你们要多个心眼,因为你们帐户里的那些个零也许会带来它们精神上的对等物。



对于贫穷来说,无聊是它的苦难中最残暴的一部分,且对它的摆脱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呈现:通过反叛或毒瘾。这两者都是暂时的,因为贫穷的苦难是永恒的;由于这永恒,这两种形式都费而不惠。总的来说,一个向自己的静脉注射海洛因的人这么干大抵和你买一盘录像带出于相同的原因:为回避时间的冗余。区别则在于他没能量入为出,且他逃避的方式很快——比你的要快——就变得和他要逃避之物一样冗余。总而言之,注射器的针头和音响的按钮带来的触感之不同恰似时间对无产者和有产者施加的影响之不同——前者剧烈,后者迟缓。简而言之,无论富有抑或贫穷,你们总有一天会被时间的冗余所折磨。

未来的有产者们,你们将会感到无聊——对你们的工作、友人、配偶、爱人、你们窗口的景致、房间里的家具或墙纸、你们的思想、你们自己。因此,你们会想方设法逃离。除却已经提到的那些自娱的小装置,你们也许会开始跳槽、搬家、离婚、出国、换个气候;你们也许会尝试滥交、酒精、烹饪课程、毒品、精神分析。

事实上,你们也许会把这些一股脑儿加在一起;这也许暂时管用。当然,直到有一天,当你们在卧室醒来,置身于新的家庭、新的墙纸、新的国家、新的气候,手边是一坨帐单——来自你们的旅行代理人和精神分析师——然而,阳光洒进窗口,却依然洒不进发霉的内心。你们套上路夫鞋(Loafer),却发现它们没有靴襻,无法将你们带离被你们认出的这一切。你们或许会惊惶,或许会听任这熟悉的感觉——这取决于你们的性情或当时的年龄;又或者,你们选择再经历一遍那一整套颠沛流离。

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将进入你们的字典;药片则会进入你们的药箱。基本上,把生活变成对替代品无止尽的寻求没什么不好——走马灯似地换工作、配偶、环境,等等,只要你能付得出赡养费、能受得了混乱的回忆。毕竟,这一困境早就被荧屏和浪漫主义诗歌大大加以美化了。困难却在于用不了多久,这项追寻就变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你们对于替代品的需求将媲美瘾君子的日常剂量。

尽管如此,却还有一条解脱之路。也许相形之下,在你们看来这并非一条坦途,也不一定可靠,但它却经济直接。你们中那些读过罗伯特•弗罗斯特那首《仆人们的仆人》(Servant to Servants)的也许还记得这么一句:“最好的出路总是进入。”(The best way out is always through)。接下来,我们的主题将随之变化。



当被无聊攫住时,抓紧它。让自己被它挤碎;下潜,沉底。总的说来,处理讨嫌之物的规律是,你越快沉底,便越快上浮。这儿要说的是——转述英语文学中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强使那最坏的尽收眼底。之所以有必要对无聊进行这般详查是因为它代表了纯粹的、未曾稀释的时间,它闪耀着时间那全部的重复、冗余、单调的光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聊是你们开向时间的窗户;人倾向于忽略时间的这些特质,而这极有可能危害到人的心理平衡。简言之,你们这窗户探向时间的无限性,也就是说,探向你们自己在时间中的渺小。这也许解释了人之所以会惧怕那些独守空房、昏昏欲睡的夜晚,之所以有时会着迷地盯着尘埃的斑纹在日光里旋转,而不远处有钟表正滴答滴答,天气闷热,意志力则降至冰点。

一旦这扇窗户被打开了,不要妄图关上它;相反,一把将它推开——要开得大大的。因为无聊说的是时间的语言,它是要教给你生活中最宝贵的一课——你们在这里的青青草坪上学不到的一课——关于你们自身之彻底渺小的一课。这一课不单单对你们是宝贵的,对那些你们将要邂逅的人们同样如此。“你是有限的,”时间借无聊的声音告诉你们,“而且在我看来,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的。”这话显然不那么中听;但这种徒劳感、这种甚至存乎于你们那些哪怕是最为纯洁炽烈之行为的渺小感,比起关于那些行为之结果的幻象和相伴而来的自我膨胀却总是要好。

因为无聊是时间向你们自己那套世界观的入侵。它从自己的视角打量你们的存在,其最终结果是精确和谦恭。应当注意的是,前者哺育了后者。你们越是知道自己的份量,你们面对同类就越是谦恭和慈悲——面对尘埃,那仍在日光里旋转的、那已静静落在你桌面上的。啊,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化作了那些点点光斑!在你们看来也许并非如此,但在它们看来却是真真切切呵。你们之于它们正如时间之于你们;因此它们看上去才如此渺小。你们可知道,当从桌子上被擦去时,尘埃说什么?

“记住我,”
尘埃低语。

没有什么比已逝的德国诗人彼得•胡歇尔(Peter Huchel)在这两行诗中所表达的情愫离你们中任一个的精神议程更遥远的了,你们这些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姑娘)们。

我引用这些诗句并非因为我想培育你们对于微物的亲近之感——种子和植物,沙砾和蚊子——微小而不胜数。我引用它们是因为我喜欢它们,因为我在它们中间认出了我自己,认出了——任何要从现成表面被擦除的活生生的有机体。“‘记住我,’尘埃低语。”人从中听出了:如果我们通过时间认识了自己,那么也许时间也能从我们这里学到一点什么。那将会是什么呢?尽管在重要性上远逊,但我们在敏感度上击败了时间。

这就是所谓渺小的意义。假若没有那令意志瘫痪的无聊便不能带来这意义,那么——向无聊致敬吧。你们是渺小的,因为你们是有限的。然而一样事物越是有限,它便越是充盈着生命、情感、欢乐、恐惧和慈悲。而无限性这种东西不大活跃,情感也不大丰富。你们的无聊至少告诉你们那么多。你们的无聊是无限性的无聊。

那么,对它的起源心怀敬意吧——或许,尊敬它——就像尊敬自己一样。因为正是那无生命之无限性的期待解释了人类情感的激烈,后者带来的是有关新生活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你们由无聊所孕育,或有限性哺育了有限性(尽管两者都可能正确)。这是要说,激情乃渺小之物的特权。



因此,试着让自己充满激情吧,把冷酷留给漫天星辰。激情乃对抗无聊的头号良药。当然,第二号药物是痛苦——更多是肉体上的而非心理的,此乃激情常见的余震——尽管这两种痛苦我都不希望你们摊上。但是,当你们受伤时你们知道自己至少没有受骗——不论是被你们的肉体抑或精神。同样,如果说无聊、悲伤、自我和其他存在的无意义感有什么好的话,那就是:这并不是欺骗。

你们也许还会尝试侦探小说或动作片——它们将你们带往那些你们未曾说起、未曾见过、甚至是未曾想象到的地方——它们能打发时间,哪怕仅仅是几个小时。远离电视,尤其要避免不停地换频道:那即冗余的化身。然而,倘若那些药物都不管用,就让那种感觉来吧,“将灵魂投入那日夜生长的阴郁。”(fling your soul upon the growing gloom)试着拥抱无聊和悲伤,或是任由它们将你们揽入怀中,反正它们再怎么说也比你们要强大。毫无疑问,你们会发现那怀抱令人无法喘息,但请尽量忍住、忍住、再忍住。最重要的是,别认为是你们自己在什么时候搞糟了些什么,别去追溯自己的脚步、妄图更正谬误。别去;正如诗人说的,“相信你的痛苦。”这可怕的巨大拥抱完全没错。凡是让你不安的那些都没错。自始至终记住这一点:这世界上没有不会最终松开的拥抱。

如果你们觉得这太过阴郁,你们委实不知阴郁为何物。如果你们觉得这根本无关,我希望时间会证明你们才是正确的。但假如你们认为这不适合一个如此高尚的场合,我不敢苟同。

假如这场合是为庆祝你们在这儿的学习生活,我就会赞同你们了;可它标识着你们的离开。由于你们的父母只为你们付了四年学费,一天都没多付——到明天你们就都走光了。你们得去到别的地方了,去开创你们的事业、创造你们的财富、组建你们的家庭,得去面对你们各自独特的命运了。至于那个“别的地方”,无论它是星辰还是热带,又或是佛蒙特州的边界,没什么人会注意到在达特茅斯的草坪上举行的这次典礼。我甚至不确定你们乐队的声响是否能够抵达白河交点[3](White River Junction)。

1989
届的同学们,你们将离开此地。你们正迈进世界——比起这片狭长的树林,那儿有着更多的人;比起过去的四年里你们业已习惯受到的重视,那儿显得寂寥。你们将孤身一人行这漫漫前路。1,100 人对4.9亿的世界人口,你们很快就能估出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么,审慎和鼓号一样适用于这个场合。

除却快乐,我对你们别无所望。但是,未来将会有许多黑暗的时刻——更坏的是——无聊的光景,它们产生于你们的内心并不亚于来自于外部世界。你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对其设防;那正是我在这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强为之的事情,尽管这显然远远不够。

等待你们的将是值得一书却教人乏力的征途;今天,你们仿佛要登上一列失控的火车。没人——更别提那些留守的人们了——能告诉你们前方到底有些什么。然而,至少有一件事他们是能向你们担保的:这绝非一次往返旅程。因此,尽量从以下想法中汲取些许慰藉吧:不管这个或那个车站多么味如嚼蜡,列车是不会永久停靠在那里的。所以,你们永不会进退维谷——哪怕你们觉得自己似乎如此;因为所谓此地、今日,到明朝也就成了昔日。从今往后,你们的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了,因为那列火车永不停歇。哪怕你们觉得自己似乎进退维谷的时候,日子还是在流逝……所以,趁它还是它、还没有变成一张相片的时候,最后看它一眼吧。看着它——用你们所能召唤起来的所有柔情,因为你们看着的是自己的往昔。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日子吧。因为我实在怀疑,你们日后还能拥有比在这里的四年时光更美的回忆。




译自Joseph Brodsky, On Grief and Reason: Essays, pp. 104-113,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

[1] Alonso to Ferdinand. 典出莎士比亚《暴风雨》。阿隆佐是那不勒斯王,腓迪南是其王子。

[2] 达特茅斯学院,位于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建于1769年,常春藤联盟之一。

[3]达特茅斯学院附近的小镇,因位于白河和康涅狄格河的交汇处而得名,是公路、铁路、水路枢纽。

旧浪潮论坛之公共知识分子

Cho:
……07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有崔卫平,戴煌,高耀洁,姜戎,李泽厚,熊培云,许纪霖,许倬云,杨继绳,余世存,张灏,章诒和,朱学勤等……

Yol:
……至于这个公共知识分子,我有幸与其中个别有过交往,风范甚佳。希望旧浪潮也是一个出产未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园地。

一格:
我也看了那个名单,不少很酷的人。心向往之。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在中国的context里面,公众知识分子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和乔姆斯基在美国感觉颇不同?

希望将来我们中的某几位,可以先做真正彪悍的知识分子,然后再公众化:)


一格:
嗬嗬,不过能出胡适之也好。记得当年傅斯年对胡适的评价:"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

Sapientia:
嗯,我记得原来和化之同学也探讨过知识分子公共化的问题。我不记得化之当时的观点是什么,这儿就谈一下我的观点:

我所关心的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开始形成,后来我们又如何认识到公共化应当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属性"。对于前一个问题,我想大家都可能有所了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历史学家通常和19世纪中下期俄国兴起的民粹派相互联系起来。民粹派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有贵族的血统,但大多是没落的贵族,在沙皇统治之下处在夹缝的当中,于是有一些代表人物,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等人,就开始反思俄国的发展道路。

俄国当时正处于革命的暴风雨中,原因是农民纷纷揭杆反抗农奴制。虽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经下令在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宣布废除农奴制,将田地进行产权分割后归还给农民,但问题在于贵族利用自己的势力在土地分割之中将部分村社(在俄语里念做"米尔")的土地强行据为己有,而农民还需要为自己获得的一小部分土地缴纳高额的赎金,结果获利的恰恰是试图希望通过农奴制改革削弱势力的贵族集团。这个农奴制改革迅速加剧了贫富差距,农民最后的一点期望也被利益熏心的上层统治所击碎。他们将怒火发泄到了沙皇统治身上,于是就有了抵制改革和争取土地与人身自由的农民革命。

俄国的民粹派其实对俄国融入西方的进程深感担忧,因为将近两百多年的学习俄国并没有产生如西欧工业文明下的资本主义体系,农民也没有从技术革新和军备提升的过程受益,而且俄国的米尔不同于中世纪的商业城市,土地崇拜,平均的思想是民主的根基,农民拒绝选择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游离在米尔之外,因此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对俄国的农民来说不啻为恶魔般的理论。这些因素也影响到了民粹派对俄国发展道路的认识,他们主张俄国应当走上一条独特的非西方资本主义,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财富只会腐蚀人的心灵,而且亵渎了人们对于上帝的忠诚的信仰,富人都是沾满农民血腥的恶棍,他们从心底里向往一种朴实无华的相当单纯的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评价这种植根于农村土地的理论为"土地民生主义"。

民粹派对当时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相当排斥。他们有一句名言:"自由的概念只与集体有关,个人对集体来说是没有自由的,对个人来说,自由就是对集体的服从,只有把个人溶于集体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民粹派的旗帜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相当精通,但他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的理论植根于西方工业文明下的产权关系和雇佣关系,而俄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于是在强调抵制剥削,实行社会公有制的基础下,民粹派将自己的同情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苦难的农民,他们在农民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新生的、令人向往的社会体制。于是后来人们就把这些主张民粹理论的社会思想家和活动家称为"知识分子"。因此,我觉得,知识分子诞生伊始,他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对一部分人的关注,而且这部分人通常是社会改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政治话语处于弱势的地位。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诸位应该比我更加有洞见,我就不班门弄斧了。回到知识分子和公共性的关系上,我个人的观点是,也许是相当古典的观点,公共性应当滞后于知识分子的身份,我读赫尔岑的《往事和回忆》,觉得他早期的教育,尤其社会政治理论的研习,为他今后的社会活动提供了可以发挥的空间。即使赫尔岑没有如此热情地投入社会运动,不刊发印刷品,我依然喜欢他早期的诗歌和散文。当然这与赫尔岑的性格和气质也不无关系,倘若他是现实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可贵的浪漫主义情怀了。

一格:
谢谢李彦对现代知识分子起源的娓娓道来。我对俄国这方面的历史一无所知,上了很好的一课。你所关心的两个问题在我看来都十分重要(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公共化为何应当成为知识分子的属性)。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我们是否还可以从中国文化中的"士"的角度来看(这好像也是一种比较广为接受的观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知识分子就恰好和俄国起源的那一种不同。同样作为精英阶层,士是为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服务的。在当代中国,我觉得这两种不同起源的"知识分子"都存在。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比较研究。

对于第二个问题,个人非常赞同李彦的说法:公共性应当滞后于知识分子的身份。

PS: 今天上赵鼎新老师的社会运动课,恰巧也谈到了异议知识分子的问题。对于authoritarian* regime里面的知识分子(如前苏联、伊朗,当然还有中国,尤其90's之前),他似乎是抱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的个人经历让他觉得这些理想主义者们的想法,在缺乏公开讨论或者亲自执政的锻炼(他所认为的知识分子成熟起来的两个唯一途径)的情况下,他们大多比较幼稚,他们的质素是体制本身决定的。在体制内,他们被剥夺了发言的机会;后来流亡的人(他举了魏京生的例子),在民主国家,其言论又失去影响力(流亡者的大多言论在民主国家不过是常识而已),因此其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使命也就此告罄。

*之所以用英文是为了区别autocratic

Cho:
谢谢Yol,格格和李彦,我也倾向于知识先于公共的提法.两个问题让我困惑:

1.知识是否本身具备公共性,即,为知识而知识这一行为本身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能为其带来功利的效果(促进世界的福祉)?
2.公共意指积极的公共还是消极的公共,即,信任知识而勤于行动,还是怀疑知识而慎于行动?

一年前的春节和友人聊到知识分子的问题,现在看来部分可作为2的引子,不妨和大家做个分享:

"所谓刻意(大概就是信任知识而勤于行动---我的理解@@)也许叫学术个人英雄主义更恰当一点.我觉得这个问题更像马克思的而不是韦伯的.工人作为流水线上的一环被剥夺了他与最终产品的联系.甚至一件最终产品是否可能都成了问题:如今有哪个人哪个学派会说自己进行的是总体反思而不是零敲碎打呢?专业化一方面有其正当性,一方面也是无可叛离的专制".

2008年2月2日星期六

[和谐影展]NYU。人与沙漠。组照

NYU
作者:Jenny Day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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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沙漠
作者:Lingxi

1. 沙漠之一:丘


2. 沙漠之二:护草


3. 沙漠之三: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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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照
作者:浮云

1. 家


2. 斜街


3. Labyrinth, Medusa


4. 春

2008年1月23日星期三

[和谐影展]上海拆迁废墟 平民的工作

作者: 胡坤

上海拆迁废墟

1. 拆迁废墟


2. 拆迁废墟上拍电影(2张)




3. 拍摄废墟的外国人


4. 住在拆迁废墟里的小女孩



平民的工作

1. 出租车司机在收破烂的三轮车上吃盒饭


2. 卖铁丝的人(3张)




2008年1月21日星期一

大学生的NGO志愿者行动——记“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

作者:一格

一提到香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其实,香港的志愿服务组织也非常发达,援助之手触及社会的不同需求:红十字会、乐施会、宣明会、国际特赦会等世界级NGO都在这个国际都会设立了分属机构,他们不但把善款物资输送向世界各地,更在本土培植了一种“慈善文化”。例如一年一度的“渣打马拉松”和“乐施毅行者”活动,都已经成为全民参与的城中盛事;与此同时,香港本土的中、小型NGO发展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如果说普通市民乐于参与国际大型NGO组织的活动是一种爱心和良知的彰显的话,那么自主发展本土志愿服务则更体现了港人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公民意识。有限的慈善资源流向何方?港人把选择的权力留给了自己。而大学生,作为现代社会理应最有理想和抱负的一个群体,在香港的志愿服务事业中,也扮演了鲜活的角色。其中,“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的成立和发展,就是香港大学生关心国家,渴望回报社会的一个生动例证。

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回忆在港大读书时期在中国教育小组工作的经历,从而透视大学生志愿做慈善的动机与利弊,希望对中国志愿服务,尤其是学生NGO组织志愿服务的发展有所启示。

一、中国教育小组:宗旨与目标

1995年,中国内地的“希望工程”助学款被贪污的消息在香港引起广泛关注,几个香港大学的学生决定组建自己的慈善团体,为内地失学儿童筹款。于是,“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以下简称中教组)正式成立,它成为迄今为止香港大专院校中唯一的政府注册助学慈善团体。13年来,中教组除每年资助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保靖、永顺两县四百余名贫困小学生读书以外,还在当地修建了“田家炳希望小学”。自去年“两免一补”政策在全国农村逐渐落实以来,中教组的资助对象亦由湖南小学生转为了广东省西北部山区因家境贫寒而面临辍学的高中生。

中教组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兼学生社团,具有双重使命。除了扶贫以外,她还常年在香港的中小学中展开“中国教育工作坊”或者“中国农村教育讲座”,希冀通过这些活动,培养更年轻一代港人的社会责任心,使他们对内地教育情况有更多地了解,让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消除贫困、发展教育的行动中。

中教组的成员都是港大普通学生,每年由会员中选拔出十名左右骨干作为干事会干事,负责该年度小组的所有慈善、行政工作。多年来,许多优秀的港大本科学生曾为中教组热情服务,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而凝聚他们的信念,则正如小组主页上所说:

“教育是让人认识世界,了解自我及发展潜能的途径,而每个人都应有机会接受教育,山区的孩子们亦不例外。他们不需要可怜,也不需要施舍,但却应该得到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希望大家在出于一颗善心帮助他们的同时,亦可以进一步思考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相信,有您的支持,他们的人生将会不一样。”

二、筹款

作为慈善机构,如何筹集到足够的善款是中教组的头等大事。年度筹款目标能否完成,直接关系到几百个贫困小学生来年的升学。作为学生社团,中教组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干事会一年一度的换届改选增加了管理层面的难度。为了保证善款的到位,新一届干事会产生前必须递交一分周密的年度计划书,详细说明全年将要举行哪些筹款活动,每个活动预计可筹得多少款项。例如,如果全年计划举行五个筹款活动,那么五个活动各有谁人负责,各计划筹集多少资金,都要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和预期。该计划书必须经过全体会员大会的民主表决通过,并在当年严格执行完成。正是这样严格的制度,使小组十几年来,从没有出现过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资助停滞。

筹款活动本身,形式多样、对象各不相同。这是发挥每个干事创意和实干能力的大好空间。大致来讲,筹款分为校内、校外两类。校内的筹款主要是义卖和募捐,对象是港大的学生和教员。一般情况,师生均会慷慨解囊,尤其是港大教员,是小组工作的一个重点。例如,笔者负责的2005年校园筹款周,就是在农历新年前由广州地区平价订购一些灯饰、玩具、文具,经过精心包装和宣传,在校园内热卖一周,效果甚佳。近年来,除了募捐的方式外,小组也效仿其他大型慈善团体,在港大举行一年一度的“赤足行”。这种较大型筹款活动除动员港大师生参与外,还诚意邀请各个社区家庭,意在创建以港大校园为中心的“慈善文化”,让更多的人关注面向中国内地的教育扶贫。

校外筹款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卖旗、年宵、商场筹款等,都需要周密的安排和巨大的人力。幸运的是,由于宣传得力,加上口碑良好,小组的人力资源较为充足。例如去年的港岛卖旗,共召集学生义工一千余名,一日内筹款33万港币。

三、监察

中教组深深明白,善款是否到位,是否被合理、有效地运用,是慷慨捐助者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慈善机构能否长久存在、健康运作的根本。虽然是学生全义务搞慈善,我们在这方面可是一点也不马虎。

小组的行政开支和善款泾渭分明,分别存入两个独立账户。行政开支的来源是香港大学学生会的拨款,每年只有两千港币左右,因为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所以这笔钱只用来解决办公用品等小笔开支;而所有善款均存入“中国教育基金”,任何一笔支出都要经过干事会主席、财务秘书、中国教育基金会主席三人的通过。另外,中教组每年的财物报告都交由注册审计师进行核数,并将报表公布,供社会各界人士索取。

善款每年按照协议电汇至保靖、永顺两县教育局,由当地教育部门负责发放到受资助学生手中,并把学生收据副本寄回香港。同时,中教组每年都会派一个由干事会成员和优秀组员构成的“中国教育考察团”,赴资助地进行考察。考察团肩负两个任务,首先是走访受资助学生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进行调查,以保证款项到位;其次,这个考察也是一个小组成员深入观察内地贫困地区社会状况的机会。需要申明的是,考察费用全部自理,不包含在小组行政开支内。现在,“中国教育考察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传统和特色的港大学生活动,每年报名参加考察团的人数不断增加,必须通过面试来选拔团员。

四、公民教育

中教组从来不把对内地的扶贫看成是一种怜悯。相反,我们的理念是,通过财富的再分配过程,施舍者和被施者都获得了一种学习的机会,两方面都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收获。我们向社会索取支持的同时,也在努力回馈社会。

小组每年会到香港各个中、小学进行工作坊或者讲座,分享组员赴山区的考察感想,和他们对中国教育现状研究的心得。希望通过对更年轻一代的教育,来增加社会全体成员对教育和贫困的认识。

在一些工作坊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贫富宴”环节:一些孩子可以分到面包和水,另一些孩子却什么都不能得到。然后,我们请孩子们来谈谈他们对此的感受,启发他们学会“分享”。在这样的活动中,孩子们懂得了贫困的意义。贫困不是一种罪恶或者耻辱,它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贫穷者不应该受到歧视。而有能力的人如果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给予贫困者物资或者受教育的机会,贫困就可以减轻甚至消除。——小学生并不能理解艰深的经济学、社会学,但如果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可以对贫困和教育有这样的感性认识,无疑有助于他们成年后对责任的继承。

五、启示

中国教育小组不是一个简单的义务慈善团体,它是一个一举多得的组织。

通过服务于中教组,一群有理想和责任感的大学生得以培养能力,实践理想,回馈社会;原本懵懂的青年在目睹同龄人的努力后被触动——“原来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更年轻一代的孩子开始对贫困和教育有所有认识,而整个社会知道:今天,我们的大学生不光会打电玩、谈恋爱,他们还有自己的抱负和担当。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忧国忧民”、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生社团诞生于重利重商的资本主义香港;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学生社团还搞的有声有色,真刀真枪地筹到很多钱,帮到很多人,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难道这不值得内地的学生社团反思么?

为什么是香港,在这方面做得更领先?除了其社会本身较为富裕,NGO制度健全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值得我们思考的因素呢?我们的公民教育在哪里呢?我们内地的大学生有没有强烈地“回馈社会”的意识呢?即便有,我们内地学生社团又能否做的如此专业呢?

作为在内地长大的人,我清楚地记得从小学起就被“号召”向希望工程捐款。多年后,当我们发现自己的零花钱并没有用到一个和自己同龄的失学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们渐渐地失望了;当大街小巷都是一个小女孩儿睁着硕大的双瞳的照片时,当看到媒体上到处都是穷人的凄惨和孩子的悲凉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麻木了呢?香港的例子告诉我们:慈善不应该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索取。它应该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如果我们身边多一些主动地、快乐地行动的同龄人,相信人们在这一事业上,一定会看到更多的理性和热情。

这便是香港学生NGO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已收入《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丁元竹 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