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庶民的绝望

作者：一格

按：“旧浪潮”好久没有新文章了，在此贴陋作一篇， 一飨读者，二抛砖引玉。——


在firefox自带的latest headlines上知道杨佳被执行了死刑。有一点震惊，因为这事情好像还没有一个“说法”公布于众。之前盛传的他因为被怀疑偷自行车而遭受上海警察殴打的事情，好像既没有被否认，也没有被证实。怎么就草草地判决了呢？我很惶惑。

看到王小峰博客一句话言简意赅：11月26日，一个中国青年和法治一起死了。

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有基本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和我得出一样的结论，所以我就不就其本身的不正当性和愚蠢性作太多评述了。一 个不断被内部失灵的国家机器挑战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政体，其运作似乎已经不再以任何一种、或几种利益群体的意志为转移；相反地，这个部件失灵的庞然大物，成 为了一个自身有自主性、但无方向性的“利维坦”，非变革，无以扭转之。至于变革是以大规模暴力形式、局部小规模暴力（就像今天正在发生的情境）、还是自上 而下的“颜色革命”进行，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最保守的，可能是以“不损害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当下利益”为前提。但即便如此，也依然会举步维艰。

杨佳一事，我希望人死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引发我们严肃思考的起始。

至于对我个人来讲，更进一层的是，我忽然有一种作为庶民的绝望之感。在包括比较开放的南方报业的报道中，对于杨佳和其母的报道中，都有大篇幅的关于他们母子人格、性格、甚至心理问题的描述。似乎叙事的潜台词就是，“一个来自不健全家庭的具有心理障碍的青年对于社会不适应所引发的伦理、法治悲剧。”

个 人“心理障碍”，多少制度性的罪恶，挾此之名。现代性的悲剧就是，个人要以赤膊上阵的方式，对抗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国家、法制、教育系统、大众传媒。法 庭、考场、家中的电视机前——完全不具有可比性的两股权力之间的对抗，被巧妙地处理地极为隐蔽。以至于对于所有个人生命的失败、失意，我们可以抱怨和谴责 的，只剩下一张皮、206块骨头间，有且仅有的自己。

我时常思考那个1949－1979年之间的所谓“疯狂”的“革命年代”。主流话语 说，那其间充斥了杀人、吃人、疯魔、血腥的悲剧。我不想否认，这些尚没有什么理论体系可以完整诠释的图景，的确不是无辜的。我只是想，今天我所生存的社 会，就比那时候美好、文明么？剥去皮相，一样的残酷血腥。隐蔽的吃人，比“肉搏”更让人恐惧颤栗；精神的泯灭，比肉身的消亡更加彻底；醉生梦死，才是最卑 微的永逝。

［图：李晓斌／上访者］

大学生的NGO志愿者行动——记“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

作者：一格

一提到香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其实，香港的志愿服务组织也非常发达，援助之手触及社会的不同需求：红十字会、乐施会、宣明会、国际特赦会等世界级NGO都在这个国际都会设立了分属机构，他们不但把善款物资输送向世界各地，更在本土培植了一种“慈善文化”。例如一年一度的“渣打马拉松”和“乐施毅行者”活动，都已经成为全民参与的城中盛事；与此同时，香港本土的中、小型NGO发展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如果说普通市民乐于参与国际大型NGO组织的活动是一种爱心和良知的彰显的话，那么自主发展本土志愿服务则更体现了港人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公民意识。有限的慈善资源流向何方？港人把选择的权力留给了自己。而大学生，作为现代社会理应最有理想和抱负的一个群体，在香港的志愿服务事业中，也扮演了鲜活的角色。其中，“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的成立和发展，就是香港大学生关心国家，渴望回报社会的一个生动例证。

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回忆在港大读书时期在中国教育小组工作的经历，从而透视大学生志愿做慈善的动机与利弊，希望对中国志愿服务，尤其是学生NGO组织志愿服务的发展有所启示。

一、中国教育小组：宗旨与目标

1995年，中国内地的“希望工程”助学款被贪污的消息在香港引起广泛关注，几个香港大学的学生决定组建自己的慈善团体，为内地失学儿童筹款。于是，“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以下简称中教组）正式成立，它成为迄今为止香港大专院校中唯一的政府注册助学慈善团体。13年来，中教组除每年资助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保靖、永顺两县四百余名贫困小学生读书以外，还在当地修建了“田家炳希望小学”。自去年“两免一补”政策在全国农村逐渐落实以来，中教组的资助对象亦由湖南小学生转为了广东省西北部山区因家境贫寒而面临辍学的高中生。

中教组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兼学生社团，具有双重使命。除了扶贫以外，她还常年在香港的中小学中展开“中国教育工作坊”或者“中国农村教育讲座”，希冀通过这些活动，培养更年轻一代港人的社会责任心，使他们对内地教育情况有更多地了解，让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消除贫困、发展教育的行动中。

中教组的成员都是港大普通学生，每年由会员中选拔出十名左右骨干作为干事会干事，负责该年度小组的所有慈善、行政工作。多年来，许多优秀的港大本科学生曾为中教组热情服务，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而凝聚他们的信念，则正如小组主页上所说：

“教育是让人认识世界，了解自我及发展潜能的途径，而每个人都应有机会接受教育，山区的孩子们亦不例外。他们不需要可怜，也不需要施舍，但却应该得到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希望大家在出于一颗善心帮助他们的同时，亦可以进一步思考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相信，有您的支持，他们的人生将会不一样。”

二、筹款

作为慈善机构，如何筹集到足够的善款是中教组的头等大事。年度筹款目标能否完成，直接关系到几百个贫困小学生来年的升学。作为学生社团，中教组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干事会一年一度的换届改选增加了管理层面的难度。为了保证善款的到位，新一届干事会产生前必须递交一分周密的年度计划书，详细说明全年将要举行哪些筹款活动，每个活动预计可筹得多少款项。例如，如果全年计划举行五个筹款活动，那么五个活动各有谁人负责，各计划筹集多少资金，都要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和预期。该计划书必须经过全体会员大会的民主表决通过，并在当年严格执行完成。正是这样严格的制度，使小组十几年来，从没有出现过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资助停滞。

筹款活动本身，形式多样、对象各不相同。这是发挥每个干事创意和实干能力的大好空间。大致来讲，筹款分为校内、校外两类。校内的筹款主要是义卖和募捐，对象是港大的学生和教员。一般情况，师生均会慷慨解囊，尤其是港大教员，是小组工作的一个重点。例如，笔者负责的2005年校园筹款周，就是在农历新年前由广州地区平价订购一些灯饰、玩具、文具，经过精心包装和宣传，在校园内热卖一周，效果甚佳。近年来，除了募捐的方式外，小组也效仿其他大型慈善团体，在港大举行一年一度的“赤足行”。这种较大型筹款活动除动员港大师生参与外，还诚意邀请各个社区家庭，意在创建以港大校园为中心的“慈善文化”，让更多的人关注面向中国内地的教育扶贫。

校外筹款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卖旗、年宵、商场筹款等，都需要周密的安排和巨大的人力。幸运的是，由于宣传得力，加上口碑良好，小组的人力资源较为充足。例如去年的港岛卖旗，共召集学生义工一千余名，一日内筹款33万港币。

三、监察

中教组深深明白，善款是否到位，是否被合理、有效地运用，是慷慨捐助者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慈善机构能否长久存在、健康运作的根本。虽然是学生全义务搞慈善，我们在这方面可是一点也不马虎。

小组的行政开支和善款泾渭分明，分别存入两个独立账户。行政开支的来源是香港大学学生会的拨款，每年只有两千港币左右，因为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所以这笔钱只用来解决办公用品等小笔开支；而所有善款均存入“中国教育基金”，任何一笔支出都要经过干事会主席、财务秘书、中国教育基金会主席三人的通过。另外，中教组每年的财物报告都交由注册审计师进行核数，并将报表公布，供社会各界人士索取。

善款每年按照协议电汇至保靖、永顺两县教育局，由当地教育部门负责发放到受资助学生手中，并把学生收据副本寄回香港。同时，中教组每年都会派一个由干事会成员和优秀组员构成的“中国教育考察团”，赴资助地进行考察。考察团肩负两个任务，首先是走访受资助学生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进行调查，以保证款项到位；其次，这个考察也是一个小组成员深入观察内地贫困地区社会状况的机会。需要申明的是，考察费用全部自理，不包含在小组行政开支内。现在，“中国教育考察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传统和特色的港大学生活动，每年报名参加考察团的人数不断增加，必须通过面试来选拔团员。

四、公民教育

中教组从来不把对内地的扶贫看成是一种怜悯。相反，我们的理念是，通过财富的再分配过程，施舍者和被施者都获得了一种学习的机会，两方面都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收获。我们向社会索取支持的同时，也在努力回馈社会。

小组每年会到香港各个中、小学进行工作坊或者讲座，分享组员赴山区的考察感想，和他们对中国教育现状研究的心得。希望通过对更年轻一代的教育，来增加社会全体成员对教育和贫困的认识。

在一些工作坊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贫富宴”环节：一些孩子可以分到面包和水，另一些孩子却什么都不能得到。然后，我们请孩子们来谈谈他们对此的感受，启发他们学会“分享”。在这样的活动中，孩子们懂得了贫困的意义。贫困不是一种罪恶或者耻辱，它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贫穷者不应该受到歧视。而有能力的人如果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给予贫困者物资或者受教育的机会，贫困就可以减轻甚至消除。——小学生并不能理解艰深的经济学、社会学，但如果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可以对贫困和教育有这样的感性认识，无疑有助于他们成年后对责任的继承。

五、启示

中国教育小组不是一个简单的义务慈善团体，它是一个一举多得的组织。

通过服务于中教组，一群有理想和责任感的大学生得以培养能力，实践理想，回馈社会；原本懵懂的青年在目睹同龄人的努力后被触动——“原来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更年轻一代的孩子开始对贫困和教育有所有认识，而整个社会知道：今天，我们的大学生不光会打电玩、谈恋爱，他们还有自己的抱负和担当。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忧国忧民”、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生社团诞生于重利重商的资本主义香港；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学生社团还搞的有声有色，真刀真枪地筹到很多钱，帮到很多人，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难道这不值得内地的学生社团反思么？

为什么是香港，在这方面做得更领先？除了其社会本身较为富裕，NGO制度健全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值得我们思考的因素呢？我们的公民教育在哪里呢？我们内地的大学生有没有强烈地“回馈社会”的意识呢？即便有，我们内地学生社团又能否做的如此专业呢？

作为在内地长大的人，我清楚地记得从小学起就被“号召”向希望工程捐款。多年后，当我们发现自己的零花钱并没有用到一个和自己同龄的失学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们渐渐地失望了；当大街小巷都是一个小女孩儿睁着硕大的双瞳的照片时，当看到媒体上到处都是穷人的凄惨和孩子的悲凉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麻木了呢？香港的例子告诉我们：慈善不应该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索取。它应该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如果我们身边多一些主动地、快乐地行动的同龄人，相信人们在这一事业上，一定会看到更多的理性和热情。

这便是香港学生NGO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已收入《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丁元竹 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维西报告——"神贫"

作者：Eason

林茨在《福音谷》里写道，“一百多年前，几个不畏艰险的传教士深入到终日云雾笼罩的横断山区，将信仰的种子播到当地傈僳族人心中。直到今天傈僳人仍然虔诚。 他们在贫困艰难的生活中，感受幸福和宁静，内心充满光明。”傈僳人在信仰中的贫困艰难的生活，也就是被林茨称作“神贫”的生活。


我在维西腊八山小学遇到了一位志愿者William。他属于一个名为香格里拉志愿者组织的团体，已经在腊八山小学服务半年了。他请我回来后在学校里多宣传一下，我后来也写了几篇文章，专门写了一段介绍他所在的组织。他看过文章后立刻说我误会了：他要我宣传的不是他们的组织，而是宣传维西的贫穷状况，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需要关注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决定来这里做志愿工作。

他说出初衷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这都市里已经中毒太深了。我已经失去了分辨轻重的能力，成为了一个市侩。孩子般天真纯全的心，也已经离我远去。而这样的天真纯全，维西的志愿者们让我还看到了他们的坚持。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处在云南西北部的迪庆州。从丽江坐客车到维西需要6个小时，公路时而翻越山巅，时而沿着金沙江蛇行，时而在山腰上盘旋，车窗下就是几百米 的悬崖，令人胆颤。而这样的高山公路，在维西县的弟兄眼里却不值一提。他们眼中的险路，是从维西到德钦的沿江边的高山前进的路。一条滚滚的大江从公路上看 也只是一条线而已，水声从一千多米之下传上来，已经渺不可闻。高山将维西与外界隔绝开来，也阻碍着外界的来访。

公路下的河以及对面山上的公路

我到达维西的当天遇到一位从乡下来城里治眼病的傈僳族小姑娘。她已经十四岁了，但却才上到小学四年级，因为她眼睛不好使所以开始上学很晚。她站在教堂的天台 上看下边的人钓鱼，我也和她一起站着，试图和不太会说汉话的她说话。在我徒劳地尝试了好几次之后，她突然主动地问我，水边的人在干什么。我回答说他们在钓 鱼，又给她解释钓鱼的方法。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位没有见过钓鱼的孩子。在我的家乡四川的那个小乡村，每个小孩在童年都会自制鱼杆去钓鱼。

我问她在学校里的生活。她每天走很远的路去上学，为了不迟到需要六点就起床，也不吃早饭。我问她为什么不吃早饭，没有听得太懂她说的原因，我也没有追问下去，我可以猜得出来。后来我才知道，山村里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因为他们粮食不够。

我告诉她说我是四川人，在北京读书，她却迷惘而不理解。我解释说四川就在云南的上边（北边），而她竟然连云南也不知道。事实上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县城。我无法 掩饰那一刻的震惊，这里的生活与我幼时在四川农村的生活根本不可比较。后来我在腊八山村向William提起，他当着我的面随便叫了几个在旁边玩耍的孩子 问他们知不知道北京四川云南，答案是一片沉寂。他们出生在高山上，又在高山上度过一生而死去，有的人一辈子没有下过山。外边的世界与这里无关。

因为我之前已经跟当地人交谈过，知道以前这里的孩子能读到初中的很少。我问她小学毕业之后还继续读书吗，她很快地回答说不会。她说父母年纪大了身体都不好， 不能劳累，所以自己要在家里做农活。她这样说的时候神态淡然不见忧伤，似乎这样的人生就是她所一直预期的，也是这里一辈辈的人所重复的。

离开维西县城后，我到了腊八山村，和William交谈了很多。这里的家庭年均收入只八百元，孩子上学的费用是不可承受的负担。还好最近几年国家对九年义务 教育免收学费，甚至在维西等高原地区发放教育补助，孩子们去上小学和初中每个月还有钱拿，但仍然有很多的孩子不会选择上初中。家庭认为读书没有很大的用 处，孩子们也不喜欢当地条件简陋师资匮乏的学校。于是在内地早已成为历史名词的“普九”（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这里却开展得如火如荼。2007年的暑假 维西县的小学和初中在8月提前开学，这样就能尽早地发现那些辍学的学生并派老师去说服他们返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就是迎接九月正常开学时间会到来的“普 九”检查。

腊八山小学的门和校舍

我 在小学里遇见一个孩子，可能才8岁左右，很矮，却穿着一件很大的暗红色的外套。外套没有扣子不能扣起来，露出光光的肚皮，再加上他的头发很短接近光头，显 得非常怪异。我问老师他为什么会穿成这样，老师苦笑说很显然他就只有这一件衣服。这里的人基本上都只有一套衣服，穿破了也接着穿。我在村子里看见了很多穿 着很破的鞋子的村民，他们没有钱买新的鞋子。我想起来自己的鞋子穿了一年破了一点点就扔掉重新买一双新的，不禁很难堪。

这里的村民基本上 只种土豆这种作物，再没有其他的可以填肚子或卖钱的作物。山上很冷，村民们把树砍了晒成干柴来做饭和取暖，有的时候他们把干柴背到山下去卖。据林茨在《福 音谷》里描述的，他们辛辛苦苦走三个小时山路背一背篓干柴下去卖，可以得到五元钱。William说，因为他们砍树太多的缘故，现在山上泥石流经常发作。 为了保护森林，政府在这里推广使用沼气池，但保守的居民们并不愿意尝试，而最先安装了沼气池的几家人因为操作不当而没有效果，这更阻碍了沼气的推广。山上 倒有很多很粗的核桃树，估计有100年的历史了，结满了累累的核桃。但这些核桃仍旧不能给村民们带来收入，因为它们无法运出山去。村里的小学修校舍的时候 从山下买来泥沙，山下的价格是30元一方，人背马驼地运到山上就陡增到300元一方，这就可以想像为什么核桃不能被运出去了。于是对于这些大城市里售价昂 贵的野生核桃，他们的处理却是喂猪。

村民们把面粉叫做“白面”，可能这暗示着它的珍贵吧，因为山上不产麦子，面粉都是买来的。同样的，米 也是买来的。我猜想这里的人家平时是很少吃面粉和米的。有一天我走过一户人家时他们招呼我进去坐，拿出蒸屉里的白面馍馍请我吃。我这个南方人平素最不喜欢 吃馒头，但这些馒头也许却是他们能拿得出来的最贵重最好吃的东西了。

我在山上住了两天，都在教堂里吃的饭，倒是吃了不少米饭。米饭里有很 多黑色的小米虫，我小时候吃的米饭里倒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并不陌生。这样的小米虫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米放得太久了的原因。他们的下饭菜是炒过的土豆 粒，没有蔬菜，没有肉。没有肉是因为他们买不起肉，没有菜则是因为他们没有吃菜的习惯。我不喜欢吃土豆，平时坚决不吃，这时只好匆匆刨了两碗饭了事。村子 在山上，风景很好，但有人住的地方苍蝇却很多。人不动的时候苍蝇可能会飞到身上来，吃饭的时候苍蝇就在桌上飞来飞去，要不停地挥手去赶。有一次我吃饭的时 候我看到汤碗里有两只苍蝇，我盛汤时不小心舀了一只到我碗里。我用筷子把苍蝇夹出来，看着桌上吃得很香的其他人，又若无其事地把剩下的汤喝了下去。

村民的住房

村民们的房子一般都是用木片搭起来的，最近国家给了补助后才出现了一些泥瓦房。那些木片搭起来的房子不保暖，冬天肯定很冷；屋顶是木片，下雨的时候肯定漏得 也很厉害。William说这样的木片房子每隔十年左右就得重新修一次，因为木片会朽坏。村里的学校和教堂都是一位香港人捐献修起来的，普普通通的房舍居 然花了七十多万，因为建房用的砖瓦从山下运上来会非常贵。

我在教堂的时候他们正好在举行一个集会，其他各个乡的年轻人都来腊八山村的教堂 参加，晚上就睡在这里，他们大部分在教堂的阁楼上打地铺。山上的晚上非常冷，我把棉被盖得严严实实得还觉得冷；而阁楼四面没有墙壁完全透风，不知村民们是 否会感到不妥。有些外村的青年女子就在我房间外的过道打地铺，深夜我经过的时候她们已经在地上的棉被里睡着了。汉地女子永远比不上她们纯全善良，而深夜行 过的我那时的心情，已无法在这喧嚣的都市忆起并用语言表出了。难道这就是林茨在《福音谷》里所引用的印证？“她敢单独外出，夜间敢去给羊开门而不怕邪恶， 因为她自己便心无邪念；但她实际上并不孤独，因为她不论走到哪里，总是伴随着古老的歌曲与诚实的思想，以及祈祷。”

清晨，在教堂阁楼打地铺的年轻人下楼来

William 还要在腊八山小学待半年，他在对当地进行一个调查，调查报告会交给香格里拉志愿者组织，如果被管理者认可则会对此地进行资金援助。William说他在腊 八山村结束调查后会去德钦找一所小学继续调查。他跟着村民向导四处翻山越岭地调查，在高原上爬山却从不主动叫停休息，长期下来走得不比村民慢，向导们都很 佩服他。他说他对这个乡的情况摸得比这里的乡长还熟。高原的太阳晒黑了他的皮肤，披着长发，他看上去也许有一些蛮族气息。他去城里买东西人家都不相信他是 外地人。这篇迟迟出来的额外的报道，也许算是我交给William的一个作业，也算是我明日离京赴兰州的序幕了。

老子说，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为婴儿。我开始疑惑在这样贫穷但感恩的生活里的他们是否需要被外界强力唤起。明年我和朋友相约去维西进行志愿教育的时候，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文中所附照片均为作者摄，点击察看原图)

永远保持警觉

作者：某子

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件事已经想清楚了，知道如何去做，也知道一定要去做，然后就会停一会，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准备没有做，还没有到去做这件事的时候，甚至从情感上反对做这件事的必要性。一般来说我们随后便会等待，一直拖到不得不做的时候。有时这无伤大雅，只是浪费点时间而已，但是在灾难面前，这就是致命的。因为避免灾难的机会只在一瞬间，而且越早越好。这个道理再明显不过了。卡车突然出现并撞过来的时候，你的选择只有迅速反应或者被撞死。许多疾病症状一旦明显到不细心都能注意到的时候，你已经完蛋了。
这里的要点就在于证据足够在理智上说服自己的时候，就要开始行动，当一切迹象都指向某个会发生的灾难的时候，就要开始设法躲避。虽然社会对于“正常”的要求是使人不愿进行紧急的避险行为的一个动机，但是如果要等到证据变得明显，人人都能看到，对此作出反应不会被认为是怪人的时候，危险已经发生了。

有时候我们的借口是思考不够周密，还需要时间考虑。但在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之前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还有多少时间可供考虑？如果有，那么很好，如果没有，那么就要估计自己有多少把握，和采取措施的收益和风险，而不是由于“没想好”这一感觉而白白等待。并不一定要设想周全了才能去做，更何况有时做任何事情都比什么都不做好。在考试的时候，常常第一个想到的答案才是正确的，后来越改越错，后来的反复考虑通常都没有用。

最后是惰性，即使没有社会压力，我们也会倾向于像平日那样生活。早上起来吃饭然后去自修，至少给人以一切都好的感觉。并且，这样生活是安全的，稳定的。就算有什么问题，待着不动总不会有什么问题。假设我早上起来发现外面刮台风下大雨，我就躲在寝室里不动。但是如果是只有行动才是安全的，而坐着不动就会死呢？在地震中有几个人会在第一下震的时候就跑？大多数人在感觉到振动之后总要停一会儿，在缓过神来之后再跑。更有几个人是看到某些震前预兆的时候就跑呢？遗憾的是，正是这少数人才更容易活下来。维持正常的倾向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懒。和日常惯性不同的行为需要不断地做出新的计划和判断，有时这就构成不愿意想和做脱离日常的事情。

对全社会范围的灾难，人们的反应常常更加不足。这多半是因为个人遇到的紧急情况很触动感性的认识，而社会是在噗的一声中毁灭的，预见危险完全取决于分析思考。二战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一开始不过是隔离居住和戴标记而已，但是如果没有预见到集中营的话，那么放弃产业，主动选择流亡国外那么简直就是一个疯子。但是如果坐等周围一片混乱，人们开始大量逃亡，环境直接把感性认识强加给你，什么都来不及了，因为此时已经限制出境了。

好吧，这一堆废话的中心思想是说，时时刻刻都保持清醒，不被感觉所左右尽管很好，但是不可能。虽然，在预见到紧急事件的时候，要特别相信自己的思考，不要被感觉拖慢了行动的步伐。毕竟，灾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以最大灾难为例，人类在这一代上灭绝的概率，根据平庸原理，是四十分之一。

海国图志之：看不见的城市（上）

看不见的城市
——细看英国社会基础设施

作者：黄枘 施娱 （杭州外国语学校 高二）


一个人长时间骑马行走在丛莽，自然会渴望抵达城市。那雨水充沛的青空，须臾间，又拿捏出了朵云。御风而行，浓郁的红砖墙，喷泉混杂着复古与年少的气息，灰白的道路。我们的目光，需不时从贪恋中抽身，才能让这旅途，不至是一场走马观花的虚妄。


Mersey Tunnel（墨西河底隧道）

整十天里的大半时间我们都住在Wirral——这个和利物浦一河之隔，风情迥异的田园城市。这片被誉为全英格兰最独特的土地，每天傍晚就开始收留白天在利物浦劳顿不堪的人们，包括数量可观的红军球迷。

Wirral虽小，那里人总很气派地称之为半岛。在半岛和大陆之间往返，自然需要交通的支持。于是，River Mersey上著名的渡船孜孜地运行了八百年，之后又建起桥梁，现已耄耋之年的Mersey Tunnel只能算是这些交通设施里的新生儿。如今的隧道有独立的两条：Kingsway和Queensway。一进一出，遇高峰期管理部门还根据车流方向作适当的调剂，譬如早晨把Kingsway的车道辟出一条来和Queensway共同作为上班族从 Wirral离开的通道，黄昏则反之。隧道的高效，让越来越多的当地人选择从河底过河。可是，谨小慎微的英国设计师还是被天气所挫伤：若逢雨天，隧道口就会聚集起一个大水坑，由此引发的大堵车自然不在少数。人们想过不少办法，如果挖一个下水口，地处河底的缘故大概会让水坑变汪洋；抽水机的连轴转在多雨季节又太不经济。这个用中国工程师的小聪明须臾化解的问题，困扰了执著的英国人显然很久了。抑或他们把更多的精力贡献于我们看来可笑的公共事业上，墨西隧道中就有鲜活的例子——

MUTA大约算得上是英国闻名的NGO（非政府组织）。它筹资，游行，给上下院写信，左右过议会法案的通过。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它的全称却令我们哑然失笑：Mersey Tunnels Users Association （墨西隧道使用者联盟）。照理，这些来去匆匆的行车者应该也挺忙，那他们致力于什么事业呢？答案，就在于一堆小小的硬币——MUTA抗议的正是中国人早已习以为常的道路收费。根据车型的不同，过Mersey Tunnel通常需要交纳1到2磅不等。用居民收支状况来算一笔账，英国诸如此类的收费无疑要比我们实惠得多。然而，反对的声音总是认为政府把收取的钱财投在了脱离民众的去处，况且隧道的建设本就该由政府自掏腰包。在没有成文宪法的英国，民众把每一个法案的表决看得异常神圣。为了阻挠交通收费的法案在议会的通过，MUTA无疑牺牲了远远大于每日一两磅的钱财。讽刺的结果是，他们失败了，依旧日复一日地需要向收费机器里投币。可我们并不敢嘲笑他们，也没有资格。


Care for the disabled（残疾人的社会关怀）

尽管英国政府提供了相当完备的医疗体系，根据可靠数据，这个老牌工业帝国的残疾人比重千禧年之后已经逼近20%，而中国此项指标只有英国的1/4。且不论我们国家的统计是否严密，也不拿单纯的数字来做比较，面对严酷的现实，英国人的态度令人动容。不分国界，听力语言障碍总在残疾人数里占有相当可观的分量，因此相当一部分英国电视节目都配有手语。房东妈妈很自豪地说自己就是当地聋哑学校的老师，每逢周末，她就会挑些表现优异的孩子来家里玩。这些孩子和我们吃住在一起，丝毫不怕生，看得出来他们很享受这样一位好老师和好环境，应该也算不幸中的幸福了。我也弄懂了简单的英语手语，好去回答他们诸如：“姐姐，中国是不是在好远好远的地方”之类的可爱问题。

言归正传，城市的社会基础设施，无疑更多是为肢体残疾的人们所设。英国致力于保护残疾人的法令很多，有些赋予了残疾人特殊的权利。比如在驾车问题上，残疾人士不仅能够随意改装车子，还拥有比普通人提前一年领取驾照的特权。当然，政府很清楚，不是每个肢体残疾的人都能够自行驾车，于是令人惊讶的法案出台了：为了比例甚微的轮椅人士，硬性规定每一辆出租车都必须备有无障碍斜坡，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安置轮椅人士专座，违者严惩不怠。同样，无论公交车多么拥挤，没有一个英国公民愿意占据那个专座。利物浦以博物馆众多闻名全英，三顾此地，感动我们的不仅仅是完整鲜活的英国历史，还有每一座馆前的残疾人升降梯。它们大都很久没有用运作过了，但仍然每天被擦拭检查，等待一个万一的发生。对于免费的博物馆来说，保养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无疑是个苛刻要求。然而英国人坚持着，并且将这样的精神推广到了商店，学校。我们所到之处，用俯拾皆是来形容升降梯出现的频率似乎也不为过。

我们大可以于此嗤笑一番英国人的得不偿失——这一系列优待不知道花去纳税人多少钱财。看起来似乎固执得无药可救，或者说钱多得没处花。然而，若是我们，习惯了在公车上对让座提醒充耳不闻的我们，即便安了专座，可能还是心安理得地坐下，装了升降梯也不会常常保养的罢。话大概说过了，但与此同时，我们能看见英国政府正在努力让每一个有能力的残疾人成为纳税人，让每一个健全的纳税人尊重残疾人。

基础设施的发达，公民素质的发达，一定是通过身体力行的纽带，相辅相成的。


Buses & Parking Lots（关于公车及停车场）

有时我们可能羡慕过度，于是给英国基建挑刺儿的能力也呈几何倍数增长。酸葡萄的心理力量不小，我们也常常能发现人性化之余的小漏洞。公共汽车在英国已不是聚光灯下的交通工具（伦敦著名的双层红巴士除外~），但它依旧保持严谨守时的优良传统：每一块站牌上都明确标有几点几分会有车到达，事实上也从不延误。掐好时间，只要你准时出现在候车处，就一定不会错过。然而一切都表示得清清楚楚的站牌上有一点让中国人很难理解：没有线路。要是不明白一辆车往哪儿去，初来乍到的人怎么赶车呢？这种心照不宣的漏洞，似乎透露着一丁点儿排外心理。不过，要解决问题也算不上困难，站牌上的咨询电话，四周的热心人加上网络和公交总站的图示都能帮上不少忙。

不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自然是动用私家车。普通英国家庭至少配有两辆车，一大一小可以灵活调剂。英国路边常常设有凹陷区域，专供停车。显然，这一招在车流密集的地方不管用。房东爸爸开车送我去利物浦火车站那日，就驶入一幢停车楼泊车。大概是城市里寸土寸金的缘故，楼层面积狭小然而层数多得可怕。我们的车就这样一直绕圈上行，转了十多轮找到顶楼一个角落在停下来。我的中耳受离心力作用彻底失去了平衡感，就开始抱怨设计的不合理。房东爸爸笑笑，说房子设计得的确不舒服，既然咱们时间充裕，就尽量多爬两层。恍然发现，一座公用的停车楼，本无所谓指定车位，事实反倒是楼层越高车更多，底层的空位都是自觉留给急事在身的车主。人性化的理念由设计者创造，不完全人性化的疏忽却有全民愿意弥补。


Some trivia（红绿灯和垃圾桶的轶事）

英国之行，红绿灯晃得满眼，一个十字路口可以由多达十盏红绿灯拥戴着。之所以多，并非交通管理不善，而是出于人性化的需要——英国街道并不采用中国街上与路灯同高的“空中红绿灯”，而是在车道，人行道上分别设灯，以满足不同的行者。左转的车辆（切记与他处有异）并不和直行的共用一个指示灯，司机的目光在转角分道扬镳。行人呢，就算是仅一车宽的道口，也会有盏红绿灯在街心的安全岛遥望。

不过这方圆两米内三灯并肩的景致即将不再。英国政府新近出版的《交通绿皮书》建议，取消红绿灯和斑马线等道路交通标志，给予行人和司机以相等的路权。这项规定试行以来不仅没有引发混乱，却切实地提高了交通安全度，减少了道路拥堵，令人哑然。就我看来，这并非“无为而治”，而是让公众在具备了一定道德基础后自我约束。走在伦敦街头，你也许会偷笑，闯红灯的行人并非绝无仅有，看来西方文明成熟的典范也不见得多么无可指摘。但与国人坦然的步态及其背后理所当然的心态相比，英国人闯红灯时动作不可谓不迅捷。在领着我们一群学生面“红”而行时，陪同的英国教师David和Owen总是神情紧张，催促不断。在他们看来，为了省时间穿越暂无车辆的街道没有问题，但你毕竟偷占了他人的路权，在有车辆时是车辆优先，那么你只有趁没车时快赶几步。这细微差别作为对于闯红灯的老掉牙论调的补白，揭示了英国人不越雷池的投机，也为取消红绿灯部下了前提。既然树立众多的减速标志并没能使道路更安全，政府就干脆创造一个环境，在那里，大家都会有轻微焦虑，于是所有人都谨小慎微，任何人若时速超过二十英里，自己都会觉得不妥。这样，硬性规范的弱化，使人与人之间的牵制凸显出来。对于自己和他人的重视，轻松地使狭路相逢变得客气起来。

如果将英国红绿灯的消失摆上时间轴，是现在进行时的话，则垃圾桶恐怕已经成了过去时。准确地说，是公共场所的垃圾桶——真是令人踏破铁鞋。而对每户家庭而言，家门口必然码着五个规格统一的卫士，分门别类地吸纳着玻璃、塑料、废纸、易拉罐和厨房垃圾。除了耳熟能详的垃圾分类，英国政府还在垃圾桶上动起脑筋，给每个垃圾桶装上芯片。安装在桶口边沿的芯片，在垃圾车把垃圾桶拉起来倾倒垃圾的时候，会把例如房屋地址和垃圾重量等有关信息记录下来，对于垃圾分量超重的家庭将按件收取费用。这对于英国这个在欧洲诸国中废物回收利用率排在倒数的国家来说实在是无奈之举。为此，英国人还对自己懒惰的品质进行了一次无伤大雅的利用。英国人不否认自己懒，并以此为傲，于是在公共场所，甚至办公室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垃圾桶，就切中了他们的要害。当英国数家大公司宣布，办公室内将不再配置垃圾桶时，雇员们必定是痛苦不堪。这项政策背后的逻辑令人发笑：如果员工扔想扔垃圾，就必须走到办公室所在楼层的垃圾统一回收处。若要让视做功为极大痛苦的英国人走上老远去扔一张废纸，他们都会明智地选择在背面再多写几行字。就这样，凭着垃圾桶的缺失，英国人就有望降低每年办公室垃圾数亿吨这个天文数字。

这个略显吝啬的规定着实害苦了来者。经常地，我手攥一纸杯，站过了火车又立过了地铁，硬是没有找到那个能解放我手的容器。一次在利物浦火车站等待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寻寻觅觅，最后只能把垃圾扔进为数可怜的清洁工的手推车里了事。虽然英国人学会了不在地铁火车上饮食，以减少垃圾的产生，但他们也绝不会将寻找垃圾桶视为偏执。但在我们身边，是在无可奈何时原谅自己，还是在旁人眼中傻傻地拿着空饮料杯，就该是个抉择了。

在英伦生活中，此二物的缺失不过写下了人们早已熟稔的一句话：好的法律，旨在预防，而非惩戒。若人们已经能够约束自己，那法律也大可不必。


看不见的城市（下）

海国图志之：看不见的城市（下）

看不见的城市（上）


The underground of London（伦敦地铁）

伦敦的地铁，它已经华丽了许多年。

从百年前驶来，它不可谓不古；当它满载城市的庸碌离去，又分明透着当下的气息。

拿到伦敦的地铁图，你看到的，便是错综的五彩管子。地下静脉的复杂，使陌生人想要理出头绪就已经殊为不易。幸而英国的残疾人保障做得到位，对于行动不便的市民，甚至盲人，也有无障碍通道、升降梯和盲人地铁图为他们提供方便。只是，有一类人，除非土生土长，是实在无法独立解开这纠结的布局的——那些难被注意到的色盲们。

前面已经提到，伦敦的地铁图是以色彩为标记的。一般人找到自己的目的地，再以颜色为标记，去寻找相应的线路。但伦敦的很多站点是几条线路的交汇处，不同线路的通道往往是早早分开的。在通过检票机器后，乘客就要根据线路的不同，选择下到不同的地方；而在分岔处显示的，只有线路名称，没有具体站名。也就意味着，缺少了色彩的纽带，色盲人士除非走到某条线路的轨道旁，诚惶诚恐地瞄上一眼那里的具体线路图，否则都无从印证自己是不是白跑一趟。

除此之外，由于运行时间长，地铁的新旧参差，提供的服务也就不齐。于是每当列车到站之时，就是其中一些暴露出机器的冰冷之日。这并非什么反工业化的论调，只是亲身经历让我们心有余悸：

指示牌显示，还有一分钟；列车到站，人们早已在各门前扎堆；车门徐徐打开，释放出了令人生畏的人流；先下后上；脚下的一小步，精神的一大步，恍惚间已置身车上。只不闻身后尖叫，车门关闭的提示音没有响起，Helen已经被夹在两扇一心结合的门留出的逼仄空间中了。侧转身体，她挤了进来，而无情的门毅然合紧，彻底将Hailey关在车外。大概由于出发前多次听得这种被迫分散的教诲，加上制定了找寻战略，她并不慌张，只是很无奈地和我们wave goodbye。

这一番惊魂比我们原先想象的糟糕情况还多了点暴力色彩。多次实践后发现，并不是所有车门都不会进行感应，也有一些在触手可及之处安装了紧急停门的按钮，但系统的庞大使伦敦市政府对于将其修葺一新，统一标准的想法有些踌躇。资金负担阻碍了伦敦地铁向更人性化的方向迈进，但资金不是全部。前日，上海地下发生的惨剧令人警醒——一名乘客瞬间被夹在了月台的防护玻璃门和车门之间，继而惨死——设计是人性化设施的要素，我们该如何设身处地，才能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CCTV（无处不在“友好之眼”）

伦敦，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林林总总的商店铺子，一种醒目的小黄牌俯拾皆是，经常让不明就里的中国人产生莫名的亲切感——“CCTV”，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每每被英文三角猫误认为我国的中央电视台。虽是笑话，却也能衍生出微妙的牵连。若说大半国人听着CCTV的新闻联播长大；那么全部伦敦人，也都在CCTV的监控下生活。

英国方寸之地，却占有全球1/5的监视器。据说今年更是攀升到每两人一台的可怕密度。你推开便利店门，会被玻璃上那个橙色的CCTV inside刺到眼睛；你走进电话亭拿起听筒，正有人等着听你将要说些什么；你走出家门手拎垃圾，这一瞬里也算是半个恐怖分子的后备力量。在伦敦的每一天，我们被捕捉影像400次以上，尚不包括英国公民所要忍受的监视软件、DNA技术、学生智能卡和通讯监控等等五花八门的控制。

一切的不自由，目的明确：打击恐怖分子和犯罪，改善享受公共服务机构的便利。英国人的确做到了。就在我们抵达当天，CCTV拯救了皮卡迪利广场的和平。他们做得甚至超乎想象，一种配有发声系统的监视器，让缺乏公德的手再也不敢乱丢垃圾。

然而，质疑始终存在着，就如我们06年蓦然间看到《窃听风暴》的相似心情。东德和英国的出发点无疑迥异，然而过程中的硬伤却铮然同声——个人隐私权。世界保护隐私组织负责人西蒙·戴维斯说：“他们正在以民主为借口损害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应警惕这一点。”隐私权在西方人权价值体系里，算作基本之基本。我们很难想象把十条修正案烂熟于心的美国人放在2000万台监视器下，联邦政府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可是英国做到了。面对着唐宁街门口无数质疑声音，仍然有人能够自豪地说：我们不是克格勃，但我们什么都管！

政府的坚持，无疑加重了英国人的监视噩梦。当年是议会缔造了这个监视社会，如今，下院的反对声音也开始渐强。他们调查、游说、示威、游行。为了让这个800年前就孕育出大宪章的不列颠，摘去如今“欧洲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帽子。

一切都在挣扎，吵吵嚷嚷地前进，英国信息专员署，一面致力于保护公众信息自由和安全，一面继续着“监视研究网络”的钻研。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惑包围着民众。

英国人关心国家的安全，社会的文明，也追求自己的安全，自己的自由。人权高于主权，但主权保障着人权，这个国家大概没有想到，在不起眼的基础设施上，也能掀起立国之本的争端。有能够平衡两者的人，笑称CCTV为友好之眼，他们觉得只要自己行得正，就不怕留影。当然，并不是每个公民都那么释然。在这个宪法在人心，自由在人心，人权在人心的国度，这样的拉锯恐怕还要继续很久很久。

无论如何，英国人敢于把CCTV的数量公诸于众，敢于把自由、人权放到台面上来争执，我们抱着的应该远不止看热闹的心理。



也许走过一次，不足以满足对一方土地的渴望，或再生出一番迷恋，更枉谈深入的了解。尽管连一些英伦之must都不曾领略完，但抱着龙应台那著名的“以下水道见文明”的论断，我们却有幸从这匆匆之中，瞥见一角那深埋的“看不见的城市”。

城市专题之六：就象一张破碎的脸——对城市建设趋同性的一点思考

作者：一格

城市的中心广场，四周商厦林立，天气躁热。汽车鸣笛不断，人流熙来攘往。即将拆迁的铺子里播放着高亢的女声：“各位顾客，本店正在进行清仓大甩卖，所有商品一律10元。请您不要犹豫不要徘徊。徘徊犹豫，使您错过机遇；犹豫徘徊，您就等于没来……”。年轻的情侣在肯德基快餐店里躲着清凉。路旁的每一个隔离墩上，都坐着表情倦怠的人。忽然间，我脑中就想起了蔡琴的女中音，“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象一张破碎的脸”——

这是2007年7月7日的甘肃兰州。一种强烈的感觉袭来：这城市，有一张破碎了的脸。

近几年，国内走过不少的城市。大至省会级的太原、成都、广州、长沙；小到县、市级的湖南吉首，福建崇武，山东菏泽；既有沿海开放的深圳、厦门、泉州，也有深处内陆的呼和浩特、银川、西宁，还包括典型旅游城市如桂林、凤凰、丽江、敦煌、都江堰……仿佛每座城市总有两个面孔：一张脸是他们闻名天下的自然人文景观，例如厦门的鼓浪屿，桂林的漓江或者长沙的岳麓山……；而另一张，过目之后，印象则模糊不清，因为它们是那样的千篇一律——一个火车站， 一个广场，一条或自然或人工的河，几幢商业大楼，几条主干道，外加个传统标志性建筑（通常是古塔或者钟楼，实在没有，可以新建筑代替)——组成了城市的骨架。而填充期间的，往往是相同的品牌连锁——几年的功夫，从美特斯邦威麦当劳到法国鳄鱼哈根达斯，已经是遍地开花了。[左图：呼和浩特市中心，王府井百货、北京同仁堂、麦当劳……应有尽有]

也许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城市面貌是经济发展、消费水平提高、内需扩大的表现；从建筑学的角度讲，这些城市是现代建筑蓬勃的试验场；而社会学家则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果。

可是，在这速度惊人的发展以外，我还看到了某种让人失望的趋同性。是的，我们的城市在变得越来越像。如果说一些老城市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不得不”保留其固有的特征（例如依山而建的楼阁，沿河流方向蜿蜒的街道），那么那些以农村征地为基础的新兴城市，在建设中就是“毫无包袱，轻松上阵”——路是越宽越直越好，楼是越高越“闪亮”越好，商店是越多越好，广场是越大越好。不管是塞北还是江南，建筑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互动越来越少，制造手笔如出一辙。即便是旅游城市，看景也成了“买景”——因为绝大多数自然人文景观已经被圈起来，出售门票，不能和整个城区融为一体。

对于老城，政府一般是进行改造。挖沟，砍树，道路拓宽，平房拆迁，等到砖瓦水泥砌注停当，再补种上几株小树苗，作为新的行道树。也许等到这些小树能够遮荫的时候，新的一轮拆迁就又开始了。还有不少城市，更是直接在老城旁边重新起一座新城。起新城的目的各不相同，比如大理、丽江、凤凰等为了保存古城的风貌，而银川、安阳、郑州等则是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颇有“显示政绩”之嫌。令人遗憾的是，新城的规划设计，往往缺乏地方特色。[右图：湘西凤凰也有“中关村”]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担当过城邦国家的角色，亦不因手工业和商业目的而起源，它的诞生，从夏商时期开始，就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此后，城镇一直保留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功能——先天上，我们的城市缺乏个性化的欲望。

而“后天失调”指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笔直宽阔的马路、规模庞大的购物中心、集中的娱乐休闲场所给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言而喻的好处。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指挥棒下，一切为“效率”、“形象”让路，那些看起来“土气”的旧房屋、旧街道、旧景观理所应当地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覆盖着瓷砖或反光玻璃的“气派的”高楼和没有一棵树遮荫的柏油马路。

在龙应台教授主持的一次名为“我们的城市怎么了”的沙龙上，来自东京大学都市工学研究所的西川幸夫教授讲道：“城市重建不应当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考虑——单纯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为目标——而要是进一步强调城市结构、城市的历史遗产历史文化的积累，以及城市文化格调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不单单体现在历史建筑物或者纪念碑上，如何制定街道模式、街区生活、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即便是人行道地面也是文化的表现”。[左图：银川市鸟瞰]

　

避免趋同性，保留城市容貌的文化个性，其实是在维护一个城市的身份认同感（Identity）。从人文的角度来讲，城市中那些别具一格的景观，那些全世界“独此一份”的建筑风格，是曾经或者正在生活于此的人们的集体记忆。在这个流动性异常巨大的时代，迁徙着的我们也许不再有执于故土的地理乡愁； 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了对于一座城市、一条街巷、一所大院儿的感情，来抵御过于绵长的空间轨迹所带来的身份焦虑——这是我们难以割舍的文化乡愁。

电影《三峡好人》的长镜头一次次地留给了水位不断上升的奉节县城（即白帝城）。移民登上客船，汽笛告别码头。浪奔，浪流。三峡大坝蓄水所淹没的，不仅是奉节人的故土——朝辞白帝彩云间呵——这里，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故里之一。现在，它已经从空间上消失了。也许，广袤的土地，城市星罗棋布，我们还能从其他地方找到不少集体回忆。但是，在我足迹可达的许多城市，当地的集体回忆，也正在慢慢地，慢慢地逝去。如同北京城的许多胡同，在推土机的包围下，轰然倒塌在我们的睡梦中……

《三峡好人》剧照：即将湮没的奉节老城

在香港，天星、皇后码头的拆除引起了许多普通市民的抗议。因为这两个码头的意义，远不只交通枢纽那样简单——它是几代港人奔波与奋斗的集体回忆。它不是冷冰冰的建筑，它关乎活生生的人。虽然，保育人士的奔走呼号没能有效遏制政府短视的填海工程，但是关于古物保育的法案已经被要求检讨——法律，在香港，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

其实，维港两码头不过几十年的历史，而在内地，我们正在失去的，可能是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才沉淀下来的有形的街巷和无形的建筑理念。也许只需要十几年，他们就统统不存在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着似曾相识却破碎模糊的脸孔，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就达到了终极意义的和谐呢？那时候大街小巷或许再看不到“拆”字，而都粉刷以新的口号：

破碎即完整。

共性即个性。

统一即和谐。

……

我想，一个城市的建设，真的不应只是政府和房地产商的事情。

2007年8月于蓝旗营

高考专题之：教育部当如何应对违宪诉讼

作者：Gill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


2001年8月25日，青岛三名考生一纸诉状，企图把国务院教育部推上最高人民法院的被告席。诉状称，教育部关于该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依据宪法享有的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当时的形势对教育部十分不利：从高考录取分数线上看，北京就像一个有待开发的西部省份，其文理一本线分别为429和443，比甘肃省分别低了36和24分，更比原告所在之山东省一本线低100至140多分[1]。当时的舆论也一律倒向原告，仿佛法院还没有判决，教育部违宪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尽管事情最终的结局是原告中止诉讼（原因不明[2]），但这一事件已对教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造成了很坏影响。为了重正视听，本文将力图澄清该案背后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据此权衡比较教育部可以采用的若干种回应方法。

就法律依据而言，由于当前中国不存在违宪审查机制，人民群众要控告教育部只有通过行政诉讼，其依据为1989年出台的《行政诉讼法》。该法规定，法院只受理对乱罚款乱吊执照乱没收财物等“具体行政行为”的起诉[3]，而不受理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等[4]。青岛考生一案中，原告起诉的行政行为表现为《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下达2001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无论如何这显然属于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约束全国高校）。通知诚然不可重复使用，但一点这丝毫不影响它的抽象性。因此，即便原告没有中途撤诉，但使行政诉讼法这一条存在，教育部大抵便可以无忧。而这一条的存在对于维护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在事实方面，许多人，包括媒体，都急着把罪名一股脑儿摁到教育部头上，而他们甚至还没有搞清楚招生计划的来龙去脉（诚然，考虑到我国国情复杂多变，搞不清某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是情有可原的）。自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大致的格局是高校分为部属与省属两种。省属高校由地方财政支持，其招生计划由当地省教育厅编制，上报教育部核准汇总。这一类大学招生占去了招生总数的七八成，其计划大多赤裸裸地偏向省内。部属高校（包括了几乎全部重点大学）则由国务院部委（主要是教育部）直接管理，由国家财政支持，自订招生计划，而后报教育部核准汇总。这些招生计划背后的蓝本，据了解，是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台的原计划——当时各高校“根据对各地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评估，制定了学校在各省招生的比例”，以后历年计划都只在原计划基础上略做调整 [5]。故而，事实是各高校拒不与时俱进，罪在高校，要教育部负担全责未免有失偏颇；何况，退一万步说，不与时俱进也不构成违宪。

此外还必须指出，近年来部属高校名额分配的日趋地方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了1999年实行省部共建的刺激。在共建协议下地方财政给予了部属高校“很大支持”，反过来也就要求高校投桃报李。浙大作为浙江省唯一的部属高校，省内生源已达到了70%，省里还觉得不够多，甚至“很生气”[6]。其他地区的情况虽不至于如此极端，但由于京津沪等地高校特为密集，各校照顾本地的倾向在这些地区产生了特别显著的累积效应，也即累积到两年之后北京比山东低了一百多分，而北大清华录取率则是后者的三四十倍，搞得举国共愤。到此地步教育部即便有心扭转也未必拗得过地方政府。我们说这是行政无能，而不是行政不作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可诉范围。至于使教育部陷入无能局面的省部共建，显然也不是一个违宪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教育部的行政行为是抽象的，是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其后果是很大一部分是由某些合宪的、且当时未知后果的行为造成的。因而在现有法律体系内，教育部面对如同青岛考生案这类宪法诉讼，是游刃有余的。

但是，堂堂国务院部委竟成被告，受到挑战的又是承载了民族对于社会公正之厚望的高考制度，战而胜之犹非善之善者（毕竟有伤安定团结），不战而止人之讼才是至善。为此我列出以下几条，谨供教育部决策参考，以为规避未来被诉风险之用：

1. 将招生计划制定权彻底下放到各个高校，至少是部属高校。这一改革方向在民间呼声甚高。但鉴于当前高校得到地方的“很大支持”，不公现象不见得会有所缓解，反有可能愈演愈烈。到时候草民们又当念起教育部统一掌管的好来。彼时收回权力，不是举国骂之，而是举国仰之。此乃上策。然非深谙世事民心者不能得其运用之妙，放权者能否在位上坐到收权之日也是个问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2. 取消全国统一命题。不同命题下考出来的分数没有可比性，差异由此化于无形。此办法上海早已实施；北京只因稍迟一步，便于2001年落得千夫所指，所幸04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该办法简洁有效，但仍存在如下问题：有好事者考完了自己的卷子又来做京沪等地的卷子，再比照京沪分数线，发现自己可以读的学校又上了一档——作为证据这诚然不易于被法庭采信，但毕竟给人口实。故为中上策。

3. 将部属高校彻底地方化。地方办学，造福地方，名正言顺。部属高校集原本就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财政多养这几所大学也完全养得起。然而，这样做的弊端是，教育部固然脱了直接干系，但默认谁出钱谁受益这一市场原则似乎与近年来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官方姿态不符。何况必有人会举出美国的例子说，美国的大学也是州里出钱，但对全美学生一视同仁。因而这只能算是中策。

4. 宣传基本国策。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让一部分人先素质起来，用高素质带动低素质，最后达到共同高素质。具体说来，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在全国推行素质教育是不现实的，必须在一部分发达地区实行低分高录取率，以便让该地学生先开展素质教育。这一条难处有二：其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北京上海的学生素质因此比其他地区高出一截，很困难；其二，要完满地解释何以让某一部分而非另一部分人先素质起来，也很困难。此乃中下策。

5. 指出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只是许许多多不平等中的一种，且远远不是最严重的一种。向公众指出更严重的不平等，比如城乡差异，城市居民间的阶层分化，教育资源从重点幼儿园，重点中学，一路分配不公直到大学，等等。此实乃下策，慎用，惟其态度诚实或可博取公众的谅解。至于许智宏回应青岛考生案时所说的“北京市的学生考普通的市属院校确实分数较低，但要考北大清华还是很难的”[7]之类，建议教育部万勿采用。



[1] 2001年山东省各地的录取分数线犹不划一，在该案过后的2002年始采用统一分数线。
[2] 原告方的解释为“首先，这是3位当事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她们家长的意见；其次，社会对这一事件的超强度关注，也已经使得呼唤教育平等的声音传扬出去；再说，根据种种消息，教育部已有所触动，进一步改革正在酝酿，起诉的目的已经达到。”（《兰州晨报》2001年9月10日）
[3] 第二条
[4] 第十二条第二款
[5] 截止发稿时笔者尚未考证出这一原计划的详细情况，但可以推测，它和院系调整当属同一方针下的产物。
[6] 《九大高校负责人热议高招公平》（《新京报》2005年3月12日）
[7] 同上

偶像：笑靥下的资本游戏——反思娱乐经济

作者：Neo

来自内地的女子杨丽娟为我们塑造了崇拜娱乐偶像的忠诚典范。从十五岁的梦境开始，杨丽娟追逐娱乐巨星刘德华长达13年，期间四进北京，三度赴港，以致全家变卖房产，债台高筑，甚至到了父亲卖肾换钱的边缘。而这场追星闹剧的高潮，则是3月26日杨父在港投海自杀，身后留下痛斥刘德华的12页长篇遗书。一时间，华人社会一片哗然，两地纷纷掀起大规模社会问责声浪。问责的对象从杨丽娟的家庭到公众媒体，再到刘德华本人；探求之原因从媒体的大量报道导致杨丽娟一家不堪重负、无法回头，到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对子女的盲目溺爱和纵容。这样的问责看似大义凛然，实际却毫无意义，因为其矛头的指向者都只是娱乐经济价值链中的一环，广泛的问责根本无以指认哪个成员应当是罪责的承担者，从而使问责最终沦为空泛的词语游戏。

娱乐经济如潮水般的汹涌是20世纪后期突出的文化特征。此前的社会文化消费大致分化为两个方向：一是平民大众的泛娱乐化消费，一是知识分子的反娱乐化消费。但知识分子社会话语空间的逐渐丧失使得娱乐经济在文化市场中形成了坚固的霸权。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背景下人类意义的丧失造成了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严重荒芜，娱乐则成为这种心灵伤痛的麻醉剂，为人们画上肤浅的酒窝，以掩盖和忽略原有的疤痕。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学会了用无花果叶来掩盖身体的羞耻，经历了几万年进化的人类则学会了用娱乐之叶来遮盖灵魂的痛苦。而偶像工业则是娱乐经济中的重要一脉。

在偶像工业中，偶像本身作为商品，fans则是偶像的消费者。消费者高价购买偶像衍生的产品和服务，在群体中获得归属、价值认同和心理满足；而作为偶像产品的明星，则从中选出那些最忠实最疯狂的消费者，与之见面、留影和深度接触，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这便是偶像经济的基本模型。

在偶像式商品和fans式消费者之间，存在着隐秘的交换契约。杨父以女儿13年的青春和爱情以及全家破产的代价，要求刘德华提供10分钟的接见时间，这是在单方面提高价码。此后杨父铤而走险，在交易的天平中押上性命，藉此增加要价的砝码，这是交易的另一方无法接受的。自杀不仅破坏了交易的气氛，也危及娱乐市场的游戏规则（事后更多歌迷以死要挟刘德华予以接见便是佐证）。而刘德华及其背后的娱乐资本，均露出愤怒的表情，因为他们要为此支付高昂的道德成本。杨丽娟事件的实质，是交易双方无法达成价格一致而引发的市场悲剧。

在偶像经济中迷失的并不只有fans，同样有作为商品的偶像本身。“台球神童”丁俊晖近来状态不佳，连续四次遭受首轮淘汰，赛后记者们的问题充满责难。这种责难背后是娱乐资本的不满。作为偶像经济中的商品，丁俊晖的价值早已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整个偶像产业，及其背后的娱乐资本。作为一个偶像式商品，丁俊晖的责任是在每场比赛中取胜，续写“神童”的神话，以博得更多fans的眼球和卖点。当商品的表现未能达到市场的预期时，资本便开始从背后施压。杨丽娟一家和丁俊晖，都不过是娱乐经济的牺牲品，他们的市场价值被娱乐资本所利用，以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明白了偶像工业背后娱乐资本的运作方式，我们便不会再对这些现象感到诧异。杨勤冀的投海自杀和丁俊晖的连续失利，击碎了偶像和fans们之间的温情，暴露出资本的残酷冷面。

偶像工业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娱乐经济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前不久北京大学在举行“2006影响世界华人”颁奖仪式时上演了有趣的一幕。杨振宁、陶一之、丁俊晖、谭盾、张霞昌、苏震西、章子怡、刘醇逸、刘翔、李安、李易希11位杰出华人享此殊荣。没有入场券的北大学生，在场外大声呼喊：“章子怡！章子怡！”除了章子怡，一批影响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科学家名字几乎不为人知。在现场，章子怡的亮相引起了媒体的骚动和众多记者的簇拥。与之相对地，对找到破解H5N1病毒方法的美籍华人女科学家陶一之、发明纸质电池的芬兰Enfucell公司CTO张霞昌、美国纽约市首位华裔暨亚裔市议员刘醇逸，以及以其名字命名小行星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陈易希，媒体则不屑一顾。此次“影响世界华人”的颁奖礼，呈现给人们的是一次彻底的娱乐偶像的狂欢。在铺天盖地的闪光灯造成的暴盲中，娱乐偶像的身影挺立得异常高大，相形之下学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的形象则显得佝偻而鄙陋，他们无奈地蜷缩至舞台一隅，躲进大众视线的阴影之中。

娱乐偶像取代传统精英阶层是娱乐经济带给我们的信号。在娱乐资本这只无形的手操控之下，社会焦点正在滑向娱乐焦点。在大量绯闻和名人隐私构筑的娱乐经济游乐场中，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迅速退化为一堆干枯的行政公文，在众偶像的脚下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前呼后拥追逐娱乐偶像的背后，是资本驱使下大众文化的溃退。看似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的大众文化市场，正在与文化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迹象显示有何种力量可以阻止这远去的脚步。

艾滋村不是动物园—— 一位NGO工作者的呼吁

作者：化之


一

中原的许多艾滋村都有大约二十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十年多里，这些艾滋村接受了许多人的访问。其中，有记者，有好心人……这些访问者在请当地人作向导的时候，会经常做一些允诺。访问者们说，我们的报道会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访问者们说，当外面的人知晓这里的情况，大量的捐款就会改变贫穷的状况……不过，对于艾滋村的村民来说，这些允诺了的“改变”，成真者寥寥无几。

来来去去，访问者终究是访问者，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他们终究会回到他们的生活，留下那些艾滋受难者——那只是访问者记忆深处一段难得的经历、一些特殊的映像，他们兴许会对人谈起“那些艾滋村……很苦……真的很苦”，他们也许会想起在简历上添上这一笔志愿服务的记录。更多的时候，这些记忆或许会转变成一篇考察报告——对于每年来自二十多所大学的学生而言。

而我也将要成为一个去“考察”的学生。当我坐下来听一位资深NGO工作者Joe（化名）说完上面这番话，我不禁问自己：“我去，为了什么？为了简历？为了报告？为了感受另一种生活？为了了解社会？还是……”

一边想着，我一边听着Joe这样说：“我们有没有站在艾滋受难者的视角上想过？他们一次又一次从允诺中看到希望，泪花里的希望、坟堆上的希望啊。为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的艾滋身份暴露在镜头前，一次又一次地揭开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伤疤，一次又一次地冒着被官府恐吓惩治的风险与压力，然后他们望眼欲穿地期待……可是……”

于是我继续问自己：“是啊……抑或，我去，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那些活生生的正在受难的人们？嗯……那么，等我回来，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Joe并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或者方案，但他的谈话却让我深深反思，更让我获得某种启迪。

二

Joe说，要去，便要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听说我们要去河南，他谈到：在河南，艾滋是政治敏感的词汇。虽然中央政府的卫生部副部长表态“政府是左手，NGO是右手”，但在这个中国艾滋肆虐最严重的省份，绝大多数国际性的大型NGO（包括克林顿基金会、无国界医生等等，不少已经在其它省份扎根）却都不见踪影。只有当地人自己的民间草根组织才能顽强地生存下来——然而也依然是在高度的监视和威胁之下。

事实上，在河南的艾滋重灾区，不用说金发碧眼的外国访客，就是乡音相异的不速之客，都会立即引起注意和“照顾”。因此，要去那里，就必须认识当地人，化整为零，悄悄进村。如果你的到来为官方所知，那么从你早上离开住处一直到晚上睡觉，都会有专人陪同向导，让你觉得政府已经做了所有必要的事，而且做得那么到位——河南不需要你再操心。Joe最后以寥寥数语说明，当地吏治腐败之程度远非我们所能想象，背后的政治势力更是惊人。（后来我上网阅读了一些调查报道，震惊沉痛之余，也旁证了Joe的说法。读者自可参阅文末所附链接。）如此一来，外面来的“好心人”再允诺云云，又能如何？

三

Joe拿他自己的经历，向我现身说法——可以不是新闻调查、不是大型捐款，但却更能实实在在地帮到受难者：

他首先跟着当地草根组织的志愿者，一家一家地做“家访”，去了解艾滋家庭的实际需要。在家访中，Joe和志愿者们发现，艾滋家庭的孩子，心理状态往往非常不好。因为家中有人患病离去，这些孩子被视为身带厄运、“晦气”，没有别家的孩子愿意和他们玩。他们默默忍受着歧视和隔离，寡言而自闭，常常一个人偷偷地躲在角落里哭。许多家中父母双亡的孩子，或是独居，或是辗转住在不同的亲戚家。而即使在亲戚家，他们也常常处在半隔离的状态——他们必须与亲戚家的家人分开吃饭分开睡，而他们也依然没有玩伴，无人说话。（否则，没有人愿意与亲戚家的孩子往来。）

于是，Joe和志愿者们想到可以成立一个笔友会。让城里的大学生和孩子通信。通过文字，这些孩子可以说出他们久憋心头的话；而书信往来，大学生便可以给予他们心灵上的鼓励，可以和他们说说外面的世界……这个方法，不需要特别的资金，只要请大学生每次附上回信的信纸、信封和邮票。而三年级以上的孩子，都会写信，都能参加。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0多对笔友在互相通信。Joe和我说起其中的一个曾经十分自闭的孩子，她的父母在七个月里相继去世。通信以后，从来不笑的她，终于露出笑容，而且慢慢变得快乐开朗许多，和以前判若两人。

四

当然，光靠这样的心灵扶助当然远远不够。Joe在家访中意识到，村里的艾滋家庭还是缺钱，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来说的一小笔钱，很可能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莫大的帮助。

比如他们遇到的一个女孩，吃了国家免费提供的抗艾药物以后有副作用，十分难受。去看病，医生说需要花200元钱照一张X光肺片，可她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作罢。结果志愿者们为她付了这200元，帮助她渡过了这一关。

又比如一家父亲死了，按照村里规定，只能火葬。不火葬，就没有死亡证明书，不能享受孤儿的免费上学待遇，孩子们的学业和整个未来都因此受到影响。可他家里拿不出800元火葬费，怎么办？

基于这种考虑，“紧急救助基金”(Emergency Fund)应运而生。这种援助模式，诞生在底层的观察与实践中，为的是尽可能及时地满足艾滋家庭特别紧要的需求。它不同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从上到下的政府模式，不简单关注于总额的大小，而强调援助资金的落实与效用。

五

Joe说，深入了解越多，他越知道在原来那种传统的捐钱方法之外，有更多可以帮到艾滋受难者的地方。而且这些非传统的方法，更需要不一样的理念——不是以一个施舍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为艾滋受难者考虑，从了解他们的需要开始。

还有很多事例，Joe说他无法归纳。因为艾滋家庭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他们更需要志愿者亲身协助、具体应变——

比如有一个孩子因为家里没有钱，上不起城里的中专，志愿者家访到她家时，离报到期限已经晚了5天。他们便带着这个孩子到城里，向学校的领导再三请求，最终获得同意，享受三年补助。这个孩子放寒暑假回到村子里，便志愿给村里的孩子上课。她说，她的理想就是将来回村里做老师……

六

我还不清楚我们的考察经过重新规划和组织会是什么样，但我想起了Joe曾提到的一幕，便隐隐知道一些路向：

一个参与过笔友活动的大学生随着她大学的考察队下到村里，当其他同学到村庄四处走访时，她却说什么也要留下来，要珍惜这宝贵的一天，因为她只想和她通过信的小朋友呆在一起，说说话。

因为她到这里来，是见一个和她有感情的人。这个小朋友，就好像她的弟弟，她照顾他，不是一天、几周，而会是许多年。

这是她的亲人。


说明：
在河南，仍有一些处在非重灾区的地方政府，对民间艾滋救助工作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艾滋正在不同程度蔓延的其他省份，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安徽、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以及云南的地方政府，对外来援助者都远为开放。希望以上说明能为有意援助者提供一丝信息。

相关信息链接：
《中原纪事》（独立纪录片，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执导）
《三联生活周刊：血祸——走访河南“艾滋村”》（2001年9月），转载在：
http://news.sina.com.cn/c/2001-09-05/348657.html
《南方人物周刊：河南上蔡县防艾经费流向调查》（2006年8月）转载在：http://www.nanfangdaily.com.cn/rwzk/20060811/tbbd/200608230022.asp
《BBC中文网：高耀洁拒说假话 飞往美国领奖》（2007年2月）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6390000/newsid_6392100/6392139.stm
《南方都市报：高耀洁：“中国艾滋病问题主要是卖血”》（2007年3月）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jwxy/200703200079.asp

失却悲悯的大地

作者：Yol

港大是一个热闹的地方，迎来送往。关注“好人”的贾樟柯来过了，关注艾滋病的艾晓明，杨紫烨来过了，关注血泪中国的胡杰来过了，关注边缘病人的无国界医生驻香港代表来过了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质——那是一种关注底层的坚韧，一份直面现实的顽强，以及一片刚硬背后的心底的柔软。然而，在这热闹当中，我却记得香港独立制片人张虹导演在胡杰见面会之后失望的一句"香港的学生没有希望了"，听了让人心头一凉。

让张导发此感慨的原因十分之简单：数十人的见面会上，只有“一个半”的香港同学。想来她必定十分的困惑——香港的学生，都在关注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但希望不仅仅是不好意思回答。然而能知道不好意思毕竟也还是好事。记得上学期“站起来反对贫穷”（Stand Up Against Poverty）活动中，一名打扮入时的所谓港大毕业生，对着很多的摄像机，微笑并且自豪地说了一句，我们很高兴，因为香港没有贫穷。可惜，我不能替她脸红。底层的不幸，若是被这社会所遗忘，那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不幸。

上周笔者有幸，跟随着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会旗下的社工扶助小组，与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的同工一起去探访了香港的露宿者。那夜风雨交加，我见到某位露宿者黑黝黝的床垫已经湿了大半，下面倏然地钻出一只蟑螂，而周围不曾散去的，是狗粪的味道。我无言并且心酸，他们毕竟也是香港的合法居民，是和港大的莘莘学子一样，行走在这个“世界城市”的土地上的。罗素在其自传的序言《我为何而生》中深沉地说过，“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当港大的精英们轻易获得了前两者的时候，是否还能想起那第三种宽容而博大的情怀？

然而，同情，若仅仅是同情，却极易变质。我偶尔会怀念那样的一道风景：整整一长排光着膀子坐在路边乘凉的"进城务工者"（民工），他们在淡淡的灯光下捧着我递上的问卷答题，面朝夕阳。这是去年的夏天，当我在江苏南京民工村做社会调查之后，留在脑海里的一个画面。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最初开始这个课题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带着一种"俯视"的姿态，那是一种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自小成长于城市的大学生，对于那些在生活的边缘挣命的满身是汗的人群的俯视。这种俯视的目光，由同情开始，中间夹杂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理智、尊重、理解、爱，但又以同情结束——因为我无力承担那许多，或者说没有胆量去承担。然而，我明白自己的错误——它是"遗忘"之外的另一种错误，两者同样致命——它混杂着高傲与胆怯，最终勒令自己置身事外，以一个站在高处的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那苦难。

看，看！这目光，可否不要那样的冰冷？这目光，可否带上一丝热血的温度？余世存在《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中有这样的一段“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而这里的“我们”，便是那些流离在大陆城乡之间的民工们——中国社会底层的一部分。当学者们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与着抽象的概念博弈之时，当教授们在人数寥寥的课堂上对着打盹的学生宣讲之时，那概念与授课中的主角，或许正在无奈、痛楚、泪水、梦魇、尖叫之中彷徨无路。记得胡杰导演在拍摄以时刻出没在生死边缘的矿工为主角的《远山》中，有意将那些满身满脸炭黑的矿工们拍得高大——胡导明言，这是为了尊重。那一种平视，乃至仰视的眼光，才是针对“精英式旁观”的药方。

以上所述的两者——遗忘与旁观，恰恰是如今面对底层的最普遍的两种态度。若还有第三种，那么猪年的春晚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当观众的眼泪成功的被《心里话》煽动出了眼眶的时候，导演或许十分满意于此动情点的成功，然而——痛苦之被公开而艺术化，正是让痛苦再度加倍；而不幸之被展示而博取同情，正是让不幸二次受难。廉价的“催情”，在这个社会中，不存在任何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社会，正如同一个巨大的螺旋，飞速的旋转着。把它当作一个“金字塔型”，倒不如换置为另一个“倒金字塔”的可怕情景——极少数的精英群体，作为这个崛起中的大国的支点，而上面背负着的是数亿弱势群体，在挣扎，在呼喊，或者在沉默中绝望。

划笔致此，脑中浮现出了一幅带有“玩世现实主义”的画面，充斥着夸张的表情，仿佛能从中听到贪婪的狂笑以及碎心的哭嚎——这荒诞令人欲哭无泪，而这样的一幕新喜剧，恰恰正在我们的眼前上演。少一些无知，少一些冰冷，少一些煽情，或许这个螺旋才能不致于转到太快，以致那些无能为力的人们，在晕眩之余，不被抛甩出去，甚至在整个螺旋的爆炸中灰飞烟灭——就这样吧，我的愿望。

梦境与现实——关于中国当代网络的一些想法

作者：欣然

网络在中国曾经掀起了一场场关于未来梦幻般的想望。而当这些梦境一个个地远去成褪色的过往和毫无结果的飞沫时，我们关于网络的梦并没有结束。毕竟曲曲折折中，网络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我们太多。网络，这种新兴的传播方式，在西方的风中逐渐把触角伸入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使用者不断增多。社会中的种种现象正在网络中复制再现。网络中建起了一个“镜像”社会：它是现实的映像，却非现实；它是建立在数字与信号上的空中楼阁，却非彻底的幻境。网络社会是在这两端上徘徊着的舞者，它的动作在分秒间变幻无常，让我们常常找不到方向。然而面对网络的发展，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始终报之以爱的微笑，那么，网络到底能否帮助我们找到那遗失了千百年的美好？

诸多网络社区的热火朝天让我们看到了市民社会的影子，我们常常自然而然地把网络和民主自由平等联系在一起。网络引起了太多的憧憬，可惜的是，这憧憬之中有太多的断裂和漏洞。

第一个问题是，网络社区的兴盛能否把我们引向市民社会的通途？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大多数的人们在网络中畅所欲言，却在现实中继续沉默。网络中的话题更多地陷入自给自足和自圆其说。太多的思想、态度、观点在网络中潜滋暗长，却始终不能蔓延进现实。在连成一片的“镜像”中，现实反而退居次席。现实它不断地照进梦想，梦想却总也不能照进现实。

网络在诉求和诉说之间划出了一道沟壑，我们可以不为任何诉求而诉说，我们可以在滥觞的诉说中忘记了诉求。汴大的三角地现在小广告云集，bbs顶替它成为最繁华的街市。水车们在发泄，潜水者在围观，想疯就疯，想说就说，id被封可以另找一个马甲，帖子被删可以放弃说话——这一切，都在一片淡然中波澜不惊地进行。“无所谓，人要成熟一点！”尖锐的事实变成了四散开来的冷淡与漠视。花自飘零水自流，关上了电脑，我们不用对这个虚拟世界有任何牵挂。

如果说我们只有在网络中形成了市民社会的话，那这只能是我们的悲哀。虚拟的“市民社会”确实有助于人们观念的改变，然而此“社会”非彼社会，镜花水月海市蜃楼不会引向我们梦想中的桃花源。市民社会永远不能脱离开现实，永远不能脱离开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交流与感染。越来越多的人长时间蜗居于电脑之前，面对着不可知的听众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唯一的真实却只有屏幕中倒映出的自己的脸，这算不算一种讽刺？网络会从反面消磨掉我们对于现实的热情，让我们在镜像与镜像的交叠中迷失了自己。

退一步说，网络中的民主和平等到底存不存在呢？

我们可以拿西西里岛曾经出现的准黑社会来举个例子，在市民社会建立起来后，相应的上层建筑没有及时跟进，从而使刚刚萌芽的市民社会退化为混乱芜杂的民间社会[1]。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权责体系制约的城市中，市民们成为无所皈依的松散大众，民间文化和低级趣味之间，潜规则和规则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网络中，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解释网络文化低级化的倾向。除了great firewall 及其相关的一些机制，网络上能够得到普遍和彻底执行的规则寥寥无几。没有相应的法权基础，再多关于网络民主和平等的呼唤都站不住脚。

当我们把眼光放到整个中国时，又有一些新的问题产生了。当网络在沿海的狭长地带掀起急风骤雨之时，农村地区却被“有意”的忽略了。人们不愿意提起这个话题，提起也是一带而过，因为太多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富庶的东部，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可以模仿、借鉴的解决方法，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成为网络在中国发展的死穴。我们目睹着一层“可悲的厚障壁”的建立：网络和其他传媒手段结合，塑造着城市人全新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感，让城乡之间的差别不再仅限于经济文化等资源，而内化为心智结构上的差异。青藏铁路竣工了，可大西北和东部的鸿沟依旧。当地理上的三级跳被我们用科技的力量慢慢抹平之后，我们又要用信息流造就一个新的“三级跳”。

由此引出的社会问题在当下已是初见端倪。信息不对称在强化自身的同时，也攀附于其他的因素之上，加剧了资源的不对称。人流大规模地向东部涌入，一方面抽空了本来就缺少人才的中西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东部人才过剩和发展畸形，由此引起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农民工问题，房产价格恶性上涨等问题已经在现实中一个个产生。这些可以说是起于网络进入中国的副作用，它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医治，而且是预防。

按照“先富带后富”的逻辑，我们当然可以预期事情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我当然也希望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若干年后的某个时间，带动农村像上个世纪末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的“飞跃式发展”，跳过不必要的步骤，一步到位。然而，我们现在的问题该怎么办？我们又是否要在沟壑建立起来的过程中为那将来的“飞跃”做好铺垫？如果说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就更应该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添一分关注尽一分力，而不是放任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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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详细的内容请参看顾准先生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

卫士自述

作者：欣然

以下所述，纯属虚构。如有雷同，请勿对号入座。

毒辣辣的太阳正当空中，照得街上明晃晃的。大人的声音，小孩的声音，男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夹杂着街上播放的音乐，潮水一般地一浪接一浪涌如我的耳朵。我一定是中暑了，要不然怎么觉得这么恶心。

皇帝在队伍的前面展示他的新衣，我们在后面跟着。他没穿衣服，这鬼都知道。人在官场，做戏已成家常便饭，但不知今天这出是否过了点儿。

这两天为了“新衣游街”的事情，朝里的人事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起初是有人反对有人赞同，这没穿衣服的皇帝上街，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不了。后来皇帝自己表了态，意见就渐渐开始一边倒。最会见风使舵的，立刻改反对为支持。这种人固然精明，却让人觉得油滑过头，不可靠，也不会有什么前途。还有一些，买通了几个写书的人从理论上证明了“非衣之衣”的可能性，名正言顺地转而支持游街展示。也有暂时告假或告老还家的，不知道是觉得此事争议太大无法定度，还是已经对官场心灰意冷，无意再战了。

但是这官场上水流湍急，又有谁能看得真切？不管你逆流而上、顺水推舟还是停舟靠岸，还不都是一样的危险？今日游街事毕，将会开启什么事件，将会把多少人卷入其中，我想连皇帝自己也无法预料。

我抬头看了看皇帝，他离我很远，只能看到那个高而壮的背影。在这日头的炙烤下，在这嘈杂的街上，他显得有点孤独。想必他也在后悔，当初怎么就请了那几个骗子，怎么就如此虚荣地扬言要展示新衣，而当“新衣”做成，一切都如离弦之箭，无法挽回。那两个骗子有三寸不烂之舌，确实能说，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身边的人不辨是非。借机排除异己，赚取利益，硬把此事列入了日程。皇帝当然不愿意如此“展示”，却被迫在朝中强颜欢笑。皇帝的权力越大，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大。他的一个动作，一个意见要受到来自各方的反应抵抗利用。他可以左右一个事情的开启，却无法左右事情的发展。他可以一振臂而天下呼，却不能保证最后这刀口不是对着自己。

皇帝的本意是好的。他只是想借这个仪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威。让百姓瞻仰皇帝的威严，让百姓放心把江山交给他，让自己的统治更加合情合理，或许还能在这一年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然而他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了这许多事情，自己被困在这自设的仪式之中，已全无回旋余地。搞这个仪式本来穿什么衣服并不重要，却没想到竟成了没有衣服。皇帝也是人，他怎么会不感到尴尬和羞愧？

可是，随着展示慢慢进行到尾声，我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今天人们的反应很平淡，嘲笑，不解，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少。那些讶异的表情，在人们脸上一闪而逝，很快归于平静。有人边吃边聊,拿着把竹扇慢慢地摇，惬意非常，根本就不管街上这许多；有人困得打盹，倚着街边的石墙眼看就要倒下去；有人拿着本书低头看，估计也不会把头再抬起来了；也有人大声赞美的，无非是为了溜须拍马，捞取好处。当然，也有些人，真的给这场面震住了，相信皇帝真的穿了件绝世奇衣，仔细地盯着，默默地想着——你别不信，就是有这种傻冒。还有那么几个声音，吵着要皇帝穿上衣服再出来见人，要推翻“非衣之衣”的说法——人很快就不见了，不然带着我们这些卫士是干什么的。

街上热闹极了，却也安静极了。

这就叫“无衣权威”啊。你想想，如果皇帝穿上了衣服，众口难调，总会有人出来给他提意见，还会有人骂皇帝品味低，没准还搞出个论坛，专门为皇帝设计一套衣服。大家吵吵闹闹，乐此不疲，皇帝的这件衣服，要受到千万双眼睛的审视、观察、评价。可是，现在，皇帝把这个事做到这个地步，反而很少有人敢出来说话了。这个事实被千万双眼睛看到，又被千万双眼睛忽略过去。皇帝现在主动地自损声誉，反而让人们开始相信皇帝控制局面的能力。原本可能汹涌奔腾的革命的冲动暗中被压回了心里，用同样大的力量，锁住了心里的本来要发出的声音。

皇帝也许现在应该高兴起来了。他在这令人窒息的寂静和诡秘的喧闹中歆享着权力的快乐。权力这东西本来就不是和职位一起捆绑销售。职位可以继承、转让、买卖，而权力不能。职位只是为你在交错的权力之网中开辟出一块合理合法的空间，保证你使用权力而不会被扔进监狱、斥责唾骂。这就好比一间屋子，给你准备好了，你在里面怎么折腾都行，只要你动作灵活，清楚屋子的界线，不撞得头破血流就好。权力就产生于这前前后后的“折腾”，它的效果没有上限，可能会产生惊人的后果。有人可以七步成诗，也就有人可以在方寸之间改变整个世界。

皇帝这一步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颠倒黑白的世界里，他于惧怕力量的沉默中建立起了力量。

最后还要说说那个小男孩的事情，他说出真话了。只是这声音在那片幽幽的嘈杂中很快被淹没了下去，最后皇帝没有对这势单力薄的小家伙怎么样。我想他是害怕了——死寂，这片死寂像荒野上的鬼火，无声无息地燃烧着，把那不安和恐怖的气息一丝一丝地吹入空中。

阳光挟裹着人声，依旧是那么潮水般的涌来，却只是那么白花花的一团，细看上去似乎只是虚无，人心里陡然变得空荡荡的，眼是干的，嗓子也冒了烟式的疼。如若没有那个小小的刺破虚空的声音，恐怕这正午的空气都要爆裂开来。

从追星女害死老父看社工在转型期的缺失

作者：一格



近来媒体报道的一个焦点，是甘肃刘德华歌迷杨丽娟因追星不成，其老父在香港投海自尽的事件。各路媒体纷至沓来，争相报道整个事件中各种离奇、骇人、悲哀、荒诞之情节。网络上更是众说纷纭，有人斥责刘德华作为偶像不够尽职，但更多的人则对杨家人表示谴责，哀其不幸，怒气不正；更有甚者，对当事人极尽谩骂嘲讽，认为这是一种疯狂变态的表现。

针对整个事件，媒体进行了一定自我反思。很多人谈到媒体的负面角色。例如，中央电视台娄可伟表示：“在反思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的 媒体也要反思。一个远在西域的女子，为什么疯狂追香港的星，传媒能说自审美责任吗。……当代社会，人们功利信仰与媒体是很有关系的，媒体自身也应该很好反省了。”

笔者赞同媒体自身对此事进行反思。但是不是只有媒体反思就足够了呢？毕竟，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媒体的本职应该是客观地报道，而不是解决全部问题。

对于一些媒体“越职”的领域，笔者持保留态度。比如，近来电视传媒中流行一档“心理咨询”节目，即邀请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嘉宾，来到演播厅，和主持人一起谈论自己的问题，听取观众和专家的意见。前不久，著名作家王朔与其母亲，也参与了央视制作的这种节目。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首先是这种谈话节目缺乏专业性，因为主持人并不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心理咨询师；其次，这种电视咨询的效果也值得怀疑：把咨询过程制作成公众节目，不符合心理咨询的私密性原则，受访者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所顾忌，不能完全敞开心扉，言论不免有表演性质，既不符合心理咨询的伦理规定，也会影响咨询效果。另外，媒体是牟利机构，为了收视效果，他们会有选择性地邀请嘉宾，覆盖面十分有限，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并不能从中获益。

我们需要的，是面向社会各种群体的专业化的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服务。

但是，心理咨询或治疗在中国社会的接受性程度差异很大。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谈“心”色变，“精神病”、“变态”都是一些贬义词，对严重精神病人存在歧视。很多人面对焦虑症、抑郁症，不去寻求心理辅导，更倾向于把心理障碍“身体化”。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报告“胸闷”、“头痛”、 “四肢麻木”，但身体检查又查不出任何异常。而在新一代中，人们对心理咨询的接受程度并不低，对心理障碍的认识也较从其有很大提高。就拿这次事件来说，各大网络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后，都跟有网友的讨论。其中，不少“有识之士”怀疑杨女患有偏执人格、或关系妄想性精神分裂。可见，民间对变态心理学的一些名词并不陌生，对其概念和现象也有所了解。

那么，为什么在一年前杨家因疯狂追星而初次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候，却没有人及时地指出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问题，从而给出寻求治疗或者辅导的建议呢？除了心理咨询，有没有更加直接有效的干预方式呢？

笔者认为，较之心理咨询，中国社会现在亟需的是专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就包括社区社会工作中心。社会工作（Social work）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美国。在19世纪末的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中， 美国的一些中产阶级青年女性自愿居住在低收入社区，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直到今天，社会工作是否是一个专业领域一直存在争论，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在不同国家 地区也有很大差异，有时也被批评“不够专业化，具有官僚体制特点”等。但总体上讲，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地区的社会工作在推进社会公正，改善人权，服务社区等领域表现活跃，成绩显著。在美国，社工已经对心理咨询师行业形成了威胁。因为与收费高昂的心理治疗相比，人们更愿意选择收费较低的社工服务来解决问题。

在香港，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和医疗服务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个社区都有专业的社工负责处理家庭暴力、青少年成长等问题；而医院中的社工则负责照顾病人或者提供最基本的心理辅导。笔者认为，在华人社会中，社会工作较之心理咨询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 主动性：心理咨询服务是一种被动的服务，即顾客必须主动寻求心理诊所或精神病科的治疗；而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社会工作服务，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更容易地发现社区家庭存在的问题，主动提供服务。

2. 低成本：由于社工的培训周期比心理咨询师要短（以香港为例，注册心理治疗师须有相关学历和七年工作经验，而注册社工只需要拥有一个本科的社会工作学学位）。 和私营的心理诊不同，大部分社会工作单位是政府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其低成本的性质，无论对于政府还是社区居民，都是一个优势。

3. 文化适应性：针对上文指出的中国文化对于“精神”疾病的偏见，社会工作以一种“非病态”的概念出现，更适应中国社区的需要，更容易普及。

4. 服务范围广：社会工作包括多个层面，针对各种群体，例如青少年问题，家庭婚姻问题，老龄化问题，行为健康（如：戒烟戒酒）等，适合中国转型期社会问题庞杂繁多的特点。

遗憾的是，经过笔者粗略调查，中国内地开设社会工作学专业的大学寥寥无几，和香港、美国形成鲜明对比。诚然，我们不能一切照抄西方，但是事实证明，社区服务中心和社会工作人员在香港或者西方发达国家的存在，确实为医院病人或者社区居民带来了很多福利。当今的中国社会，国家经济建设极快，但是相应的社会福利系统建设却跟不上步伐。医疗保障、社会保险问题不断。由于核心价值缺失，法制不健全等带来的各种个人或者社会悲剧时有发生。过去，老百姓有了问题，居委会派人来做工作，“党支部”也会找人来谈心。但在现在，那些做“思想工作”时常用的“理想主义观念”，已经不能解答当今中国人的现实问题。这些机构的角色日益尴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转型时代，谁来倾听我们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社会工作服务的逐步完善，将是一个恰当的起点。

结语：

每每打开“新浪”、“搜狐”等国内门户网站，在社会和地方新闻中，常见大量“奇闻轶事”的报道。其中婚姻暴力、青少年问题、虐待老人、精神病与犯罪占有很大比例。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事件本身的罕见性、荒诞性及其恶劣程度，却很少看到问题解决的后续报道。顶多就是出了一件事，于是跑出来一个“专家”，远程地说一句：这个例子属于某某病，应该如何如何。对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帮助。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社会工作或者类似服务在转型期的严重缺失。笔者希望通过此文使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对这一话题产生关注，并用各种方式（研究、投资或者做志愿者），为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建立与发展出力。

冷嘲与旁观—从中国政治波普以及玩世现实主义说开去

作者：浮云

中国早期的政治波普，大约可以追溯到1979年“星星美展”的时期。那时候文艺界刚刚呼吸到一点新鲜的空气，便如四月的花草一般飞快地生长起来。T. S. Eliot在长诗《The Waste Land》开篇就说“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以此隐喻生长的痛苦。以此诗歌意象做比，对于中国的现代艺术，倒也仿佛一句谶语。

不管从什么意义和角度上来说，我们这一代都欠八十年代一个人情。然则对于经历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的那批中国现代艺术家来说，这期间蜕变的过程，仿佛一个拉长和放慢的光锥，慢慢的拉扯和变形。我们很难给8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创作下一个限定式的形容词，然则总体上，我们可以说在89年以前，中国现代艺术的主体基调，是充满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喧嚣与骚动”。就像刚才提到的，那是一个谶语一般的四月。抽象主义，行为艺术，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等迫不及待的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然则这样的生长终究带着沥沥生生的痛苦的抽搐，生长的疼痛里撕扯出新的集体姿态和声言，而这些，便是这里想要讨论的主题。

89之后，中国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开始大量涌现。方力钧的“呐喊”（如图）登上了《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了一时间中国现代艺术的标志性事件。方力钧也成为了“玩世现实主义”在中国最具标志性的人物。再比如95年岳敏君的《自由领导人民》，取材于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画家德拉克洛瓦1830年著名的油画（如图），却将漫不经心和冷嘲热讽刻在了画面的每一个角落。

呐喊 1993年 方力钧

《自由领导人民》1830年 德拉克罗瓦

《自由领导人民》1995年 岳敏君

张大了嘴打哈欠这样的动作被赋予“呐喊”的意义和讽喻；自由蜕变为一群嘻嘻哈哈穷极无聊人的集体舞蹈。这些，大抵是89以后中国的政治波普艺术和“玩世现实主义”力图表现的主题。

引一段方力钧的话。“王八蛋才上了一百次当之后还要上当。我们宁愿被 称作失落的，无聊的，危机的，泼皮的，迷茫的，却再也不能是被欺骗的。别再想用老方法教育我们，任何教条都会被打上一万个问号， 然后被否定，被扔到垃圾堆里去。”

对抗沉重而荒诞的现实有很多种方法，用哈欠来宣示呐喊是其中的一种。然则这样的宣示，纵然犀利，却多半伤人伤己。“玩世现实主义”通过鼻孔里的不疼不痒的哼声，万事不关心的哈欠，毫不正经的大众狂欢，道出了一种普遍的生存境遇。用犬儒对抗荒诞，用玩世对抗现实，用无聊对抗当下。整体上来说，这些都是充满伤痕的对抗。对抗的方法，大抵上类似于往伤口上撒把烟，然后一边龇牙咧嘴一边满不在乎的笑笑，说，不过如此，不过如此。

这样的“不过如此”，道出了中国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充满荒诞和黑色幽默的冷嘲和旁观。一边疼痛，一边冷嘲；一边无奈，一边旁观。

试图把批判和理想用冷嘲和旁观的方式去展现，往往不可避免的失去其间很多重要的元素。这样的失去，未必是出于作者的主观意图，更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叙述的态度，神情，以及表达的手段。艺术的标签化是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必然的结果。这种标签化演变成某种象征性和标杆性的艺术风格，再进而变成个人化的艺术标记，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性的关注视角渐渐被淡漠和虚无化。换句话说，“玩世现实主义”在标签化的过程中，慢慢变得“玩弄现实”，而这种玩弄，是显然有悖于现实主义的批判原则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玩世现实主义这种艺术形式的成功，表明它的确捕捉到了一种深层次的生活状态，然则在对这种生活状态进行表达的过程中，另一些同样普遍和深刻的元素被无视了。玩世现实主义通过创痛的集体记忆，把关于生活的纪念浓墨重彩的涂进了他们设下的框架里，让观众的感情和记忆在他们的框架里游走。或者说，他们调用了大众的集体性感念，来填充这些艺术作品的感情色彩。而这样的调用，事实上带有很强烈的伤害性质。

想起中国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我常常会联想起另一些时代和另一些人物。首先是八十年代的中国艺术，这在开篇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之前说到“欠八十年代一个人情”，细细想来，不仅仅我们这一代，而是包括了我们的上一辈，都欠八十年代一个人情。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家们所感念，所痛苦，所表现和调动的一切，都根植于80年代。而我们的出生和成长，就在80和90的裂缝中飘零。玩世现实主义者通过反叛80年代来表达他们的痛苦和普遍关注，而我们在他们调动的感情里感念属于80年代的批判和理想。所有的这一切，都有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和撕裂感。正是这种联系和撕裂，造成了而今对于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共同阅读。

还有便是一些更久远的年代。属于《新青年》以及鲁迅等等的年代。鲁迅是冷嘲的大家。然则冷嘲伤己更甚于伤人。记得以前看到过许广平回忆起的一些小事，比如冬日的夜晚鲁迅睡不着，便到阳台上去，后来便躺在阳台里。然后许广平拿条毯子盖在鲁迅身上，然后陪他在阳台上躺一夜。这个细节可见鲁迅内心的痛苦。善冷嘲者，必要有坚韧和柔软的心。否则这许多冷嘲，便终究流于一种漠然的表现形式。我对中国现代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担忧，大半基于此。正是因为这种冷嘲内在的力量，使得驾驭它所需要的内心要比其它任何一种力量都要复杂。这期间的矛盾和冲突，若非有厚实的内心予以抵挡，又有柔韧的灵魂予以体悟，便只能是许许多多无异议的呻吟和廉价的情感调动。

胡杰：重要的是立场

作者：周书

胡杰，纪录片工作者，1958年生人，当过兵，学过画，做过记者。1995年第一次拿起超8毫米摄影机。那一年，是电影诞生后的第100个年头；那一年，第五代已是明日黄花，第六代仍备受争议，贾樟柯拍了处女作《小山回家》。

那一年，没几个人知道胡杰是谁。十多年后，他名声鹊起，是因为一部叫做《寻找林昭的灵魂》的纪录片。没有宣传，没有炒作，也没得过奖，这部片子却在网上广为流传。

其实，即便是在中国最另类最先锋的艺术家和独立电影人之中，胡杰也算得上是异类中的异类。

这首先是因为，他一点也不先锋。

他的纪录片，从早期的农村现实题材，到后来的历史题材，用的都是最老实的手法，看上去就像中规中矩的电视片。旁白，配乐，这些常为笃信“真实电影”美学的中国独立电影人所不屑的叙事工具依然在胡杰的纪录片里发挥着作用。从王兵到贾樟柯，从陈为军到胡新宇，他们用镜头客观、冷峻、克制地记录所谓的原生态，胡杰却从不避讳将导演的个人情感放进影片里，他说：不必强调瞬间的真实，重要的是立场。

他的立场是一种比追求表面的真实更高的追求，他要记录的与其说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不如说是一种情感，一种精神。他要带领我们进入拍摄对象的内心，不管他/她是祁连山上的煤矿工人（《远山》，1995），被拐卖到山东农村的云南妇女（《平原上的山歌》，1999），居住在海边的平凡人家（《在海边》，1999），还是为真理坚贞不屈在狱中写下万言血书的“圣女”林昭（《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抑或她从未停止控诉的丈夫王晶尧（《我虽死去》，2006）。通过胡杰充满关切地讲述，观者总会在不经意间被他记录的影像所打动，那里面有着苦涩和悲凉，也有生命的尊严和坚韧。

而胡杰这个人，可能比他的片子更加使人惊讶。在他身上，有种这个时代里罕见的纯粹和谦卑。1999年，为了拍摄《寻找林昭的灵魂》，胡杰毅然辞去了在新华社的工作。人们对他此举充满好奇和不解，然而在胡杰眼中，纪录片是一定要拍的，自己能活下来就好，钱，没有就没有吧。他不是理论家，他不会用深刻的词汇来解释纪录历史与现实的意义，他也没有特别远大的志向。在不同场合，他只是反复强调：他是渺小的，他只能做到这些，但是纪录的工作很重要，他愿意用有限的时间尽量多做他认为重要的事。

他靠自己的钱和朋友的资助拍电影，每一部影片，从收集资料，联系采访对象，到实地拍摄，最后剪辑成片，全都由胡杰一个人完成。他一个接一个地拍片，剪片，在其中倾注大量心血，对影片的发行状况，他则毫不关心。用他的话说，除了少数一两部影片曾获得少量发行以外，他的片子其实就是没有发行！他不参加国际电影节，也没卖过海外版权。他相信好片子会口口相传，从他的朋友，到朋友的朋友，再到数以万计的网民。最近，胡杰导演携新片《我虽死去》来到香港，还同时在香港大学放映了《寻找林昭的灵魂》与《平原上的山歌》。研讨会上，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版权问题时，他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他说：

“其实这是一个纪录片工作者经常面对的伦理问题。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摄像机记录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所以我们如果收费，我们的心灵就会受到审判；如果你不收费你就生存不下来。有时候你就会…就是不收费。”

我们为这样的一个胡杰鼓掌。

有人说，胡杰是悲悯而平等的纪录者；有人说，他用镜头记史，以影像思想。我觉得他的影片，是孕育着希望的，这不仅仅因为他甘愿用自己的双眼去做整个民族的眼睛，代替我们去关注，去记录，去审视当下和过往的岁月中，那些不为人注意的或是被人刻意遗忘的角落，去承受那些尴尬和伤痛，去张扬美好和光辉的人性，也因为通过他的影片，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获得，某种成长。


胡杰主要作品（长片）：

1995 圆明园的画家生活
1995 远山
1995 媒婆
1999 在海边
1999 平原上的山歌
2004 寻找林昭的灵魂 (全片播放)
2006 我虽死去 (全片播放)

印度起飞？一个笑话

——双输的自由 之一
作者：Palpatine


前几日在网上看到了这条新闻。印度农民为了反对征地，聚起众人来闹事，结果阿三的警察野蛮镇压了一下，打死打伤若干人，地没法征了，开发区也建不起来了，阿三的引进外资打了水漂了。

印度的这种半途而废的开发，官方的话说是要怪罪他们的警察水平低劣，打死人太多，其实这种尝试在印度就行不通。

印度的开发区不过是拾了大陆的牙慧。而大陆的改革开放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要和别人拼成本，行政成本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就拼人力和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的拼法很有中国特色，按张五常的说法是邓小平的伟大发明，那就是中央和地方分税，默认地方政府的贪污，纯粹按照经济增长提拔地方官员，然后再给与地方与经济相关的极高度自治权力。这就令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吸引工程项目和吸引企业，以图捞钱和升迁。

而人力对中国来说就更简单，农产品统一收购是建国初期保证粮食安全的办法，而开放初期延续的低收购价格是剥削农业补贴工业的老做法，这两点都不甚合时宜地延续下来，在高通胀条件下，却恰好压低了农业收入，使农民更容易被吸引出来做工；或者不客气地说，逼迫许多农民离开土地。再加上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大规模征地，农业人口涌入工业，劳动力过剩造成了人为的低成本。

各种条件的结合造就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工业化。当寡头制下的集权者们制定计划的时候，决不会有人想到会有今天这样奇迹般的成功，许多步骤更是纯粹凑巧。但是，创造这个奇迹的许多措施，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里，却完全无法办到。发展的初期常常是充满血泪和肮脏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不完全的投票权和少数人把持议会的情况下完成的，美国的经济起飞是在贪污腐化严重，地方政治被各种帮派和资本家控制的二十世纪初做到的，苏联的一五二五计划是靠余粮收集制残酷剥削集体农庄在大萧条中买来的。而印度呢？它一样也做不到。不要忘了上次大选是什么样的口号靠着农村人口海量的支持票获得胜利的。而它的经济部长还说过，要将农民留在土地上，并且提高他们的福利。在农村人口的选票压力下，难以想象有任何办法来快速增加工业人口。更不要说在现行制度下，中央政府对地方完全没有支配能力。为了获得支持，政府还得用还没建立起来的工业资源来补贴农业，而这个被补贴了的农业生产，在没有足够工业支持下，就完全没有再发展的余地。苏联从剥削集体农庄到工业反哺农业用了近半个世纪，相信不会有人把任期半个世纪的任何政府叫做民主政府。

因此印度的试图照抄中国大陆的经济开发区制度，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开发区背后的逻辑，只能像洋务运动那样抄袭一些表面的东西。即使这次征地没有遭到阻力，建成的开发区如何招到工人？如何令地方政府愿意拿出钱来修路造桥，而不是养肥了猪之前就把它吃掉？最后，印度的农民众多的优势不发挥，它的成本优势在哪里？

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印度的民主虚有其表，西方国家承认它的民主不过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其实这些人完全就搞反啦。中国在政制上固然没有必要去一百步笑五十步，可是经济上印度人要和中国来比资本主义，这个笑话未免也太冷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