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浪潮论坛之公共知识分子

Cho:
……07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有崔卫平,戴煌,高耀洁,姜戎,李泽厚,熊培云,许纪霖,许倬云,杨继绳,余世存,张灏,章诒和,朱学勤等……

Yol:
……至于这个公共知识分子，我有幸与其中个别有过交往，风范甚佳。希望旧浪潮也是一个出产未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园地。

一格：
我也看了那个名单，不少很酷的人。心向往之。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在中国的context里面，公众知识分子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和乔姆斯基在美国感觉颇不同？

希望将来我们中的某几位，可以先做真正彪悍的知识分子，然后再公众化：）

一格：
嗬嗬，不过能出胡适之也好。记得当年傅斯年对胡适的评价："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

Sapientia：
嗯，我记得原来和化之同学也探讨过知识分子公共化的问题。我不记得化之当时的观点是什么，这儿就谈一下我的观点：

我所关心的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开始形成，后来我们又如何认识到公共化应当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属性"。对于前一个问题，我想大家都可能有所了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历史学家通常和19世纪中下期俄国兴起的民粹派相互联系起来。民粹派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有贵族的血统，但大多是没落的贵族，在沙皇统治之下处在夹缝的当中，于是有一些代表人物，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等人，就开始反思俄国的发展道路。

俄国当时正处于革命的暴风雨中，原因是农民纷纷揭杆反抗农奴制。虽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经下令在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宣布废除农奴制，将田地进行产权分割后归还给农民，但问题在于贵族利用自己的势力在土地分割之中将部分村社（在俄语里念做"米尔"）的土地强行据为己有，而农民还需要为自己获得的一小部分土地缴纳高额的赎金，结果获利的恰恰是试图希望通过农奴制改革削弱势力的贵族集团。这个农奴制改革迅速加剧了贫富差距，农民最后的一点期望也被利益熏心的上层统治所击碎。他们将怒火发泄到了沙皇统治身上，于是就有了抵制改革和争取土地与人身自由的农民革命。

俄国的民粹派其实对俄国融入西方的进程深感担忧，因为将近两百多年的学习俄国并没有产生如西欧工业文明下的资本主义体系，农民也没有从技术革新和军备提升的过程受益，而且俄国的米尔不同于中世纪的商业城市，土地崇拜，平均的思想是民主的根基，农民拒绝选择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游离在米尔之外，因此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对俄国的农民来说不啻为恶魔般的理论。这些因素也影响到了民粹派对俄国发展道路的认识，他们主张俄国应当走上一条独特的非西方资本主义，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财富只会腐蚀人的心灵，而且亵渎了人们对于上帝的忠诚的信仰，富人都是沾满农民血腥的恶棍，他们从心底里向往一种朴实无华的相当单纯的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评价这种植根于农村土地的理论为"土地民生主义"。

民粹派对当时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相当排斥。他们有一句名言："自由的概念只与集体有关，个人对集体来说是没有自由的，对个人来说，自由就是对集体的服从，只有把个人溶于集体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民粹派的旗帜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相当精通，但他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的理论植根于西方工业文明下的产权关系和雇佣关系，而俄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于是在强调抵制剥削，实行社会公有制的基础下，民粹派将自己的同情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苦难的农民，他们在农民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新生的、令人向往的社会体制。于是后来人们就把这些主张民粹理论的社会思想家和活动家称为"知识分子"。因此，我觉得，知识分子诞生伊始，他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对一部分人的关注，而且这部分人通常是社会改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政治话语处于弱势的地位。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诸位应该比我更加有洞见，我就不班门弄斧了。回到知识分子和公共性的关系上，我个人的观点是，也许是相当古典的观点，公共性应当滞后于知识分子的身份，我读赫尔岑的《往事和回忆》，觉得他早期的教育，尤其社会政治理论的研习，为他今后的社会活动提供了可以发挥的空间。即使赫尔岑没有如此热情地投入社会运动，不刊发印刷品，我依然喜欢他早期的诗歌和散文。当然这与赫尔岑的性格和气质也不无关系，倘若他是现实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可贵的浪漫主义情怀了。

一格：
谢谢李彦对现代知识分子起源的娓娓道来。我对俄国这方面的历史一无所知，上了很好的一课。你所关心的两个问题在我看来都十分重要（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公共化为何应当成为知识分子的属性）。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我们是否还可以从中国文化中的"士"的角度来看（这好像也是一种比较广为接受的观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知识分子就恰好和俄国起源的那一种不同。同样作为精英阶层，士是为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服务的。在当代中国，我觉得这两种不同起源的"知识分子"都存在。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比较研究。

对于第二个问题，个人非常赞同李彦的说法：公共性应当滞后于知识分子的身份。

PS: 今天上赵鼎新老师的社会运动课，恰巧也谈到了异议知识分子的问题。对于authoritarian* regime里面的知识分子（如前苏联、伊朗，当然还有中国，尤其90's之前），他似乎是抱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的个人经历让他觉得这些理想主义者们的想法，在缺乏公开讨论或者亲自执政的锻炼（他所认为的知识分子成熟起来的两个唯一途径）的情况下，他们大多比较幼稚，他们的质素是体制本身决定的。在体制内，他们被剥夺了发言的机会；后来流亡的人（他举了魏京生的例子），在民主国家，其言论又失去影响力（流亡者的大多言论在民主国家不过是常识而已），因此其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使命也就此告罄。

*之所以用英文是为了区别autocratic

Cho:
谢谢Yol,格格和李彦,我也倾向于知识先于公共的提法.两个问题让我困惑:

1.知识是否本身具备公共性,即,为知识而知识这一行为本身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能为其带来功利的效果(促进世界的福祉)?

2.公共意指积极的公共还是消极的公共,即,信任知识而勤于行动,还是怀疑知识而慎于行动?

一年前的春节和友人聊到知识分子的问题,现在看来部分可作为2的引子,不妨和大家做个分享:

"所谓刻意(大概就是信任知识而勤于行动---我的理解@@)也许叫学术个人英雄主义更恰当一点.我觉得这个问题更像马克思的而不是韦伯的.工人作为流水线上的一环被剥夺了他与最终产品的联系.甚至一件最终产品是否可能都成了问题:如今有哪个人哪个学派会说自己进行的是总体反思而不是零敲碎打呢?专业化一方面有其正当性,一方面也是无可叛离的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