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的艺术

作者：周书

片名：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 / The Gleaners And I /拾荒者/艾格妮捡风景/同是天涯拾荒客
类别：纪录片
导演：Agnès Varda （阿涅斯 瓦尔达）
上映年度：2000
制片国家/地区：法国

电影一开始便是一本黑白画册，几幅关于拾穗者的画，当然也包括米勒那幅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品：几名妇女弯腰专注于田地中剩下的稻谷，地平线温柔地将她们附着在大地上，而远处堆的高高的谷堆却为贫穷做了残酷的注脚。Agnes Varda选择了观众熟悉的角度进入拾穗者、拾荒者的世界，一个古老却现代的世界，一个为消耗过度的资本主义世界作了另类注脚的同时充满无奈和欣喜的世界。

拾荒行为经由米勒的画与艺术不可避免的联系了起来，拾荒是一种艺术，艺术创作也变成一种拾荒。影片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是由于导演忘记关电源而拍下的。我们看到镜头朝下对着地面，镜头盖随着人的走动四处摇晃。这本是个毫无意义的镜头，Varda把它收进电影里来却恰恰体现了拾荒的精神。

然而说拾荒是一种艺术未免是将粗糙的现实美化了。的确有艺术家将废弃物制造成艺术品，Varda为此片走访的拾荒人中可能更多的还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去捡拾被人遗弃的食物家具。还有一些人大概是介于二者之间，贫困促成他们的举动，却又从中发现乐趣，发现意义，发现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从这部纪录片的关注对象上看，它似乎由一个能指指向了多个所指，由一个母题发展出了多重意义，人文关怀、社会批判以及艺术家的自省交织其中，却每每只是点到即止，有的只是诗意的跳跃。

如果这其中有哪一点更为突出，我认为便是Varda作为艺术家的自我指涉(self- relexivity)和由此诞生的关于时间、老化、废旧等抽象主题的思考。影片名为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 （英文名:Gleaners and I)，后面这个单数的glaneuse显然指的是导演本人，而她显然成为了这部电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纪录片工作者从摄影机后走到摄影机前的行为并不常见，Varda的这一“献身”也许有narcissism的成分，但在我看来却有效地使影片叙事变得复杂化，改变了单一的写实主义，将拾荒变为一种隐喻。（此处十分值得中国的纪录片工作者借鉴。）

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影片拍摄过程的电影。镜头记录的不仅仅是那些在田间捡土豆，在散场的集市捡菜叶，在街头巷尾寻找废旧电器的人，它同时也对准了拍摄这部纪录片的人——Varda自己。这位曾经的新浪潮女将在影片中频频出镜，在亲口讲述寻访拾荒者这一过程的同时，我们看到她手举摄像机的画面，我们看到她自己拍下的画面：她的白发，她苍老的手，她用手指圈住的一辆辆被超过的货车，当然还有——皱纹的特写。这些镜头中，时间的流逝与时间的痕迹无处不在。老年的形象与拾荒者手中废弃的旧物的形象不断交替，并在影片最令人惊异的一幕中重叠：镜头先是对准了Varda在路边捡回的一只透明的没有指针的钟。此时它以被Varda神奇地变成了极具超现实感的装置艺术，然后慢慢地，一张年老的脸在没有指针的时钟后滑过。旧物与老人在这一刻为彼此作了注。然而他们的oldness却又被此时消失的指针悄然颠覆。时间不复存在，人类的创造力重新赋予了将被遗弃者永恒的青春。

影片自始至终都有种清新、向上的调子。尽管它的关注对象——被抛弃的食物，废旧物品，拾荒者，老人——时时在“死”的不远处徘徊（腐烂、毁坏、饥饿、死亡），它表现更多的却是生机，是随时可能出现的rejuvenation的可能。就像影片中出现过的心形土豆，由于尺寸不合格被农场主丢弃，Varda把它们拣走，拍下了它们发青的样子。在两年后的续集中，我们却在影片伊始便见到长了芽的心形土豆在花盆中愉快地伸展着。

PS. 好久没有看到让我激动的电影了。这部我却看完以后赖在教室里不想走，自己给自己放了续集，于是才看到长了芽的超可爱的心形土豆！不过还是那个钟突然和两只瓷猫一起出现的时候更震撼。这是transcendent的时刻，生活刹那从腐旧中获救，走出教室，夜里的风都醉人呢。

南京好人

作者：Gill

奥斯维辛之后，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研究，被理解：大屠杀之神学，之政治哲学，之群众心理学，之现代性，等等，如杂花生树群。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许，在南京之后依然是文明的？据说阿多诺后来把原话收了回去，而代之以“常年累月的痛苦与被拷打者的嚎叫享有同等的表达权利”。然而给予权利上的平等无助于改变现实本身的偏颇。拷打就其摧毁信仰的力量而言是日常痛苦根本不能比拟的。对于犹太人，对于欧洲人，西方人，乃至对于一切严肃地信仰上帝的人，奥斯维辛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号：如果真的存在全知，全能，全善的主，这滔天灾祸又为何降临在上帝的子民，尤其偏偏降临在上帝的选民头上？——恶的诱因，恶的机制，恶在人性深处的据点，因此必须被一一指明。这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它再度发生；也是为了，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挽救他们对于神及对于人的信念：如果要预防恶的再度发生，他们首先必须确信预防是可能的。

但南京不具有这样的意义。正如对于一个非犹太、非西方、不信上帝的中国人而言奥斯维辛并不触及他的根本信念一样，对于坚守安全区的西方人而言，侵华日军的邪恶也不是一个亟待理解的对象。日本兵并不冲着他们而来，不冲着上帝的信徒而来；他们似乎也并非像军队官方宣称的那样，冲着已经放弃抵抗、扮为平民的中国士兵而来；似乎他们根本没有特定的目标，只是自然而然地发泄着一种不可理喻因而也无须理喻的邪恶。安全区里的祈祷是：主啊，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而不是：主啊，难道你抛弃我们了……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拍的《南京》和其他控诉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及其反人类罪行兼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电影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对恶的处理都采用了加缪式的手法：恶是一种鼠疫。鼠疫不出于我，非我族类（全是军国主义的问题，而军国主义，是日本的问题），不可理喻（岛国资源匮乏，一小撮狂热分子，等等——这是官方解释的极限，非官方反日则不需要任何解释），与其说它要求反省（日本人需要，但我们没有需要，没有任何需要），不如说它只要求抵抗，要求杜绝，要求永久消灭——而这也就要求一种信仰，即相信就像存在治疗瘟疫的医术一样存在着一种消灭恶的技术，尽管这一信仰没有任何现实根据。

《南京》的所有台词都来自现场，来自当事人的日记，书信，文档，会谈记录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一选材标准最大限度地营造了影片的现场感与真实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主人公的人格力量和道德激情（IMDB评论：“这不仅仅是画外音在解释事件——这就是那些人的声音”）；但同时也它决定了影片关注事件的程度和角度——“这就是那些人的声音”！唯一在现场发出的、“解释事件”的声音是西方人的声音（确切地说，还有一名日本人——其作用是报道日军的军事进展和政策指令）；而无论受害者还是施暴者，真正属于他们的声音都来自遥远的追述——对几位耄耋老人的采访为罪行的事实部分提交了呈堂证供但也仅此而已。声音的纷杂无法改变叙述的单一。诚然，就史料本身而言，来自安全区的记录保存得最为完好，也足够公正。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南京》的视角是医生的视角，这一视角将南京削减为一场瘟疫，而将影片自身削减为一本病历。病历的叙述特点是它既不将疾病作为人的一部分来理解，也不将病人作为人来理解：在其中，只有医生才能表现出人的道德感。一个瘟疫横行而医生不在场的世界是根本不值得叙述的（好莱坞可曾有兴趣拍，比如，红色高棉？），哪怕病人百人一组、极富效率地死去——这顶多是令人憎恶的。唯有医生的存在与抗争才是叙述的意义所在，希望所在。影片一切材料的组织与一切情节的取舍也都紧扣着悬壶济世的主旋律——“我们不恨日本人，如果他们来到我们的医院我们也会一样帮助他们……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人们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台词大意如此，而IMDB上一位美国网友果不其然地赞道：“就像看三个辛德勒拯救中国人”。

不仅如此，南京还有比奥斯维辛更上镜的地方：在空前强大而不可理喻的瘟疫之下，医生的道德感被压铸得极度简明，极度坚实——救人是唯一的硬道理，因而“南京之后”信仰仍不至成为一个过于尖锐问题。至于那些偏出病历叙述框架的、意义模糊而令人道德焦虑的线索，则即便留存下来，影片也剪得愈短愈好，点不到为止：……日本人进来，说要带走一百个花姑娘去做军妓，如果不交人他们就会武力进入安全区，我说，我一个也不会交给你们，但这个时候二十一名女子主动站了出来……后来知道她们以前是妓女；……一个汉奸来向我们传达日本人的指示，勒令安全区里的难民们限期回家，并说会保障他们安全，但在日本人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又转回来流着泪对我说，千万不要让妇女们回去；……是的我们强奸，但是……你知道，那种事情如果不是两个人愿意，做起来感觉一点也不好……

1938年2月2日，影片说，拉贝成功地说服日军当局放弃撤销安全区难民营的决定——这一至少表面上的仁慈似乎是全片中唯一可能有助于理解残暴的契机，但影片没有提及谈判经过，而把叙述重点放在拉贝凯旋后受到欢迎的场面上（“此前我还一直以为”，扮演拉贝的演员感慨道，“人们不太喜欢我……”）。然而根据拉贝本人的记述，会谈的过程远比影片所暗示的简单，而幕后各种力量的运作又似乎远比影片所揭示的复杂。“当问及难民是否要在2月4日强行遣散出难民收容所时”，日本驻沪参赞回答，“根本不存在强迫问题”，并且“请求我们不要将日本方面无意强行撤销安全区的消息告诉中国人，以免撤销的工作陷于停顿”——“我答应他不公布这个消息”（《拉贝日记》，江苏人民1997，页549）。从后来的日记（页563）推测，拉贝遵守了他的承诺，截至2月5日下午日军再次做出撤销决定时，三分之一的难民已经离开。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人去往何处。正如一部纪录片若要动人，就必然掩盖它值得警惕的地方。

胡杰：重要的是立场

作者：周书

胡杰，纪录片工作者，1958年生人，当过兵，学过画，做过记者。1995年第一次拿起超8毫米摄影机。那一年，是电影诞生后的第100个年头；那一年，第五代已是明日黄花，第六代仍备受争议，贾樟柯拍了处女作《小山回家》。

那一年，没几个人知道胡杰是谁。十多年后，他名声鹊起，是因为一部叫做《寻找林昭的灵魂》的纪录片。没有宣传，没有炒作，也没得过奖，这部片子却在网上广为流传。

其实，即便是在中国最另类最先锋的艺术家和独立电影人之中，胡杰也算得上是异类中的异类。

这首先是因为，他一点也不先锋。

他的纪录片，从早期的农村现实题材，到后来的历史题材，用的都是最老实的手法，看上去就像中规中矩的电视片。旁白，配乐，这些常为笃信“真实电影”美学的中国独立电影人所不屑的叙事工具依然在胡杰的纪录片里发挥着作用。从王兵到贾樟柯，从陈为军到胡新宇，他们用镜头客观、冷峻、克制地记录所谓的原生态，胡杰却从不避讳将导演的个人情感放进影片里，他说：不必强调瞬间的真实，重要的是立场。

他的立场是一种比追求表面的真实更高的追求，他要记录的与其说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不如说是一种情感，一种精神。他要带领我们进入拍摄对象的内心，不管他/她是祁连山上的煤矿工人（《远山》，1995），被拐卖到山东农村的云南妇女（《平原上的山歌》，1999），居住在海边的平凡人家（《在海边》，1999），还是为真理坚贞不屈在狱中写下万言血书的“圣女”林昭（《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抑或她从未停止控诉的丈夫王晶尧（《我虽死去》，2006）。通过胡杰充满关切地讲述，观者总会在不经意间被他记录的影像所打动，那里面有着苦涩和悲凉，也有生命的尊严和坚韧。

而胡杰这个人，可能比他的片子更加使人惊讶。在他身上，有种这个时代里罕见的纯粹和谦卑。1999年，为了拍摄《寻找林昭的灵魂》，胡杰毅然辞去了在新华社的工作。人们对他此举充满好奇和不解，然而在胡杰眼中，纪录片是一定要拍的，自己能活下来就好，钱，没有就没有吧。他不是理论家，他不会用深刻的词汇来解释纪录历史与现实的意义，他也没有特别远大的志向。在不同场合，他只是反复强调：他是渺小的，他只能做到这些，但是纪录的工作很重要，他愿意用有限的时间尽量多做他认为重要的事。

他靠自己的钱和朋友的资助拍电影，每一部影片，从收集资料，联系采访对象，到实地拍摄，最后剪辑成片，全都由胡杰一个人完成。他一个接一个地拍片，剪片，在其中倾注大量心血，对影片的发行状况，他则毫不关心。用他的话说，除了少数一两部影片曾获得少量发行以外，他的片子其实就是没有发行！他不参加国际电影节，也没卖过海外版权。他相信好片子会口口相传，从他的朋友，到朋友的朋友，再到数以万计的网民。最近，胡杰导演携新片《我虽死去》来到香港，还同时在香港大学放映了《寻找林昭的灵魂》与《平原上的山歌》。研讨会上，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版权问题时，他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他说：

“其实这是一个纪录片工作者经常面对的伦理问题。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摄像机记录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所以我们如果收费，我们的心灵就会受到审判；如果你不收费你就生存不下来。有时候你就会…就是不收费。”

我们为这样的一个胡杰鼓掌。

有人说，胡杰是悲悯而平等的纪录者；有人说，他用镜头记史，以影像思想。我觉得他的影片，是孕育着希望的，这不仅仅因为他甘愿用自己的双眼去做整个民族的眼睛，代替我们去关注，去记录，去审视当下和过往的岁月中，那些不为人注意的或是被人刻意遗忘的角落，去承受那些尴尬和伤痛，去张扬美好和光辉的人性，也因为通过他的影片，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获得，某种成长。


胡杰主要作品（长片）：

1995 圆明园的画家生活
1995 远山
1995 媒婆
1999 在海边
1999 平原上的山歌
2004 寻找林昭的灵魂 (全片播放)
2006 我虽死去 (全片播放)

当代中国的思索者之林昭（1932-1968）

作者：Yol

写在前面：
"思索"，思考、探索是也。我所接触过的中国学者的著作，其实也并不多，然而就是那不多的几本书，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方向，让我从美丽得虚幻的文学当中走出来，关心现实，关心这世界。这篇文章，是很难有结尾的，或许我会一直的将它续写下去，或许若干年之后，将它续写的不再是以旁观者的笔触，而是投身其中的灵魂。


知道林昭，是一年前的暑假。陆陆续续读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最近，又幸运的看了只限于内部交流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的故事，是用爱与血写就的故事；林昭的灵魂，是美丽与坚忍并存的灵魂。感慨，为了她的年轻与才华；敬佩，为了她的良知与勇气；流泪，为了她的苦难与不幸；微笑，为了她曾经的存在，为了她在中国历史上所留下的淡淡却长远的痕迹。

"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这首小诗，刻在林昭墓碑背面，是她在狱中所写。这，是她的自叙，是她的死亡宣告，也是她短暂一生的总结。1954年考进北大，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在燕园，她迅速的成长了，思想的矛盾与斗争在她体内酝酿着，直到 1957年，在张元勋的批斗会上，爆发。"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才气与勇气并存于她柔弱的身躯之内，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直率而高贵的她，让众人震惊了。

之后，被打成右派、自杀未遂、接受"监督改造"、发配新疆、作《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发表于进步刊物《星火》，1960年因反革命罪名在苏州被捕，尚未到而立之年。狱中，曾经被喻为林妹妹的林昭，却忍受住了常人所无法忍受的痛苦。殴打、强暴的阴影之下，手铐终年不离的她，没有纸笔，却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血书。她不服，她绝食，她控诉，她呼吁正义。然而， 1968年4月29日，判决书最终到了，宣布了她的抗争的结果——由20 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当天被秘密处决。时年36岁，正好应了"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之谶语。所幸，"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的临终之言，12年后还是得到了验证——1980 年，林昭被平反。

林昭要的是什么？很简单：是自由，是民主，是正常的生活，是做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简而言之，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应有的常识。但是，现实告诉她：什么都没有。然而，就是这个祖国，这个她爱的祖国，滋生了毁灭她的力量。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她悲愤，她冷眼看着这个被她喻为"中世纪"的社会。她为历史所选择，承担了苦难。从精神到肉体，一个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最终伤痕累累的走向死亡。

当时那个不愿认错、不肯屈服的林昭，是很少有人能理解的。让人心酸的是，40余年后的今天，那些当年在她周围的人们，依然不懂她。中国有句古话"乘势者成，顺势者存，逆势者亡"。不识时务的林昭，她逆势，她亡。纪录片里，出现了一张又一张苍老的脸，颤巍巍地叙述着或许早已被淡忘的故事。他们的眼神里，依然有着不解，甚至不屑。在一个社会制度容不得人生存的年代，在一个甚至做不成奴隶的年代，大多数人怯弱而盲从，换来了长寿与平安。然而个别如林昭者，却站起来挑战黑暗，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作为抗争之剑，以自己的鲜血，向理想献祭。

纪录片中，唯一的亮点，是那一个小帆船：闪耀的金色与圣洁的白色，在阳光下，显得如此优雅而美丽。在这种优美的背后，应当是怎样的一个秀气而聪慧的女子！然而，我们却必须要面对，那个衣衫褴褛的林昭，那个满头白发的林昭，那个头顶一个大大的"冤"字的林昭。她不愿做一个奴隶，所以她放弃了幸福。她以飞蛾投火般的义无反顾，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屏幕上，张元勋最终掩面而泣。这是压抑了多年的泪水吧，为了怀念，为了曾经共同走过的岁月。

是什么支持着林昭，使她走过了这样痛的人生？勇气与激情只是一时的，在她的血书中，我却分明看到了上帝的爱。或许，正是基督的博爱与牺牲，引领着她走完了这一路吧。这个女子身上，有着不同一般的悲悯情怀。她自称为"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十字架是她的难，也是她的信仰。十字架在她的心里，她亲吻它，它给她力量。去过教堂，真心祷告过、唱过赞美诗的人们，一定曾经感受过那种精神上的有所皈依的圣洁之感。你知道，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上帝依然关注着你，他会爱你。他是你的主，他在你心里，他无所不在。正是这个上帝，使林昭这个平凡的女子，拥有了与众不同的力量。

林昭是不该被忘记的，偏偏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或许太多的苦难，已经让这块土地上的民众麻木。他们看了太多的鲜血，他们留了太多的泪水，他们已经不懂得抗争的意义。于是，不断的顺从，不断的屈服，历史被不断地改写，真相被不断地忘记。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难道我们要选择后者？感谢胡杰，尊重胡杰，放弃了自己原先的生活，奔波跋涉完成了这一震撼人心的纪录片，给更多的人一个机会去了解、去回忆那一个年轻的生命，那一个黑暗的年代，那一些毁灭爱、毁灭真理的至今尚存的力量。
（2004-5-29）

遗忘与记取，都在繁华最深处

作者：一格


傍晚时分的香港岛最是热闹。放工，归家，行街，睇戏……人们从不同的大街小巷涌出来，又很快融入各自的大街小巷去。穿过最繁华的购物区铜锣湾，电车轨便切入了北角，那一片灯影闪烁的霓虹里。

北角是个普通的地名，一些随处可见的大厦林立在的寻常的街道。它们披着红尘的薄纱，呼应霓虹最深处的欢颜。百年的沧桑风雨，这里住过客家千百户的移民，收留过南下凋落的名伶，隔岸的惊涛骇浪，也于此敲响了回音。商务印书馆的总部，就在前面，这时候已经大门紧闭。

我步入英皇道的一间大厦，要在一些影像和画面里，寻找一个被遗忘的人。她有着美丽的笑容和纯洁的目光；她干净的名字，淹没在斑斑血迹，那，是一颗子弹的喋血，一片河山的殷红——她就是林昭，一个1968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秘密杀害的北大女生。

林昭1954年以江苏省文科最高分考入北大新闻系。热爱文学，才华横溢的她，仿佛一朵水乡的白莲，开放在未名湖中。然而57年的反右运动夺走了未名湖的宁静，年轻的思想尚未结实便在霜冻中凋零。林昭因在反右期间“态度恶劣”、“攻击政策”于1960年被捕，受尽折磨，八年后被秘密杀害。没有人知道她的尸骨被丢弃在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是谁宣判了她的死刑，甚至，提起她的名字，都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和自讨苦吃。于是，在那充满口号、审判和斗争的岁月里，林昭被人遗忘了，遗忘得那么彻底。

直到80年代初的黎明，一息尚存的故人，才敢站出来四处奔波，找寻她遗留在人间的痕迹，为她捧出满腔的血与泪。然而红尘的转变却是比那星斗的迁徙快上许多——故居无存，亲人几尽，几个知交天涯零落，即便是在母校北京大学，也很少有年轻人知道几十年前那些个风雨交加夜了。北大百年华诞的日子，昔日的同窗挚友多年离乱，重又聚首，当年的风华正茂都付与了塞外归来的两鬓斑白，提起那个“林姑娘”，无人不泪垂。

我所看到的纪录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位新华社记者自费拍摄的。由于种种原因，摄制工作异常艰辛，历时五年，于今年三月完成。而那名记者也因此丢掉了工作。

影片结束，如梦初醒。我似是被一个遥远的时空带走，刚要迷失其中，就又被另一个时空及时地拽了出来。看着窗外依旧的车如流水，才真的发现，相隔四十年已经是太长的距离，看那样的历史更像是在听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林昭于我，则更像是一个传奇。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半点的不尊敬和不屑，我只是没有驾驭整个事件并且对其进行评论的能力，我把这归因于我已远离那个时代。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成，我们离得还不够远。

作为才女的林昭，作为右派的林昭，作为政治犯的林昭，作为女儿的林昭，作为诗人的林昭……都足以各自独立地被人著书立传。而斯人于我，最为受关注之处，还是因为她的北大女生的身份。她是倔强而纯真的，她是美丽而充满才情的，她爱哭却也坚强，她体弱却好出风头，她冰雪聪明感情丰富，她也有她自己未名湖畔的微雨与低云。这样的描写或许可以用来形容今天图书馆里，31楼前大把的女生，然而在林昭的生命里，这样的才华与良知却没能让她“成为新中国最优秀的女新闻工作者”，相反带给她的却是，身心的滴血和灵魂的窒息。

如此讽刺的结局让我唏嘘不已。想起苏轼在《洗儿戏作》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样的心情有几分自嘲却也真真切切：林昭原名彭令昭，她父亲希望她拥有班昭的才华；他在得知女儿被捕后在狱中自杀；林昭的母亲听到 “交五分钱子弹费”后（林昭被执行后有人到她家向他母亲索要子弹费），当即昏倒，后暴死街头。

我听说才情能点亮一个女子的眼睛，我听说读书人要写得千古文章万年长，可为什么我看见全的是瓦，碎的是玉？女儿似水，清也罢，浊也罢，奔出门去，都抵挡不了那浩浩荡荡的洪流。才华与激情究竟是一代人的骄傲还是一个人的悲哀呢？此时，文姬的胡笳吹过了西湖畔秋风秋雨的孤冢，易安的彩笺尺素遥寄撒哈拉不再来的雨季，长安的班昭延续了别人，长安的鱼玄机断送了自己……后来的歌者唱道：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她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这也许只是歌者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夜已深，我要快些归去。巴士穿越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酒店、写字楼摩肩接踵；苏荷区的酒吧和街灯是这个城市的招牌笑容。有人夜半歌声，有人醉生梦死。在这样的重围里，你可以选择吸收每一个分贝的声音，也可以拒绝任何的诱惑以保持安静与清醒。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就好像那些已逝的苍白的容颜，被人用不同的方法，涂上一抹胭脂的绯红。你不妨遗忘，也可以记取。

2004年8月6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