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NGO志愿者行动——记“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

作者：一格

一提到香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其实，香港的志愿服务组织也非常发达，援助之手触及社会的不同需求：红十字会、乐施会、宣明会、国际特赦会等世界级NGO都在这个国际都会设立了分属机构，他们不但把善款物资输送向世界各地，更在本土培植了一种“慈善文化”。例如一年一度的“渣打马拉松”和“乐施毅行者”活动，都已经成为全民参与的城中盛事；与此同时，香港本土的中、小型NGO发展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如果说普通市民乐于参与国际大型NGO组织的活动是一种爱心和良知的彰显的话，那么自主发展本土志愿服务则更体现了港人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公民意识。有限的慈善资源流向何方？港人把选择的权力留给了自己。而大学生，作为现代社会理应最有理想和抱负的一个群体，在香港的志愿服务事业中，也扮演了鲜活的角色。其中，“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的成立和发展，就是香港大学生关心国家，渴望回报社会的一个生动例证。

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回忆在港大读书时期在中国教育小组工作的经历，从而透视大学生志愿做慈善的动机与利弊，希望对中国志愿服务，尤其是学生NGO组织志愿服务的发展有所启示。

一、中国教育小组：宗旨与目标

1995年，中国内地的“希望工程”助学款被贪污的消息在香港引起广泛关注，几个香港大学的学生决定组建自己的慈善团体，为内地失学儿童筹款。于是，“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以下简称中教组）正式成立，它成为迄今为止香港大专院校中唯一的政府注册助学慈善团体。13年来，中教组除每年资助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保靖、永顺两县四百余名贫困小学生读书以外，还在当地修建了“田家炳希望小学”。自去年“两免一补”政策在全国农村逐渐落实以来，中教组的资助对象亦由湖南小学生转为了广东省西北部山区因家境贫寒而面临辍学的高中生。

中教组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兼学生社团，具有双重使命。除了扶贫以外，她还常年在香港的中小学中展开“中国教育工作坊”或者“中国农村教育讲座”，希冀通过这些活动，培养更年轻一代港人的社会责任心，使他们对内地教育情况有更多地了解，让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消除贫困、发展教育的行动中。

中教组的成员都是港大普通学生，每年由会员中选拔出十名左右骨干作为干事会干事，负责该年度小组的所有慈善、行政工作。多年来，许多优秀的港大本科学生曾为中教组热情服务，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而凝聚他们的信念，则正如小组主页上所说：

“教育是让人认识世界，了解自我及发展潜能的途径，而每个人都应有机会接受教育，山区的孩子们亦不例外。他们不需要可怜，也不需要施舍，但却应该得到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希望大家在出于一颗善心帮助他们的同时，亦可以进一步思考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相信，有您的支持，他们的人生将会不一样。”

二、筹款

作为慈善机构，如何筹集到足够的善款是中教组的头等大事。年度筹款目标能否完成，直接关系到几百个贫困小学生来年的升学。作为学生社团，中教组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干事会一年一度的换届改选增加了管理层面的难度。为了保证善款的到位，新一届干事会产生前必须递交一分周密的年度计划书，详细说明全年将要举行哪些筹款活动，每个活动预计可筹得多少款项。例如，如果全年计划举行五个筹款活动，那么五个活动各有谁人负责，各计划筹集多少资金，都要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和预期。该计划书必须经过全体会员大会的民主表决通过，并在当年严格执行完成。正是这样严格的制度，使小组十几年来，从没有出现过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资助停滞。

筹款活动本身，形式多样、对象各不相同。这是发挥每个干事创意和实干能力的大好空间。大致来讲，筹款分为校内、校外两类。校内的筹款主要是义卖和募捐，对象是港大的学生和教员。一般情况，师生均会慷慨解囊，尤其是港大教员，是小组工作的一个重点。例如，笔者负责的2005年校园筹款周，就是在农历新年前由广州地区平价订购一些灯饰、玩具、文具，经过精心包装和宣传，在校园内热卖一周，效果甚佳。近年来，除了募捐的方式外，小组也效仿其他大型慈善团体，在港大举行一年一度的“赤足行”。这种较大型筹款活动除动员港大师生参与外，还诚意邀请各个社区家庭，意在创建以港大校园为中心的“慈善文化”，让更多的人关注面向中国内地的教育扶贫。

校外筹款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卖旗、年宵、商场筹款等，都需要周密的安排和巨大的人力。幸运的是，由于宣传得力，加上口碑良好，小组的人力资源较为充足。例如去年的港岛卖旗，共召集学生义工一千余名，一日内筹款33万港币。

三、监察

中教组深深明白，善款是否到位，是否被合理、有效地运用，是慷慨捐助者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慈善机构能否长久存在、健康运作的根本。虽然是学生全义务搞慈善，我们在这方面可是一点也不马虎。

小组的行政开支和善款泾渭分明，分别存入两个独立账户。行政开支的来源是香港大学学生会的拨款，每年只有两千港币左右，因为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所以这笔钱只用来解决办公用品等小笔开支；而所有善款均存入“中国教育基金”，任何一笔支出都要经过干事会主席、财务秘书、中国教育基金会主席三人的通过。另外，中教组每年的财物报告都交由注册审计师进行核数，并将报表公布，供社会各界人士索取。

善款每年按照协议电汇至保靖、永顺两县教育局，由当地教育部门负责发放到受资助学生手中，并把学生收据副本寄回香港。同时，中教组每年都会派一个由干事会成员和优秀组员构成的“中国教育考察团”，赴资助地进行考察。考察团肩负两个任务，首先是走访受资助学生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进行调查，以保证款项到位；其次，这个考察也是一个小组成员深入观察内地贫困地区社会状况的机会。需要申明的是，考察费用全部自理，不包含在小组行政开支内。现在，“中国教育考察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传统和特色的港大学生活动，每年报名参加考察团的人数不断增加，必须通过面试来选拔团员。

四、公民教育

中教组从来不把对内地的扶贫看成是一种怜悯。相反，我们的理念是，通过财富的再分配过程，施舍者和被施者都获得了一种学习的机会，两方面都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收获。我们向社会索取支持的同时，也在努力回馈社会。

小组每年会到香港各个中、小学进行工作坊或者讲座，分享组员赴山区的考察感想，和他们对中国教育现状研究的心得。希望通过对更年轻一代的教育，来增加社会全体成员对教育和贫困的认识。

在一些工作坊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贫富宴”环节：一些孩子可以分到面包和水，另一些孩子却什么都不能得到。然后，我们请孩子们来谈谈他们对此的感受，启发他们学会“分享”。在这样的活动中，孩子们懂得了贫困的意义。贫困不是一种罪恶或者耻辱，它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贫穷者不应该受到歧视。而有能力的人如果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给予贫困者物资或者受教育的机会，贫困就可以减轻甚至消除。——小学生并不能理解艰深的经济学、社会学，但如果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可以对贫困和教育有这样的感性认识，无疑有助于他们成年后对责任的继承。

五、启示

中国教育小组不是一个简单的义务慈善团体，它是一个一举多得的组织。

通过服务于中教组，一群有理想和责任感的大学生得以培养能力，实践理想，回馈社会；原本懵懂的青年在目睹同龄人的努力后被触动——“原来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更年轻一代的孩子开始对贫困和教育有所有认识，而整个社会知道：今天，我们的大学生不光会打电玩、谈恋爱，他们还有自己的抱负和担当。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忧国忧民”、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生社团诞生于重利重商的资本主义香港；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学生社团还搞的有声有色，真刀真枪地筹到很多钱，帮到很多人，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难道这不值得内地的学生社团反思么？

为什么是香港，在这方面做得更领先？除了其社会本身较为富裕，NGO制度健全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值得我们思考的因素呢？我们的公民教育在哪里呢？我们内地的大学生有没有强烈地“回馈社会”的意识呢？即便有，我们内地学生社团又能否做的如此专业呢？

作为在内地长大的人，我清楚地记得从小学起就被“号召”向希望工程捐款。多年后，当我们发现自己的零花钱并没有用到一个和自己同龄的失学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们渐渐地失望了；当大街小巷都是一个小女孩儿睁着硕大的双瞳的照片时，当看到媒体上到处都是穷人的凄惨和孩子的悲凉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麻木了呢？香港的例子告诉我们：慈善不应该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索取。它应该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如果我们身边多一些主动地、快乐地行动的同龄人，相信人们在这一事业上，一定会看到更多的理性和热情。

这便是香港学生NGO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已收入《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丁元竹 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高考专题之：风雨“保送”二十载

作者：Sapientia

前言

　 　原本不想再触及任何有关高考的问题。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已使我的视觉疲惫至于麻木，那些欢喜忧愁的故事，那些心酸的泪水和甜蜜的笑声，那张录取通知书下的汗水和喜悦，仿佛在一个新学期肇始之际，全部化作高考制度下的一张张黑白的“胶片”。这些“胶片”不会随着时间的推荐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因为高考还在继续、人们的讨论还在的进行、一桩桩“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重复。高考之时适值南国的湿热、北方的酷暑，而铺天盖地的高考新闻以及专家咨询建议总让一年之夏变得更加不消停，仿佛这股对于高考火热的激情一定要伴随炎炎夏日烧遍所有信息可以畅通的渠道。说高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我同意；说高考是一个信息高度密集的人际网络，我觉得也没错；如果说高考是中国几十载政治、教育、社会、文学等等的缩影，我认为是再恰当不过了。倘若一位剧作家撰写多幕大场景的话剧或者歌舞剧，把一个个有关高考真实的故事搬上舞台，在灯光变幻和音乐旋律的配合下，我保证演出肯定卖座，而且极有可能产生轰动的社会效应。

　　或许，对于一个有幸经历高考恢复之年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拥有的记忆停留在求学、就业如何从政治身份的垄断过渡到了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决定自己的命运：高考也许不是一剂治疗内心创伤、学业荒废的良药，但如果没有高考的恢复，教育与阶级身份的斗争还将进行下去。而对于中国的八十年代青年来说，除了高考这根总指挥棒之外，保送似乎提供了另外一个晋升高等学府的机会。

保送制度的下行解读

　 　一些学者在评价保送制度时，称其渊源可以上溯到所谓的“工农兵大学”。那是保送制度是以一种身份特权来作为录取标准而出现的。但这种观点却忽视了一个内在逻辑上的不关联：接受中学教育——按照身份录取——接受高等教育。中间以身份来作为取材的标准本身就已经与教育实质脱钩，因而根本就不能称为教育上的保送制度，而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的绝对权力来人为地调整高校的录取。保送制度的真正诞生只能追溯到80年代中旬。那时教育界有一条口号，叫做“高考为主，保送为辅”，其目的是照顾到一些诸如农、林、牧等冷门专业的生源。也就是说，通过豁免一些成绩优秀、综合能力出色学生的高考程序，而让他们直接进入到一些相对比较生僻而有急需人才的专业。从保送制度的初衷来看，除了给予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以直升大学的奖励， 更重要的是兼顾人才的均衡培养。然而问题是，如何评价一些学生为“成绩优秀，综合能力突出”，这样的专业补偿机制真的能够为社会储备足够的优秀人才吗？更棘手的问题是，保送生主要是由中学来组织推荐的，其中是否会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或者因为选拔标准的模糊而导致纠纷？大学给各地区分配保送指标时需要依据那些条件，如果一些地区因为总体保送指标少而生源庞大的话，是否会加剧保送制度下权力腐败的滋生，从而在起始点就背离了保送的初衷？这些问题虽然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而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从解读问题的角度看，阻力相当大。尽管保送制度可以说是依附高考体制下的一种特殊人才选拔机制，但却运用了截然不同的竞争标准和操作程序。概括起来，大致如下：

1. 从2007年教育部公布符合保送条件的六类情况来看，属于政策照顾型的有一类（公安英烈子女），属于竞赛鼓励型的有三类（奥赛获奖选手，竞赛获奖选手和获奖运动员），属于外语特殊录取的有一类（16所享有保送资格的外国语学校），最后是给予特别优秀学生的奖励（省级优秀学生）。

2. 在这四种保送类别中，第三种最有可能成为大众争相攀附的对象，同时也有可能被标贴上“教育特权阶级”的称号。现在全国一共有十六所外国语学校拥有年段20％直接保送录取的资格，但根据目前教育部最新的保送政策来看，所有外国语学校的保送对象大学只能是有限的几所外国语大学或者学院下属的外国语专业。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外国语学校的保送对象大学不仅远远突破了这个政策限制，甚至已经可以将保送的边际延伸到一些非外国语大学或者学院的非外语专业。而且，20％的指标也是一个微妙的数据。各所外国语学校在确定保送名单所采取的标准大相径庭，比如一些外国语学校采取英语和综合能力双标准依次排名，而另一些则采取了英语优先，综合能力其次的原则。其中关于综合能力的评定也存在消极的人为因素可以影响甚至直接控制的空间。所以，所谓20％是否真正是“货真价实”的推荐保送生还需等待深入内部的调查以得出更可靠的样本分析。

3. 从目前报道的几例保送舞弊的案例来分析，第二种和第四种的保送状况让人担忧。一些地区的省级重点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保送名额，不惜采用各种暗箱操作的手段去干涉甚至直接影响各类全国竞赛或者奥赛的结果。虽然奥赛和竞赛获得一等奖的总人数是有限制的，但在各地区的分配上却很灵活。这给不少奥赛、竞赛有传统优势的名校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不知情的大众来说，高保送率加高名校录取率是判断一所省级名校能否晋升为全国名校的指向标。在确保一本线录取率的情况下，提高竞赛、奥赛获奖比率对于那些重点学校有着更加诱人的利益，这不仅意味着优秀生源和师资，同时也是荣誉、声望相继而来的保障。第四种保送类型，即省级优秀学生，自推出以来就是权力和金钱横行的场所。虽然评选优秀学生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实质就是要树立可以参考的典型，将荣誉和光环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但无奈非教育的因素对此类评选要远远大于一个人道德和智力的考核。震惊全国的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评选舞弊案件从侧面诠释了非教育因素如何可以猖獗地控制整个保送的过程。

掌声和梦魇

　 　如果我们从对高考批判的角度来审视保送制度，那么后者几乎可以充当一个高考旁观者的角色。保送不仅意味着远离高三题海战术复习应考的折磨，而且可以在高考前的几个月去充实一下自己的兴趣，满足一下自己因为紧张的高中生活而几乎放弃的诸多愿望。保送背后是一个隐形的荣誉光环，如果一名学生声称自己是通过保送的渠道进入中国的高等学府，那么比起通过高考升学的众多莘莘学子，更多的赞许、羡慕、仰望和钦佩将会投到他的身上。因为，比起高考已经人满为患的许可通道，保送不啻为为少数精英准备的绿色便捷通道。这恰好印证了在中国教育体制下，甚至在我们的学术评价、人才选拔、职称评定中暗流着的一种群体心态：那些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或者荣誉，无论其正当性是否值得质疑，人们通常难以拒绝显露自己仰慕的目光。

　　　然而，当我们向那些享受保送待遇的教育宠儿投以羡慕的目光时，保送制度的公平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保送生。按照教育部现在的保送政策来看，保送生一经大学录取，原则就不允许申请转系。从中国通行的大学教育模式来看，专业教育为主导的烙印是根深蒂固的。对于那些进入心仪专业的保送生来说，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抱怨；但是，我们不得不关注多数的保送生之所以选择保送而非高考的原因。如果他们有机会保送进入一些中国院校排名居上游的大学，他们或许愿意牺牲自己的目标专业而换取一张录取通知书，也就是说，一张上游大学授予的证书要比四年的本科学习更为重要。举个简单的例子，全国16所享有保送资格的外国语学校，按照政策只能保送各所外语院校的外语专业。一些非常稀有的非通用语种专业，如梵语、泰米尔语、豪萨语、捷克语等，如果采取高考录取全部生源的方式，几乎可以断言招生年的录取指标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外国语学校的保送就是针对这些国家可能非常稀缺但又迫切需要人才的“冷门”专业而 设定的。一位外国语学校毕业的优秀高三学生，如果他有机会保送进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缅甸语或者希伯来语专业，一些他不太愿意就读的专业，他会作何感想。当然，如果对于高考有十足的把握，他宁可放弃保送；但假设他对自己的应试能力有些犹豫，觉得按照自己的水平可能无法跨入北大的校门，那他值得为自己的将来作一次妥协吗？

　　　有人可能回应说：保送已经为一部分学生提供了便利，如果他们还能享有与其他高考录取的学生同样的权利，那岂不是有损公平的原则。这种对保送制度的反讽，其实揭示了一个政策下的漏洞：我们如何来看待保送生与其他高考生在教育权利上的差别？教育公平性是否可以应用于录取的方式中？如果我们理解保送是一个权利置换的过程，即得到保送的权利而失去其他一些权利，那我们就需要来衡量这个置换过程所可能产生的利弊。笔者认为，一些人才需求迫切但供需严重不平衡的专业，比如非通用语种的专业，对保送生设定限制属情理之中，否则就可能会出现人才的断档；但是那些相对大众的专业，这些限制就值得商榷。而且，从一些北京的高校实际的操作来看，虽然政策原则上不允许保送生转系，但毫无疑问都存在着匪夷所思的“例外”，比如北京大学保送生申请转系只需过院系领导这道关便与其他转系学生无异。

　　　如果从公平性的角度来说，笔者不认为上述的回应有很大的说服力。从六类保送类型来看，竞赛鼓励型就有三类。我们应当认可那些在高中紧张的学习之余花费巨大精力应对奥赛或者竞赛的学生，尽管一些教育权威人士指责此类奥赛或者竞赛只会助长学生的偏科，但在这种将学科竞赛与保送挂钩的做法没有取消之前，我们难道不能说那些获得全国各类奥赛或者竞赛一等奖的学生不是付出了与高三学生同等或者更多的努力才获得了保送的资格？如果认为这一批保送生因为享受特殊的录取而需给他们设种种限制，那可真是贻笑大方了。

十字路口：存抑或废

　 　湖南隆回一中被曝光的保送丑闻震惊了媒体和大众，也再一次将这个已经伴随中国高考走过二十年的保送制度推到了悬崖边上。如果稍加留意，当隆回一中的事件见诸报端和门户网站，对于保送制度的诟病就层出不穷。教育部对这个事件的第一反应是迅速调整了保送生的录取过程，原本大学给保送生组织的面试或者笔试只是所谓的走过场，现在保送生只拥有参加此类单独考试的权利，把关录取在大学校方。然而，媒体可能不热衷于砖砖瓦瓦的修补，如果取消保送制度，返回高考一统天下的年代，那所有关于保送制度的诟病，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

　　　取消保送固然可以避免保送舞弊的状况，但诚如笔者在上文分析到的，保送毕竟在事实上帮助一些相对冷门专业完成招生任务，并且刺激了一批在理科方面有特殊见长的高中生投身奥赛和竞赛的激烈角逐中。完全取消保送存在事实上的困难。因此，笔者认为，保留全国16所外国语学校的20％保送比例，逐年减少竞赛和奥赛一等奖获奖人数直至与保送脱钩，是可取的方式。至于公安英烈子女和省级优秀学生的保送，笔者以为此种政策恩惠是滋生非教育因素的侵入，并且在缺少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因此应当取消此类保送。此外，由于目前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选拔标准各地截然不同，故很难说选拔结果能让人信服。教育部目前要求16外国语学校保送生选拔的名单必须公布在制定的网站上以示监督，这是第一步，此外笔者认为量化选拔的标准尤为重要。不仅对英语成绩的评定要实行量化，对每一位学生的综合素质评定也 要细致入微。如果可行的话，从高一起，校方就应当在每学期期末在每位学生成绩单后附上保送的积分累积以及年级的排名，透明的量化考核可以让学生坦然地面对保送。

高考专题之：忆30年前的高考

文/一格

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

——忆三十年前的高考

笔者按：我是2002年参加的高考，而我父亲是1978年，相隔了23年。以前断断续续听父亲讲过他高考时的一些情况，但基本上停留在“捕风捉影”的层面。这次，打着给旧浪潮专题组稿的名义和他聊了聊，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拿出来分享，或许有些粗粝的史料价值，也算是一份集体记忆。

我：谈谈您当时从知道要恢复高考，到决定报考，以及复习考试的过程。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父亲：77年恢复全国高考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动力去报名。当时在工厂的子弟学校教书，觉得挺好的，没必要再考大学。而且年龄也不小了，听说28岁以上的人只能报考师范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优势。后来，看见77年身边认识的考上了一大批，心想：“有些人明明不怎么样都上了，那我不如也试试”。于是，就怀着一点“攀比、跟风”的动机，抱着“试试看”、 “念两年书也行”　的心理报名参加了78年的高考。没有什么更特别的想法和目的。那时候的人普遍很单纯。

志愿方面，一直想考郑州大学，因为就在本市，离家近，比较方便。至于专业，开始想学中文，毕业以后当记者。另外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是考回河南大学英语系，因为文革前我是那里的预科生，有一种知根知底的感觉。

我：那时候怎么备考？

父亲：那时候刚恢复考试，题目其实很简单。我当时是厂里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另外一个程度还不错的同学结对子一起复习。他父亲是教育局长，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第一年就参加考试了，但是成绩不太理想。

国家统一有一个考试大纲，列出来了考试范围，并不感觉难。我们就根据考纲，从子弟学校各科老师那里找一些课本和参考书，用以复习。我报的是文科，一共考６门：政治、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和地理。

准备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老老实实看，认认真真做，灵活记忆。我开始觉得数学可能比较吃力，于是借来苏联人编的《数学手册》做了很多题，最后考了８７分（满分100），只有一道三角函数出考场才想出解法，比较遗憾。其他应该是全对。

历史和地理当时准备得非常充分，和结对子的那个同学互相比着背，最后连学校的地理、历史老师都考不过我们。最后这两科一个97一个94，那个一起复习的同学考取了武汉大学。

我本身是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预科学的又是英语，结果讽刺的是，考的最不理想的就是这两科，一个80一个70。有点儿掉以轻心了。

我：你考试的时候紧张么？是什么样的心情？

父亲：一点儿也不紧张，本来就是试试看嘛。临考那天去看了越剧电影《红楼梦》。最后一天考英语的时候发烧，全场的人几乎走光了，天气热，我还在满头大汗地答题。监考老师还过来给我扇扇子，这个印象比较深。

我：关于专业，你最后为什么选了历史学？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报考什么专业？有没有类似当今的一些所谓潮流？

父亲：还是那句话，那时候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文革荒废了最美好的十年青春，现在能有学上就行了，学什么无所谓，根本不像现在，要考虑很多。我最初第一志愿是世界经济，第二志愿世界历史。后来有一个邻居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力劝我学历史，因为历史学大师多。最后交表的时候，我就把顺序换过来了。　

似乎没有什么潮流。我周围的人学什么的都有。

我：关于择校，最后怎么样上了北大？

父亲：忘记是出分还是估分报志愿了，总之最后考得比较好，所以就报了北大。

北大在当时也很神圣，不过很多很聪明的人根本没参加高考，总的来说，报名高考的人是少数。

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心情？

父亲：还是挺激动的。然后就请大家吃饭、照相什么的。

我： 二十八岁才上大学，大学四年对你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时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经历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您自己在思想上有什么变化？

父亲：这个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我文革前是老三届，文革中间又在工厂工作，看到了很多派性斗争，感到厌烦，政治上“不求上进”，有种看破红尘，心灰意冷的感觉。只想清清白白做人。

当时社会思潮非常多，学校里思想也很活跃。但是我几乎一心只读书，把外语、历史各科分数考得高高的，还修了哲学、 经济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法等，也旁听很多课。希望把浪费的光阴都补回来，做一点真正的学问。

而对于社会问题，关心程度一般，连著名的西单民主墙都没去看过。系里找我当学生会干部，死活不干。因为年龄比较大，迫不得已做了两年团支书。

那时候北大也是人才济济。记得陈建功的小说一写出来就贴在宿舍楼外的墙上，如《飘逝的花头巾》等等。各种竞选也很热闹，但我不动心。

我：北大本科期间，有没有什么思想对你影响比较大？

父亲：那时候确实读了很多书。影响我的西方思潮主要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派，代表著作是《新阶级》。我对马克思主义史比较有兴趣，常去马列教研室看书，受葛兰西影响较大，他是意共创始人，是欧共最主要思想家。

当时经常思索的问题，就是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怎么改革。大家都在讨论，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些人说中国不够格；而思想温和一点的改革派则认为，这个牌子既然挂上了，就不要摘。

81年 有一次激烈的区人大代表竞选。激进派的胡平提倡言论自由；稳健改革派的张伟（校学生会主席）提出工人和知识分子要有结合点。

我：能不能比较一下你当时上学的学生风貌和现在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我记得你跟我讲过，以前大家早上在学一一边排队打饭一边读英语，棒子面粥粘在衣服上，大家也不在乎？

父亲：的确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好不容易有机会上学， 星期天也都用来读书。好像每个人都扛了一个布口袋，拼命往里装东西。

现在的大学生也刻苦，不过比起以前，有了十分明确的目标：找好的工作、挣钱。那时候大家想得不多，不太想毕业以后怎么办。当然，这可能只是我接触到的情况是这样。

我：恢复高考在三十年前是进步的。但是时代又发展了，高考在如今，功过都有。你觉得未来的人才选拔会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父亲：嗬嗬，考试是“国际惯例”，肯定不会取消。 关键看怎么考。我不是研究高等教育的，不敢妄加评论。感性地说：中国的学校应该分层次，不需要象如今那么多研究型的大学。应该像德国那样，发展一些大专、中专。大学生的数量应该是国民经济结构所能接纳的那么多，而不要像现在这样拼命扩招。现在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很高成本，这些人回不到基层去，而事实上基层又需要人才——

导致人才和资源浪费。包括现在的研究生教育，根本上就是推迟两年就业。

高等教育应该随着经济发展来发展。不同类型的人才要分流。中专生的收入不见得就要比本科生少很多。很多欧洲国家已经是这样搞了。比如在荷兰，工人可能比教授工资还高。我们以前抱怨“脑体倒挂”，荷兰人觉得很正常。

我：另外，你也当过高考命题人。可不可以从一个命题人的角度来谈谈高考的形式，存在什么优缺点？

父亲：感到恶心。根本上是难为学生。主要是当年我们依据的中学历史课本有问题，全是干巴巴的条条，不生动，翻遍全书找出题点，不能和往年重复。薄薄一本书，哪有那么多出题点？题目很不生动，没意思。据说钱理群教授他们在搞《新语文读本》，也是对现在的语文课本不满意。

我：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历史学科在当代是一种萎缩的趋势。面对有些学科过热，有些学科过冷的现象，你觉得高考怎样改革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高等教育又可以怎样改革从而适应新的人才需求？比如，分学科实行改革？重点大学文史哲自主招生，实行面试制度，确保招进来的学生都是真心向学的？

父亲：假以时日。现在，刚进入市场社会，市场热很正常，经济金融火爆很正常。 历史、哲学专业相对的确太多了，你想想，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历史系、哲学系，其实不需要，研究型综合性大学有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现行的学科评价体制有问题。所有教员都要发论文评职称。其实，美国的community college的教员，并不需要做研究，不需要发文章写文章。

一句话：文史哲等冷门学科，应该办的少而精。

至于你说的自主招生，现在有一些学校在小规模的实行。据我观察不行——走后门太厉害！

高等教育的最根本问题是教育应该多几条腿走路，多样办学。国立大学改革就好象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其他东西来冲击，比如联合办学、私立大学等。当然，这就要保证私立大学应该受到同样待遇，就象粮票能变成地方粮票。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不是搞高等教育研究的，没有调查研究，只是感性认识。你可以不同意。

我：现在很多大学在学习美国名牌大学，一二年级是通识教育。但是考虑到中国国情，大学生一二年级考托福，三年级实习、四年级找工作，似乎即使照搬美国，也无法保证优质的通识教育。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父亲：还是应该搞通识，培养一个人基本的一些素养。通识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这种制度不要求学生一入学就选择专业，因而可以避免盲目报志愿，学了不喜欢的专业而遗憾终身。

但是，就像前面的所说，要分流办学，通识教育的程度也应该有所区别。另外，要知道，现在的学科分的很细， 一个人不可能文史哲、政经法都学好，因此，通识也不应是面面俱到。

这种选择对于个人来说可能很矛盾。比如今年北大元培有一个学生被美国提前录取去读博士，他就是一进校就扎进了纳米实验室，所以说做出成绩来的还是目标明确的人。

我：的确是个矛盾。好啦，谢谢您跟我说这些有意思的事情。

高考专题之：游戏规则

作者：欣然

1

你愿意和我做一个游戏吗？这袋子里有各种颜色的球。如若你摸出金球便是我游戏中的胜者。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会问。你对这游戏规则感到莫名其妙。假如我退一步，让你来制定游戏规则又如何？

你可能会把金色换成别种颜色，你可能要求采用别种方法，如掷骨子的方式来决定胜负。你甚至会说：“我们不需要这个程序，我说我是，我就是了！”——然而你要知道，即便是这样，你并未取消这个程序，你只是换了个标准。在标准的选择问题上，我们并没有本质差别。

以上原因在于此：要决定胜负就必然要有一个标准，而判断标准的好坏没有必然的标准。

2

当你被告知这样的游戏可能要与你今后的命运相关时，你又会怎样呢？

你可能会非常不满，并对制定规则的我产生极大的厌恶感。如果你刚才认同了我的话，那么现在于这种认同中竟隐隐生出了难以言喻的消极情绪。可是，我仅仅是附加了一个条件而已啊！

为何出现了矛盾？这个断裂点在哪里？

抛去你心理的不稳定因素，这个改变应该起始于视角的转换。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1，她以清高的方式圈定出问题并作出自以为冷静的判断。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她本身。当我们把视角转向特定一个人时，我们发现事实远非如1。对于个人历史来说，上述规则因与命运相联便产生了无限的意义。意义产生了内爆，它打破了理性划分出的疆界。

这样，当我试图用1去说服你，你完全可以对我置之不理，完全！毫无疑问，1的推导涵盖不了无限的意义。我或者需要将所使用的理性上升一个层次，或者需要丢掉理性。

当然，我不否认在2中我依然在使用与1相似的理性，这实在有些靠不住。那么，以上论述你也可以不加理睬。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理性因其冷眼旁观的姿态而确认其局限。当理性碰巧看到那黑色的圆柱体躺在地上时，只有非理性可以拾起望远镜看到璀璨星光，吹奏黑管奉献乐章无限。

3

这文章的第一句是什么，还记得吗？假如这段文字单单给你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而其他人看到的是这样一句 “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你可以选择参与或不参与，别人没有这个权利。尽管这赋予你一些自由，相较之下，却让其他人产生相反的负面感觉，他们会抱怨我是个不公平的人。

然而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如果有选择的话，我愿意公平，统一标准也使游戏过程更加简洁。我一定是有原因的：可能我和你的关系很好，可能是你我之间有过权钱交易，可能是我认为只有你有做出选择的能力等等。

这时，讨论从游戏规则蔓延到了我们身上。从我的角度来说,这金球游戏由我主宰一日,便一日不能脱离开我的个人喜好。而这个人喜好并非完全随机，它与我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关。一个框架中的不合理有其根源在框架之外。

不管在什么框架中讨论这个问题，不容置疑的是，游戏的参与者总会要求我做到公平。

假如我让步，我所有文章的第一句将以这样的方式开头：“你愿意和我做一个游戏吗？”这样，我把选择参与游戏的权利交给了所有人。

事实上，我的这个改变仅仅是使游戏看起来好像变公平了而已。你瞧，我不能做到在面对每个人的时候，使袋子里的球保持在相同的位置。我也不能保证每个人在摸球的时候，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来作出明智的判断。假如有一些人，他们早先接受过相关的训练，而其他人没有，我大概也一无所知。

对于美好价值的追求，在现实中，常常被实现该价值的某个特殊条件所替换。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条件往往是最为显而易见的，容易使公众意见达到一致的，同时也是最难以改变现状的。

4

请你再回头看一下，我在3中完成了一次降落，一次由理念到现实的降落，发现了吗？我跳过了一些步骤，省略了一些东西。我无法将现实完整地呈现，这使3看上去残缺不全。然而我必须这样做：讨论一个规则就必然要这样。

任何一个规则的产生、改善、运行、消亡都要在现实中完成。它与其他的规则制度摩擦碰撞或融合；它改变着人也受到人的能动作用的改变。它的边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在外力的拉扯之下，它变幻着自己的形态。

那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说 “金球游戏”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指的不是一个东西。这可能因为所指处于不同的时空范围，可能因为所指的边界发生了变化，也可能因为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你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分别在1和3的地方对于“金球游戏”的理解一样吗?

另外，似乎这游戏无法从我的生活中独立开来，它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个人若要明白这游戏，就不能不避开这些问题：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有怎样的生活；这游戏在我的生活中有什么作用。

旧浪潮论坛之：香港大学舍堂制度初探(上)

编者按：为了增加旧浪潮博客的互动性，我们开辟了“旧浪潮论坛”栏目。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把就某一个话题所引发的各位作者、读者的观点集结起来，以讨论的形式刊发。这样的活动会不定期推出，欢迎大家广泛参与讨论！

在第一期论坛中，我们选取了在港大的同学比较关注的舍堂文化问题。 （图为张婉婷电影《玻璃之城》中所展现的港大宿舍利玛窦堂与何东夫人纪念堂传统活动之一：Gong Fight。）

香港大学常引以为傲的便是它独具特色的舍堂（Residential Hall）制度。与内地大学纯粹供学生居住的宿舍不同，港大的舍堂除了提供数量有限的宿位以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学生“通过自行组织活动，彼此学习，达至课堂和学习以外的‘全人教育’”（维基百科）。然而近年来，由于舍堂教育对宿生生活的控制越来越模式化和极端化，校内校外针对舍堂制度利弊的讨论也逐渐增多。

大批内地本科生的涌入，更是激化了现存制度中的潜在矛盾。为了争夺有限的宿位，为了维护传统的舍堂文化，去年夏天，港大学生通过小规模游行向校方施加压力，要求减少每间舍堂的内地生名额。港大学生会也于不久前宣布，今后校方将只确保内地本科生第一年的宿位，至于此后的几年，他们则必须克服种种语言、文化上的障碍与本地生“平等”竞争。暂且不说此种安排对内地生是否公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舍堂教育到底是什么？它值不值得一批批优秀的内地学生为之妥协？为此，我们以周书《没种的香港人》一文为开端，集结该文所引发的热烈讨论，又以化之《也谈舍堂》收尾，希望籍此抛砖引玉，听到更多朋友们的声音。



没种的香港人

作者：周书

（本文是我一时冲动记录下的个人感受，言论未免偏激，在此向读者郑重道歉，请各位多多包涵）

如果布来恩·科尼肯花一点时间了解香港，他一定会说：这地方人真他妈的没种。

布来恩是我近来十分欣赏的“精神偶像”。这种恭维未必恰当 ——作为美国电视史上第一部同性恋剧集《同志亦常人》的主人公之一，他其实是一个里克（经典影片《卡萨布兰卡》男主人公）式的人物，外表冷酷自私，却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偷偷向朋友施以援手。他厌恶所有的道德束缚，却也不是个十足的混蛋。相反，他活的诚实、勇敢，世界上那么多强权（包括道德规范、社会压力）、虚伪、无趣和形式主义，他向哪个也不妥协。而我欣赏的正是他这种彪悍的处世哲学，就像剧中有人评价的那样：这家伙有种。

和他比起来，香港的众多男男女女更像是被人进行了精神阉割。他们温和、顺从，对传统、制度、社会期望，大多平静的接受，很少有人会去质疑，更鲜有人选择反抗。去年年底的保卫天星运动，参与者寥寥；曾迎接过伊丽莎白二世女皇，送走过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皇后码头如今也将被拆除，关注此事的人仍是少数（相关新闻参见香港独立媒体)。只有当政治风暴像流行时尚一样席卷而来，人们才会随众人脚步走上街头，于是才有了2003年50万人的七一大游行。至于每个人是否对此事有自己独立的想法，我十分怀疑。

市民对公共事务如此，大学生对待大学生活亦如此。即便是常鼓吹自主精神的港大，也不过目睹着学生墨守陈规。以独具香港特色的舍堂文化为例。大一新生一住进舍堂，便开始接受强制性的舍堂教育，被告知人际关系的重要，社区生活的重要，而舍堂恰好为你学习如何与人相处提供了机会，也帮你为将来能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做好准备。可一落到实处，所谓舍堂教育和舍堂文化，就只剩下各种hall functions和floor functions（function: 分派的职责和指定的活动），搞活动，吃楼饭，参加每月一次的高桌晚宴。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为什么每个舍堂一定要有一个学生会，为什么一定要穿上不明来历的绿袍子和二三百人一起严肃地吃饭（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高桌）……当然这些问题，好像从来也没有人问过。

我所在的孙志新堂2005年才落成，两年的功夫，它已经不假思索地将其他舍堂的传统一一舶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舍堂运动会，所有人必须参加；舍堂文化节闭幕典礼，所有人必须参加；高桌晚宴，所有人必须参加，必须穿绿袍子，必须穿棉质无蕾丝花边的白衬衫，必须穿纯黑西服裙，嘉宾讲话时必须坐在座位上，不能去洗手间……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每所舍堂都要做一模一样的事，设置一模一样的组织，追寻一模一样的理念？为什么不能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一样，让同学们过自由、独立、自主的社区生活？为什么他们一进入舍堂，就必须顺从一个从上面强加于自己的体制？已是成年人的大学生真的需要这么多纪律？

曾经在新闻里看到，香港的雇主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普遍不满，可这似乎并未促使香港教育界深入反省香港的高等教育。据我所知，有不少教育专家相信，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人才。可如果现代社会的科层制 (Bureaucracy) 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个雷同的，顺从的工作零件，那么大学教育就应该制造千篇 一律、个性泯灭、缺乏批判精神的“人才”吗？高等教育是不是有必要超出社会一点呢？是不是有必要站的稍远一点，用批判的眼光来看社会呢？

我愿意相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不仅仍是高等教育应秉持的理念（之一），也是身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必须具备的修养。而一个不具备个性，不懂得如何独立思考的人，又能凭什么为他所处的社会出谋划策？

(待续 见下文)

旧浪潮论坛之：香港大学舍堂制度初探(下)

（接上文）

Buffalo:

与周书住的孙志新堂相比，我在圣庄（港大年代最久的一间舍堂，建于1912年）看到的舍堂制度应该更有代表性，也更令人难以忍受。我在圣庄足球队训练过一段时间，丝毫没有体会到足球的乐趣，因为所有 人像疯子一样在乎hall的荣誉；楼里每月要开一次长达十小时以上的楼会，类似军队里的民主生活会加小型批斗会、表态会，气氛恐怖；迎新期间每天只允许新 生睡两三小时，要求新生反复背诵学长的姓名、专业等等，一个字不对便遭大声呵斥，除此之外还有花样繁多的变态“传统”翻来覆去地折磨新生，几乎可以达到酷 刑之效果。承蒙圣庄院长汤牧师照顾，大陆和外国学生能够幸免遇难。 有人辩解说舍堂制度是英国的传统，我并未仔细考证，但入乡随俗，港大的舍堂制度似乎教导对自由的恐惧和对集体专制的热爱。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教导能让学生们在工作中能更好的为西方大公司卖命？自由社会终将葬送在不懂珍惜它的人手里。

Gill:

你说的精神阉割，我更愿意理解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舍堂文化则无非港大舍堂的意识形态而已）：对于一个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地组织劳动力的 生产体系来说，那种不与客户吃饭的自由是不重要的、不能忍的，甚至已被不认可为一种自由。相反，一切有利于这个体系的所谓自由（比如游行抗议消费税的自 由）则被视为至高无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含义，一种体系里的自由未必能得到来自另一体系的目光的嘉许。

一格：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说得有点儿宽泛了吧？ 我觉得是殖民地的奴性加上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顺从再加岛国性格

Jie:

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合格公民.公民道德,判断,责任,纪律等等.当然公民定义也是与时俱进,估计香港的这套有些落伍了. 内地大学是有许多人有质疑自由精神,不过很多人都没公德心,没有责任感,这点香港教育还是不错.香港教育是挺需要反省,我能闻到殖民地的气味.英国人发明 的管理体制让香港既繁荣又单薄.不过过去最好的打工仔可能已经落伍了.

团小：

我们的warden要离开小基基（李兆基堂）了,最后一次high table的时候就批评我们的社堂文化有问题,好像鼓吹大家say the same thing, do the same thing and share the same rationale and value..这是第一次我很认真的听嘉宾演讲.不过不解的为什么他等到两年后要走的时候才说...(留下一个深邃的背影..效果不错的)

Zihona:

这个所谓的社堂文化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很值得深思。这是一种社会极权和腐败在相对单纯的大学生活里的有限的体现。虽然有限，却又有着无限的前瞻性。在这里 可以满足一小部分人膨胀的权力欲望，驾驭欲望——同时又没有任何约束。另一部分人，为了种种原因(或称利益)而妥协，且各有各的妥协藉口：“培养归属 感”，“蛮好玩的lar”,“识时务之举”……

其实也是社会上一种心态的折射，或者说，是一颗种子，将来去社会里发芽。 “种儿”终归是有的，不过需要区分的是什么种儿。 不过论及“香港人的种儿”——我没有丝毫发言权，我观察到的香港人太少，而且我也不愿意以“香港人”当作主语进行归纳。 仅就社堂文化而言，我倒是觉得那才是真正被阉割过的——高桌的本意，原是精进美好的。“阉割”的意义就在于，有着样式，没了功用。一旦样式的存在高于意义的存在，也就没有人深究它的功用了——这也是为什么，没了种儿。

Iris:

记得有个人跟我讲：干嘛去香港读书呢？这个地方培养的只是社会的螺丝钉。螺丝钉自然有自己的用处和培养方式。 自你的描述，我体会到的也确实是一种顺从的、服从的、甘于一个小小位置的，社会机器运转所必需的一种材质。他们也许缺乏个性、自由和质疑的精神，不过能当好螺丝钉，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也要踏上这块土地了。我也来体会体会这种“螺丝钉精神”。

SC:

说得很有道理，不少在美有学习经历的人，对此表示诧异。相信加入异质的大陆血液后，会有所改变。 不 过我倒是觉得，地理与政治制度的确有关，但是“为何不反抗”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文化传统或曰convention的问题，是普遍的，并不是说香港人太没 种。

面对一个稳定下来的演化结果，要如何不服从，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而对于大陆学生，不服从的代价相对较小，因为这个圈子很可能是暂时的，不像香港 人，如果他们不服从，得到的社会、家庭反馈，牵扯到的问题可能让他们头疼不已。

周书：

一格在blog里给一个香港的NGO打小广告时，顺便说了这么一句： “没种的港人为何总做出来有种的事情呢？我们内地大把小粪青ms很有种，可又如何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呀！”

我当时给她留言说： 的确，我也很困惑。可能现代社会就是不需要太有种的人。 香港其实是个社会道德压力感很强，很讲秩序，讲究做人要nice的地方，它的慈善事业一向非常出色。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conformity吧。 可能我更想说的是——不 管在文化、伦理、心态还是什么方面，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都是主流，边缘地带太过狭窄，容不下真正的异类。欧美有一种强大的个人主义去 diversify那个官僚体制以外的个体，所以实际每个人都是分裂的——工作时是一个impersonal的螺丝钉，一个public man，下班以后回到家还是能有自己的 own private inner self。但是香港的文化背景里没有这么强的个人主义，所以个体更容易被主流所吞噬，这样一种倾向又被从小到大的教育进一步强化。到头来就是绝大部分人都 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听一样的音乐，看一样的电影，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化之:

也谈舍堂

我不曾参与过多少舍堂活动，按照某种说法，我是没有资格谈舍堂的。不过禁不住想谈谈自己的想法，原想说几句聊作讨论，不料啰嗦得如此之长，而且这文章带“气”写成，怕是经不起深究的。

一

我初来乍到，舍堂已经有一个模范标准希望我如何如何。等待我的不是有待我探索的机会与可能性，而是一个已经订好的标准，我只是一个学徒，我所要做的只是模仿与遵守。舍堂不关心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他们要的只是我的服从与奉献。比如，舍堂的不同楼层有不同的楼层文化，然而任何学生无权选择甚至预先知晓自己所分到的楼层。

每年秋季开学，舍堂要办新生营。我听闻过来人种种描述，暗中庆幸自己免过此劫，不过看到过贴在电梯里的招聘新生营组织者的宣传海报，依然一怔。海报只有一句话：“对于舍堂，他们（新生）一无所知……”。

无知是我的原罪，我应该认真聆听训诲，剿灭原罪——我要遵从“众意”，从内心到行动。而什么是众意？——是参与活动、奉献时间、全心全力完成传统的各种仪式、集体活动高于个人得失偏好……

二

与“众意”相冲突的个人权益，是被压抑、被遗忘的话语。深夜凌晨的“喊口号”，是习以为常的舍堂活动的一部分，然而我不曾听到过舍堂里有人发问，如此喧哗，是否会影响其他楼层同学、或者附近居民的休息？毕竟为他人着想、不侵犯他人权益是何等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啊。 往往在置身喧哗之中的时候，我感到“众意”的庄严与神圣，虽然它仅仅是一层楼之“众”、一栋楼之“众”。“众意”，不需要质疑。在什么地方众意应该止步、个人应该受到尊重保护，没有人认真谈论过。

在众意为尊的舍堂里，不需要一个外在观者的我，独立思考的我，敢于质疑的我。“我”只存在于众意这个标签里，我等于众意，除此之外，不需要考虑别的“我”。与众意不同的个人偏好，在舍堂的话语系统里是卑微的、是羞于言说的。甚而也许考虑自身这种表述本身，就已经偏于失当了。

于是沉默而复沉默，遵从而复遵从…… 没有人站出来说，作为一切标准的众意从何而来？ 众意的力量是这样强大，甚至于新修舍堂也从“众”如流，因为不以众意为尊的舍堂，压根就不是舍堂，“是没有文化的”。众意的力量是这样强大，当收生惯例面临修改，不参加活动的内地生面临被开除堂籍的压力时，许多人劝说“离群索居”的我，“你好歹也参加一点活动嘛，他们说得有道理，不能只享受住在这里的权利，却不尽奉献的义务……”

三

我不禁联想香港大学课堂上的一种常见情形——向讲课者发问、或者作点评回应的，多是属于少数的国际学生、大陆学生，而鲜有香港的本地学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港大自我标榜的口号倒是“领袖群伦”、“first and foremost”。不过，领袖群伦云云倒也未必全无道理——香港人的领袖，绝非敢于站出来振臂一呼的人，而从来都是“要稳定”的商业大亨和听话的殖民官僚。 我经常听到教授对住舍堂学生学习情况不屑一顾的评价，认为他们只知道玩。不过针对这种评论，有一种很中听很普遍的回应——“舍堂有教育功能”。教育什么呢？教育你如何与人相处、让你积累社交经验。可是，我想问：如果要所谓“与人相处的社会经验”，又何必来大学？更何况这所谓社会经验，却是此般“众意”！

一所大学，到底应该首先是一个学术殿堂、思辨空间，还是一个社交空间、资历车间？大学，是应该教人质疑，还是教人服从？是鼓励思考，还是去除思考？

西方人赞同大学自治，而不应受制于社会权威。因为西人深知，一个社会只有包容与鼓励个体的独立思考，才能日新月异、永不竭钝。

我踱步经过港大莲花池的孙中山像，想起西人种种，我华人何尝不能？国土沦丧，战火纷飞，条件艰苦，却依然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西会通、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敢于担当、不畏政府的教学处世之风。然而，惜联大学人精神，最终却在四九年后被“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碾成齑粉。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多少次拜倒在如此般名为“历史潮流”的权力话语面前，而心甘情愿地交出我们的大脑。舍堂“众意”云云，又岂独此一例哉！

失却悲悯的大地

作者：Yol

港大是一个热闹的地方，迎来送往。关注“好人”的贾樟柯来过了，关注艾滋病的艾晓明，杨紫烨来过了，关注血泪中国的胡杰来过了，关注边缘病人的无国界医生驻香港代表来过了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质——那是一种关注底层的坚韧，一份直面现实的顽强，以及一片刚硬背后的心底的柔软。然而，在这热闹当中，我却记得香港独立制片人张虹导演在胡杰见面会之后失望的一句"香港的学生没有希望了"，听了让人心头一凉。

让张导发此感慨的原因十分之简单：数十人的见面会上，只有“一个半”的香港同学。想来她必定十分的困惑——香港的学生，都在关注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但希望不仅仅是不好意思回答。然而能知道不好意思毕竟也还是好事。记得上学期“站起来反对贫穷”（Stand Up Against Poverty）活动中，一名打扮入时的所谓港大毕业生，对着很多的摄像机，微笑并且自豪地说了一句，我们很高兴，因为香港没有贫穷。可惜，我不能替她脸红。底层的不幸，若是被这社会所遗忘，那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不幸。

上周笔者有幸，跟随着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会旗下的社工扶助小组，与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的同工一起去探访了香港的露宿者。那夜风雨交加，我见到某位露宿者黑黝黝的床垫已经湿了大半，下面倏然地钻出一只蟑螂，而周围不曾散去的，是狗粪的味道。我无言并且心酸，他们毕竟也是香港的合法居民，是和港大的莘莘学子一样，行走在这个“世界城市”的土地上的。罗素在其自传的序言《我为何而生》中深沉地说过，“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当港大的精英们轻易获得了前两者的时候，是否还能想起那第三种宽容而博大的情怀？

然而，同情，若仅仅是同情，却极易变质。我偶尔会怀念那样的一道风景：整整一长排光着膀子坐在路边乘凉的"进城务工者"（民工），他们在淡淡的灯光下捧着我递上的问卷答题，面朝夕阳。这是去年的夏天，当我在江苏南京民工村做社会调查之后，留在脑海里的一个画面。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最初开始这个课题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带着一种"俯视"的姿态，那是一种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自小成长于城市的大学生，对于那些在生活的边缘挣命的满身是汗的人群的俯视。这种俯视的目光，由同情开始，中间夹杂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理智、尊重、理解、爱，但又以同情结束——因为我无力承担那许多，或者说没有胆量去承担。然而，我明白自己的错误——它是"遗忘"之外的另一种错误，两者同样致命——它混杂着高傲与胆怯，最终勒令自己置身事外，以一个站在高处的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那苦难。

看，看！这目光，可否不要那样的冰冷？这目光，可否带上一丝热血的温度？余世存在《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中有这样的一段“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而这里的“我们”，便是那些流离在大陆城乡之间的民工们——中国社会底层的一部分。当学者们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与着抽象的概念博弈之时，当教授们在人数寥寥的课堂上对着打盹的学生宣讲之时，那概念与授课中的主角，或许正在无奈、痛楚、泪水、梦魇、尖叫之中彷徨无路。记得胡杰导演在拍摄以时刻出没在生死边缘的矿工为主角的《远山》中，有意将那些满身满脸炭黑的矿工们拍得高大——胡导明言，这是为了尊重。那一种平视，乃至仰视的眼光，才是针对“精英式旁观”的药方。

以上所述的两者——遗忘与旁观，恰恰是如今面对底层的最普遍的两种态度。若还有第三种，那么猪年的春晚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当观众的眼泪成功的被《心里话》煽动出了眼眶的时候，导演或许十分满意于此动情点的成功，然而——痛苦之被公开而艺术化，正是让痛苦再度加倍；而不幸之被展示而博取同情，正是让不幸二次受难。廉价的“催情”，在这个社会中，不存在任何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社会，正如同一个巨大的螺旋，飞速的旋转着。把它当作一个“金字塔型”，倒不如换置为另一个“倒金字塔”的可怕情景——极少数的精英群体，作为这个崛起中的大国的支点，而上面背负着的是数亿弱势群体，在挣扎，在呼喊，或者在沉默中绝望。

划笔致此，脑中浮现出了一幅带有“玩世现实主义”的画面，充斥着夸张的表情，仿佛能从中听到贪婪的狂笑以及碎心的哭嚎——这荒诞令人欲哭无泪，而这样的一幕新喜剧，恰恰正在我们的眼前上演。少一些无知，少一些冰冷，少一些煽情，或许这个螺旋才能不致于转到太快，以致那些无能为力的人们，在晕眩之余，不被抛甩出去，甚至在整个螺旋的爆炸中灰飞烟灭——就这样吧，我的愿望。

大学五件事 vs. 大学精神

作者：Yol

未到香港之前，便早早听闻了“大学五件事”——读书，住Hall，上庄，Part Time，拍拖。
未到香港大学之前，也早早知道了学校的校训：Sapientia et Virtus，中文则为“明德格物”。

然而，总还是觉得缺了一些什么。

最近的一次Interview问我，想对校长说些什么。我回答说，重塑大学精神。可惜同组的兴趣并不在此，很快便转到了住Hall这个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去了。精神之话题的结束相当简洁——某同学优雅地朝着校标一指，微微扬起头说，“瞧，这精神不是在那儿么！”那可真不错，原来港大的精神，刻在每一个教室的讲台上。或者，这精神也会趁着Lecture中间同学们的出出入入，逃点儿出来，在空气里飘浮着，感染感染停不下来的我们？

那个没地儿贴校标的开心公园，却是我喜欢待的地方。没事儿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在那四周的长凳上坐一小会儿，看着眼前人流穿梭。每一个港大的学生，都是那样的年轻而充满朝气。这个不大的地方，会有人捧着课本等待同学来一起准备Presentation，会有人穿着Hall衫三五成群，会有人西装革履散发传单，会有人步履匆匆在天地堂之间去做一趟补习，更会有人亲昵走过你侬我侬。五件事，都齐全了，似乎便是让我看到了港大学生的全部。然而并没有。我还在这里参加过STAND UP against Poverty的Campaign，我还在这里看到过为香港微弱的普选未来而努力的政治人，我还在这里和友人畅谈过中国的难处以及前景，我还在这里接过了文化学者龙应台的亲笔签名。这些，都让我有些儿相信前面所说的，或许精神真有那么一点儿在校标上，并且还真有点儿逃得如此的远，在这小小的广场上彰显它的存在。

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校训或许人人都知道，尽管无论是拉丁文还是从《大学》那里引来的古中文，都显得有那么一些不合时宜——那么，它的不合时宜究竟是否还真正带有存在的价值？若说港大真有她的精神存在，这精神，是否已经，或者说，是否有可能，植入到我的骨子里呢？当我三年之后完成学业离开这方校园，我是否能微笑的对自己说，我不仅尝试了五件事，并且真正懂得并学会了明德格物？这些问题，若是送给任何一个在孙中山先生像边走过的同学，又能收获怎样的回答？

大约一年前，当我在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之上、肃穆之中静立的时候，我大约是不会想到，如今我在他曾经到过的地方读书，并且日日路过他的塑像，尽管从未停步瞻仰。我更是不会想到，这一个张爱玲走过、朱光潜留过、许地山待过、陈寅恪路过的校园，竟然只剩孙中山，而已经全无了他们的痕迹——或者是，也与那精神一般，飘在了空气中？我倒也希望答案是后者，因为若是如此，孙文先生也约摸不会孑然在那莲花池边，坐得太寂寞。

论到陈寅恪，却也想到了他所定义的大学精神第一要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内地高校相比，港大是相对幸运的。至少，当你向往独立、憧憬自由的时候，不会有人来给你当头棒喝。我依然记得走进港大校园的第一天，下着微微的雨，我在六四纪念柱前徘徊，一个小女孩在雨中玩耍。柱上扭曲而哀伤的面孔与小女孩的笑脸一起，透过沾了雨水的镜片，在我眼里慢慢模糊。若是弃此种所拥有的幸福而不顾，则真正是港大的不幸。然而，若我们能够自豪的宣称我们已然精神独立，已然思想自由，并在此基础之上明德格物，是不是，我们就能够就此停步，以此自傲？

或许，还缺了一些什么。即使我们拥有了那智慧与那品德，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善用那智慧，我们又是否真的能够发扬那品德？或者，我们仅仅是拥有而已？Sapientia et Virtus 将是我们的翅膀。即使羽翼已丰，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张开双翅，去迎向这社会，去付出这关怀，去承担这责任？而不是爱惜的珍藏着自己的羽毛，等待它的腐烂？抑或不成那雄鹰，反为那母鸡，除了给出温暖，其他什么都不剩？甚至折下自己的翅膀，送还给薄扶林道上的母校，说一句“谢谢，我已经赚够了钱，可以坐飞机”？

写到这儿，我忽然羞愧不已，觉得应该赶快去找个懂得拉丁文的同学，来教教我，校训中这两个词儿，究竟该如何的念——那蓝天上盘旋的鹰在扇动翅膀之前，或许也想知道，自己的羽毛到底是个什么颜色。

注：此文是作者为《港大报》评论版而作。有关港大文化的方方面面，请参考http://hkuglossary.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