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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4日星期四

布罗茨基:赞美无聊

In Praise of Boredom
赞 美 无 聊

Joseph Brodsky
约瑟夫布罗茨基

译者:Cho



(1989611在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但倘若你没能守住你的王国
正如你的父亲在你来到之前
来到这思想非难、感觉嘲讽之地
相信你的痛苦……

——W. H. 奥登,《阿隆佐致腓迪南》[1]


你们面前的很大一部分将被无聊占据。在今天这样一个庄重的场合,我之所以想和你们谈谈这个,是因为我认为,没有一所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能教会你们对这一不测安之若素;达特茅斯[2]也不例外。不论人文学科抑或自然科学,都不开设有关无聊的课程。它们至多不过引发无聊,从而使你们熟悉这一情怀罢了。然而,和一种不治之症亲密接触又意味着什么呢?比起这从你们的卧室滋生、无边无际地蔓延到天尽头的心灵撒哈拉,讲台上单调已极的催眠曲或令人目眦欲裂的教科书里那些艰涩无比的英文又算得上什么呢。

无聊有诸多化名:悲伤,厌倦,烦闷,滞怠,抑郁,冷淡,低落,无动于衷,了无生气,无精打采,漠不关心,等等。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大体上是重复的产物。由是观之,最佳疗法莫过于不断创新。那是你们这些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姑娘)们所期待的。唉,生活是不会给你们提供那个选择的,因为重复恰恰就是生活的常调。

人当然可以争辩说,对于创新的不断尝试是进步的车轮;人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口吻补充说,这也是文明前进的动力。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论断并非最有价值的。因为,假若我们以科技发现来分割人类历史,结果将对我们很不利——更别提用伦理观念了。严格说来,我们将得到多少个世纪的无聊呵。有关创新的这一观念本身即阐明了标准现实的千篇一律,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的常调(medium)——哦不,王道(idiom)——即单调(tedium)。

在这一方面,生活有别于艺术。你们也许知道,后者最可怕的敌人就是陈腐。那么毋庸质疑,艺术也无法教会你们如何同无聊相处。很少有这方面的小说,画作就更少;至于音乐,它很大程度上是非语义的(non-semantic)。总的来说,艺术对无聊语含机锋、暗自防卫。面对无聊——即存在论意义上的“陈腐”,除非你们自己成为了艺术家,否则艺术无法带来任何慰藉。由于你们为数众多,这一图景是如此渺茫,正如它是如此令人倒胃。

然而,即便你们自此便大步迈向打字机、画架和施坦威三角钢琴,无聊来袭时你们仍无法毫发不伤。倘若重复乃无聊之母,你们这些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姑娘)们将被怀才不遇和收入菲薄压得喘不上气来——在艺术领域内,这两者尤为漫长。在这些方面,写作、绘画、作曲和供职于律师事务所、银行、甚至是实验室压根没法儿比。

当然,这也未尝不是艺术的可取之处。作为一项清苦的事业,它不会那么轻易沦为人口统计学的奴隶。因为如果,正如我们所说——重复乃无聊之母,那么人口统计学不啻是无聊之父——它在你们的生命里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远甚你们在这里掌握的任何一门学科。也许这听上去有些反人类,但我比你们年长不止两倍,并亲眼见识了地球人口翻一番。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这数目就会翻两番,而且是以一种你们根本始料未及的方式。比方说,到2000年,文化和伦理秩序将会面目全非,以至于你们不得不扪心自问:人之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仅仅这一点就使创新在与无聊的对抗中处于劣势。然而,哪怕在一个更为单调(monochromatic)的世界里,创造和革新的另一困境恰恰在于它们的确能赚钱。假若这两者中你能有一技傍身,你很快就会富起来。这看上去似乎不错,但没人比富人更无聊了——这你们大都感同身受吧——因为金钱买来的是时间,而时间循环往复。既然你们不会奔贫穷而去——否则你们就不会进大学了——你们面对第一批自娱设施将倍感无聊。

多亏现代技术,那些自娱设施简直和无聊的同义词一样数不胜数。就它们的功能而言——使你暂时忘却时间的冗余——它们实在数量可观。同样可观的是你们购买力的功能,随着购买力的增加,你们将在父母亲友手中那些摄影摄像设备的滴答声中阔步走出这座广场。这情景是我的预言,1989届的女士们先生们,因为在你们步入的这个世界中,对一个事件的记录削弱了事件本身——一个录像、音响、遥控器、慢跑装、健身器械的世界,它使你能够保持健康体态以便把自己和别人的过去重活一遍:罐装的迷狂以生鲜自我标榜。

有形之物皆孕含无聊。这不止在一个方面适用于金钱——同时适用于纸钞及对其的拥有。这当然不是要宣扬贫穷是无聊的克星——尽管圣法兰西斯似乎对此身体力行。然而,综观我们周遭一切的贫穷,新型修道会的点子在这个录像基督教时代并不特别吸引人。除此之外,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姑娘)们,比起爱邻人,你们对援助南非什么的地方更有积极性;比起冒冒失失选错阵营,你们更愿意放弃最钟爱的苏打水牌子。因此没人要向你们鼓吹贫穷。我所能说的只是,对钱这种东西你们要多个心眼,因为你们帐户里的那些个零也许会带来它们精神上的对等物。



对于贫穷来说,无聊是它的苦难中最残暴的一部分,且对它的摆脱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呈现:通过反叛或毒瘾。这两者都是暂时的,因为贫穷的苦难是永恒的;由于这永恒,这两种形式都费而不惠。总的来说,一个向自己的静脉注射海洛因的人这么干大抵和你买一盘录像带出于相同的原因:为回避时间的冗余。区别则在于他没能量入为出,且他逃避的方式很快——比你的要快——就变得和他要逃避之物一样冗余。总而言之,注射器的针头和音响的按钮带来的触感之不同恰似时间对无产者和有产者施加的影响之不同——前者剧烈,后者迟缓。简而言之,无论富有抑或贫穷,你们总有一天会被时间的冗余所折磨。

未来的有产者们,你们将会感到无聊——对你们的工作、友人、配偶、爱人、你们窗口的景致、房间里的家具或墙纸、你们的思想、你们自己。因此,你们会想方设法逃离。除却已经提到的那些自娱的小装置,你们也许会开始跳槽、搬家、离婚、出国、换个气候;你们也许会尝试滥交、酒精、烹饪课程、毒品、精神分析。

事实上,你们也许会把这些一股脑儿加在一起;这也许暂时管用。当然,直到有一天,当你们在卧室醒来,置身于新的家庭、新的墙纸、新的国家、新的气候,手边是一坨帐单——来自你们的旅行代理人和精神分析师——然而,阳光洒进窗口,却依然洒不进发霉的内心。你们套上路夫鞋(Loafer),却发现它们没有靴襻,无法将你们带离被你们认出的这一切。你们或许会惊惶,或许会听任这熟悉的感觉——这取决于你们的性情或当时的年龄;又或者,你们选择再经历一遍那一整套颠沛流离。

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将进入你们的字典;药片则会进入你们的药箱。基本上,把生活变成对替代品无止尽的寻求没什么不好——走马灯似地换工作、配偶、环境,等等,只要你能付得出赡养费、能受得了混乱的回忆。毕竟,这一困境早就被荧屏和浪漫主义诗歌大大加以美化了。困难却在于用不了多久,这项追寻就变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你们对于替代品的需求将媲美瘾君子的日常剂量。

尽管如此,却还有一条解脱之路。也许相形之下,在你们看来这并非一条坦途,也不一定可靠,但它却经济直接。你们中那些读过罗伯特•弗罗斯特那首《仆人们的仆人》(Servant to Servants)的也许还记得这么一句:“最好的出路总是进入。”(The best way out is always through)。接下来,我们的主题将随之变化。



当被无聊攫住时,抓紧它。让自己被它挤碎;下潜,沉底。总的说来,处理讨嫌之物的规律是,你越快沉底,便越快上浮。这儿要说的是——转述英语文学中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强使那最坏的尽收眼底。之所以有必要对无聊进行这般详查是因为它代表了纯粹的、未曾稀释的时间,它闪耀着时间那全部的重复、冗余、单调的光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聊是你们开向时间的窗户;人倾向于忽略时间的这些特质,而这极有可能危害到人的心理平衡。简言之,你们这窗户探向时间的无限性,也就是说,探向你们自己在时间中的渺小。这也许解释了人之所以会惧怕那些独守空房、昏昏欲睡的夜晚,之所以有时会着迷地盯着尘埃的斑纹在日光里旋转,而不远处有钟表正滴答滴答,天气闷热,意志力则降至冰点。

一旦这扇窗户被打开了,不要妄图关上它;相反,一把将它推开——要开得大大的。因为无聊说的是时间的语言,它是要教给你生活中最宝贵的一课——你们在这里的青青草坪上学不到的一课——关于你们自身之彻底渺小的一课。这一课不单单对你们是宝贵的,对那些你们将要邂逅的人们同样如此。“你是有限的,”时间借无聊的声音告诉你们,“而且在我看来,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的。”这话显然不那么中听;但这种徒劳感、这种甚至存乎于你们那些哪怕是最为纯洁炽烈之行为的渺小感,比起关于那些行为之结果的幻象和相伴而来的自我膨胀却总是要好。

因为无聊是时间向你们自己那套世界观的入侵。它从自己的视角打量你们的存在,其最终结果是精确和谦恭。应当注意的是,前者哺育了后者。你们越是知道自己的份量,你们面对同类就越是谦恭和慈悲——面对尘埃,那仍在日光里旋转的、那已静静落在你桌面上的。啊,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化作了那些点点光斑!在你们看来也许并非如此,但在它们看来却是真真切切呵。你们之于它们正如时间之于你们;因此它们看上去才如此渺小。你们可知道,当从桌子上被擦去时,尘埃说什么?

“记住我,”
尘埃低语。

没有什么比已逝的德国诗人彼得•胡歇尔(Peter Huchel)在这两行诗中所表达的情愫离你们中任一个的精神议程更遥远的了,你们这些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姑娘)们。

我引用这些诗句并非因为我想培育你们对于微物的亲近之感——种子和植物,沙砾和蚊子——微小而不胜数。我引用它们是因为我喜欢它们,因为我在它们中间认出了我自己,认出了——任何要从现成表面被擦除的活生生的有机体。“‘记住我,’尘埃低语。”人从中听出了:如果我们通过时间认识了自己,那么也许时间也能从我们这里学到一点什么。那将会是什么呢?尽管在重要性上远逊,但我们在敏感度上击败了时间。

这就是所谓渺小的意义。假若没有那令意志瘫痪的无聊便不能带来这意义,那么——向无聊致敬吧。你们是渺小的,因为你们是有限的。然而一样事物越是有限,它便越是充盈着生命、情感、欢乐、恐惧和慈悲。而无限性这种东西不大活跃,情感也不大丰富。你们的无聊至少告诉你们那么多。你们的无聊是无限性的无聊。

那么,对它的起源心怀敬意吧——或许,尊敬它——就像尊敬自己一样。因为正是那无生命之无限性的期待解释了人类情感的激烈,后者带来的是有关新生活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你们由无聊所孕育,或有限性哺育了有限性(尽管两者都可能正确)。这是要说,激情乃渺小之物的特权。



因此,试着让自己充满激情吧,把冷酷留给漫天星辰。激情乃对抗无聊的头号良药。当然,第二号药物是痛苦——更多是肉体上的而非心理的,此乃激情常见的余震——尽管这两种痛苦我都不希望你们摊上。但是,当你们受伤时你们知道自己至少没有受骗——不论是被你们的肉体抑或精神。同样,如果说无聊、悲伤、自我和其他存在的无意义感有什么好的话,那就是:这并不是欺骗。

你们也许还会尝试侦探小说或动作片——它们将你们带往那些你们未曾说起、未曾见过、甚至是未曾想象到的地方——它们能打发时间,哪怕仅仅是几个小时。远离电视,尤其要避免不停地换频道:那即冗余的化身。然而,倘若那些药物都不管用,就让那种感觉来吧,“将灵魂投入那日夜生长的阴郁。”(fling your soul upon the growing gloom)试着拥抱无聊和悲伤,或是任由它们将你们揽入怀中,反正它们再怎么说也比你们要强大。毫无疑问,你们会发现那怀抱令人无法喘息,但请尽量忍住、忍住、再忍住。最重要的是,别认为是你们自己在什么时候搞糟了些什么,别去追溯自己的脚步、妄图更正谬误。别去;正如诗人说的,“相信你的痛苦。”这可怕的巨大拥抱完全没错。凡是让你不安的那些都没错。自始至终记住这一点:这世界上没有不会最终松开的拥抱。

如果你们觉得这太过阴郁,你们委实不知阴郁为何物。如果你们觉得这根本无关,我希望时间会证明你们才是正确的。但假如你们认为这不适合一个如此高尚的场合,我不敢苟同。

假如这场合是为庆祝你们在这儿的学习生活,我就会赞同你们了;可它标识着你们的离开。由于你们的父母只为你们付了四年学费,一天都没多付——到明天你们就都走光了。你们得去到别的地方了,去开创你们的事业、创造你们的财富、组建你们的家庭,得去面对你们各自独特的命运了。至于那个“别的地方”,无论它是星辰还是热带,又或是佛蒙特州的边界,没什么人会注意到在达特茅斯的草坪上举行的这次典礼。我甚至不确定你们乐队的声响是否能够抵达白河交点[3]White River Junction)。

1989
届的同学们,你们将离开此地。你们正迈进世界——比起这片狭长的树林,那儿有着更多的人;比起过去的四年里你们业已习惯受到的重视,那儿显得寂寥。你们将孤身一人行这漫漫前路。1,100 人对4.9亿的世界人口,你们很快就能估出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么,审慎和鼓号一样适用于这个场合。

除却快乐,我对你们别无所望。但是,未来将会有许多黑暗的时刻——更坏的是——无聊的光景,它们产生于你们的内心并不亚于来自于外部世界。你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对其设防;那正是我在这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强为之的事情,尽管这显然远远不够。

等待你们的将是值得一书却教人乏力的征途;今天,你们仿佛要登上一列失控的火车。没人——更别提那些留守的人们了——能告诉你们前方到底有些什么。然而,至少有一件事他们是能向你们担保的:这绝非一次往返旅程。因此,尽量从以下想法中汲取些许慰藉吧:不管这个或那个车站多么味如嚼蜡,列车是不会永久停靠在那里的。所以,你们永不会进退维谷——哪怕你们觉得自己似乎如此;因为所谓此地、今日,到明朝也就成了昔日。从今往后,你们的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了,因为那列火车永不停歇。哪怕你们觉得自己似乎进退维谷的时候,日子还是在流逝……所以,趁它还是它、还没有变成一张相片的时候,最后看它一眼吧。看着它——用你们所能召唤起来的所有柔情,因为你们看着的是自己的往昔。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日子吧。因为我实在怀疑,你们日后还能拥有比在这里的四年时光更美的回忆。




译自Joseph Brodsky, On Grief and Reason: Essays, pp. 104-113,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

[1] Alonso to Ferdinand. 典出莎士比亚《暴风雨》。阿隆佐是那不勒斯王,腓迪南是其王子。

[2] 达特茅斯学院,位于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建于1769年,常春藤联盟之一。

[3]达特茅斯学院附近的小镇,因位于白河和康涅狄格河的交汇处而得名,是公路、铁路、水路枢纽。

2007年8月27日星期一

布罗茨基: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上)

约瑟夫·布罗茨基






The Condition We Call Exile

译者:Gill

当我们聚集在这里,在这十二月寒冷的夜晚,在这间照明完善、体面诱人的房间里,谈论流亡作家的苦难的时候,且让我们暂停一分钟,来想想那些——可以说很自然地——没能走进这个房间的人们。让我们想一想,比如,那些正徘徊在西德街头,对周遭现实茫然无知或无限嫉妒的土耳其Gastarbeiters[2]。或者,让我们想想那些正在公海上漂泊的,或已在澳洲腹地某处落脚的越南船民[3]。让我们想想,那些躲过边境巡逻,从南加洲的深沟险壑里爬上美国领土的墨西哥苦力。想一想那些在沙特或科威特成批登陆的巴基斯坦人,流油而富的当地人所不屑的下贱工作,他们群起而争之。想一想那些逃避饥荒,长途跋涉,穿越不毛而涌入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人——或者是相反,涌入索马里的埃塞俄比亚人?行了,我们可以到此为止,因为一分钟的想像时间已经过去了,尽管这个单子还可以加长很多很多。没有人统计过这些人的数目,将来也没有人——包括联合国的救援机构在内——会去统计:他们成千上万,无法统计,他们组成了所谓的——由于缺乏更好的字眼或更多的同情——移民。

无论这一现象最贴切的名字叫什么,无论这些人出于何种动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也无论他们对他们所抛弃和加入的社会将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他们的存在,使我们很难再煞有介事地谈论什么流亡作家的苦难。

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谈;而这不仅仅是因为文人,就跟穷人一样,向来要自求多福。更主要地,这是出于一个古老的、然而大概也是毫无根据的信念:假使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多读一些好书,那些迫使千百万人背井离乡的错误与灾难便可以有所减少。既然我们对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希望几乎无处安放,而一切其他努力又似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失败告终——既然是这样,我们便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相信,文学是社会拥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是对以邻为壑(dog-eat-dog)之法则的永不失效的拮抗,也是对任何一种推土机式、一刀切式方案的最有力反驳——如果必须给一个理由的话,这理由便是,因为人类的多样性恰恰是文学的存在理由和全部内容。我们不得不谈,因为我们不得不坚持,在展示人性的微妙这一点上,文学无疑是比任何教义和信条都更伟大的、最伟大的教师;也因为,一个社会若是干预文学的自然存在,妨碍人们从文学中获得教益,则它必然会降低自身的潜能,放慢进化的步伐,或许,最终还将危及它自身的稳固。而如果谈论它意味着我们必须自言自语,那或许反倒更好——并非对于我们自己,而是对于文学。

无论流亡作家他本人乐意于否,Gastarbeiters或任何一拨难民都等于是拔掉了他翻领上的鲜花。背井离乡与错投他乡在本世纪都是家常便饭。而我们的流亡作家跟Gastarbeiter或政治难民的共同之处在于,两种人都是逃离较坏的地方,奔向较好的地方。而关于这件事情的真理是,亡出于独裁的人只能够流向民主。要知道,老流亡现也是今非昔比,它不再是离开文明的罗马而前往野蛮的萨尔马提亚,也不是把一个人从,比如说,保加利亚,打发到中国。现代流亡中所发生的,一般说来,是从一潭政治经济的死水转移到一个工业上发达而嘴皮上挂着有关个人自由的最新结论的社会。而另外必须补充的则是,对于一个流亡作家来说,选择这条道路在很多方面都像是重归故里——某个理想一路激励着他,而向着那一理想之所在,他又走近了一步。

如果把流亡作家的生活按体裁归类,那么它必然属于悲喜剧。因为先前有过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对民主制度在社会上和物质上的优越性的体验之集中,之深刻,远远超过这一制度下的本国人。但恰恰由于这同一个原因(其主要副产物为语言隔阂),他发现自己彻底无力在这个新社会中扮演任何有意义的角色。他所置身的民主国家给了他物质上的安全,却使他在社会上变得无足轻重。而无足轻重(lack of significance)是任何一个作家,无论流亡与否,都不能接受的。

因为,往往正是对重要地位(significance)的追求构成了他写作生涯的绝大部分。至少,重要地位往往是写作生涯的结果。在流亡作家这一个案里,这几乎还无一例外地是导致流亡的原因。此外,我们或许还要迫不及待地加上:流亡作家身上这种对地位的欲望,是他对原先所在社会的垂直结构所产生的一种条件反射。(自由社会的作家身上的这种欲望,则反映着民主制对它自己不合宪的往昔的返祖记忆。)

就这个方面而言,流亡作家的处境的的确确要比Gastarbeiter或普通难民的处境糟糕得多。他渴望得到承认和重视,这搞得他寝食难安;他忘记了,作为大学教师、讲师、小杂志编辑或撰稿人(这些是如今流亡作家中最常见的职业),他远比干苦力的挣得多。也就是说,我们这位老兄是有点腐化堕落了的——几乎就他的本性而言就必然如此。不过话说回来,在无足轻重默然无闻的状态下还能泰然自足的作家,即便在最佳条件下,也只如格陵兰的凤头鹦鹉那般稀少。在流亡作家中这种态度则几乎全部绝迹。至少,在今天这个房间里,它不存在。这固然可以理解,但依然令人悲哀。

这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如果说流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它教人谦卑。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流亡是关于这一美德的终极课程。而对于一名作家来说,它尤其是无价之宝,因为它将给他可能的最长远的眼光,正如济慈说的,“你远在人类之中”[4]。消失在人类之中,消失在人群——人群?——啊是,在数十亿人之中;像常言说的那样,成为大海里的一根针——只不过是正在被某些人寻觅的一根针——这,就是流亡的全部。放下你的虚荣吧,它说,你不过是大漠中的一粒沙。不要用你那些笔杆子朋友来衡量自己,要用人类的无穷来衡量自己(而人类的无穷差不多就跟非人的一样糟)。你当从这无穷中说话,而不是从你的野心或嫉妒里说话。

然而,不消说,这一呼吁并没有引起注意。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生活的评论家总是更热衷于他的评论家地位而不是他评论的主题。至于流亡的时候,他则认为他的处境严酷已极,断断不能让它进一步恶化。至于对谦卑的呼吁,他则认为不合时宜。尽管这样的呼吁在任何时候都是适时的,但他或许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关于流亡的另一个真理是,它是一个超越物理状态的、形而上的状态。至少,它有着相当清晰、相当明显的形而上意味;无视或回避这一点则无异于自欺,无异于歪曲你所经历的一切的真实意义,无异于将自己永远囚禁在被动接受事物的终端,沦为一个没有理解力的牺牲品。

因为缺乏一个好榜样(尽管我们想到了米沃什和穆齐尔),我们无法描述另一种可能的行为方式。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来这里要谈的,显然是流亡的现实,而不是它的可能。而现实就是流亡作家时时刻刻处心积虑不屈不挠地力图恢复他的地位、他的领袖作用、他的权威。他主要考虑的对象自然还是远在老家的同胞们,不过在险恶的异国他乡,他同样想呼风唤雨,鹤立于流亡同辈之鸡群。他对流亡的形而上意义采取鸵鸟政策,而全神贯注于当前的、眼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于是他对处在同样困境中的同行污言相向,对论敌大动肝火,接受不计其数的采访,BBC,RTF,德国之声,美国之音,以及不计其数的公开信,声明,会议——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过去在采购食品的长龙中或在小官僚散发霉味的接待室里消耗掉的精力,现在被释放出来,并失去了控制。没有谁可以节制他,更不必说他的亲人(因为他自己就俨然已成为恺撒的妻子,俨然不容置疑[5]——他那大约是识字的、然而已年老色衰的妻子,怎么能够纠正乃至反对他这个经过权威认证的殉道者呢?),他的自我迅速膨胀,直径不断扩大,直至充满了二氧化碳,脱离现实而飞升——尤其如果他住在巴黎:蒙哥尔菲兄弟[6]正是在此开创了先例。

乘气球旅行是鲁莽的。并且,最要紧的是,它是不可预测的:旅行者轻易就成了风向——在此处,乃是政治风向——的玩物。因而我们的旅行家之热衷于收听一切天气预报、有时候甚至斗胆自己发出预报,也就不足为怪了。这里说的天气当然不是出发地或者途中某地的天气,而是目的地的天气,因为我们的气球旅行者归心似箭,无一例外。

而关于这件事情的第三个真理则大概是,流亡作家大体上是一个向后看、向后走的存在物。换句话说,追怀往事在他的生活中(与其他人相比)占有过量的比重,而将现实逼退到阴影之中,并使未来黯然失色,有如沉落在特浓的豌豆汤里。像但丁《地狱篇》里的假先知一样,他的脑袋永远朝后,他的眼泪或口水顺着肩胛骨流淌。无论他是否天生如此多愁善感,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在国外他注定只拥有一小撮读者,因而他情不自禁地向往起那被他抛在身后的——真实的,或他想像出来的——庞大的读者群。前者使他充满怨毒,而后者使他充满白日梦。哪怕他得到了旅行的自由,哪怕他确实去了一些地方,他的写作仍然会死抱着过去那些熟悉的材料不放,写出的东西也无非是老作品的续集。如果你跟一名流亡作家谈起这个话题,他极有可能同你回忆奥维德的罗马,但丁的佛罗伦萨,以及——稍作停顿之后——乔伊斯的都柏林。

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谱系[7],而且它比上面那串名字还要长得多。只要我们乐意,我们可以将它一路上溯,直到亚当。然而我们必须小心它在公众的、以及在我们这些人的头脑之中所经常占据的位置。许多高贵家族于世代更迭或一场革命之中所经历的沉浮我们都很清楚。家谱之树(family trees)既不能成为森林,也不能遮掩森林,而森林如今正向前推进。这里我在串用比喻——不过我或许能为此辩护说,我的意思是,倘若我们竟指望着自己于将来跻身上述那几位少数人物的行列,则我们与其说是太过轻狂,倒不如说是太过轻率了。当然了,作家们关心的总是身后声名,而流亡作家尤其如此——就鞭策效果而言,祖国之陷他于人为制造的遗忘远不如自由市场评论界抛给他同辈作家的青眼。然而,对于这样一种自我疏离[8]的过程我们得谨慎从事,不为别的,只为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人口爆炸的同时,人口统计学也成了文学的一个方面。如今平均每个读者所拥有的作者,一句话,太多了。几十年前一个成年人若想想他还须读的书籍或作者,他会开出三四十个名字;而如今这些名字数以千计。如今你走进书店就如同走进音像店,听完所有乐队所有个人的专辑会花掉你一辈子的时间,而这成千上万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流亡作品——更不要说还是好作品。而哪怕你头上顶着一圈流亡的光环,公众也依然会读别人的,而不读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刚愎自用或是被误导等等,而是因为你的书,根据统计学规律,就应该属于大路货或者垃圾一类。换句话说,公众只想读他们自己。在世界上任意一座城市任意一条街在白天或黑夜的任意一个时刻没有听说过你的人总是多于听说过的。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下)



[译者按] Joseph Brodsky,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一岁至三岁半德军围城,十五岁突然退学(次年赫鲁晓夫开始解冻),其后六年跳槽十三次(包括兵工厂,地质队,和太平间),十七岁开始写诗,二十三岁遭逮捕,被控以“寄生虫”罪名,获刑五年流放并强制劳动。在流放地借助辞典阅读T. S. 艾略特,奥登,等。1972年被永久逐出苏联,辗转定居美国。五年后开始用俄英两种语言写作。最后,且或许最不重要的,当被问及“你作为美国公民而凭俄语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时,他回答:“我是犹太人。” 1996年他死于心脏病。

“在苏联他因为政治罪名受审(尽管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在美国,正好相反,人们当他是个讨嫌的纽约知识分子,若不是因为他过去长期经受的苦难,以及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旁观者的地位,他的观点简直是反动得不值一驳。”(Bethea: 1994[1]

1987年12月2日至7日,多国流亡作家齐集维也纳,参加第一届以他们自己为主题的Wheatland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本文即布罗茨基为该会议而作,但据说反响不佳。

本文据On Grief and Reas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译出,参考了王希苏译本:《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王译的在线版本点此)





[1] Bethea在这一段的脚注中引用道:“布罗茨基的回答[1964年受审时他回答法官说,诗人这一职业(calling)来自上帝],如果在美国重复的话,也同样会挑起愤怒。在苏联你是诗人因为有关部门允许你做个诗人。在美国你是诗人因为没什么部门可以阻止你做个诗人……无论在哪里,写诗似乎都跟上帝(在这里无非是“诗性感召”(poetic calling)的缩写)无关。”(Baranczak, Breathing, 203)
[2] 客籍工人
[3] 70年代南越战败之后,大批越南人为躲避迫害,乘渔船逃离,部分被救起送往香港及东南亚其他国家。79年中越开战之后,又有大批华裔越南人沦为船民。
[4] “Thou art far in humanity”,出处不详。
[5] 典出尤利乌斯·恺撒名言:“恺撒的妻子必须是不容置疑的。”
[6] 热气球的发明人
[7] 即奥维德、但丁、乔伊斯等,下文“少数人物”亦指此。
[8] Self-estrangement,源于由什克洛夫斯基(V. Shklovsky)提出的、作为其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陌生化”(estrangement)。布罗茨基所谓的自我疏离则近似于某种摆脱一切自我陶醉或自哀自怜的、高度清醒的自我意识。

布罗茨基: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下)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上)


当前人们对流亡文学的兴趣自然与独裁暴政的兴起有关。我们争取未来读者的机会或许也在这里——尽管这保险我们是宁可不要的。而流亡作家,部分是因为这一高尚的警世钟角色让他动心,更主要地,则是因为他总也不能放弃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幻想——于是他紧紧攥住他的老枪。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要尝试其他东西,为什么非要费心换一种投石的方式,既然前路无论如何是不得而知的?老一套东西令他满意得很——最最少也有一次:它为他赢得了流亡。而流亡,毕竟也是成功的一种。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为什么不把亲爱的老一套进一步发扬光大呢?别的不说,单说那一套现已成为民族志材料这一点,就会让你在西方、北方、或(如果跟你过不去的是个右翼独裁)东方出版商那里大受欢迎。而同一个题材写两遍,出杰作的几率总会增加一点——这大约也没有逃过你的出版商的眼睛,或者,这至少也有助于未来的学者们在你的作品中发现某种“神话写作”[1]的成分。

不过,无论听上去多么实在,在使得流亡作家的眼睛紧紧盯牢过去的原因之中,这些因素仍然只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向后看的机制。周遭环境中但凡有一丝一毫令他有陌生局促之感,这一机制便会在他体内悄然启动。有时一片枫叶的形状便足矣,而一树的叶子又何止千万。在流亡作家体内、在动物性的层面上,这一机制始终处于运行状态,而他自己又几乎总是无知无觉。往事,无论明朗抑或阴霾,终归是一片安全的领地,哪怕仅仅是因为它已经被经历过了;而无论我们各自所面对的现实如何,人类这一物种掉头逃跑——尤其在思想中或在睡梦里,因为它们同样安全——的能力,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表现得异常强烈。可我们之生而拥有这一机制,却并不是为了珍惜或理解过去(到头来,我们既不理解也不珍惜),而是为了推迟现在的到来——换言之,为了稍稍拖延时光的流转。参见歌德之浮士德的临终呼唤[2]

而流亡作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此:他,和浮士德一样,放不开他那“美好的”、或不那么美好的“瞬间”。然而他的目的却不在于观察、理解那一时刻,而只在于推迟下一时刻的到来。他并非指望着再度年轻,而是根本就不想让明天来临,因为他明白,明天或许将修改他今天的观察和理解。故而,明天越是咄咄逼人,他就越是顽固不化。而这种顽固不化也有它非常的价值:运气好的话,它有可能聚合为极度强烈而集中的体验,从中我们或许当真能收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读者和出版商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他们依然对流亡文学留了个心眼)。

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顽固不化表现为连篇累牍的怀旧。说得直截了当一点,这不过是在应对当前的现实或将来的不确定性上的,失败。

当然,你可以改变行文叙述的方式,赶赶我们自由市场的同行们的时髦,搞一点先锋派,加一点情色、暴力、街头俚语,等等,作为调味佳品,使局面有所起色。但是,风格的转变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远在“后方”的、也即我们故乡的语言的特性,而我们与它纵然藕断,也有丝连。至于调味品,无论流亡与否,作家们都是决不肯公然拾同行之牙慧的。因而关于流亡的另外一个真理或许便是,它滞缓了风格的演进,它使作家变得更为保守。与其说风格即其本人,不如说风格乃是他本人的神经。而总体看来,流亡生活给神经提供的刺激少于故国所提供的刺激。这一情况,我们不得不说,多少令流亡作家感到不安。不仅仅是因为他(根据定义,并根据文字生涯通常带来的一切实有的或想像的后果)认定远在祖国的生活比他自己现今的生活更为真实;也因为在他的头脑中,存在着那么点儿摇摆于外部刺激与母语之间的、此消则彼长的,钟摆式的依赖。

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情境下,沦落到流亡状态。有的听起来比较体面,有的则比较难堪,然而这一切区别在讣闻被宣读的时候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你在书架上的位置,不是被你,而是被你的书所占据。而只要他们依然坚持为文与为人的区别,那么比较好的情况总是他们认定你人品遗臭而作品流芳而不是相反。不过,最有可能的结果当然是,他们对你的两方面都不待见。

而在国外,在流亡中,在陌生环境中的生活,事实上正预示了你身后以书本形式存在的注定结局:消失在书架上,消失在其他作者当中,而你与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只是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眼下你就在这儿,在某个巨型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依旧摊开在桌面上……鬼才会管你是怎么来的这里。为了免于被合上归架,你必须向你那自认为已经无所不知的读者抖出些新鲜玩意儿——关于他的世界,关于他自己。如果这听上去太有些教唆(suggestive)意味,那也无妨,因为不管怎么说,提建议(suggestion)正是这整个游戏的名字。同时,也因为流亡使得作者与他的主人公所隔之遥远,使我们不得不动用天文乃至神学数字。

这一切令我们感到,要描述一名被迫(被国家,恐惧,贫穷,或无聊所迫)离弃祖国的作家所处的状态,“流亡”或许并不是一个贴切的词汇。“流亡”顶多适用于离开的那一瞬间,被驱逐的一刻。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过于舒适,也过于自成一体,以至于不再适用“流亡”这一意味凄凉的字眼。我们在这里集会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如果我们确有一个共同特点的话,则我们无以名之。我们承受着同等的绝望么,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都同等地被逐出了我们读者的视线么?我们全都居住在巴黎么?不。然而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是我们恰如书本的命运:我们,在字面与象征的双重意义上,摊开在巨型图书馆的桌面或地板上,在各个角落里,等待践踏,或等待一位具有适度好奇心的读者——或更糟,等待一名忠于职守的图书管理员——来把我们拾起。我们可以抖给读者的新鲜玩意儿正是这自成一体的、宇宙飞船般遗世独立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我可以肯定地说,它造访过我们每一个人,然而在绝大多数作品里我们却拒绝承认。

我们这么做是出于务实的考虑,或者说,是出于文体的考虑。因为在这一条路上,不是癫狂,就是冷眼——冷得令人更倾向于联想到面色白皙的当地人而不是一腔热血的流亡者。而另一条路呢,却是平庸(banality)。这些在你们听来大概像是典型的俄国人干出来的事,即所谓颁布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事实上,它不过是一个人在发现有如此多的流亡作家——而他们首先是俄国作家——庸庸碌碌、乏善可陈(on the banal side of virtue)的时候,作出的反应而已。这实在是巨大的浪费[3],因为,有关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的再一个真理乃是,它大大加速了一个人飞往——或是漂往——与世隔绝之境的旅程,而这种航行原本是要求专业素养的;它加速把我们带入一个纯粹的绝对的视角:在那一状态下,你除了你自己和你的语言之外,一无所有,而在你和你的语言之间也空无一物。这原本要花费毕生时间方能到达的境地,流亡把你带到那里只在一夜之间。如果我听上去像在做广告,那也没关系,因为,推销这个观点的时机差不多到了,而我也确实希望有更多的人接受它。一个比喻也许能帮我说明这一点:流亡作家就好比被装在宇宙舱里扔向外太空的一个人,或一条狗(但当然,更像一条狗,因为他们不会费心把你接回去)。而你的宇宙舱就是你的语言。为了让这个比喻完整,我们必须再补充上:你不久就会发现,宇宙舱的重力加速度不是指向地球,而是指向外层空间。

而这么说是因为,对于干我们这一行的来说,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流亡作家被母语抛弃,而又躲回母语之中。母语,让我们姑且这么说,曾经是他的剑,而现在成了他的盾,他的宇宙舱。他和语言之间,起初只是私下里情投意合,然而这一联系在流亡生涯中,甚至远在它成为他无法摆脱的情结、成为他的义务之前,便已成了他的命运。一门活的语言,就其本性而言,就带有离心力——以及推进力;它试图覆盖尽可能多的土地——也试图包含尽可能多的虚空。由此发生了人口爆炸。由此,也有了你向着外太空的、向着原本属于望远镜或祈祷文的领域的自发旅程。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为着一部辞典工作。因为文学就是一部辞典,一部人类诸多命运、诸多经验的意义的汇编。借助这部辞典的语言,生活向人类说话。这部辞典的作用在于挽救下一个人,挽救后来者,以免他重蹈覆辙;或者,若他无论如何还是重蹈了覆辙,则这部辞典有助于让他明白,他不过是遭到了生活的同语反复而已。如此他将较少地被震慑,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将更加自由。因为弄懂生活使用的措词、弄懂你所遭遇的一切的意义,就等于解放你自己。而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在我看来,已然可以得到一个更完满的表述;流亡固然有它众所周知的痛苦,但我们也应该知道,它还有着足以麻木痛苦的无限性,有健忘,有超然,有冷漠,有它可怕的人性和非人性的景观——衡量它我们别无其他尺度而唯有我们自己。

为了后来人,我们必须让流亡变得轻松一点(如果我们不能令它安全一点的话)。而唯一能使流亡变得轻松、使后来者对流亡的恐惧有所减少的办法,便是指给他看流亡的全部限度——也即,我们自己曾经担当下来的全部。关于我们对于我们的同辈人,对于祖国,异国,对于文化,传统,等等等等的责任和忠诚,我们尽可以永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但我们有责任使后来人——哪怕他,以及他的需求,只是一个假设——更为自由一点点;或不如说,我们手中握着使他自由的机会;而抓住这一机会、担起这一责任,我们不当有任何犹豫。如果这一切在你们听来调子太高,人道主义的温情太重,那么我为此道歉。两种责任之区别所在,与其说是后者太讲人情,不如说它是我们命中注定——当然,我不该跟你们纠缠这些细节。所有我想说的无非就是,在环环相扣的因果之链中,只要给一个机会,我们便完全可以不限于只充当零丁作响的结果之环,而试着成为其他结果的原因。而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正是这样一个机会。

即便我们拒绝利用这个机会,即便我们决意留在链条的结果一端,并用老一套方式玩转流亡,这样的做法也不能只用怀旧二字打发。老一套流亡当然地有助于揭露亟待揭露的压迫,而我们的处境对于那些有头脑然而又玩弄着理想社会概念的人来说,也当然地是一个警告。这是我们对于自由世界的价值——这是我们的作用。

但我们更大的价值及更大的作用或许在于,我们于无意间亲身验证了一个令人沮丧的观点,即,一个被放归自由的人并不就是一个自由人,解放只是得到自由的手段,却不是自由的同义词。由此我们突显出人类所受的损害可以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为担当这一角色感到光荣。然而,如果我们想担当起更大的角色,一个自由人的角色,则我们应该能够接受——或至少,能够模仿——一个自由人失败的方式。一个自由人,当他失败的时候,不埋怨任何人。




[1] Myth-making,或mythopoeia,由《指环王》作者托尔金于1930年代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
[2] “我对这一瞬间可以说:你真美呀,请你暂停!”(董问樵译)
[3] 即banality是对流亡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