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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9日星期六

作为庶民的绝望

作者:一格

按:“旧浪潮”好久没有新文章了,在此贴陋作一篇, 一飨读者,二抛砖引玉。——


在firefox自带的latest headlines上知道杨佳被执行了死刑。有一点震惊,因为这事情好像还没有一个“说法”公布于众。之前盛传的他因为被怀疑偷自行车而遭受上海警察殴打的事情,好像既没有被否认,也没有被证实。怎么就草草地判决了呢?我很惶惑。

看到王小峰博客一句话言简意赅:11月26日,一个中国青年和法治一起死了。

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有基本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和我得出一样的结论,所以我就不就其本身的不正当性和愚蠢性作太多评述了。一 个不断被内部失灵的国家机器挑战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政体,其运作似乎已经不再以任何一种、或几种利益群体的意志为转移;相反地,这个部件失灵的庞然大物,成 为了一个自身有自主性、但无方向性的“利维坦”,非变革,无以扭转之。至于变革是以大规模暴力形式、局部小规模暴力(就像今天正在发生的情境)、还是自上 而下的“颜色革命”进行,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最保守的,可能是以“不损害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当下利益”为前提。但即便如此,也依然会举步维艰。

杨佳一事,我希望人死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引发我们严肃思考的起始。

至于对我个人来讲,更进一层的是,我忽然有一种作为庶民的绝望之感。在包括比较开放的南方报业的报道中,对于杨佳和其母的报道中,都有大篇幅的关于他们母子人格、性格、甚至心理问题的描述。似乎叙事的潜台词就是,“一个来自不健全家庭的具有心理障碍的青年对于社会不适应所引发的伦理、法治悲剧。

个 人“心理障碍”,多少制度性的罪恶,挾此之名。现代性的悲剧就是,个人要以赤膊上阵的方式,对抗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国家、法制、教育系统、大众传媒。法 庭、考场、家中的电视机前——完全不具有可比性的两股权力之间的对抗,被巧妙地处理地极为隐蔽。以至于对于所有个人生命的失败、失意,我们可以抱怨和谴责 的,只剩下一张皮、206块骨头间,有且仅有的自己。

我时常思考那个1949-1979年之间的所谓“疯狂”的“革命年代”。主流话语 说,那其间充斥了杀人、吃人、疯魔、血腥的悲剧。我不想否认,这些尚没有什么理论体系可以完整诠释的图景,的确不是无辜的。我只是想,今天我所生存的社 会,就比那时候美好、文明么?剥去皮相,一样的残酷血腥。隐蔽的吃人,比“肉搏”更让人恐惧颤栗;精神的泯灭,比肉身的消亡更加彻底;醉生梦死,才是最卑 微的永逝。

[图:李晓斌/上访者]

2007年6月8日星期五

高考专题之:“大我”到“小我”——三十年高考作文题变迁

作者:一格


请以“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为题,写一篇作文——如果不详加说明,你也许会以为这是某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试题。在语文教育提倡发散思维和语言创新的今天,这样一个题目,足够作者们大笔一挥,写出些颇具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其实,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次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忽然间,你也许嗅到了那字里行间所残留的一息革命味道。

高考恢复已经三十年,回顾一下这几十个作文题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我们这批新世纪成长起来的中学生已经习惯了“话题作文”这种由一点出发,联系实际(其实就是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模式时,冷不丁写一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82年全国卷)或者“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1987年全国卷)这样的准八股文,还真是有点儿不太适应。反过来,如果让那些当年参加高考的叔叔阿姨们来写“假如记忆可以移植”(1999全国卷)和“燕子减肥”(2006江西卷),恐怕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是的,高考年年变革,大纲岁岁更新,三五年也许不觉得什么,可是整整三十年一晃,长长的一张作文单子看下来,忽然发现,我们已经从河东渡到了河西——从意识形态刚刚开始松动时候的准八股,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价值观大讨论,到世纪末充满后现代色彩的多元文化兴起,直至各地方各自为营后的百花齐放——一幅刻画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斑斓画卷,就随着这一串文题,徐徐展开了。

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自我意识”的从无到有。这个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7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题目大多是外展性质的,关注一些宏大的、抽象的主题。比如前面举例谈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及“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1978年全国卷)、“对中学生作文的看法”(1984全国卷)、“代表学校给《光明日报》写信反映环保问题”(1985年全国卷),“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1991全国卷)。

到了90年代中后期,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考察逐渐增多,出现了“尝试”(1994全国卷)、“鸟的对话”(1995全国卷)、“假如记忆可以移植”(1999全国卷)、“答案是丰富多彩的”(2000全国卷)等一系列在当时看来富有新鲜意义的题目。这一变革意味深长。因为对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强调不仅仅等同于提倡发散思维,更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启蒙。因为,在强调自我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价值观里,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拥有健康的身体一样,是个体独立性(independence)和自主性(autonomy)的基本保障。换句话说,对考生想象和创造的考察,其实质是一种个体意识的启动。虽然命题人未必有如此考量。我们不妨把这个现象理解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结果。

本世纪以来,高考改革步伐加快,各地纷纷独立命题,作文题目一下子变得五花八门。在这个新的阶段,作文形式以“话题作文”为主流,主题上,“自我”色彩十分突出。考生们可以谈情感(“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2004),谈认知(“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2003),谈决策(“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2004),谈自我和他者(“自我认识和他人期望”,2002;“看到自己与看到别人”,2004),谈 “心灵的选择” (2002)和“快乐幸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2004)……一下子,作文题成了心理学的天下。对于考生来说,自我,成为了被考量的主题。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了呢?

日裔美国文化心理学家D.松本把文化现象分为两类:文化世界观(cultural worldviews)和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s)。前者体现在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中,而后者则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对个体而言,这两个文化的层面虽然相关,但未必相符。比如说,中国人常挂在嘴边上的“忠义诚信”,是本民族的普适价值观,然而观察人们的实际行动,却不乏背信弃义之举。如此“厚黑”之学,可以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和实践的脱节。因此,我们分析文本所得出的结论,只能部分反映社会现实,看到一种文化心理的变化趋势;但是这绝不等同于现实。正如一个人在回答一份调查问卷的时候,会无意识地更偏向于选择“社会所期望的答案”,一个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也有可能是朝着一个该社会群体更为认同的方向变化,而这种方向上的偏转,很可能先于社会习俗和制度的转变。具体一点说,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对欧美个人主义价值观有着一种很高的认同,这从根源上说应该是对现代性本身的一种认同。于是,出生并成长于那个年代的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要做有个性、独立的人。但同时,我们固有的社会文化强调的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是人与人之间十分强的互赖性和互相比较。一时间,两种力量交错,人们把这种矛盾内化,出现许多有意思的现象。我个人感触最多的,就是很多同辈人一方面独立自主,把个人利益看得很重,另一方面又无法忽略和他人的互相比较,非常在乎群体对自己的看法。

“小我”在高考作文中越来越频繁的呈现,一方面预言了一个“个人主义”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也掩盖了固着于社会心理中的一些传统价值。文化之于社会,正如记忆之于个人。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单薄的文本,便不再单薄。

高考作文的优劣功过另当别论。单就他的变迁来说,着实含义不少。“自我”的变化,不过其中之一。同理,当看到越来越多“安”与“幸福”的字眼跃然纸上的时候,你是否想过,这是一种现实的写照,还是一个善意的“愿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