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火但不隔岸——从奥运火炬传递看香港社会

作者：Jean

4月24日，突发奇想。在豆瓣上开了一个同城活动，标题是"观察奥运火炬在港传递"。动机很单纯：当看到巴黎华人怒斥媒体偏颇的时候，当看到王千源和"爱国留学生"隔空交战的时候，当看到CNN主播的评论引来国人横眉怒目的控诉的时候，当看到陈巧文被内地男生用国旗兜头罩下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用那么生硬的言语和一位远在美国的老友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坚定的挺奥运+抵制家乐福派），我觉得很难过，因为谈了三个小时之后，发现我们根本是站在对立的角度，试图用伤害对方最少的方式交谈，而结果，是我没能说服他，他也没能说服我。然而我却忽然发现，我们两人都是在透过"媒体"这层透镜在观察着所有事件，无论是电视、报纸，还是网络论坛。因此我决定亲眼去看，而且暂时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摆开，不支持哪一方，也不反对哪一方，纯粹地观察。当然我不能宣称这样我就是中立的，因为我还是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因此我的描述和评论也就无可避免地将要带上我的价值评判——但是，起码我是在评判一些真实展现在我眼前的事实，而不是经过摄影师剪辑或经过别人描述出来的场景。

没想到，10天之内，就有两百多人关注这个活动，有志愿贡献假期时间来协助我现场连线报道的，有发消息问我到时怎么碰头一起去看火炬的，有提供饭否及twitter空间发布消息的……当然更多的还是鼓励和关心，让我不要靠得太近，注意人身安全。很感动，也就愈发期待2号当天的活动。

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我最后决定在"弥敦道——维多利亚公园——立法会"这三个点观察5月2日的香港。弥敦道是火炬传送起点附近，且靠近当天支联会准备发起抗议活动的地点；维多利亚公园是香港传统的集会抗议地点，这次火炬传递路线远远避开此处；立法会是火炬传递最后一段路程中的一站，但不是终点。之所以不选起点和终点，我的考虑是，这两处是最重头的show time，必定是万全保安，和谐无比。如果只是想看和谐画面，那么坐在家里看电视直播就好了，反正这次只有官方提供的直播画面，不允许各家电视台跟着火炬车全程拍摄。而且，立法会是香港这个城市的政治心脏，想必会有些看头。结果证实，头尾两处都给我逮到了精彩画面，弥敦道的支联会游行和立法会前陈巧文扯旗抗议，只有维多利亚公园那站失算，一片鸟语花香，阿伯阿婆坐在树下乘凉。

很窄的街道，也就短短一条队，两边都是夹道责骂的“爱国民众”——汉奸走狗卖国贼，还有英文粗口，因为队伍里有不少老外。很多警察在现场戒备，重重人墙把情绪激动的港版红衫军隔开，让后面的橙色人群得以通过。 ——文字及照片均选自作者的《5月2日流水账》

同去的蘑菇MM后来说，她被弥敦道的游行场面吓到了，因为第一次在途人的叫骂声中跟着游行队伍走过闹市，只能强作镇定地无视周围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民众。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庆幸自己运气好，从2006年台北街头的倒扁游行，到这两年香港街头的七一、撑普选游行，我这是非篓子每次都屁颠儿屁颠儿地凑着热闹，而每次都能平平顺顺地回来，几乎从没遇见过暴力相向的场景（除了06年9月9日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上，看见过一个深绿的主播在现场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被周围的蓝色民众喝骂，当时有一些推撞）。港台的市民早已习惯了不同于己的声音在大街上示威，也加习惯了政治性的游行，而且警方更是经验丰富，知道怎样使用非暴力的方式隔离针锋相对的民众，避免发生肢体冲突。所以，在香港和台北，我一点都不怕，我敢尽量贴近地跟随着激进人士的队伍行走、拍照，唯一碍手碍脚的，只是那些神经紧绷的执勤警员而已。市民不是暴民，即使是这次红衫人群指着橙色队伍激动地斥骂，也未见拳脚相向的镜头，警方的劝谕，双方都是听得的。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十分可贵的现象了，因为警方明确自己的职权，能够熟练地保护双方民众（而不是殴打驱散！）；示威者想必是早就预料到将会遭遇这样的场景，因此保持最大的克制，用微笑来应对谩骂；而即使是群情激昂的红衫民众，也都能听从警方劝谕，不会激烈到冲进游行队伍挥拳踢腿——若不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焉能有如此共识？

而我也绝对无意突出橙色以掩盖红色。前面说过，如果只想看和谐画面，蹲在家里守着电视即可，没必要大汗淋漓地挤在人堆里忍受噪音和推挤，更没必要港九两头跑。所以，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去观察火炬传递以及抗议者的活动，故橙色是我要观察的两个对象之一，并非厚此薄彼。我看到的现场情况是，红色远远多过橙色，如果不是特意规划的路线，我想我们也不可能在一天之间两度遇到长毛，两度遇到陈巧文。

其实，这次火炬传递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件，都为我提供了一个观察香港民众复杂的政治取向及身份认同的切入点。去年12月的立法会补选，就是各界关注香港民心"基本盘"的一次试金。自1982年中英谈判以来，本地人的"恐共"心理曾一度高涨，因此引发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移民英澳美加大潮，尤以1989年之后为甚。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大好，加上北京政府的安抚政策奏效，"恐共"情绪逐步淡化，于是就出现了大批的外籍港人"回流"——同期，本港社会学者所作的调查数据显示，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港人明显较八十年代有所增加。九七之后，北京政府一度用更加亲善的态度，更加优厚的政策扶助，和尽量克制的政府干预，力求获得港人的进一步认同。这段蜜月期，到2003年由于金融风暴后民怨逐步积聚，加之非典初期政府处理失当，最终由政府强推"二十三条"（国安条例）立法，让民众突然感受到原有的言论自由可能将被收紧，因而触发了强烈反抗，7月1日五十万人上街游行，逼到董建华"脚痛"下台。此后，本港"民主派"阵营同"亲建制派"阵营就进入了激烈争夺民心及政治席位的时期，2007年底陈方安生在立法会补选中击败叶刘淑仪，让民主派松了一口气，但是今年这次奥运火炬传递，却再次把"港人开始逐步亲建制化？"的问题摊了出来。

我之所以说，港人的政治取向及身份认同有其错综复杂的背景，正是因为那汹涌的红色旗海，很容易给人带来一种符号化的观感，仿佛这是一个与大陆同样红色而且和谐的城市。事实上，许多在5月2日当天拿着红旗穿着红衣上街欢迎奥运火炬的人，并不都是真的就完全认同了"五星红旗"所代表的那个国家和政府，尤其是后者。比如我认识的一位太太，平日里对"大陆黑心货"深恶痛绝，但5月2日还是乐呵呵地穿了红色T-shirt出门去凑热闹，她说，难得看一次这么大的热闹嘛！再比如我的邻居，她在我博客上的留言很清楚地表达了她对大陆言论管制的不满，但是那天也开开心心地自己动手做了小国旗，大清早就跑去尖沙咀占位子等着看火炬……因为五星红旗是法定的"国旗"，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国族/文化认同"，而并非政治认同。因此，如果把5月2日那日铺天盖地的红旗海，就解读为"香港人心已然回归"，恐怕是太肤浅的认识，更不用说，那些最卖力地挥舞着红旗，最声嘶力竭地高喊"反藏独！"的人里面，恐怕大陆在港学生及游客还占了大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港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经历了百多年殖民统治的城市。自由资本主义，让市民习惯于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极小干预，也让市民对共产党政府曾经主张的中央计划经济有着深深的排斥，进而延伸为对"共产党"的恐惧和排斥；而作为前殖民地，而且是一个紧靠中国大陆的英殖民地，绝大部分人口是华人，香港人对"我是中国人吗？"这个认同的摇摆，也是其来有自的。许多老左派，本土工人阶级，经历过上世纪中期的"反英抗暴"，他们的"爱国情怀"其实在结合了他们自身的阶级属性之后，就自然地投射在"共产中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之上。然而，他们爱国却不表示他们就真心拥抱"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形态，他们真正习惯而且认同的，其实还是香港这个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更不必说，他们的亲戚朋友以及各个时期逃难到香港的大陆难民，还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间接经验，让他们知道五十年代初土改带来的暴力、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带来的饥荒、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革带来的社会灾难，甚至是他们亲自在电视上看到的，八十年代末的那场肃杀，以及他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以"香港电台"为代表的言论自由，正在被逐步压制的凄凉。因此，尽管他们认同自己为中国人，尽管他们非常热爱他们所认同的"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无条件地接受了北京政府的一切。而奥运火炬传递，却是一个很好的"符号"，代表了他们所认同的这个"中国"正在崛起的荣光。因此他们上街欢呼，是为了他们所认同的中国，而不是真的为了支持那个把奥运会整个儿塞到政治里，还贼喊捉贼地说"奥运非政治化"的北京政府。

所以这次火炬传递的过程里，我们从电视上、报纸上，甚至我的相机拍到的相片里，所能看到的那如许的爱国激情，其实在红色的表层之下，还掩盖着这些复杂的感情和价值判断。民族文化、国家政府和政党，这三者本是不同的概念，但当我们有着千年的中央集权政治传统，同时又没有政党轮替的时候，很容易就被符号化的一支火把给"代表"了。


编辑推荐：

• Jean的《5月2日流水账》（图文完整版，图集按此处）

该文片段：

……倒是看到一幕：明明是“敌对”的两方，但是都喊着“中国加油”“奥运加油”，于是居然还有两个人隔着警察握起手来……！

……这群人走到对角街头，就被很多警察团团围住——不是要把他们怎么样，而是保护他们不受其他拿国旗的民众攻击。我发现警方在安排这些事情上还真是很有经验很有智慧，把他们摆在那个位置（图二十八），然后把右边的港版红衫军隔开七八米，就成功让红色人群看不到富士山+滚绣球旗，只能隔空唱国歌抗议（图二十九）……

……回过头来，看到刚才那群被隔在街角另一端的港版红衫军（注：这一群应该都是大陆在港的学生）。图三十七，这个男生对旁边的警员说：“你们让他们展示那个旗子，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用国旗盖掉他们的旗！？或者，我不要过去，你们随便谁，帮我把我这面旗子拿过去，盖掉他们，就行了！”这番话讲得之义正词严，我差点都以为我不该囧了……当然，警察叔叔们没有答应他这个“小而且合理”的请求。于是，他们又开始唱国歌了（图三十八）。在然后，记者们被警察放过来了，围着他们拍照，图三十九左边这个有点胖的男生，很有领袖气质地对自己人说：“他们来拍照了，大家笑着唱歌！别让他们抓到把柄！”……

作者提供的其他链接：

• 豆瓣的该次同城活动（已结束）
• 作者的现场直播帖

[和谐影展]深圳。香港

作者：Gill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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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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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NGO志愿者行动——记“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

作者：一格

一提到香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其实，香港的志愿服务组织也非常发达，援助之手触及社会的不同需求：红十字会、乐施会、宣明会、国际特赦会等世界级NGO都在这个国际都会设立了分属机构，他们不但把善款物资输送向世界各地，更在本土培植了一种“慈善文化”。例如一年一度的“渣打马拉松”和“乐施毅行者”活动，都已经成为全民参与的城中盛事；与此同时，香港本土的中、小型NGO发展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如果说普通市民乐于参与国际大型NGO组织的活动是一种爱心和良知的彰显的话，那么自主发展本土志愿服务则更体现了港人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公民意识。有限的慈善资源流向何方？港人把选择的权力留给了自己。而大学生，作为现代社会理应最有理想和抱负的一个群体，在香港的志愿服务事业中，也扮演了鲜活的角色。其中，“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的成立和发展，就是香港大学生关心国家，渴望回报社会的一个生动例证。

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回忆在港大读书时期在中国教育小组工作的经历，从而透视大学生志愿做慈善的动机与利弊，希望对中国志愿服务，尤其是学生NGO组织志愿服务的发展有所启示。

一、中国教育小组：宗旨与目标

1995年，中国内地的“希望工程”助学款被贪污的消息在香港引起广泛关注，几个香港大学的学生决定组建自己的慈善团体，为内地失学儿童筹款。于是，“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以下简称中教组）正式成立，它成为迄今为止香港大专院校中唯一的政府注册助学慈善团体。13年来，中教组除每年资助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保靖、永顺两县四百余名贫困小学生读书以外，还在当地修建了“田家炳希望小学”。自去年“两免一补”政策在全国农村逐渐落实以来，中教组的资助对象亦由湖南小学生转为了广东省西北部山区因家境贫寒而面临辍学的高中生。

中教组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兼学生社团，具有双重使命。除了扶贫以外，她还常年在香港的中小学中展开“中国教育工作坊”或者“中国农村教育讲座”，希冀通过这些活动，培养更年轻一代港人的社会责任心，使他们对内地教育情况有更多地了解，让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消除贫困、发展教育的行动中。

中教组的成员都是港大普通学生，每年由会员中选拔出十名左右骨干作为干事会干事，负责该年度小组的所有慈善、行政工作。多年来，许多优秀的港大本科学生曾为中教组热情服务，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而凝聚他们的信念，则正如小组主页上所说：

“教育是让人认识世界，了解自我及发展潜能的途径，而每个人都应有机会接受教育，山区的孩子们亦不例外。他们不需要可怜，也不需要施舍，但却应该得到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希望大家在出于一颗善心帮助他们的同时，亦可以进一步思考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相信，有您的支持，他们的人生将会不一样。”

二、筹款

作为慈善机构，如何筹集到足够的善款是中教组的头等大事。年度筹款目标能否完成，直接关系到几百个贫困小学生来年的升学。作为学生社团，中教组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干事会一年一度的换届改选增加了管理层面的难度。为了保证善款的到位，新一届干事会产生前必须递交一分周密的年度计划书，详细说明全年将要举行哪些筹款活动，每个活动预计可筹得多少款项。例如，如果全年计划举行五个筹款活动，那么五个活动各有谁人负责，各计划筹集多少资金，都要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和预期。该计划书必须经过全体会员大会的民主表决通过，并在当年严格执行完成。正是这样严格的制度，使小组十几年来，从没有出现过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资助停滞。

筹款活动本身，形式多样、对象各不相同。这是发挥每个干事创意和实干能力的大好空间。大致来讲，筹款分为校内、校外两类。校内的筹款主要是义卖和募捐，对象是港大的学生和教员。一般情况，师生均会慷慨解囊，尤其是港大教员，是小组工作的一个重点。例如，笔者负责的2005年校园筹款周，就是在农历新年前由广州地区平价订购一些灯饰、玩具、文具，经过精心包装和宣传，在校园内热卖一周，效果甚佳。近年来，除了募捐的方式外，小组也效仿其他大型慈善团体，在港大举行一年一度的“赤足行”。这种较大型筹款活动除动员港大师生参与外，还诚意邀请各个社区家庭，意在创建以港大校园为中心的“慈善文化”，让更多的人关注面向中国内地的教育扶贫。

校外筹款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卖旗、年宵、商场筹款等，都需要周密的安排和巨大的人力。幸运的是，由于宣传得力，加上口碑良好，小组的人力资源较为充足。例如去年的港岛卖旗，共召集学生义工一千余名，一日内筹款33万港币。

三、监察

中教组深深明白，善款是否到位，是否被合理、有效地运用，是慷慨捐助者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慈善机构能否长久存在、健康运作的根本。虽然是学生全义务搞慈善，我们在这方面可是一点也不马虎。

小组的行政开支和善款泾渭分明，分别存入两个独立账户。行政开支的来源是香港大学学生会的拨款，每年只有两千港币左右，因为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所以这笔钱只用来解决办公用品等小笔开支；而所有善款均存入“中国教育基金”，任何一笔支出都要经过干事会主席、财务秘书、中国教育基金会主席三人的通过。另外，中教组每年的财物报告都交由注册审计师进行核数，并将报表公布，供社会各界人士索取。

善款每年按照协议电汇至保靖、永顺两县教育局，由当地教育部门负责发放到受资助学生手中，并把学生收据副本寄回香港。同时，中教组每年都会派一个由干事会成员和优秀组员构成的“中国教育考察团”，赴资助地进行考察。考察团肩负两个任务，首先是走访受资助学生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进行调查，以保证款项到位；其次，这个考察也是一个小组成员深入观察内地贫困地区社会状况的机会。需要申明的是，考察费用全部自理，不包含在小组行政开支内。现在，“中国教育考察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传统和特色的港大学生活动，每年报名参加考察团的人数不断增加，必须通过面试来选拔团员。

四、公民教育

中教组从来不把对内地的扶贫看成是一种怜悯。相反，我们的理念是，通过财富的再分配过程，施舍者和被施者都获得了一种学习的机会，两方面都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收获。我们向社会索取支持的同时，也在努力回馈社会。

小组每年会到香港各个中、小学进行工作坊或者讲座，分享组员赴山区的考察感想，和他们对中国教育现状研究的心得。希望通过对更年轻一代的教育，来增加社会全体成员对教育和贫困的认识。

在一些工作坊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贫富宴”环节：一些孩子可以分到面包和水，另一些孩子却什么都不能得到。然后，我们请孩子们来谈谈他们对此的感受，启发他们学会“分享”。在这样的活动中，孩子们懂得了贫困的意义。贫困不是一种罪恶或者耻辱，它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贫穷者不应该受到歧视。而有能力的人如果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给予贫困者物资或者受教育的机会，贫困就可以减轻甚至消除。——小学生并不能理解艰深的经济学、社会学，但如果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可以对贫困和教育有这样的感性认识，无疑有助于他们成年后对责任的继承。

五、启示

中国教育小组不是一个简单的义务慈善团体，它是一个一举多得的组织。

通过服务于中教组，一群有理想和责任感的大学生得以培养能力，实践理想，回馈社会；原本懵懂的青年在目睹同龄人的努力后被触动——“原来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更年轻一代的孩子开始对贫困和教育有所有认识，而整个社会知道：今天，我们的大学生不光会打电玩、谈恋爱，他们还有自己的抱负和担当。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忧国忧民”、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生社团诞生于重利重商的资本主义香港；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学生社团还搞的有声有色，真刀真枪地筹到很多钱，帮到很多人，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难道这不值得内地的学生社团反思么？

为什么是香港，在这方面做得更领先？除了其社会本身较为富裕，NGO制度健全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值得我们思考的因素呢？我们的公民教育在哪里呢？我们内地的大学生有没有强烈地“回馈社会”的意识呢？即便有，我们内地学生社团又能否做的如此专业呢？

作为在内地长大的人，我清楚地记得从小学起就被“号召”向希望工程捐款。多年后，当我们发现自己的零花钱并没有用到一个和自己同龄的失学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们渐渐地失望了；当大街小巷都是一个小女孩儿睁着硕大的双瞳的照片时，当看到媒体上到处都是穷人的凄惨和孩子的悲凉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麻木了呢？香港的例子告诉我们：慈善不应该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索取。它应该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如果我们身边多一些主动地、快乐地行动的同龄人，相信人们在这一事业上，一定会看到更多的理性和热情。

这便是香港学生NGO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已收入《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丁元竹 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和谐影展]很好的。很强大的。

作者： Scorpion

很好的

1.很好的横幅(07香港书展）


2.很好的酒吧（07凤凰）


3.很好的信箱（05香港某街）


很强大的

1.很强大的遗址（06陕西）


2.很强大的告示（07香港动漫展）


3.很强大的招牌（07黄大仙）

[和谐影展]抬头。香港。众生相

作者：Yol

抬头

1 衣（上海2007夏）

2 食（香港2007春）

3 住（上海2007夏）

4 行（贵州2007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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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1 烛光。2006，6

2 宣传。2006冬。

3 爱心。2007，10

4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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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相

1

2 船夫。杭州。2007冬。

3 糖葫芦。天津。

4 捡垃圾。澳门。2007春。

5 清洁工。香港。2006秋。

6 一家人。北京。2007秋。

7

旧浪潮论坛之：关注缅甸（四）

Chaney:

缅甸的存在和朝鲜一样，都是冷战时期留下的特定产物。不能说是中国一手造成的，但是和中国有莫大的关系。

我觉得中国政府是这样考虑的。目前中国主要的精力都在抓经济建设上，可能需要打的仗有一场，那就是台湾问题；除此之外，中国不希望有其他地方牵制自己的有限兵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才希望缅甸、朝鲜这样可以拉拢的极权政府的存在。

二 十一世纪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较量，这点可以从美国和中国在满世界找油就可以看出些端倪来。其实相对美国，中国漫长的陆地国境本就是个潜在的威胁，这正是中国 需要扶植亲中国的政党来控制某些国家（尤其是周边）的原因。这种肮脏的手法，美国用过，前苏联用过，无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反对这种处理方式，毕竟那是冷战的思维，所以觉得真正该反对的还是中国政府的支持。至于缅甸军政府，只是中国的傀儡而已，不足为dao。


YoL：

推荐2个录像

A. 《缅甸最新形势与东南亚民主进程》

B. 《缅甸形势对中国未来有何启示》


殷守甫：

“亚洲除了中国（政府）以外，所有国家都支持缅甸人民。”
——梵蒂冈官网，可是很遗憾，这次不是造谣了。

缅甸的背后是中国。
——一个签名的美国少年在bbs上留言，可是很遗憾，我是一个中国X年。

当以西方为首的不少国家借政局频频向缅甸施压之时，鲜有人注意到，缅甸政府正与邻国全力打击边境地区的各种犯罪，其中包括在中缅边境的赌场。
——今日（10月10日）新浪，我说什么呢

军 阀混战的时候，龙云、卢汉有事都是退到缅甸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国境线以外却不是势力范围以外。这样的事情在西方，似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就不常 见了。可是在亚洲的这一端，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还没有来得及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蒋介石同志突然获得了一个职务，中缅印战区总司令。民国报界对此很是看 重，因为在这片西方殖民者的势力范围上，中国领导人再次承担起了区域领袖的责任。蒋介石说：“让中国军队来独立防守缅甸”。知识界又以为民族霸气。于是一 支支英雄的部队出征了。（其中一位随军记者叫黄仁宇，途中写下处女作；其中一位汽车兵叫殷海光，战争结束也没学会开车。）当然后来，中国易帜了。

汤因比戏谑：重要的年代都是连在一起的。58年国民党最后一次大规模支援盘踞缅甸的云南光复军；同年奈温将军崛起，出任看守政府；60年，中缅边境勘界警卫作战展开，人民解放军入缅。61年结束，收兵。62年3月奈温政变，三个月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不远处打响。

伯 里克利不是为了推销自己的整体才把舰队派到Corfu，雅典人已经望见西西里了。国共各自派兵是否也有着伯里克利的计划，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我听人说过一 段“野史”：蒋介石担任中缅印战区司令时就知道了奈温，知道他反共，于是想拉拢他建立反共基地。须知此时国民政府昂山（昂山素季的父亲）已经通过联合国和 美国对台施加压力，要求其撤兵缅北。奈温确实与国民党过从甚密，只是个中细节不得而知。但这个反共分子却是马基雅维里的好学生，最后导向中共，邀解放军入 境，勘界剿匪。奈温是高明的，他在中缅边境问题上拿到了现实的好处，并且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大国。实地，外势通吃，已经是秀策的境界了。

中共这 样选择，有其无奈。但是这却是一个无奈的宏大计划，一言蔽之：夹击印度。中国的智囊们绝不是像我一样意淫，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50年代末，西南边境的 危机也是酝酿已久。1958年，中共在西藏废除农奴制，西藏起事（台湾的说法是，中共在西藏搞“大跃进”），达赖流亡，次年放弃“十七条协议”，开始漫长 的西藏独立斗争，而第一方案，就是正常人类理智都会想到的，借兵印度。当年申包胥这样想于是成功了。到了60年代初，实是多事之秋。外与苏联交恶，内有三 年饥馑。尼赫鲁蠢蠢欲动了。中共要稳定西南，就要联合巴基斯坦，尼泊尔，控制缅北，稳定西藏，如此才能力拒印度。上兵伐谋，其次伐交。那时，中共是没有力 量把大量战略物资运往西南的，只有在当地寻找力量。大唐的策略，苏定方的杰作。于是中共决定选择与这个奈温合作。

62年，反共者奈温开始了缅甸特 色的社会主义，高明的政治家总是见风使舵（据个人考证，这个当地特色最早是法共搞出来的）。如果奈温更加高明，也许我们会像记住穆沙拉夫一样记住他。（经 验统计表明，支持军政府往往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美国支持萨达姆就是一例。中国幸运地遇上了巴基斯坦，已经是奇迹了，于是有了现在奇迹般的中巴合作。事 实上这个国家的民主运动同样声势浩大。只是少了些鲜血，少了些西方记者，而我们也就稍稍淡漠些罢了。）但是88年他失策了。虽然他推出了一个继承者丹瑞。 他们应该知道，要控制政局就不能开选举，既然开选举就必须拿下，既然选举失败，即便改政体、去总理也不应相信暴力。不是因为暴力不善，而是因为暴力给西方 世界以借口。这是政治。我是站在他们的幕僚的角度这样说的。

现在我要回到中国智囊了，因为从前沈丁力先生说，这是中国人的责任。穆沙拉夫刚刚赢 了。似乎中国的这个盟友还能在危机中继续坚挺。只是缅甸岌岌可危了。中国需要缅甸。对于可能的南藏冲突来说，缅北是一个重要屏障和基地。对于未来石油战略 来说，缅甸提供了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可能性。须知，印度的舰队就在安德曼群岛，而缅甸南部领土的延伸环绕着这个岛。中国的舰队总有一天是要进入印度洋 的，因为中国的石油生命线依赖印度洋。于是必须力挺缅甸政局稳定，所谓稳定就是在西藏问题上对达赖的回复：“现状无需改变。”也许这个军政府坚持不了多 久，但是，哪怕坚持到丹瑞政治生命自然结束（再过10年），也就为发展赢得了时间。

可是我也知道，我们今天是作为一个人带着一颗良心来关注缅甸 的，而不是作为一个谋士带着计略来寻找买家的。我们作为一个人能做什么。公共知识分子首先不是收音机知识分子，时刻摘抄正在进行的不公正，也不是作秀知识 分子，对每一不正义表现愤慨。在这一意义上，我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让我的思考我的哲学能替所有人恢复其为人的共有的权利。在具体的态度上，我不得不承认， 我充满犹疑。他国内政在以下情况下应当可以干涉：即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出现的时候。这是沈丁力先生的原话，他还说，有一点，只要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中国 也应该去干涉。只是，好一个“大规模”的限定。似乎生命在数量面前又黯然失色了。

（我的身体在颤抖，我写不下去了，我需要调整和喘息。有机会再续。）


一格：

《煲呔為“民主與文革”論解畫》
http://hk.news.yahoo.com/071012/60/2hhw6.html

guys, please check out this site. Can't believe Donald Tsang said so, but it may also be brought to your salon discussion!


YoL：

回应格格《香港特首就文革和民主的言论道歉》
http://www1.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SinoNews/Hongkong/2007_10_13_14_42_0_957.html

城市专题之五：香港一窥

作者：化之



摩登都会与开发逻辑

我们港大内地本科生必修一门中文课，其中有一次出外考察文化遗迹。一行数十名同学，由一位本地老师带队，坐车到港岛南端的旅游胜地赤柱。

一路上，除了提及一两个文化景点，老师最津津乐道于有关富豪的林林总总：
“你们看，这个肯定是高级住宅，几十万”；
“每天六点李嘉诚从这里进去打高尔夫，以后就是你们在这里打啊”；
“这是只有富人才来的地方，展厅里的那辆车XX万”；
“这就是当年张爱玲谈恋爱时常来的酒店……没想到一杯橙汁就要XX元，后来我再也不敢进这个门了”……
这样，大家有说有笑，车上气氛融洽。不过，听到最高学府中文系的老师如此世故地侃侃而谈，我还是有些不适应——或许，这就是香港，这就是摩登都会？

下车步行，我们路遇一处置地商户，老师停下来，和大家对着门面玻璃上贴满了的地产报价笑谈了好一会儿。我站在拥挤的人群外，注意到商户所处其实是一串老式两层民宅，不过改装了门户，和它紧连着的，是一处阴暗而又逼仄的楼梯，楼梯旁狭窄的空间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面容憔悴地守着一个杂货铺……楼梯的另一边，却是一家门面翻新、时尚豪华的美体护理中心……稍后我向老师低声指出这鲜明对比，想听听他对这个城市贫富反差的分析批判。不料老师却拍拍我，微笑着看着我，随口答道——“所以要发展啊！”

老师的话在我耳边回响。“发展……发展”——我不禁想起龙应台教授的一番话：
"在香港，经济效益是所有决策的核心考量，开发是唯一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固执的信仰，人们不再去怀疑或追问它的存在逻辑。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你觉得香港很多元吗？不，它极为单调，因为整个城市被一种单一的商业逻辑所垄断。商厦和街道面貌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还是太古广场还是置地广场，一样的建筑，一样的商店，一样的货物，一样的品味，一样「欢迎光临」的音调。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见物品看不见人，物品固然是一个品牌的重复再重复，售货员也像生产线上的标准模。连咖啡馆都只有标准面貌的连锁店。"（《香港你往哪里去？——对香港文化政策与公民社会一点偏颇的观察》）

殖民历史与文化沙漠

无疑的，香港今日这样的物质成就与商业制度，殖民者功不可没。但正如龙教授所言，除了这些，香港在其他方面似乎显得苍白而贫乏——香港“文化沙漠”的称号也许并非空穴来风。然而我却不解，一个居住着活生生的人的城市，怎么会没有文化、没有精神、没有灵魂呢？

且看龙教授揭开隐在“回归”这一政治话语背后、被遗忘了的殖民史烙印——
“殖民者并非仅只不重视被殖民者的文化，他原则上不重视文化，因为文化是思想，思想势必意味着独立思考和价值批判，这些都是对统治的障碍。[……]开发是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开发所得，丰富了他的母国[……]至于开发是否牺牲一些其它的价值，譬如社会公义或历史情感或造成文化的虚弱，他不必在意。”（出处同上）

容不得我慢慢思索，我们一行已来到一家建于近古建筑之内的惠康超级市场，楼内货架林立，与一般超市并无二致。不料这楼却是香港现存最古老的警署建筑。深究下去，因海盗一度肆虐，早期港岛最南端的前哨指挥站就建在此处；而这幢建筑更曾经是1941年抵抗日军侵略最顽强的阵地之一；日占时期，日军将它用作分区总部，并在旁边加建殓房（停尸处）……这栋建筑，曾经见证了多少血雨腥风，见证了多少壮士义躯！

可而今，这里只是一处柴米油盐、日常交易之处——一块不起眼的史迹铭牌，鲜有问津；几张镜框中的历史照片，半隐在高高垒起的卷筒纸后；这里的古物除了被店员嫌为碍手碍脚，还会引发谁的关注、谁的思考？

功利心态与内地现状

不止文化遗迹“荒漠化”，民众的普遍心态与价值取向更趋于经济功利——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陈冠中先生这样描述他这一代香港人（也就是现在正处中年的社会中坚群体）——

“我们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们爱钱。”（《我这一代香港人》）

这样的“香港心态”的形成，和殖民时代的思想文化政策、以及长期被压制的批判性政治诉求与政治人才成长空间（于是只剩“赚钱发达”一途）肯定息息相关。但其他因素，如陈冠中先生所指出的——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也不容忽视。

在这门中文课上，也有讲者试图论证，今日香港“功用实利”的社会文化，受最初渔村的日常实践影响甚深。我同意早期习惯与文化在今天必然或多或少以某种方式遗存。然而，我们必须警惕利用“先天基因论”以偏概全，略去可能影响更大的近现代“后天”政经因素。比如罗永生先生就指出著名的“功利家庭主义”(utilitarian familism)理论，未尝不是“把社会一段时间的相对沉默，抽象化为香港华人文化特质”（《告别奴性的一天》）。故而面对所谓“东亚价值”、文化差异、民众素质论者，我们亦当三思而慎取——表面上的某种特质空白，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掌权者长期压抑（甚至愚民）的后果？

最后我想指出，九十年代以来的内地和七十年代的香港至少在这一点上相似——一个因政治而文化空间畸形成长的社会，同时又经历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更令人忧虑的是，世纪之交，跨国资本、“市场化”改革（及新自由主义）与消费文化等，正对人道人文、社会承担的价值进行着一场更为隐形与深刻的合围。

而这，也许更值得这门课的学生——内地来港学子的深思诘问——甚至比思辨更多的。

[补充]

本文经作者交付编委阅读后，在编委会内部展开了一些讨论。
现将部分评论辑录于此，供大家参考。

评论者：Gill

——感觉赤柱警署这例子稍稍有些勉强。就个案本身来说，警署改成超市的决策过程没有交代。是不是改成超市就表明有功利心态呢？是否像国内古迹一样收门票养起来就没有功利心态呢？港人夸他们的文物保育，肯定要讲美利楼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否也该考虑一下呢？

——从大而空的方面讲（这个我随便说说），我对功利-文化二元对立的这个presupposition总是有点怀疑。把文化有意无意地等同于多元（从你的引文看，我没有核对过龙应台的全文），这我也不同意。

——再者，什么叫开发逻辑呢，是不是有点像龙应台说的文化政策？你无疑认为存在着一种正确的逻辑或政策，那么它是什么？（它有可能实现吗？）即便不能面面俱到地阐述，我觉得大致勾勒一个轮廓或者指一个方向还是有必要的。

旧浪潮论坛之：香港大学舍堂制度初探(上)

编者按：为了增加旧浪潮博客的互动性，我们开辟了“旧浪潮论坛”栏目。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把就某一个话题所引发的各位作者、读者的观点集结起来，以讨论的形式刊发。这样的活动会不定期推出，欢迎大家广泛参与讨论！

在第一期论坛中，我们选取了在港大的同学比较关注的舍堂文化问题。 （图为张婉婷电影《玻璃之城》中所展现的港大宿舍利玛窦堂与何东夫人纪念堂传统活动之一：Gong Fight。）

香港大学常引以为傲的便是它独具特色的舍堂（Residential Hall）制度。与内地大学纯粹供学生居住的宿舍不同，港大的舍堂除了提供数量有限的宿位以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学生“通过自行组织活动，彼此学习，达至课堂和学习以外的‘全人教育’”（维基百科）。然而近年来，由于舍堂教育对宿生生活的控制越来越模式化和极端化，校内校外针对舍堂制度利弊的讨论也逐渐增多。

大批内地本科生的涌入，更是激化了现存制度中的潜在矛盾。为了争夺有限的宿位，为了维护传统的舍堂文化，去年夏天，港大学生通过小规模游行向校方施加压力，要求减少每间舍堂的内地生名额。港大学生会也于不久前宣布，今后校方将只确保内地本科生第一年的宿位，至于此后的几年，他们则必须克服种种语言、文化上的障碍与本地生“平等”竞争。暂且不说此种安排对内地生是否公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舍堂教育到底是什么？它值不值得一批批优秀的内地学生为之妥协？为此，我们以周书《没种的香港人》一文为开端，集结该文所引发的热烈讨论，又以化之《也谈舍堂》收尾，希望籍此抛砖引玉，听到更多朋友们的声音。



没种的香港人

作者：周书

（本文是我一时冲动记录下的个人感受，言论未免偏激，在此向读者郑重道歉，请各位多多包涵）

如果布来恩·科尼肯花一点时间了解香港，他一定会说：这地方人真他妈的没种。

布来恩是我近来十分欣赏的“精神偶像”。这种恭维未必恰当 ——作为美国电视史上第一部同性恋剧集《同志亦常人》的主人公之一，他其实是一个里克（经典影片《卡萨布兰卡》男主人公）式的人物，外表冷酷自私，却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偷偷向朋友施以援手。他厌恶所有的道德束缚，却也不是个十足的混蛋。相反，他活的诚实、勇敢，世界上那么多强权（包括道德规范、社会压力）、虚伪、无趣和形式主义，他向哪个也不妥协。而我欣赏的正是他这种彪悍的处世哲学，就像剧中有人评价的那样：这家伙有种。

和他比起来，香港的众多男男女女更像是被人进行了精神阉割。他们温和、顺从，对传统、制度、社会期望，大多平静的接受，很少有人会去质疑，更鲜有人选择反抗。去年年底的保卫天星运动，参与者寥寥；曾迎接过伊丽莎白二世女皇，送走过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皇后码头如今也将被拆除，关注此事的人仍是少数（相关新闻参见香港独立媒体)。只有当政治风暴像流行时尚一样席卷而来，人们才会随众人脚步走上街头，于是才有了2003年50万人的七一大游行。至于每个人是否对此事有自己独立的想法，我十分怀疑。

市民对公共事务如此，大学生对待大学生活亦如此。即便是常鼓吹自主精神的港大，也不过目睹着学生墨守陈规。以独具香港特色的舍堂文化为例。大一新生一住进舍堂，便开始接受强制性的舍堂教育，被告知人际关系的重要，社区生活的重要，而舍堂恰好为你学习如何与人相处提供了机会，也帮你为将来能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做好准备。可一落到实处，所谓舍堂教育和舍堂文化，就只剩下各种hall functions和floor functions（function: 分派的职责和指定的活动），搞活动，吃楼饭，参加每月一次的高桌晚宴。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为什么每个舍堂一定要有一个学生会，为什么一定要穿上不明来历的绿袍子和二三百人一起严肃地吃饭（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高桌）……当然这些问题，好像从来也没有人问过。

我所在的孙志新堂2005年才落成，两年的功夫，它已经不假思索地将其他舍堂的传统一一舶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舍堂运动会，所有人必须参加；舍堂文化节闭幕典礼，所有人必须参加；高桌晚宴，所有人必须参加，必须穿绿袍子，必须穿棉质无蕾丝花边的白衬衫，必须穿纯黑西服裙，嘉宾讲话时必须坐在座位上，不能去洗手间……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每所舍堂都要做一模一样的事，设置一模一样的组织，追寻一模一样的理念？为什么不能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一样，让同学们过自由、独立、自主的社区生活？为什么他们一进入舍堂，就必须顺从一个从上面强加于自己的体制？已是成年人的大学生真的需要这么多纪律？

曾经在新闻里看到，香港的雇主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普遍不满，可这似乎并未促使香港教育界深入反省香港的高等教育。据我所知，有不少教育专家相信，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人才。可如果现代社会的科层制 (Bureaucracy) 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个雷同的，顺从的工作零件，那么大学教育就应该制造千篇 一律、个性泯灭、缺乏批判精神的“人才”吗？高等教育是不是有必要超出社会一点呢？是不是有必要站的稍远一点，用批判的眼光来看社会呢？

我愿意相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不仅仍是高等教育应秉持的理念（之一），也是身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必须具备的修养。而一个不具备个性，不懂得如何独立思考的人，又能凭什么为他所处的社会出谋划策？

(待续 见下文)

旧浪潮论坛之：香港大学舍堂制度初探(下)

（接上文）

Buffalo:

与周书住的孙志新堂相比，我在圣庄（港大年代最久的一间舍堂，建于1912年）看到的舍堂制度应该更有代表性，也更令人难以忍受。我在圣庄足球队训练过一段时间，丝毫没有体会到足球的乐趣，因为所有 人像疯子一样在乎hall的荣誉；楼里每月要开一次长达十小时以上的楼会，类似军队里的民主生活会加小型批斗会、表态会，气氛恐怖；迎新期间每天只允许新 生睡两三小时，要求新生反复背诵学长的姓名、专业等等，一个字不对便遭大声呵斥，除此之外还有花样繁多的变态“传统”翻来覆去地折磨新生，几乎可以达到酷 刑之效果。承蒙圣庄院长汤牧师照顾，大陆和外国学生能够幸免遇难。 有人辩解说舍堂制度是英国的传统，我并未仔细考证，但入乡随俗，港大的舍堂制度似乎教导对自由的恐惧和对集体专制的热爱。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教导能让学生们在工作中能更好的为西方大公司卖命？自由社会终将葬送在不懂珍惜它的人手里。

Gill:

你说的精神阉割，我更愿意理解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舍堂文化则无非港大舍堂的意识形态而已）：对于一个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地组织劳动力的 生产体系来说，那种不与客户吃饭的自由是不重要的、不能忍的，甚至已被不认可为一种自由。相反，一切有利于这个体系的所谓自由（比如游行抗议消费税的自 由）则被视为至高无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含义，一种体系里的自由未必能得到来自另一体系的目光的嘉许。

一格：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说得有点儿宽泛了吧？ 我觉得是殖民地的奴性加上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顺从再加岛国性格

Jie:

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合格公民.公民道德,判断,责任,纪律等等.当然公民定义也是与时俱进,估计香港的这套有些落伍了. 内地大学是有许多人有质疑自由精神,不过很多人都没公德心,没有责任感,这点香港教育还是不错.香港教育是挺需要反省,我能闻到殖民地的气味.英国人发明 的管理体制让香港既繁荣又单薄.不过过去最好的打工仔可能已经落伍了.

团小：

我们的warden要离开小基基（李兆基堂）了,最后一次high table的时候就批评我们的社堂文化有问题,好像鼓吹大家say the same thing, do the same thing and share the same rationale and value..这是第一次我很认真的听嘉宾演讲.不过不解的为什么他等到两年后要走的时候才说...(留下一个深邃的背影..效果不错的)

Zihona:

这个所谓的社堂文化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很值得深思。这是一种社会极权和腐败在相对单纯的大学生活里的有限的体现。虽然有限，却又有着无限的前瞻性。在这里 可以满足一小部分人膨胀的权力欲望，驾驭欲望——同时又没有任何约束。另一部分人，为了种种原因(或称利益)而妥协，且各有各的妥协藉口：“培养归属 感”，“蛮好玩的lar”,“识时务之举”……

其实也是社会上一种心态的折射，或者说，是一颗种子，将来去社会里发芽。 “种儿”终归是有的，不过需要区分的是什么种儿。 不过论及“香港人的种儿”——我没有丝毫发言权，我观察到的香港人太少，而且我也不愿意以“香港人”当作主语进行归纳。 仅就社堂文化而言，我倒是觉得那才是真正被阉割过的——高桌的本意，原是精进美好的。“阉割”的意义就在于，有着样式，没了功用。一旦样式的存在高于意义的存在，也就没有人深究它的功用了——这也是为什么，没了种儿。

Iris:

记得有个人跟我讲：干嘛去香港读书呢？这个地方培养的只是社会的螺丝钉。螺丝钉自然有自己的用处和培养方式。 自你的描述，我体会到的也确实是一种顺从的、服从的、甘于一个小小位置的，社会机器运转所必需的一种材质。他们也许缺乏个性、自由和质疑的精神，不过能当好螺丝钉，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也要踏上这块土地了。我也来体会体会这种“螺丝钉精神”。

SC:

说得很有道理，不少在美有学习经历的人，对此表示诧异。相信加入异质的大陆血液后，会有所改变。 不 过我倒是觉得，地理与政治制度的确有关，但是“为何不反抗”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文化传统或曰convention的问题，是普遍的，并不是说香港人太没 种。

面对一个稳定下来的演化结果，要如何不服从，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而对于大陆学生，不服从的代价相对较小，因为这个圈子很可能是暂时的，不像香港 人，如果他们不服从，得到的社会、家庭反馈，牵扯到的问题可能让他们头疼不已。

周书：

一格在blog里给一个香港的NGO打小广告时，顺便说了这么一句： “没种的港人为何总做出来有种的事情呢？我们内地大把小粪青ms很有种，可又如何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呀！”

我当时给她留言说： 的确，我也很困惑。可能现代社会就是不需要太有种的人。 香港其实是个社会道德压力感很强，很讲秩序，讲究做人要nice的地方，它的慈善事业一向非常出色。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conformity吧。 可能我更想说的是——不 管在文化、伦理、心态还是什么方面，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都是主流，边缘地带太过狭窄，容不下真正的异类。欧美有一种强大的个人主义去 diversify那个官僚体制以外的个体，所以实际每个人都是分裂的——工作时是一个impersonal的螺丝钉，一个public man，下班以后回到家还是能有自己的 own private inner self。但是香港的文化背景里没有这么强的个人主义，所以个体更容易被主流所吞噬，这样一种倾向又被从小到大的教育进一步强化。到头来就是绝大部分人都 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听一样的音乐，看一样的电影，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化之:

也谈舍堂

我不曾参与过多少舍堂活动，按照某种说法，我是没有资格谈舍堂的。不过禁不住想谈谈自己的想法，原想说几句聊作讨论，不料啰嗦得如此之长，而且这文章带“气”写成，怕是经不起深究的。

一

我初来乍到，舍堂已经有一个模范标准希望我如何如何。等待我的不是有待我探索的机会与可能性，而是一个已经订好的标准，我只是一个学徒，我所要做的只是模仿与遵守。舍堂不关心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他们要的只是我的服从与奉献。比如，舍堂的不同楼层有不同的楼层文化，然而任何学生无权选择甚至预先知晓自己所分到的楼层。

每年秋季开学，舍堂要办新生营。我听闻过来人种种描述，暗中庆幸自己免过此劫，不过看到过贴在电梯里的招聘新生营组织者的宣传海报，依然一怔。海报只有一句话：“对于舍堂，他们（新生）一无所知……”。

无知是我的原罪，我应该认真聆听训诲，剿灭原罪——我要遵从“众意”，从内心到行动。而什么是众意？——是参与活动、奉献时间、全心全力完成传统的各种仪式、集体活动高于个人得失偏好……

二

与“众意”相冲突的个人权益，是被压抑、被遗忘的话语。深夜凌晨的“喊口号”，是习以为常的舍堂活动的一部分，然而我不曾听到过舍堂里有人发问，如此喧哗，是否会影响其他楼层同学、或者附近居民的休息？毕竟为他人着想、不侵犯他人权益是何等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啊。 往往在置身喧哗之中的时候，我感到“众意”的庄严与神圣，虽然它仅仅是一层楼之“众”、一栋楼之“众”。“众意”，不需要质疑。在什么地方众意应该止步、个人应该受到尊重保护，没有人认真谈论过。

在众意为尊的舍堂里，不需要一个外在观者的我，独立思考的我，敢于质疑的我。“我”只存在于众意这个标签里，我等于众意，除此之外，不需要考虑别的“我”。与众意不同的个人偏好，在舍堂的话语系统里是卑微的、是羞于言说的。甚而也许考虑自身这种表述本身，就已经偏于失当了。

于是沉默而复沉默，遵从而复遵从…… 没有人站出来说，作为一切标准的众意从何而来？ 众意的力量是这样强大，甚至于新修舍堂也从“众”如流，因为不以众意为尊的舍堂，压根就不是舍堂，“是没有文化的”。众意的力量是这样强大，当收生惯例面临修改，不参加活动的内地生面临被开除堂籍的压力时，许多人劝说“离群索居”的我，“你好歹也参加一点活动嘛，他们说得有道理，不能只享受住在这里的权利，却不尽奉献的义务……”

三

我不禁联想香港大学课堂上的一种常见情形——向讲课者发问、或者作点评回应的，多是属于少数的国际学生、大陆学生，而鲜有香港的本地学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港大自我标榜的口号倒是“领袖群伦”、“first and foremost”。不过，领袖群伦云云倒也未必全无道理——香港人的领袖，绝非敢于站出来振臂一呼的人，而从来都是“要稳定”的商业大亨和听话的殖民官僚。 我经常听到教授对住舍堂学生学习情况不屑一顾的评价，认为他们只知道玩。不过针对这种评论，有一种很中听很普遍的回应——“舍堂有教育功能”。教育什么呢？教育你如何与人相处、让你积累社交经验。可是，我想问：如果要所谓“与人相处的社会经验”，又何必来大学？更何况这所谓社会经验，却是此般“众意”！

一所大学，到底应该首先是一个学术殿堂、思辨空间，还是一个社交空间、资历车间？大学，是应该教人质疑，还是教人服从？是鼓励思考，还是去除思考？

西方人赞同大学自治，而不应受制于社会权威。因为西人深知，一个社会只有包容与鼓励个体的独立思考，才能日新月异、永不竭钝。

我踱步经过港大莲花池的孙中山像，想起西人种种，我华人何尝不能？国土沦丧，战火纷飞，条件艰苦，却依然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西会通、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敢于担当、不畏政府的教学处世之风。然而，惜联大学人精神，最终却在四九年后被“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碾成齑粉。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多少次拜倒在如此般名为“历史潮流”的权力话语面前，而心甘情愿地交出我们的大脑。舍堂“众意”云云，又岂独此一例哉！

遗忘与记取，都在繁华最深处

作者：一格


傍晚时分的香港岛最是热闹。放工，归家，行街，睇戏……人们从不同的大街小巷涌出来，又很快融入各自的大街小巷去。穿过最繁华的购物区铜锣湾，电车轨便切入了北角，那一片灯影闪烁的霓虹里。

北角是个普通的地名，一些随处可见的大厦林立在的寻常的街道。它们披着红尘的薄纱，呼应霓虹最深处的欢颜。百年的沧桑风雨，这里住过客家千百户的移民，收留过南下凋落的名伶，隔岸的惊涛骇浪，也于此敲响了回音。商务印书馆的总部，就在前面，这时候已经大门紧闭。

我步入英皇道的一间大厦，要在一些影像和画面里，寻找一个被遗忘的人。她有着美丽的笑容和纯洁的目光；她干净的名字，淹没在斑斑血迹，那，是一颗子弹的喋血，一片河山的殷红——她就是林昭，一个1968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秘密杀害的北大女生。

林昭1954年以江苏省文科最高分考入北大新闻系。热爱文学，才华横溢的她，仿佛一朵水乡的白莲，开放在未名湖中。然而57年的反右运动夺走了未名湖的宁静，年轻的思想尚未结实便在霜冻中凋零。林昭因在反右期间“态度恶劣”、“攻击政策”于1960年被捕，受尽折磨，八年后被秘密杀害。没有人知道她的尸骨被丢弃在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是谁宣判了她的死刑，甚至，提起她的名字，都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和自讨苦吃。于是，在那充满口号、审判和斗争的岁月里，林昭被人遗忘了，遗忘得那么彻底。

直到80年代初的黎明，一息尚存的故人，才敢站出来四处奔波，找寻她遗留在人间的痕迹，为她捧出满腔的血与泪。然而红尘的转变却是比那星斗的迁徙快上许多——故居无存，亲人几尽，几个知交天涯零落，即便是在母校北京大学，也很少有年轻人知道几十年前那些个风雨交加夜了。北大百年华诞的日子，昔日的同窗挚友多年离乱，重又聚首，当年的风华正茂都付与了塞外归来的两鬓斑白，提起那个“林姑娘”，无人不泪垂。

我所看到的纪录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位新华社记者自费拍摄的。由于种种原因，摄制工作异常艰辛，历时五年，于今年三月完成。而那名记者也因此丢掉了工作。

影片结束，如梦初醒。我似是被一个遥远的时空带走，刚要迷失其中，就又被另一个时空及时地拽了出来。看着窗外依旧的车如流水，才真的发现，相隔四十年已经是太长的距离，看那样的历史更像是在听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林昭于我，则更像是一个传奇。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半点的不尊敬和不屑，我只是没有驾驭整个事件并且对其进行评论的能力，我把这归因于我已远离那个时代。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成，我们离得还不够远。

作为才女的林昭，作为右派的林昭，作为政治犯的林昭，作为女儿的林昭，作为诗人的林昭……都足以各自独立地被人著书立传。而斯人于我，最为受关注之处，还是因为她的北大女生的身份。她是倔强而纯真的，她是美丽而充满才情的，她爱哭却也坚强，她体弱却好出风头，她冰雪聪明感情丰富，她也有她自己未名湖畔的微雨与低云。这样的描写或许可以用来形容今天图书馆里，31楼前大把的女生，然而在林昭的生命里，这样的才华与良知却没能让她“成为新中国最优秀的女新闻工作者”，相反带给她的却是，身心的滴血和灵魂的窒息。

如此讽刺的结局让我唏嘘不已。想起苏轼在《洗儿戏作》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样的心情有几分自嘲却也真真切切：林昭原名彭令昭，她父亲希望她拥有班昭的才华；他在得知女儿被捕后在狱中自杀；林昭的母亲听到 “交五分钱子弹费”后（林昭被执行后有人到她家向他母亲索要子弹费），当即昏倒，后暴死街头。

我听说才情能点亮一个女子的眼睛，我听说读书人要写得千古文章万年长，可为什么我看见全的是瓦，碎的是玉？女儿似水，清也罢，浊也罢，奔出门去，都抵挡不了那浩浩荡荡的洪流。才华与激情究竟是一代人的骄傲还是一个人的悲哀呢？此时，文姬的胡笳吹过了西湖畔秋风秋雨的孤冢，易安的彩笺尺素遥寄撒哈拉不再来的雨季，长安的班昭延续了别人，长安的鱼玄机断送了自己……后来的歌者唱道：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她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这也许只是歌者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夜已深，我要快些归去。巴士穿越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酒店、写字楼摩肩接踵；苏荷区的酒吧和街灯是这个城市的招牌笑容。有人夜半歌声，有人醉生梦死。在这样的重围里，你可以选择吸收每一个分贝的声音，也可以拒绝任何的诱惑以保持安静与清醒。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就好像那些已逝的苍白的容颜，被人用不同的方法，涂上一抹胭脂的绯红。你不妨遗忘，也可以记取。

2004年8月6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