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反对伯林（III）

I. 关于消极自由的一个注释
II. Heaven over Berlin
III. 论舍堂文化


人们已经或明或暗地表示，文化是任一人群的共同行为模式。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谈论郊区居民风俗文化或少年帮派文化，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换句话说，任何疯人院之外的人都是文化的人，因为他参与了文化。在尚待开发的研究领域，就出现了至于疯人院中的病人是否也有文化的问题。
——《什么是自由教育》[1]



伯林论舍堂文化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你像我一样成天顶着枚自由主义者的头衔，那么无论发生什么问题，人们都会指望你发表跟自由有关的看法，你说出的其他词语远远不如你说出的“自由”两字更能钻到他们的耳朵里去。据说如果一个演员的处女作太出彩的话，他以后就很难再走别的戏路，而在我看来，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人这样称呼我）其处境也无非如此。

无论如何，我觉得舍堂文化的利弊不是用自由或专制这样的字眼就可以说清楚的，但基于以上考虑，我还是只谈谈自由。在此请允许我把舍堂文化定义为舍堂生活中最富争议的一面。即，第一，多数对少数的强迫；第二，这种强迫得到一种惩罚措施的保障，即所谓quit hall。

先谈第一点。强迫，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对消极自由的剥夺，对多元性的抹煞，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应当保障消极自由”是一回事，“消极自由的界限在哪里”是另一回事[2]。舍堂文化是否逾越了这个界限，很遗憾，自由主义并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让我们想想这个事实：我们大多数人都被迫按时上班，或，按时上学。然而自由主义——即便是最最强调消极自由的自由主义，都不可能反对这种强迫。在这里，“不可能”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事实是：选择上班时间的自由并不被我们视为界限之内的、应当得到保障的自由。与之相对照的则是，有一些自由基本上处在界限之内，比如吸烟的自由。而此外还有一些自由，比如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自由，则处于不清不楚的灰色地带。

自由主义理论的有限性就在这里：被自由主义传统认可的核心自由（比如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大都已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但还有许多自由处在既无明文保障也未被明文剥夺的状态——而正是这些自由，如果不联系到上述核心自由，自由主义理论便无法判断它到底处在界限之内还是界限之外。更直接地说，主张保障自由/权利不等于我们知道在某一特定情景中X是不是一种应该保障的自由/权利。曾有意见认为，某一种自由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可以成为保障该自由的理论依据，比如密尔认为，追求真理、发展个性等等只在消极自由中才成为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曾经指出，在一个严重缺乏消极自由的社会里（比如在加尔文主义统治下的苏格兰或新英格兰）人们对真理与个人主义的狂热未必较自由社会的人民为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3]。用社会效果作为消极自由的基础有两大问题，第一，容易导致我们忽视消极自由的消极后果；第二，直接导致“坏”的自由在“好”的专制面前失掉合法性。多元主义才是消极自由唯一可靠的基础。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理论，如上所述，是有限的。

记住这种有限性是有好处的。带着自由和权利字眼的话语时常成为某些人的武器，比如反对公共场所禁烟的人，主张传播色情无罪的人，看不惯某些万众一心或万马齐喑的场面的人——那些人无心地，或者有意地，预设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一种“自由”或者“权利”，或预设他们反对的东西为“不自由”、“侵犯权利”，而后向公众或法律寻求支持。我提醒你们注意那些主张下面隐含的预设。虽然那些主张我个人未必反对，但以那样一种方式利用自由主义的有限性，我是反对的。

至于舍堂文化的第二个方面，即惩罚措施，并不直接关乎自由，但我也愿意顺便谈谈。惩罚的正当性显然不同于被它保障的强迫的正当性。有些人正是在这里陷入了逻辑谬误：他们从学生负有参加活动的义务推出舍堂有quit不参加活动的学生的权利。这样的推论是不成立的：“你不可偷盗”显然推不出失主有处死小偷的权利。正如我们在实际争论中看到的，最后显山露水的核心问题是与惩罚的正当性相关的权利义务问题——住宿的权利与参与“文化”的义务，两者是否对等？尤其当租房的费用大大高于舍堂宿费的时候？当大陆学生与香港本地学生有着天然隔阂的时候？当quit人的权力实际上往往由本地学生行使的时候？——对于这些问题，自由主义只能再次答以沉默。



施特劳斯论舍堂文化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伯林同学的发言。在他那里我们果然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权利”的实质性见解。但是，在结尾处他向我们指明了“真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大陆学生在舍堂里应当拥有什么权利？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权利，住宿合同规定的权利，等等。但这些只是法律上的权利，或曰实证权利。此外还有其他习俗比如道德给予的权利。而在一切习俗给予的权利之外，还有自然权利。

自然权利是哲学的主题。你们也许并不乐意把住Hall这样的大事托付给一个如此抽象而迂腐的科目——抽象与迂腐确实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某些特征，或某些现代政治哲学的全部特征。但古典政治哲学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它深深扎根在城邦事务之中，也扎根在公民个人生活之中——而这两者也许并无不同。我们知道，最伟大的古典政治哲学著作之一，Politeia，即《理想国》，是围绕着一个现代人会称之为伦理学问题的问题展开的：如何证明正义的生活就其本身而言、而不是就其结果而言，胜过不正义的生活。我在别处说过，Politeia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既指政治权力的安排，又指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现象——现代的译法大约是 “生活方式”。而这两个意思如何结合在一个词里，一个彻底现代化的政治头脑是无法理解的：现代派视公共权力为私人生活的对立物，因而他主张宪法必须明确划分两者之间的界限（类似于伯林同学所说的，“保障消极自由”），公共权力不能对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有所偏好。然而在古代人看来，一个制度的特征恰恰取决于“这个制度下的社会把什么东西看作是最值得敬重的”[4]。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指出，对于生活方式，自由民主制并不像自由主义者幻想的那样没有偏好。它默许每一个人追求最能取悦于他自己的生活[5]，因而它偏好的必然不是高贵的生活，而是平庸的生活。自由民主制是普通人的统治，而当普通人成为权威时，“所有事物都得在普通人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6]。自由民主制倾向于过度强调大多数人可以实践的德性，而忽视那些需要额外努力才能实践的德性；这一制度下的教育——如果允许我再度引用拙作的话——“存在着一种相当危险倾向，即把好人等同于输了不抱怨的人，等同于容易合作的人，等同于规规矩矩的人，亦即，过分地强调某一方面的社会德性，而忽视那些只有在独处中——更不要说只有在孤独中——才能生长、成熟的德性。”[7]

对于多元主义今天已经导致的，或明天即将导致彻底的大众一元主义这一局面，古典派不会感到意外。今天的西方社会与香港社会（甚至中国社会）在他们看来也不会有很大区别。说一个社会仅仅因其有更多的政党、更多的游行、更多的公开同性恋、更多的关于电影品位的争论，就比另一个社会更为自由更为多样，无异于说基督教仅仅因为在教派数目上多过禅宗，就比后者更为宽容，或者说雅典仅仅因为在建筑式样上多过斯巴达，就在德性上也胜过斯巴达。大众社会之所以是大众社会，因为它只知道自由，不知道德性。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也许会问，有什么能够将自由民主制从千人一面中拯救出来？当然不能指望消极自由，更不能指望更多的消极自由，在纯粹的消极自由中人们只会自由地选择趋同而不是趋异（在此我们不要忘了感谢史上最大规模的正反馈系统，资本主义）。我们是否可以指望蔑视一切成规、重估一切价值的人？但这是尼采的超人，是否欢迎他由你们自己决定。是否可以指望蔑视一切成规，而不重估任何价值的人？这是卢梭的野蛮人，是否欢迎他依然留请你们决定。我们是否可以指望东方文化？“But China succumbs to Western rationalism.”[8]

最后，有的人会问，是否可以指望大学教育。这种希望或许有其历史的或现实的依据。但让我们想想，我们之选择自由民主制，首先是为了什么？或者确切地说，我们把自由民主制正当化时使用的理由是什么？这理由是：民主是坏的，但它是所有可能的制度中最不坏的。最高智慧与最高权力的结合固然是最佳制度，但人力既无法促成，也无法维持这一结合：这是城邦的限度，也是政治的本质[9]。但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认为最高智慧与最高学术权力的结合就是人力可以达成的呢？又有什么理由认为，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会被普通人的法庭所采纳的，作为大学存在的理由呢？古典政治哲学的最基本洞见之一是，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城邦是达不到的[10]。如果苏格拉底活在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城邦，他也许会教导我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自己做什么。






[1] 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自由教育》页3
[2] TCL, p11
[3] TCL, p13
[4] NRH, p138
[5] CM, p131
[6] NRH p139
[7]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 1959, p38
[8] 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eideggerian Existentialism, RCPR, p43
[9] CM, pp124-127
[10] CM, p49, 此处施特劳斯特别提到了现代自由主义：“In asserting that man transcends the city, Aristotle agrees with the liberalism of the modern age. Yet he differs from that liberalism by limiting this transcendence only to the highest in man. Man transcends the city only by pursuing true happiness, not by pursuing happiness however understood.”



缩写表

CM =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1964
NRH =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
RCPR = Leo Strauss,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Chicago 1989
TCL =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Oxford: 1958
现代性 = 贺照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自由教育 = 刘小枫，陈少明编，《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华夏出版社2005

旧浪潮论坛之：香港大学舍堂制度初探(上)

编者按：为了增加旧浪潮博客的互动性，我们开辟了“旧浪潮论坛”栏目。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把就某一个话题所引发的各位作者、读者的观点集结起来，以讨论的形式刊发。这样的活动会不定期推出，欢迎大家广泛参与讨论！

在第一期论坛中，我们选取了在港大的同学比较关注的舍堂文化问题。 （图为张婉婷电影《玻璃之城》中所展现的港大宿舍利玛窦堂与何东夫人纪念堂传统活动之一：Gong Fight。）

香港大学常引以为傲的便是它独具特色的舍堂（Residential Hall）制度。与内地大学纯粹供学生居住的宿舍不同，港大的舍堂除了提供数量有限的宿位以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学生“通过自行组织活动，彼此学习，达至课堂和学习以外的‘全人教育’”（维基百科）。然而近年来，由于舍堂教育对宿生生活的控制越来越模式化和极端化，校内校外针对舍堂制度利弊的讨论也逐渐增多。

大批内地本科生的涌入，更是激化了现存制度中的潜在矛盾。为了争夺有限的宿位，为了维护传统的舍堂文化，去年夏天，港大学生通过小规模游行向校方施加压力，要求减少每间舍堂的内地生名额。港大学生会也于不久前宣布，今后校方将只确保内地本科生第一年的宿位，至于此后的几年，他们则必须克服种种语言、文化上的障碍与本地生“平等”竞争。暂且不说此种安排对内地生是否公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舍堂教育到底是什么？它值不值得一批批优秀的内地学生为之妥协？为此，我们以周书《没种的香港人》一文为开端，集结该文所引发的热烈讨论，又以化之《也谈舍堂》收尾，希望籍此抛砖引玉，听到更多朋友们的声音。



没种的香港人

作者：周书

（本文是我一时冲动记录下的个人感受，言论未免偏激，在此向读者郑重道歉，请各位多多包涵）

如果布来恩·科尼肯花一点时间了解香港，他一定会说：这地方人真他妈的没种。

布来恩是我近来十分欣赏的“精神偶像”。这种恭维未必恰当 ——作为美国电视史上第一部同性恋剧集《同志亦常人》的主人公之一，他其实是一个里克（经典影片《卡萨布兰卡》男主人公）式的人物，外表冷酷自私，却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偷偷向朋友施以援手。他厌恶所有的道德束缚，却也不是个十足的混蛋。相反，他活的诚实、勇敢，世界上那么多强权（包括道德规范、社会压力）、虚伪、无趣和形式主义，他向哪个也不妥协。而我欣赏的正是他这种彪悍的处世哲学，就像剧中有人评价的那样：这家伙有种。

和他比起来，香港的众多男男女女更像是被人进行了精神阉割。他们温和、顺从，对传统、制度、社会期望，大多平静的接受，很少有人会去质疑，更鲜有人选择反抗。去年年底的保卫天星运动，参与者寥寥；曾迎接过伊丽莎白二世女皇，送走过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皇后码头如今也将被拆除，关注此事的人仍是少数（相关新闻参见香港独立媒体)。只有当政治风暴像流行时尚一样席卷而来，人们才会随众人脚步走上街头，于是才有了2003年50万人的七一大游行。至于每个人是否对此事有自己独立的想法，我十分怀疑。

市民对公共事务如此，大学生对待大学生活亦如此。即便是常鼓吹自主精神的港大，也不过目睹着学生墨守陈规。以独具香港特色的舍堂文化为例。大一新生一住进舍堂，便开始接受强制性的舍堂教育，被告知人际关系的重要，社区生活的重要，而舍堂恰好为你学习如何与人相处提供了机会，也帮你为将来能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做好准备。可一落到实处，所谓舍堂教育和舍堂文化，就只剩下各种hall functions和floor functions（function: 分派的职责和指定的活动），搞活动，吃楼饭，参加每月一次的高桌晚宴。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为什么每个舍堂一定要有一个学生会，为什么一定要穿上不明来历的绿袍子和二三百人一起严肃地吃饭（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高桌）……当然这些问题，好像从来也没有人问过。

我所在的孙志新堂2005年才落成，两年的功夫，它已经不假思索地将其他舍堂的传统一一舶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舍堂运动会，所有人必须参加；舍堂文化节闭幕典礼，所有人必须参加；高桌晚宴，所有人必须参加，必须穿绿袍子，必须穿棉质无蕾丝花边的白衬衫，必须穿纯黑西服裙，嘉宾讲话时必须坐在座位上，不能去洗手间……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每所舍堂都要做一模一样的事，设置一模一样的组织，追寻一模一样的理念？为什么不能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一样，让同学们过自由、独立、自主的社区生活？为什么他们一进入舍堂，就必须顺从一个从上面强加于自己的体制？已是成年人的大学生真的需要这么多纪律？

曾经在新闻里看到，香港的雇主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普遍不满，可这似乎并未促使香港教育界深入反省香港的高等教育。据我所知，有不少教育专家相信，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人才。可如果现代社会的科层制 (Bureaucracy) 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个雷同的，顺从的工作零件，那么大学教育就应该制造千篇 一律、个性泯灭、缺乏批判精神的“人才”吗？高等教育是不是有必要超出社会一点呢？是不是有必要站的稍远一点，用批判的眼光来看社会呢？

我愿意相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不仅仍是高等教育应秉持的理念（之一），也是身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必须具备的修养。而一个不具备个性，不懂得如何独立思考的人，又能凭什么为他所处的社会出谋划策？

(待续 见下文)

旧浪潮论坛之：香港大学舍堂制度初探(下)

（接上文）

Buffalo:

与周书住的孙志新堂相比，我在圣庄（港大年代最久的一间舍堂，建于1912年）看到的舍堂制度应该更有代表性，也更令人难以忍受。我在圣庄足球队训练过一段时间，丝毫没有体会到足球的乐趣，因为所有 人像疯子一样在乎hall的荣誉；楼里每月要开一次长达十小时以上的楼会，类似军队里的民主生活会加小型批斗会、表态会，气氛恐怖；迎新期间每天只允许新 生睡两三小时，要求新生反复背诵学长的姓名、专业等等，一个字不对便遭大声呵斥，除此之外还有花样繁多的变态“传统”翻来覆去地折磨新生，几乎可以达到酷 刑之效果。承蒙圣庄院长汤牧师照顾，大陆和外国学生能够幸免遇难。 有人辩解说舍堂制度是英国的传统，我并未仔细考证，但入乡随俗，港大的舍堂制度似乎教导对自由的恐惧和对集体专制的热爱。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教导能让学生们在工作中能更好的为西方大公司卖命？自由社会终将葬送在不懂珍惜它的人手里。

Gill:

你说的精神阉割，我更愿意理解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舍堂文化则无非港大舍堂的意识形态而已）：对于一个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地组织劳动力的 生产体系来说，那种不与客户吃饭的自由是不重要的、不能忍的，甚至已被不认可为一种自由。相反，一切有利于这个体系的所谓自由（比如游行抗议消费税的自 由）则被视为至高无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含义，一种体系里的自由未必能得到来自另一体系的目光的嘉许。

一格：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说得有点儿宽泛了吧？ 我觉得是殖民地的奴性加上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顺从再加岛国性格

Jie:

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合格公民.公民道德,判断,责任,纪律等等.当然公民定义也是与时俱进,估计香港的这套有些落伍了. 内地大学是有许多人有质疑自由精神,不过很多人都没公德心,没有责任感,这点香港教育还是不错.香港教育是挺需要反省,我能闻到殖民地的气味.英国人发明 的管理体制让香港既繁荣又单薄.不过过去最好的打工仔可能已经落伍了.

团小：

我们的warden要离开小基基（李兆基堂）了,最后一次high table的时候就批评我们的社堂文化有问题,好像鼓吹大家say the same thing, do the same thing and share the same rationale and value..这是第一次我很认真的听嘉宾演讲.不过不解的为什么他等到两年后要走的时候才说...(留下一个深邃的背影..效果不错的)

Zihona:

这个所谓的社堂文化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很值得深思。这是一种社会极权和腐败在相对单纯的大学生活里的有限的体现。虽然有限，却又有着无限的前瞻性。在这里 可以满足一小部分人膨胀的权力欲望，驾驭欲望——同时又没有任何约束。另一部分人，为了种种原因(或称利益)而妥协，且各有各的妥协藉口：“培养归属 感”，“蛮好玩的lar”,“识时务之举”……

其实也是社会上一种心态的折射，或者说，是一颗种子，将来去社会里发芽。 “种儿”终归是有的，不过需要区分的是什么种儿。 不过论及“香港人的种儿”——我没有丝毫发言权，我观察到的香港人太少，而且我也不愿意以“香港人”当作主语进行归纳。 仅就社堂文化而言，我倒是觉得那才是真正被阉割过的——高桌的本意，原是精进美好的。“阉割”的意义就在于，有着样式，没了功用。一旦样式的存在高于意义的存在，也就没有人深究它的功用了——这也是为什么，没了种儿。

Iris:

记得有个人跟我讲：干嘛去香港读书呢？这个地方培养的只是社会的螺丝钉。螺丝钉自然有自己的用处和培养方式。 自你的描述，我体会到的也确实是一种顺从的、服从的、甘于一个小小位置的，社会机器运转所必需的一种材质。他们也许缺乏个性、自由和质疑的精神，不过能当好螺丝钉，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也要踏上这块土地了。我也来体会体会这种“螺丝钉精神”。

SC:

说得很有道理，不少在美有学习经历的人，对此表示诧异。相信加入异质的大陆血液后，会有所改变。 不 过我倒是觉得，地理与政治制度的确有关，但是“为何不反抗”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文化传统或曰convention的问题，是普遍的，并不是说香港人太没 种。

面对一个稳定下来的演化结果，要如何不服从，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而对于大陆学生，不服从的代价相对较小，因为这个圈子很可能是暂时的，不像香港 人，如果他们不服从，得到的社会、家庭反馈，牵扯到的问题可能让他们头疼不已。

周书：

一格在blog里给一个香港的NGO打小广告时，顺便说了这么一句： “没种的港人为何总做出来有种的事情呢？我们内地大把小粪青ms很有种，可又如何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呀！”

我当时给她留言说： 的确，我也很困惑。可能现代社会就是不需要太有种的人。 香港其实是个社会道德压力感很强，很讲秩序，讲究做人要nice的地方，它的慈善事业一向非常出色。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conformity吧。 可能我更想说的是——不 管在文化、伦理、心态还是什么方面，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都是主流，边缘地带太过狭窄，容不下真正的异类。欧美有一种强大的个人主义去 diversify那个官僚体制以外的个体，所以实际每个人都是分裂的——工作时是一个impersonal的螺丝钉，一个public man，下班以后回到家还是能有自己的 own private inner self。但是香港的文化背景里没有这么强的个人主义，所以个体更容易被主流所吞噬，这样一种倾向又被从小到大的教育进一步强化。到头来就是绝大部分人都 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听一样的音乐，看一样的电影，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化之:

也谈舍堂

我不曾参与过多少舍堂活动，按照某种说法，我是没有资格谈舍堂的。不过禁不住想谈谈自己的想法，原想说几句聊作讨论，不料啰嗦得如此之长，而且这文章带“气”写成，怕是经不起深究的。

一

我初来乍到，舍堂已经有一个模范标准希望我如何如何。等待我的不是有待我探索的机会与可能性，而是一个已经订好的标准，我只是一个学徒，我所要做的只是模仿与遵守。舍堂不关心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他们要的只是我的服从与奉献。比如，舍堂的不同楼层有不同的楼层文化，然而任何学生无权选择甚至预先知晓自己所分到的楼层。

每年秋季开学，舍堂要办新生营。我听闻过来人种种描述，暗中庆幸自己免过此劫，不过看到过贴在电梯里的招聘新生营组织者的宣传海报，依然一怔。海报只有一句话：“对于舍堂，他们（新生）一无所知……”。

无知是我的原罪，我应该认真聆听训诲，剿灭原罪——我要遵从“众意”，从内心到行动。而什么是众意？——是参与活动、奉献时间、全心全力完成传统的各种仪式、集体活动高于个人得失偏好……

二

与“众意”相冲突的个人权益，是被压抑、被遗忘的话语。深夜凌晨的“喊口号”，是习以为常的舍堂活动的一部分，然而我不曾听到过舍堂里有人发问，如此喧哗，是否会影响其他楼层同学、或者附近居民的休息？毕竟为他人着想、不侵犯他人权益是何等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啊。 往往在置身喧哗之中的时候，我感到“众意”的庄严与神圣，虽然它仅仅是一层楼之“众”、一栋楼之“众”。“众意”，不需要质疑。在什么地方众意应该止步、个人应该受到尊重保护，没有人认真谈论过。

在众意为尊的舍堂里，不需要一个外在观者的我，独立思考的我，敢于质疑的我。“我”只存在于众意这个标签里，我等于众意，除此之外，不需要考虑别的“我”。与众意不同的个人偏好，在舍堂的话语系统里是卑微的、是羞于言说的。甚而也许考虑自身这种表述本身，就已经偏于失当了。

于是沉默而复沉默，遵从而复遵从…… 没有人站出来说，作为一切标准的众意从何而来？ 众意的力量是这样强大，甚至于新修舍堂也从“众”如流，因为不以众意为尊的舍堂，压根就不是舍堂，“是没有文化的”。众意的力量是这样强大，当收生惯例面临修改，不参加活动的内地生面临被开除堂籍的压力时，许多人劝说“离群索居”的我，“你好歹也参加一点活动嘛，他们说得有道理，不能只享受住在这里的权利，却不尽奉献的义务……”

三

我不禁联想香港大学课堂上的一种常见情形——向讲课者发问、或者作点评回应的，多是属于少数的国际学生、大陆学生，而鲜有香港的本地学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港大自我标榜的口号倒是“领袖群伦”、“first and foremost”。不过，领袖群伦云云倒也未必全无道理——香港人的领袖，绝非敢于站出来振臂一呼的人，而从来都是“要稳定”的商业大亨和听话的殖民官僚。 我经常听到教授对住舍堂学生学习情况不屑一顾的评价，认为他们只知道玩。不过针对这种评论，有一种很中听很普遍的回应——“舍堂有教育功能”。教育什么呢？教育你如何与人相处、让你积累社交经验。可是，我想问：如果要所谓“与人相处的社会经验”，又何必来大学？更何况这所谓社会经验，却是此般“众意”！

一所大学，到底应该首先是一个学术殿堂、思辨空间，还是一个社交空间、资历车间？大学，是应该教人质疑，还是教人服从？是鼓励思考，还是去除思考？

西方人赞同大学自治，而不应受制于社会权威。因为西人深知，一个社会只有包容与鼓励个体的独立思考，才能日新月异、永不竭钝。

我踱步经过港大莲花池的孙中山像，想起西人种种，我华人何尝不能？国土沦丧，战火纷飞，条件艰苦，却依然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西会通、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敢于担当、不畏政府的教学处世之风。然而，惜联大学人精神，最终却在四九年后被“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碾成齑粉。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多少次拜倒在如此般名为“历史潮流”的权力话语面前，而心甘情愿地交出我们的大脑。舍堂“众意”云云，又岂独此一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