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NGO志愿者行动——记“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

作者：一格

一提到香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其实，香港的志愿服务组织也非常发达，援助之手触及社会的不同需求：红十字会、乐施会、宣明会、国际特赦会等世界级NGO都在这个国际都会设立了分属机构，他们不但把善款物资输送向世界各地，更在本土培植了一种“慈善文化”。例如一年一度的“渣打马拉松”和“乐施毅行者”活动，都已经成为全民参与的城中盛事；与此同时，香港本土的中、小型NGO发展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如果说普通市民乐于参与国际大型NGO组织的活动是一种爱心和良知的彰显的话，那么自主发展本土志愿服务则更体现了港人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公民意识。有限的慈善资源流向何方？港人把选择的权力留给了自己。而大学生，作为现代社会理应最有理想和抱负的一个群体，在香港的志愿服务事业中，也扮演了鲜活的角色。其中，“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的成立和发展，就是香港大学生关心国家，渴望回报社会的一个生动例证。

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回忆在港大读书时期在中国教育小组工作的经历，从而透视大学生志愿做慈善的动机与利弊，希望对中国志愿服务，尤其是学生NGO组织志愿服务的发展有所启示。

一、中国教育小组：宗旨与目标

1995年，中国内地的“希望工程”助学款被贪污的消息在香港引起广泛关注，几个香港大学的学生决定组建自己的慈善团体，为内地失学儿童筹款。于是，“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以下简称中教组）正式成立，它成为迄今为止香港大专院校中唯一的政府注册助学慈善团体。13年来，中教组除每年资助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保靖、永顺两县四百余名贫困小学生读书以外，还在当地修建了“田家炳希望小学”。自去年“两免一补”政策在全国农村逐渐落实以来，中教组的资助对象亦由湖南小学生转为了广东省西北部山区因家境贫寒而面临辍学的高中生。

中教组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兼学生社团，具有双重使命。除了扶贫以外，她还常年在香港的中小学中展开“中国教育工作坊”或者“中国农村教育讲座”，希冀通过这些活动，培养更年轻一代港人的社会责任心，使他们对内地教育情况有更多地了解，让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消除贫困、发展教育的行动中。

中教组的成员都是港大普通学生，每年由会员中选拔出十名左右骨干作为干事会干事，负责该年度小组的所有慈善、行政工作。多年来，许多优秀的港大本科学生曾为中教组热情服务，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而凝聚他们的信念，则正如小组主页上所说：

“教育是让人认识世界，了解自我及发展潜能的途径，而每个人都应有机会接受教育，山区的孩子们亦不例外。他们不需要可怜，也不需要施舍，但却应该得到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希望大家在出于一颗善心帮助他们的同时，亦可以进一步思考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相信，有您的支持，他们的人生将会不一样。”

二、筹款

作为慈善机构，如何筹集到足够的善款是中教组的头等大事。年度筹款目标能否完成，直接关系到几百个贫困小学生来年的升学。作为学生社团，中教组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干事会一年一度的换届改选增加了管理层面的难度。为了保证善款的到位，新一届干事会产生前必须递交一分周密的年度计划书，详细说明全年将要举行哪些筹款活动，每个活动预计可筹得多少款项。例如，如果全年计划举行五个筹款活动，那么五个活动各有谁人负责，各计划筹集多少资金，都要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和预期。该计划书必须经过全体会员大会的民主表决通过，并在当年严格执行完成。正是这样严格的制度，使小组十几年来，从没有出现过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资助停滞。

筹款活动本身，形式多样、对象各不相同。这是发挥每个干事创意和实干能力的大好空间。大致来讲，筹款分为校内、校外两类。校内的筹款主要是义卖和募捐，对象是港大的学生和教员。一般情况，师生均会慷慨解囊，尤其是港大教员，是小组工作的一个重点。例如，笔者负责的2005年校园筹款周，就是在农历新年前由广州地区平价订购一些灯饰、玩具、文具，经过精心包装和宣传，在校园内热卖一周，效果甚佳。近年来，除了募捐的方式外，小组也效仿其他大型慈善团体，在港大举行一年一度的“赤足行”。这种较大型筹款活动除动员港大师生参与外，还诚意邀请各个社区家庭，意在创建以港大校园为中心的“慈善文化”，让更多的人关注面向中国内地的教育扶贫。

校外筹款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卖旗、年宵、商场筹款等，都需要周密的安排和巨大的人力。幸运的是，由于宣传得力，加上口碑良好，小组的人力资源较为充足。例如去年的港岛卖旗，共召集学生义工一千余名，一日内筹款33万港币。

三、监察

中教组深深明白，善款是否到位，是否被合理、有效地运用，是慷慨捐助者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慈善机构能否长久存在、健康运作的根本。虽然是学生全义务搞慈善，我们在这方面可是一点也不马虎。

小组的行政开支和善款泾渭分明，分别存入两个独立账户。行政开支的来源是香港大学学生会的拨款，每年只有两千港币左右，因为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所以这笔钱只用来解决办公用品等小笔开支；而所有善款均存入“中国教育基金”，任何一笔支出都要经过干事会主席、财务秘书、中国教育基金会主席三人的通过。另外，中教组每年的财物报告都交由注册审计师进行核数，并将报表公布，供社会各界人士索取。

善款每年按照协议电汇至保靖、永顺两县教育局，由当地教育部门负责发放到受资助学生手中，并把学生收据副本寄回香港。同时，中教组每年都会派一个由干事会成员和优秀组员构成的“中国教育考察团”，赴资助地进行考察。考察团肩负两个任务，首先是走访受资助学生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进行调查，以保证款项到位；其次，这个考察也是一个小组成员深入观察内地贫困地区社会状况的机会。需要申明的是，考察费用全部自理，不包含在小组行政开支内。现在，“中国教育考察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传统和特色的港大学生活动，每年报名参加考察团的人数不断增加，必须通过面试来选拔团员。

四、公民教育

中教组从来不把对内地的扶贫看成是一种怜悯。相反，我们的理念是，通过财富的再分配过程，施舍者和被施者都获得了一种学习的机会，两方面都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收获。我们向社会索取支持的同时，也在努力回馈社会。

小组每年会到香港各个中、小学进行工作坊或者讲座，分享组员赴山区的考察感想，和他们对中国教育现状研究的心得。希望通过对更年轻一代的教育，来增加社会全体成员对教育和贫困的认识。

在一些工作坊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贫富宴”环节：一些孩子可以分到面包和水，另一些孩子却什么都不能得到。然后，我们请孩子们来谈谈他们对此的感受，启发他们学会“分享”。在这样的活动中，孩子们懂得了贫困的意义。贫困不是一种罪恶或者耻辱，它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贫穷者不应该受到歧视。而有能力的人如果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给予贫困者物资或者受教育的机会，贫困就可以减轻甚至消除。——小学生并不能理解艰深的经济学、社会学，但如果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可以对贫困和教育有这样的感性认识，无疑有助于他们成年后对责任的继承。

五、启示

中国教育小组不是一个简单的义务慈善团体，它是一个一举多得的组织。

通过服务于中教组，一群有理想和责任感的大学生得以培养能力，实践理想，回馈社会；原本懵懂的青年在目睹同龄人的努力后被触动——“原来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更年轻一代的孩子开始对贫困和教育有所有认识，而整个社会知道：今天，我们的大学生不光会打电玩、谈恋爱，他们还有自己的抱负和担当。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忧国忧民”、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生社团诞生于重利重商的资本主义香港；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学生社团还搞的有声有色，真刀真枪地筹到很多钱，帮到很多人，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难道这不值得内地的学生社团反思么？

为什么是香港，在这方面做得更领先？除了其社会本身较为富裕，NGO制度健全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值得我们思考的因素呢？我们的公民教育在哪里呢？我们内地的大学生有没有强烈地“回馈社会”的意识呢？即便有，我们内地学生社团又能否做的如此专业呢？

作为在内地长大的人，我清楚地记得从小学起就被“号召”向希望工程捐款。多年后，当我们发现自己的零花钱并没有用到一个和自己同龄的失学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们渐渐地失望了；当大街小巷都是一个小女孩儿睁着硕大的双瞳的照片时，当看到媒体上到处都是穷人的凄惨和孩子的悲凉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麻木了呢？香港的例子告诉我们：慈善不应该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索取。它应该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如果我们身边多一些主动地、快乐地行动的同龄人，相信人们在这一事业上，一定会看到更多的理性和热情。

这便是香港学生NGO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已收入《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丁元竹 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维西报告——"神贫"

作者：Eason

林茨在《福音谷》里写道，“一百多年前，几个不畏艰险的传教士深入到终日云雾笼罩的横断山区，将信仰的种子播到当地傈僳族人心中。直到今天傈僳人仍然虔诚。 他们在贫困艰难的生活中，感受幸福和宁静，内心充满光明。”傈僳人在信仰中的贫困艰难的生活，也就是被林茨称作“神贫”的生活。


我在维西腊八山小学遇到了一位志愿者William。他属于一个名为香格里拉志愿者组织的团体，已经在腊八山小学服务半年了。他请我回来后在学校里多宣传一下，我后来也写了几篇文章，专门写了一段介绍他所在的组织。他看过文章后立刻说我误会了：他要我宣传的不是他们的组织，而是宣传维西的贫穷状况，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需要关注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决定来这里做志愿工作。

他说出初衷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这都市里已经中毒太深了。我已经失去了分辨轻重的能力，成为了一个市侩。孩子般天真纯全的心，也已经离我远去。而这样的天真纯全，维西的志愿者们让我还看到了他们的坚持。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处在云南西北部的迪庆州。从丽江坐客车到维西需要6个小时，公路时而翻越山巅，时而沿着金沙江蛇行，时而在山腰上盘旋，车窗下就是几百米 的悬崖，令人胆颤。而这样的高山公路，在维西县的弟兄眼里却不值一提。他们眼中的险路，是从维西到德钦的沿江边的高山前进的路。一条滚滚的大江从公路上看 也只是一条线而已，水声从一千多米之下传上来，已经渺不可闻。高山将维西与外界隔绝开来，也阻碍着外界的来访。

公路下的河以及对面山上的公路

我到达维西的当天遇到一位从乡下来城里治眼病的傈僳族小姑娘。她已经十四岁了，但却才上到小学四年级，因为她眼睛不好使所以开始上学很晚。她站在教堂的天台 上看下边的人钓鱼，我也和她一起站着，试图和不太会说汉话的她说话。在我徒劳地尝试了好几次之后，她突然主动地问我，水边的人在干什么。我回答说他们在钓 鱼，又给她解释钓鱼的方法。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位没有见过钓鱼的孩子。在我的家乡四川的那个小乡村，每个小孩在童年都会自制鱼杆去钓鱼。

我问她在学校里的生活。她每天走很远的路去上学，为了不迟到需要六点就起床，也不吃早饭。我问她为什么不吃早饭，没有听得太懂她说的原因，我也没有追问下去，我可以猜得出来。后来我才知道，山村里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因为他们粮食不够。

我告诉她说我是四川人，在北京读书，她却迷惘而不理解。我解释说四川就在云南的上边（北边），而她竟然连云南也不知道。事实上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县城。我无法 掩饰那一刻的震惊，这里的生活与我幼时在四川农村的生活根本不可比较。后来我在腊八山村向William提起，他当着我的面随便叫了几个在旁边玩耍的孩子 问他们知不知道北京四川云南，答案是一片沉寂。他们出生在高山上，又在高山上度过一生而死去，有的人一辈子没有下过山。外边的世界与这里无关。

因为我之前已经跟当地人交谈过，知道以前这里的孩子能读到初中的很少。我问她小学毕业之后还继续读书吗，她很快地回答说不会。她说父母年纪大了身体都不好， 不能劳累，所以自己要在家里做农活。她这样说的时候神态淡然不见忧伤，似乎这样的人生就是她所一直预期的，也是这里一辈辈的人所重复的。

离开维西县城后，我到了腊八山村，和William交谈了很多。这里的家庭年均收入只八百元，孩子上学的费用是不可承受的负担。还好最近几年国家对九年义务 教育免收学费，甚至在维西等高原地区发放教育补助，孩子们去上小学和初中每个月还有钱拿，但仍然有很多的孩子不会选择上初中。家庭认为读书没有很大的用 处，孩子们也不喜欢当地条件简陋师资匮乏的学校。于是在内地早已成为历史名词的“普九”（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这里却开展得如火如荼。2007年的暑假 维西县的小学和初中在8月提前开学，这样就能尽早地发现那些辍学的学生并派老师去说服他们返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就是迎接九月正常开学时间会到来的“普 九”检查。

腊八山小学的门和校舍

我 在小学里遇见一个孩子，可能才8岁左右，很矮，却穿着一件很大的暗红色的外套。外套没有扣子不能扣起来，露出光光的肚皮，再加上他的头发很短接近光头，显 得非常怪异。我问老师他为什么会穿成这样，老师苦笑说很显然他就只有这一件衣服。这里的人基本上都只有一套衣服，穿破了也接着穿。我在村子里看见了很多穿 着很破的鞋子的村民，他们没有钱买新的鞋子。我想起来自己的鞋子穿了一年破了一点点就扔掉重新买一双新的，不禁很难堪。

这里的村民基本上 只种土豆这种作物，再没有其他的可以填肚子或卖钱的作物。山上很冷，村民们把树砍了晒成干柴来做饭和取暖，有的时候他们把干柴背到山下去卖。据林茨在《福 音谷》里描述的，他们辛辛苦苦走三个小时山路背一背篓干柴下去卖，可以得到五元钱。William说，因为他们砍树太多的缘故，现在山上泥石流经常发作。 为了保护森林，政府在这里推广使用沼气池，但保守的居民们并不愿意尝试，而最先安装了沼气池的几家人因为操作不当而没有效果，这更阻碍了沼气的推广。山上 倒有很多很粗的核桃树，估计有100年的历史了，结满了累累的核桃。但这些核桃仍旧不能给村民们带来收入，因为它们无法运出山去。村里的小学修校舍的时候 从山下买来泥沙，山下的价格是30元一方，人背马驼地运到山上就陡增到300元一方，这就可以想像为什么核桃不能被运出去了。于是对于这些大城市里售价昂 贵的野生核桃，他们的处理却是喂猪。

村民们把面粉叫做“白面”，可能这暗示着它的珍贵吧，因为山上不产麦子，面粉都是买来的。同样的，米 也是买来的。我猜想这里的人家平时是很少吃面粉和米的。有一天我走过一户人家时他们招呼我进去坐，拿出蒸屉里的白面馍馍请我吃。我这个南方人平素最不喜欢 吃馒头，但这些馒头也许却是他们能拿得出来的最贵重最好吃的东西了。

我在山上住了两天，都在教堂里吃的饭，倒是吃了不少米饭。米饭里有很 多黑色的小米虫，我小时候吃的米饭里倒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并不陌生。这样的小米虫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米放得太久了的原因。他们的下饭菜是炒过的土豆 粒，没有蔬菜，没有肉。没有肉是因为他们买不起肉，没有菜则是因为他们没有吃菜的习惯。我不喜欢吃土豆，平时坚决不吃，这时只好匆匆刨了两碗饭了事。村子 在山上，风景很好，但有人住的地方苍蝇却很多。人不动的时候苍蝇可能会飞到身上来，吃饭的时候苍蝇就在桌上飞来飞去，要不停地挥手去赶。有一次我吃饭的时 候我看到汤碗里有两只苍蝇，我盛汤时不小心舀了一只到我碗里。我用筷子把苍蝇夹出来，看着桌上吃得很香的其他人，又若无其事地把剩下的汤喝了下去。

村民的住房

村民们的房子一般都是用木片搭起来的，最近国家给了补助后才出现了一些泥瓦房。那些木片搭起来的房子不保暖，冬天肯定很冷；屋顶是木片，下雨的时候肯定漏得 也很厉害。William说这样的木片房子每隔十年左右就得重新修一次，因为木片会朽坏。村里的学校和教堂都是一位香港人捐献修起来的，普普通通的房舍居 然花了七十多万，因为建房用的砖瓦从山下运上来会非常贵。

我在教堂的时候他们正好在举行一个集会，其他各个乡的年轻人都来腊八山村的教堂 参加，晚上就睡在这里，他们大部分在教堂的阁楼上打地铺。山上的晚上非常冷，我把棉被盖得严严实实得还觉得冷；而阁楼四面没有墙壁完全透风，不知村民们是 否会感到不妥。有些外村的青年女子就在我房间外的过道打地铺，深夜我经过的时候她们已经在地上的棉被里睡着了。汉地女子永远比不上她们纯全善良，而深夜行 过的我那时的心情，已无法在这喧嚣的都市忆起并用语言表出了。难道这就是林茨在《福音谷》里所引用的印证？“她敢单独外出，夜间敢去给羊开门而不怕邪恶， 因为她自己便心无邪念；但她实际上并不孤独，因为她不论走到哪里，总是伴随着古老的歌曲与诚实的思想，以及祈祷。”

清晨，在教堂阁楼打地铺的年轻人下楼来

William 还要在腊八山小学待半年，他在对当地进行一个调查，调查报告会交给香格里拉志愿者组织，如果被管理者认可则会对此地进行资金援助。William说他在腊 八山村结束调查后会去德钦找一所小学继续调查。他跟着村民向导四处翻山越岭地调查，在高原上爬山却从不主动叫停休息，长期下来走得不比村民慢，向导们都很 佩服他。他说他对这个乡的情况摸得比这里的乡长还熟。高原的太阳晒黑了他的皮肤，披着长发，他看上去也许有一些蛮族气息。他去城里买东西人家都不相信他是 外地人。这篇迟迟出来的额外的报道，也许算是我交给William的一个作业，也算是我明日离京赴兰州的序幕了。

老子说，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为婴儿。我开始疑惑在这样贫穷但感恩的生活里的他们是否需要被外界强力唤起。明年我和朋友相约去维西进行志愿教育的时候，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文中所附照片均为作者摄，点击察看原图)

艾滋村不是动物园—— 一位NGO工作者的呼吁

作者：化之


一

中原的许多艾滋村都有大约二十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十年多里，这些艾滋村接受了许多人的访问。其中，有记者，有好心人……这些访问者在请当地人作向导的时候，会经常做一些允诺。访问者们说，我们的报道会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访问者们说，当外面的人知晓这里的情况，大量的捐款就会改变贫穷的状况……不过，对于艾滋村的村民来说，这些允诺了的“改变”，成真者寥寥无几。

来来去去，访问者终究是访问者，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他们终究会回到他们的生活，留下那些艾滋受难者——那只是访问者记忆深处一段难得的经历、一些特殊的映像，他们兴许会对人谈起“那些艾滋村……很苦……真的很苦”，他们也许会想起在简历上添上这一笔志愿服务的记录。更多的时候，这些记忆或许会转变成一篇考察报告——对于每年来自二十多所大学的学生而言。

而我也将要成为一个去“考察”的学生。当我坐下来听一位资深NGO工作者Joe（化名）说完上面这番话，我不禁问自己：“我去，为了什么？为了简历？为了报告？为了感受另一种生活？为了了解社会？还是……”

一边想着，我一边听着Joe这样说：“我们有没有站在艾滋受难者的视角上想过？他们一次又一次从允诺中看到希望，泪花里的希望、坟堆上的希望啊。为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的艾滋身份暴露在镜头前，一次又一次地揭开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伤疤，一次又一次地冒着被官府恐吓惩治的风险与压力，然后他们望眼欲穿地期待……可是……”

于是我继续问自己：“是啊……抑或，我去，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那些活生生的正在受难的人们？嗯……那么，等我回来，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Joe并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或者方案，但他的谈话却让我深深反思，更让我获得某种启迪。

二

Joe说，要去，便要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听说我们要去河南，他谈到：在河南，艾滋是政治敏感的词汇。虽然中央政府的卫生部副部长表态“政府是左手，NGO是右手”，但在这个中国艾滋肆虐最严重的省份，绝大多数国际性的大型NGO（包括克林顿基金会、无国界医生等等，不少已经在其它省份扎根）却都不见踪影。只有当地人自己的民间草根组织才能顽强地生存下来——然而也依然是在高度的监视和威胁之下。

事实上，在河南的艾滋重灾区，不用说金发碧眼的外国访客，就是乡音相异的不速之客，都会立即引起注意和“照顾”。因此，要去那里，就必须认识当地人，化整为零，悄悄进村。如果你的到来为官方所知，那么从你早上离开住处一直到晚上睡觉，都会有专人陪同向导，让你觉得政府已经做了所有必要的事，而且做得那么到位——河南不需要你再操心。Joe最后以寥寥数语说明，当地吏治腐败之程度远非我们所能想象，背后的政治势力更是惊人。（后来我上网阅读了一些调查报道，震惊沉痛之余，也旁证了Joe的说法。读者自可参阅文末所附链接。）如此一来，外面来的“好心人”再允诺云云，又能如何？

三

Joe拿他自己的经历，向我现身说法——可以不是新闻调查、不是大型捐款，但却更能实实在在地帮到受难者：

他首先跟着当地草根组织的志愿者，一家一家地做“家访”，去了解艾滋家庭的实际需要。在家访中，Joe和志愿者们发现，艾滋家庭的孩子，心理状态往往非常不好。因为家中有人患病离去，这些孩子被视为身带厄运、“晦气”，没有别家的孩子愿意和他们玩。他们默默忍受着歧视和隔离，寡言而自闭，常常一个人偷偷地躲在角落里哭。许多家中父母双亡的孩子，或是独居，或是辗转住在不同的亲戚家。而即使在亲戚家，他们也常常处在半隔离的状态——他们必须与亲戚家的家人分开吃饭分开睡，而他们也依然没有玩伴，无人说话。（否则，没有人愿意与亲戚家的孩子往来。）

于是，Joe和志愿者们想到可以成立一个笔友会。让城里的大学生和孩子通信。通过文字，这些孩子可以说出他们久憋心头的话；而书信往来，大学生便可以给予他们心灵上的鼓励，可以和他们说说外面的世界……这个方法，不需要特别的资金，只要请大学生每次附上回信的信纸、信封和邮票。而三年级以上的孩子，都会写信，都能参加。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0多对笔友在互相通信。Joe和我说起其中的一个曾经十分自闭的孩子，她的父母在七个月里相继去世。通信以后，从来不笑的她，终于露出笑容，而且慢慢变得快乐开朗许多，和以前判若两人。

四

当然，光靠这样的心灵扶助当然远远不够。Joe在家访中意识到，村里的艾滋家庭还是缺钱，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来说的一小笔钱，很可能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莫大的帮助。

比如他们遇到的一个女孩，吃了国家免费提供的抗艾药物以后有副作用，十分难受。去看病，医生说需要花200元钱照一张X光肺片，可她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作罢。结果志愿者们为她付了这200元，帮助她渡过了这一关。

又比如一家父亲死了，按照村里规定，只能火葬。不火葬，就没有死亡证明书，不能享受孤儿的免费上学待遇，孩子们的学业和整个未来都因此受到影响。可他家里拿不出800元火葬费，怎么办？

基于这种考虑，“紧急救助基金”(Emergency Fund)应运而生。这种援助模式，诞生在底层的观察与实践中，为的是尽可能及时地满足艾滋家庭特别紧要的需求。它不同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从上到下的政府模式，不简单关注于总额的大小，而强调援助资金的落实与效用。

五

Joe说，深入了解越多，他越知道在原来那种传统的捐钱方法之外，有更多可以帮到艾滋受难者的地方。而且这些非传统的方法，更需要不一样的理念——不是以一个施舍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为艾滋受难者考虑，从了解他们的需要开始。

还有很多事例，Joe说他无法归纳。因为艾滋家庭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他们更需要志愿者亲身协助、具体应变——

比如有一个孩子因为家里没有钱，上不起城里的中专，志愿者家访到她家时，离报到期限已经晚了5天。他们便带着这个孩子到城里，向学校的领导再三请求，最终获得同意，享受三年补助。这个孩子放寒暑假回到村子里，便志愿给村里的孩子上课。她说，她的理想就是将来回村里做老师……

六

我还不清楚我们的考察经过重新规划和组织会是什么样，但我想起了Joe曾提到的一幕，便隐隐知道一些路向：

一个参与过笔友活动的大学生随着她大学的考察队下到村里，当其他同学到村庄四处走访时，她却说什么也要留下来，要珍惜这宝贵的一天，因为她只想和她通过信的小朋友呆在一起，说说话。

因为她到这里来，是见一个和她有感情的人。这个小朋友，就好像她的弟弟，她照顾他，不是一天、几周，而会是许多年。

这是她的亲人。


说明：
在河南，仍有一些处在非重灾区的地方政府，对民间艾滋救助工作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艾滋正在不同程度蔓延的其他省份，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安徽、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以及云南的地方政府，对外来援助者都远为开放。希望以上说明能为有意援助者提供一丝信息。

相关信息链接：
《中原纪事》（独立纪录片，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执导）
《三联生活周刊：血祸——走访河南“艾滋村”》（2001年9月），转载在：
http://news.sina.com.cn/c/2001-09-05/348657.html
《南方人物周刊：河南上蔡县防艾经费流向调查》（2006年8月）转载在：http://www.nanfangdaily.com.cn/rwzk/20060811/tbbd/200608230022.asp
《BBC中文网：高耀洁拒说假话 飞往美国领奖》（2007年2月）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6390000/newsid_6392100/6392139.stm
《南方都市报：高耀洁：“中国艾滋病问题主要是卖血”》（2007年3月）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jwxy/200703200079.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