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专题之六：就象一张破碎的脸——对城市建设趋同性的一点思考

作者：一格

城市的中心广场，四周商厦林立，天气躁热。汽车鸣笛不断，人流熙来攘往。即将拆迁的铺子里播放着高亢的女声：“各位顾客，本店正在进行清仓大甩卖，所有商品一律10元。请您不要犹豫不要徘徊。徘徊犹豫，使您错过机遇；犹豫徘徊，您就等于没来……”。年轻的情侣在肯德基快餐店里躲着清凉。路旁的每一个隔离墩上，都坐着表情倦怠的人。忽然间，我脑中就想起了蔡琴的女中音，“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象一张破碎的脸”——

这是2007年7月7日的甘肃兰州。一种强烈的感觉袭来：这城市，有一张破碎了的脸。

近几年，国内走过不少的城市。大至省会级的太原、成都、广州、长沙；小到县、市级的湖南吉首，福建崇武，山东菏泽；既有沿海开放的深圳、厦门、泉州，也有深处内陆的呼和浩特、银川、西宁，还包括典型旅游城市如桂林、凤凰、丽江、敦煌、都江堰……仿佛每座城市总有两个面孔：一张脸是他们闻名天下的自然人文景观，例如厦门的鼓浪屿，桂林的漓江或者长沙的岳麓山……；而另一张，过目之后，印象则模糊不清，因为它们是那样的千篇一律——一个火车站， 一个广场，一条或自然或人工的河，几幢商业大楼，几条主干道，外加个传统标志性建筑（通常是古塔或者钟楼，实在没有，可以新建筑代替)——组成了城市的骨架。而填充期间的，往往是相同的品牌连锁——几年的功夫，从美特斯邦威麦当劳到法国鳄鱼哈根达斯，已经是遍地开花了。[左图：呼和浩特市中心，王府井百货、北京同仁堂、麦当劳……应有尽有]

也许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城市面貌是经济发展、消费水平提高、内需扩大的表现；从建筑学的角度讲，这些城市是现代建筑蓬勃的试验场；而社会学家则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果。

可是，在这速度惊人的发展以外，我还看到了某种让人失望的趋同性。是的，我们的城市在变得越来越像。如果说一些老城市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不得不”保留其固有的特征（例如依山而建的楼阁，沿河流方向蜿蜒的街道），那么那些以农村征地为基础的新兴城市，在建设中就是“毫无包袱，轻松上阵”——路是越宽越直越好，楼是越高越“闪亮”越好，商店是越多越好，广场是越大越好。不管是塞北还是江南，建筑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互动越来越少，制造手笔如出一辙。即便是旅游城市，看景也成了“买景”——因为绝大多数自然人文景观已经被圈起来，出售门票，不能和整个城区融为一体。

对于老城，政府一般是进行改造。挖沟，砍树，道路拓宽，平房拆迁，等到砖瓦水泥砌注停当，再补种上几株小树苗，作为新的行道树。也许等到这些小树能够遮荫的时候，新的一轮拆迁就又开始了。还有不少城市，更是直接在老城旁边重新起一座新城。起新城的目的各不相同，比如大理、丽江、凤凰等为了保存古城的风貌，而银川、安阳、郑州等则是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颇有“显示政绩”之嫌。令人遗憾的是，新城的规划设计，往往缺乏地方特色。[右图：湘西凤凰也有“中关村”]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担当过城邦国家的角色，亦不因手工业和商业目的而起源，它的诞生，从夏商时期开始，就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此后，城镇一直保留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功能——先天上，我们的城市缺乏个性化的欲望。

而“后天失调”指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笔直宽阔的马路、规模庞大的购物中心、集中的娱乐休闲场所给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言而喻的好处。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指挥棒下，一切为“效率”、“形象”让路，那些看起来“土气”的旧房屋、旧街道、旧景观理所应当地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覆盖着瓷砖或反光玻璃的“气派的”高楼和没有一棵树遮荫的柏油马路。

在龙应台教授主持的一次名为“我们的城市怎么了”的沙龙上，来自东京大学都市工学研究所的西川幸夫教授讲道：“城市重建不应当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考虑——单纯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为目标——而要是进一步强调城市结构、城市的历史遗产历史文化的积累，以及城市文化格调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不单单体现在历史建筑物或者纪念碑上，如何制定街道模式、街区生活、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即便是人行道地面也是文化的表现”。[左图：银川市鸟瞰]

　

避免趋同性，保留城市容貌的文化个性，其实是在维护一个城市的身份认同感（Identity）。从人文的角度来讲，城市中那些别具一格的景观，那些全世界“独此一份”的建筑风格，是曾经或者正在生活于此的人们的集体记忆。在这个流动性异常巨大的时代，迁徙着的我们也许不再有执于故土的地理乡愁； 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了对于一座城市、一条街巷、一所大院儿的感情，来抵御过于绵长的空间轨迹所带来的身份焦虑——这是我们难以割舍的文化乡愁。

电影《三峡好人》的长镜头一次次地留给了水位不断上升的奉节县城（即白帝城）。移民登上客船，汽笛告别码头。浪奔，浪流。三峡大坝蓄水所淹没的，不仅是奉节人的故土——朝辞白帝彩云间呵——这里，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故里之一。现在，它已经从空间上消失了。也许，广袤的土地，城市星罗棋布，我们还能从其他地方找到不少集体回忆。但是，在我足迹可达的许多城市，当地的集体回忆，也正在慢慢地，慢慢地逝去。如同北京城的许多胡同，在推土机的包围下，轰然倒塌在我们的睡梦中……

《三峡好人》剧照：即将湮没的奉节老城

在香港，天星、皇后码头的拆除引起了许多普通市民的抗议。因为这两个码头的意义，远不只交通枢纽那样简单——它是几代港人奔波与奋斗的集体回忆。它不是冷冰冰的建筑，它关乎活生生的人。虽然，保育人士的奔走呼号没能有效遏制政府短视的填海工程，但是关于古物保育的法案已经被要求检讨——法律，在香港，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

其实，维港两码头不过几十年的历史，而在内地，我们正在失去的，可能是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才沉淀下来的有形的街巷和无形的建筑理念。也许只需要十几年，他们就统统不存在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着似曾相识却破碎模糊的脸孔，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就达到了终极意义的和谐呢？那时候大街小巷或许再看不到“拆”字，而都粉刷以新的口号：

破碎即完整。

共性即个性。

统一即和谐。

……

我想，一个城市的建设，真的不应只是政府和房地产商的事情。

2007年8月于蓝旗营

城市专题之四：一人一座城——《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城市观照

[编者语之四]

在路上，一座又一座城市迎接着人们。他们实在是太多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触摸到你的视线。太阳在一些城市刚刚升起，一些城市的黄昏已经到来。一些城市的土地因缺水而干裂，另有一些却非得忍受涝灾的侵蚀。年轻的城市在野心的刺激下灼烧着自己，嗞拉拉地冒出白烟。老城却在这弥漫开的烟雾中睡着啦，他们的身上会带着些伤疤，那是灼烧后留下的烙印。

[第四篇文章]
一人一座城——《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城市观照

作者：Nichole


(文末附剧情简介)

飞驰过高架的车里，姨妈透过车窗远远望见霓虹繁华的高楼大厦。那一刻，她意识到，这个城市她仿佛从来就不曾介入过。热闹是别人的，她什么都没有。

这是一部关于城市的电影，而这城市却相当于一个流动性的主体多过于一个外在既定的客体。每个人带着自己既定的身份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程度介入城市，而城市的瞬息万变又从最大程度上阻碍着一种确定关系的建立。易于触碰却不可渗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座城市。每一种认知都是一块碎片，零零总总，稍纵即逝。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所呈现的那一个又一个上海，每一个都是真实的，它切实地影响着每个人；每一个又都是虚幻的，因为它只存在于人的心中。

上海1 – 姨妈的上海

姨妈是电影的主线。一个回沪知青，生于斯长于斯，无奈时代动荡，她被迫离开家乡。国家政策改变后，她抛夫弃女，只为重回她心目中的故土。上海似乎是她的一切，哪怕她在此没有亲人，哪怕她在此已是过气，她依然甘愿死守这“上海人”的身份。

在上海，周围的人一个个如过客般出入姨妈的生活，他们闯入、暂歇、又离开，每一段到最后都不免留下点唏嘘感叹。这种人与人的交汇分叉是城市里最典型的生存状态。城市太疏离，看不清彼此的真实面目；城市太匆忙，认知的程度赶不上变化的速度；城市太上瘾，impossible to live and impossible to leave。可以说是受了挫伤了心，悲观地，也可以说是反了省落叶归了根，平静地。不论好坏，选择离开是姨妈某一程度上的觉悟。觉它：这个城市是否还是她想象中那个值得万般眷恋的家乡？自觉：她要的是什么，而哪里才是她适合生存的地方？

结果是姨妈回到了当初插队落户成家的第二故乡，一个没落了的工业城市，鞍山。姨妈不再路见不平仗义出头，而是安稳地坐在路边摆着小摊；不再对晚辈的生活指手划脚满口教条，而是充耳不闻顺其自然。乍看之下，姨妈似乎变得消极颓丧，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每个城市有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姨妈似乎做出了妥协，但退一步何尝不是海阔天空。


上海2 – 水太太的上海

水太太是姨妈的邻居，某一程度上也是姨妈的一个对照。她是个彻彻底底的上海人，具有一些典型小市民的习性，有点造作矫情，喜欢攀比，喜欢炫耀，喜欢窥探。她有点钱，讲究品位，追逐潮流。

但水太太的上海并不比姨妈的上海来的美好。她是个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唯有猫儿相伴。也是城市飞转下被抛开的人，孤独而脆弱。于是当她唯一的伴侣，那只小猫，也不见的的时候，她的结局显得格外凄凉惨淡。她渴望陪伴，芝麻点的小事都爱去姨妈那吐露，或是抱怨，或是自夸，或是刺探。表面上看来和姨妈较劲，但也许姨妈也正是她仅有的可以说几句话的伴儿，这伴儿哪怕不是“友”，是“敌”都是可以带来宽慰的。

水太太的上海，是情感上的空城。她始终渴望一种介入感。她说手机方便，劝姨妈也搞一个；她喜欢窥探姨妈的生活，她蹑手蹑脚，问长问短。而这种尝试最终只是徒劳：这城市里的人永远只愿表露出光鲜的那面，卑微残缺的统统留到后门的弄堂。

上海3 – 老潘的上海

潘知常是全片的一个谜，观众无法得知他究竟是不是一个骗子，观众也无法得知此人的来龙去脉，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只知道他风流倜傥谈吐不凡，让姨妈无法自拔；只知道他甜言蜜语噱头摆足，让姨妈招架不住。他的书卷风雅让姨妈觉得找到了分享清高唯美的伴侣。
他不时来点小情调，不时换点考究衣着，不时透露点凄惨身世搏人同情。

风流文雅，带有浓重怀旧气息的精致考究——姨妈迷恋着的潘之常是这所城市的一个化身。只可惜姨妈的这两种感情都成为了一厢情愿。潘知常的离开让姨妈回到丈夫身边；上海的遗弃把姨妈送到鞍山。或许优雅绝美只是空中楼阁，粗糙平凡的才是生活的本质。

上海4 – 金永花的上海

金永花是姨妈慷慨收留的外地务工人员。对于上海，她是彻头彻尾的外来人，在城市的夹缝里求生存。这个矛盾的小人物，却生动展示了这个城市里千千万万的外来人迫于生计的无奈。女儿的绝症对金来说犹如灭顶之灾。姨妈作为这个城市的代表，以宽容同情接受了她。但金却触犯了这个城市的尊严，她没有踏踏实实地以自己的劳动来换取驻足这个城市的资本，而是在街头玩起了骗术，尽管并非出于恶毒的动机。姨妈的道德观不容许这样的沙子，把金赶出了家门。金最后的下场具有十分的悲剧色彩，她为了女儿早点超脱狠心下手结束了她的生命，自己也进了监狱。一切好像一个极大的讽刺，法律和规章似乎是人类高度文明的产物，却往往弃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于不顾。而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体现，亦是如此决绝地不酌一丝情。城市里的生存法则，不全是公正，也不全是合理，若要在此驻足起家，必是要细心揣摩和自我打磨的。



电影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团体或一种现象的缩影，没有绝对的黑，也没有绝对的白，人人都存在于一个灰色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近距离微妙的周旋，又有着远观宿命性的疏离。心存对沟通介入的渴望，却又迫于过往和外界的种种习惯性的束缚，而产生无尽的平行交错，终究难以融聚。而这每个人的上海，都是真实的上海，但却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上海，犹如盲人摸象，不可抗拒的盲点阻碍着完整的认知。

这是属于任何人的城市，这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城市。

剧情简介：

小男孩宽宽假期住到了回沪知青姨妈家。姨妈的小气却又清高让宽宽觉得难以相处。同时，宽宽邂逅了飞飞并遭遇了懵懂的爱情，欲帮其骗取姨妈的钱去整容，却被姨妈报警识破。姨妈遇见了老潘并坠入爱河。为了避免邻居的闲言碎语，老潘和姨妈误杀了水太的爱猫。伤心万分的水太骤然离世，而姨妈也意外地发现老潘偕同她的继续一并消失。另外，姨妈收留的外来务工人员金永花，也被发现在外靠骗术诈钱。经历种种变故的姨妈病倒在床，女儿由鞍山前来探病，并表现对姨妈当年抛夫弃女的埋怨和伤心。姨妈决定回去鞍山，重新生活。

城市专题之五：香港一窥

作者：化之



摩登都会与开发逻辑

我们港大内地本科生必修一门中文课，其中有一次出外考察文化遗迹。一行数十名同学，由一位本地老师带队，坐车到港岛南端的旅游胜地赤柱。

一路上，除了提及一两个文化景点，老师最津津乐道于有关富豪的林林总总：
“你们看，这个肯定是高级住宅，几十万”；
“每天六点李嘉诚从这里进去打高尔夫，以后就是你们在这里打啊”；
“这是只有富人才来的地方，展厅里的那辆车XX万”；
“这就是当年张爱玲谈恋爱时常来的酒店……没想到一杯橙汁就要XX元，后来我再也不敢进这个门了”……
这样，大家有说有笑，车上气氛融洽。不过，听到最高学府中文系的老师如此世故地侃侃而谈，我还是有些不适应——或许，这就是香港，这就是摩登都会？

下车步行，我们路遇一处置地商户，老师停下来，和大家对着门面玻璃上贴满了的地产报价笑谈了好一会儿。我站在拥挤的人群外，注意到商户所处其实是一串老式两层民宅，不过改装了门户，和它紧连着的，是一处阴暗而又逼仄的楼梯，楼梯旁狭窄的空间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面容憔悴地守着一个杂货铺……楼梯的另一边，却是一家门面翻新、时尚豪华的美体护理中心……稍后我向老师低声指出这鲜明对比，想听听他对这个城市贫富反差的分析批判。不料老师却拍拍我，微笑着看着我，随口答道——“所以要发展啊！”

老师的话在我耳边回响。“发展……发展”——我不禁想起龙应台教授的一番话：
"在香港，经济效益是所有决策的核心考量，开发是唯一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固执的信仰，人们不再去怀疑或追问它的存在逻辑。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你觉得香港很多元吗？不，它极为单调，因为整个城市被一种单一的商业逻辑所垄断。商厦和街道面貌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还是太古广场还是置地广场，一样的建筑，一样的商店，一样的货物，一样的品味，一样「欢迎光临」的音调。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见物品看不见人，物品固然是一个品牌的重复再重复，售货员也像生产线上的标准模。连咖啡馆都只有标准面貌的连锁店。"（《香港你往哪里去？——对香港文化政策与公民社会一点偏颇的观察》）

殖民历史与文化沙漠

无疑的，香港今日这样的物质成就与商业制度，殖民者功不可没。但正如龙教授所言，除了这些，香港在其他方面似乎显得苍白而贫乏——香港“文化沙漠”的称号也许并非空穴来风。然而我却不解，一个居住着活生生的人的城市，怎么会没有文化、没有精神、没有灵魂呢？

且看龙教授揭开隐在“回归”这一政治话语背后、被遗忘了的殖民史烙印——
“殖民者并非仅只不重视被殖民者的文化，他原则上不重视文化，因为文化是思想，思想势必意味着独立思考和价值批判，这些都是对统治的障碍。[……]开发是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开发所得，丰富了他的母国[……]至于开发是否牺牲一些其它的价值，譬如社会公义或历史情感或造成文化的虚弱，他不必在意。”（出处同上）

容不得我慢慢思索，我们一行已来到一家建于近古建筑之内的惠康超级市场，楼内货架林立，与一般超市并无二致。不料这楼却是香港现存最古老的警署建筑。深究下去，因海盗一度肆虐，早期港岛最南端的前哨指挥站就建在此处；而这幢建筑更曾经是1941年抵抗日军侵略最顽强的阵地之一；日占时期，日军将它用作分区总部，并在旁边加建殓房（停尸处）……这栋建筑，曾经见证了多少血雨腥风，见证了多少壮士义躯！

可而今，这里只是一处柴米油盐、日常交易之处——一块不起眼的史迹铭牌，鲜有问津；几张镜框中的历史照片，半隐在高高垒起的卷筒纸后；这里的古物除了被店员嫌为碍手碍脚，还会引发谁的关注、谁的思考？

功利心态与内地现状

不止文化遗迹“荒漠化”，民众的普遍心态与价值取向更趋于经济功利——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陈冠中先生这样描述他这一代香港人（也就是现在正处中年的社会中坚群体）——

“我们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们爱钱。”（《我这一代香港人》）

这样的“香港心态”的形成，和殖民时代的思想文化政策、以及长期被压制的批判性政治诉求与政治人才成长空间（于是只剩“赚钱发达”一途）肯定息息相关。但其他因素，如陈冠中先生所指出的——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也不容忽视。

在这门中文课上，也有讲者试图论证，今日香港“功用实利”的社会文化，受最初渔村的日常实践影响甚深。我同意早期习惯与文化在今天必然或多或少以某种方式遗存。然而，我们必须警惕利用“先天基因论”以偏概全，略去可能影响更大的近现代“后天”政经因素。比如罗永生先生就指出著名的“功利家庭主义”(utilitarian familism)理论，未尝不是“把社会一段时间的相对沉默，抽象化为香港华人文化特质”（《告别奴性的一天》）。故而面对所谓“东亚价值”、文化差异、民众素质论者，我们亦当三思而慎取——表面上的某种特质空白，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掌权者长期压抑（甚至愚民）的后果？

最后我想指出，九十年代以来的内地和七十年代的香港至少在这一点上相似——一个因政治而文化空间畸形成长的社会，同时又经历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更令人忧虑的是，世纪之交，跨国资本、“市场化”改革（及新自由主义）与消费文化等，正对人道人文、社会承担的价值进行着一场更为隐形与深刻的合围。

而这，也许更值得这门课的学生——内地来港学子的深思诘问——甚至比思辨更多的。

[补充]

本文经作者交付编委阅读后，在编委会内部展开了一些讨论。
现将部分评论辑录于此，供大家参考。

评论者：Gill

——感觉赤柱警署这例子稍稍有些勉强。就个案本身来说，警署改成超市的决策过程没有交代。是不是改成超市就表明有功利心态呢？是否像国内古迹一样收门票养起来就没有功利心态呢？港人夸他们的文物保育，肯定要讲美利楼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否也该考虑一下呢？

——从大而空的方面讲（这个我随便说说），我对功利-文化二元对立的这个presupposition总是有点怀疑。把文化有意无意地等同于多元（从你的引文看，我没有核对过龙应台的全文），这我也不同意。

——再者，什么叫开发逻辑呢，是不是有点像龙应台说的文化政策？你无疑认为存在着一种正确的逻辑或政策，那么它是什么？（它有可能实现吗？）即便不能面面俱到地阐述，我觉得大致勾勒一个轮廓或者指一个方向还是有必要的。

城市专题之三：行会制度与城市的自治：明末清初的行会及其衰落的原因

[编者语之三]

城市与迷宫的意象交叠起来，城市因此变得暧昧，因此变得模糊。对于不甘栖身于迷宫中的人们，这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路从脚下向各个方向延伸，他们相信总该有一条通向那真实且唯一的城市。在这条路上,迷宫会塌陷。不确定性消失后，互不相识的旅者会在这路上相遇。

而这样的尝试并非刚刚开始。有人曾骄傲地用历史将城市串进时间的脉络，用土石将城市构筑在平铺开的图纸上，最后，用文字赋予每一座城市以不同的称号。藉着这些，寻路的人们知道自己并非孤独。


[第三篇文章]
行会制度与城市的自治

作者：李彦

说到行会制度，我们很快就能联想到中国在晚清明初江浙地区所盛行的一种商业经营与联盟的模式。行会制度的兴起与商业集市的壮大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江浙一带在明末时期出现了以家庭作坊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手工业劳动，主要以生产布匹、麻绳、耕地工具等简单的日常生活劳动的物品。虽然这些家庭作坊与当代的民营企业，无论从规模和资本投入的角度，都无法同日而语，但行会制度的出现，恰恰与小规模的家庭作坊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谓行会，通俗地讲，就是以一种商品、行业为主而联合在一起的商业经营、合作同盟。比如明末在浙江地区就出现过以日常农具为主的乡镇行会。行会一般有自己内部的组织结构，比如行会成员会推选一名精明能干的人担任“行长”，相当于一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此外行会成员还有不同的分工，有一些人主要负责吸纳新成员入会，一些人负责联络买家、开辟市场，另外也设置人员与官方保持联系，了解政府的政策导向。一个小规模的乡镇行会也不过就十几个人，但发挥的作用却不能低估。以粮食为主的行会为例，如果加入了行会，那么自己生产的剩余粮食就有了相对有保障的销售渠道，并且行会是讲究诚信、公平的组织，一旦自己所属的行会在地区的集市或者市场里建立了良好的信誉，那么商品的价格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偏差。此外，相对于形单影只的“个体经营户”，行会因为有一定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力，所以与地区政府就有了更充裕的讨价还价的余地，尤其是交纳的税款和税种。当然，行会也有不利于公平竞争的一面，比如形成地区垄断进而挤压个体商户的经营空间，迫使他们缴纳高昂的入会费以换取自存，还有行业性质相同或者相似的各个行会，则会采取非正当商业竞争的手段以窃取彼此的商业秘密，比如经营高档手工业品的行会常常需要提防无处不在的行内“商业间谍”。


为什么在中国行会制度仅仅是昙花一现，我想大概于以下三个社会和政治的因素相关：

抑商重农。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赖以维系的便是大批被束缚在田埂里的自耕农和佃农，他们构成了中国中央和地区政府赋税的主要来源。我们知道，物物交换只有在生产出来的物品有剩余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虽然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江浙地区农民在丰年的时候已经可以在满足自己需求和交纳佃税之外，在家中囤积不少的粮食，但是他们仅仅可能在赶集的时候运少量的粮食和农产品去街市售卖。通常情况下，农民愿意将自己囤积的粮食以比市场稍低的价格卖给所谓的“贩子”。这样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便有了一个中间环节，所以那些以粮食为行业的行会成员，仔细考察一下，竟大多不是地道的农民，而是在其中穿针引线的“贩子”。行会需要通过牟利才能生存的，如果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贩子便很难从农民手中套的廉价的粮食和农产品，而遇到丰年，虽然商品来源不成问题，但容易形成地区供大于求，因此就需要转销外地，这无疑增加了成本。至于手工业，政府除了能从手工业者身上征收人头税之外，便很难有其他合法的征税渠道了，因此相比与农业，手工业虽然很重要但却很难向政府官僚们贡献实际的利益，而手工业的行会则更增加了政府的忧虑，因为这些行会很有可能威胁到一些官办专营行业的实际利益，比如制盐业等。在重农抑商思想主导下的中国城镇社会，一方面以农为主的行会不是以农民为主要的协作群体，另一方面手工业的行会则收到政府的排斥和挤压，所以行会的没落确因情势所致。

交通不便。在明末的中国，所谓有能力进行跨地区大范围运送物资的唯有政府和财力雄踞一方的大户。比如漕运，运输所用的船只大多是官船，由中央或者地区政府拨付公帑，雇佣一批船员运粮。为了避免漕运中的腐败，一般需要派一名专职的大臣或者地方高级官员负责监督和审察。漕运所需的运资是相当可观的，比如京杭运河沿岸的一个省份发生了旱灾，需要中央政府赈灾救济粮草，也许运送这批赈灾物资所需款项还不如运送的成本。路上运输虽然普遍，但对于行会来说，只有小范围的短途运输才是可行的。一是道路不便，那些道路状况稍好的驿道是皇家专用的，老百姓只能走羊肠小道。二是运输工具所限，即使畜力可以拉上几百斤的粮食，也不能指望这些粮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山西拉到直隶。三是劫匪和大盗，如果一个小行会运一批物资还得请镖局的人帮忙，恐怕成本就太高了。

行会精神和商业道德规范的不成熟。既然是一个联盟，就应当有联盟的规定和崇尚的精神，在行会也要遵守基本认可的商业道德。明末清初的中国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仅仅有了某种类似“资本增殖扩大”的苗头，产生了非常简单的雇佣关系，但比较西欧12，13世纪的热那亚，都灵或者米兰，则维系行会生存发展的条件显然还不够成熟。
举例来说，西欧中世纪的行会已经有很强的技术性和职业性，除了手工业行会和农人行会外，还有商人行会、海员行会、猎人行会、画家行会、教师行会等，当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比如手工业和商业就存在着重叠。技术性和职业性带来的好处是行会能够从一个临时合作的组织演变为稳定的、专业性极强的社会群体。既是由众多成员组成的群体，就必然需要成文的规范、律令、规则等保障行会利益的契约，尤其重要的是商业信誉和公平竞争。在行会内部，私有制观念受到尊重，私有财产下的个人利益成为大家商议决策下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一方面促进了行会内实行平等、民主的原则，另一方面关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和物权关系的界定也成为城市重要的立法对象。这不能不说得益于罗马法深远的影响。此外，地区与地区间的行会常需召集在一起商讨、决议，以避免因为彼此隔阂而导致内耗或者过度竞争。根据《汉撒同盟史录》的记载，1572年，汉撒同盟的各个城市正式承认各行业有定期召集会议和作出决议之权，只要这些决议不违反城市关于货物质量的法令。据说，面包师、铸造师、五金匠、制革匠、刀剑匠和桶匠都举行这样的大会，像汉撒同盟一样，这些大会是带有一部分国际性的。在12，13世纪的中国大概还找不到如此成熟的行会精神和商业道德规范。

城市自治的缺失。中国的城市，如果上溯到城市的形成，行政性目的要远远比商业目的重要， 城市的主要功能是管理周边地区而非商业贸易的中心，所以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之下，城市自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从中央贯穿到地方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严格将所有的行政枢纽都纳入绝对的管辖之下。这也是城镇行会不能生存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谈论明末清初的行会，目的是想借分析行会制度在中国的衰落来反观西欧中世纪行会勃兴的内在驱动，并且在史料佐证的基础上探讨行会制度与城市自治间的联系。我将在第二篇文章中论述之。

城市专题之三：行会制度与城市的自治：从商业的复兴到自治城市的兴起

作者：李彦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谈到了中国城市的兴起大多是因为政治或者军事的需要，商业的因素只是催化城市向更加成熟完善的模式发展，比如商人的定居和流动就形成了相对比较固定的集市或者商业区，我们可以从唐朝长安的城市设计规划图中看到了城市的中心商业区，比如西市和东市。虽然这些商业区就城市的整体规模来说算不了什么，但从《唐史》以及唐朝的一些文人作品中，我们便可发现商业的兴起随之伴随着一个市镇及其周边地区在地理和文化上的改观：如商人的来往和定居使酒肆店铺有了稳定的客源，在市镇商业区的周围往往云集了不少所谓的副产业，如娱乐场所、赌场甚至于青楼。商业的兴起势必将会对传统儒家的观念形成挑战，贵族和士绅群体在儒家的文化熏陶下，认为商业活动中充满了利益的险恶勾当，商人不仅唯利是图，甚至不惜用可耻的欺诈行为来骗取他人的信任与钱财。这种对商业的偏见显然与道统下的君子之风、浩然正气相互抵触。但是，如果是巨富一方的大商人，则不必忧虑来自社会的道德压力，因为凭借雄厚的财力，大商人不仅可以掌控一个地区某一商品的绝对垄断，而且在政府官员中也有相当的势力。所以，小商小贩只能在政府的条条框框中小心谨慎地做生意，而大商户则可以频繁出入县级官员的官邸，家里的宴会也可邀请到社会的名流和高官。因此，中国的商业文化依附于权势和政治利益的现象恰好证明了官本位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深于臣民社会中，而城市的发展则为这种自秦汉便深深扎根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最佳的注脚。

西方中世纪的历史也不能完全理解为商业从萌芽走向成熟的过程。自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地中海周围皆被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游牧蛮族所占领，罗马诸省变成了日耳曼诸王国：汪达尔人定居在非洲，西哥特人横行于阿奎丹和西班牙，勃艮第人在罗纳河流域，东哥特人在意大人。原先统一的强大的罗马帝国已经分崩离析，繁荣的商业往来也因为蛮族的入侵渐渐走向衰败。昔人被罗马人骄傲地称为“我们的海”的地中海，自五世纪之后的几百年一直被不同王国的战舰所把守，海上的交通航线不仅受到军事的威胁，同时也被悄然崛起的海盗集团如萨克森人觊觎。虽然帝国的光辉已经褪去，但海依然是城市兴起不可替代的原因。西哥特人扼守了地中海在当时唯一的出海口直布罗陀海峡而雄踞一方，高卢人遗憾他们没能在地中海的沿岸分得一杯羹。自克里特文明和迈尼锡文明将对大海的崇拜植根于他们的工艺雕塑和美术作品中之后，海就成为欧洲商业文明兴起的摇篮。我们能看到腓尼基人如何从容地与迦太基和加泰罗尼亚的居民进行商业贸易，威尼斯、埃及、马赛如何得以于商业的发展而崛起。当然，中世纪商业真正的复兴自十世纪起，自此之后，从维京人寒冷的北温带到地中海气候显著的罗马城，从抵挡凯尔特人骚扰的哈德良长城到日尔曼人聚居的易北河，欧洲文明似乎就在商业蓬勃的发展中超越古老的黄河和印度河文明而走在了前端。

自十一世纪起，商业进入全面的复兴，这个复兴是在两个策源地的影响下开始的，一个策源地位于欧洲南部，以威尼斯为中心，另一个在欧洲北部，主要集中在佛兰德海岸（Flemish Coast）。东罗马帝国虽然定都君士坦丁堡，可一直对昔人广袤的领土念念不忘，一伺地中海沿岸野蛮民族间发生争端而兵戎相见，就立刻派军队收复失地，首要的便是罗马城。这里不仅是一个帝国权力的象征，而且成为天主教教皇的管辖之地。值得一提的时，此时乃是天主教欣欣向荣的年代，欧洲很多军事和商业重镇都安排了主教作为联系信徒和罗马交往的代表，而更多的神职人员则下驻到乡村或者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一个城镇中最为荣耀的建筑如果不是市镇广场就是以大理石精心雕琢而成的教堂。虽然，此时中南欧地区已经较前几个世纪安定了许多，但对于以商业谋生的少数人来说，只身一人携带名贵的手工业品或者织质品漫游于各地经商还是困难重重。在中世纪流传下来见于史料的商人中，圣戈德里是其中非常成功的一位传奇商人。关注他的生平史料记载得并不详细，不过他自己在各地漫游经商时留下了珍贵的见闻录，还有一些零散的日记，其中他便提到了与其他一些来自同镇的商人联合组成商队。对于中国人来说，与他人合伙经商，尤其是商场上的伙伴，总需处处提防以免自己财产遭到损失，可圣戈德里不以为然，他认为商队得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就是集体的信誉，每一位商队成员都必须发誓维护商队的利益，恪守商业精神，而每一个商队都有一个类似于首领的人物，他负责打听、收集各地的消息，还有专门负责货物进出的职位。商业的信誉是与个人的声望密切相关的。如果一个商人不能为自己的商队利益着想的话，那么他恐怕很难再与其它商人合作了，并且自己的生意也很难保证。当然，组成商队的原因是为了发挥集体的作用，以克服单兵作战的缺点，比如漫游途中遇到的危险，在市场上的争端等，此外，依靠与他人合作，一个商人就能买进自己财力无法承受的商品，而在法庭上自己的商业伙伴还能成为辩护证人或者保人。圣戈德里认为自己如果没有与商业伙伴的合作，就很难在有很大的作为。商队的出现至少在两个方面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一是在规模与单兵相比有很大的优势，而是促成了长距离商品运输和异地交换，这使得在南欧生产的葡萄酒能够出现在北欧的普通手工业者的家中，而金属器物也能从北欧运到南欧的市场销售。欧洲在这个时期仿佛看到了昔日罗马帝国地中海贸易的辉煌。

随着各地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小规模的商队无法满足市场对于各种商品的需求，于是在德意志地区开始萌发了一种新的商业合伙组织——基尔特（gild）和汉萨（hanse）。这种合伙组织在规模上比普通的商队大得多，而且组织也跟完善，有点像后来成熟行会的雏形。成员间建立财产分配、买卖货物的契约，并且受到诸多纪律的约束。这种合伙组织后来也蔓延到了罗曼语控制的地区，如现在的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地，比如在罗曼语中就有表示这种合伙组织的词汇：同示会（frairies）、互济会（charités）、协会（compagnies）等。一般在这种合伙组织下会有数只商队，分别负责不同地区的商品运输和交换。商品同买同卖，利润是根据各人在合伙组织中的股份多少按比例分配。那时长途跋涉的商队足迹踏遍了欧洲各地，如十世纪末，伦敦港已经与科隆、于伊、迪南、佛兰德地区有频繁的商贸往来。做商人是件十分辛苦的事，因为走得越远，就越有利可图，于是商人这个职业也被当时的社会成为“灰尘脚板”，可见赚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意大利的威尼斯在十一世纪成为了商业的重镇，这不仅得益于延靠地中海的地理优势，而且在威尼斯的商人感受到了一个市镇能够提供商业发展一切可能的便利条件。首先来自贵胄家族的支持，他们既是奢侈商品的买家又是放债人，当然就格外关心商业活动。并且威尼斯为规范商业行为而创立了许多法律，这些法律现在统称为商业习惯法（Jus Mercatorum），法律规定将自愿离开土地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以自由人相待，他们只要求服从政府的审制权，而无需服从领主的审制权。威尼斯政府很关注商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比如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匪徒，注意保护市集的良好秩序和交通安全。威尼斯的繁荣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文艺复兴的时期仍然有意大利的画家描绘威尼斯港口和集市，虽然那时已不复有几个世纪前的熙熙攘攘。

如同儒家贬抑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天主教也没有对多少的好感，并且通过对商人征收额外的赋税抑制商业的发展。教会的阻挠使商人感到了不便，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好处，至少限制了因为商业利润的的膨胀而导致贫富差距。在宗教伦理的引导下，商人们摈弃贪得无厌，将自己积累的财富建立慈善机构以帮助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教育事业，祈求得到上帝的接纳。但是，教会并非仅仅满足人们精神领域的净化和超脱，神职人员希望统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事务以实现宗教下的治理，比如设立宗教法庭审理案件等。由于罗马是天主教的教辖之地，所以每个地区的神职人员都对罗马教皇负责，教皇有时会颁布敕令来引导地区的宗教事务，或者直接要求宗教干涉世俗生活以弘扬天主的荣耀。为了抵制教会势力的扩张，商人结成的行会便联合其他市民阶层兴起城市的自治。实现城市自治的首要目标是减少或者宗教对世俗事务的干涉，于是一些城市，如威尼斯便设置了类似罗马帝国时期的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官”（Consuls），主要行使地区的军事领导权和管辖权，执政官不久便从意大利传播到了普罗旺斯等地，为城市自治的浪潮吹响了号角。这个重要的市镇职务开始由贵族担任，后来渐渐转移到了商人的手中，而行会则接替政府的职责行使城市的管辖。在卢卡，为了对抗教会行使实质的司法审判权，该城还建立了“公社法庭”（Curtis Communalis），将部分民事审判收归世俗的法庭。所谓“公社”（communio）就是指那些具备完善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主教权利与市民权利明确分开的彼此合作的社会，执政官就承担了公社长官的职责。自十一世纪末，基尔特的首领们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城市履行着公社长官的职责，这一重要的身份转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商人不再仅仅沉迷财富的积累，而将目光转向了城市的治理。这或许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在商业文明下政客与商人间割舍不断的联系，以及在资本主义精神鼓舞下的政治哲学。

城市专题之一：苏州漫想

[编者语之一]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在深夜的高空中俯瞰一座城市？

这可能发生在嗡嗡作响的机舱中，也可能是某座大厦的楼顶上。你俯身，看到星星点点的光芒汇聚在大地上。暗黑的地面将其边界不停地推向视野尽头。大地因沉默变得压抑，因漫无边际而沾染了阴郁的气息。而大地上的光芒却没有显出丝毫孤独：细微的声响，一缕一缕地，从拥挤的人流中，从黯淡的街道中，从拉着厚厚窗帘的角落里，从光亮的最深处弥漫开来，又若无其事地消散在天空中。它们与污染大气的烟尘混在一起，就这样在你眼前消失了。

你呵出口气，轻叹一声：“城市”。

[第一篇文章]
苏州漫想

作者：Aprilfeifei

远远地仰望苏州古城门，2500年的历史在眼前倏忽而逝，久远的年代让人心生感慨。浮生若梦，我们的短短一世，与朝菌不知晦朔，惠菇不知春秋有什么区别？

七里山塘，苏祠白公堤，不知白乐天当年，是不是也有感怀前朝往事的伤逝？山塘的河埠口，紧走几步，就是一汪澄碧的水。曾经那些枕河而居的人，是否就像那汪水一样与世无争？苏州走过了多少静谧的日子呵，像精致的瓷器里盛满的水，缓缓倾泻而下。心如止水的人在安逸的日子里品尝平淡的幸福。终是是非成败不问，浓淡冷暖自知的淡定。

可叹的是，承载它们的遗迹似乎越来越少了。

七里山塘犹在，五人墓碑在静默中引退出曾经慷慨激昂的记忆；虎丘塔悲伤的俯瞰姑苏城，一任商业洪流卷走吴越春秋时的悲壮；苏州评弹仍叮咚作响，却已鲜有听到稚子袅袅的吴语。逝去了，那老虎灶，那清凉夏日乘凉时老人口中的古老神话，那浣纱女的家长里短，那街头弄堂里疯跑的孩子，母亲呼唤晚归的声音。我看到苏州城里，蓝天白云下日益高耸的写字楼逐渐吞噬了“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的纯朴民情。“语言乃存在之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但可惜的是，吴语在慢慢地衰落，父母们为了孩子的发展将家庭变成了普通话的天下。吴侬软语无奈地在理性的教育下化为历史的一缕清风，成为依稀过往的回忆。没有了语言的承载，那些吴文化的历史，成了残篇短章，多少年后，再也无人承继。当我缓缓穿过古胥门时，还能否触到伍子胥含恨的目光？风里的气息是否还留存2500年承载的厚重？2500年之后，我们还记得什么？白发苏州日益的浮躁起来，不复往日的“小，柔，雅，灵”的沉稳性格，在席卷一切的浪潮下，我们舍了2500年的精魂来换取在虚华物质泥潭中的沉迷。

很多很多地方，大家都走失在迷津中。也许这是任何一个古城渐行渐远的结局。就如余秋雨在《白发苏州》中所述，当小巷的门庭突然打开，再是长髯老者，他会既满意又凄凉，若是时髦青年，他会既高兴又不无遗憾。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个古城发展的两难困境吧，在大步迈向新兴的欢腾声中隐约听得那些古典的遗迹发出被抛弃的哀鸣，但是我质疑，究竟什么是“发展”，以现代性的铁笼比照洪荒时代的单纯，究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进步？

城市专题之二：闲扯杭州话——有关方言与文化

[编者语之二]

“呵——城市。”

这个词并没有，如你想象的那样，与那些声响和烟气一般迅速消失在空气中。你感到它正在包围你，缠绕住你。它用神秘感染了你，吸引你去伸进头看个究竟。那么，请你当心，你将踏入一个迷宫。过往、情绪、语言、记忆，他们会层层叠叠地遮挡住你的视线。你前进，却不知道离出口更近还是更远。有些人会开始怀疑，我们曾经看到的那个“城市”，我们曾经提起的那一个，是否真正存在过？抑或，它根本就不在那出口处。它就是这迷宫本身。

[第二篇文章]
闲扯杭州话——有关方言与文化

作者：Tony

最能体现一个地区或国家文化的莫过于语言。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一个地方语言最大程度地显示了地域特色，保存了该地文化的历史信息。对杭州来说，最能体现其文化特色的不是七大故都之一的称号，也不是西湖的山水，而是杭州的方言。

杭州话是吴语方言中的一种，由于历史原因杭州方言的官话色彩浓厚，也使它成为一个语言中的孤岛。我并不反对提倡普通话，因为它能为国民提供一个进行对话交流的平台，但我绝不赞成不说方言，因为方言中的某些特色最能体现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如果因为推广普通话而冷落了方言，久而久之，方言的特性会逐渐消亡，或者被普通话同化。这将成为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全国所有的地区都说一样的语言，那地区的特色又将从何显示？

我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现阶段对各地方言的关注程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以吴方言的代表上海话来说，现在上海能够说很纯正的老上海话的人已经非常少。由于近年来上海的经济发展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外来流动人口增多，独特的上海方言正在消失。现在许多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都不太会说地道的老上海话了。再过几十年，我们也许再也听不到：“阿拉上海人，侬是啥地方人？下毛到南京路来佛香佛香。”这样的话了，而取而代之的将是：“上海欢迎您”“Welcome to Shanghai”等等。到那个时候，如果人们要寻找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风土人情该何去何从？如果他们发现这里的日常生活、这里的风景建筑、这里的语言衣着和其他城市没什么差别，那么上海又何以为上海呢？

我将根据一些资料和自己的体会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杭州话的与众不同之处。

（1）杭州方言体现了北方话与杭州话揉合的痕迹。举例如下：
北京 杭州 湖州 嘉兴
脸 脸孔 面孔 面孔
乌鸦 乌老鸦儿 老鸦 老鸦
锅 锅子 镬子 镬子
新郎 新郎官儿 新官人 新官人
傍晚 晚快边儿 夜快边 夜快边

杭州话这个特点为杭州曾经作为南宋首都，方言受到来自河南北方官话影响的这个事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2）用重叠作为一个重要的语法手段。
单音节重叠后加“交”，表示程度弱化，在句子里作状语。例如：轻轻交、慢慢交、幽幽交、好好交。单音节形容词前附加成份的重叠，表示程度的加强。如：血血红、腊腊黄、石石硬、滚滚壮、笔笔直、蜜蜜甜。而后附加成份的重叠，表示程度减弱。如：绿茵茵、黄哈哈、亮晶晶、慌兮兮、辣乎乎、甜咪咪。这些不正是杭州话的比较级么？只不过它不像英语一样通过词形变化而是用重叠体现比较级罢了。
另外，动词也可以重叠，如：
处置式的动词，可以重叠：衣裳洗洗、带儿系系、炉子生生。后边还可以带形容词补语：衣裳洗洗干净、带儿系系紧、炉子生生旺。
重叠之后可以加“儿”，如搞搞儿、荡荡儿、追追儿、争争儿。
重叠之后也可以带补语，表示请求或命令：坐坐正、收收拢、看看仔细、咽咽过来、揿揿落去、拉拉上来。

（3）杭州话的人称代词单数作定语时，都用复数表示，这一点和普通话有非常大的区别。 如：
格张纸儿请你交拨我们老公。(这张纸条儿请你交给我的丈夫。)
你们老婆到外头耍子去得。 (你的妻子到外面玩去了。)

（4）杭州话里用“蛮、冒、尽该、木佬佬”等，作为程度副词。“木佬佬”另外还有形容词的用法。 这些都是普通话里没有的语汇。

（5）“把”字句和“被”字句
杭州话从意义上说也能分这两种句子，但统一为“拨”这个字。如：
A式 我们阿哥拨脚踏车骑走得。（相当于普通话的把字句）
B式 脚踏车拨我们阿哥骑走得。（相当于普通话的被字句）

事实上，这种独特的地方很多，不胜枚举。这里再介绍另外一个例子：古代汉语语音经过“平分阴阳，入派三声”后，现代汉语普通话存四个声调，入声字消失。而杭州方言现存七个声调，比普通话还多三个，显示了其声调的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从地域分布来说，古代的入声保留在现代汉语方言的语音体系中，从北往南看，北方方言没有入声字，而在吴方言区，以上海话为代表（当然也包括杭州方言），入声退化成了一个喉塞音，比如“鞋子”的“鞋”字。再往南的粤方言中，则非常完整地保留了-p, -t, -k 结尾的入声字。

近年来我也看到了一些值得欣喜的现象。一是杭州本地的电视台出现了很多方言新闻栏目。比如“我和你说”“阿六头说新闻”等，都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再有，电视台把一些知名的电影和电视剧用杭州话进行配音。如一部名为“浪漫满屋”的韩剧，在进行完杭州话配音后得到了凤凰涅磐般的重生；还有，杭州本地出现了一支名为“口水军团”的rap乐队。他们用杭州话写歌、唱歌。歌词十分通俗，某些已经成为经典——比如“贱儿饭”和“杭州是个好地方”。我一直认为，这些东西才是成为真正的大众文化。方言是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双重化石。要保存一个地区的文化，就要首先考虑到当地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