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专题之五：香港一窥

作者：化之



摩登都会与开发逻辑

我们港大内地本科生必修一门中文课，其中有一次出外考察文化遗迹。一行数十名同学，由一位本地老师带队，坐车到港岛南端的旅游胜地赤柱。

一路上，除了提及一两个文化景点，老师最津津乐道于有关富豪的林林总总：
“你们看，这个肯定是高级住宅，几十万”；
“每天六点李嘉诚从这里进去打高尔夫，以后就是你们在这里打啊”；
“这是只有富人才来的地方，展厅里的那辆车XX万”；
“这就是当年张爱玲谈恋爱时常来的酒店……没想到一杯橙汁就要XX元，后来我再也不敢进这个门了”……
这样，大家有说有笑，车上气氛融洽。不过，听到最高学府中文系的老师如此世故地侃侃而谈，我还是有些不适应——或许，这就是香港，这就是摩登都会？

下车步行，我们路遇一处置地商户，老师停下来，和大家对着门面玻璃上贴满了的地产报价笑谈了好一会儿。我站在拥挤的人群外，注意到商户所处其实是一串老式两层民宅，不过改装了门户，和它紧连着的，是一处阴暗而又逼仄的楼梯，楼梯旁狭窄的空间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面容憔悴地守着一个杂货铺……楼梯的另一边，却是一家门面翻新、时尚豪华的美体护理中心……稍后我向老师低声指出这鲜明对比，想听听他对这个城市贫富反差的分析批判。不料老师却拍拍我，微笑着看着我，随口答道——“所以要发展啊！”

老师的话在我耳边回响。“发展……发展”——我不禁想起龙应台教授的一番话：
"在香港，经济效益是所有决策的核心考量，开发是唯一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固执的信仰，人们不再去怀疑或追问它的存在逻辑。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你觉得香港很多元吗？不，它极为单调，因为整个城市被一种单一的商业逻辑所垄断。商厦和街道面貌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还是太古广场还是置地广场，一样的建筑，一样的商店，一样的货物，一样的品味，一样「欢迎光临」的音调。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见物品看不见人，物品固然是一个品牌的重复再重复，售货员也像生产线上的标准模。连咖啡馆都只有标准面貌的连锁店。"（《香港你往哪里去？——对香港文化政策与公民社会一点偏颇的观察》）

殖民历史与文化沙漠

无疑的，香港今日这样的物质成就与商业制度，殖民者功不可没。但正如龙教授所言，除了这些，香港在其他方面似乎显得苍白而贫乏——香港“文化沙漠”的称号也许并非空穴来风。然而我却不解，一个居住着活生生的人的城市，怎么会没有文化、没有精神、没有灵魂呢？

且看龙教授揭开隐在“回归”这一政治话语背后、被遗忘了的殖民史烙印——
“殖民者并非仅只不重视被殖民者的文化，他原则上不重视文化，因为文化是思想，思想势必意味着独立思考和价值批判，这些都是对统治的障碍。[……]开发是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开发所得，丰富了他的母国[……]至于开发是否牺牲一些其它的价值，譬如社会公义或历史情感或造成文化的虚弱，他不必在意。”（出处同上）

容不得我慢慢思索，我们一行已来到一家建于近古建筑之内的惠康超级市场，楼内货架林立，与一般超市并无二致。不料这楼却是香港现存最古老的警署建筑。深究下去，因海盗一度肆虐，早期港岛最南端的前哨指挥站就建在此处；而这幢建筑更曾经是1941年抵抗日军侵略最顽强的阵地之一；日占时期，日军将它用作分区总部，并在旁边加建殓房（停尸处）……这栋建筑，曾经见证了多少血雨腥风，见证了多少壮士义躯！

可而今，这里只是一处柴米油盐、日常交易之处——一块不起眼的史迹铭牌，鲜有问津；几张镜框中的历史照片，半隐在高高垒起的卷筒纸后；这里的古物除了被店员嫌为碍手碍脚，还会引发谁的关注、谁的思考？

功利心态与内地现状

不止文化遗迹“荒漠化”，民众的普遍心态与价值取向更趋于经济功利——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陈冠中先生这样描述他这一代香港人（也就是现在正处中年的社会中坚群体）——

“我们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们爱钱。”（《我这一代香港人》）

这样的“香港心态”的形成，和殖民时代的思想文化政策、以及长期被压制的批判性政治诉求与政治人才成长空间（于是只剩“赚钱发达”一途）肯定息息相关。但其他因素，如陈冠中先生所指出的——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也不容忽视。

在这门中文课上，也有讲者试图论证，今日香港“功用实利”的社会文化，受最初渔村的日常实践影响甚深。我同意早期习惯与文化在今天必然或多或少以某种方式遗存。然而，我们必须警惕利用“先天基因论”以偏概全，略去可能影响更大的近现代“后天”政经因素。比如罗永生先生就指出著名的“功利家庭主义”(utilitarian familism)理论，未尝不是“把社会一段时间的相对沉默，抽象化为香港华人文化特质”（《告别奴性的一天》）。故而面对所谓“东亚价值”、文化差异、民众素质论者，我们亦当三思而慎取——表面上的某种特质空白，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掌权者长期压抑（甚至愚民）的后果？

最后我想指出，九十年代以来的内地和七十年代的香港至少在这一点上相似——一个因政治而文化空间畸形成长的社会，同时又经历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更令人忧虑的是，世纪之交，跨国资本、“市场化”改革（及新自由主义）与消费文化等，正对人道人文、社会承担的价值进行着一场更为隐形与深刻的合围。

而这，也许更值得这门课的学生——内地来港学子的深思诘问——甚至比思辨更多的。

[补充]

本文经作者交付编委阅读后，在编委会内部展开了一些讨论。
现将部分评论辑录于此，供大家参考。

评论者：Gill

——感觉赤柱警署这例子稍稍有些勉强。就个案本身来说，警署改成超市的决策过程没有交代。是不是改成超市就表明有功利心态呢？是否像国内古迹一样收门票养起来就没有功利心态呢？港人夸他们的文物保育，肯定要讲美利楼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否也该考虑一下呢？

——从大而空的方面讲（这个我随便说说），我对功利-文化二元对立的这个presupposition总是有点怀疑。把文化有意无意地等同于多元（从你的引文看，我没有核对过龙应台的全文），这我也不同意。

——再者，什么叫开发逻辑呢，是不是有点像龙应台说的文化政策？你无疑认为存在着一种正确的逻辑或政策，那么它是什么？（它有可能实现吗？）即便不能面面俱到地阐述，我觉得大致勾勒一个轮廓或者指一个方向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