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火但不隔岸——从奥运火炬传递看香港社会

作者：Jean

4月24日，突发奇想。在豆瓣上开了一个同城活动，标题是"观察奥运火炬在港传递"。动机很单纯：当看到巴黎华人怒斥媒体偏颇的时候，当看到王千源和"爱国留学生"隔空交战的时候，当看到CNN主播的评论引来国人横眉怒目的控诉的时候，当看到陈巧文被内地男生用国旗兜头罩下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用那么生硬的言语和一位远在美国的老友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坚定的挺奥运+抵制家乐福派），我觉得很难过，因为谈了三个小时之后，发现我们根本是站在对立的角度，试图用伤害对方最少的方式交谈，而结果，是我没能说服他，他也没能说服我。然而我却忽然发现，我们两人都是在透过"媒体"这层透镜在观察着所有事件，无论是电视、报纸，还是网络论坛。因此我决定亲眼去看，而且暂时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摆开，不支持哪一方，也不反对哪一方，纯粹地观察。当然我不能宣称这样我就是中立的，因为我还是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因此我的描述和评论也就无可避免地将要带上我的价值评判——但是，起码我是在评判一些真实展现在我眼前的事实，而不是经过摄影师剪辑或经过别人描述出来的场景。

没想到，10天之内，就有两百多人关注这个活动，有志愿贡献假期时间来协助我现场连线报道的，有发消息问我到时怎么碰头一起去看火炬的，有提供饭否及twitter空间发布消息的……当然更多的还是鼓励和关心，让我不要靠得太近，注意人身安全。很感动，也就愈发期待2号当天的活动。

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我最后决定在"弥敦道——维多利亚公园——立法会"这三个点观察5月2日的香港。弥敦道是火炬传送起点附近，且靠近当天支联会准备发起抗议活动的地点；维多利亚公园是香港传统的集会抗议地点，这次火炬传递路线远远避开此处；立法会是火炬传递最后一段路程中的一站，但不是终点。之所以不选起点和终点，我的考虑是，这两处是最重头的show time，必定是万全保安，和谐无比。如果只是想看和谐画面，那么坐在家里看电视直播就好了，反正这次只有官方提供的直播画面，不允许各家电视台跟着火炬车全程拍摄。而且，立法会是香港这个城市的政治心脏，想必会有些看头。结果证实，头尾两处都给我逮到了精彩画面，弥敦道的支联会游行和立法会前陈巧文扯旗抗议，只有维多利亚公园那站失算，一片鸟语花香，阿伯阿婆坐在树下乘凉。

很窄的街道，也就短短一条队，两边都是夹道责骂的“爱国民众”——汉奸走狗卖国贼，还有英文粗口，因为队伍里有不少老外。很多警察在现场戒备，重重人墙把情绪激动的港版红衫军隔开，让后面的橙色人群得以通过。 ——文字及照片均选自作者的《5月2日流水账》

同去的蘑菇MM后来说，她被弥敦道的游行场面吓到了，因为第一次在途人的叫骂声中跟着游行队伍走过闹市，只能强作镇定地无视周围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民众。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庆幸自己运气好，从2006年台北街头的倒扁游行，到这两年香港街头的七一、撑普选游行，我这是非篓子每次都屁颠儿屁颠儿地凑着热闹，而每次都能平平顺顺地回来，几乎从没遇见过暴力相向的场景（除了06年9月9日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上，看见过一个深绿的主播在现场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被周围的蓝色民众喝骂，当时有一些推撞）。港台的市民早已习惯了不同于己的声音在大街上示威，也加习惯了政治性的游行，而且警方更是经验丰富，知道怎样使用非暴力的方式隔离针锋相对的民众，避免发生肢体冲突。所以，在香港和台北，我一点都不怕，我敢尽量贴近地跟随着激进人士的队伍行走、拍照，唯一碍手碍脚的，只是那些神经紧绷的执勤警员而已。市民不是暴民，即使是这次红衫人群指着橙色队伍激动地斥骂，也未见拳脚相向的镜头，警方的劝谕，双方都是听得的。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十分可贵的现象了，因为警方明确自己的职权，能够熟练地保护双方民众（而不是殴打驱散！）；示威者想必是早就预料到将会遭遇这样的场景，因此保持最大的克制，用微笑来应对谩骂；而即使是群情激昂的红衫民众，也都能听从警方劝谕，不会激烈到冲进游行队伍挥拳踢腿——若不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焉能有如此共识？

而我也绝对无意突出橙色以掩盖红色。前面说过，如果只想看和谐画面，蹲在家里守着电视即可，没必要大汗淋漓地挤在人堆里忍受噪音和推挤，更没必要港九两头跑。所以，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去观察火炬传递以及抗议者的活动，故橙色是我要观察的两个对象之一，并非厚此薄彼。我看到的现场情况是，红色远远多过橙色，如果不是特意规划的路线，我想我们也不可能在一天之间两度遇到长毛，两度遇到陈巧文。

其实，这次火炬传递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件，都为我提供了一个观察香港民众复杂的政治取向及身份认同的切入点。去年12月的立法会补选，就是各界关注香港民心"基本盘"的一次试金。自1982年中英谈判以来，本地人的"恐共"心理曾一度高涨，因此引发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移民英澳美加大潮，尤以1989年之后为甚。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大好，加上北京政府的安抚政策奏效，"恐共"情绪逐步淡化，于是就出现了大批的外籍港人"回流"——同期，本港社会学者所作的调查数据显示，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港人明显较八十年代有所增加。九七之后，北京政府一度用更加亲善的态度，更加优厚的政策扶助，和尽量克制的政府干预，力求获得港人的进一步认同。这段蜜月期，到2003年由于金融风暴后民怨逐步积聚，加之非典初期政府处理失当，最终由政府强推"二十三条"（国安条例）立法，让民众突然感受到原有的言论自由可能将被收紧，因而触发了强烈反抗，7月1日五十万人上街游行，逼到董建华"脚痛"下台。此后，本港"民主派"阵营同"亲建制派"阵营就进入了激烈争夺民心及政治席位的时期，2007年底陈方安生在立法会补选中击败叶刘淑仪，让民主派松了一口气，但是今年这次奥运火炬传递，却再次把"港人开始逐步亲建制化？"的问题摊了出来。

我之所以说，港人的政治取向及身份认同有其错综复杂的背景，正是因为那汹涌的红色旗海，很容易给人带来一种符号化的观感，仿佛这是一个与大陆同样红色而且和谐的城市。事实上，许多在5月2日当天拿着红旗穿着红衣上街欢迎奥运火炬的人，并不都是真的就完全认同了"五星红旗"所代表的那个国家和政府，尤其是后者。比如我认识的一位太太，平日里对"大陆黑心货"深恶痛绝，但5月2日还是乐呵呵地穿了红色T-shirt出门去凑热闹，她说，难得看一次这么大的热闹嘛！再比如我的邻居，她在我博客上的留言很清楚地表达了她对大陆言论管制的不满，但是那天也开开心心地自己动手做了小国旗，大清早就跑去尖沙咀占位子等着看火炬……因为五星红旗是法定的"国旗"，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国族/文化认同"，而并非政治认同。因此，如果把5月2日那日铺天盖地的红旗海，就解读为"香港人心已然回归"，恐怕是太肤浅的认识，更不用说，那些最卖力地挥舞着红旗，最声嘶力竭地高喊"反藏独！"的人里面，恐怕大陆在港学生及游客还占了大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港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经历了百多年殖民统治的城市。自由资本主义，让市民习惯于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极小干预，也让市民对共产党政府曾经主张的中央计划经济有着深深的排斥，进而延伸为对"共产党"的恐惧和排斥；而作为前殖民地，而且是一个紧靠中国大陆的英殖民地，绝大部分人口是华人，香港人对"我是中国人吗？"这个认同的摇摆，也是其来有自的。许多老左派，本土工人阶级，经历过上世纪中期的"反英抗暴"，他们的"爱国情怀"其实在结合了他们自身的阶级属性之后，就自然地投射在"共产中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之上。然而，他们爱国却不表示他们就真心拥抱"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形态，他们真正习惯而且认同的，其实还是香港这个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更不必说，他们的亲戚朋友以及各个时期逃难到香港的大陆难民，还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间接经验，让他们知道五十年代初土改带来的暴力、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带来的饥荒、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革带来的社会灾难，甚至是他们亲自在电视上看到的，八十年代末的那场肃杀，以及他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以"香港电台"为代表的言论自由，正在被逐步压制的凄凉。因此，尽管他们认同自己为中国人，尽管他们非常热爱他们所认同的"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无条件地接受了北京政府的一切。而奥运火炬传递，却是一个很好的"符号"，代表了他们所认同的这个"中国"正在崛起的荣光。因此他们上街欢呼，是为了他们所认同的中国，而不是真的为了支持那个把奥运会整个儿塞到政治里，还贼喊捉贼地说"奥运非政治化"的北京政府。

所以这次火炬传递的过程里，我们从电视上、报纸上，甚至我的相机拍到的相片里，所能看到的那如许的爱国激情，其实在红色的表层之下，还掩盖着这些复杂的感情和价值判断。民族文化、国家政府和政党，这三者本是不同的概念，但当我们有着千年的中央集权政治传统，同时又没有政党轮替的时候，很容易就被符号化的一支火把给"代表"了。


编辑推荐：

• Jean的《5月2日流水账》（图文完整版，图集按此处）

该文片段：

……倒是看到一幕：明明是“敌对”的两方，但是都喊着“中国加油”“奥运加油”，于是居然还有两个人隔着警察握起手来……！

……这群人走到对角街头，就被很多警察团团围住——不是要把他们怎么样，而是保护他们不受其他拿国旗的民众攻击。我发现警方在安排这些事情上还真是很有经验很有智慧，把他们摆在那个位置（图二十八），然后把右边的港版红衫军隔开七八米，就成功让红色人群看不到富士山+滚绣球旗，只能隔空唱国歌抗议（图二十九）……

……回过头来，看到刚才那群被隔在街角另一端的港版红衫军（注：这一群应该都是大陆在港的学生）。图三十七，这个男生对旁边的警员说：“你们让他们展示那个旗子，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用国旗盖掉他们的旗！？或者，我不要过去，你们随便谁，帮我把我这面旗子拿过去，盖掉他们，就行了！”这番话讲得之义正词严，我差点都以为我不该囧了……当然，警察叔叔们没有答应他这个“小而且合理”的请求。于是，他们又开始唱国歌了（图三十八）。在然后，记者们被警察放过来了，围着他们拍照，图三十九左边这个有点胖的男生，很有领袖气质地对自己人说：“他们来拍照了，大家笑着唱歌！别让他们抓到把柄！”……

作者提供的其他链接：

• 豆瓣的该次同城活动（已结束）
• 作者的现场直播帖

那些与圣火一起燃烧的青春

作者：ViVi

谨以此，纪念那些与火炬一起燃烧的又或甚至烧成了灰烬的情绪，
和这个动荡的4月间对自己做过的那么多痛苦的调适和反思。


锵锵才锵锵才

故事的开始，不知道应该是3.14还是火炬在西欧的传递。看到种种暴力抢夺火炬的图片文章和视频的时候，我还是不齿他们的。跟中国过不去，何必又跟奥运过不去呢。我如是想。看，其实我还是个顺民，不过祈求大家都心平气和，好好过日子而已。让这出戏唱下去的还是那个叫王千源的姑娘和那个叫家乐福的超市──

王姑娘在Duke的惊世之作让她一夜之间红遍了华人圈。但直至昨天我回过头来看她的那段视频，我还是没弄明白究竟她犯了什么事。她和那群爱国者的争论当中，反而她比较无辜，忍受着旁人高分贝的指责及攻击，隐约听得见“不尊重”“没救”之类很泛又很尖利的词。直至人肉搜索把她的信息事无巨细地公诸于众，而后听说她父母都为此事逃离住家，隐匿地址。我想起的是一句很讽刺的话：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能够直面那些或真实或浮夸的反对意见，因为他不怕；反而是心里没底的人，才会歇斯底里地喊叫着你不准说话！你不准说不对（不同意见）的话！却不去甚至不敢去思考一下，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到底是谁不对。

家乐福的事件就更莫须有了。自一开始突然之间提出抵制家乐福，到后期各种流言纷飞，现在？大家都忘了罢。间中最搞笑的几件事，能让我好久好久拿来当笑话看吧。诸如“法国政府出资多少多少美元，家乐福出资多少多少美元，准备要搞降价倾销，就是希望中国民众踏破他们家门槛，让你们自己出丑，所以大家千万要抵制”，我说，法国人用美元么？不过倒是和朋友开起玩笑时他回应我说了，你看欧元现在这么值钱，美元这么不争气，难说他们用美元噢，甩手么。嗯不过他倒是同时告诉我，他们家旁就有个家乐福，年年5.1促销的，估摸着今年是不敢了。可怜了家乐福，可惜了那些小区里的主妇们。而抵制之风广为流传的高潮期，更有一份“抵制奥运的政治人物黑名单”，大致把不出席奥运开幕式的各国领导人之类的列了列，以供网民吐唾沫。于是潘基文通过发言人宣布他因为个人事宜不会参加奥运开幕式之后，就诞生了这样一个回复段子：“姓潘的还是不是中国人？！”那家伙姓潘是没错，他不是中国人，也没错啊。更何况了啊，大家还是先去查查江core胡哥参加奥运开幕式的次数，再来想想强烈要求他们来参加开幕式的动因和合法性吧。天天喊着抵制的人们呐，不如回到自给自足的时代，你会比较满足。否则，你在这个物欲横流而且越来越小的星球上，怕是会想把一切异己的事物给抵制了，最后自己都无地自容。


Whose Dream?

我们喊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这些事情尖锐化后开始喊起和谐奥运理性爱国，却很少有人去rethink一把，这些东西到底如何定义？

听一个预备党员的同学诉苦说他们最近老是动不动就开会，宣道夹着威胁地说你们不准掺和到那些抵制来去的事情，但是理性爱国是需要的，e.g. 在msn上挂（L），在qq上挂红头像。我问过什么样叫爱国，没人回答；问过为什么要爱国，有人回答我说爱国本来就是盲目的，需要理由吗；问过什么叫做理性爱国，却发现官方流出这样水的答案。

山在那儿，所以我要爬；祖国在这儿，所以我要爱。王道逻辑1。于是当有人若有心若无意地建立起“圣火=奥运=政府=国家”的王道逻辑2之时，爱遍布了全中国，全中国都和谐得一塌糊涂。却没有人喊，等一等，这逻辑，对吗？


待却奥运倒计时100日，丹麦艺术家、港大国殇之柱作者Galschiot希望把“橙色”带入香港，却在香港新机场滞留6小时，未给解释只是不许进入，然后被迫买了张去英国的机票回丹麦了。港大女生Christina Chan着靓裳拉出雪山狮子旗，被丢瓶子被骂“边度乡下嚟噶”，便终于登峰造极在5.2火炬传递时，成了众矢之的。君不见，C. Chan与她的英国小男友在人群中喊叫挣扎，女孩被恶霸扒走。故事的最后，大字写上POLICE的车里泪眼汪汪的C. Chan趴着铁栏车窗喊着什么。新闻却真真蒙太奇到了蔓延的红色和欢呼。怎么都还是像一出乡绅土豪欺压民女的革命样板戏。角色却对调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然后，我们着急忙忙地划清敌我界限。支持或同情C. Chan者，即支持藏独，即支持西方，即不爱国。一连串的帽子就可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铃儿响叮当当应如此之势扣了下来。很多人，包括很多香港人，都说他们活该，说他们不该搏出位，说如此一个全民欢庆的盛世佳节他们做什么倒胃口的事情。同学说起过，很多人，一搭上政治的边，就会认定了自己代表的是大部分人，甚至所有人，让异己的人通通心外无物了。当我们说着、以为着全民奥运的时候，难道反对派藏民、司徒华之流就透明了，而更可悲的是，那些为了和谐被赶出京城的人也就被逼透明了，那些还在苦难中挣扎的钉子户那些莫名其妙得罪了“祖国”的人全部全部都透明了？

一开始，我为香港的警员感到难过，他们怎么可以如此蛮横带走一个有异见的女孩，把他们自己的尊严撕得一点不剩。后来才知道，原来警方是考虑减小“冲突的可能性”，确实C. Chan之流一出现，民众便群情激昂起来疯狂了起来。可是，警方有了让她滚蛋的合法性，就意味着暴民你们也有吗？！谁的梦想，到底是谁的什么梦想？那一小撮反对派分子诉求着人权，诉求着自由，诉求着全部国人的人权和自由，却被国人斥责。不要人权不要自由，那国人的梦想，又是为哪般？


有人回应过我不要太个人主义，并以皇皇之言大论国家利益，断言一个国家的存在是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某一些人的价值诉求。我感到了如此巨大的悲哀：利益最大化，谁的利益最大化？政府集团，大众，多数人，少数人，到底是谁的利益最大化？而直直否认了价值诉求的需要，更让我明白了，原来人文诉求如此廉价而卑微，原来我们只需要利益（或许还不得），而不需要价值！也难怪，我们根本没有过人文精神的启蒙啊。所以伏尔泰老先生说的“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亦不过是笑谈。


爱爸妈，爱祖国

此一月间，无数次碰到一种类比法则。“西方国家如此欺负中国，你能够袖手旁观？难道你妈被人强暴了，你还得鼓掌？”“你不给祖国（疑似此地应为政府之意）面子，他们为什么不能抓你？你这么不给你爸面子的时候，你爸还不能打你一耳光了？”以父母喻祖国，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可爱的一个创作，把爱国变成了如此合理合法而必须的诉求。而更甚者是，顺道政府的行政合法性都随之鸡犬升天。这一创举，大概能让一辈子苦苦追寻国家共同体存在的合法性和意义的霍布斯、洛克之流汗颜地复活再死去。民众把国家视为天生天养的人格体，又如何能够处理好个人与共同体的诉求矛盾？契约之类的论述法，解放了政府（给予他们足够的合法性），也解放了民众（给予他们相当的自由和自我），为什么如此多的国人却似乎处于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重疾里？祖国（政府）不为甚至为恶是不责怪的，他们做好事，就该大加赞扬大加热爱了。真真把他们当了父母甚至还更敬爱。

而近日来听闻的韩国留学生的遭遇，更让我叹为观止。是不是国人从小受侠义精神之类的熏陶，大家急匆匆地便开始起讨伐高丽棒子，却没有作第二想，为啥“外交层面的如此重大事件”，中国政府和外交部，却似乎未有反应。我仅仅猜想两种可能吧，一则是其实事态之严重完全是编造之物，不过为了扬起新一轮的爱国热情──那么你如此跳进了这种陷阱又是为何？二则是事态确实严重但中国政府却为了某一些考量而沉默了──那么，这还是你应当甚至必须敬若父母的人格化机构？


结果没结果

之前我们都会说，我们只许自己赋予奥运以政治感情，却不许别人用另一套政治情绪“玷污”奥运，以及此际引发的如此多的事端，其实很像只是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么。如今我只想说，请，不要，一边直勾勾地期待着无间断的刺激和高潮，一边还一定要给自己立起贞洁牌坊来。

很多似乎萌芽的人文观念，以及一些或好或烂的价值观念，随着那熊熊圣火都已经付之一炬了。很多丑陋的事件都被圣火烧出了又毒又恶心的气味了。所幸，我还在过着我自甘堕落而自我饱足的生活。比如我就特别非常感激圣火，让我在海港道看到了最最喜爱的张学友，圆满了来港以来的最大愿望之一。看，其实我还是个顺民，不过祈求大家都心平气和，好好过日子而已。

2008年5月3日

关键词之一：火炬

Gill 编



来源：橡树摄影网



quasimodo

长沙的火炬塔建于文革，火的朝向成了大问题，开始设计的火炬是朝北的，有造反派说是倒向苏修，于是设计成朝南，被说成是屈服于苏修；朝西，说是倒向西方，朝东，说是‘西风压倒东风’；没办法，最后只好朝上，被长沙人戏称为大辣椒。





来源：收藏拍卖导报


为表明自己组织的革命性、正确性，有相当多的“文攻武卫”造反派组织，制作生产了形状各异的徽章。。。

图3这枚徽章呈书本形，徽章长度为2.4厘米。徽章的主图是一本展开的书，寓意为“文攻”；书的中间是一支燃烧的火炬，火炬把子是一把尖锐的匕首，寓意为“武卫”，匕首的两侧是“文攻武卫”4个字，点明了徽章的主题；徽章的背面的铭文记录了徽章制作的单位及时间：“苏州工学运动串连会工艺串连会1967．8”。




作者：不详


下面是10年前你的爸爸给你写的一封信。那一年你13岁。

。。。

搬到阿姨家后，我开始走上社会，先是报名参加鲁迅红卫兵团，随后又参加了井冈山红卫兵，后来我和同学毛建等人自己组织了红卫兵先锋1211部队，时值1966年12月11日。我出任浆洗街支队队长，小玉阿姨的丈夫唐老六出任副队长。我的支队有十几二十号人，其中有蹬煤车的煤跛子，拉尿水车的九娃儿，一个以捡骨头为生的叫化子（孤儿）陆老么，还有“牙膏”，“排骨”，“朱老二”，“熊老八”，“火鸡”，“汤圆”等一大群社会最底层的群氓少年。你妈常说我有流氓无产阶级习气，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那时沾染上的。我的支队虽然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却有极强的战斗力，一旦与人交锋，只消我一声呼啸便狼奔彘突蜂涌前行。记得我率队攻打一处保皇派的据点，在成都桓候巷小学，其实我也不知道谁是保皇派，总之看不顺眼的就是保皇派，就要打。那天晚上，我率队潜行至桓候巷小学的教学楼下，一声令下，5、6个灯泡就被我的弹弓队给打灭了，我们一阵呐喊冲上了二楼，对方连神都没回过来便被制服，全部缴械投降。整个行动不到10分钟。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我们进行了好几次，在南郊的城乡结合部名声大噪。俗话说久走夜路必遇鬼，我们也有大倒其霉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鬼使神差地查抄了成都皮革厂火炬造反兵团红卫兵总部。第二天晚上，我们正在队部（队部设在浆洗街小学）回味昨晚的战功时，我们的队部便被两卡车戴藤帽持钢钎的工人团团围住。。。





重庆文革武斗资料汇编

作者：周孜仁


重庆大学在武斗中共死亡二十四人。

按照毛 泽 东的伟大教导：“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这些同学死去的时候，战斗团确实都举行过追悼仪式，尸体下葬时，都向天空鸣了枪，让那时候非常紧缺的子弹炸出惊心动魄的一片乱响，为死者送行。后来，一九六七年大规模武斗结束，还在松林坡上为他们修了一座规模不小的“烈士陵园”。松林坡是学校紧靠嘉陵江的一座山坡，教授住宅区。坡上满是密密的马尾松，山头有一片开阔宁静的草坪，还有小亭一座，灰柱灰瓦，很有些幽情野趣的。假日，共青团员们都喜欢来这儿过组织活动，在霍霍作响的松涛中唱歌，朗诵报刊刚刚发表的抒情长诗。一九六七年秋天，没有死的同学就在草坪中央挖了一个大坑，将被枪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尸体一具具窖下去，埋上黄土，将校园内民主湖周围的石栏杆拆掉，抬上山，为墓地砌了围栏。坟前立了纪念碑，还在进口处竖了很大一面诗屏，诗屏上刻着毛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另外，纪念碑上刻了“革命英雄永垂不朽”的字样，还镌上八一五火炬的图案，和一篇碑文。

[和谐影展]抬头。香港。众生相

作者：Yol

抬头

1 衣（上海2007夏）

2 食（香港2007春）

3 住（上海2007夏）

4 行（贵州2007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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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1 烛光。2006，6

2 宣传。2006冬。

3 爱心。2007，10

4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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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相

1

2 船夫。杭州。2007冬。

3 糖葫芦。天津。

4 捡垃圾。澳门。2007春。

5 清洁工。香港。2006秋。

6 一家人。北京。2007秋。

7

维西报告——"神贫"

作者：Eason

林茨在《福音谷》里写道，“一百多年前，几个不畏艰险的传教士深入到终日云雾笼罩的横断山区，将信仰的种子播到当地傈僳族人心中。直到今天傈僳人仍然虔诚。 他们在贫困艰难的生活中，感受幸福和宁静，内心充满光明。”傈僳人在信仰中的贫困艰难的生活，也就是被林茨称作“神贫”的生活。


我在维西腊八山小学遇到了一位志愿者William。他属于一个名为香格里拉志愿者组织的团体，已经在腊八山小学服务半年了。他请我回来后在学校里多宣传一下，我后来也写了几篇文章，专门写了一段介绍他所在的组织。他看过文章后立刻说我误会了：他要我宣传的不是他们的组织，而是宣传维西的贫穷状况，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需要关注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决定来这里做志愿工作。

他说出初衷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这都市里已经中毒太深了。我已经失去了分辨轻重的能力，成为了一个市侩。孩子般天真纯全的心，也已经离我远去。而这样的天真纯全，维西的志愿者们让我还看到了他们的坚持。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处在云南西北部的迪庆州。从丽江坐客车到维西需要6个小时，公路时而翻越山巅，时而沿着金沙江蛇行，时而在山腰上盘旋，车窗下就是几百米 的悬崖，令人胆颤。而这样的高山公路，在维西县的弟兄眼里却不值一提。他们眼中的险路，是从维西到德钦的沿江边的高山前进的路。一条滚滚的大江从公路上看 也只是一条线而已，水声从一千多米之下传上来，已经渺不可闻。高山将维西与外界隔绝开来，也阻碍着外界的来访。

公路下的河以及对面山上的公路

我到达维西的当天遇到一位从乡下来城里治眼病的傈僳族小姑娘。她已经十四岁了，但却才上到小学四年级，因为她眼睛不好使所以开始上学很晚。她站在教堂的天台 上看下边的人钓鱼，我也和她一起站着，试图和不太会说汉话的她说话。在我徒劳地尝试了好几次之后，她突然主动地问我，水边的人在干什么。我回答说他们在钓 鱼，又给她解释钓鱼的方法。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位没有见过钓鱼的孩子。在我的家乡四川的那个小乡村，每个小孩在童年都会自制鱼杆去钓鱼。

我问她在学校里的生活。她每天走很远的路去上学，为了不迟到需要六点就起床，也不吃早饭。我问她为什么不吃早饭，没有听得太懂她说的原因，我也没有追问下去，我可以猜得出来。后来我才知道，山村里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因为他们粮食不够。

我告诉她说我是四川人，在北京读书，她却迷惘而不理解。我解释说四川就在云南的上边（北边），而她竟然连云南也不知道。事实上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县城。我无法 掩饰那一刻的震惊，这里的生活与我幼时在四川农村的生活根本不可比较。后来我在腊八山村向William提起，他当着我的面随便叫了几个在旁边玩耍的孩子 问他们知不知道北京四川云南，答案是一片沉寂。他们出生在高山上，又在高山上度过一生而死去，有的人一辈子没有下过山。外边的世界与这里无关。

因为我之前已经跟当地人交谈过，知道以前这里的孩子能读到初中的很少。我问她小学毕业之后还继续读书吗，她很快地回答说不会。她说父母年纪大了身体都不好， 不能劳累，所以自己要在家里做农活。她这样说的时候神态淡然不见忧伤，似乎这样的人生就是她所一直预期的，也是这里一辈辈的人所重复的。

离开维西县城后，我到了腊八山村，和William交谈了很多。这里的家庭年均收入只八百元，孩子上学的费用是不可承受的负担。还好最近几年国家对九年义务 教育免收学费，甚至在维西等高原地区发放教育补助，孩子们去上小学和初中每个月还有钱拿，但仍然有很多的孩子不会选择上初中。家庭认为读书没有很大的用 处，孩子们也不喜欢当地条件简陋师资匮乏的学校。于是在内地早已成为历史名词的“普九”（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这里却开展得如火如荼。2007年的暑假 维西县的小学和初中在8月提前开学，这样就能尽早地发现那些辍学的学生并派老师去说服他们返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就是迎接九月正常开学时间会到来的“普 九”检查。

腊八山小学的门和校舍

我 在小学里遇见一个孩子，可能才8岁左右，很矮，却穿着一件很大的暗红色的外套。外套没有扣子不能扣起来，露出光光的肚皮，再加上他的头发很短接近光头，显 得非常怪异。我问老师他为什么会穿成这样，老师苦笑说很显然他就只有这一件衣服。这里的人基本上都只有一套衣服，穿破了也接着穿。我在村子里看见了很多穿 着很破的鞋子的村民，他们没有钱买新的鞋子。我想起来自己的鞋子穿了一年破了一点点就扔掉重新买一双新的，不禁很难堪。

这里的村民基本上 只种土豆这种作物，再没有其他的可以填肚子或卖钱的作物。山上很冷，村民们把树砍了晒成干柴来做饭和取暖，有的时候他们把干柴背到山下去卖。据林茨在《福 音谷》里描述的，他们辛辛苦苦走三个小时山路背一背篓干柴下去卖，可以得到五元钱。William说，因为他们砍树太多的缘故，现在山上泥石流经常发作。 为了保护森林，政府在这里推广使用沼气池，但保守的居民们并不愿意尝试，而最先安装了沼气池的几家人因为操作不当而没有效果，这更阻碍了沼气的推广。山上 倒有很多很粗的核桃树，估计有100年的历史了，结满了累累的核桃。但这些核桃仍旧不能给村民们带来收入，因为它们无法运出山去。村里的小学修校舍的时候 从山下买来泥沙，山下的价格是30元一方，人背马驼地运到山上就陡增到300元一方，这就可以想像为什么核桃不能被运出去了。于是对于这些大城市里售价昂 贵的野生核桃，他们的处理却是喂猪。

村民们把面粉叫做“白面”，可能这暗示着它的珍贵吧，因为山上不产麦子，面粉都是买来的。同样的，米 也是买来的。我猜想这里的人家平时是很少吃面粉和米的。有一天我走过一户人家时他们招呼我进去坐，拿出蒸屉里的白面馍馍请我吃。我这个南方人平素最不喜欢 吃馒头，但这些馒头也许却是他们能拿得出来的最贵重最好吃的东西了。

我在山上住了两天，都在教堂里吃的饭，倒是吃了不少米饭。米饭里有很 多黑色的小米虫，我小时候吃的米饭里倒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并不陌生。这样的小米虫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米放得太久了的原因。他们的下饭菜是炒过的土豆 粒，没有蔬菜，没有肉。没有肉是因为他们买不起肉，没有菜则是因为他们没有吃菜的习惯。我不喜欢吃土豆，平时坚决不吃，这时只好匆匆刨了两碗饭了事。村子 在山上，风景很好，但有人住的地方苍蝇却很多。人不动的时候苍蝇可能会飞到身上来，吃饭的时候苍蝇就在桌上飞来飞去，要不停地挥手去赶。有一次我吃饭的时 候我看到汤碗里有两只苍蝇，我盛汤时不小心舀了一只到我碗里。我用筷子把苍蝇夹出来，看着桌上吃得很香的其他人，又若无其事地把剩下的汤喝了下去。

村民的住房

村民们的房子一般都是用木片搭起来的，最近国家给了补助后才出现了一些泥瓦房。那些木片搭起来的房子不保暖，冬天肯定很冷；屋顶是木片，下雨的时候肯定漏得 也很厉害。William说这样的木片房子每隔十年左右就得重新修一次，因为木片会朽坏。村里的学校和教堂都是一位香港人捐献修起来的，普普通通的房舍居 然花了七十多万，因为建房用的砖瓦从山下运上来会非常贵。

我在教堂的时候他们正好在举行一个集会，其他各个乡的年轻人都来腊八山村的教堂 参加，晚上就睡在这里，他们大部分在教堂的阁楼上打地铺。山上的晚上非常冷，我把棉被盖得严严实实得还觉得冷；而阁楼四面没有墙壁完全透风，不知村民们是 否会感到不妥。有些外村的青年女子就在我房间外的过道打地铺，深夜我经过的时候她们已经在地上的棉被里睡着了。汉地女子永远比不上她们纯全善良，而深夜行 过的我那时的心情，已无法在这喧嚣的都市忆起并用语言表出了。难道这就是林茨在《福音谷》里所引用的印证？“她敢单独外出，夜间敢去给羊开门而不怕邪恶， 因为她自己便心无邪念；但她实际上并不孤独，因为她不论走到哪里，总是伴随着古老的歌曲与诚实的思想，以及祈祷。”

清晨，在教堂阁楼打地铺的年轻人下楼来

William 还要在腊八山小学待半年，他在对当地进行一个调查，调查报告会交给香格里拉志愿者组织，如果被管理者认可则会对此地进行资金援助。William说他在腊 八山村结束调查后会去德钦找一所小学继续调查。他跟着村民向导四处翻山越岭地调查，在高原上爬山却从不主动叫停休息，长期下来走得不比村民慢，向导们都很 佩服他。他说他对这个乡的情况摸得比这里的乡长还熟。高原的太阳晒黑了他的皮肤，披着长发，他看上去也许有一些蛮族气息。他去城里买东西人家都不相信他是 外地人。这篇迟迟出来的额外的报道，也许算是我交给William的一个作业，也算是我明日离京赴兰州的序幕了。

老子说，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为婴儿。我开始疑惑在这样贫穷但感恩的生活里的他们是否需要被外界强力唤起。明年我和朋友相约去维西进行志愿教育的时候，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文中所附照片均为作者摄，点击察看原图)

旧浪潮论坛之：关注缅甸（四）

Chaney:

缅甸的存在和朝鲜一样，都是冷战时期留下的特定产物。不能说是中国一手造成的，但是和中国有莫大的关系。

我觉得中国政府是这样考虑的。目前中国主要的精力都在抓经济建设上，可能需要打的仗有一场，那就是台湾问题；除此之外，中国不希望有其他地方牵制自己的有限兵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才希望缅甸、朝鲜这样可以拉拢的极权政府的存在。

二 十一世纪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较量，这点可以从美国和中国在满世界找油就可以看出些端倪来。其实相对美国，中国漫长的陆地国境本就是个潜在的威胁，这正是中国 需要扶植亲中国的政党来控制某些国家（尤其是周边）的原因。这种肮脏的手法，美国用过，前苏联用过，无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反对这种处理方式，毕竟那是冷战的思维，所以觉得真正该反对的还是中国政府的支持。至于缅甸军政府，只是中国的傀儡而已，不足为dao。


YoL：

推荐2个录像

A. 《缅甸最新形势与东南亚民主进程》

B. 《缅甸形势对中国未来有何启示》


殷守甫：

“亚洲除了中国（政府）以外，所有国家都支持缅甸人民。”
——梵蒂冈官网，可是很遗憾，这次不是造谣了。

缅甸的背后是中国。
——一个签名的美国少年在bbs上留言，可是很遗憾，我是一个中国X年。

当以西方为首的不少国家借政局频频向缅甸施压之时，鲜有人注意到，缅甸政府正与邻国全力打击边境地区的各种犯罪，其中包括在中缅边境的赌场。
——今日（10月10日）新浪，我说什么呢

军 阀混战的时候，龙云、卢汉有事都是退到缅甸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国境线以外却不是势力范围以外。这样的事情在西方，似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就不常 见了。可是在亚洲的这一端，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还没有来得及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蒋介石同志突然获得了一个职务，中缅印战区总司令。民国报界对此很是看 重，因为在这片西方殖民者的势力范围上，中国领导人再次承担起了区域领袖的责任。蒋介石说：“让中国军队来独立防守缅甸”。知识界又以为民族霸气。于是一 支支英雄的部队出征了。（其中一位随军记者叫黄仁宇，途中写下处女作；其中一位汽车兵叫殷海光，战争结束也没学会开车。）当然后来，中国易帜了。

汤因比戏谑：重要的年代都是连在一起的。58年国民党最后一次大规模支援盘踞缅甸的云南光复军；同年奈温将军崛起，出任看守政府；60年，中缅边境勘界警卫作战展开，人民解放军入缅。61年结束，收兵。62年3月奈温政变，三个月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不远处打响。

伯 里克利不是为了推销自己的整体才把舰队派到Corfu，雅典人已经望见西西里了。国共各自派兵是否也有着伯里克利的计划，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我听人说过一 段“野史”：蒋介石担任中缅印战区司令时就知道了奈温，知道他反共，于是想拉拢他建立反共基地。须知此时国民政府昂山（昂山素季的父亲）已经通过联合国和 美国对台施加压力，要求其撤兵缅北。奈温确实与国民党过从甚密，只是个中细节不得而知。但这个反共分子却是马基雅维里的好学生，最后导向中共，邀解放军入 境，勘界剿匪。奈温是高明的，他在中缅边境问题上拿到了现实的好处，并且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大国。实地，外势通吃，已经是秀策的境界了。

中共这 样选择，有其无奈。但是这却是一个无奈的宏大计划，一言蔽之：夹击印度。中国的智囊们绝不是像我一样意淫，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50年代末，西南边境的 危机也是酝酿已久。1958年，中共在西藏废除农奴制，西藏起事（台湾的说法是，中共在西藏搞“大跃进”），达赖流亡，次年放弃“十七条协议”，开始漫长 的西藏独立斗争，而第一方案，就是正常人类理智都会想到的，借兵印度。当年申包胥这样想于是成功了。到了60年代初，实是多事之秋。外与苏联交恶，内有三 年饥馑。尼赫鲁蠢蠢欲动了。中共要稳定西南，就要联合巴基斯坦，尼泊尔，控制缅北，稳定西藏，如此才能力拒印度。上兵伐谋，其次伐交。那时，中共是没有力 量把大量战略物资运往西南的，只有在当地寻找力量。大唐的策略，苏定方的杰作。于是中共决定选择与这个奈温合作。

62年，反共者奈温开始了缅甸特 色的社会主义，高明的政治家总是见风使舵（据个人考证，这个当地特色最早是法共搞出来的）。如果奈温更加高明，也许我们会像记住穆沙拉夫一样记住他。（经 验统计表明，支持军政府往往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美国支持萨达姆就是一例。中国幸运地遇上了巴基斯坦，已经是奇迹了，于是有了现在奇迹般的中巴合作。事 实上这个国家的民主运动同样声势浩大。只是少了些鲜血，少了些西方记者，而我们也就稍稍淡漠些罢了。）但是88年他失策了。虽然他推出了一个继承者丹瑞。 他们应该知道，要控制政局就不能开选举，既然开选举就必须拿下，既然选举失败，即便改政体、去总理也不应相信暴力。不是因为暴力不善，而是因为暴力给西方 世界以借口。这是政治。我是站在他们的幕僚的角度这样说的。

现在我要回到中国智囊了，因为从前沈丁力先生说，这是中国人的责任。穆沙拉夫刚刚赢 了。似乎中国的这个盟友还能在危机中继续坚挺。只是缅甸岌岌可危了。中国需要缅甸。对于可能的南藏冲突来说，缅北是一个重要屏障和基地。对于未来石油战略 来说，缅甸提供了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可能性。须知，印度的舰队就在安德曼群岛，而缅甸南部领土的延伸环绕着这个岛。中国的舰队总有一天是要进入印度洋 的，因为中国的石油生命线依赖印度洋。于是必须力挺缅甸政局稳定，所谓稳定就是在西藏问题上对达赖的回复：“现状无需改变。”也许这个军政府坚持不了多 久，但是，哪怕坚持到丹瑞政治生命自然结束（再过10年），也就为发展赢得了时间。

可是我也知道，我们今天是作为一个人带着一颗良心来关注缅甸 的，而不是作为一个谋士带着计略来寻找买家的。我们作为一个人能做什么。公共知识分子首先不是收音机知识分子，时刻摘抄正在进行的不公正，也不是作秀知识 分子，对每一不正义表现愤慨。在这一意义上，我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让我的思考我的哲学能替所有人恢复其为人的共有的权利。在具体的态度上，我不得不承认， 我充满犹疑。他国内政在以下情况下应当可以干涉：即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出现的时候。这是沈丁力先生的原话，他还说，有一点，只要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中国 也应该去干涉。只是，好一个“大规模”的限定。似乎生命在数量面前又黯然失色了。

（我的身体在颤抖，我写不下去了，我需要调整和喘息。有机会再续。）


一格：

《煲呔為“民主與文革”論解畫》
http://hk.news.yahoo.com/071012/60/2hhw6.html

guys, please check out this site. Can't believe Donald Tsang said so, but it may also be brought to your salon discussion!


YoL：

回应格格《香港特首就文革和民主的言论道歉》
http://www1.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SinoNews/Hongkong/2007_10_13_14_42_0_957.html

旧浪潮论坛之：关注缅甸（一）

Yol:

我们能做什么

Dear wavers,
已经好多天了。缅甸已然成为一方让全世界都揪心的地方。
我每天都在不同的朋友们的博客上看到对那个国度的关注。只是到今天，终于从旧浪潮这一整个礼拜的批判或者说调整中抽离出来的时候，在胡坤那里（也是第一个这样做的waver）看到声援entry的时候，看到格格留言说她和周书正讨论过这件事的时候，才感觉到特别的难过。 "关注现实"的旧浪潮，是不是过于忙于内部批判，而忘了抬头看世界。
旧浪潮强调政治中立，但这已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如同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依然为那些僧侣祷告。
我也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但是似乎我们不应保持沉默，抑或冷漠。


Gill:

thx for the reminder. well...I guess one thing we are in an excellent position to appreciate is, as EU put it, this: "China is the puppet-master of Burma. The Olympics is the only real lever we have to make China act." But bear in mind that EU's interests in Burma are no comparison to those of China.
The source of the statement: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7018285.stm. (Additional comment: Though a piece of journalism it is, i think it nevertheless says a little truth -- about realpolitik, sth much more real than many other politics. And, if i may add, the Good would never profit very much from fighting a plain Evil because it is by nature inclined to fancy that every Evil is as plain as the present one that it recognises so mindlessly and dismisses so effortlessly.)

周书：

可以做的事情还是有的。
http://www.uscampaignforburma.org/index.html
这个网站上的what you can do和student & community action提供了很多灵感。
即便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什么，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事情教育一下自己。
可以以"旧浪潮"的名义群发邮件，鼓励大家到上面那个网站和http://www.actionburma.com签字。

Cho:

Dear All,

I used to favor the Kantian view that, putting aside the intertwined interests embedde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nevolent intervention might seem too demanding a rule for states to comply with. Besides, there is also this no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which turns out to be too popular an excuse for political expediency.

However, the incident of Saffron Revolution is really compelling me to abandon this position. Perhaps the analogy cannot be recklessly drawn from personal autonomy to state sovereignty. One may reasonably retain a libertarian view on individual freedom, whereas in the case of state, which is more a community for its people than an entity in itself, a more paternalistic approach is needed. After all, human right is more justifiable to trump other weighty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real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f we only admit states as actors, we may run the risk of creating an illusion of justice while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conspiracy of some states against their citizens.

But once the precedent has been established, it is also troublesome to notice that, since state sovereignty may be all-or-nothing, the concern for human right is vulnerable to contamination. Not to our surprise, it is already a sadly common phenomenon. Nevertheless, I suppose a paternalistic overreaction always does less harm than an indifferent connivance.

Yol:

十分感谢周书的分享
我自己会尽快整理并发在自己的各个博客/校内/facebook上
建议下次内部沙龙以此为主题

Gill:

looks like I have to make my point a bit more explicit --

1. Wherever ones signs his name, as a protest against the Burmese Government, this is, as a matter of fact, useless. And useless he who signs his name knows it to be. A tyrant as good as any, the Burmese Govt won't care a damn; but it will probably thank you for the reminder of how important it is to wash the blood away asap.

2. There is however one thing that we, Chinese, can do, and that is not entirely hopeless: Protest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hina's interference, if it does interfere, may or may not make a great difference; but surely it is one of the most persuasive intermediater the world is counting upon and, until now, vainly. And indeed, Burma is neither the first nor the last call for China's action: there is the on-going Darfur conflict, in which China is believed to be trading human rights for oil. Not to mention the incidents that are classified as our "internal affairs," only the number of which will make an average Burma campaigner bored.

3. I have no objection to joining a US campaign or whatsoever. But given 1 and 2 above, I would feel most uneasy if I were to channel my protest against the crime to a loudspeaker faraway, abroad, while My Govt at home is aiding the criminal by inaction. Ture, that if we stand up we may make a difference, if only to ourselves. But how we stand up makes a difference also. Standing up against Rangoon, you achieve absolutely nothing. Against Beijing, however, you are still highly likely to lose, but the chance of winning is not zero: Beijing, experienced, and having survived in peace,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its terrified Burmese counterpart; besides, it's a critical time for Beijing to give a positive impression to the world, having regard to the coming Party's Congress and the Olympic games. No matter what the chance, I suggest to you that a consistent campaigner should be against both.

Yet there is also this difference: Standing up against the Burmese Govt we are absolutely safe; while against the Chinese Govt, it seems we'd have to run a certain risk. And this risk I prefer to avoid. Having realised that, I almost cannot, in accusing the principal evil, get rid of the feeling that the decision of letting the accessory walk free is an decision unwittingly, unfortunately, and even ignobly, calculated.

旧浪潮论坛之：关注缅甸（二）

城市专题之六：就象一张破碎的脸——对城市建设趋同性的一点思考

作者：一格

城市的中心广场，四周商厦林立，天气躁热。汽车鸣笛不断，人流熙来攘往。即将拆迁的铺子里播放着高亢的女声：“各位顾客，本店正在进行清仓大甩卖，所有商品一律10元。请您不要犹豫不要徘徊。徘徊犹豫，使您错过机遇；犹豫徘徊，您就等于没来……”。年轻的情侣在肯德基快餐店里躲着清凉。路旁的每一个隔离墩上，都坐着表情倦怠的人。忽然间，我脑中就想起了蔡琴的女中音，“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象一张破碎的脸”——

这是2007年7月7日的甘肃兰州。一种强烈的感觉袭来：这城市，有一张破碎了的脸。

近几年，国内走过不少的城市。大至省会级的太原、成都、广州、长沙；小到县、市级的湖南吉首，福建崇武，山东菏泽；既有沿海开放的深圳、厦门、泉州，也有深处内陆的呼和浩特、银川、西宁，还包括典型旅游城市如桂林、凤凰、丽江、敦煌、都江堰……仿佛每座城市总有两个面孔：一张脸是他们闻名天下的自然人文景观，例如厦门的鼓浪屿，桂林的漓江或者长沙的岳麓山……；而另一张，过目之后，印象则模糊不清，因为它们是那样的千篇一律——一个火车站， 一个广场，一条或自然或人工的河，几幢商业大楼，几条主干道，外加个传统标志性建筑（通常是古塔或者钟楼，实在没有，可以新建筑代替)——组成了城市的骨架。而填充期间的，往往是相同的品牌连锁——几年的功夫，从美特斯邦威麦当劳到法国鳄鱼哈根达斯，已经是遍地开花了。[左图：呼和浩特市中心，王府井百货、北京同仁堂、麦当劳……应有尽有]

也许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城市面貌是经济发展、消费水平提高、内需扩大的表现；从建筑学的角度讲，这些城市是现代建筑蓬勃的试验场；而社会学家则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果。

可是，在这速度惊人的发展以外，我还看到了某种让人失望的趋同性。是的，我们的城市在变得越来越像。如果说一些老城市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不得不”保留其固有的特征（例如依山而建的楼阁，沿河流方向蜿蜒的街道），那么那些以农村征地为基础的新兴城市，在建设中就是“毫无包袱，轻松上阵”——路是越宽越直越好，楼是越高越“闪亮”越好，商店是越多越好，广场是越大越好。不管是塞北还是江南，建筑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互动越来越少，制造手笔如出一辙。即便是旅游城市，看景也成了“买景”——因为绝大多数自然人文景观已经被圈起来，出售门票，不能和整个城区融为一体。

对于老城，政府一般是进行改造。挖沟，砍树，道路拓宽，平房拆迁，等到砖瓦水泥砌注停当，再补种上几株小树苗，作为新的行道树。也许等到这些小树能够遮荫的时候，新的一轮拆迁就又开始了。还有不少城市，更是直接在老城旁边重新起一座新城。起新城的目的各不相同，比如大理、丽江、凤凰等为了保存古城的风貌，而银川、安阳、郑州等则是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颇有“显示政绩”之嫌。令人遗憾的是，新城的规划设计，往往缺乏地方特色。[右图：湘西凤凰也有“中关村”]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担当过城邦国家的角色，亦不因手工业和商业目的而起源，它的诞生，从夏商时期开始，就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此后，城镇一直保留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功能——先天上，我们的城市缺乏个性化的欲望。

而“后天失调”指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笔直宽阔的马路、规模庞大的购物中心、集中的娱乐休闲场所给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言而喻的好处。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指挥棒下，一切为“效率”、“形象”让路，那些看起来“土气”的旧房屋、旧街道、旧景观理所应当地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覆盖着瓷砖或反光玻璃的“气派的”高楼和没有一棵树遮荫的柏油马路。

在龙应台教授主持的一次名为“我们的城市怎么了”的沙龙上，来自东京大学都市工学研究所的西川幸夫教授讲道：“城市重建不应当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考虑——单纯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为目标——而要是进一步强调城市结构、城市的历史遗产历史文化的积累，以及城市文化格调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不单单体现在历史建筑物或者纪念碑上，如何制定街道模式、街区生活、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即便是人行道地面也是文化的表现”。[左图：银川市鸟瞰]

　

避免趋同性，保留城市容貌的文化个性，其实是在维护一个城市的身份认同感（Identity）。从人文的角度来讲，城市中那些别具一格的景观，那些全世界“独此一份”的建筑风格，是曾经或者正在生活于此的人们的集体记忆。在这个流动性异常巨大的时代，迁徙着的我们也许不再有执于故土的地理乡愁； 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了对于一座城市、一条街巷、一所大院儿的感情，来抵御过于绵长的空间轨迹所带来的身份焦虑——这是我们难以割舍的文化乡愁。

电影《三峡好人》的长镜头一次次地留给了水位不断上升的奉节县城（即白帝城）。移民登上客船，汽笛告别码头。浪奔，浪流。三峡大坝蓄水所淹没的，不仅是奉节人的故土——朝辞白帝彩云间呵——这里，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故里之一。现在，它已经从空间上消失了。也许，广袤的土地，城市星罗棋布，我们还能从其他地方找到不少集体回忆。但是，在我足迹可达的许多城市，当地的集体回忆，也正在慢慢地，慢慢地逝去。如同北京城的许多胡同，在推土机的包围下，轰然倒塌在我们的睡梦中……

《三峡好人》剧照：即将湮没的奉节老城

在香港，天星、皇后码头的拆除引起了许多普通市民的抗议。因为这两个码头的意义，远不只交通枢纽那样简单——它是几代港人奔波与奋斗的集体回忆。它不是冷冰冰的建筑，它关乎活生生的人。虽然，保育人士的奔走呼号没能有效遏制政府短视的填海工程，但是关于古物保育的法案已经被要求检讨——法律，在香港，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

其实，维港两码头不过几十年的历史，而在内地，我们正在失去的，可能是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才沉淀下来的有形的街巷和无形的建筑理念。也许只需要十几年，他们就统统不存在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着似曾相识却破碎模糊的脸孔，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就达到了终极意义的和谐呢？那时候大街小巷或许再看不到“拆”字，而都粉刷以新的口号：

破碎即完整。

共性即个性。

统一即和谐。

……

我想，一个城市的建设，真的不应只是政府和房地产商的事情。

2007年8月于蓝旗营

艾滋村不是动物园—— 一位NGO工作者的呼吁

作者：化之


一

中原的许多艾滋村都有大约二十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十年多里，这些艾滋村接受了许多人的访问。其中，有记者，有好心人……这些访问者在请当地人作向导的时候，会经常做一些允诺。访问者们说，我们的报道会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访问者们说，当外面的人知晓这里的情况，大量的捐款就会改变贫穷的状况……不过，对于艾滋村的村民来说，这些允诺了的“改变”，成真者寥寥无几。

来来去去，访问者终究是访问者，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他们终究会回到他们的生活，留下那些艾滋受难者——那只是访问者记忆深处一段难得的经历、一些特殊的映像，他们兴许会对人谈起“那些艾滋村……很苦……真的很苦”，他们也许会想起在简历上添上这一笔志愿服务的记录。更多的时候，这些记忆或许会转变成一篇考察报告——对于每年来自二十多所大学的学生而言。

而我也将要成为一个去“考察”的学生。当我坐下来听一位资深NGO工作者Joe（化名）说完上面这番话，我不禁问自己：“我去，为了什么？为了简历？为了报告？为了感受另一种生活？为了了解社会？还是……”

一边想着，我一边听着Joe这样说：“我们有没有站在艾滋受难者的视角上想过？他们一次又一次从允诺中看到希望，泪花里的希望、坟堆上的希望啊。为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的艾滋身份暴露在镜头前，一次又一次地揭开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伤疤，一次又一次地冒着被官府恐吓惩治的风险与压力，然后他们望眼欲穿地期待……可是……”

于是我继续问自己：“是啊……抑或，我去，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那些活生生的正在受难的人们？嗯……那么，等我回来，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Joe并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或者方案，但他的谈话却让我深深反思，更让我获得某种启迪。

二

Joe说，要去，便要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听说我们要去河南，他谈到：在河南，艾滋是政治敏感的词汇。虽然中央政府的卫生部副部长表态“政府是左手，NGO是右手”，但在这个中国艾滋肆虐最严重的省份，绝大多数国际性的大型NGO（包括克林顿基金会、无国界医生等等，不少已经在其它省份扎根）却都不见踪影。只有当地人自己的民间草根组织才能顽强地生存下来——然而也依然是在高度的监视和威胁之下。

事实上，在河南的艾滋重灾区，不用说金发碧眼的外国访客，就是乡音相异的不速之客，都会立即引起注意和“照顾”。因此，要去那里，就必须认识当地人，化整为零，悄悄进村。如果你的到来为官方所知，那么从你早上离开住处一直到晚上睡觉，都会有专人陪同向导，让你觉得政府已经做了所有必要的事，而且做得那么到位——河南不需要你再操心。Joe最后以寥寥数语说明，当地吏治腐败之程度远非我们所能想象，背后的政治势力更是惊人。（后来我上网阅读了一些调查报道，震惊沉痛之余，也旁证了Joe的说法。读者自可参阅文末所附链接。）如此一来，外面来的“好心人”再允诺云云，又能如何？

三

Joe拿他自己的经历，向我现身说法——可以不是新闻调查、不是大型捐款，但却更能实实在在地帮到受难者：

他首先跟着当地草根组织的志愿者，一家一家地做“家访”，去了解艾滋家庭的实际需要。在家访中，Joe和志愿者们发现，艾滋家庭的孩子，心理状态往往非常不好。因为家中有人患病离去，这些孩子被视为身带厄运、“晦气”，没有别家的孩子愿意和他们玩。他们默默忍受着歧视和隔离，寡言而自闭，常常一个人偷偷地躲在角落里哭。许多家中父母双亡的孩子，或是独居，或是辗转住在不同的亲戚家。而即使在亲戚家，他们也常常处在半隔离的状态——他们必须与亲戚家的家人分开吃饭分开睡，而他们也依然没有玩伴，无人说话。（否则，没有人愿意与亲戚家的孩子往来。）

于是，Joe和志愿者们想到可以成立一个笔友会。让城里的大学生和孩子通信。通过文字，这些孩子可以说出他们久憋心头的话；而书信往来，大学生便可以给予他们心灵上的鼓励，可以和他们说说外面的世界……这个方法，不需要特别的资金，只要请大学生每次附上回信的信纸、信封和邮票。而三年级以上的孩子，都会写信，都能参加。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0多对笔友在互相通信。Joe和我说起其中的一个曾经十分自闭的孩子，她的父母在七个月里相继去世。通信以后，从来不笑的她，终于露出笑容，而且慢慢变得快乐开朗许多，和以前判若两人。

四

当然，光靠这样的心灵扶助当然远远不够。Joe在家访中意识到，村里的艾滋家庭还是缺钱，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来说的一小笔钱，很可能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莫大的帮助。

比如他们遇到的一个女孩，吃了国家免费提供的抗艾药物以后有副作用，十分难受。去看病，医生说需要花200元钱照一张X光肺片，可她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作罢。结果志愿者们为她付了这200元，帮助她渡过了这一关。

又比如一家父亲死了，按照村里规定，只能火葬。不火葬，就没有死亡证明书，不能享受孤儿的免费上学待遇，孩子们的学业和整个未来都因此受到影响。可他家里拿不出800元火葬费，怎么办？

基于这种考虑，“紧急救助基金”(Emergency Fund)应运而生。这种援助模式，诞生在底层的观察与实践中，为的是尽可能及时地满足艾滋家庭特别紧要的需求。它不同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从上到下的政府模式，不简单关注于总额的大小，而强调援助资金的落实与效用。

五

Joe说，深入了解越多，他越知道在原来那种传统的捐钱方法之外，有更多可以帮到艾滋受难者的地方。而且这些非传统的方法，更需要不一样的理念——不是以一个施舍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为艾滋受难者考虑，从了解他们的需要开始。

还有很多事例，Joe说他无法归纳。因为艾滋家庭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他们更需要志愿者亲身协助、具体应变——

比如有一个孩子因为家里没有钱，上不起城里的中专，志愿者家访到她家时，离报到期限已经晚了5天。他们便带着这个孩子到城里，向学校的领导再三请求，最终获得同意，享受三年补助。这个孩子放寒暑假回到村子里，便志愿给村里的孩子上课。她说，她的理想就是将来回村里做老师……

六

我还不清楚我们的考察经过重新规划和组织会是什么样，但我想起了Joe曾提到的一幕，便隐隐知道一些路向：

一个参与过笔友活动的大学生随着她大学的考察队下到村里，当其他同学到村庄四处走访时，她却说什么也要留下来，要珍惜这宝贵的一天，因为她只想和她通过信的小朋友呆在一起，说说话。

因为她到这里来，是见一个和她有感情的人。这个小朋友，就好像她的弟弟，她照顾他，不是一天、几周，而会是许多年。

这是她的亲人。


说明：
在河南，仍有一些处在非重灾区的地方政府，对民间艾滋救助工作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艾滋正在不同程度蔓延的其他省份，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安徽、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以及云南的地方政府，对外来援助者都远为开放。希望以上说明能为有意援助者提供一丝信息。

相关信息链接：
《中原纪事》（独立纪录片，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执导）
《三联生活周刊：血祸——走访河南“艾滋村”》（2001年9月），转载在：
http://news.sina.com.cn/c/2001-09-05/348657.html
《南方人物周刊：河南上蔡县防艾经费流向调查》（2006年8月）转载在：http://www.nanfangdaily.com.cn/rwzk/20060811/tbbd/200608230022.asp
《BBC中文网：高耀洁拒说假话 飞往美国领奖》（2007年2月）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6390000/newsid_6392100/6392139.stm
《南方都市报：高耀洁：“中国艾滋病问题主要是卖血”》（2007年3月）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jwxy/200703200079.asp

冷嘲与旁观—从中国政治波普以及玩世现实主义说开去

作者：浮云

中国早期的政治波普，大约可以追溯到1979年“星星美展”的时期。那时候文艺界刚刚呼吸到一点新鲜的空气，便如四月的花草一般飞快地生长起来。T. S. Eliot在长诗《The Waste Land》开篇就说“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以此隐喻生长的痛苦。以此诗歌意象做比，对于中国的现代艺术，倒也仿佛一句谶语。

不管从什么意义和角度上来说，我们这一代都欠八十年代一个人情。然则对于经历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的那批中国现代艺术家来说，这期间蜕变的过程，仿佛一个拉长和放慢的光锥，慢慢的拉扯和变形。我们很难给8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创作下一个限定式的形容词，然则总体上，我们可以说在89年以前，中国现代艺术的主体基调，是充满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喧嚣与骚动”。就像刚才提到的，那是一个谶语一般的四月。抽象主义，行为艺术，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等迫不及待的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然则这样的生长终究带着沥沥生生的痛苦的抽搐，生长的疼痛里撕扯出新的集体姿态和声言，而这些，便是这里想要讨论的主题。

89之后，中国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开始大量涌现。方力钧的“呐喊”（如图）登上了《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了一时间中国现代艺术的标志性事件。方力钧也成为了“玩世现实主义”在中国最具标志性的人物。再比如95年岳敏君的《自由领导人民》，取材于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画家德拉克洛瓦1830年著名的油画（如图），却将漫不经心和冷嘲热讽刻在了画面的每一个角落。

呐喊 1993年 方力钧

《自由领导人民》1830年 德拉克罗瓦

《自由领导人民》1995年 岳敏君

张大了嘴打哈欠这样的动作被赋予“呐喊”的意义和讽喻；自由蜕变为一群嘻嘻哈哈穷极无聊人的集体舞蹈。这些，大抵是89以后中国的政治波普艺术和“玩世现实主义”力图表现的主题。

引一段方力钧的话。“王八蛋才上了一百次当之后还要上当。我们宁愿被 称作失落的，无聊的，危机的，泼皮的，迷茫的，却再也不能是被欺骗的。别再想用老方法教育我们，任何教条都会被打上一万个问号， 然后被否定，被扔到垃圾堆里去。”

对抗沉重而荒诞的现实有很多种方法，用哈欠来宣示呐喊是其中的一种。然则这样的宣示，纵然犀利，却多半伤人伤己。“玩世现实主义”通过鼻孔里的不疼不痒的哼声，万事不关心的哈欠，毫不正经的大众狂欢，道出了一种普遍的生存境遇。用犬儒对抗荒诞，用玩世对抗现实，用无聊对抗当下。整体上来说，这些都是充满伤痕的对抗。对抗的方法，大抵上类似于往伤口上撒把烟，然后一边龇牙咧嘴一边满不在乎的笑笑，说，不过如此，不过如此。

这样的“不过如此”，道出了中国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充满荒诞和黑色幽默的冷嘲和旁观。一边疼痛，一边冷嘲；一边无奈，一边旁观。

试图把批判和理想用冷嘲和旁观的方式去展现，往往不可避免的失去其间很多重要的元素。这样的失去，未必是出于作者的主观意图，更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叙述的态度，神情，以及表达的手段。艺术的标签化是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必然的结果。这种标签化演变成某种象征性和标杆性的艺术风格，再进而变成个人化的艺术标记，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性的关注视角渐渐被淡漠和虚无化。换句话说，“玩世现实主义”在标签化的过程中，慢慢变得“玩弄现实”，而这种玩弄，是显然有悖于现实主义的批判原则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玩世现实主义这种艺术形式的成功，表明它的确捕捉到了一种深层次的生活状态，然则在对这种生活状态进行表达的过程中，另一些同样普遍和深刻的元素被无视了。玩世现实主义通过创痛的集体记忆，把关于生活的纪念浓墨重彩的涂进了他们设下的框架里，让观众的感情和记忆在他们的框架里游走。或者说，他们调用了大众的集体性感念，来填充这些艺术作品的感情色彩。而这样的调用，事实上带有很强烈的伤害性质。

想起中国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我常常会联想起另一些时代和另一些人物。首先是八十年代的中国艺术，这在开篇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之前说到“欠八十年代一个人情”，细细想来，不仅仅我们这一代，而是包括了我们的上一辈，都欠八十年代一个人情。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家们所感念，所痛苦，所表现和调动的一切，都根植于80年代。而我们的出生和成长，就在80和90的裂缝中飘零。玩世现实主义者通过反叛80年代来表达他们的痛苦和普遍关注，而我们在他们调动的感情里感念属于80年代的批判和理想。所有的这一切，都有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和撕裂感。正是这种联系和撕裂，造成了而今对于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共同阅读。

还有便是一些更久远的年代。属于《新青年》以及鲁迅等等的年代。鲁迅是冷嘲的大家。然则冷嘲伤己更甚于伤人。记得以前看到过许广平回忆起的一些小事，比如冬日的夜晚鲁迅睡不着，便到阳台上去，后来便躺在阳台里。然后许广平拿条毯子盖在鲁迅身上，然后陪他在阳台上躺一夜。这个细节可见鲁迅内心的痛苦。善冷嘲者，必要有坚韧和柔软的心。否则这许多冷嘲，便终究流于一种漠然的表现形式。我对中国现代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担忧，大半基于此。正是因为这种冷嘲内在的力量，使得驾驭它所需要的内心要比其它任何一种力量都要复杂。这期间的矛盾和冲突，若非有厚实的内心予以抵挡，又有柔韧的灵魂予以体悟，便只能是许许多多无异议的呻吟和廉价的情感调动。

胡杰：重要的是立场

作者：周书

胡杰，纪录片工作者，1958年生人，当过兵，学过画，做过记者。1995年第一次拿起超8毫米摄影机。那一年，是电影诞生后的第100个年头；那一年，第五代已是明日黄花，第六代仍备受争议，贾樟柯拍了处女作《小山回家》。

那一年，没几个人知道胡杰是谁。十多年后，他名声鹊起，是因为一部叫做《寻找林昭的灵魂》的纪录片。没有宣传，没有炒作，也没得过奖，这部片子却在网上广为流传。

其实，即便是在中国最另类最先锋的艺术家和独立电影人之中，胡杰也算得上是异类中的异类。

这首先是因为，他一点也不先锋。

他的纪录片，从早期的农村现实题材，到后来的历史题材，用的都是最老实的手法，看上去就像中规中矩的电视片。旁白，配乐，这些常为笃信“真实电影”美学的中国独立电影人所不屑的叙事工具依然在胡杰的纪录片里发挥着作用。从王兵到贾樟柯，从陈为军到胡新宇，他们用镜头客观、冷峻、克制地记录所谓的原生态，胡杰却从不避讳将导演的个人情感放进影片里，他说：不必强调瞬间的真实，重要的是立场。

他的立场是一种比追求表面的真实更高的追求，他要记录的与其说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不如说是一种情感，一种精神。他要带领我们进入拍摄对象的内心，不管他/她是祁连山上的煤矿工人（《远山》，1995），被拐卖到山东农村的云南妇女（《平原上的山歌》，1999），居住在海边的平凡人家（《在海边》，1999），还是为真理坚贞不屈在狱中写下万言血书的“圣女”林昭（《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抑或她从未停止控诉的丈夫王晶尧（《我虽死去》，2006）。通过胡杰充满关切地讲述，观者总会在不经意间被他记录的影像所打动，那里面有着苦涩和悲凉，也有生命的尊严和坚韧。

而胡杰这个人，可能比他的片子更加使人惊讶。在他身上，有种这个时代里罕见的纯粹和谦卑。1999年，为了拍摄《寻找林昭的灵魂》，胡杰毅然辞去了在新华社的工作。人们对他此举充满好奇和不解，然而在胡杰眼中，纪录片是一定要拍的，自己能活下来就好，钱，没有就没有吧。他不是理论家，他不会用深刻的词汇来解释纪录历史与现实的意义，他也没有特别远大的志向。在不同场合，他只是反复强调：他是渺小的，他只能做到这些，但是纪录的工作很重要，他愿意用有限的时间尽量多做他认为重要的事。

他靠自己的钱和朋友的资助拍电影，每一部影片，从收集资料，联系采访对象，到实地拍摄，最后剪辑成片，全都由胡杰一个人完成。他一个接一个地拍片，剪片，在其中倾注大量心血，对影片的发行状况，他则毫不关心。用他的话说，除了少数一两部影片曾获得少量发行以外，他的片子其实就是没有发行！他不参加国际电影节，也没卖过海外版权。他相信好片子会口口相传，从他的朋友，到朋友的朋友，再到数以万计的网民。最近，胡杰导演携新片《我虽死去》来到香港，还同时在香港大学放映了《寻找林昭的灵魂》与《平原上的山歌》。研讨会上，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版权问题时，他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他说：

“其实这是一个纪录片工作者经常面对的伦理问题。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摄像机记录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所以我们如果收费，我们的心灵就会受到审判；如果你不收费你就生存不下来。有时候你就会…就是不收费。”

我们为这样的一个胡杰鼓掌。

有人说，胡杰是悲悯而平等的纪录者；有人说，他用镜头记史，以影像思想。我觉得他的影片，是孕育着希望的，这不仅仅因为他甘愿用自己的双眼去做整个民族的眼睛，代替我们去关注，去记录，去审视当下和过往的岁月中，那些不为人注意的或是被人刻意遗忘的角落，去承受那些尴尬和伤痛，去张扬美好和光辉的人性，也因为通过他的影片，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获得，某种成长。


胡杰主要作品（长片）：

1995 圆明园的画家生活
1995 远山
1995 媒婆
1999 在海边
1999 平原上的山歌
2004 寻找林昭的灵魂 (全片播放)
2006 我虽死去 (全片播放)

印度起飞？一个笑话

——双输的自由 之一
作者：Palpatine


前几日在网上看到了这条新闻。印度农民为了反对征地，聚起众人来闹事，结果阿三的警察野蛮镇压了一下，打死打伤若干人，地没法征了，开发区也建不起来了，阿三的引进外资打了水漂了。

印度的这种半途而废的开发，官方的话说是要怪罪他们的警察水平低劣，打死人太多，其实这种尝试在印度就行不通。

印度的开发区不过是拾了大陆的牙慧。而大陆的改革开放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要和别人拼成本，行政成本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就拼人力和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的拼法很有中国特色，按张五常的说法是邓小平的伟大发明，那就是中央和地方分税，默认地方政府的贪污，纯粹按照经济增长提拔地方官员，然后再给与地方与经济相关的极高度自治权力。这就令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吸引工程项目和吸引企业，以图捞钱和升迁。

而人力对中国来说就更简单，农产品统一收购是建国初期保证粮食安全的办法，而开放初期延续的低收购价格是剥削农业补贴工业的老做法，这两点都不甚合时宜地延续下来，在高通胀条件下，却恰好压低了农业收入，使农民更容易被吸引出来做工；或者不客气地说，逼迫许多农民离开土地。再加上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大规模征地，农业人口涌入工业，劳动力过剩造成了人为的低成本。

各种条件的结合造就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工业化。当寡头制下的集权者们制定计划的时候，决不会有人想到会有今天这样奇迹般的成功，许多步骤更是纯粹凑巧。但是，创造这个奇迹的许多措施，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里，却完全无法办到。发展的初期常常是充满血泪和肮脏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不完全的投票权和少数人把持议会的情况下完成的，美国的经济起飞是在贪污腐化严重，地方政治被各种帮派和资本家控制的二十世纪初做到的，苏联的一五二五计划是靠余粮收集制残酷剥削集体农庄在大萧条中买来的。而印度呢？它一样也做不到。不要忘了上次大选是什么样的口号靠着农村人口海量的支持票获得胜利的。而它的经济部长还说过，要将农民留在土地上，并且提高他们的福利。在农村人口的选票压力下，难以想象有任何办法来快速增加工业人口。更不要说在现行制度下，中央政府对地方完全没有支配能力。为了获得支持，政府还得用还没建立起来的工业资源来补贴农业，而这个被补贴了的农业生产，在没有足够工业支持下，就完全没有再发展的余地。苏联从剥削集体农庄到工业反哺农业用了近半个世纪，相信不会有人把任期半个世纪的任何政府叫做民主政府。

因此印度的试图照抄中国大陆的经济开发区制度，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开发区背后的逻辑，只能像洋务运动那样抄袭一些表面的东西。即使这次征地没有遭到阻力，建成的开发区如何招到工人？如何令地方政府愿意拿出钱来修路造桥，而不是养肥了猪之前就把它吃掉？最后，印度的农民众多的优势不发挥，它的成本优势在哪里？

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印度的民主虚有其表，西方国家承认它的民主不过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其实这些人完全就搞反啦。中国在政制上固然没有必要去一百步笑五十步，可是经济上印度人要和中国来比资本主义，这个笑话未免也太冷了一些。

当代中国的思索者之林昭（1932-1968）

作者：Yol

写在前面：
"思索"，思考、探索是也。我所接触过的中国学者的著作，其实也并不多，然而就是那不多的几本书，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方向，让我从美丽得虚幻的文学当中走出来，关心现实，关心这世界。这篇文章，是很难有结尾的，或许我会一直的将它续写下去，或许若干年之后，将它续写的不再是以旁观者的笔触，而是投身其中的灵魂。


知道林昭，是一年前的暑假。陆陆续续读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最近，又幸运的看了只限于内部交流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的故事，是用爱与血写就的故事；林昭的灵魂，是美丽与坚忍并存的灵魂。感慨，为了她的年轻与才华；敬佩，为了她的良知与勇气；流泪，为了她的苦难与不幸；微笑，为了她曾经的存在，为了她在中国历史上所留下的淡淡却长远的痕迹。

"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这首小诗，刻在林昭墓碑背面，是她在狱中所写。这，是她的自叙，是她的死亡宣告，也是她短暂一生的总结。1954年考进北大，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在燕园，她迅速的成长了，思想的矛盾与斗争在她体内酝酿着，直到 1957年，在张元勋的批斗会上，爆发。"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才气与勇气并存于她柔弱的身躯之内，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直率而高贵的她，让众人震惊了。

之后，被打成右派、自杀未遂、接受"监督改造"、发配新疆、作《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发表于进步刊物《星火》，1960年因反革命罪名在苏州被捕，尚未到而立之年。狱中，曾经被喻为林妹妹的林昭，却忍受住了常人所无法忍受的痛苦。殴打、强暴的阴影之下，手铐终年不离的她，没有纸笔，却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血书。她不服，她绝食，她控诉，她呼吁正义。然而， 1968年4月29日，判决书最终到了，宣布了她的抗争的结果——由20 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当天被秘密处决。时年36岁，正好应了"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之谶语。所幸，"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的临终之言，12年后还是得到了验证——1980 年，林昭被平反。

林昭要的是什么？很简单：是自由，是民主，是正常的生活，是做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简而言之，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应有的常识。但是，现实告诉她：什么都没有。然而，就是这个祖国，这个她爱的祖国，滋生了毁灭她的力量。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她悲愤，她冷眼看着这个被她喻为"中世纪"的社会。她为历史所选择，承担了苦难。从精神到肉体，一个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最终伤痕累累的走向死亡。

当时那个不愿认错、不肯屈服的林昭，是很少有人能理解的。让人心酸的是，40余年后的今天，那些当年在她周围的人们，依然不懂她。中国有句古话"乘势者成，顺势者存，逆势者亡"。不识时务的林昭，她逆势，她亡。纪录片里，出现了一张又一张苍老的脸，颤巍巍地叙述着或许早已被淡忘的故事。他们的眼神里，依然有着不解，甚至不屑。在一个社会制度容不得人生存的年代，在一个甚至做不成奴隶的年代，大多数人怯弱而盲从，换来了长寿与平安。然而个别如林昭者，却站起来挑战黑暗，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作为抗争之剑，以自己的鲜血，向理想献祭。

纪录片中，唯一的亮点，是那一个小帆船：闪耀的金色与圣洁的白色，在阳光下，显得如此优雅而美丽。在这种优美的背后，应当是怎样的一个秀气而聪慧的女子！然而，我们却必须要面对，那个衣衫褴褛的林昭，那个满头白发的林昭，那个头顶一个大大的"冤"字的林昭。她不愿做一个奴隶，所以她放弃了幸福。她以飞蛾投火般的义无反顾，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屏幕上，张元勋最终掩面而泣。这是压抑了多年的泪水吧，为了怀念，为了曾经共同走过的岁月。

是什么支持着林昭，使她走过了这样痛的人生？勇气与激情只是一时的，在她的血书中，我却分明看到了上帝的爱。或许，正是基督的博爱与牺牲，引领着她走完了这一路吧。这个女子身上，有着不同一般的悲悯情怀。她自称为"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十字架是她的难，也是她的信仰。十字架在她的心里，她亲吻它，它给她力量。去过教堂，真心祷告过、唱过赞美诗的人们，一定曾经感受过那种精神上的有所皈依的圣洁之感。你知道，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上帝依然关注着你，他会爱你。他是你的主，他在你心里，他无所不在。正是这个上帝，使林昭这个平凡的女子，拥有了与众不同的力量。

林昭是不该被忘记的，偏偏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或许太多的苦难，已经让这块土地上的民众麻木。他们看了太多的鲜血，他们留了太多的泪水，他们已经不懂得抗争的意义。于是，不断的顺从，不断的屈服，历史被不断地改写，真相被不断地忘记。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难道我们要选择后者？感谢胡杰，尊重胡杰，放弃了自己原先的生活，奔波跋涉完成了这一震撼人心的纪录片，给更多的人一个机会去了解、去回忆那一个年轻的生命，那一个黑暗的年代，那一些毁灭爱、毁灭真理的至今尚存的力量。
（2004-5-29）

“广州话最近古” —试析粤人对于汉文化的最后抗争

作者：殷守甫

作为一个上海人，每听到吴语近古的说法或证据，常常会欣然一笑，自我感觉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家乡母语的感情吧。但是要把这种感情系统化为学术，并豪情满怀地向世人宣布，恐怕要属粤人最为不遗余力。广州话近古论，实在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了。但是考察它的背后的一些东西，可以算做一个尝试。

首先从学理上分析，广东话近古恐怕有待商榷。有人认为，粤语保留了很多上古的语音与用法。但是仔细想一想，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广东这个地方，在周代根本没有纳入华夏的版图。这个状况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后期墨家喜欢争论一个问题，南方是有穷还是无穷，南越之外是不是有南南越。显然，他们对于南方的经验知识相当匮乏。就像18世纪欧洲的形而上学家讨论宇宙是否有限，或是宇宙之外到底是什么一样，他们对一个只在逻辑上有意义的范畴发表从逻辑出发的观点。秦始皇征服了百越，汉时又击破了当地的越独分子，似乎为语言交流提供了可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汉书》记载很多关于南越问题的讨论。大体说当地人不太平，杀掉中央派来的官员。中央一派人认为要派军队去剿，一派认为路远多费，不如算了。可见虽然有驰道，沟通仍然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后一派从经学出发，认为尧舜禹这样贤君，有方圆百里就足以国泰民安了，那个地方不如不要了。直接结果就是汉代从海南撤走了行政机构，把它交换给“野蛮人”了。香港这个岛后来如何就更加不知道了。到了汉末三国，孙权为了抗衡北方力量，很想把南越人变成劳动力。但进展一直很不顺利，语言不通的问题被《三国志》纪录下来了。可见，直到那时，粤人说的语言和中原还不是一回事。广州话要保留上古的语音，看来也不是像有些人吹的那么好的。

从语言本身来看，从唐宋词的韵律来研究广州话与古代汉语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就其总体而言是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个方法从历史的角度讲是可能的。唐代把很多有才华的人流放到南方，就像俄国人把文人志士送到西伯利亚一样。南宋末，为了躲避蒙古，大量中原人一溜烟就逃到了中国的最南端，有的人实在没办法就跳海了（他们用实际行动解决了后期墨家提出的逻辑问题）。这些人很多就留了下来。所以广州话严格来讲是宋末元初时候在和中原有关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以此方法展开的每一个个案都具有学理上的严谨。以《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有人认为，用普通话读，于韵法不合。用广东话读就好很多了。可是即便用地道的广东话，“鹃”字仍然与韵不合。实在是五十步笑百步。用普通话，只要我们不太拘泥于平水韵，用《红楼梦》人的押韵法（uan，ian，an看成同押an），反倒通了。

事实上，中国的任何一种方言，甚至是民国、共和国钦定的普通话，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华夏先民的上古语言中汲取养料的。很难说哪一种方言保留得最多，保留得最好。我们今天使用普通话，不是因为她最古老，或者最文化，只是为了某种方便。小而言之，便于交流沟通；大而言之，便于国家一统，免于割据混战。

但是，为什么粤人要如此标榜自己的母语呢？因为他们格外珍惜她的独特性。就如同高丽人千方百计强调自己语言的独立性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广东、香港等地已经在行政上从属于一个民族国家了。这个现代民族国家不遗余力地宣扬一个统一的民族观，并将此打造成政治正确的民族主义。于是汉文化主导下的民族国家之下，不同的文化实体面对消亡的威胁不得不通过其他的方法为自己确立地位。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却又不能冒犯中央政府的统一纲领；维护自己的民族的独特性，却又不能大破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和谐盛世。于是，在这样一个大民族主义的语境下，还有什么能比“凡古必真，凡古必雅”的民粹主义更好呢？如果粤人能将自己的独特文化同汉文化的古典状态建立起坚实的联系，那么粤文化就能在这个民族语境中得到张扬。换句话说，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下，谁宣称自己是华夏文明的真正传承者，谁就使自己的文化登上了宝座。

于是，就有了粤人的广州话近古论。于是他们的理论从一开始就饱含着矛盾。他们说“粤语保留了大部分中古时代华夏的语音与词汇。”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广州话保留的中古语音是中古时期哪里的语音呢？试想在通讯、交通如此发到的今天，仍然有一些地方自上而下坚决抵制。在唐宋时期，“中古语言”自然是因地而异的。从语境看，这位先生当然不是说广州话保留了中古时期广州的语言，而是说，保留了当时的官话，即当时的某种超出地域局限的普遍语言。也就是说，他的逻辑前提是，认可唐宋时期官话的存在，并以保持这种官话为荣。以古代的官话作为自己的合法性来反对今天的官话，这本身就是可笑的。

归根到底，粤人的“广州话近古论”作为对于当今中原普通话帝国的反抗，是长江、珠江流域的文明与北方黄河流域文明之间张力的延续。然而粤人所依据的武器已经是中原文明在中古时期的灿烂文化，这使得他们的抗争充满悲情却惨白无力。

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就中国而言，黄河流域的文明一直在向东西南北扩张，并且在四面八方遇到阻碍。商纣王成功地将东夷纳入版图了，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葬送了他的王朝。后续朝代继续向东的道路被滔滔大海所阻隔。元初，台风挡住了忽必烈的大船；清末，北洋水师东征长崎胎死腹中。“中国”最终还是未能越过茫茫大海。向北，等降水线划出了一条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天然疆界。中原王朝面对强大的草原铁骑，不得不铸起长长的栅栏。于是向西：秦时，说客的西进路线没有被决策层采纳。取而代之的是东出函谷。这一决定使秦统一了中国，而不是和亚历山大决战印度。自汉武帝以降，西域战略的成功与否，历来是衡量中原王朝的一把标尺。大唐盛世自不待说，即使是战斗力低下的北宋王朝，也处心积虑的希望在西夏战场上有所建树。剩下的只有向南了，历史上中原王朝最成功的一个方向。经历了周代的疲软以后，历朝北征虽不足，南下却有余。唯一的问题就是山高林深，多生瘴疾，所谓五月渡泸，深入不茅。这个问题军队解决不了，只能用人口了。北人南下，变森林为农地，改沼泽为通途。所以一路向南，所向披靡。清代在镇南关取得她最后的一次胜利，恐怕也是历史的吊诡吧。

粤人以一种“凡古必雅”的民粹主义，反对普通话大一统背后的语言霸权，着实无奈。香港人对古代文化全然没有兴趣，但是却也来凑这个民粹的热闹，来反对强大的非民主的中央政府，虽然有些可笑，却也值得同情。试想，如果今天的广东或香港完全独立，那么他们对于粤语又会抱着怎样一种态度呢？他们会比今天的韩国人更加极端地去中国化也就是去汉化。把百越作为自己独立的祖先，把粤语作为独立的语言，把粤文化作为独立的传统……可是历史的逻辑却是征服决定一切。于是他们只能发出粤语近古的最后反抗。这是不能当作严肃的学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