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起

作者：阮幸霏

2006年6月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historically is to be aware of its complexity, to have sufficient detachment to see i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o accept the ambiguities, including moral ambiguities, of protagonist’s motive and behavior.

Peter Novick

无意之中我邂逅了这段历史，在此之前，它还仅仅停留于高中历史课本上“六百万”的印象。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时间上都距离我们很遥远。我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的隔阂导致这段历史在我们记忆当中很稀薄，但是，它不应该仅仅被当成犹太人或者德国人的历史。它应该被当作全人类的历史，就像我们曾经历过的一样。

I. Aus Türbrinka

2006年世界杯在德国举行，许多德国城市的名字因此有机会在中国人的电视屏幕上出现。Türbrinka为其中之一。一见到这个城市的名字，一个印着黑色大字Türbrinka的黄色站牌映入我的脑海。火车在站牌前缓缓经过，之后，它驶入一段特别铺设的轨道，旅程由此开始……《Shoah》的第一幕，[i]正是如此。那列火车上满载着犹太人，时间是1942年，帝国开始了秘密清理行动。

“元首表达了他对最后一个患病种族被清除之后世界清静的浪漫想象，余下的是一点也不浪漫、沉着理性的官僚主义程序问题”。Zygmunt Bauman如是写道。[ii]如果你有机会去参观当年的集中营遗址，听见他们导游的介绍，你可会意识到其中的可怕之处？我们多次听闻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恶行，但你不能把同样的嘴脸置放到集中营。这里没有血腥的情景。房间的规划，哄骗受害者的谎言，释放毒气和焚化尸体的步骤……每一项都经过精密的计算。若非受到谴责，大屠杀早就列入管理学经典案例。帝国的官僚和科学家们成功创制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屠杀工序，三分钟之内可以毒杀三千人。日本人在亚洲各国的屠杀行动固然残忍，但还没有那么高的效率。德国人讲究理性、按部就班的本色表露无疑。这样的本色，可以在球场上体现，也可以在集中营里体现。

我为这样的冷静和长于计算感到不寒而栗。

为什么居然是德国人犯下了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我不明白，这个拥有黑格尔、康德的国度，擅长深思的德国人，为什么犯下那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应该的错误？

II.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iii]

从德国、欧洲、阿根廷到以色列，艾希曼，一个平庸的小官僚成为了世界焦点。他每日只管在办公室里统计数据，规划运输线路；他从来没有杀过人，甚至对犹太人富有同情心；如果可以，他希望他的犹太人朋友能够从集中营中被释放出来。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战犯？

对艾希曼的审判充满了争议。从法律的角度上看，以色列对艾希曼案件的审判具有诸多缺陷，这些缺陷足以否定判决的合法性。但是艾希曼海仍然如以色列人所愿被送上了绞刑架。以色列人绑架艾希曼似乎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审判只是为他们的行动寻找合法性的外衣。以至于艾希曼的辩护律师只能无奈地怨叹：“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因为什么：如果他赢了，他将获得勋章；如果他输了，他就得上绞刑架。”许多犀利的审判旁观者，包括Hannah Arendt都指出了残酷的现实：审判无非是胜者对败者的弱肉强食。从纽伦堡审判开始，胜利者的道德姿态，国际法的苍白无力，便是世纪大审判中不可忽视的注脚。反人道罪，这个年轻的法律概念，是对我们胜利的讽刺。

沉闷的法庭审判程序依旧在行进着，纽伦堡——东京——耶路撒冷。艾希曼反复辩解，他没有杀人，他只是按照命令、按照法律行事，一个遵守法律的人怎么能够因为他遵守法律而被判死刑呢？以同样的理由辩驳的，还有无数艾希曼的同僚。第三帝国的“恐怖法官”Jenning法官重复完这个理由以后，审判他的同行回答他：“从判决第一个无辜的人死刑开始，你就应该知道后来的事了”。为什么他“应该”知道？依照当时的法律，那个人是“有辜”的，法官做错了吗？[1]法官只知道依照程序适用法律，艾希曼只知道按照上级命令行事，为什么他们就“应该知道”自己犯下滔天罪恶了？战争期间有多少普通人是这样遵守法律，履行上级命令。他们做错了什么，要承担如此严重的制裁？

他们错的，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遵守了错误的法律。

面对错误的法律不加拒绝反而同流合污，就是共同犯罪。

可是谁有资格说某某法律是错误的，不应该遵守？

一个人有没有理由不遵从甚至反抗他认为是错误的法律？

如果可以这么做，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还能剩下多少？

Aquinas虽然说违反自然法则的法律不应该是法律，但是下一句他又马上补充道：如果我们因此而不遵从法律，那会把法律投入蔑视的深渊。自然法对于这个问题，态度暧昧。

梭罗反抗过，但是被法律惩罚了，只能写下一篇Civil Disobedience[iv]聊以慰藉。

Hart和Fuller辩论，他暗示，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合法的不惩罚；第二，不合法的惩罚。[v]

理论家可以纸上谈兵，个人面对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他们必须选择，无法逃避——

遵守法律，杀犹太人；或者违抗法律，使法律秩序陷于瘫痪。

对于无数的艾希曼来说，无论选择哪一个，结果都会是错。

那么究竟谁错了？是希特勒的问题，是理论的问题，还是人性的问题？

大抵因为问题就是这么复杂，连擅长深思的德国人也没办法逃脱犯错的命运。[2]

面对同样的情景，有人是艾希曼，有人是辛德勒。比起反抗，我们似乎更易于服从。Milgram[vi]和Zimbardo[vii]的实验报告，非常值得一读。之后，问题会转化成：为什么有人是艾希曼，有人是辛德勒？

III. 被记得的和被遗忘的

死一个人是一件惨事，死一百万个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

一些灵魂，以一个“六百万”定格在历史瞬间。还有很多灵魂，没有一个数字为他们定格。不知道是被故意忽略以忘却伤痛，抑或人类天生善于健忘。在希特勒的梦想蓝图中，理应消失的人群还包括吉普赛人、残疾人、同性恋者和其他被定义为“不适宜生存”的人。战后犹太人理直气壮地满世界追杀前纳粹分子，而其他同样遭受过屠杀的人群却被淡忘掉。《德国刑法典》第175条，规定同性交和人兽交刑罚的条例，直到1993年才被废除。[viii]他们，谁会想起？

上一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又好好热闹了一番。我们为这场残酷的人类大屠杀的结束而庆祝，告慰逝者安息。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依然纷争不断。焚烧人类的地方终将被销毁，但是新的焚化炉还会不断建起。这样的现实恐怕会大大损及我们宽慰的心情。只不过庆典时刻，谁会想起？

记得有一年院系际辩论赛决赛的海报引用了那幅著名的照片“饥饿的苏丹”，关注这幅照片背后的那个举世闻名的悲剧故事：记者按下了快门，却没有去救照片中濒死的小女孩，事后记者自杀。同学们围着海报议论纷纷：有人斥责那个记者缺乏社会责任感，有人研究这个例子与辩题的关系……我的耳际，无数口沫横飞。

然而我很想听到的一句话却始终没能听到：“苏丹的饥荒真是好严重啊！”

大家关注照片背后的故事，却忘了关注照片本身映射的世界。同样地，我们当中也没有多少人关注过索马里的饥荒，卢旺达曾有的大屠杀，塞拉利昂日以继夜的流血冲突……非洲的伤痛仅仅是非洲的痛。一如我们谴责日本人不了解我们的痛，然而我们自己本身也吝于关心别人的痛一样，我们对他人的痛，多么冷漠。这些，又有谁会想起？

在德国世界杯余烟未消之际提起这段历史，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历史地位，而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文章开头引用的那段话，理解历史；并且明白，它们不仅仅是某些人的历史。这段历史所彰显的人性不可克服的缺点，依然存在我们的心中。不要因为这段历史之于我们时空上的距离而把对它的冷漠看似理所应当。类似的道德困境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到时候，扪心自问，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会是艾希曼，还是辛德勒？

我们为一切一切的人负责任，在一切人之前为一切人负责，而我们的负责超过了其他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罪与罚最深刻的描述之一）。

如果你想起，请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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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的法官也曾矢志不渝地执行种族隔离法律，他们从来没有被追究责任。第三帝国的法官也只有小部分人受到审判。被送到国际法庭上的法官是不折不扣的倒霉鬼。

[2] 值得一提的，出于复杂的动机，犹太人本身亦曾帮助纳粹分子加速屠杀族人的脚步。参见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New York : Holmes & Mei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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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列出的是一些有关大屠杀的阅读资料，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作进一步的深入阅读。

[i]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Claude Lanzmann, Shoah.是一部长达8小时的纪录片。

[ii]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Blackwell, 1989.有中文版本《现代性与大屠杀》。

[iii]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Y., U.S.A.: Penguin Books, 1994.目前没有中文版本，只有最后一章的中文翻译，收录在一本编集当中。参见何怀宏编：《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学的现代困境》。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值得深思。

[iv] Henry David Thoreau , Civil Disobedience.有很多中文译本。 Arendt也写过同名文章《论公民不服从》，可在网上搜得。

[v] H. L. A. Hart,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Lon L. Fuller, Positivism and Fidelity to Law: A Reply to Professor Hart. 在很多法哲学名文编集中可以找到。

[vi]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London: Tavistock, 1974.

[vii] Craig Haney, Curtis Banks, & Philip Zimbardo, Interpersonal Dynamics in A Simulated Prison, Fr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 Vol. I, 1973.

尾注六和七的报告都没有中文版，大家可以上网络搜索英文版阅览。

[viii] 纪录片《Paragraph 175》，记录第三帝国时期同性恋者按照刑法175条规定，被送进集中营“处理”的情况。

观火但不隔岸——从奥运火炬传递看香港社会

作者：Jean

4月24日，突发奇想。在豆瓣上开了一个同城活动，标题是"观察奥运火炬在港传递"。动机很单纯：当看到巴黎华人怒斥媒体偏颇的时候，当看到王千源和"爱国留学生"隔空交战的时候，当看到CNN主播的评论引来国人横眉怒目的控诉的时候，当看到陈巧文被内地男生用国旗兜头罩下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用那么生硬的言语和一位远在美国的老友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坚定的挺奥运+抵制家乐福派），我觉得很难过，因为谈了三个小时之后，发现我们根本是站在对立的角度，试图用伤害对方最少的方式交谈，而结果，是我没能说服他，他也没能说服我。然而我却忽然发现，我们两人都是在透过"媒体"这层透镜在观察着所有事件，无论是电视、报纸，还是网络论坛。因此我决定亲眼去看，而且暂时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摆开，不支持哪一方，也不反对哪一方，纯粹地观察。当然我不能宣称这样我就是中立的，因为我还是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因此我的描述和评论也就无可避免地将要带上我的价值评判——但是，起码我是在评判一些真实展现在我眼前的事实，而不是经过摄影师剪辑或经过别人描述出来的场景。

没想到，10天之内，就有两百多人关注这个活动，有志愿贡献假期时间来协助我现场连线报道的，有发消息问我到时怎么碰头一起去看火炬的，有提供饭否及twitter空间发布消息的……当然更多的还是鼓励和关心，让我不要靠得太近，注意人身安全。很感动，也就愈发期待2号当天的活动。

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我最后决定在"弥敦道——维多利亚公园——立法会"这三个点观察5月2日的香港。弥敦道是火炬传送起点附近，且靠近当天支联会准备发起抗议活动的地点；维多利亚公园是香港传统的集会抗议地点，这次火炬传递路线远远避开此处；立法会是火炬传递最后一段路程中的一站，但不是终点。之所以不选起点和终点，我的考虑是，这两处是最重头的show time，必定是万全保安，和谐无比。如果只是想看和谐画面，那么坐在家里看电视直播就好了，反正这次只有官方提供的直播画面，不允许各家电视台跟着火炬车全程拍摄。而且，立法会是香港这个城市的政治心脏，想必会有些看头。结果证实，头尾两处都给我逮到了精彩画面，弥敦道的支联会游行和立法会前陈巧文扯旗抗议，只有维多利亚公园那站失算，一片鸟语花香，阿伯阿婆坐在树下乘凉。

很窄的街道，也就短短一条队，两边都是夹道责骂的“爱国民众”——汉奸走狗卖国贼，还有英文粗口，因为队伍里有不少老外。很多警察在现场戒备，重重人墙把情绪激动的港版红衫军隔开，让后面的橙色人群得以通过。 ——文字及照片均选自作者的《5月2日流水账》

同去的蘑菇MM后来说，她被弥敦道的游行场面吓到了，因为第一次在途人的叫骂声中跟着游行队伍走过闹市，只能强作镇定地无视周围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民众。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庆幸自己运气好，从2006年台北街头的倒扁游行，到这两年香港街头的七一、撑普选游行，我这是非篓子每次都屁颠儿屁颠儿地凑着热闹，而每次都能平平顺顺地回来，几乎从没遇见过暴力相向的场景（除了06年9月9日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上，看见过一个深绿的主播在现场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被周围的蓝色民众喝骂，当时有一些推撞）。港台的市民早已习惯了不同于己的声音在大街上示威，也加习惯了政治性的游行，而且警方更是经验丰富，知道怎样使用非暴力的方式隔离针锋相对的民众，避免发生肢体冲突。所以，在香港和台北，我一点都不怕，我敢尽量贴近地跟随着激进人士的队伍行走、拍照，唯一碍手碍脚的，只是那些神经紧绷的执勤警员而已。市民不是暴民，即使是这次红衫人群指着橙色队伍激动地斥骂，也未见拳脚相向的镜头，警方的劝谕，双方都是听得的。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十分可贵的现象了，因为警方明确自己的职权，能够熟练地保护双方民众（而不是殴打驱散！）；示威者想必是早就预料到将会遭遇这样的场景，因此保持最大的克制，用微笑来应对谩骂；而即使是群情激昂的红衫民众，也都能听从警方劝谕，不会激烈到冲进游行队伍挥拳踢腿——若不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焉能有如此共识？

而我也绝对无意突出橙色以掩盖红色。前面说过，如果只想看和谐画面，蹲在家里守着电视即可，没必要大汗淋漓地挤在人堆里忍受噪音和推挤，更没必要港九两头跑。所以，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去观察火炬传递以及抗议者的活动，故橙色是我要观察的两个对象之一，并非厚此薄彼。我看到的现场情况是，红色远远多过橙色，如果不是特意规划的路线，我想我们也不可能在一天之间两度遇到长毛，两度遇到陈巧文。

其实，这次火炬传递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件，都为我提供了一个观察香港民众复杂的政治取向及身份认同的切入点。去年12月的立法会补选，就是各界关注香港民心"基本盘"的一次试金。自1982年中英谈判以来，本地人的"恐共"心理曾一度高涨，因此引发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移民英澳美加大潮，尤以1989年之后为甚。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大好，加上北京政府的安抚政策奏效，"恐共"情绪逐步淡化，于是就出现了大批的外籍港人"回流"——同期，本港社会学者所作的调查数据显示，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港人明显较八十年代有所增加。九七之后，北京政府一度用更加亲善的态度，更加优厚的政策扶助，和尽量克制的政府干预，力求获得港人的进一步认同。这段蜜月期，到2003年由于金融风暴后民怨逐步积聚，加之非典初期政府处理失当，最终由政府强推"二十三条"（国安条例）立法，让民众突然感受到原有的言论自由可能将被收紧，因而触发了强烈反抗，7月1日五十万人上街游行，逼到董建华"脚痛"下台。此后，本港"民主派"阵营同"亲建制派"阵营就进入了激烈争夺民心及政治席位的时期，2007年底陈方安生在立法会补选中击败叶刘淑仪，让民主派松了一口气，但是今年这次奥运火炬传递，却再次把"港人开始逐步亲建制化？"的问题摊了出来。

我之所以说，港人的政治取向及身份认同有其错综复杂的背景，正是因为那汹涌的红色旗海，很容易给人带来一种符号化的观感，仿佛这是一个与大陆同样红色而且和谐的城市。事实上，许多在5月2日当天拿着红旗穿着红衣上街欢迎奥运火炬的人，并不都是真的就完全认同了"五星红旗"所代表的那个国家和政府，尤其是后者。比如我认识的一位太太，平日里对"大陆黑心货"深恶痛绝，但5月2日还是乐呵呵地穿了红色T-shirt出门去凑热闹，她说，难得看一次这么大的热闹嘛！再比如我的邻居，她在我博客上的留言很清楚地表达了她对大陆言论管制的不满，但是那天也开开心心地自己动手做了小国旗，大清早就跑去尖沙咀占位子等着看火炬……因为五星红旗是法定的"国旗"，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国族/文化认同"，而并非政治认同。因此，如果把5月2日那日铺天盖地的红旗海，就解读为"香港人心已然回归"，恐怕是太肤浅的认识，更不用说，那些最卖力地挥舞着红旗，最声嘶力竭地高喊"反藏独！"的人里面，恐怕大陆在港学生及游客还占了大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港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经历了百多年殖民统治的城市。自由资本主义，让市民习惯于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极小干预，也让市民对共产党政府曾经主张的中央计划经济有着深深的排斥，进而延伸为对"共产党"的恐惧和排斥；而作为前殖民地，而且是一个紧靠中国大陆的英殖民地，绝大部分人口是华人，香港人对"我是中国人吗？"这个认同的摇摆，也是其来有自的。许多老左派，本土工人阶级，经历过上世纪中期的"反英抗暴"，他们的"爱国情怀"其实在结合了他们自身的阶级属性之后，就自然地投射在"共产中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之上。然而，他们爱国却不表示他们就真心拥抱"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形态，他们真正习惯而且认同的，其实还是香港这个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更不必说，他们的亲戚朋友以及各个时期逃难到香港的大陆难民，还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间接经验，让他们知道五十年代初土改带来的暴力、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带来的饥荒、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革带来的社会灾难，甚至是他们亲自在电视上看到的，八十年代末的那场肃杀，以及他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以"香港电台"为代表的言论自由，正在被逐步压制的凄凉。因此，尽管他们认同自己为中国人，尽管他们非常热爱他们所认同的"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无条件地接受了北京政府的一切。而奥运火炬传递，却是一个很好的"符号"，代表了他们所认同的这个"中国"正在崛起的荣光。因此他们上街欢呼，是为了他们所认同的中国，而不是真的为了支持那个把奥运会整个儿塞到政治里，还贼喊捉贼地说"奥运非政治化"的北京政府。

所以这次火炬传递的过程里，我们从电视上、报纸上，甚至我的相机拍到的相片里，所能看到的那如许的爱国激情，其实在红色的表层之下，还掩盖着这些复杂的感情和价值判断。民族文化、国家政府和政党，这三者本是不同的概念，但当我们有着千年的中央集权政治传统，同时又没有政党轮替的时候，很容易就被符号化的一支火把给"代表"了。


编辑推荐：

• Jean的《5月2日流水账》（图文完整版，图集按此处）

该文片段：

……倒是看到一幕：明明是“敌对”的两方，但是都喊着“中国加油”“奥运加油”，于是居然还有两个人隔着警察握起手来……！

……这群人走到对角街头，就被很多警察团团围住——不是要把他们怎么样，而是保护他们不受其他拿国旗的民众攻击。我发现警方在安排这些事情上还真是很有经验很有智慧，把他们摆在那个位置（图二十八），然后把右边的港版红衫军隔开七八米，就成功让红色人群看不到富士山+滚绣球旗，只能隔空唱国歌抗议（图二十九）……

……回过头来，看到刚才那群被隔在街角另一端的港版红衫军（注：这一群应该都是大陆在港的学生）。图三十七，这个男生对旁边的警员说：“你们让他们展示那个旗子，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用国旗盖掉他们的旗！？或者，我不要过去，你们随便谁，帮我把我这面旗子拿过去，盖掉他们，就行了！”这番话讲得之义正词严，我差点都以为我不该囧了……当然，警察叔叔们没有答应他这个“小而且合理”的请求。于是，他们又开始唱国歌了（图三十八）。在然后，记者们被警察放过来了，围着他们拍照，图三十九左边这个有点胖的男生，很有领袖气质地对自己人说：“他们来拍照了，大家笑着唱歌！别让他们抓到把柄！”……

作者提供的其他链接：

• 豆瓣的该次同城活动（已结束）
• 作者的现场直播帖

[和谐影展]和諧 - 2006年9月的台北

主題：
和諧 - 2006年9月的台北

作者：
Jean

簡單說明：
「群眾性運動」只是不和諧的雜音，而不是公民社會的建構過程?

2006年9月，「紅衫軍倒扁運動」的直接成效雖然並不盡如人意，但卻是公民意識的一次洗禮．在台北街頭，我看見兩鬢斑白的老人家、看見十指相扣的年輕情侶、看見拿XL號T-shirt當連衣裙的小女孩兒......不和諧嗎?他們比著「下台」的手勢面對總統府嗆聲，顯然是很不「和諧」；但是，一切都是有序的，禮讓的，非暴力的，我獨自一人在台北遊歷了八天，並不曾遇上打砸搶的暴民，亦沒有見到坦克車或射向民眾的子彈－－這，難道不是真正的和諧?

1 - 雨夜凱達格蘭


2 - 牽手


3 - 新鮮的一課


4 - 連衣裙


5 - 人民力量

海国图志之：看不见的城市（上）

看不见的城市
——细看英国社会基础设施

作者：黄枘 施娱 （杭州外国语学校 高二）


一个人长时间骑马行走在丛莽，自然会渴望抵达城市。那雨水充沛的青空，须臾间，又拿捏出了朵云。御风而行，浓郁的红砖墙，喷泉混杂着复古与年少的气息，灰白的道路。我们的目光，需不时从贪恋中抽身，才能让这旅途，不至是一场走马观花的虚妄。


Mersey Tunnel（墨西河底隧道）

整十天里的大半时间我们都住在Wirral——这个和利物浦一河之隔，风情迥异的田园城市。这片被誉为全英格兰最独特的土地，每天傍晚就开始收留白天在利物浦劳顿不堪的人们，包括数量可观的红军球迷。

Wirral虽小，那里人总很气派地称之为半岛。在半岛和大陆之间往返，自然需要交通的支持。于是，River Mersey上著名的渡船孜孜地运行了八百年，之后又建起桥梁，现已耄耋之年的Mersey Tunnel只能算是这些交通设施里的新生儿。如今的隧道有独立的两条：Kingsway和Queensway。一进一出，遇高峰期管理部门还根据车流方向作适当的调剂，譬如早晨把Kingsway的车道辟出一条来和Queensway共同作为上班族从 Wirral离开的通道，黄昏则反之。隧道的高效，让越来越多的当地人选择从河底过河。可是，谨小慎微的英国设计师还是被天气所挫伤：若逢雨天，隧道口就会聚集起一个大水坑，由此引发的大堵车自然不在少数。人们想过不少办法，如果挖一个下水口，地处河底的缘故大概会让水坑变汪洋；抽水机的连轴转在多雨季节又太不经济。这个用中国工程师的小聪明须臾化解的问题，困扰了执著的英国人显然很久了。抑或他们把更多的精力贡献于我们看来可笑的公共事业上，墨西隧道中就有鲜活的例子——

MUTA大约算得上是英国闻名的NGO（非政府组织）。它筹资，游行，给上下院写信，左右过议会法案的通过。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它的全称却令我们哑然失笑：Mersey Tunnels Users Association （墨西隧道使用者联盟）。照理，这些来去匆匆的行车者应该也挺忙，那他们致力于什么事业呢？答案，就在于一堆小小的硬币——MUTA抗议的正是中国人早已习以为常的道路收费。根据车型的不同，过Mersey Tunnel通常需要交纳1到2磅不等。用居民收支状况来算一笔账，英国诸如此类的收费无疑要比我们实惠得多。然而，反对的声音总是认为政府把收取的钱财投在了脱离民众的去处，况且隧道的建设本就该由政府自掏腰包。在没有成文宪法的英国，民众把每一个法案的表决看得异常神圣。为了阻挠交通收费的法案在议会的通过，MUTA无疑牺牲了远远大于每日一两磅的钱财。讽刺的结果是，他们失败了，依旧日复一日地需要向收费机器里投币。可我们并不敢嘲笑他们，也没有资格。


Care for the disabled（残疾人的社会关怀）

尽管英国政府提供了相当完备的医疗体系，根据可靠数据，这个老牌工业帝国的残疾人比重千禧年之后已经逼近20%，而中国此项指标只有英国的1/4。且不论我们国家的统计是否严密，也不拿单纯的数字来做比较，面对严酷的现实，英国人的态度令人动容。不分国界，听力语言障碍总在残疾人数里占有相当可观的分量，因此相当一部分英国电视节目都配有手语。房东妈妈很自豪地说自己就是当地聋哑学校的老师，每逢周末，她就会挑些表现优异的孩子来家里玩。这些孩子和我们吃住在一起，丝毫不怕生，看得出来他们很享受这样一位好老师和好环境，应该也算不幸中的幸福了。我也弄懂了简单的英语手语，好去回答他们诸如：“姐姐，中国是不是在好远好远的地方”之类的可爱问题。

言归正传，城市的社会基础设施，无疑更多是为肢体残疾的人们所设。英国致力于保护残疾人的法令很多，有些赋予了残疾人特殊的权利。比如在驾车问题上，残疾人士不仅能够随意改装车子，还拥有比普通人提前一年领取驾照的特权。当然，政府很清楚，不是每个肢体残疾的人都能够自行驾车，于是令人惊讶的法案出台了：为了比例甚微的轮椅人士，硬性规定每一辆出租车都必须备有无障碍斜坡，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安置轮椅人士专座，违者严惩不怠。同样，无论公交车多么拥挤，没有一个英国公民愿意占据那个专座。利物浦以博物馆众多闻名全英，三顾此地，感动我们的不仅仅是完整鲜活的英国历史，还有每一座馆前的残疾人升降梯。它们大都很久没有用运作过了，但仍然每天被擦拭检查，等待一个万一的发生。对于免费的博物馆来说，保养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无疑是个苛刻要求。然而英国人坚持着，并且将这样的精神推广到了商店，学校。我们所到之处，用俯拾皆是来形容升降梯出现的频率似乎也不为过。

我们大可以于此嗤笑一番英国人的得不偿失——这一系列优待不知道花去纳税人多少钱财。看起来似乎固执得无药可救，或者说钱多得没处花。然而，若是我们，习惯了在公车上对让座提醒充耳不闻的我们，即便安了专座，可能还是心安理得地坐下，装了升降梯也不会常常保养的罢。话大概说过了，但与此同时，我们能看见英国政府正在努力让每一个有能力的残疾人成为纳税人，让每一个健全的纳税人尊重残疾人。

基础设施的发达，公民素质的发达，一定是通过身体力行的纽带，相辅相成的。


Buses & Parking Lots（关于公车及停车场）

有时我们可能羡慕过度，于是给英国基建挑刺儿的能力也呈几何倍数增长。酸葡萄的心理力量不小，我们也常常能发现人性化之余的小漏洞。公共汽车在英国已不是聚光灯下的交通工具（伦敦著名的双层红巴士除外~），但它依旧保持严谨守时的优良传统：每一块站牌上都明确标有几点几分会有车到达，事实上也从不延误。掐好时间，只要你准时出现在候车处，就一定不会错过。然而一切都表示得清清楚楚的站牌上有一点让中国人很难理解：没有线路。要是不明白一辆车往哪儿去，初来乍到的人怎么赶车呢？这种心照不宣的漏洞，似乎透露着一丁点儿排外心理。不过，要解决问题也算不上困难，站牌上的咨询电话，四周的热心人加上网络和公交总站的图示都能帮上不少忙。

不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自然是动用私家车。普通英国家庭至少配有两辆车，一大一小可以灵活调剂。英国路边常常设有凹陷区域，专供停车。显然，这一招在车流密集的地方不管用。房东爸爸开车送我去利物浦火车站那日，就驶入一幢停车楼泊车。大概是城市里寸土寸金的缘故，楼层面积狭小然而层数多得可怕。我们的车就这样一直绕圈上行，转了十多轮找到顶楼一个角落在停下来。我的中耳受离心力作用彻底失去了平衡感，就开始抱怨设计的不合理。房东爸爸笑笑，说房子设计得的确不舒服，既然咱们时间充裕，就尽量多爬两层。恍然发现，一座公用的停车楼，本无所谓指定车位，事实反倒是楼层越高车更多，底层的空位都是自觉留给急事在身的车主。人性化的理念由设计者创造，不完全人性化的疏忽却有全民愿意弥补。


Some trivia（红绿灯和垃圾桶的轶事）

英国之行，红绿灯晃得满眼，一个十字路口可以由多达十盏红绿灯拥戴着。之所以多，并非交通管理不善，而是出于人性化的需要——英国街道并不采用中国街上与路灯同高的“空中红绿灯”，而是在车道，人行道上分别设灯，以满足不同的行者。左转的车辆（切记与他处有异）并不和直行的共用一个指示灯，司机的目光在转角分道扬镳。行人呢，就算是仅一车宽的道口，也会有盏红绿灯在街心的安全岛遥望。

不过这方圆两米内三灯并肩的景致即将不再。英国政府新近出版的《交通绿皮书》建议，取消红绿灯和斑马线等道路交通标志，给予行人和司机以相等的路权。这项规定试行以来不仅没有引发混乱，却切实地提高了交通安全度，减少了道路拥堵，令人哑然。就我看来，这并非“无为而治”，而是让公众在具备了一定道德基础后自我约束。走在伦敦街头，你也许会偷笑，闯红灯的行人并非绝无仅有，看来西方文明成熟的典范也不见得多么无可指摘。但与国人坦然的步态及其背后理所当然的心态相比，英国人闯红灯时动作不可谓不迅捷。在领着我们一群学生面“红”而行时，陪同的英国教师David和Owen总是神情紧张，催促不断。在他们看来，为了省时间穿越暂无车辆的街道没有问题，但你毕竟偷占了他人的路权，在有车辆时是车辆优先，那么你只有趁没车时快赶几步。这细微差别作为对于闯红灯的老掉牙论调的补白，揭示了英国人不越雷池的投机，也为取消红绿灯部下了前提。既然树立众多的减速标志并没能使道路更安全，政府就干脆创造一个环境，在那里，大家都会有轻微焦虑，于是所有人都谨小慎微，任何人若时速超过二十英里，自己都会觉得不妥。这样，硬性规范的弱化，使人与人之间的牵制凸显出来。对于自己和他人的重视，轻松地使狭路相逢变得客气起来。

如果将英国红绿灯的消失摆上时间轴，是现在进行时的话，则垃圾桶恐怕已经成了过去时。准确地说，是公共场所的垃圾桶——真是令人踏破铁鞋。而对每户家庭而言，家门口必然码着五个规格统一的卫士，分门别类地吸纳着玻璃、塑料、废纸、易拉罐和厨房垃圾。除了耳熟能详的垃圾分类，英国政府还在垃圾桶上动起脑筋，给每个垃圾桶装上芯片。安装在桶口边沿的芯片，在垃圾车把垃圾桶拉起来倾倒垃圾的时候，会把例如房屋地址和垃圾重量等有关信息记录下来，对于垃圾分量超重的家庭将按件收取费用。这对于英国这个在欧洲诸国中废物回收利用率排在倒数的国家来说实在是无奈之举。为此，英国人还对自己懒惰的品质进行了一次无伤大雅的利用。英国人不否认自己懒，并以此为傲，于是在公共场所，甚至办公室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垃圾桶，就切中了他们的要害。当英国数家大公司宣布，办公室内将不再配置垃圾桶时，雇员们必定是痛苦不堪。这项政策背后的逻辑令人发笑：如果员工扔想扔垃圾，就必须走到办公室所在楼层的垃圾统一回收处。若要让视做功为极大痛苦的英国人走上老远去扔一张废纸，他们都会明智地选择在背面再多写几行字。就这样，凭着垃圾桶的缺失，英国人就有望降低每年办公室垃圾数亿吨这个天文数字。

这个略显吝啬的规定着实害苦了来者。经常地，我手攥一纸杯，站过了火车又立过了地铁，硬是没有找到那个能解放我手的容器。一次在利物浦火车站等待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寻寻觅觅，最后只能把垃圾扔进为数可怜的清洁工的手推车里了事。虽然英国人学会了不在地铁火车上饮食，以减少垃圾的产生，但他们也绝不会将寻找垃圾桶视为偏执。但在我们身边，是在无可奈何时原谅自己，还是在旁人眼中傻傻地拿着空饮料杯，就该是个抉择了。

在英伦生活中，此二物的缺失不过写下了人们早已熟稔的一句话：好的法律，旨在预防，而非惩戒。若人们已经能够约束自己，那法律也大可不必。


看不见的城市（下）

海国图志之：看不见的城市（下）

看不见的城市（上）


The underground of London（伦敦地铁）

伦敦的地铁，它已经华丽了许多年。

从百年前驶来，它不可谓不古；当它满载城市的庸碌离去，又分明透着当下的气息。

拿到伦敦的地铁图，你看到的，便是错综的五彩管子。地下静脉的复杂，使陌生人想要理出头绪就已经殊为不易。幸而英国的残疾人保障做得到位，对于行动不便的市民，甚至盲人，也有无障碍通道、升降梯和盲人地铁图为他们提供方便。只是，有一类人，除非土生土长，是实在无法独立解开这纠结的布局的——那些难被注意到的色盲们。

前面已经提到，伦敦的地铁图是以色彩为标记的。一般人找到自己的目的地，再以颜色为标记，去寻找相应的线路。但伦敦的很多站点是几条线路的交汇处，不同线路的通道往往是早早分开的。在通过检票机器后，乘客就要根据线路的不同，选择下到不同的地方；而在分岔处显示的，只有线路名称，没有具体站名。也就意味着，缺少了色彩的纽带，色盲人士除非走到某条线路的轨道旁，诚惶诚恐地瞄上一眼那里的具体线路图，否则都无从印证自己是不是白跑一趟。

除此之外，由于运行时间长，地铁的新旧参差，提供的服务也就不齐。于是每当列车到站之时，就是其中一些暴露出机器的冰冷之日。这并非什么反工业化的论调，只是亲身经历让我们心有余悸：

指示牌显示，还有一分钟；列车到站，人们早已在各门前扎堆；车门徐徐打开，释放出了令人生畏的人流；先下后上；脚下的一小步，精神的一大步，恍惚间已置身车上。只不闻身后尖叫，车门关闭的提示音没有响起，Helen已经被夹在两扇一心结合的门留出的逼仄空间中了。侧转身体，她挤了进来，而无情的门毅然合紧，彻底将Hailey关在车外。大概由于出发前多次听得这种被迫分散的教诲，加上制定了找寻战略，她并不慌张，只是很无奈地和我们wave goodbye。

这一番惊魂比我们原先想象的糟糕情况还多了点暴力色彩。多次实践后发现，并不是所有车门都不会进行感应，也有一些在触手可及之处安装了紧急停门的按钮，但系统的庞大使伦敦市政府对于将其修葺一新，统一标准的想法有些踌躇。资金负担阻碍了伦敦地铁向更人性化的方向迈进，但资金不是全部。前日，上海地下发生的惨剧令人警醒——一名乘客瞬间被夹在了月台的防护玻璃门和车门之间，继而惨死——设计是人性化设施的要素，我们该如何设身处地，才能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CCTV（无处不在“友好之眼”）

伦敦，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林林总总的商店铺子，一种醒目的小黄牌俯拾皆是，经常让不明就里的中国人产生莫名的亲切感——“CCTV”，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每每被英文三角猫误认为我国的中央电视台。虽是笑话，却也能衍生出微妙的牵连。若说大半国人听着CCTV的新闻联播长大；那么全部伦敦人，也都在CCTV的监控下生活。

英国方寸之地，却占有全球1/5的监视器。据说今年更是攀升到每两人一台的可怕密度。你推开便利店门，会被玻璃上那个橙色的CCTV inside刺到眼睛；你走进电话亭拿起听筒，正有人等着听你将要说些什么；你走出家门手拎垃圾，这一瞬里也算是半个恐怖分子的后备力量。在伦敦的每一天，我们被捕捉影像400次以上，尚不包括英国公民所要忍受的监视软件、DNA技术、学生智能卡和通讯监控等等五花八门的控制。

一切的不自由，目的明确：打击恐怖分子和犯罪，改善享受公共服务机构的便利。英国人的确做到了。就在我们抵达当天，CCTV拯救了皮卡迪利广场的和平。他们做得甚至超乎想象，一种配有发声系统的监视器，让缺乏公德的手再也不敢乱丢垃圾。

然而，质疑始终存在着，就如我们06年蓦然间看到《窃听风暴》的相似心情。东德和英国的出发点无疑迥异，然而过程中的硬伤却铮然同声——个人隐私权。世界保护隐私组织负责人西蒙·戴维斯说：“他们正在以民主为借口损害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应警惕这一点。”隐私权在西方人权价值体系里，算作基本之基本。我们很难想象把十条修正案烂熟于心的美国人放在2000万台监视器下，联邦政府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可是英国做到了。面对着唐宁街门口无数质疑声音，仍然有人能够自豪地说：我们不是克格勃，但我们什么都管！

政府的坚持，无疑加重了英国人的监视噩梦。当年是议会缔造了这个监视社会，如今，下院的反对声音也开始渐强。他们调查、游说、示威、游行。为了让这个800年前就孕育出大宪章的不列颠，摘去如今“欧洲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帽子。

一切都在挣扎，吵吵嚷嚷地前进，英国信息专员署，一面致力于保护公众信息自由和安全，一面继续着“监视研究网络”的钻研。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惑包围着民众。

英国人关心国家的安全，社会的文明，也追求自己的安全，自己的自由。人权高于主权，但主权保障着人权，这个国家大概没有想到，在不起眼的基础设施上，也能掀起立国之本的争端。有能够平衡两者的人，笑称CCTV为友好之眼，他们觉得只要自己行得正，就不怕留影。当然，并不是每个公民都那么释然。在这个宪法在人心，自由在人心，人权在人心的国度，这样的拉锯恐怕还要继续很久很久。

无论如何，英国人敢于把CCTV的数量公诸于众，敢于把自由、人权放到台面上来争执，我们抱着的应该远不止看热闹的心理。



也许走过一次，不足以满足对一方土地的渴望，或再生出一番迷恋，更枉谈深入的了解。尽管连一些英伦之must都不曾领略完，但抱着龙应台那著名的“以下水道见文明”的论断，我们却有幸从这匆匆之中，瞥见一角那深埋的“看不见的城市”。

梦境与现实——关于中国当代网络的一些想法

作者：欣然

网络在中国曾经掀起了一场场关于未来梦幻般的想望。而当这些梦境一个个地远去成褪色的过往和毫无结果的飞沫时，我们关于网络的梦并没有结束。毕竟曲曲折折中，网络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我们太多。网络，这种新兴的传播方式，在西方的风中逐渐把触角伸入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使用者不断增多。社会中的种种现象正在网络中复制再现。网络中建起了一个“镜像”社会：它是现实的映像，却非现实；它是建立在数字与信号上的空中楼阁，却非彻底的幻境。网络社会是在这两端上徘徊着的舞者，它的动作在分秒间变幻无常，让我们常常找不到方向。然而面对网络的发展，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始终报之以爱的微笑，那么，网络到底能否帮助我们找到那遗失了千百年的美好？

诸多网络社区的热火朝天让我们看到了市民社会的影子，我们常常自然而然地把网络和民主自由平等联系在一起。网络引起了太多的憧憬，可惜的是，这憧憬之中有太多的断裂和漏洞。

第一个问题是，网络社区的兴盛能否把我们引向市民社会的通途？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大多数的人们在网络中畅所欲言，却在现实中继续沉默。网络中的话题更多地陷入自给自足和自圆其说。太多的思想、态度、观点在网络中潜滋暗长，却始终不能蔓延进现实。在连成一片的“镜像”中，现实反而退居次席。现实它不断地照进梦想，梦想却总也不能照进现实。

网络在诉求和诉说之间划出了一道沟壑，我们可以不为任何诉求而诉说，我们可以在滥觞的诉说中忘记了诉求。汴大的三角地现在小广告云集，bbs顶替它成为最繁华的街市。水车们在发泄，潜水者在围观，想疯就疯，想说就说，id被封可以另找一个马甲，帖子被删可以放弃说话——这一切，都在一片淡然中波澜不惊地进行。“无所谓，人要成熟一点！”尖锐的事实变成了四散开来的冷淡与漠视。花自飘零水自流，关上了电脑，我们不用对这个虚拟世界有任何牵挂。

如果说我们只有在网络中形成了市民社会的话，那这只能是我们的悲哀。虚拟的“市民社会”确实有助于人们观念的改变，然而此“社会”非彼社会，镜花水月海市蜃楼不会引向我们梦想中的桃花源。市民社会永远不能脱离开现实，永远不能脱离开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交流与感染。越来越多的人长时间蜗居于电脑之前，面对着不可知的听众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唯一的真实却只有屏幕中倒映出的自己的脸，这算不算一种讽刺？网络会从反面消磨掉我们对于现实的热情，让我们在镜像与镜像的交叠中迷失了自己。

退一步说，网络中的民主和平等到底存不存在呢？

我们可以拿西西里岛曾经出现的准黑社会来举个例子，在市民社会建立起来后，相应的上层建筑没有及时跟进，从而使刚刚萌芽的市民社会退化为混乱芜杂的民间社会[1]。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权责体系制约的城市中，市民们成为无所皈依的松散大众，民间文化和低级趣味之间，潜规则和规则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网络中，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解释网络文化低级化的倾向。除了great firewall 及其相关的一些机制，网络上能够得到普遍和彻底执行的规则寥寥无几。没有相应的法权基础，再多关于网络民主和平等的呼唤都站不住脚。

当我们把眼光放到整个中国时，又有一些新的问题产生了。当网络在沿海的狭长地带掀起急风骤雨之时，农村地区却被“有意”的忽略了。人们不愿意提起这个话题，提起也是一带而过，因为太多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富庶的东部，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可以模仿、借鉴的解决方法，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成为网络在中国发展的死穴。我们目睹着一层“可悲的厚障壁”的建立：网络和其他传媒手段结合，塑造着城市人全新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感，让城乡之间的差别不再仅限于经济文化等资源，而内化为心智结构上的差异。青藏铁路竣工了，可大西北和东部的鸿沟依旧。当地理上的三级跳被我们用科技的力量慢慢抹平之后，我们又要用信息流造就一个新的“三级跳”。

由此引出的社会问题在当下已是初见端倪。信息不对称在强化自身的同时，也攀附于其他的因素之上，加剧了资源的不对称。人流大规模地向东部涌入，一方面抽空了本来就缺少人才的中西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东部人才过剩和发展畸形，由此引起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农民工问题，房产价格恶性上涨等问题已经在现实中一个个产生。这些可以说是起于网络进入中国的副作用，它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医治，而且是预防。

按照“先富带后富”的逻辑，我们当然可以预期事情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我当然也希望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若干年后的某个时间，带动农村像上个世纪末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的“飞跃式发展”，跳过不必要的步骤，一步到位。然而，我们现在的问题该怎么办？我们又是否要在沟壑建立起来的过程中为那将来的“飞跃”做好铺垫？如果说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就更应该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添一分关注尽一分力，而不是放任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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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详细的内容请参看顾准先生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