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笑靥下的资本游戏——反思娱乐经济

作者：Neo

来自内地的女子杨丽娟为我们塑造了崇拜娱乐偶像的忠诚典范。从十五岁的梦境开始，杨丽娟追逐娱乐巨星刘德华长达13年，期间四进北京，三度赴港，以致全家变卖房产，债台高筑，甚至到了父亲卖肾换钱的边缘。而这场追星闹剧的高潮，则是3月26日杨父在港投海自杀，身后留下痛斥刘德华的12页长篇遗书。一时间，华人社会一片哗然，两地纷纷掀起大规模社会问责声浪。问责的对象从杨丽娟的家庭到公众媒体，再到刘德华本人；探求之原因从媒体的大量报道导致杨丽娟一家不堪重负、无法回头，到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对子女的盲目溺爱和纵容。这样的问责看似大义凛然，实际却毫无意义，因为其矛头的指向者都只是娱乐经济价值链中的一环，广泛的问责根本无以指认哪个成员应当是罪责的承担者，从而使问责最终沦为空泛的词语游戏。

娱乐经济如潮水般的汹涌是20世纪后期突出的文化特征。此前的社会文化消费大致分化为两个方向：一是平民大众的泛娱乐化消费，一是知识分子的反娱乐化消费。但知识分子社会话语空间的逐渐丧失使得娱乐经济在文化市场中形成了坚固的霸权。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背景下人类意义的丧失造成了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严重荒芜，娱乐则成为这种心灵伤痛的麻醉剂，为人们画上肤浅的酒窝，以掩盖和忽略原有的疤痕。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学会了用无花果叶来掩盖身体的羞耻，经历了几万年进化的人类则学会了用娱乐之叶来遮盖灵魂的痛苦。而偶像工业则是娱乐经济中的重要一脉。

在偶像工业中，偶像本身作为商品，fans则是偶像的消费者。消费者高价购买偶像衍生的产品和服务，在群体中获得归属、价值认同和心理满足；而作为偶像产品的明星，则从中选出那些最忠实最疯狂的消费者，与之见面、留影和深度接触，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这便是偶像经济的基本模型。

在偶像式商品和fans式消费者之间，存在着隐秘的交换契约。杨父以女儿13年的青春和爱情以及全家破产的代价，要求刘德华提供10分钟的接见时间，这是在单方面提高价码。此后杨父铤而走险，在交易的天平中押上性命，藉此增加要价的砝码，这是交易的另一方无法接受的。自杀不仅破坏了交易的气氛，也危及娱乐市场的游戏规则（事后更多歌迷以死要挟刘德华予以接见便是佐证）。而刘德华及其背后的娱乐资本，均露出愤怒的表情，因为他们要为此支付高昂的道德成本。杨丽娟事件的实质，是交易双方无法达成价格一致而引发的市场悲剧。

在偶像经济中迷失的并不只有fans，同样有作为商品的偶像本身。“台球神童”丁俊晖近来状态不佳，连续四次遭受首轮淘汰，赛后记者们的问题充满责难。这种责难背后是娱乐资本的不满。作为偶像经济中的商品，丁俊晖的价值早已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整个偶像产业，及其背后的娱乐资本。作为一个偶像式商品，丁俊晖的责任是在每场比赛中取胜，续写“神童”的神话，以博得更多fans的眼球和卖点。当商品的表现未能达到市场的预期时，资本便开始从背后施压。杨丽娟一家和丁俊晖，都不过是娱乐经济的牺牲品，他们的市场价值被娱乐资本所利用，以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明白了偶像工业背后娱乐资本的运作方式，我们便不会再对这些现象感到诧异。杨勤冀的投海自杀和丁俊晖的连续失利，击碎了偶像和fans们之间的温情，暴露出资本的残酷冷面。

偶像工业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娱乐经济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前不久北京大学在举行“2006影响世界华人”颁奖仪式时上演了有趣的一幕。杨振宁、陶一之、丁俊晖、谭盾、张霞昌、苏震西、章子怡、刘醇逸、刘翔、李安、李易希11位杰出华人享此殊荣。没有入场券的北大学生，在场外大声呼喊：“章子怡！章子怡！”除了章子怡，一批影响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科学家名字几乎不为人知。在现场，章子怡的亮相引起了媒体的骚动和众多记者的簇拥。与之相对地，对找到破解H5N1病毒方法的美籍华人女科学家陶一之、发明纸质电池的芬兰Enfucell公司CTO张霞昌、美国纽约市首位华裔暨亚裔市议员刘醇逸，以及以其名字命名小行星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陈易希，媒体则不屑一顾。此次“影响世界华人”的颁奖礼，呈现给人们的是一次彻底的娱乐偶像的狂欢。在铺天盖地的闪光灯造成的暴盲中，娱乐偶像的身影挺立得异常高大，相形之下学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的形象则显得佝偻而鄙陋，他们无奈地蜷缩至舞台一隅，躲进大众视线的阴影之中。

娱乐偶像取代传统精英阶层是娱乐经济带给我们的信号。在娱乐资本这只无形的手操控之下，社会焦点正在滑向娱乐焦点。在大量绯闻和名人隐私构筑的娱乐经济游乐场中，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迅速退化为一堆干枯的行政公文，在众偶像的脚下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前呼后拥追逐娱乐偶像的背后，是资本驱使下大众文化的溃退。看似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的大众文化市场，正在与文化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迹象显示有何种力量可以阻止这远去的脚步。

从追星女害死老父看社工在转型期的缺失

作者：一格



近来媒体报道的一个焦点，是甘肃刘德华歌迷杨丽娟因追星不成，其老父在香港投海自尽的事件。各路媒体纷至沓来，争相报道整个事件中各种离奇、骇人、悲哀、荒诞之情节。网络上更是众说纷纭，有人斥责刘德华作为偶像不够尽职，但更多的人则对杨家人表示谴责，哀其不幸，怒气不正；更有甚者，对当事人极尽谩骂嘲讽，认为这是一种疯狂变态的表现。

针对整个事件，媒体进行了一定自我反思。很多人谈到媒体的负面角色。例如，中央电视台娄可伟表示：“在反思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的 媒体也要反思。一个远在西域的女子，为什么疯狂追香港的星，传媒能说自审美责任吗。……当代社会，人们功利信仰与媒体是很有关系的，媒体自身也应该很好反省了。”

笔者赞同媒体自身对此事进行反思。但是不是只有媒体反思就足够了呢？毕竟，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媒体的本职应该是客观地报道，而不是解决全部问题。

对于一些媒体“越职”的领域，笔者持保留态度。比如，近来电视传媒中流行一档“心理咨询”节目，即邀请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嘉宾，来到演播厅，和主持人一起谈论自己的问题，听取观众和专家的意见。前不久，著名作家王朔与其母亲，也参与了央视制作的这种节目。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首先是这种谈话节目缺乏专业性，因为主持人并不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心理咨询师；其次，这种电视咨询的效果也值得怀疑：把咨询过程制作成公众节目，不符合心理咨询的私密性原则，受访者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所顾忌，不能完全敞开心扉，言论不免有表演性质，既不符合心理咨询的伦理规定，也会影响咨询效果。另外，媒体是牟利机构，为了收视效果，他们会有选择性地邀请嘉宾，覆盖面十分有限，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并不能从中获益。

我们需要的，是面向社会各种群体的专业化的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服务。

但是，心理咨询或治疗在中国社会的接受性程度差异很大。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谈“心”色变，“精神病”、“变态”都是一些贬义词，对严重精神病人存在歧视。很多人面对焦虑症、抑郁症，不去寻求心理辅导，更倾向于把心理障碍“身体化”。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报告“胸闷”、“头痛”、 “四肢麻木”，但身体检查又查不出任何异常。而在新一代中，人们对心理咨询的接受程度并不低，对心理障碍的认识也较从其有很大提高。就拿这次事件来说，各大网络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后，都跟有网友的讨论。其中，不少“有识之士”怀疑杨女患有偏执人格、或关系妄想性精神分裂。可见，民间对变态心理学的一些名词并不陌生，对其概念和现象也有所了解。

那么，为什么在一年前杨家因疯狂追星而初次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候，却没有人及时地指出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问题，从而给出寻求治疗或者辅导的建议呢？除了心理咨询，有没有更加直接有效的干预方式呢？

笔者认为，较之心理咨询，中国社会现在亟需的是专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就包括社区社会工作中心。社会工作（Social work）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美国。在19世纪末的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中， 美国的一些中产阶级青年女性自愿居住在低收入社区，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直到今天，社会工作是否是一个专业领域一直存在争论，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在不同国家 地区也有很大差异，有时也被批评“不够专业化，具有官僚体制特点”等。但总体上讲，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地区的社会工作在推进社会公正，改善人权，服务社区等领域表现活跃，成绩显著。在美国，社工已经对心理咨询师行业形成了威胁。因为与收费高昂的心理治疗相比，人们更愿意选择收费较低的社工服务来解决问题。

在香港，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和医疗服务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个社区都有专业的社工负责处理家庭暴力、青少年成长等问题；而医院中的社工则负责照顾病人或者提供最基本的心理辅导。笔者认为，在华人社会中，社会工作较之心理咨询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 主动性：心理咨询服务是一种被动的服务，即顾客必须主动寻求心理诊所或精神病科的治疗；而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社会工作服务，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更容易地发现社区家庭存在的问题，主动提供服务。

2. 低成本：由于社工的培训周期比心理咨询师要短（以香港为例，注册心理治疗师须有相关学历和七年工作经验，而注册社工只需要拥有一个本科的社会工作学学位）。 和私营的心理诊不同，大部分社会工作单位是政府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其低成本的性质，无论对于政府还是社区居民，都是一个优势。

3. 文化适应性：针对上文指出的中国文化对于“精神”疾病的偏见，社会工作以一种“非病态”的概念出现，更适应中国社区的需要，更容易普及。

4. 服务范围广：社会工作包括多个层面，针对各种群体，例如青少年问题，家庭婚姻问题，老龄化问题，行为健康（如：戒烟戒酒）等，适合中国转型期社会问题庞杂繁多的特点。

遗憾的是，经过笔者粗略调查，中国内地开设社会工作学专业的大学寥寥无几，和香港、美国形成鲜明对比。诚然，我们不能一切照抄西方，但是事实证明，社区服务中心和社会工作人员在香港或者西方发达国家的存在，确实为医院病人或者社区居民带来了很多福利。当今的中国社会，国家经济建设极快，但是相应的社会福利系统建设却跟不上步伐。医疗保障、社会保险问题不断。由于核心价值缺失，法制不健全等带来的各种个人或者社会悲剧时有发生。过去，老百姓有了问题，居委会派人来做工作，“党支部”也会找人来谈心。但在现在，那些做“思想工作”时常用的“理想主义观念”，已经不能解答当今中国人的现实问题。这些机构的角色日益尴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转型时代，谁来倾听我们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社会工作服务的逐步完善，将是一个恰当的起点。

结语：

每每打开“新浪”、“搜狐”等国内门户网站，在社会和地方新闻中，常见大量“奇闻轶事”的报道。其中婚姻暴力、青少年问题、虐待老人、精神病与犯罪占有很大比例。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事件本身的罕见性、荒诞性及其恶劣程度，却很少看到问题解决的后续报道。顶多就是出了一件事，于是跑出来一个“专家”，远程地说一句：这个例子属于某某病，应该如何如何。对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帮助。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社会工作或者类似服务在转型期的严重缺失。笔者希望通过此文使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对这一话题产生关注，并用各种方式（研究、投资或者做志愿者），为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建立与发展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