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笑靥下的资本游戏——反思娱乐经济

作者：Neo

来自内地的女子杨丽娟为我们塑造了崇拜娱乐偶像的忠诚典范。从十五岁的梦境开始，杨丽娟追逐娱乐巨星刘德华长达13年，期间四进北京，三度赴港，以致全家变卖房产，债台高筑，甚至到了父亲卖肾换钱的边缘。而这场追星闹剧的高潮，则是3月26日杨父在港投海自杀，身后留下痛斥刘德华的12页长篇遗书。一时间，华人社会一片哗然，两地纷纷掀起大规模社会问责声浪。问责的对象从杨丽娟的家庭到公众媒体，再到刘德华本人；探求之原因从媒体的大量报道导致杨丽娟一家不堪重负、无法回头，到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对子女的盲目溺爱和纵容。这样的问责看似大义凛然，实际却毫无意义，因为其矛头的指向者都只是娱乐经济价值链中的一环，广泛的问责根本无以指认哪个成员应当是罪责的承担者，从而使问责最终沦为空泛的词语游戏。

娱乐经济如潮水般的汹涌是20世纪后期突出的文化特征。此前的社会文化消费大致分化为两个方向：一是平民大众的泛娱乐化消费，一是知识分子的反娱乐化消费。但知识分子社会话语空间的逐渐丧失使得娱乐经济在文化市场中形成了坚固的霸权。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背景下人类意义的丧失造成了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严重荒芜，娱乐则成为这种心灵伤痛的麻醉剂，为人们画上肤浅的酒窝，以掩盖和忽略原有的疤痕。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学会了用无花果叶来掩盖身体的羞耻，经历了几万年进化的人类则学会了用娱乐之叶来遮盖灵魂的痛苦。而偶像工业则是娱乐经济中的重要一脉。

在偶像工业中，偶像本身作为商品，fans则是偶像的消费者。消费者高价购买偶像衍生的产品和服务，在群体中获得归属、价值认同和心理满足；而作为偶像产品的明星，则从中选出那些最忠实最疯狂的消费者，与之见面、留影和深度接触，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这便是偶像经济的基本模型。

在偶像式商品和fans式消费者之间，存在着隐秘的交换契约。杨父以女儿13年的青春和爱情以及全家破产的代价，要求刘德华提供10分钟的接见时间，这是在单方面提高价码。此后杨父铤而走险，在交易的天平中押上性命，藉此增加要价的砝码，这是交易的另一方无法接受的。自杀不仅破坏了交易的气氛，也危及娱乐市场的游戏规则（事后更多歌迷以死要挟刘德华予以接见便是佐证）。而刘德华及其背后的娱乐资本，均露出愤怒的表情，因为他们要为此支付高昂的道德成本。杨丽娟事件的实质，是交易双方无法达成价格一致而引发的市场悲剧。

在偶像经济中迷失的并不只有fans，同样有作为商品的偶像本身。“台球神童”丁俊晖近来状态不佳，连续四次遭受首轮淘汰，赛后记者们的问题充满责难。这种责难背后是娱乐资本的不满。作为偶像经济中的商品，丁俊晖的价值早已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整个偶像产业，及其背后的娱乐资本。作为一个偶像式商品，丁俊晖的责任是在每场比赛中取胜，续写“神童”的神话，以博得更多fans的眼球和卖点。当商品的表现未能达到市场的预期时，资本便开始从背后施压。杨丽娟一家和丁俊晖，都不过是娱乐经济的牺牲品，他们的市场价值被娱乐资本所利用，以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明白了偶像工业背后娱乐资本的运作方式，我们便不会再对这些现象感到诧异。杨勤冀的投海自杀和丁俊晖的连续失利，击碎了偶像和fans们之间的温情，暴露出资本的残酷冷面。

偶像工业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娱乐经济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前不久北京大学在举行“2006影响世界华人”颁奖仪式时上演了有趣的一幕。杨振宁、陶一之、丁俊晖、谭盾、张霞昌、苏震西、章子怡、刘醇逸、刘翔、李安、李易希11位杰出华人享此殊荣。没有入场券的北大学生，在场外大声呼喊：“章子怡！章子怡！”除了章子怡，一批影响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科学家名字几乎不为人知。在现场，章子怡的亮相引起了媒体的骚动和众多记者的簇拥。与之相对地，对找到破解H5N1病毒方法的美籍华人女科学家陶一之、发明纸质电池的芬兰Enfucell公司CTO张霞昌、美国纽约市首位华裔暨亚裔市议员刘醇逸，以及以其名字命名小行星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陈易希，媒体则不屑一顾。此次“影响世界华人”的颁奖礼，呈现给人们的是一次彻底的娱乐偶像的狂欢。在铺天盖地的闪光灯造成的暴盲中，娱乐偶像的身影挺立得异常高大，相形之下学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的形象则显得佝偻而鄙陋，他们无奈地蜷缩至舞台一隅，躲进大众视线的阴影之中。

娱乐偶像取代传统精英阶层是娱乐经济带给我们的信号。在娱乐资本这只无形的手操控之下，社会焦点正在滑向娱乐焦点。在大量绯闻和名人隐私构筑的娱乐经济游乐场中，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迅速退化为一堆干枯的行政公文，在众偶像的脚下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前呼后拥追逐娱乐偶像的背后，是资本驱使下大众文化的溃退。看似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的大众文化市场，正在与文化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迹象显示有何种力量可以阻止这远去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