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城象征意义的转变看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作者: 车马轻裘

编者按：本文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化（CHIN1204）期末论文之编辑版，承蒙作者授权，在此发表。谨向车马轻裘同学表示感谢。



1988年6月，一部名为《河殇》的电视片在中国大陆播出。片中，“长城”被称为“一种封闭、退缩的农业文明的象征”。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1989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文，对《河殇》进行批判。文中申明“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不可不加任何分析地进行嘲讽、挖苦和否定”。官方的批判固然有当时的特殊原因，但奇怪的是：官方为何对长城如此敏感呢？

本文试图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从两千年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长城象征意义演变的角度，窥视中国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变化，从而解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长城疑案”。


帝国的长城

古代中华帝国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儒家治国哲学，二是华夷之辨。儒家主张“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君王只要“为政以德”，实行轻徭薄赋，教化百姓，就可“居其所而众星拱卫之”。为了从反面支持这一理论，知识分子长期将长城描述为“暴政”的象征。两汉贾谊之《过秦论》、司马迁之《史记》、陈琳之《饮马长城窟行》都持此观点。唐代陆参之《长城赋》曰：“千城绝，长城列；秦民竭，秦君灭”。至清朝，连皇帝都蔑视长城。康熙上谕曰：“帝王治天下，不专恃险阻 [指长城] …… 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之也”[1]。

与儒家哲学呼应，中华帝国一直以受命于天的“天朝上国”自居，视其它国家为化外蛮夷。这一意识形态同样在历代文人关于长城的作品中得到体现。读曹植之《白马篇》、陆机之《饮马长城窟行》、《从军行》、鲍照之《出自蓟北门行》、虞羲之《咏霍将军北伐》、李世民之《饮马长城窟行》、曾岑之《玉门关盖将军歌》、李白之《出自蓟北门行》、王昌龄之《出塞》、李贺之《摩多楼子》、李梦阳之《胡马来》、魏谦吉之《登长城关瞻眺有怀》，都会发现，长城一边是“汉将”、“汉军”、“天子”，另一边是“胡虏”、“单于”、“北狄”。长城，成了华、夷之间的分界线。


清末民初的长城

进入二十世纪，长城所服务的帝国意识形态相继幻灭：“天朝上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政府；科举废除，儒士集团也遭瓦解；最后，连帝国本身都不能存在了。旧帝国的基础虽然崩溃，但新民国合法性的重建却直到抗战时期方才完成。在此期间，“排满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先后登场。

最早鼓吹排满的是清末民初的革命派[2]。 他们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反满[3]。为了“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孙中山试图将长城塑造为“种族主义”的象征物：“倘无长城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时代矣。……虽一亡于蒙古……再亡于满洲……其初能保存孽大此同化之力，不为北狄之侵凌夭折者，长城之功为不少也。”[4]

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盛行。自由主义要求把“个人”从家族、民族、国家中“解放出来”。陈独秀把国家说成应该打破的“偶像”。李大钊明确地说“爱人”比“爱国”更重要。鲁迅的观点更为激烈，他认为“国”的灭亡“或许证明人道主义的胜利”。既然要消灭一切“对个人的束缚”，长城，作为一种凝聚民族成员的共同记忆，自然被鲁迅所诅咒：“这工程……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5]

自由主义虽盛行一时，但很快让位于国家-民族主义。抗战期间，出于动员需要，长城开始在各种救亡运动中密集出现，并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国家的象征”。这一过程充分展现在一首叫《长城谣》的动员歌曲里：“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大家拼命打回去/那怕贼路逞豪强/……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歌曲开头，长城被虚拟成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唤起同胞们对民族家园的天然情感。在歌曲结尾，长城则象征着抵御日寇的中华民国，呼唤着四万万爱国心的支持。当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盘结在一起时，后者的合法性就坚不可摧了。相同的话语也出现在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中。


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长城

长城在抗战时期的象征意义，虽然在新中国建立后得到了继承，其神圣性却大为降低。当时中共的革命业绩还光芒四射，而毛泽东作为“人民的大救星”也就成为人们心中的神。尤其在文革期间，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新政权的合法性有毛泽东作为擎天巨柱，长城的作用便“可有可无”了。

如此，便能理解长城在文革中的厄运。“破四旧”是文革的主要内容之一。长城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不可避免地被列入“四旧”。古北口、黄崖关、八达岭、西拔子、甘肃、内蒙、山西、河北等处的长城都受到了极大破坏。砖石长城被拆来修牛棚垒猪圈；土筑长城用炸药炸塌，取土修房、垫猪圈作肥料。据目击者说：“短短几个月，长城已经面目全非，碎砖烂瓦随处可见。”

毛泽东逝世后，个人崇拜的狂潮冷却下来。改革开放使人民觉察到中国的贫穷落后。“社会主义”和“伟大领袖”的神话逐渐失效，人民开始不满，政权的合法性面临挑战。并非巧合是，作为“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一环，修复长城的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1984年7月，《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发起了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集资活动。时任党总书记的邓小平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亲自为该活动题词，使其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规模最大、成效最好的社会集资活动”。全世界上百家报纸、通讯社、电台对此作了报道。海外华侨、华裔和30多个国家地区的国际友人参加了赞助活动。以李政道、杨振宁等一批华裔科学家为代表的赞助，也在国际上引起反响。由此活动激发的爱国热情，则更是无法估量。

1984年9月共和国成立35周年之际，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北京隆重演出。这是继《东方红》之后又一部“高奏主旋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革命史诗”。在序幕《祖国晨曲》中，长城，取代红太阳，成为了舞台背景，并在之后多次出现。长城从“封建文化的代表”的重又回到了“中华民族-国家”的象征。


结论

今天，当许多中国人自觉地将长城视为中华民族象征的时候，我不禁要问，这一观念难道是自古就有的么？如果不是，那么，这一观念的形成是不是与某种政治权力的运作有关呢？在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体系中，长城作为“暴政象征”与“华夷界线”而长期发挥作用。帝国瓦解后，长城作为民族记忆的象征符号，展现出巨大的政治功效。政治家们常将长城整合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或扬或抑，以巩固其政权的合法性。

在后毛泽东时代，执政者力图再次唤醒抗战时期的国家-民族主义——官方称为“爱国主义”——以达到重建政权合法性的目的。历经苦心经营，八十年代末的长城已经与“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相融合，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有力支撑。因此，当这一政治符号遭到践踏时，北京方面出来“保驾护航”也就顺理成章了。





[1] 《清圣祖实录》卷151
[2] 邹容《革命军》提出两项革命任务，一即反专制，一即排满。

[3]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核心就是排满：“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
[4] 《建国方略》
[5] 《华盖集·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