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影展]深圳。香港

作者：Gill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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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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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影展]上海拆迁废墟 平民的工作

作者： 胡坤

上海拆迁废墟

1. 拆迁废墟


2. 拆迁废墟上拍电影（2张）




3. 拍摄废墟的外国人


4. 住在拆迁废墟里的小女孩



平民的工作

1. 出租车司机在收破烂的三轮车上吃盒饭


2. 卖铁丝的人（3张）

海国图志之：看不见的城市（上）

看不见的城市
——细看英国社会基础设施

作者：黄枘 施娱 （杭州外国语学校 高二）


一个人长时间骑马行走在丛莽，自然会渴望抵达城市。那雨水充沛的青空，须臾间，又拿捏出了朵云。御风而行，浓郁的红砖墙，喷泉混杂着复古与年少的气息，灰白的道路。我们的目光，需不时从贪恋中抽身，才能让这旅途，不至是一场走马观花的虚妄。


Mersey Tunnel（墨西河底隧道）

整十天里的大半时间我们都住在Wirral——这个和利物浦一河之隔，风情迥异的田园城市。这片被誉为全英格兰最独特的土地，每天傍晚就开始收留白天在利物浦劳顿不堪的人们，包括数量可观的红军球迷。

Wirral虽小，那里人总很气派地称之为半岛。在半岛和大陆之间往返，自然需要交通的支持。于是，River Mersey上著名的渡船孜孜地运行了八百年，之后又建起桥梁，现已耄耋之年的Mersey Tunnel只能算是这些交通设施里的新生儿。如今的隧道有独立的两条：Kingsway和Queensway。一进一出，遇高峰期管理部门还根据车流方向作适当的调剂，譬如早晨把Kingsway的车道辟出一条来和Queensway共同作为上班族从 Wirral离开的通道，黄昏则反之。隧道的高效，让越来越多的当地人选择从河底过河。可是，谨小慎微的英国设计师还是被天气所挫伤：若逢雨天，隧道口就会聚集起一个大水坑，由此引发的大堵车自然不在少数。人们想过不少办法，如果挖一个下水口，地处河底的缘故大概会让水坑变汪洋；抽水机的连轴转在多雨季节又太不经济。这个用中国工程师的小聪明须臾化解的问题，困扰了执著的英国人显然很久了。抑或他们把更多的精力贡献于我们看来可笑的公共事业上，墨西隧道中就有鲜活的例子——

MUTA大约算得上是英国闻名的NGO（非政府组织）。它筹资，游行，给上下院写信，左右过议会法案的通过。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它的全称却令我们哑然失笑：Mersey Tunnels Users Association （墨西隧道使用者联盟）。照理，这些来去匆匆的行车者应该也挺忙，那他们致力于什么事业呢？答案，就在于一堆小小的硬币——MUTA抗议的正是中国人早已习以为常的道路收费。根据车型的不同，过Mersey Tunnel通常需要交纳1到2磅不等。用居民收支状况来算一笔账，英国诸如此类的收费无疑要比我们实惠得多。然而，反对的声音总是认为政府把收取的钱财投在了脱离民众的去处，况且隧道的建设本就该由政府自掏腰包。在没有成文宪法的英国，民众把每一个法案的表决看得异常神圣。为了阻挠交通收费的法案在议会的通过，MUTA无疑牺牲了远远大于每日一两磅的钱财。讽刺的结果是，他们失败了，依旧日复一日地需要向收费机器里投币。可我们并不敢嘲笑他们，也没有资格。


Care for the disabled（残疾人的社会关怀）

尽管英国政府提供了相当完备的医疗体系，根据可靠数据，这个老牌工业帝国的残疾人比重千禧年之后已经逼近20%，而中国此项指标只有英国的1/4。且不论我们国家的统计是否严密，也不拿单纯的数字来做比较，面对严酷的现实，英国人的态度令人动容。不分国界，听力语言障碍总在残疾人数里占有相当可观的分量，因此相当一部分英国电视节目都配有手语。房东妈妈很自豪地说自己就是当地聋哑学校的老师，每逢周末，她就会挑些表现优异的孩子来家里玩。这些孩子和我们吃住在一起，丝毫不怕生，看得出来他们很享受这样一位好老师和好环境，应该也算不幸中的幸福了。我也弄懂了简单的英语手语，好去回答他们诸如：“姐姐，中国是不是在好远好远的地方”之类的可爱问题。

言归正传，城市的社会基础设施，无疑更多是为肢体残疾的人们所设。英国致力于保护残疾人的法令很多，有些赋予了残疾人特殊的权利。比如在驾车问题上，残疾人士不仅能够随意改装车子，还拥有比普通人提前一年领取驾照的特权。当然，政府很清楚，不是每个肢体残疾的人都能够自行驾车，于是令人惊讶的法案出台了：为了比例甚微的轮椅人士，硬性规定每一辆出租车都必须备有无障碍斜坡，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安置轮椅人士专座，违者严惩不怠。同样，无论公交车多么拥挤，没有一个英国公民愿意占据那个专座。利物浦以博物馆众多闻名全英，三顾此地，感动我们的不仅仅是完整鲜活的英国历史，还有每一座馆前的残疾人升降梯。它们大都很久没有用运作过了，但仍然每天被擦拭检查，等待一个万一的发生。对于免费的博物馆来说，保养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无疑是个苛刻要求。然而英国人坚持着，并且将这样的精神推广到了商店，学校。我们所到之处，用俯拾皆是来形容升降梯出现的频率似乎也不为过。

我们大可以于此嗤笑一番英国人的得不偿失——这一系列优待不知道花去纳税人多少钱财。看起来似乎固执得无药可救，或者说钱多得没处花。然而，若是我们，习惯了在公车上对让座提醒充耳不闻的我们，即便安了专座，可能还是心安理得地坐下，装了升降梯也不会常常保养的罢。话大概说过了，但与此同时，我们能看见英国政府正在努力让每一个有能力的残疾人成为纳税人，让每一个健全的纳税人尊重残疾人。

基础设施的发达，公民素质的发达，一定是通过身体力行的纽带，相辅相成的。


Buses & Parking Lots（关于公车及停车场）

有时我们可能羡慕过度，于是给英国基建挑刺儿的能力也呈几何倍数增长。酸葡萄的心理力量不小，我们也常常能发现人性化之余的小漏洞。公共汽车在英国已不是聚光灯下的交通工具（伦敦著名的双层红巴士除外~），但它依旧保持严谨守时的优良传统：每一块站牌上都明确标有几点几分会有车到达，事实上也从不延误。掐好时间，只要你准时出现在候车处，就一定不会错过。然而一切都表示得清清楚楚的站牌上有一点让中国人很难理解：没有线路。要是不明白一辆车往哪儿去，初来乍到的人怎么赶车呢？这种心照不宣的漏洞，似乎透露着一丁点儿排外心理。不过，要解决问题也算不上困难，站牌上的咨询电话，四周的热心人加上网络和公交总站的图示都能帮上不少忙。

不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自然是动用私家车。普通英国家庭至少配有两辆车，一大一小可以灵活调剂。英国路边常常设有凹陷区域，专供停车。显然，这一招在车流密集的地方不管用。房东爸爸开车送我去利物浦火车站那日，就驶入一幢停车楼泊车。大概是城市里寸土寸金的缘故，楼层面积狭小然而层数多得可怕。我们的车就这样一直绕圈上行，转了十多轮找到顶楼一个角落在停下来。我的中耳受离心力作用彻底失去了平衡感，就开始抱怨设计的不合理。房东爸爸笑笑，说房子设计得的确不舒服，既然咱们时间充裕，就尽量多爬两层。恍然发现，一座公用的停车楼，本无所谓指定车位，事实反倒是楼层越高车更多，底层的空位都是自觉留给急事在身的车主。人性化的理念由设计者创造，不完全人性化的疏忽却有全民愿意弥补。


Some trivia（红绿灯和垃圾桶的轶事）

英国之行，红绿灯晃得满眼，一个十字路口可以由多达十盏红绿灯拥戴着。之所以多，并非交通管理不善，而是出于人性化的需要——英国街道并不采用中国街上与路灯同高的“空中红绿灯”，而是在车道，人行道上分别设灯，以满足不同的行者。左转的车辆（切记与他处有异）并不和直行的共用一个指示灯，司机的目光在转角分道扬镳。行人呢，就算是仅一车宽的道口，也会有盏红绿灯在街心的安全岛遥望。

不过这方圆两米内三灯并肩的景致即将不再。英国政府新近出版的《交通绿皮书》建议，取消红绿灯和斑马线等道路交通标志，给予行人和司机以相等的路权。这项规定试行以来不仅没有引发混乱，却切实地提高了交通安全度，减少了道路拥堵，令人哑然。就我看来，这并非“无为而治”，而是让公众在具备了一定道德基础后自我约束。走在伦敦街头，你也许会偷笑，闯红灯的行人并非绝无仅有，看来西方文明成熟的典范也不见得多么无可指摘。但与国人坦然的步态及其背后理所当然的心态相比，英国人闯红灯时动作不可谓不迅捷。在领着我们一群学生面“红”而行时，陪同的英国教师David和Owen总是神情紧张，催促不断。在他们看来，为了省时间穿越暂无车辆的街道没有问题，但你毕竟偷占了他人的路权，在有车辆时是车辆优先，那么你只有趁没车时快赶几步。这细微差别作为对于闯红灯的老掉牙论调的补白，揭示了英国人不越雷池的投机，也为取消红绿灯部下了前提。既然树立众多的减速标志并没能使道路更安全，政府就干脆创造一个环境，在那里，大家都会有轻微焦虑，于是所有人都谨小慎微，任何人若时速超过二十英里，自己都会觉得不妥。这样，硬性规范的弱化，使人与人之间的牵制凸显出来。对于自己和他人的重视，轻松地使狭路相逢变得客气起来。

如果将英国红绿灯的消失摆上时间轴，是现在进行时的话，则垃圾桶恐怕已经成了过去时。准确地说，是公共场所的垃圾桶——真是令人踏破铁鞋。而对每户家庭而言，家门口必然码着五个规格统一的卫士，分门别类地吸纳着玻璃、塑料、废纸、易拉罐和厨房垃圾。除了耳熟能详的垃圾分类，英国政府还在垃圾桶上动起脑筋，给每个垃圾桶装上芯片。安装在桶口边沿的芯片，在垃圾车把垃圾桶拉起来倾倒垃圾的时候，会把例如房屋地址和垃圾重量等有关信息记录下来，对于垃圾分量超重的家庭将按件收取费用。这对于英国这个在欧洲诸国中废物回收利用率排在倒数的国家来说实在是无奈之举。为此，英国人还对自己懒惰的品质进行了一次无伤大雅的利用。英国人不否认自己懒，并以此为傲，于是在公共场所，甚至办公室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垃圾桶，就切中了他们的要害。当英国数家大公司宣布，办公室内将不再配置垃圾桶时，雇员们必定是痛苦不堪。这项政策背后的逻辑令人发笑：如果员工扔想扔垃圾，就必须走到办公室所在楼层的垃圾统一回收处。若要让视做功为极大痛苦的英国人走上老远去扔一张废纸，他们都会明智地选择在背面再多写几行字。就这样，凭着垃圾桶的缺失，英国人就有望降低每年办公室垃圾数亿吨这个天文数字。

这个略显吝啬的规定着实害苦了来者。经常地，我手攥一纸杯，站过了火车又立过了地铁，硬是没有找到那个能解放我手的容器。一次在利物浦火车站等待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寻寻觅觅，最后只能把垃圾扔进为数可怜的清洁工的手推车里了事。虽然英国人学会了不在地铁火车上饮食，以减少垃圾的产生，但他们也绝不会将寻找垃圾桶视为偏执。但在我们身边，是在无可奈何时原谅自己，还是在旁人眼中傻傻地拿着空饮料杯，就该是个抉择了。

在英伦生活中，此二物的缺失不过写下了人们早已熟稔的一句话：好的法律，旨在预防，而非惩戒。若人们已经能够约束自己，那法律也大可不必。


看不见的城市（下）

海国图志之：看不见的城市（下）

看不见的城市（上）


The underground of London（伦敦地铁）

伦敦的地铁，它已经华丽了许多年。

从百年前驶来，它不可谓不古；当它满载城市的庸碌离去，又分明透着当下的气息。

拿到伦敦的地铁图，你看到的，便是错综的五彩管子。地下静脉的复杂，使陌生人想要理出头绪就已经殊为不易。幸而英国的残疾人保障做得到位，对于行动不便的市民，甚至盲人，也有无障碍通道、升降梯和盲人地铁图为他们提供方便。只是，有一类人，除非土生土长，是实在无法独立解开这纠结的布局的——那些难被注意到的色盲们。

前面已经提到，伦敦的地铁图是以色彩为标记的。一般人找到自己的目的地，再以颜色为标记，去寻找相应的线路。但伦敦的很多站点是几条线路的交汇处，不同线路的通道往往是早早分开的。在通过检票机器后，乘客就要根据线路的不同，选择下到不同的地方；而在分岔处显示的，只有线路名称，没有具体站名。也就意味着，缺少了色彩的纽带，色盲人士除非走到某条线路的轨道旁，诚惶诚恐地瞄上一眼那里的具体线路图，否则都无从印证自己是不是白跑一趟。

除此之外，由于运行时间长，地铁的新旧参差，提供的服务也就不齐。于是每当列车到站之时，就是其中一些暴露出机器的冰冷之日。这并非什么反工业化的论调，只是亲身经历让我们心有余悸：

指示牌显示，还有一分钟；列车到站，人们早已在各门前扎堆；车门徐徐打开，释放出了令人生畏的人流；先下后上；脚下的一小步，精神的一大步，恍惚间已置身车上。只不闻身后尖叫，车门关闭的提示音没有响起，Helen已经被夹在两扇一心结合的门留出的逼仄空间中了。侧转身体，她挤了进来，而无情的门毅然合紧，彻底将Hailey关在车外。大概由于出发前多次听得这种被迫分散的教诲，加上制定了找寻战略，她并不慌张，只是很无奈地和我们wave goodbye。

这一番惊魂比我们原先想象的糟糕情况还多了点暴力色彩。多次实践后发现，并不是所有车门都不会进行感应，也有一些在触手可及之处安装了紧急停门的按钮，但系统的庞大使伦敦市政府对于将其修葺一新，统一标准的想法有些踌躇。资金负担阻碍了伦敦地铁向更人性化的方向迈进，但资金不是全部。前日，上海地下发生的惨剧令人警醒——一名乘客瞬间被夹在了月台的防护玻璃门和车门之间，继而惨死——设计是人性化设施的要素，我们该如何设身处地，才能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CCTV（无处不在“友好之眼”）

伦敦，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林林总总的商店铺子，一种醒目的小黄牌俯拾皆是，经常让不明就里的中国人产生莫名的亲切感——“CCTV”，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每每被英文三角猫误认为我国的中央电视台。虽是笑话，却也能衍生出微妙的牵连。若说大半国人听着CCTV的新闻联播长大；那么全部伦敦人，也都在CCTV的监控下生活。

英国方寸之地，却占有全球1/5的监视器。据说今年更是攀升到每两人一台的可怕密度。你推开便利店门，会被玻璃上那个橙色的CCTV inside刺到眼睛；你走进电话亭拿起听筒，正有人等着听你将要说些什么；你走出家门手拎垃圾，这一瞬里也算是半个恐怖分子的后备力量。在伦敦的每一天，我们被捕捉影像400次以上，尚不包括英国公民所要忍受的监视软件、DNA技术、学生智能卡和通讯监控等等五花八门的控制。

一切的不自由，目的明确：打击恐怖分子和犯罪，改善享受公共服务机构的便利。英国人的确做到了。就在我们抵达当天，CCTV拯救了皮卡迪利广场的和平。他们做得甚至超乎想象，一种配有发声系统的监视器，让缺乏公德的手再也不敢乱丢垃圾。

然而，质疑始终存在着，就如我们06年蓦然间看到《窃听风暴》的相似心情。东德和英国的出发点无疑迥异，然而过程中的硬伤却铮然同声——个人隐私权。世界保护隐私组织负责人西蒙·戴维斯说：“他们正在以民主为借口损害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应警惕这一点。”隐私权在西方人权价值体系里，算作基本之基本。我们很难想象把十条修正案烂熟于心的美国人放在2000万台监视器下，联邦政府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可是英国做到了。面对着唐宁街门口无数质疑声音，仍然有人能够自豪地说：我们不是克格勃，但我们什么都管！

政府的坚持，无疑加重了英国人的监视噩梦。当年是议会缔造了这个监视社会，如今，下院的反对声音也开始渐强。他们调查、游说、示威、游行。为了让这个800年前就孕育出大宪章的不列颠，摘去如今“欧洲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帽子。

一切都在挣扎，吵吵嚷嚷地前进，英国信息专员署，一面致力于保护公众信息自由和安全，一面继续着“监视研究网络”的钻研。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惑包围着民众。

英国人关心国家的安全，社会的文明，也追求自己的安全，自己的自由。人权高于主权，但主权保障着人权，这个国家大概没有想到，在不起眼的基础设施上，也能掀起立国之本的争端。有能够平衡两者的人，笑称CCTV为友好之眼，他们觉得只要自己行得正，就不怕留影。当然，并不是每个公民都那么释然。在这个宪法在人心，自由在人心，人权在人心的国度，这样的拉锯恐怕还要继续很久很久。

无论如何，英国人敢于把CCTV的数量公诸于众，敢于把自由、人权放到台面上来争执，我们抱着的应该远不止看热闹的心理。



也许走过一次，不足以满足对一方土地的渴望，或再生出一番迷恋，更枉谈深入的了解。尽管连一些英伦之must都不曾领略完，但抱着龙应台那著名的“以下水道见文明”的论断，我们却有幸从这匆匆之中，瞥见一角那深埋的“看不见的城市”。

城市专题之六：就象一张破碎的脸——对城市建设趋同性的一点思考

作者：一格

城市的中心广场，四周商厦林立，天气躁热。汽车鸣笛不断，人流熙来攘往。即将拆迁的铺子里播放着高亢的女声：“各位顾客，本店正在进行清仓大甩卖，所有商品一律10元。请您不要犹豫不要徘徊。徘徊犹豫，使您错过机遇；犹豫徘徊，您就等于没来……”。年轻的情侣在肯德基快餐店里躲着清凉。路旁的每一个隔离墩上，都坐着表情倦怠的人。忽然间，我脑中就想起了蔡琴的女中音，“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象一张破碎的脸”——

这是2007年7月7日的甘肃兰州。一种强烈的感觉袭来：这城市，有一张破碎了的脸。

近几年，国内走过不少的城市。大至省会级的太原、成都、广州、长沙；小到县、市级的湖南吉首，福建崇武，山东菏泽；既有沿海开放的深圳、厦门、泉州，也有深处内陆的呼和浩特、银川、西宁，还包括典型旅游城市如桂林、凤凰、丽江、敦煌、都江堰……仿佛每座城市总有两个面孔：一张脸是他们闻名天下的自然人文景观，例如厦门的鼓浪屿，桂林的漓江或者长沙的岳麓山……；而另一张，过目之后，印象则模糊不清，因为它们是那样的千篇一律——一个火车站， 一个广场，一条或自然或人工的河，几幢商业大楼，几条主干道，外加个传统标志性建筑（通常是古塔或者钟楼，实在没有，可以新建筑代替)——组成了城市的骨架。而填充期间的，往往是相同的品牌连锁——几年的功夫，从美特斯邦威麦当劳到法国鳄鱼哈根达斯，已经是遍地开花了。[左图：呼和浩特市中心，王府井百货、北京同仁堂、麦当劳……应有尽有]

也许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城市面貌是经济发展、消费水平提高、内需扩大的表现；从建筑学的角度讲，这些城市是现代建筑蓬勃的试验场；而社会学家则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果。

可是，在这速度惊人的发展以外，我还看到了某种让人失望的趋同性。是的，我们的城市在变得越来越像。如果说一些老城市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不得不”保留其固有的特征（例如依山而建的楼阁，沿河流方向蜿蜒的街道），那么那些以农村征地为基础的新兴城市，在建设中就是“毫无包袱，轻松上阵”——路是越宽越直越好，楼是越高越“闪亮”越好，商店是越多越好，广场是越大越好。不管是塞北还是江南，建筑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互动越来越少，制造手笔如出一辙。即便是旅游城市，看景也成了“买景”——因为绝大多数自然人文景观已经被圈起来，出售门票，不能和整个城区融为一体。

对于老城，政府一般是进行改造。挖沟，砍树，道路拓宽，平房拆迁，等到砖瓦水泥砌注停当，再补种上几株小树苗，作为新的行道树。也许等到这些小树能够遮荫的时候，新的一轮拆迁就又开始了。还有不少城市，更是直接在老城旁边重新起一座新城。起新城的目的各不相同，比如大理、丽江、凤凰等为了保存古城的风貌，而银川、安阳、郑州等则是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颇有“显示政绩”之嫌。令人遗憾的是，新城的规划设计，往往缺乏地方特色。[右图：湘西凤凰也有“中关村”]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担当过城邦国家的角色，亦不因手工业和商业目的而起源，它的诞生，从夏商时期开始，就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此后，城镇一直保留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功能——先天上，我们的城市缺乏个性化的欲望。

而“后天失调”指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笔直宽阔的马路、规模庞大的购物中心、集中的娱乐休闲场所给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言而喻的好处。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指挥棒下，一切为“效率”、“形象”让路，那些看起来“土气”的旧房屋、旧街道、旧景观理所应当地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覆盖着瓷砖或反光玻璃的“气派的”高楼和没有一棵树遮荫的柏油马路。

在龙应台教授主持的一次名为“我们的城市怎么了”的沙龙上，来自东京大学都市工学研究所的西川幸夫教授讲道：“城市重建不应当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考虑——单纯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为目标——而要是进一步强调城市结构、城市的历史遗产历史文化的积累，以及城市文化格调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不单单体现在历史建筑物或者纪念碑上，如何制定街道模式、街区生活、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即便是人行道地面也是文化的表现”。[左图：银川市鸟瞰]

　

避免趋同性，保留城市容貌的文化个性，其实是在维护一个城市的身份认同感（Identity）。从人文的角度来讲，城市中那些别具一格的景观，那些全世界“独此一份”的建筑风格，是曾经或者正在生活于此的人们的集体记忆。在这个流动性异常巨大的时代，迁徙着的我们也许不再有执于故土的地理乡愁； 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了对于一座城市、一条街巷、一所大院儿的感情，来抵御过于绵长的空间轨迹所带来的身份焦虑——这是我们难以割舍的文化乡愁。

电影《三峡好人》的长镜头一次次地留给了水位不断上升的奉节县城（即白帝城）。移民登上客船，汽笛告别码头。浪奔，浪流。三峡大坝蓄水所淹没的，不仅是奉节人的故土——朝辞白帝彩云间呵——这里，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故里之一。现在，它已经从空间上消失了。也许，广袤的土地，城市星罗棋布，我们还能从其他地方找到不少集体回忆。但是，在我足迹可达的许多城市，当地的集体回忆，也正在慢慢地，慢慢地逝去。如同北京城的许多胡同，在推土机的包围下，轰然倒塌在我们的睡梦中……

《三峡好人》剧照：即将湮没的奉节老城

在香港，天星、皇后码头的拆除引起了许多普通市民的抗议。因为这两个码头的意义，远不只交通枢纽那样简单——它是几代港人奔波与奋斗的集体回忆。它不是冷冰冰的建筑，它关乎活生生的人。虽然，保育人士的奔走呼号没能有效遏制政府短视的填海工程，但是关于古物保育的法案已经被要求检讨——法律，在香港，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

其实，维港两码头不过几十年的历史，而在内地，我们正在失去的，可能是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才沉淀下来的有形的街巷和无形的建筑理念。也许只需要十几年，他们就统统不存在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着似曾相识却破碎模糊的脸孔，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就达到了终极意义的和谐呢？那时候大街小巷或许再看不到“拆”字，而都粉刷以新的口号：

破碎即完整。

共性即个性。

统一即和谐。

……

我想，一个城市的建设，真的不应只是政府和房地产商的事情。

2007年8月于蓝旗营

城市专题之四：一人一座城——《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城市观照

[编者语之四]

在路上，一座又一座城市迎接着人们。他们实在是太多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触摸到你的视线。太阳在一些城市刚刚升起，一些城市的黄昏已经到来。一些城市的土地因缺水而干裂，另有一些却非得忍受涝灾的侵蚀。年轻的城市在野心的刺激下灼烧着自己，嗞拉拉地冒出白烟。老城却在这弥漫开的烟雾中睡着啦，他们的身上会带着些伤疤，那是灼烧后留下的烙印。

[第四篇文章]
一人一座城——《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城市观照

作者：Nichole


(文末附剧情简介)

飞驰过高架的车里，姨妈透过车窗远远望见霓虹繁华的高楼大厦。那一刻，她意识到，这个城市她仿佛从来就不曾介入过。热闹是别人的，她什么都没有。

这是一部关于城市的电影，而这城市却相当于一个流动性的主体多过于一个外在既定的客体。每个人带着自己既定的身份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程度介入城市，而城市的瞬息万变又从最大程度上阻碍着一种确定关系的建立。易于触碰却不可渗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座城市。每一种认知都是一块碎片，零零总总，稍纵即逝。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所呈现的那一个又一个上海，每一个都是真实的，它切实地影响着每个人；每一个又都是虚幻的，因为它只存在于人的心中。

上海1 – 姨妈的上海

姨妈是电影的主线。一个回沪知青，生于斯长于斯，无奈时代动荡，她被迫离开家乡。国家政策改变后，她抛夫弃女，只为重回她心目中的故土。上海似乎是她的一切，哪怕她在此没有亲人，哪怕她在此已是过气，她依然甘愿死守这“上海人”的身份。

在上海，周围的人一个个如过客般出入姨妈的生活，他们闯入、暂歇、又离开，每一段到最后都不免留下点唏嘘感叹。这种人与人的交汇分叉是城市里最典型的生存状态。城市太疏离，看不清彼此的真实面目；城市太匆忙，认知的程度赶不上变化的速度；城市太上瘾，impossible to live and impossible to leave。可以说是受了挫伤了心，悲观地，也可以说是反了省落叶归了根，平静地。不论好坏，选择离开是姨妈某一程度上的觉悟。觉它：这个城市是否还是她想象中那个值得万般眷恋的家乡？自觉：她要的是什么，而哪里才是她适合生存的地方？

结果是姨妈回到了当初插队落户成家的第二故乡，一个没落了的工业城市，鞍山。姨妈不再路见不平仗义出头，而是安稳地坐在路边摆着小摊；不再对晚辈的生活指手划脚满口教条，而是充耳不闻顺其自然。乍看之下，姨妈似乎变得消极颓丧，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每个城市有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姨妈似乎做出了妥协，但退一步何尝不是海阔天空。


上海2 – 水太太的上海

水太太是姨妈的邻居，某一程度上也是姨妈的一个对照。她是个彻彻底底的上海人，具有一些典型小市民的习性，有点造作矫情，喜欢攀比，喜欢炫耀，喜欢窥探。她有点钱，讲究品位，追逐潮流。

但水太太的上海并不比姨妈的上海来的美好。她是个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唯有猫儿相伴。也是城市飞转下被抛开的人，孤独而脆弱。于是当她唯一的伴侣，那只小猫，也不见的的时候，她的结局显得格外凄凉惨淡。她渴望陪伴，芝麻点的小事都爱去姨妈那吐露，或是抱怨，或是自夸，或是刺探。表面上看来和姨妈较劲，但也许姨妈也正是她仅有的可以说几句话的伴儿，这伴儿哪怕不是“友”，是“敌”都是可以带来宽慰的。

水太太的上海，是情感上的空城。她始终渴望一种介入感。她说手机方便，劝姨妈也搞一个；她喜欢窥探姨妈的生活，她蹑手蹑脚，问长问短。而这种尝试最终只是徒劳：这城市里的人永远只愿表露出光鲜的那面，卑微残缺的统统留到后门的弄堂。

上海3 – 老潘的上海

潘知常是全片的一个谜，观众无法得知他究竟是不是一个骗子，观众也无法得知此人的来龙去脉，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只知道他风流倜傥谈吐不凡，让姨妈无法自拔；只知道他甜言蜜语噱头摆足，让姨妈招架不住。他的书卷风雅让姨妈觉得找到了分享清高唯美的伴侣。
他不时来点小情调，不时换点考究衣着，不时透露点凄惨身世搏人同情。

风流文雅，带有浓重怀旧气息的精致考究——姨妈迷恋着的潘之常是这所城市的一个化身。只可惜姨妈的这两种感情都成为了一厢情愿。潘知常的离开让姨妈回到丈夫身边；上海的遗弃把姨妈送到鞍山。或许优雅绝美只是空中楼阁，粗糙平凡的才是生活的本质。

上海4 – 金永花的上海

金永花是姨妈慷慨收留的外地务工人员。对于上海，她是彻头彻尾的外来人，在城市的夹缝里求生存。这个矛盾的小人物，却生动展示了这个城市里千千万万的外来人迫于生计的无奈。女儿的绝症对金来说犹如灭顶之灾。姨妈作为这个城市的代表，以宽容同情接受了她。但金却触犯了这个城市的尊严，她没有踏踏实实地以自己的劳动来换取驻足这个城市的资本，而是在街头玩起了骗术，尽管并非出于恶毒的动机。姨妈的道德观不容许这样的沙子，把金赶出了家门。金最后的下场具有十分的悲剧色彩，她为了女儿早点超脱狠心下手结束了她的生命，自己也进了监狱。一切好像一个极大的讽刺，法律和规章似乎是人类高度文明的产物，却往往弃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于不顾。而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体现，亦是如此决绝地不酌一丝情。城市里的生存法则，不全是公正，也不全是合理，若要在此驻足起家，必是要细心揣摩和自我打磨的。



电影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团体或一种现象的缩影，没有绝对的黑，也没有绝对的白，人人都存在于一个灰色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近距离微妙的周旋，又有着远观宿命性的疏离。心存对沟通介入的渴望，却又迫于过往和外界的种种习惯性的束缚，而产生无尽的平行交错，终究难以融聚。而这每个人的上海，都是真实的上海，但却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上海，犹如盲人摸象，不可抗拒的盲点阻碍着完整的认知。

这是属于任何人的城市，这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城市。

剧情简介：

小男孩宽宽假期住到了回沪知青姨妈家。姨妈的小气却又清高让宽宽觉得难以相处。同时，宽宽邂逅了飞飞并遭遇了懵懂的爱情，欲帮其骗取姨妈的钱去整容，却被姨妈报警识破。姨妈遇见了老潘并坠入爱河。为了避免邻居的闲言碎语，老潘和姨妈误杀了水太的爱猫。伤心万分的水太骤然离世，而姨妈也意外地发现老潘偕同她的继续一并消失。另外，姨妈收留的外来务工人员金永花，也被发现在外靠骗术诈钱。经历种种变故的姨妈病倒在床，女儿由鞍山前来探病，并表现对姨妈当年抛夫弃女的埋怨和伤心。姨妈决定回去鞍山，重新生活。

城市专题之五：香港一窥

作者：化之



摩登都会与开发逻辑

我们港大内地本科生必修一门中文课，其中有一次出外考察文化遗迹。一行数十名同学，由一位本地老师带队，坐车到港岛南端的旅游胜地赤柱。

一路上，除了提及一两个文化景点，老师最津津乐道于有关富豪的林林总总：
“你们看，这个肯定是高级住宅，几十万”；
“每天六点李嘉诚从这里进去打高尔夫，以后就是你们在这里打啊”；
“这是只有富人才来的地方，展厅里的那辆车XX万”；
“这就是当年张爱玲谈恋爱时常来的酒店……没想到一杯橙汁就要XX元，后来我再也不敢进这个门了”……
这样，大家有说有笑，车上气氛融洽。不过，听到最高学府中文系的老师如此世故地侃侃而谈，我还是有些不适应——或许，这就是香港，这就是摩登都会？

下车步行，我们路遇一处置地商户，老师停下来，和大家对着门面玻璃上贴满了的地产报价笑谈了好一会儿。我站在拥挤的人群外，注意到商户所处其实是一串老式两层民宅，不过改装了门户，和它紧连着的，是一处阴暗而又逼仄的楼梯，楼梯旁狭窄的空间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面容憔悴地守着一个杂货铺……楼梯的另一边，却是一家门面翻新、时尚豪华的美体护理中心……稍后我向老师低声指出这鲜明对比，想听听他对这个城市贫富反差的分析批判。不料老师却拍拍我，微笑着看着我，随口答道——“所以要发展啊！”

老师的话在我耳边回响。“发展……发展”——我不禁想起龙应台教授的一番话：
"在香港，经济效益是所有决策的核心考量，开发是唯一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固执的信仰，人们不再去怀疑或追问它的存在逻辑。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你觉得香港很多元吗？不，它极为单调，因为整个城市被一种单一的商业逻辑所垄断。商厦和街道面貌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还是太古广场还是置地广场，一样的建筑，一样的商店，一样的货物，一样的品味，一样「欢迎光临」的音调。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见物品看不见人，物品固然是一个品牌的重复再重复，售货员也像生产线上的标准模。连咖啡馆都只有标准面貌的连锁店。"（《香港你往哪里去？——对香港文化政策与公民社会一点偏颇的观察》）

殖民历史与文化沙漠

无疑的，香港今日这样的物质成就与商业制度，殖民者功不可没。但正如龙教授所言，除了这些，香港在其他方面似乎显得苍白而贫乏——香港“文化沙漠”的称号也许并非空穴来风。然而我却不解，一个居住着活生生的人的城市，怎么会没有文化、没有精神、没有灵魂呢？

且看龙教授揭开隐在“回归”这一政治话语背后、被遗忘了的殖民史烙印——
“殖民者并非仅只不重视被殖民者的文化，他原则上不重视文化，因为文化是思想，思想势必意味着独立思考和价值批判，这些都是对统治的障碍。[……]开发是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开发所得，丰富了他的母国[……]至于开发是否牺牲一些其它的价值，譬如社会公义或历史情感或造成文化的虚弱，他不必在意。”（出处同上）

容不得我慢慢思索，我们一行已来到一家建于近古建筑之内的惠康超级市场，楼内货架林立，与一般超市并无二致。不料这楼却是香港现存最古老的警署建筑。深究下去，因海盗一度肆虐，早期港岛最南端的前哨指挥站就建在此处；而这幢建筑更曾经是1941年抵抗日军侵略最顽强的阵地之一；日占时期，日军将它用作分区总部，并在旁边加建殓房（停尸处）……这栋建筑，曾经见证了多少血雨腥风，见证了多少壮士义躯！

可而今，这里只是一处柴米油盐、日常交易之处——一块不起眼的史迹铭牌，鲜有问津；几张镜框中的历史照片，半隐在高高垒起的卷筒纸后；这里的古物除了被店员嫌为碍手碍脚，还会引发谁的关注、谁的思考？

功利心态与内地现状

不止文化遗迹“荒漠化”，民众的普遍心态与价值取向更趋于经济功利——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陈冠中先生这样描述他这一代香港人（也就是现在正处中年的社会中坚群体）——

“我们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们爱钱。”（《我这一代香港人》）

这样的“香港心态”的形成，和殖民时代的思想文化政策、以及长期被压制的批判性政治诉求与政治人才成长空间（于是只剩“赚钱发达”一途）肯定息息相关。但其他因素，如陈冠中先生所指出的——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也不容忽视。

在这门中文课上，也有讲者试图论证，今日香港“功用实利”的社会文化，受最初渔村的日常实践影响甚深。我同意早期习惯与文化在今天必然或多或少以某种方式遗存。然而，我们必须警惕利用“先天基因论”以偏概全，略去可能影响更大的近现代“后天”政经因素。比如罗永生先生就指出著名的“功利家庭主义”(utilitarian familism)理论，未尝不是“把社会一段时间的相对沉默，抽象化为香港华人文化特质”（《告别奴性的一天》）。故而面对所谓“东亚价值”、文化差异、民众素质论者，我们亦当三思而慎取——表面上的某种特质空白，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掌权者长期压抑（甚至愚民）的后果？

最后我想指出，九十年代以来的内地和七十年代的香港至少在这一点上相似——一个因政治而文化空间畸形成长的社会，同时又经历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更令人忧虑的是，世纪之交，跨国资本、“市场化”改革（及新自由主义）与消费文化等，正对人道人文、社会承担的价值进行着一场更为隐形与深刻的合围。

而这，也许更值得这门课的学生——内地来港学子的深思诘问——甚至比思辨更多的。

[补充]

本文经作者交付编委阅读后，在编委会内部展开了一些讨论。
现将部分评论辑录于此，供大家参考。

评论者：Gill

——感觉赤柱警署这例子稍稍有些勉强。就个案本身来说，警署改成超市的决策过程没有交代。是不是改成超市就表明有功利心态呢？是否像国内古迹一样收门票养起来就没有功利心态呢？港人夸他们的文物保育，肯定要讲美利楼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否也该考虑一下呢？

——从大而空的方面讲（这个我随便说说），我对功利-文化二元对立的这个presupposition总是有点怀疑。把文化有意无意地等同于多元（从你的引文看，我没有核对过龙应台的全文），这我也不同意。

——再者，什么叫开发逻辑呢，是不是有点像龙应台说的文化政策？你无疑认为存在着一种正确的逻辑或政策，那么它是什么？（它有可能实现吗？）即便不能面面俱到地阐述，我觉得大致勾勒一个轮廓或者指一个方向还是有必要的。

城市专题之一：苏州漫想

[编者语之一]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在深夜的高空中俯瞰一座城市？

这可能发生在嗡嗡作响的机舱中，也可能是某座大厦的楼顶上。你俯身，看到星星点点的光芒汇聚在大地上。暗黑的地面将其边界不停地推向视野尽头。大地因沉默变得压抑，因漫无边际而沾染了阴郁的气息。而大地上的光芒却没有显出丝毫孤独：细微的声响，一缕一缕地，从拥挤的人流中，从黯淡的街道中，从拉着厚厚窗帘的角落里，从光亮的最深处弥漫开来，又若无其事地消散在天空中。它们与污染大气的烟尘混在一起，就这样在你眼前消失了。

你呵出口气，轻叹一声：“城市”。

[第一篇文章]
苏州漫想

作者：Aprilfeifei

远远地仰望苏州古城门，2500年的历史在眼前倏忽而逝，久远的年代让人心生感慨。浮生若梦，我们的短短一世，与朝菌不知晦朔，惠菇不知春秋有什么区别？

七里山塘，苏祠白公堤，不知白乐天当年，是不是也有感怀前朝往事的伤逝？山塘的河埠口，紧走几步，就是一汪澄碧的水。曾经那些枕河而居的人，是否就像那汪水一样与世无争？苏州走过了多少静谧的日子呵，像精致的瓷器里盛满的水，缓缓倾泻而下。心如止水的人在安逸的日子里品尝平淡的幸福。终是是非成败不问，浓淡冷暖自知的淡定。

可叹的是，承载它们的遗迹似乎越来越少了。

七里山塘犹在，五人墓碑在静默中引退出曾经慷慨激昂的记忆；虎丘塔悲伤的俯瞰姑苏城，一任商业洪流卷走吴越春秋时的悲壮；苏州评弹仍叮咚作响，却已鲜有听到稚子袅袅的吴语。逝去了，那老虎灶，那清凉夏日乘凉时老人口中的古老神话，那浣纱女的家长里短，那街头弄堂里疯跑的孩子，母亲呼唤晚归的声音。我看到苏州城里，蓝天白云下日益高耸的写字楼逐渐吞噬了“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的纯朴民情。“语言乃存在之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但可惜的是，吴语在慢慢地衰落，父母们为了孩子的发展将家庭变成了普通话的天下。吴侬软语无奈地在理性的教育下化为历史的一缕清风，成为依稀过往的回忆。没有了语言的承载，那些吴文化的历史，成了残篇短章，多少年后，再也无人承继。当我缓缓穿过古胥门时，还能否触到伍子胥含恨的目光？风里的气息是否还留存2500年承载的厚重？2500年之后，我们还记得什么？白发苏州日益的浮躁起来，不复往日的“小，柔，雅，灵”的沉稳性格，在席卷一切的浪潮下，我们舍了2500年的精魂来换取在虚华物质泥潭中的沉迷。

很多很多地方，大家都走失在迷津中。也许这是任何一个古城渐行渐远的结局。就如余秋雨在《白发苏州》中所述，当小巷的门庭突然打开，再是长髯老者，他会既满意又凄凉，若是时髦青年，他会既高兴又不无遗憾。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个古城发展的两难困境吧，在大步迈向新兴的欢腾声中隐约听得那些古典的遗迹发出被抛弃的哀鸣，但是我质疑，究竟什么是“发展”，以现代性的铁笼比照洪荒时代的单纯，究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进步？

城市专题之二：闲扯杭州话——有关方言与文化

[编者语之二]

“呵——城市。”

这个词并没有，如你想象的那样，与那些声响和烟气一般迅速消失在空气中。你感到它正在包围你，缠绕住你。它用神秘感染了你，吸引你去伸进头看个究竟。那么，请你当心，你将踏入一个迷宫。过往、情绪、语言、记忆，他们会层层叠叠地遮挡住你的视线。你前进，却不知道离出口更近还是更远。有些人会开始怀疑，我们曾经看到的那个“城市”，我们曾经提起的那一个，是否真正存在过？抑或，它根本就不在那出口处。它就是这迷宫本身。

[第二篇文章]
闲扯杭州话——有关方言与文化

作者：Tony

最能体现一个地区或国家文化的莫过于语言。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一个地方语言最大程度地显示了地域特色，保存了该地文化的历史信息。对杭州来说，最能体现其文化特色的不是七大故都之一的称号，也不是西湖的山水，而是杭州的方言。

杭州话是吴语方言中的一种，由于历史原因杭州方言的官话色彩浓厚，也使它成为一个语言中的孤岛。我并不反对提倡普通话，因为它能为国民提供一个进行对话交流的平台，但我绝不赞成不说方言，因为方言中的某些特色最能体现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如果因为推广普通话而冷落了方言，久而久之，方言的特性会逐渐消亡，或者被普通话同化。这将成为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全国所有的地区都说一样的语言，那地区的特色又将从何显示？

我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现阶段对各地方言的关注程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以吴方言的代表上海话来说，现在上海能够说很纯正的老上海话的人已经非常少。由于近年来上海的经济发展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外来流动人口增多，独特的上海方言正在消失。现在许多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都不太会说地道的老上海话了。再过几十年，我们也许再也听不到：“阿拉上海人，侬是啥地方人？下毛到南京路来佛香佛香。”这样的话了，而取而代之的将是：“上海欢迎您”“Welcome to Shanghai”等等。到那个时候，如果人们要寻找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风土人情该何去何从？如果他们发现这里的日常生活、这里的风景建筑、这里的语言衣着和其他城市没什么差别，那么上海又何以为上海呢？

我将根据一些资料和自己的体会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杭州话的与众不同之处。

（1）杭州方言体现了北方话与杭州话揉合的痕迹。举例如下：
北京 杭州 湖州 嘉兴
脸 脸孔 面孔 面孔
乌鸦 乌老鸦儿 老鸦 老鸦
锅 锅子 镬子 镬子
新郎 新郎官儿 新官人 新官人
傍晚 晚快边儿 夜快边 夜快边

杭州话这个特点为杭州曾经作为南宋首都，方言受到来自河南北方官话影响的这个事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2）用重叠作为一个重要的语法手段。
单音节重叠后加“交”，表示程度弱化，在句子里作状语。例如：轻轻交、慢慢交、幽幽交、好好交。单音节形容词前附加成份的重叠，表示程度的加强。如：血血红、腊腊黄、石石硬、滚滚壮、笔笔直、蜜蜜甜。而后附加成份的重叠，表示程度减弱。如：绿茵茵、黄哈哈、亮晶晶、慌兮兮、辣乎乎、甜咪咪。这些不正是杭州话的比较级么？只不过它不像英语一样通过词形变化而是用重叠体现比较级罢了。
另外，动词也可以重叠，如：
处置式的动词，可以重叠：衣裳洗洗、带儿系系、炉子生生。后边还可以带形容词补语：衣裳洗洗干净、带儿系系紧、炉子生生旺。
重叠之后可以加“儿”，如搞搞儿、荡荡儿、追追儿、争争儿。
重叠之后也可以带补语，表示请求或命令：坐坐正、收收拢、看看仔细、咽咽过来、揿揿落去、拉拉上来。

（3）杭州话的人称代词单数作定语时，都用复数表示，这一点和普通话有非常大的区别。 如：
格张纸儿请你交拨我们老公。(这张纸条儿请你交给我的丈夫。)
你们老婆到外头耍子去得。 (你的妻子到外面玩去了。)

（4）杭州话里用“蛮、冒、尽该、木佬佬”等，作为程度副词。“木佬佬”另外还有形容词的用法。 这些都是普通话里没有的语汇。

（5）“把”字句和“被”字句
杭州话从意义上说也能分这两种句子，但统一为“拨”这个字。如：
A式 我们阿哥拨脚踏车骑走得。（相当于普通话的把字句）
B式 脚踏车拨我们阿哥骑走得。（相当于普通话的被字句）

事实上，这种独特的地方很多，不胜枚举。这里再介绍另外一个例子：古代汉语语音经过“平分阴阳，入派三声”后，现代汉语普通话存四个声调，入声字消失。而杭州方言现存七个声调，比普通话还多三个，显示了其声调的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从地域分布来说，古代的入声保留在现代汉语方言的语音体系中，从北往南看，北方方言没有入声字，而在吴方言区，以上海话为代表（当然也包括杭州方言），入声退化成了一个喉塞音，比如“鞋子”的“鞋”字。再往南的粤方言中，则非常完整地保留了-p, -t, -k 结尾的入声字。

近年来我也看到了一些值得欣喜的现象。一是杭州本地的电视台出现了很多方言新闻栏目。比如“我和你说”“阿六头说新闻”等，都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再有，电视台把一些知名的电影和电视剧用杭州话进行配音。如一部名为“浪漫满屋”的韩剧，在进行完杭州话配音后得到了凤凰涅磐般的重生；还有，杭州本地出现了一支名为“口水军团”的rap乐队。他们用杭州话写歌、唱歌。歌词十分通俗，某些已经成为经典——比如“贱儿饭”和“杭州是个好地方”。我一直认为，这些东西才是成为真正的大众文化。方言是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双重化石。要保存一个地区的文化，就要首先考虑到当地的语言。

缺席的全球城市

作者：周书

The Absent Global City

After watching both Chungking Express (重庆森林) and Spacked out (无人驾驶),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draw a little comparison between these two stunning HK films. Despite their apparent irrelevancy in theme, plot, style, and a lot of things, what is of my concern here is that each film, in one way or another, seems to offer a mapping of the city in which the glamorous mirage-like global space is absent.

In Michelle Huang’s analysis, Wong Kar-wai’s 1994 classic Chungking Express is seen as the director- flâneur’s attempt to represent an authentic image of Hong Kong by focusing on the everyday realities of places such as Chungking Mansion and Midnight Express. Inevitably, what is missing in this picture is the dazzling global space, visible only when it is the airport or the trendy bar in Central – place filled with frustration, loss and crushed ‘California Dreaming’. To Huang, this ‘absent dual city’ can point to the detached gaze of the director- flâneur who shows little interest in critiquing the polarized global city. But more important, it also reveals the complex dialectics between ordinary, lower class city-dwellers and the global space. ‘The invisible is omnipresent’, as Huang puts it, so even though the spectacular lies outside, physically adjacent yet intangible, it nevertheless dominates the daily experience of ordinary Hong Kong people. Their vision, dream, yearning, loneliness, frustration, resistance, and numbness, as the four ‘walkers’ in Chungking Express poignantly epitomize, all have to do with the rapidly changing global space and the grand narrative that globalization promises everyone a prosperous future, which turns out little more than mere thin air. [1]

In my view, then, by dodging the all-to-familiar image of HK’s skyline, and rendering the omnipresent invisible, Wong Kar-wai has successfully avoided a superficial account of the city, instead, transforming the global city’s profou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on its local inhabitants into brilliant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 And the film, with that attentive flâneur’s gaze lingering on a few individuals and places, somehow managed to deliver a specific but universal message that many of us (post)modern city-dwellers can relate to.

Here Lau Kwok-Cheung’s 2000 film Spacked Out presents an interesting difference. Unlike in Chungking Express, where the characters constantly come back to the same place again and again (a technique of repetition frequently employed by Wong Kar-wai), Lau’s camera follows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into the streets of Tuen Mun and Mong Kok, into karaoke bars, shopping malls, their classroom and homes, yet curiously, none of these places appear more than once in the film. Without a nodal point like Midnight Express, Spacked Out is therefore a play of four teenage girls acting against a forever drifting backdrop. The kaleidoscopic cityscape seems no difference than the background images we select when we do sticky-back photos (大头贴): hyper-real, unattached, cut off from any inherent connection with the characters, it implies the flâneurie of these girls as one of the homeless, the nomadic, and the outcast. Their lack of engag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ity space speaks of their own identitie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So if the repetitive return to Midnight Express, OK convenience store, street market, cop 663’s apartment, and California restaurant in Chungking Express is essential to elucidating the temporal-spatial-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he global city, the one-way journey of Cookie, Banana, Sissy and Bean Curd is necessary, too, in order to show how their access to even the most ordinary space of Hong Kong is denied.

In this sense, it is not unreasonable to think that the global space in Chungking Express is only absent to be present at a much deeper level; whereas in Spacked out, it is, truly and totally absent. I remember near the end of the film, after a series of misadventures and Cookie’s nightmarish abortion, the girls are on the bus back home, when there is this up-angle shot of the flashy neon lights hanging over the streets of Mong Kok. Pretty much a clichéd image of Hong Kong, it nonetheless is significant. For what is shown here does not have much to do with the monumental global space as in Central or Tsim Sha Tsui; it is rather a place where ordinary, lower-middle class people go for shopping and entertainment. And yet it is a space that simultaneously fascinates and alienates these four teenage girls living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city (Tuen Mun). While the distance that we are supposed to feel in Chungking Express is that between the two Californias, here in Spacked Out it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Tuen Mun and Mong Kok that we painfully grasp as the bus passes under the glittering signs. Moreover, not only is the global reality physically far away from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of the characters, even their tiniest hope of dreaming a global dream suffers. As Cookie’s library excursion exemplifies, she is denied the right to simply look at the global images in that tourist book on Japan. Conversely, it is almost represented as a sign of hope, when the film ends with Cookie and the book (thanks to Lai-Yi who borrowed it for her) in her bedroom. Is the film saying that a global dream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new life? What does this imply? And does all of this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globalization at all? Those are questions that one may continue to explore.

[1] See Huang, Tsung-yi Michelle. Walking Between Slums and Skyscrapers: Illusions of Open Space in Hong Kong, Tokyo, and Shanghai. Hong Kong: HKU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