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浪潮论坛之：关于旧浪潮的“内在批判”（一）

化之：

以下<内在批判>一文原载于Cho的个人博客。我个人从两个角度来读这篇文章。一是文本本身的奥妙。以我之愚，看了好几遍才“看明白大意”。当然，引号部分是自以为是的——因为我后来每读一遍，便重新另“自以为”一番，喜悦一番。此外，这篇文章即便脱离“旧浪潮”或者“圈圈圈”的语境或背景，也有文本自足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命运的哲理性思考与关怀。第二个角度则是作者对旧浪潮组织风格的意见。一开始的文章和评论本身虽然看起来玄妙，但随着此文所引发讨论的展开，和Cho应我之请，为正式转载此处而现身附加说明，各方玄妙文字背后的意见倒也可谓清晰易晓。各方对同一问题，立场各异，十分有趣。而讨论之坦诚、激烈也是令我惊讶。所以，读者您也大可不必因文字的玄奥而踟蹰不前。不论如何，希望这次论坛本身，可以给您带来独特的阅读的体验……

内在批判：旧浪潮和圈圈圈

作者：Cho

旧浪潮的例会很奇特。一群（其实也就四五个）文艺（热血？）青年就原先他们投注激情的事物之形式进行着完全是事务性的商榷。宣传、财政、技术的纠缠竟使原本那团刚出生的滚烫的理想遭遇贫血：它拖着苍白的躯体在“社团化”（在此特指官僚机构在高等院校的缩影）的道路上蹒跚前行。这一现象的出现甚至是令人惊异多过让人扼腕的：一个思想的载体竟然允许自己迅速变异为行动的追随者，并以这种拖累为己任而为此孜孜描画一个华美的壳。我们大概不难想象这样一幅图景（仿佛是萨尔瓦多·达利的手笔）：一个美丽的洋葱，周身插着管子，向内输送着不知是鲜血（或曾经是鲜血？）还是这个世界普遍流通的工业废血。洋葱还在焦急地（或是快乐地？）寻找着输血管道，但倘若您鼓起勇气穿过那片片层层的辛辣，想去追索一个甜美辉煌的心脏，您将发现——诚如您费劲气力剥完任何一个洋葱时所发现的——空无。

当然，这么说实在还是有失公允的：您知道的，梦想家们最憎恶的就是行政人员——这些不合群的青年不想在妥协（这个词语通常与另一个被称为“现实”的词语一起使用，而后者的含义实在是因人而异的）中慢慢死去。换句话说，她们活在自己的梦境里，这些梦境自我繁殖，无穷无尽，包含着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过于完美的世界图式恋。这些任性的孩子们制造并沉醉在自我观照的审美状态，美其名曰纯粹的思想交流——啊，其实那思想的交锋不外乎是一面迅速旋转的镜子，每个人都努力从中照见自己罢了。可是，人毕竟在这场自恋的游戏里观赏到了每个参与者汲汲于呈现的最美丽的面容，它们或多或少都闪耀着些许智性的光芒。甚至于，有时我们似乎真能瞥见雅典娜的影一掠而过，侧身闪进某对最明亮的眼眸中。一个思想者很有可能的确一事无成，一个行动者则可能最终发现她办糟了每一件事。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教授在《什么是人文主义》（‘What is Humanism’）中论及美国教育勤于行而钝于思（他援引了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的话：“无数设备的投入，大量研究工作的匆忙上马，很可能导致我们逃避与忽视真正的劳动、真正的思想劳动”），而这一现象显然并不限于盎格鲁——美立坚，也不限于教育：“思考”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全面下架的滞销货品。

然而，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感叹世风不古，也无须将自己卷入有关思与行的无谓的气质性争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在上帝已死的当代尤其如此。需要追问的是，为何人乐于建构生存的框架，却惮于触碰生存的本质？我想，当生存的框架被现代社会建构得已无本质的栖身之所，人便不得不一点一点学着让自己进化为不需要本质的存在物。自此，本质——这位被流放者对于现代人来说成了一个异常危险的陷阱，追随它即意味着自我放逐。

浮云:

还没有组织好语言，先随便说一点题外话。

智慧存在的基本形式大约基于“本质”的模糊，从柏拉图开始的西方哲学的讨论，始终都是在“本质”模糊的情况下进行的。以至于后来“文本之外再无他物”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都精巧地利用了“本质”的模糊来确认立论的分野。

思想害怕没有载体更甚于载体害怕没有思想。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反过来。这本身就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表达思想的困惑在于，表达至于思想一词，在语言上过于强大，而在实践上却过于孱弱。思想被动地依附于强势的语言，却发现后者并非那么牢靠。以此可以推及其他的情形。

化之：

第一部分先到此为止吧！各位不妨思忖二日，我会稍候再贴上后来的评论。

请继续阅读：<旧浪潮论坛之：关于旧浪潮的“内在批判”(二)>

书评：从栽培到改造

作者：Gill


Michael Sandel,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本书前身为发表于Atlantic Monthly的同名论文http://www.theatlantic.com/doc/200404/sandel



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相反，似乎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代表着先进应试教育的发展方向。

据Michael Sandel这本副题为《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的书报道，在美国，约有四五百万未成年学生为了提高学习效率而服用利他林（一种治疗小儿多动症的药物），使该药的处方量在过去十五年里飙升1700%；ETS规定，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参加SAT可以获得额外的考试时间（而这一点不会在考试结果上标识出来），家长们便不惜雇请心理医生将自己的孩子鉴定为障碍儿；复习备考产业如雨后春笋这自不必说（其年产值已达二十五亿美元），更有IvyWise（或译为“智取长春藤”？）这样的入学咨询公司自高中开始提供全程指导，它们甚至可以告诉你哪一类课外活动或实习经历最受大学的青睐。

而这一切的发展壮大不过短短十几年工夫。一代人之前，“几乎没有学生会为SAT操心”。他们可能在嚎叫，可能在路上，也可能正把鲜花插进士兵的枪管，但你无论如何不能想像他们坐在SAT补习班里，或参加咨询公司推荐的社区服务。这一转变沉重地打击了我（或者也包括你？）对某一种教育之存在可能性的幻想。那一种教育——我们姑且称之为作为栽培的教育——包含了太多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施特劳斯在1959年说，自由教育的成品是一个cultured man，而“culture首先意味着农作：对土壤及其作物的培育，对土壤的照料，按其本性对土壤品质的提升。在派生意义上，culture现今主要意味着按心灵的本性培育心灵，照料并提升心灵的天然禀赋。”但这样一种教育似乎更应该属于1559、而不是1959年。它属于前资本主义时代。

至于资本主义——让我们重复很多人说过的东西——是一个理性化的、可计算的生产组织方式，是“数目字管理”。而无论 “心灵的本性”，或 “有文化的人”，没有一样是数目字所能表达的东西。大学固然可以在自己的围墙内坚守某种不能计算的理想，但这不能阻止其入学机制被人们用一种冷漠而科学的态度算计透彻。

在这个意义上，IvyWise，或新东方，它们所代表的恰恰是理性精神的一次延伸，是有组织的奋斗对于随波逐流的懵懂生活的一次胜利：在GRE或哈佛录取通知书之中并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规律是可以掌握的；而只要掌握规律，我们就可以用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产出。这一去魅过程，说实在，来得不是太快，而是已经很迟。

当然，你会问，这一切和基因工程有什么关系？

回答是，基因工程（特指用于非医疗目的，即用于额外加强人类能力的）与入学咨询事实上是同一种产业：它们都致力于打造优胜劣汰中的强者，更健康的体魄，更合群的性格，更聪明的头脑，或更漂亮的简历；而原材料的本性对于它们来说，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干脆就是一项需要改变的劣势。只要你不是碰巧信奉某种原教旨主义，那么两者的区别对你来说就只在于，后者是后天进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而前者是先天进行的、高技术的。从低技术切换到高技术，是Sandel这本书中最激发想像的一次蒙太奇。

然而他论证却陷入了困境。这一类产业最危险的地方，Sandel写道，“不在于它所寻求的完美，而在于它所展现并促进的人类的一种倾向”：我们过分看重自身的意愿和按着自身意愿取得的东西，而彻底看轻被给予的东西（46页）。在狂妄自大——即便我们有理由自大——的极点，“我们除了自身的意愿之外，将不再肯定或接受任何其他东西”（100页）。

但是，正如Sandel自己指出的，我们搜索枯肠，却找不到恰当的现代话语来表达对这一倾向的担忧和疑虑（9页）——节制作为美德是前现代的；宗教信仰是前现代的；对于伦理危机的担忧也是前现代的（现代的观点是，伦理是人的产物而非高于人的存在，基因技术将带来新的伦理，而不应该让基因技术被旧伦理所束缚）。基因工程的反对者好不容易抓到一根现代稻草，即所谓胚胎的自主权（autonomy），但很不幸，胚胎对于自己拥有什么基因，本来就是没有自主权的。而在支持者这一面看来，基因工程则恰恰集现代精神之大成——相信理性，相信计算，相信进步的无限可能和无限价值，大胆创新，拒绝听天由命，上帝给了一张脸，自己还要再造出一张来，并且这一张脸将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换言之，Sandel为之担忧的倾向，到头来正是现代人为之骄傲的东西。而最困难的莫过于说服一个现代人，当你可以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不做。

或许，Sandel的担忧的最恰当、最有力的表达是这样的（来自原书第二章中一个没有充分发展的论证）：并不是所有遵循规则的玩法都能使游戏健康地进行下去（36页）。如果有一天，基因加强版运动员从罚球线起跳扣篮如同儿戏，那么篮球运动所展示的将不再是篮球技术，而是基因技术。我们可以指责基因工程使这项运动丧失了它的本质。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指责IvyWise所代表的理念——或不如说，正是这一理念替IvyWise带来了的市场——即教育不是按照心灵的本性栽培人，而是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则改造人：在竞争日益严酷的社会里，作为栽培的教育之丧失它的本质，并不会太遥远。

当然，如果我们诉诸一项活动的本质来表达我们的不安，我们就必须面对有关本质的最根本的问题。即，如果用基因技术改造篮球运动员的正当性取决于篮球运动的本质，那么，用基因技术改造胚胎的正当性就必须取决于该胚胎日后生活的本质。而询问生活的本质，在生活中是一种不正常的表现，在哲学上（在现代）则是一种落伍的表现——我不知道Sandel是出于哪一种考虑，而没有从“游戏的本质”（36-44页）自然地上升到生活的本质。如果认为他压根没有想到这一步，我认为这是大大低估了他的智慧。

评论:

Sandel说基因工程最终将 “leave us with nothing to affirm or behold outsideour own will”，他是否在暗示这所谓的自我意志也许就是现代性的终端呢？即，通过计算而得以实现的永恒进步将并不以社会整体为单位，而是指向淡漠的、单个的人。基因工程开启的或可以说是后现代的自恋，它从技术和心理上鼓励了个人主义去占领现代人失陷的精神领地。有趣的是，这一颇具精英意识的、冷漠计算的教育也可能促进社会的平等化进程。消费、享乐——资本主义极宠爱的一种生产力——仅是教育成品们正在或即将面对的生活方式，而远非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几乎一切自称时代性的、社会性的价值取向都因其暗含的强权与专制而值得警惕，除却那种宽容、淡漠、只提供环境而非实质的氛围。身在其中的每个人得以进行或许能称得上是“自由”的建构，我们以自己的内心为尺度，而无论激情还是理性，它们作为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尺度将不复存在——它们只有栖身于主体内才具备合法性。浅薄的快乐和深刻的快乐在这里将享有同等的尊重，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自我意志使“社会的人”全面进化为“心理的人”，人在世界中寻找的仅仅是她自己。倘若这个假说不致完全荒谬，那么慈继伟教授强调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也许并非一个超越历史的范畴，而很可能是现代的产物。（Cho）

城市专题之三：行会制度与城市的自治：从商业的复兴到自治城市的兴起

作者：李彦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谈到了中国城市的兴起大多是因为政治或者军事的需要，商业的因素只是催化城市向更加成熟完善的模式发展，比如商人的定居和流动就形成了相对比较固定的集市或者商业区，我们可以从唐朝长安的城市设计规划图中看到了城市的中心商业区，比如西市和东市。虽然这些商业区就城市的整体规模来说算不了什么，但从《唐史》以及唐朝的一些文人作品中，我们便可发现商业的兴起随之伴随着一个市镇及其周边地区在地理和文化上的改观：如商人的来往和定居使酒肆店铺有了稳定的客源，在市镇商业区的周围往往云集了不少所谓的副产业，如娱乐场所、赌场甚至于青楼。商业的兴起势必将会对传统儒家的观念形成挑战，贵族和士绅群体在儒家的文化熏陶下，认为商业活动中充满了利益的险恶勾当，商人不仅唯利是图，甚至不惜用可耻的欺诈行为来骗取他人的信任与钱财。这种对商业的偏见显然与道统下的君子之风、浩然正气相互抵触。但是，如果是巨富一方的大商人，则不必忧虑来自社会的道德压力，因为凭借雄厚的财力，大商人不仅可以掌控一个地区某一商品的绝对垄断，而且在政府官员中也有相当的势力。所以，小商小贩只能在政府的条条框框中小心谨慎地做生意，而大商户则可以频繁出入县级官员的官邸，家里的宴会也可邀请到社会的名流和高官。因此，中国的商业文化依附于权势和政治利益的现象恰好证明了官本位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深于臣民社会中，而城市的发展则为这种自秦汉便深深扎根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最佳的注脚。

西方中世纪的历史也不能完全理解为商业从萌芽走向成熟的过程。自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地中海周围皆被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游牧蛮族所占领，罗马诸省变成了日耳曼诸王国：汪达尔人定居在非洲，西哥特人横行于阿奎丹和西班牙，勃艮第人在罗纳河流域，东哥特人在意大人。原先统一的强大的罗马帝国已经分崩离析，繁荣的商业往来也因为蛮族的入侵渐渐走向衰败。昔人被罗马人骄傲地称为“我们的海”的地中海，自五世纪之后的几百年一直被不同王国的战舰所把守，海上的交通航线不仅受到军事的威胁，同时也被悄然崛起的海盗集团如萨克森人觊觎。虽然帝国的光辉已经褪去，但海依然是城市兴起不可替代的原因。西哥特人扼守了地中海在当时唯一的出海口直布罗陀海峡而雄踞一方，高卢人遗憾他们没能在地中海的沿岸分得一杯羹。自克里特文明和迈尼锡文明将对大海的崇拜植根于他们的工艺雕塑和美术作品中之后，海就成为欧洲商业文明兴起的摇篮。我们能看到腓尼基人如何从容地与迦太基和加泰罗尼亚的居民进行商业贸易，威尼斯、埃及、马赛如何得以于商业的发展而崛起。当然，中世纪商业真正的复兴自十世纪起，自此之后，从维京人寒冷的北温带到地中海气候显著的罗马城，从抵挡凯尔特人骚扰的哈德良长城到日尔曼人聚居的易北河，欧洲文明似乎就在商业蓬勃的发展中超越古老的黄河和印度河文明而走在了前端。

自十一世纪起，商业进入全面的复兴，这个复兴是在两个策源地的影响下开始的，一个策源地位于欧洲南部，以威尼斯为中心，另一个在欧洲北部，主要集中在佛兰德海岸（Flemish Coast）。东罗马帝国虽然定都君士坦丁堡，可一直对昔人广袤的领土念念不忘，一伺地中海沿岸野蛮民族间发生争端而兵戎相见，就立刻派军队收复失地，首要的便是罗马城。这里不仅是一个帝国权力的象征，而且成为天主教教皇的管辖之地。值得一提的时，此时乃是天主教欣欣向荣的年代，欧洲很多军事和商业重镇都安排了主教作为联系信徒和罗马交往的代表，而更多的神职人员则下驻到乡村或者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一个城镇中最为荣耀的建筑如果不是市镇广场就是以大理石精心雕琢而成的教堂。虽然，此时中南欧地区已经较前几个世纪安定了许多，但对于以商业谋生的少数人来说，只身一人携带名贵的手工业品或者织质品漫游于各地经商还是困难重重。在中世纪流传下来见于史料的商人中，圣戈德里是其中非常成功的一位传奇商人。关注他的生平史料记载得并不详细，不过他自己在各地漫游经商时留下了珍贵的见闻录，还有一些零散的日记，其中他便提到了与其他一些来自同镇的商人联合组成商队。对于中国人来说，与他人合伙经商，尤其是商场上的伙伴，总需处处提防以免自己财产遭到损失，可圣戈德里不以为然，他认为商队得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就是集体的信誉，每一位商队成员都必须发誓维护商队的利益，恪守商业精神，而每一个商队都有一个类似于首领的人物，他负责打听、收集各地的消息，还有专门负责货物进出的职位。商业的信誉是与个人的声望密切相关的。如果一个商人不能为自己的商队利益着想的话，那么他恐怕很难再与其它商人合作了，并且自己的生意也很难保证。当然，组成商队的原因是为了发挥集体的作用，以克服单兵作战的缺点，比如漫游途中遇到的危险，在市场上的争端等，此外，依靠与他人合作，一个商人就能买进自己财力无法承受的商品，而在法庭上自己的商业伙伴还能成为辩护证人或者保人。圣戈德里认为自己如果没有与商业伙伴的合作，就很难在有很大的作为。商队的出现至少在两个方面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一是在规模与单兵相比有很大的优势，而是促成了长距离商品运输和异地交换，这使得在南欧生产的葡萄酒能够出现在北欧的普通手工业者的家中，而金属器物也能从北欧运到南欧的市场销售。欧洲在这个时期仿佛看到了昔日罗马帝国地中海贸易的辉煌。

随着各地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小规模的商队无法满足市场对于各种商品的需求，于是在德意志地区开始萌发了一种新的商业合伙组织——基尔特（gild）和汉萨（hanse）。这种合伙组织在规模上比普通的商队大得多，而且组织也跟完善，有点像后来成熟行会的雏形。成员间建立财产分配、买卖货物的契约，并且受到诸多纪律的约束。这种合伙组织后来也蔓延到了罗曼语控制的地区，如现在的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地，比如在罗曼语中就有表示这种合伙组织的词汇：同示会（frairies）、互济会（charités）、协会（compagnies）等。一般在这种合伙组织下会有数只商队，分别负责不同地区的商品运输和交换。商品同买同卖，利润是根据各人在合伙组织中的股份多少按比例分配。那时长途跋涉的商队足迹踏遍了欧洲各地，如十世纪末，伦敦港已经与科隆、于伊、迪南、佛兰德地区有频繁的商贸往来。做商人是件十分辛苦的事，因为走得越远，就越有利可图，于是商人这个职业也被当时的社会成为“灰尘脚板”，可见赚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意大利的威尼斯在十一世纪成为了商业的重镇，这不仅得益于延靠地中海的地理优势，而且在威尼斯的商人感受到了一个市镇能够提供商业发展一切可能的便利条件。首先来自贵胄家族的支持，他们既是奢侈商品的买家又是放债人，当然就格外关心商业活动。并且威尼斯为规范商业行为而创立了许多法律，这些法律现在统称为商业习惯法（Jus Mercatorum），法律规定将自愿离开土地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以自由人相待，他们只要求服从政府的审制权，而无需服从领主的审制权。威尼斯政府很关注商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比如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匪徒，注意保护市集的良好秩序和交通安全。威尼斯的繁荣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文艺复兴的时期仍然有意大利的画家描绘威尼斯港口和集市，虽然那时已不复有几个世纪前的熙熙攘攘。

如同儒家贬抑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天主教也没有对多少的好感，并且通过对商人征收额外的赋税抑制商业的发展。教会的阻挠使商人感到了不便，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好处，至少限制了因为商业利润的的膨胀而导致贫富差距。在宗教伦理的引导下，商人们摈弃贪得无厌，将自己积累的财富建立慈善机构以帮助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教育事业，祈求得到上帝的接纳。但是，教会并非仅仅满足人们精神领域的净化和超脱，神职人员希望统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事务以实现宗教下的治理，比如设立宗教法庭审理案件等。由于罗马是天主教的教辖之地，所以每个地区的神职人员都对罗马教皇负责，教皇有时会颁布敕令来引导地区的宗教事务，或者直接要求宗教干涉世俗生活以弘扬天主的荣耀。为了抵制教会势力的扩张，商人结成的行会便联合其他市民阶层兴起城市的自治。实现城市自治的首要目标是减少或者宗教对世俗事务的干涉，于是一些城市，如威尼斯便设置了类似罗马帝国时期的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官”（Consuls），主要行使地区的军事领导权和管辖权，执政官不久便从意大利传播到了普罗旺斯等地，为城市自治的浪潮吹响了号角。这个重要的市镇职务开始由贵族担任，后来渐渐转移到了商人的手中，而行会则接替政府的职责行使城市的管辖。在卢卡，为了对抗教会行使实质的司法审判权，该城还建立了“公社法庭”（Curtis Communalis），将部分民事审判收归世俗的法庭。所谓“公社”（communio）就是指那些具备完善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主教权利与市民权利明确分开的彼此合作的社会，执政官就承担了公社长官的职责。自十一世纪末，基尔特的首领们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城市履行着公社长官的职责，这一重要的身份转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商人不再仅仅沉迷财富的积累，而将目光转向了城市的治理。这或许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在商业文明下政客与商人间割舍不断的联系，以及在资本主义精神鼓舞下的政治哲学。

偶像：笑靥下的资本游戏——反思娱乐经济

作者：Neo

来自内地的女子杨丽娟为我们塑造了崇拜娱乐偶像的忠诚典范。从十五岁的梦境开始，杨丽娟追逐娱乐巨星刘德华长达13年，期间四进北京，三度赴港，以致全家变卖房产，债台高筑，甚至到了父亲卖肾换钱的边缘。而这场追星闹剧的高潮，则是3月26日杨父在港投海自杀，身后留下痛斥刘德华的12页长篇遗书。一时间，华人社会一片哗然，两地纷纷掀起大规模社会问责声浪。问责的对象从杨丽娟的家庭到公众媒体，再到刘德华本人；探求之原因从媒体的大量报道导致杨丽娟一家不堪重负、无法回头，到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对子女的盲目溺爱和纵容。这样的问责看似大义凛然，实际却毫无意义，因为其矛头的指向者都只是娱乐经济价值链中的一环，广泛的问责根本无以指认哪个成员应当是罪责的承担者，从而使问责最终沦为空泛的词语游戏。

娱乐经济如潮水般的汹涌是20世纪后期突出的文化特征。此前的社会文化消费大致分化为两个方向：一是平民大众的泛娱乐化消费，一是知识分子的反娱乐化消费。但知识分子社会话语空间的逐渐丧失使得娱乐经济在文化市场中形成了坚固的霸权。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背景下人类意义的丧失造成了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严重荒芜，娱乐则成为这种心灵伤痛的麻醉剂，为人们画上肤浅的酒窝，以掩盖和忽略原有的疤痕。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学会了用无花果叶来掩盖身体的羞耻，经历了几万年进化的人类则学会了用娱乐之叶来遮盖灵魂的痛苦。而偶像工业则是娱乐经济中的重要一脉。

在偶像工业中，偶像本身作为商品，fans则是偶像的消费者。消费者高价购买偶像衍生的产品和服务，在群体中获得归属、价值认同和心理满足；而作为偶像产品的明星，则从中选出那些最忠实最疯狂的消费者，与之见面、留影和深度接触，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这便是偶像经济的基本模型。

在偶像式商品和fans式消费者之间，存在着隐秘的交换契约。杨父以女儿13年的青春和爱情以及全家破产的代价，要求刘德华提供10分钟的接见时间，这是在单方面提高价码。此后杨父铤而走险，在交易的天平中押上性命，藉此增加要价的砝码，这是交易的另一方无法接受的。自杀不仅破坏了交易的气氛，也危及娱乐市场的游戏规则（事后更多歌迷以死要挟刘德华予以接见便是佐证）。而刘德华及其背后的娱乐资本，均露出愤怒的表情，因为他们要为此支付高昂的道德成本。杨丽娟事件的实质，是交易双方无法达成价格一致而引发的市场悲剧。

在偶像经济中迷失的并不只有fans，同样有作为商品的偶像本身。“台球神童”丁俊晖近来状态不佳，连续四次遭受首轮淘汰，赛后记者们的问题充满责难。这种责难背后是娱乐资本的不满。作为偶像经济中的商品，丁俊晖的价值早已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整个偶像产业，及其背后的娱乐资本。作为一个偶像式商品，丁俊晖的责任是在每场比赛中取胜，续写“神童”的神话，以博得更多fans的眼球和卖点。当商品的表现未能达到市场的预期时，资本便开始从背后施压。杨丽娟一家和丁俊晖，都不过是娱乐经济的牺牲品，他们的市场价值被娱乐资本所利用，以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明白了偶像工业背后娱乐资本的运作方式，我们便不会再对这些现象感到诧异。杨勤冀的投海自杀和丁俊晖的连续失利，击碎了偶像和fans们之间的温情，暴露出资本的残酷冷面。

偶像工业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娱乐经济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前不久北京大学在举行“2006影响世界华人”颁奖仪式时上演了有趣的一幕。杨振宁、陶一之、丁俊晖、谭盾、张霞昌、苏震西、章子怡、刘醇逸、刘翔、李安、李易希11位杰出华人享此殊荣。没有入场券的北大学生，在场外大声呼喊：“章子怡！章子怡！”除了章子怡，一批影响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科学家名字几乎不为人知。在现场，章子怡的亮相引起了媒体的骚动和众多记者的簇拥。与之相对地，对找到破解H5N1病毒方法的美籍华人女科学家陶一之、发明纸质电池的芬兰Enfucell公司CTO张霞昌、美国纽约市首位华裔暨亚裔市议员刘醇逸，以及以其名字命名小行星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陈易希，媒体则不屑一顾。此次“影响世界华人”的颁奖礼，呈现给人们的是一次彻底的娱乐偶像的狂欢。在铺天盖地的闪光灯造成的暴盲中，娱乐偶像的身影挺立得异常高大，相形之下学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的形象则显得佝偻而鄙陋，他们无奈地蜷缩至舞台一隅，躲进大众视线的阴影之中。

娱乐偶像取代传统精英阶层是娱乐经济带给我们的信号。在娱乐资本这只无形的手操控之下，社会焦点正在滑向娱乐焦点。在大量绯闻和名人隐私构筑的娱乐经济游乐场中，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迅速退化为一堆干枯的行政公文，在众偶像的脚下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前呼后拥追逐娱乐偶像的背后，是资本驱使下大众文化的溃退。看似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的大众文化市场，正在与文化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迹象显示有何种力量可以阻止这远去的脚步。

旧浪潮论坛之：香港大学舍堂制度初探(下)

（接上文）

Buffalo:

与周书住的孙志新堂相比，我在圣庄（港大年代最久的一间舍堂，建于1912年）看到的舍堂制度应该更有代表性，也更令人难以忍受。我在圣庄足球队训练过一段时间，丝毫没有体会到足球的乐趣，因为所有 人像疯子一样在乎hall的荣誉；楼里每月要开一次长达十小时以上的楼会，类似军队里的民主生活会加小型批斗会、表态会，气氛恐怖；迎新期间每天只允许新 生睡两三小时，要求新生反复背诵学长的姓名、专业等等，一个字不对便遭大声呵斥，除此之外还有花样繁多的变态“传统”翻来覆去地折磨新生，几乎可以达到酷 刑之效果。承蒙圣庄院长汤牧师照顾，大陆和外国学生能够幸免遇难。 有人辩解说舍堂制度是英国的传统，我并未仔细考证，但入乡随俗，港大的舍堂制度似乎教导对自由的恐惧和对集体专制的热爱。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教导能让学生们在工作中能更好的为西方大公司卖命？自由社会终将葬送在不懂珍惜它的人手里。

Gill:

你说的精神阉割，我更愿意理解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舍堂文化则无非港大舍堂的意识形态而已）：对于一个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地组织劳动力的 生产体系来说，那种不与客户吃饭的自由是不重要的、不能忍的，甚至已被不认可为一种自由。相反，一切有利于这个体系的所谓自由（比如游行抗议消费税的自 由）则被视为至高无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含义，一种体系里的自由未必能得到来自另一体系的目光的嘉许。

一格：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说得有点儿宽泛了吧？ 我觉得是殖民地的奴性加上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顺从再加岛国性格

Jie:

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合格公民.公民道德,判断,责任,纪律等等.当然公民定义也是与时俱进,估计香港的这套有些落伍了. 内地大学是有许多人有质疑自由精神,不过很多人都没公德心,没有责任感,这点香港教育还是不错.香港教育是挺需要反省,我能闻到殖民地的气味.英国人发明 的管理体制让香港既繁荣又单薄.不过过去最好的打工仔可能已经落伍了.

团小：

我们的warden要离开小基基（李兆基堂）了,最后一次high table的时候就批评我们的社堂文化有问题,好像鼓吹大家say the same thing, do the same thing and share the same rationale and value..这是第一次我很认真的听嘉宾演讲.不过不解的为什么他等到两年后要走的时候才说...(留下一个深邃的背影..效果不错的)

Zihona:

这个所谓的社堂文化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很值得深思。这是一种社会极权和腐败在相对单纯的大学生活里的有限的体现。虽然有限，却又有着无限的前瞻性。在这里 可以满足一小部分人膨胀的权力欲望，驾驭欲望——同时又没有任何约束。另一部分人，为了种种原因(或称利益)而妥协，且各有各的妥协藉口：“培养归属 感”，“蛮好玩的lar”,“识时务之举”……

其实也是社会上一种心态的折射，或者说，是一颗种子，将来去社会里发芽。 “种儿”终归是有的，不过需要区分的是什么种儿。 不过论及“香港人的种儿”——我没有丝毫发言权，我观察到的香港人太少，而且我也不愿意以“香港人”当作主语进行归纳。 仅就社堂文化而言，我倒是觉得那才是真正被阉割过的——高桌的本意，原是精进美好的。“阉割”的意义就在于，有着样式，没了功用。一旦样式的存在高于意义的存在，也就没有人深究它的功用了——这也是为什么，没了种儿。

Iris:

记得有个人跟我讲：干嘛去香港读书呢？这个地方培养的只是社会的螺丝钉。螺丝钉自然有自己的用处和培养方式。 自你的描述，我体会到的也确实是一种顺从的、服从的、甘于一个小小位置的，社会机器运转所必需的一种材质。他们也许缺乏个性、自由和质疑的精神，不过能当好螺丝钉，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也要踏上这块土地了。我也来体会体会这种“螺丝钉精神”。

SC:

说得很有道理，不少在美有学习经历的人，对此表示诧异。相信加入异质的大陆血液后，会有所改变。 不 过我倒是觉得，地理与政治制度的确有关，但是“为何不反抗”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文化传统或曰convention的问题，是普遍的，并不是说香港人太没 种。

面对一个稳定下来的演化结果，要如何不服从，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而对于大陆学生，不服从的代价相对较小，因为这个圈子很可能是暂时的，不像香港 人，如果他们不服从，得到的社会、家庭反馈，牵扯到的问题可能让他们头疼不已。

周书：

一格在blog里给一个香港的NGO打小广告时，顺便说了这么一句： “没种的港人为何总做出来有种的事情呢？我们内地大把小粪青ms很有种，可又如何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呀！”

我当时给她留言说： 的确，我也很困惑。可能现代社会就是不需要太有种的人。 香港其实是个社会道德压力感很强，很讲秩序，讲究做人要nice的地方，它的慈善事业一向非常出色。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conformity吧。 可能我更想说的是——不 管在文化、伦理、心态还是什么方面，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都是主流，边缘地带太过狭窄，容不下真正的异类。欧美有一种强大的个人主义去 diversify那个官僚体制以外的个体，所以实际每个人都是分裂的——工作时是一个impersonal的螺丝钉，一个public man，下班以后回到家还是能有自己的 own private inner self。但是香港的文化背景里没有这么强的个人主义，所以个体更容易被主流所吞噬，这样一种倾向又被从小到大的教育进一步强化。到头来就是绝大部分人都 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听一样的音乐，看一样的电影，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化之:

也谈舍堂

我不曾参与过多少舍堂活动，按照某种说法，我是没有资格谈舍堂的。不过禁不住想谈谈自己的想法，原想说几句聊作讨论，不料啰嗦得如此之长，而且这文章带“气”写成，怕是经不起深究的。

一

我初来乍到，舍堂已经有一个模范标准希望我如何如何。等待我的不是有待我探索的机会与可能性，而是一个已经订好的标准，我只是一个学徒，我所要做的只是模仿与遵守。舍堂不关心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他们要的只是我的服从与奉献。比如，舍堂的不同楼层有不同的楼层文化，然而任何学生无权选择甚至预先知晓自己所分到的楼层。

每年秋季开学，舍堂要办新生营。我听闻过来人种种描述，暗中庆幸自己免过此劫，不过看到过贴在电梯里的招聘新生营组织者的宣传海报，依然一怔。海报只有一句话：“对于舍堂，他们（新生）一无所知……”。

无知是我的原罪，我应该认真聆听训诲，剿灭原罪——我要遵从“众意”，从内心到行动。而什么是众意？——是参与活动、奉献时间、全心全力完成传统的各种仪式、集体活动高于个人得失偏好……

二

与“众意”相冲突的个人权益，是被压抑、被遗忘的话语。深夜凌晨的“喊口号”，是习以为常的舍堂活动的一部分，然而我不曾听到过舍堂里有人发问，如此喧哗，是否会影响其他楼层同学、或者附近居民的休息？毕竟为他人着想、不侵犯他人权益是何等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啊。 往往在置身喧哗之中的时候，我感到“众意”的庄严与神圣，虽然它仅仅是一层楼之“众”、一栋楼之“众”。“众意”，不需要质疑。在什么地方众意应该止步、个人应该受到尊重保护，没有人认真谈论过。

在众意为尊的舍堂里，不需要一个外在观者的我，独立思考的我，敢于质疑的我。“我”只存在于众意这个标签里，我等于众意，除此之外，不需要考虑别的“我”。与众意不同的个人偏好，在舍堂的话语系统里是卑微的、是羞于言说的。甚而也许考虑自身这种表述本身，就已经偏于失当了。

于是沉默而复沉默，遵从而复遵从…… 没有人站出来说，作为一切标准的众意从何而来？ 众意的力量是这样强大，甚至于新修舍堂也从“众”如流，因为不以众意为尊的舍堂，压根就不是舍堂，“是没有文化的”。众意的力量是这样强大，当收生惯例面临修改，不参加活动的内地生面临被开除堂籍的压力时，许多人劝说“离群索居”的我，“你好歹也参加一点活动嘛，他们说得有道理，不能只享受住在这里的权利，却不尽奉献的义务……”

三

我不禁联想香港大学课堂上的一种常见情形——向讲课者发问、或者作点评回应的，多是属于少数的国际学生、大陆学生，而鲜有香港的本地学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港大自我标榜的口号倒是“领袖群伦”、“first and foremost”。不过，领袖群伦云云倒也未必全无道理——香港人的领袖，绝非敢于站出来振臂一呼的人，而从来都是“要稳定”的商业大亨和听话的殖民官僚。 我经常听到教授对住舍堂学生学习情况不屑一顾的评价，认为他们只知道玩。不过针对这种评论，有一种很中听很普遍的回应——“舍堂有教育功能”。教育什么呢？教育你如何与人相处、让你积累社交经验。可是，我想问：如果要所谓“与人相处的社会经验”，又何必来大学？更何况这所谓社会经验，却是此般“众意”！

一所大学，到底应该首先是一个学术殿堂、思辨空间，还是一个社交空间、资历车间？大学，是应该教人质疑，还是教人服从？是鼓励思考，还是去除思考？

西方人赞同大学自治，而不应受制于社会权威。因为西人深知，一个社会只有包容与鼓励个体的独立思考，才能日新月异、永不竭钝。

我踱步经过港大莲花池的孙中山像，想起西人种种，我华人何尝不能？国土沦丧，战火纷飞，条件艰苦，却依然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西会通、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敢于担当、不畏政府的教学处世之风。然而，惜联大学人精神，最终却在四九年后被“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碾成齑粉。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多少次拜倒在如此般名为“历史潮流”的权力话语面前，而心甘情愿地交出我们的大脑。舍堂“众意”云云，又岂独此一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