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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4日星期四

布罗茨基:赞美无聊

In Praise of Boredom
赞 美 无 聊

Joseph Brodsky
约瑟夫布罗茨基

译者:Cho



(1989611在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但倘若你没能守住你的王国
正如你的父亲在你来到之前
来到这思想非难、感觉嘲讽之地
相信你的痛苦……

——W. H. 奥登,《阿隆佐致腓迪南》[1]


你们面前的很大一部分将被无聊占据。在今天这样一个庄重的场合,我之所以想和你们谈谈这个,是因为我认为,没有一所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能教会你们对这一不测安之若素;达特茅斯[2]也不例外。不论人文学科抑或自然科学,都不开设有关无聊的课程。它们至多不过引发无聊,从而使你们熟悉这一情怀罢了。然而,和一种不治之症亲密接触又意味着什么呢?比起这从你们的卧室滋生、无边无际地蔓延到天尽头的心灵撒哈拉,讲台上单调已极的催眠曲或令人目眦欲裂的教科书里那些艰涩无比的英文又算得上什么呢。

无聊有诸多化名:悲伤,厌倦,烦闷,滞怠,抑郁,冷淡,低落,无动于衷,了无生气,无精打采,漠不关心,等等。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大体上是重复的产物。由是观之,最佳疗法莫过于不断创新。那是你们这些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姑娘)们所期待的。唉,生活是不会给你们提供那个选择的,因为重复恰恰就是生活的常调。

人当然可以争辩说,对于创新的不断尝试是进步的车轮;人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口吻补充说,这也是文明前进的动力。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论断并非最有价值的。因为,假若我们以科技发现来分割人类历史,结果将对我们很不利——更别提用伦理观念了。严格说来,我们将得到多少个世纪的无聊呵。有关创新的这一观念本身即阐明了标准现实的千篇一律,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的常调(medium)——哦不,王道(idiom)——即单调(tedium)。

在这一方面,生活有别于艺术。你们也许知道,后者最可怕的敌人就是陈腐。那么毋庸质疑,艺术也无法教会你们如何同无聊相处。很少有这方面的小说,画作就更少;至于音乐,它很大程度上是非语义的(non-semantic)。总的来说,艺术对无聊语含机锋、暗自防卫。面对无聊——即存在论意义上的“陈腐”,除非你们自己成为了艺术家,否则艺术无法带来任何慰藉。由于你们为数众多,这一图景是如此渺茫,正如它是如此令人倒胃。

然而,即便你们自此便大步迈向打字机、画架和施坦威三角钢琴,无聊来袭时你们仍无法毫发不伤。倘若重复乃无聊之母,你们这些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姑娘)们将被怀才不遇和收入菲薄压得喘不上气来——在艺术领域内,这两者尤为漫长。在这些方面,写作、绘画、作曲和供职于律师事务所、银行、甚至是实验室压根没法儿比。

当然,这也未尝不是艺术的可取之处。作为一项清苦的事业,它不会那么轻易沦为人口统计学的奴隶。因为如果,正如我们所说——重复乃无聊之母,那么人口统计学不啻是无聊之父——它在你们的生命里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远甚你们在这里掌握的任何一门学科。也许这听上去有些反人类,但我比你们年长不止两倍,并亲眼见识了地球人口翻一番。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这数目就会翻两番,而且是以一种你们根本始料未及的方式。比方说,到2000年,文化和伦理秩序将会面目全非,以至于你们不得不扪心自问:人之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仅仅这一点就使创新在与无聊的对抗中处于劣势。然而,哪怕在一个更为单调(monochromatic)的世界里,创造和革新的另一困境恰恰在于它们的确能赚钱。假若这两者中你能有一技傍身,你很快就会富起来。这看上去似乎不错,但没人比富人更无聊了——这你们大都感同身受吧——因为金钱买来的是时间,而时间循环往复。既然你们不会奔贫穷而去——否则你们就不会进大学了——你们面对第一批自娱设施将倍感无聊。

多亏现代技术,那些自娱设施简直和无聊的同义词一样数不胜数。就它们的功能而言——使你暂时忘却时间的冗余——它们实在数量可观。同样可观的是你们购买力的功能,随着购买力的增加,你们将在父母亲友手中那些摄影摄像设备的滴答声中阔步走出这座广场。这情景是我的预言,1989届的女士们先生们,因为在你们步入的这个世界中,对一个事件的记录削弱了事件本身——一个录像、音响、遥控器、慢跑装、健身器械的世界,它使你能够保持健康体态以便把自己和别人的过去重活一遍:罐装的迷狂以生鲜自我标榜。

有形之物皆孕含无聊。这不止在一个方面适用于金钱——同时适用于纸钞及对其的拥有。这当然不是要宣扬贫穷是无聊的克星——尽管圣法兰西斯似乎对此身体力行。然而,综观我们周遭一切的贫穷,新型修道会的点子在这个录像基督教时代并不特别吸引人。除此之外,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姑娘)们,比起爱邻人,你们对援助南非什么的地方更有积极性;比起冒冒失失选错阵营,你们更愿意放弃最钟爱的苏打水牌子。因此没人要向你们鼓吹贫穷。我所能说的只是,对钱这种东西你们要多个心眼,因为你们帐户里的那些个零也许会带来它们精神上的对等物。



对于贫穷来说,无聊是它的苦难中最残暴的一部分,且对它的摆脱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呈现:通过反叛或毒瘾。这两者都是暂时的,因为贫穷的苦难是永恒的;由于这永恒,这两种形式都费而不惠。总的来说,一个向自己的静脉注射海洛因的人这么干大抵和你买一盘录像带出于相同的原因:为回避时间的冗余。区别则在于他没能量入为出,且他逃避的方式很快——比你的要快——就变得和他要逃避之物一样冗余。总而言之,注射器的针头和音响的按钮带来的触感之不同恰似时间对无产者和有产者施加的影响之不同——前者剧烈,后者迟缓。简而言之,无论富有抑或贫穷,你们总有一天会被时间的冗余所折磨。

未来的有产者们,你们将会感到无聊——对你们的工作、友人、配偶、爱人、你们窗口的景致、房间里的家具或墙纸、你们的思想、你们自己。因此,你们会想方设法逃离。除却已经提到的那些自娱的小装置,你们也许会开始跳槽、搬家、离婚、出国、换个气候;你们也许会尝试滥交、酒精、烹饪课程、毒品、精神分析。

事实上,你们也许会把这些一股脑儿加在一起;这也许暂时管用。当然,直到有一天,当你们在卧室醒来,置身于新的家庭、新的墙纸、新的国家、新的气候,手边是一坨帐单——来自你们的旅行代理人和精神分析师——然而,阳光洒进窗口,却依然洒不进发霉的内心。你们套上路夫鞋(Loafer),却发现它们没有靴襻,无法将你们带离被你们认出的这一切。你们或许会惊惶,或许会听任这熟悉的感觉——这取决于你们的性情或当时的年龄;又或者,你们选择再经历一遍那一整套颠沛流离。

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将进入你们的字典;药片则会进入你们的药箱。基本上,把生活变成对替代品无止尽的寻求没什么不好——走马灯似地换工作、配偶、环境,等等,只要你能付得出赡养费、能受得了混乱的回忆。毕竟,这一困境早就被荧屏和浪漫主义诗歌大大加以美化了。困难却在于用不了多久,这项追寻就变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你们对于替代品的需求将媲美瘾君子的日常剂量。

尽管如此,却还有一条解脱之路。也许相形之下,在你们看来这并非一条坦途,也不一定可靠,但它却经济直接。你们中那些读过罗伯特•弗罗斯特那首《仆人们的仆人》(Servant to Servants)的也许还记得这么一句:“最好的出路总是进入。”(The best way out is always through)。接下来,我们的主题将随之变化。



当被无聊攫住时,抓紧它。让自己被它挤碎;下潜,沉底。总的说来,处理讨嫌之物的规律是,你越快沉底,便越快上浮。这儿要说的是——转述英语文学中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强使那最坏的尽收眼底。之所以有必要对无聊进行这般详查是因为它代表了纯粹的、未曾稀释的时间,它闪耀着时间那全部的重复、冗余、单调的光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聊是你们开向时间的窗户;人倾向于忽略时间的这些特质,而这极有可能危害到人的心理平衡。简言之,你们这窗户探向时间的无限性,也就是说,探向你们自己在时间中的渺小。这也许解释了人之所以会惧怕那些独守空房、昏昏欲睡的夜晚,之所以有时会着迷地盯着尘埃的斑纹在日光里旋转,而不远处有钟表正滴答滴答,天气闷热,意志力则降至冰点。

一旦这扇窗户被打开了,不要妄图关上它;相反,一把将它推开——要开得大大的。因为无聊说的是时间的语言,它是要教给你生活中最宝贵的一课——你们在这里的青青草坪上学不到的一课——关于你们自身之彻底渺小的一课。这一课不单单对你们是宝贵的,对那些你们将要邂逅的人们同样如此。“你是有限的,”时间借无聊的声音告诉你们,“而且在我看来,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的。”这话显然不那么中听;但这种徒劳感、这种甚至存乎于你们那些哪怕是最为纯洁炽烈之行为的渺小感,比起关于那些行为之结果的幻象和相伴而来的自我膨胀却总是要好。

因为无聊是时间向你们自己那套世界观的入侵。它从自己的视角打量你们的存在,其最终结果是精确和谦恭。应当注意的是,前者哺育了后者。你们越是知道自己的份量,你们面对同类就越是谦恭和慈悲——面对尘埃,那仍在日光里旋转的、那已静静落在你桌面上的。啊,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化作了那些点点光斑!在你们看来也许并非如此,但在它们看来却是真真切切呵。你们之于它们正如时间之于你们;因此它们看上去才如此渺小。你们可知道,当从桌子上被擦去时,尘埃说什么?

“记住我,”
尘埃低语。

没有什么比已逝的德国诗人彼得•胡歇尔(Peter Huchel)在这两行诗中所表达的情愫离你们中任一个的精神议程更遥远的了,你们这些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姑娘)们。

我引用这些诗句并非因为我想培育你们对于微物的亲近之感——种子和植物,沙砾和蚊子——微小而不胜数。我引用它们是因为我喜欢它们,因为我在它们中间认出了我自己,认出了——任何要从现成表面被擦除的活生生的有机体。“‘记住我,’尘埃低语。”人从中听出了:如果我们通过时间认识了自己,那么也许时间也能从我们这里学到一点什么。那将会是什么呢?尽管在重要性上远逊,但我们在敏感度上击败了时间。

这就是所谓渺小的意义。假若没有那令意志瘫痪的无聊便不能带来这意义,那么——向无聊致敬吧。你们是渺小的,因为你们是有限的。然而一样事物越是有限,它便越是充盈着生命、情感、欢乐、恐惧和慈悲。而无限性这种东西不大活跃,情感也不大丰富。你们的无聊至少告诉你们那么多。你们的无聊是无限性的无聊。

那么,对它的起源心怀敬意吧——或许,尊敬它——就像尊敬自己一样。因为正是那无生命之无限性的期待解释了人类情感的激烈,后者带来的是有关新生活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你们由无聊所孕育,或有限性哺育了有限性(尽管两者都可能正确)。这是要说,激情乃渺小之物的特权。



因此,试着让自己充满激情吧,把冷酷留给漫天星辰。激情乃对抗无聊的头号良药。当然,第二号药物是痛苦——更多是肉体上的而非心理的,此乃激情常见的余震——尽管这两种痛苦我都不希望你们摊上。但是,当你们受伤时你们知道自己至少没有受骗——不论是被你们的肉体抑或精神。同样,如果说无聊、悲伤、自我和其他存在的无意义感有什么好的话,那就是:这并不是欺骗。

你们也许还会尝试侦探小说或动作片——它们将你们带往那些你们未曾说起、未曾见过、甚至是未曾想象到的地方——它们能打发时间,哪怕仅仅是几个小时。远离电视,尤其要避免不停地换频道:那即冗余的化身。然而,倘若那些药物都不管用,就让那种感觉来吧,“将灵魂投入那日夜生长的阴郁。”(fling your soul upon the growing gloom)试着拥抱无聊和悲伤,或是任由它们将你们揽入怀中,反正它们再怎么说也比你们要强大。毫无疑问,你们会发现那怀抱令人无法喘息,但请尽量忍住、忍住、再忍住。最重要的是,别认为是你们自己在什么时候搞糟了些什么,别去追溯自己的脚步、妄图更正谬误。别去;正如诗人说的,“相信你的痛苦。”这可怕的巨大拥抱完全没错。凡是让你不安的那些都没错。自始至终记住这一点:这世界上没有不会最终松开的拥抱。

如果你们觉得这太过阴郁,你们委实不知阴郁为何物。如果你们觉得这根本无关,我希望时间会证明你们才是正确的。但假如你们认为这不适合一个如此高尚的场合,我不敢苟同。

假如这场合是为庆祝你们在这儿的学习生活,我就会赞同你们了;可它标识着你们的离开。由于你们的父母只为你们付了四年学费,一天都没多付——到明天你们就都走光了。你们得去到别的地方了,去开创你们的事业、创造你们的财富、组建你们的家庭,得去面对你们各自独特的命运了。至于那个“别的地方”,无论它是星辰还是热带,又或是佛蒙特州的边界,没什么人会注意到在达特茅斯的草坪上举行的这次典礼。我甚至不确定你们乐队的声响是否能够抵达白河交点[3]White River Junction)。

1989
届的同学们,你们将离开此地。你们正迈进世界——比起这片狭长的树林,那儿有着更多的人;比起过去的四年里你们业已习惯受到的重视,那儿显得寂寥。你们将孤身一人行这漫漫前路。1,100 人对4.9亿的世界人口,你们很快就能估出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么,审慎和鼓号一样适用于这个场合。

除却快乐,我对你们别无所望。但是,未来将会有许多黑暗的时刻——更坏的是——无聊的光景,它们产生于你们的内心并不亚于来自于外部世界。你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对其设防;那正是我在这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强为之的事情,尽管这显然远远不够。

等待你们的将是值得一书却教人乏力的征途;今天,你们仿佛要登上一列失控的火车。没人——更别提那些留守的人们了——能告诉你们前方到底有些什么。然而,至少有一件事他们是能向你们担保的:这绝非一次往返旅程。因此,尽量从以下想法中汲取些许慰藉吧:不管这个或那个车站多么味如嚼蜡,列车是不会永久停靠在那里的。所以,你们永不会进退维谷——哪怕你们觉得自己似乎如此;因为所谓此地、今日,到明朝也就成了昔日。从今往后,你们的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了,因为那列火车永不停歇。哪怕你们觉得自己似乎进退维谷的时候,日子还是在流逝……所以,趁它还是它、还没有变成一张相片的时候,最后看它一眼吧。看着它——用你们所能召唤起来的所有柔情,因为你们看着的是自己的往昔。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日子吧。因为我实在怀疑,你们日后还能拥有比在这里的四年时光更美的回忆。




译自Joseph Brodsky, On Grief and Reason: Essays, pp. 104-113,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

[1] Alonso to Ferdinand. 典出莎士比亚《暴风雨》。阿隆佐是那不勒斯王,腓迪南是其王子。

[2] 达特茅斯学院,位于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建于1769年,常春藤联盟之一。

[3]达特茅斯学院附近的小镇,因位于白河和康涅狄格河的交汇处而得名,是公路、铁路、水路枢纽。

2008年1月21日星期一

大学生的NGO志愿者行动——记“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

作者:一格

一提到香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其实,香港的志愿服务组织也非常发达,援助之手触及社会的不同需求:红十字会、乐施会、宣明会、国际特赦会等世界级NGO都在这个国际都会设立了分属机构,他们不但把善款物资输送向世界各地,更在本土培植了一种“慈善文化”。例如一年一度的“渣打马拉松”和“乐施毅行者”活动,都已经成为全民参与的城中盛事;与此同时,香港本土的中、小型NGO发展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如果说普通市民乐于参与国际大型NGO组织的活动是一种爱心和良知的彰显的话,那么自主发展本土志愿服务则更体现了港人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公民意识。有限的慈善资源流向何方?港人把选择的权力留给了自己。而大学生,作为现代社会理应最有理想和抱负的一个群体,在香港的志愿服务事业中,也扮演了鲜活的角色。其中,“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的成立和发展,就是香港大学生关心国家,渴望回报社会的一个生动例证。

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回忆在港大读书时期在中国教育小组工作的经历,从而透视大学生志愿做慈善的动机与利弊,希望对中国志愿服务,尤其是学生NGO组织志愿服务的发展有所启示。

一、中国教育小组:宗旨与目标

1995年,中国内地的“希望工程”助学款被贪污的消息在香港引起广泛关注,几个香港大学的学生决定组建自己的慈善团体,为内地失学儿童筹款。于是,“香港大学中国教育小组”(以下简称中教组)正式成立,它成为迄今为止香港大专院校中唯一的政府注册助学慈善团体。13年来,中教组除每年资助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保靖、永顺两县四百余名贫困小学生读书以外,还在当地修建了“田家炳希望小学”。自去年“两免一补”政策在全国农村逐渐落实以来,中教组的资助对象亦由湖南小学生转为了广东省西北部山区因家境贫寒而面临辍学的高中生。

中教组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兼学生社团,具有双重使命。除了扶贫以外,她还常年在香港的中小学中展开“中国教育工作坊”或者“中国农村教育讲座”,希冀通过这些活动,培养更年轻一代港人的社会责任心,使他们对内地教育情况有更多地了解,让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消除贫困、发展教育的行动中。

中教组的成员都是港大普通学生,每年由会员中选拔出十名左右骨干作为干事会干事,负责该年度小组的所有慈善、行政工作。多年来,许多优秀的港大本科学生曾为中教组热情服务,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而凝聚他们的信念,则正如小组主页上所说:

“教育是让人认识世界,了解自我及发展潜能的途径,而每个人都应有机会接受教育,山区的孩子们亦不例外。他们不需要可怜,也不需要施舍,但却应该得到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希望大家在出于一颗善心帮助他们的同时,亦可以进一步思考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相信,有您的支持,他们的人生将会不一样。”

二、筹款

作为慈善机构,如何筹集到足够的善款是中教组的头等大事。年度筹款目标能否完成,直接关系到几百个贫困小学生来年的升学。作为学生社团,中教组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干事会一年一度的换届改选增加了管理层面的难度。为了保证善款的到位,新一届干事会产生前必须递交一分周密的年度计划书,详细说明全年将要举行哪些筹款活动,每个活动预计可筹得多少款项。例如,如果全年计划举行五个筹款活动,那么五个活动各有谁人负责,各计划筹集多少资金,都要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和预期。该计划书必须经过全体会员大会的民主表决通过,并在当年严格执行完成。正是这样严格的制度,使小组十几年来,从没有出现过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资助停滞。

筹款活动本身,形式多样、对象各不相同。这是发挥每个干事创意和实干能力的大好空间。大致来讲,筹款分为校内、校外两类。校内的筹款主要是义卖和募捐,对象是港大的学生和教员。一般情况,师生均会慷慨解囊,尤其是港大教员,是小组工作的一个重点。例如,笔者负责的2005年校园筹款周,就是在农历新年前由广州地区平价订购一些灯饰、玩具、文具,经过精心包装和宣传,在校园内热卖一周,效果甚佳。近年来,除了募捐的方式外,小组也效仿其他大型慈善团体,在港大举行一年一度的“赤足行”。这种较大型筹款活动除动员港大师生参与外,还诚意邀请各个社区家庭,意在创建以港大校园为中心的“慈善文化”,让更多的人关注面向中国内地的教育扶贫。

校外筹款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卖旗、年宵、商场筹款等,都需要周密的安排和巨大的人力。幸运的是,由于宣传得力,加上口碑良好,小组的人力资源较为充足。例如去年的港岛卖旗,共召集学生义工一千余名,一日内筹款33万港币。

三、监察

中教组深深明白,善款是否到位,是否被合理、有效地运用,是慷慨捐助者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慈善机构能否长久存在、健康运作的根本。虽然是学生全义务搞慈善,我们在这方面可是一点也不马虎。

小组的行政开支和善款泾渭分明,分别存入两个独立账户。行政开支的来源是香港大学学生会的拨款,每年只有两千港币左右,因为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所以这笔钱只用来解决办公用品等小笔开支;而所有善款均存入“中国教育基金”,任何一笔支出都要经过干事会主席、财务秘书、中国教育基金会主席三人的通过。另外,中教组每年的财物报告都交由注册审计师进行核数,并将报表公布,供社会各界人士索取。

善款每年按照协议电汇至保靖、永顺两县教育局,由当地教育部门负责发放到受资助学生手中,并把学生收据副本寄回香港。同时,中教组每年都会派一个由干事会成员和优秀组员构成的“中国教育考察团”,赴资助地进行考察。考察团肩负两个任务,首先是走访受资助学生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进行调查,以保证款项到位;其次,这个考察也是一个小组成员深入观察内地贫困地区社会状况的机会。需要申明的是,考察费用全部自理,不包含在小组行政开支内。现在,“中国教育考察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传统和特色的港大学生活动,每年报名参加考察团的人数不断增加,必须通过面试来选拔团员。

四、公民教育

中教组从来不把对内地的扶贫看成是一种怜悯。相反,我们的理念是,通过财富的再分配过程,施舍者和被施者都获得了一种学习的机会,两方面都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收获。我们向社会索取支持的同时,也在努力回馈社会。

小组每年会到香港各个中、小学进行工作坊或者讲座,分享组员赴山区的考察感想,和他们对中国教育现状研究的心得。希望通过对更年轻一代的教育,来增加社会全体成员对教育和贫困的认识。

在一些工作坊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贫富宴”环节:一些孩子可以分到面包和水,另一些孩子却什么都不能得到。然后,我们请孩子们来谈谈他们对此的感受,启发他们学会“分享”。在这样的活动中,孩子们懂得了贫困的意义。贫困不是一种罪恶或者耻辱,它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贫穷者不应该受到歧视。而有能力的人如果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给予贫困者物资或者受教育的机会,贫困就可以减轻甚至消除。——小学生并不能理解艰深的经济学、社会学,但如果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可以对贫困和教育有这样的感性认识,无疑有助于他们成年后对责任的继承。

五、启示

中国教育小组不是一个简单的义务慈善团体,它是一个一举多得的组织。

通过服务于中教组,一群有理想和责任感的大学生得以培养能力,实践理想,回馈社会;原本懵懂的青年在目睹同龄人的努力后被触动——“原来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更年轻一代的孩子开始对贫困和教育有所有认识,而整个社会知道:今天,我们的大学生不光会打电玩、谈恋爱,他们还有自己的抱负和担当。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忧国忧民”、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生社团诞生于重利重商的资本主义香港;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学生社团还搞的有声有色,真刀真枪地筹到很多钱,帮到很多人,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难道这不值得内地的学生社团反思么?

为什么是香港,在这方面做得更领先?除了其社会本身较为富裕,NGO制度健全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值得我们思考的因素呢?我们的公民教育在哪里呢?我们内地的大学生有没有强烈地“回馈社会”的意识呢?即便有,我们内地学生社团又能否做的如此专业呢?

作为在内地长大的人,我清楚地记得从小学起就被“号召”向希望工程捐款。多年后,当我们发现自己的零花钱并没有用到一个和自己同龄的失学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们渐渐地失望了;当大街小巷都是一个小女孩儿睁着硕大的双瞳的照片时,当看到媒体上到处都是穷人的凄惨和孩子的悲凉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麻木了呢?香港的例子告诉我们:慈善不应该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索取。它应该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如果我们身边多一些主动地、快乐地行动的同龄人,相信人们在这一事业上,一定会看到更多的理性和热情。

这便是香港学生NGO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已收入《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丁元竹 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007年10月31日星期三

维西报告——"神贫"

作者:Eason

林茨在《福音谷》里写道,“一百多年前,几个不畏艰险的传教士深入到终日云雾笼罩的横断山区,将信仰的种子播到当地傈僳族人心中。直到今天傈僳人仍然虔诚。 他们在贫困艰难的生活中,感受幸福和宁静,内心充满光明。”傈僳人在信仰中的贫困艰难的生活,也就是被林茨称作“神贫”的生活。


我在维西腊八山小学遇到了一位志愿者William。他属于一个名为香格里拉志愿者组织的团体,已经在腊八山小学服务半年了。他请我回来后在学校里多宣传一下,我后来也写了几篇文章,专门写了一段介绍他所在的组织。他看过文章后立刻说我误会了:他要我宣传的不是他们的组织,而是宣传维西的贫穷状况,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需要关注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决定来这里做志愿工作。

他说出初衷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这都市里已经中毒太深了。我已经失去了分辨轻重的能力,成为了一个市侩。孩子般天真纯全的心,也已经离我远去。而这样的天真纯全,维西的志愿者们让我还看到了他们的坚持。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处在云南西北部的迪庆州。从丽江坐客车到维西需要6个小时,公路时而翻越山巅,时而沿着金沙江蛇行,时而在山腰上盘旋,车窗下就是几百米 的悬崖,令人胆颤。而这样的高山公路,在维西县的弟兄眼里却不值一提。他们眼中的险路,是从维西到德钦的沿江边的高山前进的路。一条滚滚的大江从公路上看 也只是一条线而已,水声从一千多米之下传上来,已经渺不可闻。高山将维西与外界隔绝开来,也阻碍着外界的来访。

公路下的河以及对面山上的公路

我到达维西的当天遇到一位从乡下来城里治眼病的傈僳族小姑娘。她已经十四岁了,但却才上到小学四年级,因为她眼睛不好使所以开始上学很晚。她站在教堂的天台 上看下边的人钓鱼,我也和她一起站着,试图和不太会说汉话的她说话。在我徒劳地尝试了好几次之后,她突然主动地问我,水边的人在干什么。我回答说他们在钓 鱼,又给她解释钓鱼的方法。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位没有见过钓鱼的孩子。在我的家乡四川的那个小乡村,每个小孩在童年都会自制鱼杆去钓鱼。

我问她在学校里的生活。她每天走很远的路去上学,为了不迟到需要六点就起床,也不吃早饭。我问她为什么不吃早饭,没有听得太懂她说的原因,我也没有追问下去,我可以猜得出来。后来我才知道,山村里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因为他们粮食不够。

我告诉她说我是四川人,在北京读书,她却迷惘而不理解。我解释说四川就在云南的上边(北边),而她竟然连云南也不知道。事实上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县城。我无法 掩饰那一刻的震惊,这里的生活与我幼时在四川农村的生活根本不可比较。后来我在腊八山村向William提起,他当着我的面随便叫了几个在旁边玩耍的孩子 问他们知不知道北京四川云南,答案是一片沉寂。他们出生在高山上,又在高山上度过一生而死去,有的人一辈子没有下过山。外边的世界与这里无关。

因为我之前已经跟当地人交谈过,知道以前这里的孩子能读到初中的很少。我问她小学毕业之后还继续读书吗,她很快地回答说不会。她说父母年纪大了身体都不好, 不能劳累,所以自己要在家里做农活。她这样说的时候神态淡然不见忧伤,似乎这样的人生就是她所一直预期的,也是这里一辈辈的人所重复的。

离开维西县城后,我到了腊八山村,和William交谈了很多。这里的家庭年均收入只八百元,孩子上学的费用是不可承受的负担。还好最近几年国家对九年义务 教育免收学费,甚至在维西等高原地区发放教育补助,孩子们去上小学和初中每个月还有钱拿,但仍然有很多的孩子不会选择上初中。家庭认为读书没有很大的用 处,孩子们也不喜欢当地条件简陋师资匮乏的学校。于是在内地早已成为历史名词的“普九”(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这里却开展得如火如荼。2007年的暑假 维西县的小学和初中在8月提前开学,这样就能尽早地发现那些辍学的学生并派老师去说服他们返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就是迎接九月正常开学时间会到来的“普 九”检查。

腊八山小学的门和校舍

我 在小学里遇见一个孩子,可能才8岁左右,很矮,却穿着一件很大的暗红色的外套。外套没有扣子不能扣起来,露出光光的肚皮,再加上他的头发很短接近光头,显 得非常怪异。我问老师他为什么会穿成这样,老师苦笑说很显然他就只有这一件衣服。这里的人基本上都只有一套衣服,穿破了也接着穿。我在村子里看见了很多穿 着很破的鞋子的村民,他们没有钱买新的鞋子。我想起来自己的鞋子穿了一年破了一点点就扔掉重新买一双新的,不禁很难堪。

这里的村民基本上 只种土豆这种作物,再没有其他的可以填肚子或卖钱的作物。山上很冷,村民们把树砍了晒成干柴来做饭和取暖,有的时候他们把干柴背到山下去卖。据林茨在《福 音谷》里描述的,他们辛辛苦苦走三个小时山路背一背篓干柴下去卖,可以得到五元钱。William说,因为他们砍树太多的缘故,现在山上泥石流经常发作。 为了保护森林,政府在这里推广使用沼气池,但保守的居民们并不愿意尝试,而最先安装了沼气池的几家人因为操作不当而没有效果,这更阻碍了沼气的推广。山上 倒有很多很粗的核桃树,估计有100年的历史了,结满了累累的核桃。但这些核桃仍旧不能给村民们带来收入,因为它们无法运出山去。村里的小学修校舍的时候 从山下买来泥沙,山下的价格是30元一方,人背马驼地运到山上就陡增到300元一方,这就可以想像为什么核桃不能被运出去了。于是对于这些大城市里售价昂 贵的野生核桃,他们的处理却是喂猪。

村民们把面粉叫做“白面”,可能这暗示着它的珍贵吧,因为山上不产麦子,面粉都是买来的。同样的,米 也是买来的。我猜想这里的人家平时是很少吃面粉和米的。有一天我走过一户人家时他们招呼我进去坐,拿出蒸屉里的白面馍馍请我吃。我这个南方人平素最不喜欢 吃馒头,但这些馒头也许却是他们能拿得出来的最贵重最好吃的东西了。

我在山上住了两天,都在教堂里吃的饭,倒是吃了不少米饭。米饭里有很 多黑色的小米虫,我小时候吃的米饭里倒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并不陌生。这样的小米虫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米放得太久了的原因。他们的下饭菜是炒过的土豆 粒,没有蔬菜,没有肉。没有肉是因为他们买不起肉,没有菜则是因为他们没有吃菜的习惯。我不喜欢吃土豆,平时坚决不吃,这时只好匆匆刨了两碗饭了事。村子 在山上,风景很好,但有人住的地方苍蝇却很多。人不动的时候苍蝇可能会飞到身上来,吃饭的时候苍蝇就在桌上飞来飞去,要不停地挥手去赶。有一次我吃饭的时 候我看到汤碗里有两只苍蝇,我盛汤时不小心舀了一只到我碗里。我用筷子把苍蝇夹出来,看着桌上吃得很香的其他人,又若无其事地把剩下的汤喝了下去。

村民的住房

村民们的房子一般都是用木片搭起来的,最近国家给了补助后才出现了一些泥瓦房。那些木片搭起来的房子不保暖,冬天肯定很冷;屋顶是木片,下雨的时候肯定漏得 也很厉害。William说这样的木片房子每隔十年左右就得重新修一次,因为木片会朽坏。村里的学校和教堂都是一位香港人捐献修起来的,普普通通的房舍居 然花了七十多万,因为建房用的砖瓦从山下运上来会非常贵。

我在教堂的时候他们正好在举行一个集会,其他各个乡的年轻人都来腊八山村的教堂 参加,晚上就睡在这里,他们大部分在教堂的阁楼上打地铺。山上的晚上非常冷,我把棉被盖得严严实实得还觉得冷;而阁楼四面没有墙壁完全透风,不知村民们是 否会感到不妥。有些外村的青年女子就在我房间外的过道打地铺,深夜我经过的时候她们已经在地上的棉被里睡着了。汉地女子永远比不上她们纯全善良,而深夜行 过的我那时的心情,已无法在这喧嚣的都市忆起并用语言表出了。难道这就是林茨在《福音谷》里所引用的印证?“她敢单独外出,夜间敢去给羊开门而不怕邪恶, 因为她自己便心无邪念;但她实际上并不孤独,因为她不论走到哪里,总是伴随着古老的歌曲与诚实的思想,以及祈祷。”
清晨,在教堂阁楼打地铺的年轻人下楼来

William 还要在腊八山小学待半年,他在对当地进行一个调查,调查报告会交给香格里拉志愿者组织,如果被管理者认可则会对此地进行资金援助。William说他在腊 八山村结束调查后会去德钦找一所小学继续调查。他跟着村民向导四处翻山越岭地调查,在高原上爬山却从不主动叫停休息,长期下来走得不比村民慢,向导们都很 佩服他。他说他对这个乡的情况摸得比这里的乡长还熟。高原的太阳晒黑了他的皮肤,披着长发,他看上去也许有一些蛮族气息。他去城里买东西人家都不相信他是 外地人。这篇迟迟出来的额外的报道,也许算是我交给William的一个作业,也算是我明日离京赴兰州的序幕了。

老子说,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为婴儿。我开始疑惑在这样贫穷但感恩的生活里的他们是否需要被外界强力唤起。明年我和朋友相约去维西进行志愿教育的时候,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文中所附照片均为作者摄,点击察看原图)

2007年8月1日星期三

书评:从栽培到改造


作者:Gill


Michael Sandel,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本书前身为发表于Atlantic Monthly的同名论文http://www.theatlantic.com/doc/200404/sandel



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相反,似乎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代表着先进应试教育的发展方向。

据Michael Sandel这本副题为《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的书报道,在美国,约有四五百万未成年学生为了提高学习效率而服用利他林(一种治疗小儿多动症的药物),使该药的处方量在过去十五年里飙升1700%;ETS规定,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参加SAT可以获得额外的考试时间(而这一点不会在考试结果上标识出来),家长们便不惜雇请心理医生将自己的孩子鉴定为障碍儿;复习备考产业如雨后春笋这自不必说(其年产值已达二十五亿美元),更有IvyWise(或译为“智取长春藤”?)这样的入学咨询公司自高中开始提供全程指导,它们甚至可以告诉你哪一类课外活动或实习经历最受大学的青睐。

而这一切的发展壮大不过短短十几年工夫。一代人之前,“几乎没有学生会为SAT操心”。他们可能在嚎叫,可能在路上,也可能正把鲜花插进士兵的枪管,但你无论如何不能想像他们坐在SAT补习班里,或参加咨询公司推荐的社区服务。这一转变沉重地打击了我(或者也包括你?)对某一种教育之存在可能性的幻想。那一种教育——我们姑且称之为作为栽培的教育——包含了太多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施特劳斯在1959年说,自由教育的成品是一个cultured man,而“culture首先意味着农作:对土壤及其作物的培育,对土壤的照料,按其本性对土壤品质的提升。在派生意义上,culture现今主要意味着按心灵的本性培育心灵,照料并提升心灵的天然禀赋。”但这样一种教育似乎更应该属于1559、而不是1959年。它属于前资本主义时代。

至于资本主义——让我们重复很多人说过的东西——是一个理性化的、可计算的生产组织方式,是“数目字管理”。而无论 “心灵的本性”,或 “有文化的人”,没有一样是数目字所能表达的东西。大学固然可以在自己的围墙内坚守某种不能计算的理想,但这不能阻止其入学机制被人们用一种冷漠而科学的态度算计透彻。

在这个意义上,IvyWise,或新东方,它们所代表的恰恰是理性精神的一次延伸,是有组织的奋斗对于随波逐流的懵懂生活的一次胜利:在GRE或哈佛录取通知书之中并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规律是可以掌握的;而只要掌握规律,我们就可以用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产出。这一去魅过程,说实在,来得不是太快,而是已经很迟。

当然,你会问,这一切和基因工程有什么关系?

回答是,基因工程(特指用于非医疗目的,即用于额外加强人类能力的)与入学咨询事实上是同一种产业:它们都致力于打造优胜劣汰中的强者,更健康的体魄,更合群的性格,更聪明的头脑,或更漂亮的简历;而原材料的本性对于它们来说,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干脆就是一项需要改变的劣势。只要你不是碰巧信奉某种原教旨主义,那么两者的区别对你来说就只在于,后者是后天进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而前者是先天进行的、高技术的。从低技术切换到高技术,是Sandel这本书中最激发想像的一次蒙太奇。

然而他论证却陷入了困境。这一类产业最危险的地方,Sandel写道,“不在于它所寻求的完美,而在于它所展现并促进的人类的一种倾向”:我们过分看重自身的意愿和按着自身意愿取得的东西,而彻底看轻被给予的东西(46页)。在狂妄自大——即便我们有理由自大——的极点,“我们除了自身的意愿之外,将不再肯定或接受任何其他东西”(100页)。

但是,正如Sandel自己指出的,我们搜索枯肠,却找不到恰当的现代话语来表达对这一倾向的担忧和疑虑(9页)——节制作为美德是前现代的;宗教信仰是前现代的;对于伦理危机的担忧也是前现代的(现代的观点是,伦理是人的产物而非高于人的存在,基因技术将带来新的伦理,而不应该让基因技术被旧伦理所束缚)。基因工程的反对者好不容易抓到一根现代稻草,即所谓胚胎的自主权(autonomy),但很不幸,胚胎对于自己拥有什么基因,本来就是没有自主权的。而在支持者这一面看来,基因工程则恰恰集现代精神之大成——相信理性,相信计算,相信进步的无限可能和无限价值,大胆创新,拒绝听天由命,上帝给了一张脸,自己还要再造出一张来,并且这一张脸将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换言之,Sandel为之担忧的倾向,到头来正是现代人为之骄傲的东西。而最困难的莫过于说服一个现代人,当你可以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不做。

或许,Sandel的担忧的最恰当、最有力的表达是这样的(来自原书第二章中一个没有充分发展的论证):并不是所有遵循规则的玩法都能使游戏健康地进行下去(36页)。如果有一天,基因加强版运动员从罚球线起跳扣篮如同儿戏,那么篮球运动所展示的将不再是篮球技术,而是基因技术。我们可以指责基因工程使这项运动丧失了它的本质。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指责IvyWise所代表的理念——或不如说,正是这一理念替IvyWise带来了的市场——即教育不是按照心灵的本性栽培人,而是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则改造人:在竞争日益严酷的社会里,作为栽培的教育之丧失它的本质,并不会太遥远。

当然,如果我们诉诸一项活动的本质来表达我们的不安,我们就必须面对有关本质的最根本的问题。即,如果用基因技术改造篮球运动员的正当性取决于篮球运动的本质,那么,用基因技术改造胚胎的正当性就必须取决于该胚胎日后生活的本质。而询问生活的本质,在生活中是一种不正常的表现,在哲学上(在现代)则是一种落伍的表现——我不知道Sandel是出于哪一种考虑,而没有从“游戏的本质”(36-44页)自然地上升到生活的本质。如果认为他压根没有想到这一步,我认为这是大大低估了他的智慧。

评论:

Sandel说基因工程最终将 leave us with nothing to affirm or behold outsideour own will”,他是否在暗示这所谓的自我意志也许就是现代性的终端呢?即,通过计算而得以实现的永恒进步将并不以社会整体为单位,而是指向淡漠的、单个的人。基因工程开启的或可以说是后现代的自恋,它从技术和心理上鼓励了个人主义去占领现代人失陷的精神领地。有趣的是,这一颇具精英意识的、冷漠计算的教育也可能促进社会的平等化进程。消费、享乐——资本主义极宠爱的一种生产力——仅是教育成品们正在或即将面对的生活方式,而远非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几乎一切自称时代性的、社会性的价值取向都因其暗含的强权与专制而值得警惕,除却那种宽容、淡漠、只提供环境而非实质的氛围。身在其中的每个人得以进行或许能称得上是“自由”的建构,我们以自己的内心为尺度,而无论激情还是理性,它们作为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尺度将不复存在——它们只有栖身于主体内才具备合法性。浅薄的快乐和深刻的快乐在这里将享有同等的尊重,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自我意志使“社会的人”全面进化为“心理的人”,人在世界中寻找的仅仅是她自己。倘若这个假说不致完全荒谬,那么慈继伟教授强调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也许并非一个超越历史的范畴,而很可能是现代的产物。(Cho


2007年6月23日星期六

高考专题之:风雨“保送”二十载

作者:Sapientia

前言

   原本不想再触及任何有关高考的问题。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已使我的视觉疲惫至于麻木,那些欢喜忧愁的故事,那些心酸的泪水和甜蜜的笑声,那张录取通知书下的汗水和喜悦,仿佛在一个新学期肇始之际,全部化作高考制度下的一张张黑白的“胶片”。这些“胶片”不会随着时间的推荐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因为高考还在继续、人们的讨论还在的进行、一桩桩“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重复。高考之时适值南国的湿热、北方的酷暑,而铺天盖地的高考新闻以及专家咨询建议总让一年之夏变得更加不消停,仿佛这股对于高考火热的激情一定要伴随炎炎夏日烧遍所有信息可以畅通的渠道。说高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我同意;说高考是一个信息高度密集的人际网络,我觉得也没错;如果说高考是中国几十载政治、教育、社会、文学等等的缩影,我认为是再恰当不过了。倘若一位剧作家撰写多幕大场景的话剧或者歌舞剧,把一个个有关高考真实的故事搬上舞台,在灯光变幻和音乐旋律的配合下,我保证演出肯定卖座,而且极有可能产生轰动的社会效应。

  或许,对于一个有幸经历高考恢复之年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拥有的记忆停留在求学、就业如何从政治身份的垄断过渡到了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决定自己的命运:高考也许不是一剂治疗内心创伤、学业荒废的良药,但如果没有高考的恢复,教育与阶级身份的斗争还将进行下去。而对于中国的八十年代青年来说,除了高考这根总指挥棒之外,保送似乎提供了另外一个晋升高等学府的机会。


保送制度的下行解读


   一些学者在评价保送制度时,称其渊源可以上溯到所谓的“工农兵大学”。那是保送制度是以一种身份特权来作为录取标准而出现的。但这种观点却忽视了一个内在逻辑上的不关联:接受中学教育——按照身份录取——接受高等教育。中间以身份来作为取材的标准本身就已经与教育实质脱钩,因而根本就不能称为教育上的保送制度,而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的绝对权力来人为地调整高校的录取。保送制度的真正诞生只能追溯到80年代中旬。那时教育界有一条口号,叫做“高考为主,保送为辅”,其目的是照顾到一些诸如农、林、牧等冷门专业的生源。也就是说,通过豁免一些成绩优秀、综合能力出色学生的高考程序,而让他们直接进入到一些相对比较生僻而有急需人才的专业。从保送制度的初衷来看,除了给予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以直升大学的奖励, 更重要的是兼顾人才的均衡培养。然而问题是,如何评价一些学生为“成绩优秀,综合能力突出”,这样的专业补偿机制真的能够为社会储备足够的优秀人才吗?更棘手的问题是,保送生主要是由中学来组织推荐的,其中是否会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或者因为选拔标准的模糊而导致纠纷?大学给各地区分配保送指标时需要依据那些条件,如果一些地区因为总体保送指标少而生源庞大的话,是否会加剧保送制度下权力腐败的滋生,从而在起始点就背离了保送的初衷?这些问题虽然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而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从解读问题的角度看,阻力相当大。尽管保送制度可以说是依附高考体制下的一种特殊人才选拔机制,但却运用了截然不同的竞争标准和操作程序。概括起来,大致如下:

1. 2007年教育部公布符合保送条件的六类情况来看,属于政策照顾型的有一类(公安英烈子女),属于竞赛鼓励型的有三类(奥赛获奖选手,竞赛获奖选手和获奖运动员),属于外语特殊录取的有一类(16所享有保送资格的外国语学校),最后是给予特别优秀学生的奖励(省级优秀学生)。

2. 在这四种保送类别中,第三种最有可能成为大众争相攀附的对象,同时也有可能被标贴上“教育特权阶级”的称号。现在全国一共有十六所外国语学校拥有年段20%直接保送录取的资格,但根据目前教育部最新的保送政策来看,所有外国语学校的保送对象大学只能是有限的几所外国语大学或者学院下属的外国语专业。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外国语学校的保送对象大学不仅远远突破了这个政策限制,甚至已经可以将保送的边际延伸到一些非外国语大学或者学院的非外语专业。而且,20%的指标也是一个微妙的数据。各所外国语学校在确定保送名单所采取的标准大相径庭,比如一些外国语学校采取英语和综合能力双标准依次排名,而另一些则采取了英语优先,综合能力其次的原则。其中关于综合能力的评定也存在消极的人为因素可以影响甚至直接控制的空间。所以,所谓20%是否真正是“货真价实”的推荐保送生还需等待深入内部的调查以得出更可靠的样本分析。

3. 从目前报道的几例保送舞弊的案例来分析,第二种和第四种的保送状况让人担忧。一些地区的省级重点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保送名额,不惜采用各种暗箱操作的手段去干涉甚至直接影响各类全国竞赛或者奥赛的结果。虽然奥赛和竞赛获得一等奖的总人数是有限制的,但在各地区的分配上却很灵活。这给不少奥赛、竞赛有传统优势的名校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不知情的大众来说,高保送率加高名校录取率是判断一所省级名校能否晋升为全国名校的指向标。在确保一本线录取率的情况下,提高竞赛、奥赛获奖比率对于那些重点学校有着更加诱人的利益,这不仅意味着优秀生源和师资,同时也是荣誉、声望相继而来的保障。第四种保送类型,即省级优秀学生,自推出以来就是权力和金钱横行的场所。虽然评选优秀学生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实质就是要树立可以参考的典型,将荣誉和光环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但无奈非教育的因素对此类评选要远远大于一个人道德和智力的考核。震惊全国的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评选舞弊案件从侧面诠释了非教育因素如何可以猖獗地控制整个保送的过程。


掌声和梦魇


   如果我们从对高考批判的角度来审视保送制度,那么后者几乎可以充当一个高考旁观者的角色。保送不仅意味着远离高三题海战术复习应考的折磨,而且可以在高考前的几个月去充实一下自己的兴趣,满足一下自己因为紧张的高中生活而几乎放弃的诸多愿望。保送背后是一个隐形的荣誉光环,如果一名学生声称自己是通过保送的渠道进入中国的高等学府,那么比起通过高考升学的众多莘莘学子,更多的赞许、羡慕、仰望和钦佩将会投到他的身上。因为,比起高考已经人满为患的许可通道,保送不啻为为少数精英准备的绿色便捷通道。这恰好印证了在中国教育体制下,甚至在我们的学术评价、人才选拔、职称评定中暗流着的一种群体心态:那些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或者荣誉,无论其正当性是否值得质疑,人们通常难以拒绝显露自己仰慕的目光。

   然而,当我们向那些享受保送待遇的教育宠儿投以羡慕的目光时,保送制度的公平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保送生。按照教育部现在的保送政策来看,保送生一经大学录取,原则就不允许申请转系。从中国通行的大学教育模式来看,专业教育为主导的烙印是根深蒂固的。对于那些进入心仪专业的保送生来说,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抱怨;但是,我们不得不关注多数的保送生之所以选择保送而非高考的原因。如果他们有机会保送进入一些中国院校排名居上游的大学,他们或许愿意牺牲自己的目标专业而换取一张录取通知书,也就是说,一张上游大学授予的证书要比四年的本科学习更为重要。举个简单的例子,全国16所享有保送资格的外国语学校,按照政策只能保送各所外语院校的外语专业。一些非常稀有的非通用语种专业,如梵语、泰米尔语、豪萨语、捷克语等,如果采取高考录取全部生源的方式,几乎可以断言招生年的录取指标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外国语学校的保送就是针对这些国家可能非常稀缺但又迫切需要人才的“冷门”专业而 设定的。一位外国语学校毕业的优秀高三学生,如果他有机会保送进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缅甸语或者希伯来语专业,一些他不太愿意就读的专业,他会作何感想。当然,如果对于高考有十足的把握,他宁可放弃保送;但假设他对自己的应试能力有些犹豫,觉得按照自己的水平可能无法跨入北大的校门,那他值得为自己的将来作一次妥协吗?

   有人可能回应说:保送已经为一部分学生提供了便利,如果他们还能享有与其他高考录取的学生同样的权利,那岂不是有损公平的原则。这种对保送制度的反讽,其实揭示了一个政策下的漏洞:我们如何来看待保送生与其他高考生在教育权利上的差别?教育公平性是否可以应用于录取的方式中?如果我们理解保送是一个权利置换的过程,即得到保送的权利而失去其他一些权利,那我们就需要来衡量这个置换过程所可能产生的利弊。笔者认为,一些人才需求迫切但供需严重不平衡的专业,比如非通用语种的专业,对保送生设定限制属情理之中,否则就可能会出现人才的断档;但是那些相对大众的专业,这些限制就值得商榷。而且,从一些北京的高校实际的操作来看,虽然政策原则上不允许保送生转系,但毫无疑问都存在着匪夷所思的“例外”,比如北京大学保送生申请转系只需过院系领导这道关便与其他转系学生无异。

   如果从公平性的角度来说,笔者不认为上述的回应有很大的说服力。从六类保送类型来看,竞赛鼓励型就有三类。我们应当认可那些在高中紧张的学习之余花费巨大精力应对奥赛或者竞赛的学生,尽管一些教育权威人士指责此类奥赛或者竞赛只会助长学生的偏科,但在这种将学科竞赛与保送挂钩的做法没有取消之前,我们难道不能说那些获得全国各类奥赛或者竞赛一等奖的学生不是付出了与高三学生同等或者更多的努力才获得了保送的资格?如果认为这一批保送生因为享受特殊的录取而需给他们设种种限制,那可真是贻笑大方了。


十字路口:存抑或废


   湖南隆回一中被曝光的保送丑闻震惊了媒体和大众,也再一次将这个已经伴随中国高考走过二十年的保送制度推到了悬崖边上。如果稍加留意,当隆回一中的事件见诸报端和门户网站,对于保送制度的诟病就层出不穷。教育部对这个事件的第一反应是迅速调整了保送生的录取过程,原本大学给保送生组织的面试或者笔试只是所谓的走过场,现在保送生只拥有参加此类单独考试的权利,把关录取在大学校方。然而,媒体可能不热衷于砖砖瓦瓦的修补,如果取消保送制度,返回高考一统天下的年代,那所有关于保送制度的诟病,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

   取消保送固然可以避免保送舞弊的状况,但诚如笔者在上文分析到的,保送毕竟在事实上帮助一些相对冷门专业完成招生任务,并且刺激了一批在理科方面有特殊见长的高中生投身奥赛和竞赛的激烈角逐中。完全取消保送存在事实上的困难。因此,笔者认为,保留全国16所外国语学校的20%保送比例,逐年减少竞赛和奥赛一等奖获奖人数直至与保送脱钩,是可取的方式。至于公安英烈子女和省级优秀学生的保送,笔者以为此种政策恩惠是滋生非教育因素的侵入,并且在缺少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因此应当取消此类保送。此外,由于目前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选拔标准各地截然不同,故很难说选拔结果能让人信服。教育部目前要求16外国语学校保送生选拔的名单必须公布在制定的网站上以示监督,这是第一步,此外笔者认为量化选拔的标准尤为重要。不仅对英语成绩的评定要实行量化,对每一位学生的综合素质评定也 要细致入微。如果可行的话,从高一起,校方就应当在每学期期末在每位学生成绩单后附上保送的积分累积以及年级的排名,透明的量化考核可以让学生坦然地面对保送。

2007年6月8日星期五

高考专题之:“大我”到“小我”——三十年高考作文题变迁

作者:一格


请以“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为题,写一篇作文——如果不详加说明,你也许会以为这是某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试题。在语文教育提倡发散思维和语言创新的今天,这样一个题目,足够作者们大笔一挥,写出些颇具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其实,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次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忽然间,你也许嗅到了那字里行间所残留的一息革命味道。

高考恢复已经三十年,回顾一下这几十个作文题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我们这批新世纪成长起来的中学生已经习惯了“话题作文”这种由一点出发,联系实际(其实就是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模式时,冷不丁写一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82年全国卷)或者“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1987年全国卷)这样的准八股文,还真是有点儿不太适应。反过来,如果让那些当年参加高考的叔叔阿姨们来写“假如记忆可以移植”(1999全国卷)和“燕子减肥”(2006江西卷),恐怕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是的,高考年年变革,大纲岁岁更新,三五年也许不觉得什么,可是整整三十年一晃,长长的一张作文单子看下来,忽然发现,我们已经从河东渡到了河西——从意识形态刚刚开始松动时候的准八股,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价值观大讨论,到世纪末充满后现代色彩的多元文化兴起,直至各地方各自为营后的百花齐放——一幅刻画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斑斓画卷,就随着这一串文题,徐徐展开了。

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自我意识”的从无到有。这个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7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题目大多是外展性质的,关注一些宏大的、抽象的主题。比如前面举例谈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及“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1978年全国卷)、“对中学生作文的看法”(1984全国卷)、“代表学校给《光明日报》写信反映环保问题”(1985年全国卷),“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1991全国卷)。

到了90年代中后期,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考察逐渐增多,出现了“尝试”(1994全国卷)、“鸟的对话”(1995全国卷)、“假如记忆可以移植”(1999全国卷)、“答案是丰富多彩的”(2000全国卷)等一系列在当时看来富有新鲜意义的题目。这一变革意味深长。因为对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强调不仅仅等同于提倡发散思维,更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启蒙。因为,在强调自我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价值观里,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拥有健康的身体一样,是个体独立性(independence)和自主性(autonomy)的基本保障。换句话说,对考生想象和创造的考察,其实质是一种个体意识的启动。虽然命题人未必有如此考量。我们不妨把这个现象理解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结果。

本世纪以来,高考改革步伐加快,各地纷纷独立命题,作文题目一下子变得五花八门。在这个新的阶段,作文形式以“话题作文”为主流,主题上,“自我”色彩十分突出。考生们可以谈情感(“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2004),谈认知(“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2003),谈决策(“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2004),谈自我和他者(“自我认识和他人期望”,2002;“看到自己与看到别人”,2004),谈 “心灵的选择” (2002)和“快乐幸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2004)……一下子,作文题成了心理学的天下。对于考生来说,自我,成为了被考量的主题。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了呢?

日裔美国文化心理学家D.松本把文化现象分为两类:文化世界观(cultural worldviews)和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s)。前者体现在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中,而后者则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对个体而言,这两个文化的层面虽然相关,但未必相符。比如说,中国人常挂在嘴边上的“忠义诚信”,是本民族的普适价值观,然而观察人们的实际行动,却不乏背信弃义之举。如此“厚黑”之学,可以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和实践的脱节。因此,我们分析文本所得出的结论,只能部分反映社会现实,看到一种文化心理的变化趋势;但是这绝不等同于现实。正如一个人在回答一份调查问卷的时候,会无意识地更偏向于选择“社会所期望的答案”,一个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也有可能是朝着一个该社会群体更为认同的方向变化,而这种方向上的偏转,很可能先于社会习俗和制度的转变。具体一点说,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对欧美个人主义价值观有着一种很高的认同,这从根源上说应该是对现代性本身的一种认同。于是,出生并成长于那个年代的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要做有个性、独立的人。但同时,我们固有的社会文化强调的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是人与人之间十分强的互赖性和互相比较。一时间,两种力量交错,人们把这种矛盾内化,出现许多有意思的现象。我个人感触最多的,就是很多同辈人一方面独立自主,把个人利益看得很重,另一方面又无法忽略和他人的互相比较,非常在乎群体对自己的看法。

“小我”在高考作文中越来越频繁的呈现,一方面预言了一个“个人主义”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也掩盖了固着于社会心理中的一些传统价值。文化之于社会,正如记忆之于个人。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单薄的文本,便不再单薄。

高考作文的优劣功过另当别论。单就他的变迁来说,着实含义不少。“自我”的变化,不过其中之一。同理,当看到越来越多“安”与“幸福”的字眼跃然纸上的时候,你是否想过,这是一种现实的写照,还是一个善意的“愿景”呢?

2007年5月10日星期四

施特劳斯反对伯林(III)

I. 关于消极自由的一个注释
II. Heaven over Berlin
III. 论舍堂文化


人们已经或明或暗地表示,文化是任一人群的共同行为模式。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谈论郊区居民风俗文化或少年帮派文化,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换句话说,任何疯人院之外的人都是文化的人,因为他参与了文化。在尚待开发的研究领域,就出现了至于疯人院中的病人是否也有文化的问题。
——《什么是自由教育》[1]



伯林论舍堂文化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你像我一样成天顶着枚自由主义者的头衔,那么无论发生什么问题,人们都会指望你发表跟自由有关的看法,你说出的其他词语远远不如你说出的“自由”两字更能钻到他们的耳朵里去。据说如果一个演员的处女作太出彩的话,他以后就很难再走别的戏路,而在我看来,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人这样称呼我)其处境也无非如此。

无论如何,我觉得舍堂文化的利弊不是用自由或专制这样的字眼就可以说清楚的,但基于以上考虑,我还是只谈谈自由。在此请允许我把舍堂文化定义为舍堂生活中最富争议的一面。即,第一,多数对少数的强迫;第二,这种强迫得到一种惩罚措施的保障,即所谓quit hall。

先谈第一点。强迫,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对消极自由的剥夺,对多元性的抹煞,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应当保障消极自由”是一回事,“消极自由的界限在哪里”是另一回事[2]。舍堂文化是否逾越了这个界限,很遗憾,自由主义并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让我们想想这个事实:我们大多数人都被迫按时上班,或,按时上学。然而自由主义——即便是最最强调消极自由的自由主义,都不可能反对这种强迫。在这里,“不可能”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事实是:选择上班时间的自由并不被我们视为界限之内的、应当得到保障的自由。与之相对照的则是,有一些自由基本上处在界限之内,比如吸烟的自由。而此外还有一些自由,比如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自由,则处于不清不楚的灰色地带。

自由主义理论的有限性就在这里:被自由主义传统认可的核心自由(比如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大都已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但还有许多自由处在既无明文保障也未被明文剥夺的状态——而正是这些自由,如果不联系到上述核心自由,自由主义理论便无法判断它到底处在界限之内还是界限之外。更直接地说,主张保障自由/权利不等于我们知道在某一特定情景中X是不是一种应该保障的自由/权利。曾有意见认为,某一种自由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可以成为保障该自由的理论依据,比如密尔认为,追求真理、发展个性等等只在消极自由中才成为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曾经指出,在一个严重缺乏消极自由的社会里(比如在加尔文主义统治下的苏格兰或新英格兰)人们对真理与个人主义的狂热未必较自由社会的人民为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3]。用社会效果作为消极自由的基础有两大问题,第一,容易导致我们忽视消极自由的消极后果;第二,直接导致“坏”的自由在“好”的专制面前失掉合法性。多元主义才是消极自由唯一可靠的基础。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理论,如上所述,是有限的。

记住这种有限性是有好处的。带着自由和权利字眼的话语时常成为某些人的武器,比如反对公共场所禁烟的人,主张传播色情无罪的人,看不惯某些万众一心或万马齐喑的场面的人——那些人无心地,或者有意地,预设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一种“自由”或者“权利”,或预设他们反对的东西为“不自由”、“侵犯权利”,而后向公众或法律寻求支持。我提醒你们注意那些主张下面隐含的预设。虽然那些主张我个人未必反对,但以那样一种方式利用自由主义的有限性,我是反对的。

至于舍堂文化的第二个方面,即惩罚措施,并不直接关乎自由,但我也愿意顺便谈谈。惩罚的正当性显然不同于被它保障的强迫的正当性。有些人正是在这里陷入了逻辑谬误:他们从学生负有参加活动的义务推出舍堂有quit不参加活动的学生的权利。这样的推论是不成立的:“你不可偷盗”显然推不出失主有处死小偷的权利。正如我们在实际争论中看到的,最后显山露水的核心问题是与惩罚的正当性相关的权利义务问题——住宿的权利与参与“文化”的义务,两者是否对等?尤其当租房的费用大大高于舍堂宿费的时候?当大陆学生与香港本地学生有着天然隔阂的时候?当quit人的权力实际上往往由本地学生行使的时候?——对于这些问题,自由主义只能再次答以沉默。



施特劳斯论舍堂文化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伯林同学的发言。在他那里我们果然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权利”的实质性见解。但是,在结尾处他向我们指明了“真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大陆学生在舍堂里应当拥有什么权利?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权利,住宿合同规定的权利,等等。但这些只是法律上的权利,或曰实证权利。此外还有其他习俗比如道德给予的权利。而在一切习俗给予的权利之外,还有自然权利。

自然权利是哲学的主题。你们也许并不乐意把住Hall这样的大事托付给一个如此抽象而迂腐的科目——抽象与迂腐确实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某些特征,或某些现代政治哲学的全部特征。但古典政治哲学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它深深扎根在城邦事务之中,也扎根在公民个人生活之中——而这两者也许并无不同。我们知道,最伟大的古典政治哲学著作之一,Politeia,即《理想国》,是围绕着一个现代人会称之为伦理学问题的问题展开的:如何证明正义的生活就其本身而言、而不是就其结果而言,胜过不正义的生活。我在别处说过,Politeia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既指政治权力的安排,又指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现象——现代的译法大约是 “生活方式”。而这两个意思如何结合在一个词里,一个彻底现代化的政治头脑是无法理解的:现代派视公共权力为私人生活的对立物,因而他主张宪法必须明确划分两者之间的界限(类似于伯林同学所说的,“保障消极自由”),公共权力不能对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有所偏好。然而在古代人看来,一个制度的特征恰恰取决于“这个制度下的社会把什么东西看作是最值得敬重的”[4]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指出,对于生活方式,自由民主制并不像自由主义者幻想的那样没有偏好。它默许每一个人追求最能取悦于他自己的生活[5],因而它偏好的必然不是高贵的生活,而是平庸的生活。自由民主制是普通人的统治,而当普通人成为权威时,“所有事物都得在普通人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6]。自由民主制倾向于过度强调大多数人可以实践的德性,而忽视那些需要额外努力才能实践的德性;这一制度下的教育——如果允许我再度引用拙作的话——“存在着一种相当危险倾向,即把好人等同于输了不抱怨的人,等同于容易合作的人,等同于规规矩矩的人,亦即,过分地强调某一方面的社会德性,而忽视那些只有在独处中——更不要说只有在孤独中——才能生长、成熟的德性。”[7]

对于多元主义今天已经导致的,或明天即将导致彻底的大众一元主义这一局面,古典派不会感到意外。今天的西方社会与香港社会(甚至中国社会)在他们看来也不会有很大区别。说一个社会仅仅因其有更多的政党、更多的游行、更多的公开同性恋、更多的关于电影品位的争论,就比另一个社会更为自由更为多样,无异于说基督教仅仅因为在教派数目上多过禅宗,就比后者更为宽容,或者说雅典仅仅因为在建筑式样上多过斯巴达,就在德性上也胜过斯巴达。大众社会之所以是大众社会,因为它只知道自由,不知道德性。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也许会问,有什么能够将自由民主制从千人一面中拯救出来?当然不能指望消极自由,更不能指望更多的消极自由,在纯粹的消极自由中人们只会自由地选择趋同而不是趋异(在此我们不要忘了感谢史上最大规模的正反馈系统,资本主义)。我们是否可以指望蔑视一切成规、重估一切价值的人?但这是尼采的超人,是否欢迎他由你们自己决定。是否可以指望蔑视一切成规,而不重估任何价值的人?这是卢梭的野蛮人,是否欢迎他依然留请你们决定。我们是否可以指望东方文化?“But China succumbs to Western rationalism.”[8]

最后,有的人会问,是否可以指望大学教育。这种希望或许有其历史的或现实的依据。但让我们想想,我们之选择自由民主制,首先是为了什么?或者确切地说,我们把自由民主制正当化时使用的理由是什么?这理由是:民主是坏的,但它是所有可能的制度中最不坏的。最高智慧与最高权力的结合固然是最佳制度,但人力既无法促成,也无法维持这一结合:这是城邦的限度,也是政治的本质[9]。但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认为最高智慧与最高学术权力的结合就是人力可以达成的呢?又有什么理由认为,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会被普通人的法庭所采纳的,作为大学存在的理由呢?古典政治哲学的最基本洞见之一是,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城邦是达不到的[10]。如果苏格拉底活在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城邦,他也许会教导我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自己做什么。






[1] 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自由教育》页3
[2] TCL, p11
[3] TCL, p13
[4] NRH, p138
[5] CM, p131
[6] NRH p139
[7]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 1959, p38
[8] 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eideggerian Existentialism, RCPR, p43
[9] CM, pp124-127
[10] CM, p49, 此处施特劳斯特别提到了现代自由主义:“In asserting that man transcends the city, Aristotle agrees with the liberalism of the modern age. Yet he differs from that liberalism by limiting this transcendence only to the highest in man. Man transcends the city only by pursuing true happiness, not by pursuing happiness however understood.”



缩写表

CM =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1964
NRH =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
RCPR = Leo Strauss,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Chicago 1989
TCL =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Oxford: 1958
现代性 = 贺照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自由教育 = 刘小枫,陈少明编,《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华夏出版社2005

2007年5月4日星期五

旧浪潮论坛之:香港大学舍堂制度初探(上)

编者按:为了增加旧浪潮博客的互动性,我们开辟了“旧浪潮论坛”栏目。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把就某一个话题所引发的各位作者、读者的观点集结起来,以讨论的形式刊发。这样的活动会不定期推出,欢迎大家广泛参与讨论!

在第一期论坛中,我们选取了在港大的同学比较关注的舍堂文化问题。 (图为张婉婷电影《玻璃之城》中所展现的港大宿舍利玛窦堂何东夫人纪念堂传统活动之一:Gong Fight。)

香港大学常引以为傲的便是它独具特色的舍堂(Residential Hall)制度。与内地大学纯粹供学生居住的宿舍不同,港大的舍堂除了提供数量有限的宿位以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学生“通过自行组织活动,彼此学习,达至课堂和学习以外的‘全人教育’”(维基百科)。然而近年来,由于舍堂教育对宿生生活的控制越来越模式化和极端化,校内校外针对舍堂制度利弊的讨论也逐渐增多。

大批内地本科生的涌入,更是激化了现存制度中的潜在矛盾。为了争夺有限的宿位,为了维护传统的舍堂文化,去年夏天,港大学生通过小规模游行向校方施加压力,要求减少每间舍堂的内地生名额。港大学生会也于不久前宣布,今后校方将只确保内地本科生第一年的宿位,至于此后的几年,他们则必须克服种种语言、文化上的障碍与本地生“平等”竞争。暂且不说此种安排对内地生是否公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舍堂教育到底是什么?它值不值得一批批优秀的内地学生为之妥协?为此,我们以周书《没种的香港人》一文为开端,集结该文所引发的热烈讨论,又以化之《也谈舍堂》收尾,希望籍此抛砖引玉,听到更多朋友们的声音。



没种的香港人

作者:周书


(本文是我一时冲动记录下的个人感受,言论未免偏激,在此向读者郑重道歉,请各位多多包涵)

如果布来恩
·科尼肯花一点时间了解香港,他一定会说:这地方人真他妈的没种。


布来恩是我近来十分欣赏的精神偶像。这种恭维未必恰当 ——作为美国电视史上第一部同性恋剧集《同志亦常人》的主人公之一,他其实是一个里克(经典影片《卡萨布兰卡》男主人公)式的人物,外表冷酷自私,却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偷偷向朋友施以援手。他厌恶所有的道德束缚,却也不是个十足的混蛋。相反,他活的诚实、勇敢,世界上那么多强权(包括道德规范、社会压力)虚伪、无趣和形式主义,他向哪个也不妥协。而我欣赏的正是他这种彪悍的处世哲学,就像剧中有人评价的那样:这家伙有种。

和他比起来,香港的众多男男女女更像是被人进行了精神阉割。他们温和、顺从,对传统、制度、社会期望,大多平静的接受,很少有人会去质疑,更鲜有人选择反抗。去年年底的保卫天星运动,参与者寥寥;曾迎接过伊丽莎白二世女皇,送走过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皇后码头如今也将被拆除,关注此事的人仍是少数(相关新闻参见香港独立媒体)。只有当政治风暴像流行时尚一样席卷而来,人们才会随众人脚步走上街头,于是才有了200350万人的七一大游行。至于每个人是否对此事有自己独立的想法,我十分怀疑。

市民对公共事务如此,大学生对待大学生活亦如此。即便是常鼓吹自主精神的港大,也不过目睹着学生墨守陈规。以独具香港特色的舍堂文化为例。大一新生一住进舍堂,便开始接受强制性的舍堂教育,被告知人际关系的重要,社区生活的重要,而舍堂恰好为你学习如何与人相处提供了机会,也帮你为将来能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做好准备。可一落到实处,所谓舍堂教育和舍堂文化,就只剩下各种hall functionsfloor functionsfunction: 分派的职责和指定的活动),搞活动,吃楼饭,参加每月一次的高桌晚宴。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为什么每个舍堂一定要有一个学生会,为什么一定要穿上不明来历的绿袍子和二三百人一起严肃地吃饭(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高桌)……当然这些问题,好像从来也没有人问过。

我所在的孙志新堂2005年才落成,两年的功夫,它已经不假思索地将其他舍堂的传统一一舶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舍堂运动会,所有人必须参加;舍堂文化节闭幕典礼,所有人必须参加;高桌晚宴,所有人必须参加,必须穿绿袍子,必须穿棉质无蕾丝花边的白衬衫,必须穿纯黑西服裙,嘉宾讲话时必须坐在座位上,不能去洗手间……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每所舍堂都要做一模一样的事,设置一模一样的组织,追寻一模一样的理念?为什么不能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一样,让同学们过自由、独立、自主的社区生活?为什么他们一进入舍堂,就必须顺从一个从上面强加于自己的体制?已是成年人的大学生真的需要这么多纪律?

曾经在新闻里看到,香港的雇主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普遍不满,可这似乎并未促使香港教育界深入反省香港的高等教育。据我所知,有不少教育专家相信,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人才。可如果现代社会的科层制 (Bureaucracy) 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个雷同的,顺从的工作零件,那么大学教育就应该制造千篇 一律、个性泯灭、缺乏批判精神的人才吗?高等教育是不是有必要超出社会一点呢?是不是有必要站的稍远一点,用批判的眼光来看社会呢?

我愿意相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不仅仍是高等教育应秉持的理念(之一),也是身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必须具备的修养。而一个不具备个性,不懂得如何独立思考的人,又能凭什么为他所处的社会出谋划策?


(待续 见下文)

旧浪潮论坛之:香港大学舍堂制度初探(下)

(接上文)

Buffalo:

与周书住的孙志新堂相比,我在圣庄(港大年代最久的一间舍堂,建于1912年)看到的舍堂制度应该更有代表性,也更令人难以忍受。我在圣庄足球队训练过一段时间,丝毫没有体会到足球的乐趣,因为所有 人像疯子一样在乎hall的荣誉;楼里每月要开一次长达十小时以上的楼会,类似军队里的民主生活会加小型批斗会、表态会,气氛恐怖;迎新期间每天只允许新 生睡两三小时,要求新生反复背诵学长的姓名、专业等等,一个字不对便遭大声呵斥,除此之外还有花样繁多的变态“传统”翻来覆去地折磨新生,几乎可以达到酷 刑之效果。承蒙圣庄院长汤牧师照顾,大陆和外国学生能够幸免遇难。 有人辩解说舍堂制度是英国的传统,我并未仔细考证,但入乡随俗,港大的舍堂制度似乎教导对自由的恐惧和对集体专制的热爱。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教导能让学生们在工作中能更好的为西方大公司卖命?自由社会终将葬送在不懂珍惜它的人手里。

Gill:

你说的精神阉割,我更愿意理解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舍堂文化则无非港大舍堂的意识形态而已):对于一个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地组织劳动力的 生产体系来说,那种不与客户吃饭的自由是不重要的、不能忍的,甚至已被不认可为一种自由。相反,一切有利于这个体系的所谓自由(比如游行抗议消费税的自 由)则被视为至高无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含义,一种体系里的自由未必能得到来自另一体系的目光的嘉许。

一格: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说得有点儿宽泛了吧? 我觉得是殖民地的奴性加上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顺从再加岛国性格

Jie:

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合格公民.公民道德,判断,责任,纪律等等.当然公民定义也是与时俱进,估计香港的这套有些落伍了. 内地大学是有许多人有质疑自由精神,不过很多人都没公德心,没有责任感,这点香港教育还是不错.香港教育是挺需要反省,我能闻到殖民地的气味.英国人发明 的管理体制让香港既繁荣又单薄.不过过去最好的打工仔可能已经落伍了.

团小:

我们的warden要离开小基基(李兆基堂)了,最后一次high table的时候就批评我们的社堂文化有问题,好像鼓吹大家say the same thing, do the same thing and share the same rationale and value..这是第一次我很认真的听嘉宾演讲.不过不解的为什么他等到两年后要走的时候才说...(留下一个深邃的背影..效果不错的)

Zihona:

这个所谓的社堂文化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很值得深思。这是一种社会极权和腐败在相对单纯的大学生活里的有限的体现。虽然有限,却又有着无限的前瞻性。在这里 可以满足一小部分人膨胀的权力欲望,驾驭欲望——同时又没有任何约束。另一部分人,为了种种原因(或称利益)而妥协,且各有各的妥协藉口:“培养归属 感”,“蛮好玩的lar”,“识时务之举”……

其实也是社会上一种心态的折射,或者说,是一颗种子,将来去社会里发芽。 “种儿”终归是有的,不过需要区分的是什么种儿。 不过论及“香港人的种儿”——我没有丝毫发言权,我观察到的香港人太少,而且我也不愿意以“香港人”当作主语进行归纳。 仅就社堂文化而言,我倒是觉得那才是真正被阉割过的——高桌的本意,原是精进美好的。“阉割”的意义就在于,有着样式,没了功用。一旦样式的存在高于意义的存在,也就没有人深究它的功用了——这也是为什么,没了种儿。

Iris:

记得有个人跟我讲:干嘛去香港读书呢?这个地方培养的只是社会的螺丝钉。螺丝钉自然有自己的用处和培养方式。 自你的描述,我体会到的也确实是一种顺从的、服从的、甘于一个小小位置的,社会机器运转所必需的一种材质。他们也许缺乏个性、自由和质疑的精神,不过能当好螺丝钉,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也要踏上这块土地了。我也来体会体会这种“螺丝钉精神”。

SC:

说得很有道理,不少在美有学习经历的人,对此表示诧异。相信加入异质的大陆血液后,会有所改变。 不 过我倒是觉得,地理与政治制度的确有关,但是“为何不反抗”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文化传统或曰convention的问题,是普遍的,并不是说香港人太没 种。

面对一个稳定下来的演化结果,要如何不服从,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而对于大陆学生,不服从的代价相对较小,因为这个圈子很可能是暂时的,不像香港 人,如果他们不服从,得到的社会、家庭反馈,牵扯到的问题可能让他们头疼不已。

周书:

一格在blog里给一个香港的NGO打小广告时,顺便说了这么一句: “没种的港人为何总做出来有种的事情呢?我们内地大把小粪青ms很有种,可又如何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呀!”

我当时给她留言说: 的确,我也很困惑。可能现代社会就是不需要太有种的人。 香港其实是个社会道德压力感很强,很讲秩序,讲究做人要nice的地方,它的慈善事业一向非常出色。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conformity吧。 可能我更想说的是——不 管在文化、伦理、心态还是什么方面,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都是主流,边缘地带太过狭窄,容不下真正的异类。欧美有一种强大的个人主义去 diversify那个官僚体制以外的个体,所以实际每个人都是分裂的——工作时是一个impersonal的螺丝钉,一个public man,下班以后回到家还是能有自己的 own private inner self。但是香港的文化背景里没有这么强的个人主义,所以个体更容易被主流所吞噬,这样一种倾向又被从小到大的教育进一步强化。到头来就是绝大部分人都 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听一样的音乐,看一样的电影,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化之:

也谈舍堂

我不曾参与过多少舍堂活动,按照某种说法,我是没有资格谈舍堂的。不过禁不住想谈谈自己的想法,原想说几句聊作讨论,不料啰嗦得如此之长,而且这文章带“气”写成,怕是经不起深究的。



我初来乍到,舍堂已经有一个模范标准希望我如何如何。等待我的不是有待我探索的机会与可能性,而是一个已经订好的标准,我只是一个学徒,我所要做的只是模仿与遵守。舍堂不关心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他们要的只是我的服从与奉献。比如,舍堂的不同楼层有不同的楼层文化,然而任何学生无权选择甚至预先知晓自己所分到的楼层。

每年秋季开学,舍堂要办新生营。我听闻过来人种种描述,暗中庆幸自己免过此劫,不过看到过贴在电梯里的招聘新生营组织者的宣传海报,依然一怔。海报只有一句话:“对于舍堂,他们(新生)一无所知……”。

无知是我的原罪,我应该认真聆听训诲,剿灭原罪——我要遵从“众意”,从内心到行动。而什么是众意?——是参与活动、奉献时间、全心全力完成传统的各种仪式、集体活动高于个人得失偏好……



与“众意”相冲突的个人权益,是被压抑、被遗忘的话语。深夜凌晨的“喊口号”,是习以为常的舍堂活动的一部分,然而我不曾听到过舍堂里有人发问,如此喧哗,是否会影响其他楼层同学、或者附近居民的休息?毕竟为他人着想、不侵犯他人权益是何等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啊。 往往在置身喧哗之中的时候,我感到“众意”的庄严与神圣,虽然它仅仅是一层楼之“众”、一栋楼之“众”。“众意”,不需要质疑。在什么地方众意应该止步、个人应该受到尊重保护,没有人认真谈论过。

在众意为尊的舍堂里,不需要一个外在观者的我,独立思考的我,敢于质疑的我。“我”只存在于众意这个标签里,我等于众意,除此之外,不需要考虑别的“我”。与众意不同的个人偏好,在舍堂的话语系统里是卑微的、是羞于言说的。甚而也许考虑自身这种表述本身,就已经偏于失当了。

于是沉默而复沉默,遵从而复遵从…… 没有人站出来说,作为一切标准的众意从何而来? 众意的力量是这样强大,甚至于新修舍堂也从“众”如流,因为不以众意为尊的舍堂,压根就不是舍堂,“是没有文化的”。众意的力量是这样强大,当收生惯例面临修改,不参加活动的内地生面临被开除堂籍的压力时,许多人劝说“离群索居”的我,“你好歹也参加一点活动嘛,他们说得有道理,不能只享受住在这里的权利,却不尽奉献的义务……”



我不禁联想香港大学课堂上的一种常见情形——向讲课者发问、或者作点评回应的,多是属于少数的国际学生、大陆学生,而鲜有香港的本地学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港大自我标榜的口号倒是“领袖群伦”、“first and foremost”。不过,领袖群伦云云倒也未必全无道理——香港人的领袖,绝非敢于站出来振臂一呼的人,而从来都是“要稳定”的商业大亨和听话的殖民官僚。 我经常听到教授对住舍堂学生学习情况不屑一顾的评价,认为他们只知道玩。不过针对这种评论,有一种很中听很普遍的回应——“舍堂有教育功能”。教育什么呢?教育你如何与人相处、让你积累社交经验。可是,我想问:如果要所谓“与人相处的社会经验”,又何必来大学?更何况这所谓社会经验,却是此般“众意”!

一所大学,到底应该首先是一个学术殿堂、思辨空间,还是一个社交空间、资历车间?大学,是应该教人质疑,还是教人服从?是鼓励思考,还是去除思考?

西方人赞同大学自治,而不应受制于社会权威。因为西人深知,一个社会只有包容与鼓励个体的独立思考,才能日新月异、永不竭钝。

我踱步经过港大莲花池的孙中山像,想起西人种种,我华人何尝不能?国土沦丧,战火纷飞,条件艰苦,却依然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西会通、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敢于担当、不畏政府的教学处世之风。然而,惜联大学人精神,最终却在四九年后被“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碾成齑粉。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多少次拜倒在如此般名为“历史潮流”的权力话语面前,而心甘情愿地交出我们的大脑。舍堂“众意”云云,又岂独此一例哉!

2007年4月28日星期六

艾滋村不是动物园—— 一位NGO工作者的呼吁

作者:化之




中原的许多艾滋村都有大约二十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十年多里,这些艾滋村接受了许多人的访问。其中,有记者,有好心人……这些访问者在请当地人作向导的时候,会经常做一些允诺。访问者们说,我们的报道会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访问者们说,当外面的人知晓这里的情况,大量的捐款就会改变贫穷的状况……不过,对于艾滋村的村民来说,这些允诺了的“改变”,成真者寥寥无几。

来来去去,访问者终究是访问者,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他们终究会回到他们的生活,留下那些艾滋受难者——那只是访问者记忆深处一段难得的经历、一些特殊的映像,他们兴许会对人谈起“那些艾滋村……很苦……真的很苦”,他们也许会想起在简历上添上这一笔志愿服务的记录。更多的时候,这些记忆或许会转变成一篇考察报告——对于每年来自二十多所大学的学生而言。

而我也将要成为一个去“考察”的学生。当我坐下来听一位资深NGO工作者Joe(化名)说完上面这番话,我不禁问自己:“我去,为了什么?为了简历?为了报告?为了感受另一种生活?为了了解社会?还是……”

一边想着,我一边听着Joe这样说:“我们有没有站在艾滋受难者的视角上想过?他们一次又一次从允诺中看到希望,泪花里的希望、坟堆上的希望啊。为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的艾滋身份暴露在镜头前,一次又一次地揭开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伤疤,一次又一次地冒着被官府恐吓惩治的风险与压力,然后他们望眼欲穿地期待……可是……”

于是我继续问自己:“是啊……抑或,我去,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那些活生生的正在受难的人们?嗯……那么,等我回来,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Joe并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或者方案,但他的谈话却让我深深反思,更让我获得某种启迪。



Joe说,要去,便要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听说我们要去河南,他谈到:在河南,艾滋是政治敏感的词汇。虽然中央政府的卫生部副部长表态“政府是左手,NGO是右手”,但在这个中国艾滋肆虐最严重的省份,绝大多数国际性的大型NGO(包括克林顿基金会、无国界医生等等,不少已经在其它省份扎根)却都不见踪影。只有当地人自己的民间草根组织才能顽强地生存下来——然而也依然是在高度的监视和威胁之下。

事实上,在河南的艾滋重灾区,不用说金发碧眼的外国访客,就是乡音相异的不速之客,都会立即引起注意和“照顾”。因此,要去那里,就必须认识当地人,化整为零,悄悄进村。如果你的到来为官方所知,那么从你早上离开住处一直到晚上睡觉,都会有专人陪同向导,让你觉得政府已经做了所有必要的事,而且做得那么到位——河南不需要你再操心。Joe最后以寥寥数语说明,当地吏治腐败之程度远非我们所能想象,背后的政治势力更是惊人。(后来我上网阅读了一些调查报道,震惊沉痛之余,也旁证了Joe的说法。读者自可参阅文末所附链接。)如此一来,外面来的“好心人”再允诺云云,又能如何?



Joe拿他自己的经历,向我现身说法——可以不是新闻调查、不是大型捐款,但却更能实实在在地帮到受难者:

他首先跟着当地草根组织的志愿者,一家一家地做“家访”,去了解艾滋家庭的实际需要。在家访中,Joe和志愿者们发现,艾滋家庭的孩子,心理状态往往非常不好。因为家中有人患病离去,这些孩子被视为身带厄运、“晦气”,没有别家的孩子愿意和他们玩。他们默默忍受着歧视和隔离,寡言而自闭,常常一个人偷偷地躲在角落里哭。许多家中父母双亡的孩子,或是独居,或是辗转住在不同的亲戚家。而即使在亲戚家,他们也常常处在半隔离的状态——他们必须与亲戚家的家人分开吃饭分开睡,而他们也依然没有玩伴,无人说话。(否则,没有人愿意与亲戚家的孩子往来。)

于是,Joe和志愿者们想到可以成立一个笔友会。让城里的大学生和孩子通信。通过文字,这些孩子可以说出他们久憋心头的话;而书信往来,大学生便可以给予他们心灵上的鼓励,可以和他们说说外面的世界……这个方法,不需要特别的资金,只要请大学生每次附上回信的信纸、信封和邮票。而三年级以上的孩子,都会写信,都能参加。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0多对笔友在互相通信。Joe和我说起其中的一个曾经十分自闭的孩子,她的父母在七个月里相继去世。通信以后,从来不笑的她,终于露出笑容,而且慢慢变得快乐开朗许多,和以前判若两人。



当然,光靠这样的心灵扶助当然远远不够。Joe在家访中意识到,村里的艾滋家庭还是缺钱,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来说的一小笔钱,很可能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莫大的帮助。

比如他们遇到的一个女孩,吃了国家免费提供的抗艾药物以后有副作用,十分难受。去看病,医生说需要花200元钱照一张X光肺片,可她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作罢。结果志愿者们为她付了这200元,帮助她渡过了这一关。

又比如一家父亲死了,按照村里规定,只能火葬。不火葬,就没有死亡证明书,不能享受孤儿的免费上学待遇,孩子们的学业和整个未来都因此受到影响。可他家里拿不出800元火葬费,怎么办?

基于这种考虑,“紧急救助基金”(Emergency Fund)应运而生。这种援助模式,诞生在底层的观察与实践中,为的是尽可能及时地满足艾滋家庭特别紧要的需求。它不同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从上到下的政府模式,不简单关注于总额的大小,而强调援助资金的落实与效用。



Joe说,深入了解越多,他越知道在原来那种传统的捐钱方法之外,有更多可以帮到艾滋受难者的地方。而且这些非传统的方法,更需要不一样的理念——不是以一个施舍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为艾滋受难者考虑,从了解他们的需要开始。

还有很多事例,Joe说他无法归纳。因为艾滋家庭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他们更需要志愿者亲身协助、具体应变——

比如有一个孩子因为家里没有钱,上不起城里的中专,志愿者家访到她家时,离报到期限已经晚了5天。他们便带着这个孩子到城里,向学校的领导再三请求,最终获得同意,享受三年补助。这个孩子放寒暑假回到村子里,便志愿给村里的孩子上课。她说,她的理想就是将来回村里做老师……



我还不清楚我们的考察经过重新规划和组织会是什么样,但我想起了Joe曾提到的一幕,便隐隐知道一些路向:

一个参与过笔友活动的大学生随着她大学的考察队下到村里,当其他同学到村庄四处走访时,她却说什么也要留下来,要珍惜这宝贵的一天,因为她只想和她通过信的小朋友呆在一起,说说话。

因为她到这里来,是见一个和她有感情的人。这个小朋友,就好像她的弟弟,她照顾他,不是一天、几周,而会是许多年。

这是她的亲人。


说明
在河南,仍有一些处在非重灾区的地方政府,对民间艾滋救助工作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艾滋正在不同程度蔓延的其他省份,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安徽、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以及云南的地方政府,对外来援助者都远为开放。希望以上说明能为有意援助者提供一丝信息。

相关信息链接
《中原纪事》(独立纪录片,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执导)
《三联生活周刊:血祸——走访河南“艾滋村”》(2001年9月),转载在:
http://news.sina.com.cn/c/2001-09-05/348657.html
《南方人物周刊:河南上蔡县防艾经费流向调查》(2006年8月)转载在: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rwzk/20060811/tbbd/200608230022.asp
《BBC中文网:高耀洁拒说假话 飞往美国领奖》(2007年2月)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6390000/newsid_6392100/6392139.stm
《南方都市报:高耀洁:“中国艾滋病问题主要是卖血”》(2007年3月)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jwxy/200703200079.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