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浪潮论坛之：关于旧浪潮的“内在批判”(三)

续<旧浪潮论坛之：关于旧浪潮的“内在批判”(一)、(二)>

Gill:

我欣赏守甫的坦率，我觉得我应当回报以同样的坦率。
但我也许不能像他那样，不失礼貌地做到这一点。

守甫觉得旧浪潮太社会了——无论褒贬，我以为这都是太抬举旧浪潮了。事实上，或至少在我的估计中，旧浪潮成员中社会化不彻底的、问题青年的、乃至perverts的比率，都远远高于普通人群。如果没有人认领这些头衔，我自己可以先领一个（但我不透露具体是哪一个）。

大概是因为我没有圈经验的关系，旧浪潮的机械特征给我的感觉是，与其说它们窒息了组织的真正意义（这组织有什么意义——这问题我们是不是以后再谈？），不如说它们为我提供了一串平庸的托词，一处不起眼的隐蔽场所——而这正是我需要的。聪明人是不怕犯错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聪明人的错误是我们可以继承的唯一遗产。但我犯的错误就没有这样的价值；而如果我还要像当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拿它去（哪怕只在旧浪潮）发表，那就更糟。可是，出于种种个人动机，出于种种个人的obsession（统统和人类幸福无关，哪怕看上去如此），我还是想写，想发，而这里就有章程与罚款的意义：我对人对己都可以声称这是我为了避免罚款，或者说为了尽到责任，而写的。又比如当编委会通过某个由我提出、而将来被证明为十分愚蠢的决议时，投票程序也多少可以分担我的惭愧。我完全同意浮云说的，思想害怕没有载体，我想补充说，思想也害怕没有借口。

如果只把行政事物视为外在于机构本质的、本质的对立物，那么以上是不可理解的。但即便从这种二分的视角看行政事物，我也并不觉得反感。毕竟，几个贫乏的青年坐在一起，除了对形式进行事务性的商榷，还能干些什么呢？真正的劳动永远是独立进行的。即便在圈里，我猜也是一样。

我要说，我觉得旧浪潮本质上是个头脑疗养院之类的场所。我并不反对扩大它的服务范围（比如，向更多的人提供救国感）。但事实总是，欲求少的人容易满足，梦想多的人容易失望。

最后要替某子申辩一句：他说的纯善只是针对有组织有纪律的疗养院，不是针对有组织无纪律的疗养院。

Yol:

看来，论坛是确实可以搞起来了 ~

昨天在上课的时候，Cho 追问我这个所谓的"主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让我很苦恼。

大抵，我个人是行动性的生物，即使对待自身事务也是如此。我缺少对事务的哲学性的思考，这样的讨论，于我来说，太难了。我所能做得，或许只是在论坛结束之后，在行动上，转个弯。

我只想澄清一点，旧浪潮并没有社团化，至少现在还没有，在我这个学期暂时还担当"主席"之名的时候，也没有。我在那个我们开会开到凌晨两三点的KKL楼，就已经说过，急于扩大并不是我的想法（以个人野心来冒充组织命运也是一件极为愚蠢的事情）。只是一个平台的搭建，需要几个建筑工人，而这些工人也需要适当的换血。而当我置身这些建筑工人的工作过程的时候，我更享受的，是机械的间隙，一些机灵或者傻气的倾谈与吵闹。

化之：

看完守甫的文字，我不禁想起了周书姐姐在旧浪潮出生前写的一封群邮。当时关于是否要办、办一个怎么样的博客有第一次大论争。承蒙周书姐姐厚意，以文化研究的眼光同我说“这段文字由你处置吧，反正文字写出来以后就再也不属于作者，况且我根本不记得自己写的啥了”，故得摘录如下，并由我对文字进行加粗强调：

亲爱的朋友们，

首先要说的，是真的很开心可以认识你们，跟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让我感到幸福。其实我是很希望成为自己印象中的那个沙龙女主人的，那个总是笑吟吟地坐在一旁，数着眼前风流人物的姑娘 :)
至于我们密谋策划的这件事，我有几点需要声明一下。

1）我可能给了你们一种错觉，就是我对此事很积极，当大家需要有人去完成一些事务性的琐碎工作时我总是自告奋勇。是的，我有相对较多的空闲时间，我并不是一定要用这些时间来看电影的，所以贡献一点于我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在最大的问题，即我们到底要不要办这个 blog/杂志的问题上，我记得我是没有明确表态过的。格格有时以我们二人的名义讲话，这样的时候我一般都保持沉默。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一切都说不上是赞同还是反对，对我个人而言，这件事可有可无。有的话生活多一点热闹，没有的话也无所谓。我不需要从中获得成就感，我只是觉得如果大家最后的决定是去做，那我就尽可能的提供便利和帮助。

2）那么假如我们去做这个博客，该怎么做？在内容和方向的问题上我好像也没有明确表过态，现在明确一下。

一方面，我认为办守甫所谓的"学刊"意义不大。对专业学术问题感兴趣，能看懂，愿意看下去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如果做了以后没有人看，不如把讨论、争鸣和与之相关的所有思维乐趣变成私事，几个人坐在一起交流便是了。如果期待读者，而不仅仅是赞叹（"XXX们好牛X啊，都出了杂志了，OH YEAH~"），就不应该把公共媒介做成一个小圈子里的事情，就不能探讨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要以一个青年学人的眼光介入公共话题的讨论。

另一方面，我从不认为我们作为本科生的使命是去写深刻的有见地的文章。能写出来固然好得很，但也无须强求，重要的是要保有一种情怀，一种热忱，一种积极的态度，一种独立、理性的精神立场，和一颗懂得理解和同情的心。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在学术的海洋里 自娱自乐根本就不是我现在及以后想做的事情。我想做的，是去鼓励、号召更多的年轻人来正视他们肩头的责任，让他们和我们一样去看，去想，去为这个社会付出，而不仅仅只沉浸在自己安逸的生活里（学术也是种安逸的生活）。所以内容在我看来并不重要，只要作者确是在用力用心。我希望传达给身边同龄人的讯息就是，观察、思考、批评并不只是专家学者的事，你不能以你水平不够为理由来推卸责任，同样谁也不能因为你想的不够深，写的不够好就剥夺你关注和思考的权利。

[…… ]

周书

07年2 月24日

旧浪潮论坛之：关于旧浪潮的“内在批判”(二)

续<旧浪潮论坛之：关于旧浪潮的“内在批判”(一)>

某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声音，但是我作为个人不喜欢这个观点。从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标准近乎对纯善的要求了。实际上非政治化当然好，非事务性当然好。但是要紧的是如何从组织上减轻事务性工作的的压力，但这篇文章的调子像是把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也当作事务性的工作给贬斥了。

Cho:

应执编大人的要求，我尝试clarify了一下旧浪潮和圈的关系，大致如下（敬请大家补充或指正）

如果说旧浪潮是一个非政府组织，那圈圈圈就根本是一个非组织。如果说旧浪潮还将自身作为其众多目的之一，那圈圈圈就纯粹是一个手段，一个场所，一个载体。或者这样说似乎更为公道：旧浪潮的意义之一在于它的形式，圈圈圈则除意义外别无它物。如果某一天，意义选择离开这两个地方，独自上路，那么圈圈圈作为一个名词会自动取消自己，而旧浪潮则可能看上去象以往一样继续自我运转。

[Cho又在某处同我说：旧浪潮和圈圈圈，两者是对比。基本上，原文第一自然段说的是旧浪潮，第二自然段说的是圈圈圈。——编者注]

[圈圈圈是一部分香港大学本科生，于05-06学年在复旦大学委培期间形成的。Cho、殷守甫和王沁等系圈内人。——编者注]

殷守甫：

话到这份上了，再保持沉默未免故作矜持。

[化之]说要介绍圈，Cho说要大家补充，我就狗尾续貂了。

某子说，近乎纯善的要求了。大概是他没有圈过的缘故吧。就好比蜩与学鸠跟鲲鹏说，你讲的那个地方近乎无穷大了，那是因为它们没有到过北冥。

我突然想对某子说，我这样回答太邪恶了、太挑衅了，其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写下这么粗鲁的句子来。我这样写，只是因为在“圈”的时候我就是这样邪恶，这样挑衅，其实不过是这样直白，这样乏于修饰。因为大家都是自家人，大家都只是随意而已，大家都不考虑自己的言论是否会被人鄙视、自己所说的是否合乎礼仪，大家只说自己的想法、只倾诉自己的伤悲、只分享自己收获和的喜悦。所以PZ说，圈是私人聊天，有组织有预谋的私人聊天而已。当然圈也有问题，我记得圈最大的一次危机是大家发现没话说了，呆在一起时间太长了，再也不要看彼此的文章和博客了，因为差不多都知道了。于是大家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国学老先生讲的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大家所做的唯一调整就是减少频率，提高效率，各自回去看会儿书，再回来交流。可当我搁下福柯的长卷时候，不想一切已成追忆。

浮云的话，让我想到了草的顽固。草是谁？一个我几乎都要崇拜了的至今不肯接受语言第一性的人（顺便借这个机会告诉PZ，草，王沁和Cho，我又放弃这个观点了）。那时我们碰头，没日没夜地讨论这个问题，直到大家都烦死了，看到草就不让他说话。那时很多问题，虽然没有结果，虽然幼稚，虽然在诸位看来是很傻很傻的，但是却能够做到充分呈现每个人的论证和诡辩，意见和理路，坚信与犹疑——因为大家都反复推敲过很久了。那时觉得只能止步于此着实遗憾，现在却觉得当时已是美轮美奂了。此外，在圈的时候，大家喜用生活的语言讨论学术，因为那避免了修饰，避免了学究，最重要的是，去除了成熟的学术语言对自己幼稚的学术思想的保护，把自己傻傻得想法就其本来呈现（王沁在时，大家喜言上海话，谈玄理如茶余饭后之闲谈）；相反大家说生活的时候，却喜用学术语言，因为总是那些词冒出来，那些词对我们来说太亲切了、太熟悉了，就像我们身边的日常词汇（rong[同学说了一个单词]我不解，王沁解释道“广延性”，我大悟）。浮云的话充满哲理，但我更喜欢陈汉生老师（Chad Hansen）的话（今年谁去听他的课呀，告诉我一声！），“有一天，我们用语言自由的交流”——那时候，我就想起了圈。

但圈在一年的旅程里，表面上是越来越不intellectual越来越不学术了，但是越来越个人，越来越情感，越来越深入到每个人最无助的彷徨，最声嘶力竭的呐喊，最无法忍受的、内心最底层的伤与痛。不过简而言之，大家本着一颗自然所赋予的本心而已。再没有其他了。大家也组织活动，组织文化节，搞子非鱼（论坛名——编者注），出文集，当然大家也集体YY（把文集出成四库体，真是够自我麻醉了的）。圈根本不用甚么委员会，甚么编委或是组织人员，每个人自然地各司其职而已。那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东西不是主席，是彻底的信任，借草的表达就是氤氲天使自然而然所成之。圈人做事从来不是一个树状图的管理，而总是一个在旋转中的圈。每个人都是完全独立的，却又是一个圈的一部分（真可恶诶，我想到转法轮了！）。

旧浪潮对我来说太社会了，当然根本上是我个人太不社会了。（我这两天，置房间、买家具，已经吃足了不社会的亏。可是我还是觉得，本于本心就好，不必过于程式，过于高明。）我尤其要对周书姐姐，一格姐姐，以及我的好邻居[石见]同学道声抱歉，不能对旧浪潮有所贡献。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它会有章程，会有发文章的要求，会有罚款，甚至会有编委！我实在认为编委是一种很奇特的东西，我最初以为只是把大家的文章编辑为统一格式的人，后来发现，我太幼稚了。原来编委有这么多权利和义务，要经过这么多程序。说实话，我认为这是因为，大家能力太强了，而香港这个文化沙漠又不能给我们中某些人充分的机会，于是烹小鲜若治大国。如果大家在这里演习未来中国组织模式的典范，那么我真诚地期待，未来中国能走上这样一条民主而法制的道路（其实我并不这样期待，这里就不争论了，顺从当下语境吧）。就像在上林苑里打算跟着汉武帝打猎的大汉小将们都是在演习对抗匈奴，这个时候，真的要打猎的人，还是回到山林里去好。

现在旧浪潮要扩大，要社团化，要补充新鲜血液（听说而已，如果不是，请忽略）。其实在香港，但凡有想法的人，都会来投奔的，根本不需要甚么宣传，口耳相传就够了；没甚么想法的人，当然来了，也是和我一样再离开，偶尔跟大家打声招呼罢了。我从不怀疑旧浪潮最终会成功，就像特尔斐神庙两千多年前泄漏的天机：那拯救自己的人也将拯救城邦。

以上其实是我，一个被圈宠坏了的人面对圈外世界的一些怅惘和劳骚，真不好意思，借着介绍圈圈圈的机会一并托出来了。实在抱歉，让看到这里的诸位中了特洛伊木马计。平时实在没机会，新的编委要么不熟、不了解，要么太熟到连新近的文章都看不懂了。相信大家会原谅一个在高卢战场上，饱受追忆、伤逝、思念还有鸟语折磨的疯子的呓语。

请继续阅读：<旧浪潮论坛之：关于旧浪潮的“内在批判”(三)>

旧浪潮论坛之：关于旧浪潮的“内在批判”（一）

化之：

以下<内在批判>一文原载于Cho的个人博客。我个人从两个角度来读这篇文章。一是文本本身的奥妙。以我之愚，看了好几遍才“看明白大意”。当然，引号部分是自以为是的——因为我后来每读一遍，便重新另“自以为”一番，喜悦一番。此外，这篇文章即便脱离“旧浪潮”或者“圈圈圈”的语境或背景，也有文本自足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命运的哲理性思考与关怀。第二个角度则是作者对旧浪潮组织风格的意见。一开始的文章和评论本身虽然看起来玄妙，但随着此文所引发讨论的展开，和Cho应我之请，为正式转载此处而现身附加说明，各方玄妙文字背后的意见倒也可谓清晰易晓。各方对同一问题，立场各异，十分有趣。而讨论之坦诚、激烈也是令我惊讶。所以，读者您也大可不必因文字的玄奥而踟蹰不前。不论如何，希望这次论坛本身，可以给您带来独特的阅读的体验……

内在批判：旧浪潮和圈圈圈

作者：Cho

旧浪潮的例会很奇特。一群（其实也就四五个）文艺（热血？）青年就原先他们投注激情的事物之形式进行着完全是事务性的商榷。宣传、财政、技术的纠缠竟使原本那团刚出生的滚烫的理想遭遇贫血：它拖着苍白的躯体在“社团化”（在此特指官僚机构在高等院校的缩影）的道路上蹒跚前行。这一现象的出现甚至是令人惊异多过让人扼腕的：一个思想的载体竟然允许自己迅速变异为行动的追随者，并以这种拖累为己任而为此孜孜描画一个华美的壳。我们大概不难想象这样一幅图景（仿佛是萨尔瓦多·达利的手笔）：一个美丽的洋葱，周身插着管子，向内输送着不知是鲜血（或曾经是鲜血？）还是这个世界普遍流通的工业废血。洋葱还在焦急地（或是快乐地？）寻找着输血管道，但倘若您鼓起勇气穿过那片片层层的辛辣，想去追索一个甜美辉煌的心脏，您将发现——诚如您费劲气力剥完任何一个洋葱时所发现的——空无。

当然，这么说实在还是有失公允的：您知道的，梦想家们最憎恶的就是行政人员——这些不合群的青年不想在妥协（这个词语通常与另一个被称为“现实”的词语一起使用，而后者的含义实在是因人而异的）中慢慢死去。换句话说，她们活在自己的梦境里，这些梦境自我繁殖，无穷无尽，包含着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过于完美的世界图式恋。这些任性的孩子们制造并沉醉在自我观照的审美状态，美其名曰纯粹的思想交流——啊，其实那思想的交锋不外乎是一面迅速旋转的镜子，每个人都努力从中照见自己罢了。可是，人毕竟在这场自恋的游戏里观赏到了每个参与者汲汲于呈现的最美丽的面容，它们或多或少都闪耀着些许智性的光芒。甚至于，有时我们似乎真能瞥见雅典娜的影一掠而过，侧身闪进某对最明亮的眼眸中。一个思想者很有可能的确一事无成，一个行动者则可能最终发现她办糟了每一件事。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教授在《什么是人文主义》（‘What is Humanism’）中论及美国教育勤于行而钝于思（他援引了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的话：“无数设备的投入，大量研究工作的匆忙上马，很可能导致我们逃避与忽视真正的劳动、真正的思想劳动”），而这一现象显然并不限于盎格鲁——美立坚，也不限于教育：“思考”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全面下架的滞销货品。

然而，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感叹世风不古，也无须将自己卷入有关思与行的无谓的气质性争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在上帝已死的当代尤其如此。需要追问的是，为何人乐于建构生存的框架，却惮于触碰生存的本质？我想，当生存的框架被现代社会建构得已无本质的栖身之所，人便不得不一点一点学着让自己进化为不需要本质的存在物。自此，本质——这位被流放者对于现代人来说成了一个异常危险的陷阱，追随它即意味着自我放逐。

浮云:

还没有组织好语言，先随便说一点题外话。

智慧存在的基本形式大约基于“本质”的模糊，从柏拉图开始的西方哲学的讨论，始终都是在“本质”模糊的情况下进行的。以至于后来“文本之外再无他物”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都精巧地利用了“本质”的模糊来确认立论的分野。

思想害怕没有载体更甚于载体害怕没有思想。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反过来。这本身就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表达思想的困惑在于，表达至于思想一词，在语言上过于强大，而在实践上却过于孱弱。思想被动地依附于强势的语言，却发现后者并非那么牢靠。以此可以推及其他的情形。

化之：

第一部分先到此为止吧！各位不妨思忖二日，我会稍候再贴上后来的评论。

请继续阅读：<旧浪潮论坛之：关于旧浪潮的“内在批判”(二)>

布罗茨基：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上）

约瑟夫·布罗茨基






The Condition We Call Exile

译者：Gill

当我们聚集在这里，在这十二月寒冷的夜晚，在这间照明完善、体面诱人的房间里，谈论流亡作家的苦难的时候，且让我们暂停一分钟，来想想那些——可以说很自然地——没能走进这个房间的人们。让我们想一想，比如，那些正徘徊在西德街头，对周遭现实茫然无知或无限嫉妒的土耳其Gastarbeiters[2]。或者，让我们想想那些正在公海上漂泊的，或已在澳洲腹地某处落脚的越南船民[3]。让我们想想，那些躲过边境巡逻，从南加洲的深沟险壑里爬上美国领土的墨西哥苦力。想一想那些在沙特或科威特成批登陆的巴基斯坦人，流油而富的当地人所不屑的下贱工作，他们群起而争之。想一想那些逃避饥荒，长途跋涉，穿越不毛而涌入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人——或者是相反，涌入索马里的埃塞俄比亚人？行了，我们可以到此为止，因为一分钟的想像时间已经过去了，尽管这个单子还可以加长很多很多。没有人统计过这些人的数目，将来也没有人——包括联合国的救援机构在内——会去统计：他们成千上万，无法统计，他们组成了所谓的——由于缺乏更好的字眼或更多的同情——移民。

无论这一现象最贴切的名字叫什么，无论这些人出于何种动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也无论他们对他们所抛弃和加入的社会将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他们的存在，使我们很难再煞有介事地谈论什么流亡作家的苦难。

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谈；而这不仅仅是因为文人，就跟穷人一样，向来要自求多福。更主要地，这是出于一个古老的、然而大概也是毫无根据的信念：假使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多读一些好书，那些迫使千百万人背井离乡的错误与灾难便可以有所减少。既然我们对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希望几乎无处安放，而一切其他努力又似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失败告终——既然是这样，我们便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相信，文学是社会拥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是对以邻为壑（dog-eat-dog）之法则的永不失效的拮抗，也是对任何一种推土机式、一刀切式方案的最有力反驳——如果必须给一个理由的话，这理由便是，因为人类的多样性恰恰是文学的存在理由和全部内容。我们不得不谈，因为我们不得不坚持，在展示人性的微妙这一点上，文学无疑是比任何教义和信条都更伟大的、最伟大的教师；也因为，一个社会若是干预文学的自然存在，妨碍人们从文学中获得教益，则它必然会降低自身的潜能，放慢进化的步伐，或许，最终还将危及它自身的稳固。而如果谈论它意味着我们必须自言自语，那或许反倒更好——并非对于我们自己，而是对于文学。

无论流亡作家他本人乐意于否，Gastarbeiters或任何一拨难民都等于是拔掉了他翻领上的鲜花。背井离乡与错投他乡在本世纪都是家常便饭。而我们的流亡作家跟Gastarbeiter或政治难民的共同之处在于，两种人都是逃离较坏的地方，奔向较好的地方。而关于这件事情的真理是，亡出于独裁的人只能够流向民主。要知道，老流亡现也是今非昔比，它不再是离开文明的罗马而前往野蛮的萨尔马提亚，也不是把一个人从，比如说，保加利亚，打发到中国。现代流亡中所发生的，一般说来，是从一潭政治经济的死水转移到一个工业上发达而嘴皮上挂着有关个人自由的最新结论的社会。而另外必须补充的则是，对于一个流亡作家来说，选择这条道路在很多方面都像是重归故里——某个理想一路激励着他，而向着那一理想之所在，他又走近了一步。

如果把流亡作家的生活按体裁归类，那么它必然属于悲喜剧。因为先前有过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对民主制度在社会上和物质上的优越性的体验之集中，之深刻，远远超过这一制度下的本国人。但恰恰由于这同一个原因（其主要副产物为语言隔阂），他发现自己彻底无力在这个新社会中扮演任何有意义的角色。他所置身的民主国家给了他物质上的安全，却使他在社会上变得无足轻重。而无足轻重（lack of significance）是任何一个作家，无论流亡与否，都不能接受的。

因为，往往正是对重要地位（significance）的追求构成了他写作生涯的绝大部分。至少，重要地位往往是写作生涯的结果。在流亡作家这一个案里，这几乎还无一例外地是导致流亡的原因。此外，我们或许还要迫不及待地加上：流亡作家身上这种对地位的欲望，是他对原先所在社会的垂直结构所产生的一种条件反射。（自由社会的作家身上的这种欲望，则反映着民主制对它自己不合宪的往昔的返祖记忆。）

就这个方面而言，流亡作家的处境的的确确要比Gastarbeiter或普通难民的处境糟糕得多。他渴望得到承认和重视，这搞得他寝食难安；他忘记了，作为大学教师、讲师、小杂志编辑或撰稿人（这些是如今流亡作家中最常见的职业），他远比干苦力的挣得多。也就是说，我们这位老兄是有点腐化堕落了的——几乎就他的本性而言就必然如此。不过话说回来，在无足轻重默然无闻的状态下还能泰然自足的作家，即便在最佳条件下，也只如格陵兰的凤头鹦鹉那般稀少。在流亡作家中这种态度则几乎全部绝迹。至少，在今天这个房间里，它不存在。这固然可以理解，但依然令人悲哀。

这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如果说流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它教人谦卑。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流亡是关于这一美德的终极课程。而对于一名作家来说，它尤其是无价之宝，因为它将给他可能的最长远的眼光，正如济慈说的，“你远在人类之中”[4]。消失在人类之中，消失在人群——人群？——啊是，在数十亿人之中；像常言说的那样，成为大海里的一根针——只不过是正在被某些人寻觅的一根针——这，就是流亡的全部。放下你的虚荣吧，它说，你不过是大漠中的一粒沙。不要用你那些笔杆子朋友来衡量自己，要用人类的无穷来衡量自己（而人类的无穷差不多就跟非人的一样糟）。你当从这无穷中说话，而不是从你的野心或嫉妒里说话。

然而，不消说，这一呼吁并没有引起注意。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生活的评论家总是更热衷于他的评论家地位而不是他评论的主题。至于流亡的时候，他则认为他的处境严酷已极，断断不能让它进一步恶化。至于对谦卑的呼吁，他则认为不合时宜。尽管这样的呼吁在任何时候都是适时的，但他或许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关于流亡的另一个真理是，它是一个超越物理状态的、形而上的状态。至少，它有着相当清晰、相当明显的形而上意味；无视或回避这一点则无异于自欺，无异于歪曲你所经历的一切的真实意义，无异于将自己永远囚禁在被动接受事物的终端，沦为一个没有理解力的牺牲品。

因为缺乏一个好榜样（尽管我们想到了米沃什和穆齐尔），我们无法描述另一种可能的行为方式。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来这里要谈的，显然是流亡的现实，而不是它的可能。而现实就是流亡作家时时刻刻处心积虑不屈不挠地力图恢复他的地位、他的领袖作用、他的权威。他主要考虑的对象自然还是远在老家的同胞们，不过在险恶的异国他乡，他同样想呼风唤雨，鹤立于流亡同辈之鸡群。他对流亡的形而上意义采取鸵鸟政策，而全神贯注于当前的、眼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于是他对处在同样困境中的同行污言相向，对论敌大动肝火，接受不计其数的采访，BBC，RTF，德国之声，美国之音，以及不计其数的公开信，声明，会议——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过去在采购食品的长龙中或在小官僚散发霉味的接待室里消耗掉的精力，现在被释放出来，并失去了控制。没有谁可以节制他，更不必说他的亲人（因为他自己就俨然已成为恺撒的妻子，俨然不容置疑[5]——他那大约是识字的、然而已年老色衰的妻子，怎么能够纠正乃至反对他这个经过权威认证的殉道者呢？），他的自我迅速膨胀，直径不断扩大，直至充满了二氧化碳，脱离现实而飞升——尤其如果他住在巴黎：蒙哥尔菲兄弟[6]正是在此开创了先例。

乘气球旅行是鲁莽的。并且，最要紧的是，它是不可预测的：旅行者轻易就成了风向——在此处，乃是政治风向——的玩物。因而我们的旅行家之热衷于收听一切天气预报、有时候甚至斗胆自己发出预报，也就不足为怪了。这里说的天气当然不是出发地或者途中某地的天气，而是目的地的天气，因为我们的气球旅行者归心似箭，无一例外。

而关于这件事情的第三个真理则大概是，流亡作家大体上是一个向后看、向后走的存在物。换句话说，追怀往事在他的生活中（与其他人相比）占有过量的比重，而将现实逼退到阴影之中，并使未来黯然失色，有如沉落在特浓的豌豆汤里。像但丁《地狱篇》里的假先知一样，他的脑袋永远朝后，他的眼泪或口水顺着肩胛骨流淌。无论他是否天生如此多愁善感，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在国外他注定只拥有一小撮读者，因而他情不自禁地向往起那被他抛在身后的——真实的，或他想像出来的——庞大的读者群。前者使他充满怨毒，而后者使他充满白日梦。哪怕他得到了旅行的自由，哪怕他确实去了一些地方，他的写作仍然会死抱着过去那些熟悉的材料不放，写出的东西也无非是老作品的续集。如果你跟一名流亡作家谈起这个话题，他极有可能同你回忆奥维德的罗马，但丁的佛罗伦萨，以及——稍作停顿之后——乔伊斯的都柏林。

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谱系[7]，而且它比上面那串名字还要长得多。只要我们乐意，我们可以将它一路上溯，直到亚当。然而我们必须小心它在公众的、以及在我们这些人的头脑之中所经常占据的位置。许多高贵家族于世代更迭或一场革命之中所经历的沉浮我们都很清楚。家谱之树（family trees）既不能成为森林，也不能遮掩森林，而森林如今正向前推进。这里我在串用比喻——不过我或许能为此辩护说，我的意思是，倘若我们竟指望着自己于将来跻身上述那几位少数人物的行列，则我们与其说是太过轻狂，倒不如说是太过轻率了。当然了，作家们关心的总是身后声名，而流亡作家尤其如此——就鞭策效果而言，祖国之陷他于人为制造的遗忘远不如自由市场评论界抛给他同辈作家的青眼。然而，对于这样一种自我疏离[8]的过程我们得谨慎从事，不为别的，只为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人口爆炸的同时，人口统计学也成了文学的一个方面。如今平均每个读者所拥有的作者，一句话，太多了。几十年前一个成年人若想想他还须读的书籍或作者，他会开出三四十个名字；而如今这些名字数以千计。如今你走进书店就如同走进音像店，听完所有乐队所有个人的专辑会花掉你一辈子的时间，而这成千上万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流亡作品——更不要说还是好作品。而哪怕你头上顶着一圈流亡的光环，公众也依然会读别人的，而不读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刚愎自用或是被误导等等，而是因为你的书，根据统计学规律，就应该属于大路货或者垃圾一类。换句话说，公众只想读他们自己。在世界上任意一座城市任意一条街在白天或黑夜的任意一个时刻没有听说过你的人总是多于听说过的。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下）



[译者按] Joseph Brodsky，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一岁至三岁半德军围城，十五岁突然退学（次年赫鲁晓夫开始解冻），其后六年跳槽十三次（包括兵工厂，地质队，和太平间），十七岁开始写诗，二十三岁遭逮捕，被控以“寄生虫”罪名，获刑五年流放并强制劳动。在流放地借助辞典阅读T. S. 艾略特，奥登，等。1972年被永久逐出苏联，辗转定居美国。五年后开始用俄英两种语言写作。最后，且或许最不重要的，当被问及“你作为美国公民而凭俄语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时，他回答：“我是犹太人。” 1996年他死于心脏病。

“在苏联他因为政治罪名受审（尽管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在美国，正好相反，人们当他是个讨嫌的纽约知识分子，若不是因为他过去长期经受的苦难，以及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旁观者的地位，他的观点简直是反动得不值一驳。”（Bethea: 1994[1]）

1987年12月2日至7日，多国流亡作家齐集维也纳，参加第一届以他们自己为主题的Wheatland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本文即布罗茨基为该会议而作，但据说反响不佳。

本文据On Grief and Reas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译出，参考了王希苏译本:《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王译的在线版本点此)





[1] Bethea在这一段的脚注中引用道：“布罗茨基的回答[1964年受审时他回答法官说，诗人这一职业（calling）来自上帝]，如果在美国重复的话，也同样会挑起愤怒。在苏联你是诗人因为有关部门允许你做个诗人。在美国你是诗人因为没什么部门可以阻止你做个诗人……无论在哪里，写诗似乎都跟上帝（在这里无非是“诗性感召”（poetic calling）的缩写）无关。”（Baranczak, Breathing, 203）
[2] 客籍工人
[3] 70年代南越战败之后，大批越南人为躲避迫害，乘渔船逃离，部分被救起送往香港及东南亚其他国家。79年中越开战之后，又有大批华裔越南人沦为船民。
[4] “Thou art far in humanity”，出处不详。
[5] 典出尤利乌斯·恺撒名言：“恺撒的妻子必须是不容置疑的。”
[6] 热气球的发明人
[7] 即奥维德、但丁、乔伊斯等，下文“少数人物”亦指此。
[8] Self-estrangement，源于由什克洛夫斯基（V. Shklovsky）提出的、作为其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陌生化”（estrangement）。布罗茨基所谓的自我疏离则近似于某种摆脱一切自我陶醉或自哀自怜的、高度清醒的自我意识。

布罗茨基：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下）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上）


当前人们对流亡文学的兴趣自然与独裁暴政的兴起有关。我们争取未来读者的机会或许也在这里——尽管这保险我们是宁可不要的。而流亡作家，部分是因为这一高尚的警世钟角色让他动心，更主要地，则是因为他总也不能放弃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幻想——于是他紧紧攥住他的老枪。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要尝试其他东西，为什么非要费心换一种投石的方式，既然前路无论如何是不得而知的？老一套东西令他满意得很——最最少也有一次：它为他赢得了流亡。而流亡，毕竟也是成功的一种。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为什么不把亲爱的老一套进一步发扬光大呢？别的不说，单说那一套现已成为民族志材料这一点，就会让你在西方、北方、或（如果跟你过不去的是个右翼独裁）东方出版商那里大受欢迎。而同一个题材写两遍，出杰作的几率总会增加一点——这大约也没有逃过你的出版商的眼睛，或者，这至少也有助于未来的学者们在你的作品中发现某种“神话写作”[1]的成分。

不过，无论听上去多么实在，在使得流亡作家的眼睛紧紧盯牢过去的原因之中，这些因素仍然只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向后看的机制。周遭环境中但凡有一丝一毫令他有陌生局促之感，这一机制便会在他体内悄然启动。有时一片枫叶的形状便足矣，而一树的叶子又何止千万。在流亡作家体内、在动物性的层面上，这一机制始终处于运行状态，而他自己又几乎总是无知无觉。往事，无论明朗抑或阴霾，终归是一片安全的领地，哪怕仅仅是因为它已经被经历过了；而无论我们各自所面对的现实如何，人类这一物种掉头逃跑——尤其在思想中或在睡梦里，因为它们同样安全——的能力，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表现得异常强烈。可我们之生而拥有这一机制，却并不是为了珍惜或理解过去（到头来，我们既不理解也不珍惜），而是为了推迟现在的到来——换言之，为了稍稍拖延时光的流转。参见歌德之浮士德的临终呼唤[2]。

而流亡作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此：他，和浮士德一样，放不开他那“美好的”、或不那么美好的“瞬间”。然而他的目的却不在于观察、理解那一时刻，而只在于推迟下一时刻的到来。他并非指望着再度年轻，而是根本就不想让明天来临，因为他明白，明天或许将修改他今天的观察和理解。故而，明天越是咄咄逼人，他就越是顽固不化。而这种顽固不化也有它非常的价值：运气好的话，它有可能聚合为极度强烈而集中的体验，从中我们或许当真能收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读者和出版商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他们依然对流亡文学留了个心眼）。

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顽固不化表现为连篇累牍的怀旧。说得直截了当一点，这不过是在应对当前的现实或将来的不确定性上的，失败。

当然，你可以改变行文叙述的方式，赶赶我们自由市场的同行们的时髦，搞一点先锋派，加一点情色、暴力、街头俚语，等等，作为调味佳品，使局面有所起色。但是，风格的转变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远在“后方”的、也即我们故乡的语言的特性，而我们与它纵然藕断，也有丝连。至于调味品，无论流亡与否，作家们都是决不肯公然拾同行之牙慧的。因而关于流亡的另外一个真理或许便是，它滞缓了风格的演进，它使作家变得更为保守。与其说风格即其本人，不如说风格乃是他本人的神经。而总体看来，流亡生活给神经提供的刺激少于故国所提供的刺激。这一情况，我们不得不说，多少令流亡作家感到不安。不仅仅是因为他（根据定义，并根据文字生涯通常带来的一切实有的或想像的后果）认定远在祖国的生活比他自己现今的生活更为真实；也因为在他的头脑中，存在着那么点儿摇摆于外部刺激与母语之间的、此消则彼长的，钟摆式的依赖。

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情境下，沦落到流亡状态。有的听起来比较体面，有的则比较难堪，然而这一切区别在讣闻被宣读的时候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你在书架上的位置，不是被你，而是被你的书所占据。而只要他们依然坚持为文与为人的区别，那么比较好的情况总是他们认定你人品遗臭而作品流芳而不是相反。不过，最有可能的结果当然是，他们对你的两方面都不待见。

而在国外，在流亡中，在陌生环境中的生活，事实上正预示了你身后以书本形式存在的注定结局：消失在书架上，消失在其他作者当中，而你与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只是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眼下你就在这儿，在某个巨型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依旧摊开在桌面上……鬼才会管你是怎么来的这里。为了免于被合上归架，你必须向你那自认为已经无所不知的读者抖出些新鲜玩意儿——关于他的世界，关于他自己。如果这听上去太有些教唆（suggestive）意味，那也无妨，因为不管怎么说，提建议（suggestion）正是这整个游戏的名字。同时，也因为流亡使得作者与他的主人公所隔之遥远，使我们不得不动用天文乃至神学数字。

这一切令我们感到，要描述一名被迫（被国家，恐惧，贫穷，或无聊所迫）离弃祖国的作家所处的状态，“流亡”或许并不是一个贴切的词汇。“流亡”顶多适用于离开的那一瞬间，被驱逐的一刻。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过于舒适，也过于自成一体，以至于不再适用“流亡”这一意味凄凉的字眼。我们在这里集会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如果我们确有一个共同特点的话，则我们无以名之。我们承受着同等的绝望么，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都同等地被逐出了我们读者的视线么？我们全都居住在巴黎么？不。然而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是我们恰如书本的命运：我们，在字面与象征的双重意义上，摊开在巨型图书馆的桌面或地板上，在各个角落里，等待践踏，或等待一位具有适度好奇心的读者——或更糟，等待一名忠于职守的图书管理员——来把我们拾起。我们可以抖给读者的新鲜玩意儿正是这自成一体的、宇宙飞船般遗世独立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我可以肯定地说，它造访过我们每一个人，然而在绝大多数作品里我们却拒绝承认。

我们这么做是出于务实的考虑，或者说，是出于文体的考虑。因为在这一条路上，不是癫狂，就是冷眼——冷得令人更倾向于联想到面色白皙的当地人而不是一腔热血的流亡者。而另一条路呢，却是平庸（banality）。这些在你们听来大概像是典型的俄国人干出来的事，即所谓颁布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事实上，它不过是一个人在发现有如此多的流亡作家——而他们首先是俄国作家——庸庸碌碌、乏善可陈（on the banal side of virtue）的时候，作出的反应而已。这实在是巨大的浪费[3]，因为，有关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的再一个真理乃是，它大大加速了一个人飞往——或是漂往——与世隔绝之境的旅程，而这种航行原本是要求专业素养的；它加速把我们带入一个纯粹的绝对的视角：在那一状态下，你除了你自己和你的语言之外，一无所有，而在你和你的语言之间也空无一物。这原本要花费毕生时间方能到达的境地，流亡把你带到那里只在一夜之间。如果我听上去像在做广告，那也没关系，因为，推销这个观点的时机差不多到了，而我也确实希望有更多的人接受它。一个比喻也许能帮我说明这一点：流亡作家就好比被装在宇宙舱里扔向外太空的一个人，或一条狗（但当然，更像一条狗，因为他们不会费心把你接回去）。而你的宇宙舱就是你的语言。为了让这个比喻完整，我们必须再补充上：你不久就会发现，宇宙舱的重力加速度不是指向地球，而是指向外层空间。

而这么说是因为，对于干我们这一行的来说，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流亡作家被母语抛弃，而又躲回母语之中。母语，让我们姑且这么说，曾经是他的剑，而现在成了他的盾，他的宇宙舱。他和语言之间，起初只是私下里情投意合，然而这一联系在流亡生涯中，甚至远在它成为他无法摆脱的情结、成为他的义务之前，便已成了他的命运。一门活的语言，就其本性而言，就带有离心力——以及推进力；它试图覆盖尽可能多的土地——也试图包含尽可能多的虚空。由此发生了人口爆炸。由此，也有了你向着外太空的、向着原本属于望远镜或祈祷文的领域的自发旅程。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为着一部辞典工作。因为文学就是一部辞典，一部人类诸多命运、诸多经验的意义的汇编。借助这部辞典的语言，生活向人类说话。这部辞典的作用在于挽救下一个人，挽救后来者，以免他重蹈覆辙；或者，若他无论如何还是重蹈了覆辙，则这部辞典有助于让他明白，他不过是遭到了生活的同语反复而已。如此他将较少地被震慑，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将更加自由。因为弄懂生活使用的措词、弄懂你所遭遇的一切的意义，就等于解放你自己。而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在我看来，已然可以得到一个更完满的表述；流亡固然有它众所周知的痛苦，但我们也应该知道，它还有着足以麻木痛苦的无限性，有健忘，有超然，有冷漠，有它可怕的人性和非人性的景观——衡量它我们别无其他尺度而唯有我们自己。

为了后来人，我们必须让流亡变得轻松一点（如果我们不能令它安全一点的话）。而唯一能使流亡变得轻松、使后来者对流亡的恐惧有所减少的办法，便是指给他看流亡的全部限度——也即，我们自己曾经担当下来的全部。关于我们对于我们的同辈人，对于祖国，异国，对于文化，传统，等等等等的责任和忠诚，我们尽可以永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但我们有责任使后来人——哪怕他，以及他的需求，只是一个假设——更为自由一点点；或不如说，我们手中握着使他自由的机会；而抓住这一机会、担起这一责任，我们不当有任何犹豫。如果这一切在你们听来调子太高，人道主义的温情太重，那么我为此道歉。两种责任之区别所在，与其说是后者太讲人情，不如说它是我们命中注定——当然，我不该跟你们纠缠这些细节。所有我想说的无非就是，在环环相扣的因果之链中，只要给一个机会，我们便完全可以不限于只充当零丁作响的结果之环，而试着成为其他结果的原因。而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正是这样一个机会。

即便我们拒绝利用这个机会，即便我们决意留在链条的结果一端，并用老一套方式玩转流亡，这样的做法也不能只用怀旧二字打发。老一套流亡当然地有助于揭露亟待揭露的压迫，而我们的处境对于那些有头脑然而又玩弄着理想社会概念的人来说，也当然地是一个警告。这是我们对于自由世界的价值——这是我们的作用。

但我们更大的价值及更大的作用或许在于，我们于无意间亲身验证了一个令人沮丧的观点，即，一个被放归自由的人并不就是一个自由人，解放只是得到自由的手段，却不是自由的同义词。由此我们突显出人类所受的损害可以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为担当这一角色感到光荣。然而，如果我们想担当起更大的角色，一个自由人的角色，则我们应该能够接受——或至少，能够模仿——一个自由人失败的方式。一个自由人，当他失败的时候，不埋怨任何人。




[1] Myth-making，或mythopoeia，由《指环王》作者托尔金于1930年代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
[2] “我对这一瞬间可以说：你真美呀，请你暂停！”（董问樵译）
[3] 即banality是对流亡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