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专题之：风雨“保送”二十载

作者：Sapientia

前言

　 　原本不想再触及任何有关高考的问题。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已使我的视觉疲惫至于麻木，那些欢喜忧愁的故事，那些心酸的泪水和甜蜜的笑声，那张录取通知书下的汗水和喜悦，仿佛在一个新学期肇始之际，全部化作高考制度下的一张张黑白的“胶片”。这些“胶片”不会随着时间的推荐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因为高考还在继续、人们的讨论还在的进行、一桩桩“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重复。高考之时适值南国的湿热、北方的酷暑，而铺天盖地的高考新闻以及专家咨询建议总让一年之夏变得更加不消停，仿佛这股对于高考火热的激情一定要伴随炎炎夏日烧遍所有信息可以畅通的渠道。说高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我同意；说高考是一个信息高度密集的人际网络，我觉得也没错；如果说高考是中国几十载政治、教育、社会、文学等等的缩影，我认为是再恰当不过了。倘若一位剧作家撰写多幕大场景的话剧或者歌舞剧，把一个个有关高考真实的故事搬上舞台，在灯光变幻和音乐旋律的配合下，我保证演出肯定卖座，而且极有可能产生轰动的社会效应。

　　或许，对于一个有幸经历高考恢复之年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拥有的记忆停留在求学、就业如何从政治身份的垄断过渡到了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决定自己的命运：高考也许不是一剂治疗内心创伤、学业荒废的良药，但如果没有高考的恢复，教育与阶级身份的斗争还将进行下去。而对于中国的八十年代青年来说，除了高考这根总指挥棒之外，保送似乎提供了另外一个晋升高等学府的机会。

保送制度的下行解读

　 　一些学者在评价保送制度时，称其渊源可以上溯到所谓的“工农兵大学”。那是保送制度是以一种身份特权来作为录取标准而出现的。但这种观点却忽视了一个内在逻辑上的不关联：接受中学教育——按照身份录取——接受高等教育。中间以身份来作为取材的标准本身就已经与教育实质脱钩，因而根本就不能称为教育上的保送制度，而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的绝对权力来人为地调整高校的录取。保送制度的真正诞生只能追溯到80年代中旬。那时教育界有一条口号，叫做“高考为主，保送为辅”，其目的是照顾到一些诸如农、林、牧等冷门专业的生源。也就是说，通过豁免一些成绩优秀、综合能力出色学生的高考程序，而让他们直接进入到一些相对比较生僻而有急需人才的专业。从保送制度的初衷来看，除了给予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以直升大学的奖励， 更重要的是兼顾人才的均衡培养。然而问题是，如何评价一些学生为“成绩优秀，综合能力突出”，这样的专业补偿机制真的能够为社会储备足够的优秀人才吗？更棘手的问题是，保送生主要是由中学来组织推荐的，其中是否会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或者因为选拔标准的模糊而导致纠纷？大学给各地区分配保送指标时需要依据那些条件，如果一些地区因为总体保送指标少而生源庞大的话，是否会加剧保送制度下权力腐败的滋生，从而在起始点就背离了保送的初衷？这些问题虽然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而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从解读问题的角度看，阻力相当大。尽管保送制度可以说是依附高考体制下的一种特殊人才选拔机制，但却运用了截然不同的竞争标准和操作程序。概括起来，大致如下：

1. 从2007年教育部公布符合保送条件的六类情况来看，属于政策照顾型的有一类（公安英烈子女），属于竞赛鼓励型的有三类（奥赛获奖选手，竞赛获奖选手和获奖运动员），属于外语特殊录取的有一类（16所享有保送资格的外国语学校），最后是给予特别优秀学生的奖励（省级优秀学生）。

2. 在这四种保送类别中，第三种最有可能成为大众争相攀附的对象，同时也有可能被标贴上“教育特权阶级”的称号。现在全国一共有十六所外国语学校拥有年段20％直接保送录取的资格，但根据目前教育部最新的保送政策来看，所有外国语学校的保送对象大学只能是有限的几所外国语大学或者学院下属的外国语专业。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外国语学校的保送对象大学不仅远远突破了这个政策限制，甚至已经可以将保送的边际延伸到一些非外国语大学或者学院的非外语专业。而且，20％的指标也是一个微妙的数据。各所外国语学校在确定保送名单所采取的标准大相径庭，比如一些外国语学校采取英语和综合能力双标准依次排名，而另一些则采取了英语优先，综合能力其次的原则。其中关于综合能力的评定也存在消极的人为因素可以影响甚至直接控制的空间。所以，所谓20％是否真正是“货真价实”的推荐保送生还需等待深入内部的调查以得出更可靠的样本分析。

3. 从目前报道的几例保送舞弊的案例来分析，第二种和第四种的保送状况让人担忧。一些地区的省级重点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保送名额，不惜采用各种暗箱操作的手段去干涉甚至直接影响各类全国竞赛或者奥赛的结果。虽然奥赛和竞赛获得一等奖的总人数是有限制的，但在各地区的分配上却很灵活。这给不少奥赛、竞赛有传统优势的名校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不知情的大众来说，高保送率加高名校录取率是判断一所省级名校能否晋升为全国名校的指向标。在确保一本线录取率的情况下，提高竞赛、奥赛获奖比率对于那些重点学校有着更加诱人的利益，这不仅意味着优秀生源和师资，同时也是荣誉、声望相继而来的保障。第四种保送类型，即省级优秀学生，自推出以来就是权力和金钱横行的场所。虽然评选优秀学生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实质就是要树立可以参考的典型，将荣誉和光环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但无奈非教育的因素对此类评选要远远大于一个人道德和智力的考核。震惊全国的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评选舞弊案件从侧面诠释了非教育因素如何可以猖獗地控制整个保送的过程。

掌声和梦魇

　 　如果我们从对高考批判的角度来审视保送制度，那么后者几乎可以充当一个高考旁观者的角色。保送不仅意味着远离高三题海战术复习应考的折磨，而且可以在高考前的几个月去充实一下自己的兴趣，满足一下自己因为紧张的高中生活而几乎放弃的诸多愿望。保送背后是一个隐形的荣誉光环，如果一名学生声称自己是通过保送的渠道进入中国的高等学府，那么比起通过高考升学的众多莘莘学子，更多的赞许、羡慕、仰望和钦佩将会投到他的身上。因为，比起高考已经人满为患的许可通道，保送不啻为为少数精英准备的绿色便捷通道。这恰好印证了在中国教育体制下，甚至在我们的学术评价、人才选拔、职称评定中暗流着的一种群体心态：那些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或者荣誉，无论其正当性是否值得质疑，人们通常难以拒绝显露自己仰慕的目光。

　　　然而，当我们向那些享受保送待遇的教育宠儿投以羡慕的目光时，保送制度的公平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保送生。按照教育部现在的保送政策来看，保送生一经大学录取，原则就不允许申请转系。从中国通行的大学教育模式来看，专业教育为主导的烙印是根深蒂固的。对于那些进入心仪专业的保送生来说，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抱怨；但是，我们不得不关注多数的保送生之所以选择保送而非高考的原因。如果他们有机会保送进入一些中国院校排名居上游的大学，他们或许愿意牺牲自己的目标专业而换取一张录取通知书，也就是说，一张上游大学授予的证书要比四年的本科学习更为重要。举个简单的例子，全国16所享有保送资格的外国语学校，按照政策只能保送各所外语院校的外语专业。一些非常稀有的非通用语种专业，如梵语、泰米尔语、豪萨语、捷克语等，如果采取高考录取全部生源的方式，几乎可以断言招生年的录取指标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外国语学校的保送就是针对这些国家可能非常稀缺但又迫切需要人才的“冷门”专业而 设定的。一位外国语学校毕业的优秀高三学生，如果他有机会保送进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缅甸语或者希伯来语专业，一些他不太愿意就读的专业，他会作何感想。当然，如果对于高考有十足的把握，他宁可放弃保送；但假设他对自己的应试能力有些犹豫，觉得按照自己的水平可能无法跨入北大的校门，那他值得为自己的将来作一次妥协吗？

　　　有人可能回应说：保送已经为一部分学生提供了便利，如果他们还能享有与其他高考录取的学生同样的权利，那岂不是有损公平的原则。这种对保送制度的反讽，其实揭示了一个政策下的漏洞：我们如何来看待保送生与其他高考生在教育权利上的差别？教育公平性是否可以应用于录取的方式中？如果我们理解保送是一个权利置换的过程，即得到保送的权利而失去其他一些权利，那我们就需要来衡量这个置换过程所可能产生的利弊。笔者认为，一些人才需求迫切但供需严重不平衡的专业，比如非通用语种的专业，对保送生设定限制属情理之中，否则就可能会出现人才的断档；但是那些相对大众的专业，这些限制就值得商榷。而且，从一些北京的高校实际的操作来看，虽然政策原则上不允许保送生转系，但毫无疑问都存在着匪夷所思的“例外”，比如北京大学保送生申请转系只需过院系领导这道关便与其他转系学生无异。

　　　如果从公平性的角度来说，笔者不认为上述的回应有很大的说服力。从六类保送类型来看，竞赛鼓励型就有三类。我们应当认可那些在高中紧张的学习之余花费巨大精力应对奥赛或者竞赛的学生，尽管一些教育权威人士指责此类奥赛或者竞赛只会助长学生的偏科，但在这种将学科竞赛与保送挂钩的做法没有取消之前，我们难道不能说那些获得全国各类奥赛或者竞赛一等奖的学生不是付出了与高三学生同等或者更多的努力才获得了保送的资格？如果认为这一批保送生因为享受特殊的录取而需给他们设种种限制，那可真是贻笑大方了。

十字路口：存抑或废

　 　湖南隆回一中被曝光的保送丑闻震惊了媒体和大众，也再一次将这个已经伴随中国高考走过二十年的保送制度推到了悬崖边上。如果稍加留意，当隆回一中的事件见诸报端和门户网站，对于保送制度的诟病就层出不穷。教育部对这个事件的第一反应是迅速调整了保送生的录取过程，原本大学给保送生组织的面试或者笔试只是所谓的走过场，现在保送生只拥有参加此类单独考试的权利，把关录取在大学校方。然而，媒体可能不热衷于砖砖瓦瓦的修补，如果取消保送制度，返回高考一统天下的年代，那所有关于保送制度的诟病，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

　　　取消保送固然可以避免保送舞弊的状况，但诚如笔者在上文分析到的，保送毕竟在事实上帮助一些相对冷门专业完成招生任务，并且刺激了一批在理科方面有特殊见长的高中生投身奥赛和竞赛的激烈角逐中。完全取消保送存在事实上的困难。因此，笔者认为，保留全国16所外国语学校的20％保送比例，逐年减少竞赛和奥赛一等奖获奖人数直至与保送脱钩，是可取的方式。至于公安英烈子女和省级优秀学生的保送，笔者以为此种政策恩惠是滋生非教育因素的侵入，并且在缺少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因此应当取消此类保送。此外，由于目前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选拔标准各地截然不同，故很难说选拔结果能让人信服。教育部目前要求16外国语学校保送生选拔的名单必须公布在制定的网站上以示监督，这是第一步，此外笔者认为量化选拔的标准尤为重要。不仅对英语成绩的评定要实行量化，对每一位学生的综合素质评定也 要细致入微。如果可行的话，从高一起，校方就应当在每学期期末在每位学生成绩单后附上保送的积分累积以及年级的排名，透明的量化考核可以让学生坦然地面对保送。

高考专题之：忆30年前的高考

文/一格

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

——忆三十年前的高考

笔者按：我是2002年参加的高考，而我父亲是1978年，相隔了23年。以前断断续续听父亲讲过他高考时的一些情况，但基本上停留在“捕风捉影”的层面。这次，打着给旧浪潮专题组稿的名义和他聊了聊，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拿出来分享，或许有些粗粝的史料价值，也算是一份集体记忆。

我：谈谈您当时从知道要恢复高考，到决定报考，以及复习考试的过程。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父亲：77年恢复全国高考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动力去报名。当时在工厂的子弟学校教书，觉得挺好的，没必要再考大学。而且年龄也不小了，听说28岁以上的人只能报考师范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优势。后来，看见77年身边认识的考上了一大批，心想：“有些人明明不怎么样都上了，那我不如也试试”。于是，就怀着一点“攀比、跟风”的动机，抱着“试试看”、 “念两年书也行”　的心理报名参加了78年的高考。没有什么更特别的想法和目的。那时候的人普遍很单纯。

志愿方面，一直想考郑州大学，因为就在本市，离家近，比较方便。至于专业，开始想学中文，毕业以后当记者。另外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是考回河南大学英语系，因为文革前我是那里的预科生，有一种知根知底的感觉。

我：那时候怎么备考？

父亲：那时候刚恢复考试，题目其实很简单。我当时是厂里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另外一个程度还不错的同学结对子一起复习。他父亲是教育局长，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第一年就参加考试了，但是成绩不太理想。

国家统一有一个考试大纲，列出来了考试范围，并不感觉难。我们就根据考纲，从子弟学校各科老师那里找一些课本和参考书，用以复习。我报的是文科，一共考６门：政治、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和地理。

准备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老老实实看，认认真真做，灵活记忆。我开始觉得数学可能比较吃力，于是借来苏联人编的《数学手册》做了很多题，最后考了８７分（满分100），只有一道三角函数出考场才想出解法，比较遗憾。其他应该是全对。

历史和地理当时准备得非常充分，和结对子的那个同学互相比着背，最后连学校的地理、历史老师都考不过我们。最后这两科一个97一个94，那个一起复习的同学考取了武汉大学。

我本身是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预科学的又是英语，结果讽刺的是，考的最不理想的就是这两科，一个80一个70。有点儿掉以轻心了。

我：你考试的时候紧张么？是什么样的心情？

父亲：一点儿也不紧张，本来就是试试看嘛。临考那天去看了越剧电影《红楼梦》。最后一天考英语的时候发烧，全场的人几乎走光了，天气热，我还在满头大汗地答题。监考老师还过来给我扇扇子，这个印象比较深。

我：关于专业，你最后为什么选了历史学？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报考什么专业？有没有类似当今的一些所谓潮流？

父亲：还是那句话，那时候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文革荒废了最美好的十年青春，现在能有学上就行了，学什么无所谓，根本不像现在，要考虑很多。我最初第一志愿是世界经济，第二志愿世界历史。后来有一个邻居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力劝我学历史，因为历史学大师多。最后交表的时候，我就把顺序换过来了。　

似乎没有什么潮流。我周围的人学什么的都有。

我：关于择校，最后怎么样上了北大？

父亲：忘记是出分还是估分报志愿了，总之最后考得比较好，所以就报了北大。

北大在当时也很神圣，不过很多很聪明的人根本没参加高考，总的来说，报名高考的人是少数。

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心情？

父亲：还是挺激动的。然后就请大家吃饭、照相什么的。

我： 二十八岁才上大学，大学四年对你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时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经历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您自己在思想上有什么变化？

父亲：这个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我文革前是老三届，文革中间又在工厂工作，看到了很多派性斗争，感到厌烦，政治上“不求上进”，有种看破红尘，心灰意冷的感觉。只想清清白白做人。

当时社会思潮非常多，学校里思想也很活跃。但是我几乎一心只读书，把外语、历史各科分数考得高高的，还修了哲学、 经济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法等，也旁听很多课。希望把浪费的光阴都补回来，做一点真正的学问。

而对于社会问题，关心程度一般，连著名的西单民主墙都没去看过。系里找我当学生会干部，死活不干。因为年龄比较大，迫不得已做了两年团支书。

那时候北大也是人才济济。记得陈建功的小说一写出来就贴在宿舍楼外的墙上，如《飘逝的花头巾》等等。各种竞选也很热闹，但我不动心。

我：北大本科期间，有没有什么思想对你影响比较大？

父亲：那时候确实读了很多书。影响我的西方思潮主要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派，代表著作是《新阶级》。我对马克思主义史比较有兴趣，常去马列教研室看书，受葛兰西影响较大，他是意共创始人，是欧共最主要思想家。

当时经常思索的问题，就是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怎么改革。大家都在讨论，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些人说中国不够格；而思想温和一点的改革派则认为，这个牌子既然挂上了，就不要摘。

81年 有一次激烈的区人大代表竞选。激进派的胡平提倡言论自由；稳健改革派的张伟（校学生会主席）提出工人和知识分子要有结合点。

我：能不能比较一下你当时上学的学生风貌和现在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我记得你跟我讲过，以前大家早上在学一一边排队打饭一边读英语，棒子面粥粘在衣服上，大家也不在乎？

父亲：的确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好不容易有机会上学， 星期天也都用来读书。好像每个人都扛了一个布口袋，拼命往里装东西。

现在的大学生也刻苦，不过比起以前，有了十分明确的目标：找好的工作、挣钱。那时候大家想得不多，不太想毕业以后怎么办。当然，这可能只是我接触到的情况是这样。

我：恢复高考在三十年前是进步的。但是时代又发展了，高考在如今，功过都有。你觉得未来的人才选拔会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父亲：嗬嗬，考试是“国际惯例”，肯定不会取消。 关键看怎么考。我不是研究高等教育的，不敢妄加评论。感性地说：中国的学校应该分层次，不需要象如今那么多研究型的大学。应该像德国那样，发展一些大专、中专。大学生的数量应该是国民经济结构所能接纳的那么多，而不要像现在这样拼命扩招。现在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很高成本，这些人回不到基层去，而事实上基层又需要人才——

导致人才和资源浪费。包括现在的研究生教育，根本上就是推迟两年就业。

高等教育应该随着经济发展来发展。不同类型的人才要分流。中专生的收入不见得就要比本科生少很多。很多欧洲国家已经是这样搞了。比如在荷兰，工人可能比教授工资还高。我们以前抱怨“脑体倒挂”，荷兰人觉得很正常。

我：另外，你也当过高考命题人。可不可以从一个命题人的角度来谈谈高考的形式，存在什么优缺点？

父亲：感到恶心。根本上是难为学生。主要是当年我们依据的中学历史课本有问题，全是干巴巴的条条，不生动，翻遍全书找出题点，不能和往年重复。薄薄一本书，哪有那么多出题点？题目很不生动，没意思。据说钱理群教授他们在搞《新语文读本》，也是对现在的语文课本不满意。

我：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历史学科在当代是一种萎缩的趋势。面对有些学科过热，有些学科过冷的现象，你觉得高考怎样改革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高等教育又可以怎样改革从而适应新的人才需求？比如，分学科实行改革？重点大学文史哲自主招生，实行面试制度，确保招进来的学生都是真心向学的？

父亲：假以时日。现在，刚进入市场社会，市场热很正常，经济金融火爆很正常。 历史、哲学专业相对的确太多了，你想想，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历史系、哲学系，其实不需要，研究型综合性大学有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现行的学科评价体制有问题。所有教员都要发论文评职称。其实，美国的community college的教员，并不需要做研究，不需要发文章写文章。

一句话：文史哲等冷门学科，应该办的少而精。

至于你说的自主招生，现在有一些学校在小规模的实行。据我观察不行——走后门太厉害！

高等教育的最根本问题是教育应该多几条腿走路，多样办学。国立大学改革就好象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其他东西来冲击，比如联合办学、私立大学等。当然，这就要保证私立大学应该受到同样待遇，就象粮票能变成地方粮票。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不是搞高等教育研究的，没有调查研究，只是感性认识。你可以不同意。

我：现在很多大学在学习美国名牌大学，一二年级是通识教育。但是考虑到中国国情，大学生一二年级考托福，三年级实习、四年级找工作，似乎即使照搬美国，也无法保证优质的通识教育。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父亲：还是应该搞通识，培养一个人基本的一些素养。通识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这种制度不要求学生一入学就选择专业，因而可以避免盲目报志愿，学了不喜欢的专业而遗憾终身。

但是，就像前面的所说，要分流办学，通识教育的程度也应该有所区别。另外，要知道，现在的学科分的很细， 一个人不可能文史哲、政经法都学好，因此，通识也不应是面面俱到。

这种选择对于个人来说可能很矛盾。比如今年北大元培有一个学生被美国提前录取去读博士，他就是一进校就扎进了纳米实验室，所以说做出成绩来的还是目标明确的人。

我：的确是个矛盾。好啦，谢谢您跟我说这些有意思的事情。

高考专题之：卷首语

文/一格

终于，当高考活动在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南中国小岛半山上的几个闲人搞出了一组以“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为主题的文章。有点隔岸观火的意味？也未必不是赤子之心。

关于写专题，从“旧浪潮”成立开始，我们就一直跃跃欲试。最后敲定“高考”作为第一期的主题，是因为“最有话可说”。当时没有想到，这或许有凑热闹的嫌疑。只是觉得，既然我们办这个博客的理念之一是关注社会，那么还有什么，比关心这我们亲身经历过、并且社会影响甚广的高考，来的更直接的呢？

选题、讨论、分配任务、收集资料、采访……象所有杂志的专题一样，我们做了以上工作。当然，应该比任何杂志都来的粗糙。一则因为是尝试，二则不敢怠慢学业——那毕竟是我们的本职。今天你看到的，是这个专题的上半部分。四篇文章角度和题材各不相同，没有刻意追求新奇，却不想过于老生常谈。另有一些备选题目，当时觉得有趣，写起来才发现太大而无当，不得不放弃。

大概世上这些事儿，都须是自个儿亲身经历了，才知道难易深浅。就象当一回执行主编，我于是知道“执编”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做一期专题，编委们惊觉“专题”的挑战；成立一个“旧浪潮学社”，wavers们方知结社的不易。

然而终究都是开心远远大过辛苦的事情。这个创造的过程，还有那些吹牛、神侃、斗咳嗽的夜晚，令人难忘而感激。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写“卷首语”，却也是最后一次在“旧浪潮”当编辑了。回想起这个博客兴建的点点滴滴，从某天晚上四个人在小饭馆里的心血来潮，到不久前一次例会上大家像模像样组阁竞选——我无比清晰地体验到自身和一个群体的共同成长，血脉相关，惺惺相惜。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就要离开港大，在此充满私心地对所有wavers道一声珍重；对五湖四海的读者们说：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关注。对因病不能参与专题制作的另一位执行主编，也是旧浪潮博客的命名人——周书说：豚，祝你早日康复。

专题目录：

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专题

错位/欣然

教育部当如何应对违宪诉讼/Gill

游戏规则/欣然

“大我”到“小我”——三十年高考作文题变迁/一格

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忆30年前的高考/一格

风雨“保送”二十载/Sapientia

高考专题之：“大我”到“小我”——三十年高考作文题变迁

作者：一格

请以“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为题，写一篇作文——如果不详加说明，你也许会以为这是某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试题。在语文教育提倡发散思维和语言创新的今天，这样一个题目，足够作者们大笔一挥，写出些颇具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其实，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次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忽然间，你也许嗅到了那字里行间所残留的一息革命味道。

高考恢复已经三十年，回顾一下这几十个作文题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我们这批新世纪成长起来的中学生已经习惯了“话题作文”这种由一点出发，联系实际（其实就是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模式时，冷不丁写一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82年全国卷）或者“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1987年全国卷）这样的准八股文，还真是有点儿不太适应。反过来，如果让那些当年参加高考的叔叔阿姨们来写“假如记忆可以移植”（1999全国卷）和“燕子减肥”（2006江西卷），恐怕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是的，高考年年变革，大纲岁岁更新，三五年也许不觉得什么，可是整整三十年一晃，长长的一张作文单子看下来，忽然发现，我们已经从河东渡到了河西——从意识形态刚刚开始松动时候的准八股，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价值观大讨论，到世纪末充满后现代色彩的多元文化兴起，直至各地方各自为营后的百花齐放——一幅刻画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斑斓画卷，就随着这一串文题，徐徐展开了。

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自我意识”的从无到有。这个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7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题目大多是外展性质的，关注一些宏大的、抽象的主题。比如前面举例谈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及“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1978年全国卷）、“对中学生作文的看法”（1984全国卷）、“代表学校给《光明日报》写信反映环保问题”（1985年全国卷），“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1991全国卷）。

到了90年代中后期，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考察逐渐增多，出现了“尝试”（1994全国卷）、“鸟的对话”（1995全国卷）、“假如记忆可以移植”（1999全国卷）、“答案是丰富多彩的”（2000全国卷）等一系列在当时看来富有新鲜意义的题目。这一变革意味深长。因为对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强调不仅仅等同于提倡发散思维，更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启蒙。因为，在强调自我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价值观里，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拥有健康的身体一样，是个体独立性(independence)和自主性(autonomy)的基本保障。换句话说，对考生想象和创造的考察，其实质是一种个体意识的启动。虽然命题人未必有如此考量。我们不妨把这个现象理解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结果。

本世纪以来，高考改革步伐加快，各地纷纷独立命题，作文题目一下子变得五花八门。在这个新的阶段，作文形式以“话题作文”为主流，主题上，“自我”色彩十分突出。考生们可以谈情感（“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2004），谈认知（“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2003），谈决策（“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2004),谈自我和他者（“自我认识和他人期望”，2002；“看到自己与看到别人”，2004），谈 “心灵的选择” （2002）和“快乐幸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2004）……一下子，作文题成了心理学的天下。对于考生来说，自我，成为了被考量的主题。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了呢？

日裔美国文化心理学家D.松本把文化现象分为两类：文化世界观（cultural worldviews）和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s)。前者体现在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中，而后者则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对个体而言，这两个文化的层面虽然相关，但未必相符。比如说，中国人常挂在嘴边上的“忠义诚信”，是本民族的普适价值观，然而观察人们的实际行动，却不乏背信弃义之举。如此“厚黑”之学，可以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和实践的脱节。因此，我们分析文本所得出的结论，只能部分反映社会现实，看到一种文化心理的变化趋势；但是这绝不等同于现实。正如一个人在回答一份调查问卷的时候，会无意识地更偏向于选择“社会所期望的答案”，一个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也有可能是朝着一个该社会群体更为认同的方向变化，而这种方向上的偏转，很可能先于社会习俗和制度的转变。具体一点说，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对欧美个人主义价值观有着一种很高的认同，这从根源上说应该是对现代性本身的一种认同。于是，出生并成长于那个年代的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要做有个性、独立的人。但同时，我们固有的社会文化强调的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是人与人之间十分强的互赖性和互相比较。一时间，两种力量交错，人们把这种矛盾内化，出现许多有意思的现象。我个人感触最多的，就是很多同辈人一方面独立自主，把个人利益看得很重，另一方面又无法忽略和他人的互相比较，非常在乎群体对自己的看法。

“小我”在高考作文中越来越频繁的呈现，一方面预言了一个“个人主义”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也掩盖了固着于社会心理中的一些传统价值。文化之于社会，正如记忆之于个人。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单薄的文本，便不再单薄。

高考作文的优劣功过另当别论。单就他的变迁来说，着实含义不少。“自我”的变化，不过其中之一。同理，当看到越来越多“安”与“幸福”的字眼跃然纸上的时候，你是否想过，这是一种现实的写照，还是一个善意的“愿景”呢？

高考专题之：游戏规则

作者：欣然

1

你愿意和我做一个游戏吗？这袋子里有各种颜色的球。如若你摸出金球便是我游戏中的胜者。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会问。你对这游戏规则感到莫名其妙。假如我退一步，让你来制定游戏规则又如何？

你可能会把金色换成别种颜色，你可能要求采用别种方法，如掷骨子的方式来决定胜负。你甚至会说：“我们不需要这个程序，我说我是，我就是了！”——然而你要知道，即便是这样，你并未取消这个程序，你只是换了个标准。在标准的选择问题上，我们并没有本质差别。

以上原因在于此：要决定胜负就必然要有一个标准，而判断标准的好坏没有必然的标准。

2

当你被告知这样的游戏可能要与你今后的命运相关时，你又会怎样呢？

你可能会非常不满，并对制定规则的我产生极大的厌恶感。如果你刚才认同了我的话，那么现在于这种认同中竟隐隐生出了难以言喻的消极情绪。可是，我仅仅是附加了一个条件而已啊！

为何出现了矛盾？这个断裂点在哪里？

抛去你心理的不稳定因素，这个改变应该起始于视角的转换。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1，她以清高的方式圈定出问题并作出自以为冷静的判断。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她本身。当我们把视角转向特定一个人时，我们发现事实远非如1。对于个人历史来说，上述规则因与命运相联便产生了无限的意义。意义产生了内爆，它打破了理性划分出的疆界。

这样，当我试图用1去说服你，你完全可以对我置之不理，完全！毫无疑问，1的推导涵盖不了无限的意义。我或者需要将所使用的理性上升一个层次，或者需要丢掉理性。

当然，我不否认在2中我依然在使用与1相似的理性，这实在有些靠不住。那么，以上论述你也可以不加理睬。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理性因其冷眼旁观的姿态而确认其局限。当理性碰巧看到那黑色的圆柱体躺在地上时，只有非理性可以拾起望远镜看到璀璨星光，吹奏黑管奉献乐章无限。

3

这文章的第一句是什么，还记得吗？假如这段文字单单给你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而其他人看到的是这样一句 “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你可以选择参与或不参与，别人没有这个权利。尽管这赋予你一些自由，相较之下，却让其他人产生相反的负面感觉，他们会抱怨我是个不公平的人。

然而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如果有选择的话，我愿意公平，统一标准也使游戏过程更加简洁。我一定是有原因的：可能我和你的关系很好，可能是你我之间有过权钱交易，可能是我认为只有你有做出选择的能力等等。

这时，讨论从游戏规则蔓延到了我们身上。从我的角度来说,这金球游戏由我主宰一日,便一日不能脱离开我的个人喜好。而这个人喜好并非完全随机，它与我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关。一个框架中的不合理有其根源在框架之外。

不管在什么框架中讨论这个问题，不容置疑的是，游戏的参与者总会要求我做到公平。

假如我让步，我所有文章的第一句将以这样的方式开头：“你愿意和我做一个游戏吗？”这样，我把选择参与游戏的权利交给了所有人。

事实上，我的这个改变仅仅是使游戏看起来好像变公平了而已。你瞧，我不能做到在面对每个人的时候，使袋子里的球保持在相同的位置。我也不能保证每个人在摸球的时候，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来作出明智的判断。假如有一些人，他们早先接受过相关的训练，而其他人没有，我大概也一无所知。

对于美好价值的追求，在现实中，常常被实现该价值的某个特殊条件所替换。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条件往往是最为显而易见的，容易使公众意见达到一致的，同时也是最难以改变现状的。

4

请你再回头看一下，我在3中完成了一次降落，一次由理念到现实的降落，发现了吗？我跳过了一些步骤，省略了一些东西。我无法将现实完整地呈现，这使3看上去残缺不全。然而我必须这样做：讨论一个规则就必然要这样。

任何一个规则的产生、改善、运行、消亡都要在现实中完成。它与其他的规则制度摩擦碰撞或融合；它改变着人也受到人的能动作用的改变。它的边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在外力的拉扯之下，它变幻着自己的形态。

那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说 “金球游戏”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指的不是一个东西。这可能因为所指处于不同的时空范围，可能因为所指的边界发生了变化，也可能因为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你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分别在1和3的地方对于“金球游戏”的理解一样吗?

另外，似乎这游戏无法从我的生活中独立开来，它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个人若要明白这游戏，就不能不避开这些问题：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有怎样的生活；这游戏在我的生活中有什么作用。

高考专题之：教育部当如何应对违宪诉讼

作者：Gill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


2001年8月25日，青岛三名考生一纸诉状，企图把国务院教育部推上最高人民法院的被告席。诉状称，教育部关于该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依据宪法享有的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当时的形势对教育部十分不利：从高考录取分数线上看，北京就像一个有待开发的西部省份，其文理一本线分别为429和443，比甘肃省分别低了36和24分，更比原告所在之山东省一本线低100至140多分[1]。当时的舆论也一律倒向原告，仿佛法院还没有判决，教育部违宪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尽管事情最终的结局是原告中止诉讼（原因不明[2]），但这一事件已对教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造成了很坏影响。为了重正视听，本文将力图澄清该案背后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据此权衡比较教育部可以采用的若干种回应方法。

就法律依据而言，由于当前中国不存在违宪审查机制，人民群众要控告教育部只有通过行政诉讼，其依据为1989年出台的《行政诉讼法》。该法规定，法院只受理对乱罚款乱吊执照乱没收财物等“具体行政行为”的起诉[3]，而不受理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等[4]。青岛考生一案中，原告起诉的行政行为表现为《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下达2001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无论如何这显然属于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约束全国高校）。通知诚然不可重复使用，但一点这丝毫不影响它的抽象性。因此，即便原告没有中途撤诉，但使行政诉讼法这一条存在，教育部大抵便可以无忧。而这一条的存在对于维护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在事实方面，许多人，包括媒体，都急着把罪名一股脑儿摁到教育部头上，而他们甚至还没有搞清楚招生计划的来龙去脉（诚然，考虑到我国国情复杂多变，搞不清某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是情有可原的）。自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大致的格局是高校分为部属与省属两种。省属高校由地方财政支持，其招生计划由当地省教育厅编制，上报教育部核准汇总。这一类大学招生占去了招生总数的七八成，其计划大多赤裸裸地偏向省内。部属高校（包括了几乎全部重点大学）则由国务院部委（主要是教育部）直接管理，由国家财政支持，自订招生计划，而后报教育部核准汇总。这些招生计划背后的蓝本，据了解，是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台的原计划——当时各高校“根据对各地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评估，制定了学校在各省招生的比例”，以后历年计划都只在原计划基础上略做调整 [5]。故而，事实是各高校拒不与时俱进，罪在高校，要教育部负担全责未免有失偏颇；何况，退一万步说，不与时俱进也不构成违宪。

此外还必须指出，近年来部属高校名额分配的日趋地方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了1999年实行省部共建的刺激。在共建协议下地方财政给予了部属高校“很大支持”，反过来也就要求高校投桃报李。浙大作为浙江省唯一的部属高校，省内生源已达到了70%，省里还觉得不够多，甚至“很生气”[6]。其他地区的情况虽不至于如此极端，但由于京津沪等地高校特为密集，各校照顾本地的倾向在这些地区产生了特别显著的累积效应，也即累积到两年之后北京比山东低了一百多分，而北大清华录取率则是后者的三四十倍，搞得举国共愤。到此地步教育部即便有心扭转也未必拗得过地方政府。我们说这是行政无能，而不是行政不作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可诉范围。至于使教育部陷入无能局面的省部共建，显然也不是一个违宪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教育部的行政行为是抽象的，是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其后果是很大一部分是由某些合宪的、且当时未知后果的行为造成的。因而在现有法律体系内，教育部面对如同青岛考生案这类宪法诉讼，是游刃有余的。

但是，堂堂国务院部委竟成被告，受到挑战的又是承载了民族对于社会公正之厚望的高考制度，战而胜之犹非善之善者（毕竟有伤安定团结），不战而止人之讼才是至善。为此我列出以下几条，谨供教育部决策参考，以为规避未来被诉风险之用：

1. 将招生计划制定权彻底下放到各个高校，至少是部属高校。这一改革方向在民间呼声甚高。但鉴于当前高校得到地方的“很大支持”，不公现象不见得会有所缓解，反有可能愈演愈烈。到时候草民们又当念起教育部统一掌管的好来。彼时收回权力，不是举国骂之，而是举国仰之。此乃上策。然非深谙世事民心者不能得其运用之妙，放权者能否在位上坐到收权之日也是个问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2. 取消全国统一命题。不同命题下考出来的分数没有可比性，差异由此化于无形。此办法上海早已实施；北京只因稍迟一步，便于2001年落得千夫所指，所幸04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该办法简洁有效，但仍存在如下问题：有好事者考完了自己的卷子又来做京沪等地的卷子，再比照京沪分数线，发现自己可以读的学校又上了一档——作为证据这诚然不易于被法庭采信，但毕竟给人口实。故为中上策。

3. 将部属高校彻底地方化。地方办学，造福地方，名正言顺。部属高校集原本就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财政多养这几所大学也完全养得起。然而，这样做的弊端是，教育部固然脱了直接干系，但默认谁出钱谁受益这一市场原则似乎与近年来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官方姿态不符。何况必有人会举出美国的例子说，美国的大学也是州里出钱，但对全美学生一视同仁。因而这只能算是中策。

4. 宣传基本国策。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让一部分人先素质起来，用高素质带动低素质，最后达到共同高素质。具体说来，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在全国推行素质教育是不现实的，必须在一部分发达地区实行低分高录取率，以便让该地学生先开展素质教育。这一条难处有二：其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北京上海的学生素质因此比其他地区高出一截，很困难；其二，要完满地解释何以让某一部分而非另一部分人先素质起来，也很困难。此乃中下策。

5. 指出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只是许许多多不平等中的一种，且远远不是最严重的一种。向公众指出更严重的不平等，比如城乡差异，城市居民间的阶层分化，教育资源从重点幼儿园，重点中学，一路分配不公直到大学，等等。此实乃下策，慎用，惟其态度诚实或可博取公众的谅解。至于许智宏回应青岛考生案时所说的“北京市的学生考普通的市属院校确实分数较低，但要考北大清华还是很难的”[7]之类，建议教育部万勿采用。



[1] 2001年山东省各地的录取分数线犹不划一，在该案过后的2002年始采用统一分数线。
[2] 原告方的解释为“首先，这是3位当事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她们家长的意见；其次，社会对这一事件的超强度关注，也已经使得呼唤教育平等的声音传扬出去；再说，根据种种消息，教育部已有所触动，进一步改革正在酝酿，起诉的目的已经达到。”（《兰州晨报》2001年9月10日）
[3] 第二条
[4] 第十二条第二款
[5] 截止发稿时笔者尚未考证出这一原计划的详细情况，但可以推测，它和院系调整当属同一方针下的产物。
[6] 《九大高校负责人热议高招公平》（《新京报》2005年3月12日）
[7] 同上

高考专题之：错位

作者：欣然

（本文纯属虚构）

6/6 18：00

草地从脚下蔓延开来，在楼群前洒下一条茵茵的绿色。她在草地上坐下，仰头看傍晚的天空。没有归鸦也没有夕阳，天空阴沉沉的，正如她此刻的心情。铅灰色的云在分分秒秒中沉淀、下陷，直压进她的心里。

他坐在公车上，欣赏着头顶阴郁的天空。这样厚重的天空让人感到舒服，他把手臂伸出窗外，在公车暗黄的铁皮板上敲了两下，有沉闷的声响传出。他的嘴角动了动，忽然很想笑。

明儿终于可以高考了。终于。高三这一年太漫长，刀子般一块块地磨蚀掉他的热情。这一年中，他把自己从球场、网吧、无所事事中拉出来，硬是拼成一个完整的人，坐在书桌前啃书本，做卷子，捉摸考试技巧，只是为了高考。他躲不掉高考，要想高考就不得不学习，要想学习就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高考总是与诸多“不得不”钩连着，他的眼前没有别的选择，这诸多不得不成了他最大的动力。心里一直憋着的这口气，就等着高考这天吐出来。

高三是一场黑色的喜剧。课本里没有知识，有国家教育部门生产出来的工具。学生不是人，是被考试规训出来的躯体。这 “工具性的知识”和“非人的躯体”在高三相遇是极其巧妙的事情。这两条缺少了任何一个，高三都会让人难以忍受。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学什么样的知识。真正的“人”有几个受得了折腾这种没用的东西？没有灵魂的躯体怎么会理解真正的知识？高考制度和教育制度在这里心有灵犀、情投意合，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你死板，我僵硬，你混乱，我荒诞，你是驴唇不对马嘴，我就是烂泥扶不上墙。这一来一往，热热闹闹，加上媒体的炒作，社会的关注，即成了这一年一曲的“空城计”。

他对自己的这种想法十分满意，待会儿准备把这段讲给她听。他是为了她出来的。刚刚接到了她的电话，觉得她情绪不太好，就打定主意要来看看她。他手里拿着张CD，里面有他最喜欢的歌，希望能缓解她的“紧张”情绪。

他看着蓝色的光盘盒，长长地出了口气。他是潜于深海中的鱼，就要浮上水面了。

6/8 10：30

他做好了一道文综大题，满意地把头稍稍抬起，审视着柔软的卷子。这还是他第一次把注意力从考试中移开，与其说他在专注的考试，不如说他在尽情的发泄。

来吧！来吧！把那些婆婆妈妈的考试经验、得分技巧都给他用上！把那些不合事理的知识网络，时政分析用最大的力量甩出来，甩到2005年高考文综试卷上！高三让他明白，利用比厌恶是更好的报复。然而利用的前提是掌握，为了掌握这些东西，他又消耗了多少的日夜啊。他终于可以让这些东西为自己的未来服务了。

一滴汗水从他的耳后慢慢地滑落到脖子上，痒痒的。他想起了她，不知道现在的她怎么样，有没有进入状态。

她把垂下来的头发捋到耳后，又抬头看了看窗外那棵大树。阳光，水一般地从树叶间流泻下来，在考卷上映出斑驳的光圈。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用笔写下了几个字。这一举动，在她现在的心里，多少显得有些可笑。她不能为这样的行动赋予任何意义。此刻的她仿佛是飘荡在虚空之中，既不想前进，也不甘后退。

她曾经把高考想成什么呢？一件大事，一件非常大的事。她中学这几年地刻苦努力，好像都是为了高考。她享受着平时每一次考试、测验带给她的成就感，同时又对这种简单的虚荣心略带不屑。只有高考，将带给她更多，更多的荣誉，更多的羡慕和嫉妒，还有那一纸录取通知书。

她分外的重视高考，做足了各种准备工作，从实际的知识机构到灵活的答题手段，从心理调节能力到身体的健康状况。那个时候的她，心里只恨不得高考快点来临。她总是笑着想到这一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种傲气还是被一场大病打断了。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多月，家里人都以为今年高考她是不能参加了。终于在一天晚上，她的烧退了，头也不晕了，尝尝妈妈做的菜，嘴里也有了味道。这才知道这病，突然间，好了。然而在这一来一去之间，她的想法变化了很多。

她懂得什么叫考试了。

以前她对考试成绩不满意的时候，总是责怪准备工作没做到家。她认为，每一次考试都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状态，让她用所学到的知识做最完美的演出——多么傻的女孩子！考试中的人啊，分明只是一只木偶，自鸣得意地时候一扭头，才发现那力量是操纵在别人手中。那么多的努力、付出、耕耘，瞬间就可以被时间被命运消融成苍白的过去。而她所拥有的，并非汗水浇灌出的成果，只有现在，现在……没有根基的现在，她抓不住的现在，有无数种可能性的现在，结局早已写好的现在！

她觉得非常无聊，又想到了一个知识点，便迅速写下了几行字——机器一般地，写下了几行字。有几个落在了考卷上的光圈中，有几个在阴影中。她写字的当儿，瞟了一眼那光圈中的几个，心里想着：“你们真是幸运……”。

6/22 00：00

一阵铃声在深夜里响起。她抓起电话，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是他。

“喂，分出来了，查分了吗？”

“啊？”她没睡醒，迷迷糊糊地跟了一句。

“你多少？我是。。。。”那边的声音急促且快乐。

她终于睁开了眼睛，盯着昏暗的天花板：“我不知道，没查呢还。”

“要不你把你的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告诉我，我帮你查！喂？喂！……你在听吗？喂？！……”

她把话筒塞到枕头底下，听着他的声音“呜呜”地从枕头下面传出来。她嘴角动了动，忽然很想笑。以前是谁刚考完试就跑到老师的办公室里问答案？是她自己啊。那时反而是他 对考试很不在乎。现在这角色居然互换了。

她把那天他送来的唱片放入CD机，音乐声响起，是beyond乐队的“光辉岁月”。她边听，边把头轻轻埋入枕头中。“光辉岁月”，多么好的名字。然而并不属于她。在这一年的夏天，她的高考和爱情在缓慢地褪色。热情消减，激情退却，这难道就是人生本应该有的样子？自己，错了吗？

6/22 00：30

她的耳机里仍然放着“光辉岁月”，她把耳机的音量调大。坐在电脑前，按下启动键，她准备查分。家驹的声音在夜晚分外的清晰，她在音乐声中静静地等待。

他那热情被她的冷水一泼，熄灭了大半。把电话放下后，他心里发闷，转到了阳台上。现在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分数，时间，自由，然而这些东西真的到手了，却发现也不过如此。甚至连他的爱情，也在这时变得难以捉摸。所期待着的高考后美好的假期就近在咫尺，竟然也变得平淡了。光辉岁月来了，又走了。那之后还有什么？现在的他只能感到曲终人散的落寞!难道自己的想法错了吗，哪里错了？！

一阵风吹来，虽则是夏夜，也在他心里渗入了丝丝凉意。

有汗珠在她额头上沁出来，她有点紧张。在键盘上敲入自己的准考证号后，她闭上眼睛，轻轻按下了回车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