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专题之：风雨“保送”二十载

作者：Sapientia

前言

　 　原本不想再触及任何有关高考的问题。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已使我的视觉疲惫至于麻木，那些欢喜忧愁的故事，那些心酸的泪水和甜蜜的笑声，那张录取通知书下的汗水和喜悦，仿佛在一个新学期肇始之际，全部化作高考制度下的一张张黑白的“胶片”。这些“胶片”不会随着时间的推荐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因为高考还在继续、人们的讨论还在的进行、一桩桩“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重复。高考之时适值南国的湿热、北方的酷暑，而铺天盖地的高考新闻以及专家咨询建议总让一年之夏变得更加不消停，仿佛这股对于高考火热的激情一定要伴随炎炎夏日烧遍所有信息可以畅通的渠道。说高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我同意；说高考是一个信息高度密集的人际网络，我觉得也没错；如果说高考是中国几十载政治、教育、社会、文学等等的缩影，我认为是再恰当不过了。倘若一位剧作家撰写多幕大场景的话剧或者歌舞剧，把一个个有关高考真实的故事搬上舞台，在灯光变幻和音乐旋律的配合下，我保证演出肯定卖座，而且极有可能产生轰动的社会效应。

　　或许，对于一个有幸经历高考恢复之年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拥有的记忆停留在求学、就业如何从政治身份的垄断过渡到了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决定自己的命运：高考也许不是一剂治疗内心创伤、学业荒废的良药，但如果没有高考的恢复，教育与阶级身份的斗争还将进行下去。而对于中国的八十年代青年来说，除了高考这根总指挥棒之外，保送似乎提供了另外一个晋升高等学府的机会。

保送制度的下行解读

　 　一些学者在评价保送制度时，称其渊源可以上溯到所谓的“工农兵大学”。那是保送制度是以一种身份特权来作为录取标准而出现的。但这种观点却忽视了一个内在逻辑上的不关联：接受中学教育——按照身份录取——接受高等教育。中间以身份来作为取材的标准本身就已经与教育实质脱钩，因而根本就不能称为教育上的保送制度，而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的绝对权力来人为地调整高校的录取。保送制度的真正诞生只能追溯到80年代中旬。那时教育界有一条口号，叫做“高考为主，保送为辅”，其目的是照顾到一些诸如农、林、牧等冷门专业的生源。也就是说，通过豁免一些成绩优秀、综合能力出色学生的高考程序，而让他们直接进入到一些相对比较生僻而有急需人才的专业。从保送制度的初衷来看，除了给予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以直升大学的奖励， 更重要的是兼顾人才的均衡培养。然而问题是，如何评价一些学生为“成绩优秀，综合能力突出”，这样的专业补偿机制真的能够为社会储备足够的优秀人才吗？更棘手的问题是，保送生主要是由中学来组织推荐的，其中是否会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或者因为选拔标准的模糊而导致纠纷？大学给各地区分配保送指标时需要依据那些条件，如果一些地区因为总体保送指标少而生源庞大的话，是否会加剧保送制度下权力腐败的滋生，从而在起始点就背离了保送的初衷？这些问题虽然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而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从解读问题的角度看，阻力相当大。尽管保送制度可以说是依附高考体制下的一种特殊人才选拔机制，但却运用了截然不同的竞争标准和操作程序。概括起来，大致如下：

1. 从2007年教育部公布符合保送条件的六类情况来看，属于政策照顾型的有一类（公安英烈子女），属于竞赛鼓励型的有三类（奥赛获奖选手，竞赛获奖选手和获奖运动员），属于外语特殊录取的有一类（16所享有保送资格的外国语学校），最后是给予特别优秀学生的奖励（省级优秀学生）。

2. 在这四种保送类别中，第三种最有可能成为大众争相攀附的对象，同时也有可能被标贴上“教育特权阶级”的称号。现在全国一共有十六所外国语学校拥有年段20％直接保送录取的资格，但根据目前教育部最新的保送政策来看，所有外国语学校的保送对象大学只能是有限的几所外国语大学或者学院下属的外国语专业。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外国语学校的保送对象大学不仅远远突破了这个政策限制，甚至已经可以将保送的边际延伸到一些非外国语大学或者学院的非外语专业。而且，20％的指标也是一个微妙的数据。各所外国语学校在确定保送名单所采取的标准大相径庭，比如一些外国语学校采取英语和综合能力双标准依次排名，而另一些则采取了英语优先，综合能力其次的原则。其中关于综合能力的评定也存在消极的人为因素可以影响甚至直接控制的空间。所以，所谓20％是否真正是“货真价实”的推荐保送生还需等待深入内部的调查以得出更可靠的样本分析。

3. 从目前报道的几例保送舞弊的案例来分析，第二种和第四种的保送状况让人担忧。一些地区的省级重点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保送名额，不惜采用各种暗箱操作的手段去干涉甚至直接影响各类全国竞赛或者奥赛的结果。虽然奥赛和竞赛获得一等奖的总人数是有限制的，但在各地区的分配上却很灵活。这给不少奥赛、竞赛有传统优势的名校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不知情的大众来说，高保送率加高名校录取率是判断一所省级名校能否晋升为全国名校的指向标。在确保一本线录取率的情况下，提高竞赛、奥赛获奖比率对于那些重点学校有着更加诱人的利益，这不仅意味着优秀生源和师资，同时也是荣誉、声望相继而来的保障。第四种保送类型，即省级优秀学生，自推出以来就是权力和金钱横行的场所。虽然评选优秀学生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实质就是要树立可以参考的典型，将荣誉和光环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但无奈非教育的因素对此类评选要远远大于一个人道德和智力的考核。震惊全国的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评选舞弊案件从侧面诠释了非教育因素如何可以猖獗地控制整个保送的过程。

掌声和梦魇

　 　如果我们从对高考批判的角度来审视保送制度，那么后者几乎可以充当一个高考旁观者的角色。保送不仅意味着远离高三题海战术复习应考的折磨，而且可以在高考前的几个月去充实一下自己的兴趣，满足一下自己因为紧张的高中生活而几乎放弃的诸多愿望。保送背后是一个隐形的荣誉光环，如果一名学生声称自己是通过保送的渠道进入中国的高等学府，那么比起通过高考升学的众多莘莘学子，更多的赞许、羡慕、仰望和钦佩将会投到他的身上。因为，比起高考已经人满为患的许可通道，保送不啻为为少数精英准备的绿色便捷通道。这恰好印证了在中国教育体制下，甚至在我们的学术评价、人才选拔、职称评定中暗流着的一种群体心态：那些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或者荣誉，无论其正当性是否值得质疑，人们通常难以拒绝显露自己仰慕的目光。

　　　然而，当我们向那些享受保送待遇的教育宠儿投以羡慕的目光时，保送制度的公平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保送生。按照教育部现在的保送政策来看，保送生一经大学录取，原则就不允许申请转系。从中国通行的大学教育模式来看，专业教育为主导的烙印是根深蒂固的。对于那些进入心仪专业的保送生来说，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抱怨；但是，我们不得不关注多数的保送生之所以选择保送而非高考的原因。如果他们有机会保送进入一些中国院校排名居上游的大学，他们或许愿意牺牲自己的目标专业而换取一张录取通知书，也就是说，一张上游大学授予的证书要比四年的本科学习更为重要。举个简单的例子，全国16所享有保送资格的外国语学校，按照政策只能保送各所外语院校的外语专业。一些非常稀有的非通用语种专业，如梵语、泰米尔语、豪萨语、捷克语等，如果采取高考录取全部生源的方式，几乎可以断言招生年的录取指标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外国语学校的保送就是针对这些国家可能非常稀缺但又迫切需要人才的“冷门”专业而 设定的。一位外国语学校毕业的优秀高三学生，如果他有机会保送进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缅甸语或者希伯来语专业，一些他不太愿意就读的专业，他会作何感想。当然，如果对于高考有十足的把握，他宁可放弃保送；但假设他对自己的应试能力有些犹豫，觉得按照自己的水平可能无法跨入北大的校门，那他值得为自己的将来作一次妥协吗？

　　　有人可能回应说：保送已经为一部分学生提供了便利，如果他们还能享有与其他高考录取的学生同样的权利，那岂不是有损公平的原则。这种对保送制度的反讽，其实揭示了一个政策下的漏洞：我们如何来看待保送生与其他高考生在教育权利上的差别？教育公平性是否可以应用于录取的方式中？如果我们理解保送是一个权利置换的过程，即得到保送的权利而失去其他一些权利，那我们就需要来衡量这个置换过程所可能产生的利弊。笔者认为，一些人才需求迫切但供需严重不平衡的专业，比如非通用语种的专业，对保送生设定限制属情理之中，否则就可能会出现人才的断档；但是那些相对大众的专业，这些限制就值得商榷。而且，从一些北京的高校实际的操作来看，虽然政策原则上不允许保送生转系，但毫无疑问都存在着匪夷所思的“例外”，比如北京大学保送生申请转系只需过院系领导这道关便与其他转系学生无异。

　　　如果从公平性的角度来说，笔者不认为上述的回应有很大的说服力。从六类保送类型来看，竞赛鼓励型就有三类。我们应当认可那些在高中紧张的学习之余花费巨大精力应对奥赛或者竞赛的学生，尽管一些教育权威人士指责此类奥赛或者竞赛只会助长学生的偏科，但在这种将学科竞赛与保送挂钩的做法没有取消之前，我们难道不能说那些获得全国各类奥赛或者竞赛一等奖的学生不是付出了与高三学生同等或者更多的努力才获得了保送的资格？如果认为这一批保送生因为享受特殊的录取而需给他们设种种限制，那可真是贻笑大方了。

十字路口：存抑或废

　 　湖南隆回一中被曝光的保送丑闻震惊了媒体和大众，也再一次将这个已经伴随中国高考走过二十年的保送制度推到了悬崖边上。如果稍加留意，当隆回一中的事件见诸报端和门户网站，对于保送制度的诟病就层出不穷。教育部对这个事件的第一反应是迅速调整了保送生的录取过程，原本大学给保送生组织的面试或者笔试只是所谓的走过场，现在保送生只拥有参加此类单独考试的权利，把关录取在大学校方。然而，媒体可能不热衷于砖砖瓦瓦的修补，如果取消保送制度，返回高考一统天下的年代，那所有关于保送制度的诟病，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

　　　取消保送固然可以避免保送舞弊的状况，但诚如笔者在上文分析到的，保送毕竟在事实上帮助一些相对冷门专业完成招生任务，并且刺激了一批在理科方面有特殊见长的高中生投身奥赛和竞赛的激烈角逐中。完全取消保送存在事实上的困难。因此，笔者认为，保留全国16所外国语学校的20％保送比例，逐年减少竞赛和奥赛一等奖获奖人数直至与保送脱钩，是可取的方式。至于公安英烈子女和省级优秀学生的保送，笔者以为此种政策恩惠是滋生非教育因素的侵入，并且在缺少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因此应当取消此类保送。此外，由于目前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选拔标准各地截然不同，故很难说选拔结果能让人信服。教育部目前要求16外国语学校保送生选拔的名单必须公布在制定的网站上以示监督，这是第一步，此外笔者认为量化选拔的标准尤为重要。不仅对英语成绩的评定要实行量化，对每一位学生的综合素质评定也 要细致入微。如果可行的话，从高一起，校方就应当在每学期期末在每位学生成绩单后附上保送的积分累积以及年级的排名，透明的量化考核可以让学生坦然地面对保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