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6日星期六

反思的界限 · 与Prof. Ci的一次谈话

作者:Cho

L
为纪念去年春夏Liberal Democracy的美好课堂

A voice said, Look in me the stars
And tell me truly, men of earth,
If all the soul and body scars
Were not too much to pay for birth.

------ Robert Frost, “A Question


时间:2008.4.18. 2:00 p.m. – 6:00 p.m.
地点:Prof.
Jiwei
Ci的办公室
致歉:以下段落凭记忆整合,不免遗漏玑珠、错会师意。

I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说,反思最初是工具性的,是一种危机思维,它并非存在的常态。我们只有在出问题时才会反思,只有在觉得不舒服时才会叩问存在的意义(或者说,这类叩问的姿态本身就仿佛意指:存在有意义吗?存在不会没有意义吧?)。譬如,近代数学由于航海的需求而突飞猛进(Prof. Ci在此处澄清自己只是随手举例,未经推敲)。用海德格尔的例子来说,人使用锤子从事劳动,如果锤子不坏,人是不会想到要去研究锤子的性质的(疑问一:反思与格物是否有区别,即,客观世界和人的自身分别作为认知对象是否不同?显然,人的自身无法彻底对象化、客体化。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既是反思的主体,又是反思的客体。疑问二:人和自己的存在是何关系?锤子的例子令人困惑,如果它可以被理解并转换为存在使用存在从事存在,那么这个例子似乎不如它看上去那么明晰)。因此,人作为反思的存在是变异的,作为生活的存在才是自然的——“为认知而认知的笛卡尔并非人的常态。

然而,反思由危机引发,却不可避免地最终脱离危机、褪下它原初的工具性而成为价值自足的行为(疑问:为何反思并未止于问题的解决?反思被认为具备的所谓工具性和被人们通常称为求知欲好奇心的东西是否矛盾?)。现代学科在高等院校中的存在即反思被常规化后的产物(有否必要区分社科、自然科学及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思考并不等于反思,后者似乎具体指以思考者自身为对象的思考,与内在批判相仿),它们不再依附于解决危机的需求,获得了独立存在的地位。

II

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意义有过相当悲观的描述(对此,Prof. Ci似乎颇不愿提起),他认为人的存在并没有根基,存在的深处是无底的万丈深渊,我们最终必须停止追问,倚赖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或曰传统而得以继续生活——这一使我们得以继续生活的根基无法用理性证明。传统往往被世世代代的人类奉为最珍贵的东西,也许正是因为它让我们在反思至绝处时生活下去。停止反思并非逃避,何时停止是一种智慧(practical wisdom)。因此认知止境即政治止境,反思的界限由公共空间划定。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认识世界是为改造世界(Prof. Ci对于提及马克思似乎颇不好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反思是一种群体行为。亚历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强调公共空间,都是在这一维度内的展开(在此Prof.Ci推荐MaclntyreAfter Virtue)。

人需要对反思这一行为自身进行反思——这一需要来自政治止境、来自公共空间。这一政治(或称伦理)的需要要求我们反思哲学有何价值、反思反思有何价值。没有任何反思可以在坐标缺失的情况下进行,没有任何坐标不是或多或少带有武断(arbitrary)的成分。我们循着坐标缓缓行进——这并不阻碍我们对坐标本身进行反思。最终,它不可能被抛弃,只可能被置换(我们似乎无法穷尽对坐标的认识,更多时候,我们无法清晰地认识到自己遵循的坐标。对坐标认识的清晰性和完整性对反思者来说是一个神话,正如对自我的认识是一个神话——circular & begging the question.这是否意味着,对坐标这一概念的引入毫无意义?)最后,反思者必须止步于某种稳定性,停止追问:当且仅当行至反思的界限时,她成为一介顺民(然而,除僭越外反思并无界限,又或,反思的界限模糊不清,仿佛很遥远,又仿佛近在眼前)。

由于我们总是按照群体或想象的群体模铸自己的行为,行为(包括思考行为)本身具有不可消除的社会性。(行为的动机和结果都具有社会性。当今,资本主义一手扶植一手娇纵的个体性不断蚕食公共空间,使伦理不再可能,也使私人领域伤痕累累、甚至使人无法安然栖于她的身体内。)奴隶制是贵族们的福祉,它使思考衣食无忧、歆享闲暇。在那些时代里,劳动最不光荣。在全民汲汲为生计奔忙的现代社会,在现代化(指功利化)的进程中,人类从由奴隶制支撑的自由王国滑入必然王国,每个人都因她的自由——因被切割均分到每个人手里的那一小块一小块自由——而饱受奴役。(Prof. Ci在此引出阿伦特笔下人的三个条件劳动”(labor)工作”(work)行动”(action)Prof. Ci并未就此深入展开,有兴趣的小朋友们可自行翻阅"The Huma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此外顺带提及的还有哈贝马斯有关公共空间的论述。)

III

反思中浸润着文化特征,它不可避免地总是在时间、传统的维度内进行——作为抽象人的反思因此或多或少总带有具像人的烙印。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自认为站在世界公民的立场上进行反思不免虚妄。

IV

问:对于沉湎于破坏性反思并深刻质疑生产性反思的现代症候,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是否可以穷尽这一冲动?)将事物的原因归结为冲动是解释力匮乏的表现,这就好比是在说:到此为止,多说无益。弗洛伊德所谓死亡驱力,即柏拉图之谓“Thanatus”, 意指一种解离之力,与作为结合之力的爱欲(Eros)相对。我个人对死亡驱力这一颇具修辞意味的称谓颇不以为然:为何不实实在在地称其为解离驱力,而非要冠以死亡这类堂皇之名?为何要将此类冲动归结为与爱欲同等地位的另一原欲,为何不将其看作爱欲受到阻碍后的扭曲形式?(Prof. Ci这一论调无可争辩的饱含政治意蕴。人们不愿承认死亡驱力这一称谓而欲使用解离驱力,因为前者用一种宿命的口吻泄露了人的偏执和无望,后者则用中性的语言掩盖了这一事实——在此我并不讳言,我这样说同样具有政治意味。

V

Something is held (by somebody) to be true. Reflexivity should not be bounded, but it needs to be anchored. We need causality to be the cement of universe. (I shall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question the rhetoric distinction between “bound” and “anchor”, bearing in mind Eliot’s lines: And 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Will be to arrive at where we started/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价值、冲动这类东西往往由各色隐性的预设构成,出于惯性或惰性或需要,我们任由它们指引反思前行。哪怕是在我们自身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必须是在朦胧隐晦中掌控我们的思想活动——一旦我们将其提到意识层面,让它成为思维的对象、变得清晰显白起来,这位昔日的君王就已经失去它曾经掌控的思想王国——它赤身裸体站在法庭上听候审讯,等待朦胧隐晦的宝座上那位篡位者颔首示意思维的大法官所作出的仲裁。

VI

悲观主义是需要自己得出的结论。无论在光明里跳,还是在黑暗里跳,都只有自己知道。

2008年4月21日星期一

关键词之一:火炬

Gill 编



来源:橡树摄影网



quasimodo

长沙的火炬塔建于文革,火的朝向成了大问题,开始设计的火炬是朝北的,有造反派说是倒向苏修,于是设计成朝南,被说成是屈服于苏修;朝西,说是倒向西方,朝东,说是‘西风压倒东风’;没办法,最后只好朝上,被长沙人戏称为大辣椒。





来源:收藏拍卖导报


为表明自己组织的革命性、正确性,有相当多的“文攻武卫”造反派组织,制作生产了形状各异的徽章。。。

图3这枚徽章呈书本形,徽章长度为2.4厘米。徽章的主图是一本展开的书,寓意为“文攻”;书的中间是一支燃烧的火炬,火炬把子是一把尖锐的匕首,寓意为“武卫”,匕首的两侧是“文攻武卫”4个字,点明了徽章的主题;徽章的背面的铭文记录了徽章制作的单位及时间:“苏州工学运动串连会工艺串连会1967.8”。




作者:不详


下面是10年前你的爸爸给你写的一封信。那一年你13岁。

。。。

搬到阿姨家后,我开始走上社会,先是报名参加鲁迅红卫兵团,随后又参加了井冈山红卫兵,后来我和同学毛建等人自己组织了红卫兵先锋1211部队,时值1966年12月11日。我出任浆洗街支队队长,小玉阿姨的丈夫唐老六出任副队长。我的支队有十几二十号人,其中有蹬煤车的煤跛子,拉尿水车的九娃儿,一个以捡骨头为生的叫化子(孤儿)陆老么,还有“牙膏”,“排骨”,“朱老二”,“熊老八”,“火鸡”,“汤圆”等一大群社会最底层的群氓少年。你妈常说我有流氓无产阶级习气,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那时沾染上的。我的支队虽然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却有极强的战斗力,一旦与人交锋,只消我一声呼啸便狼奔彘突蜂涌前行。记得我率队攻打一处保皇派的据点,在成都桓候巷小学,其实我也不知道谁是保皇派,总之看不顺眼的就是保皇派,就要打。那天晚上,我率队潜行至桓候巷小学的教学楼下,一声令下,5、6个灯泡就被我的弹弓队给打灭了,我们一阵呐喊冲上了二楼,对方连神都没回过来便被制服,全部缴械投降。整个行动不到10分钟。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我们进行了好几次,在南郊的城乡结合部名声大噪。俗话说久走夜路必遇鬼,我们也有大倒其霉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鬼使神差地查抄了成都皮革厂火炬造反兵团红卫兵总部。第二天晚上,我们正在队部(队部设在浆洗街小学)回味昨晚的战功时,我们的队部便被两卡车戴藤帽持钢钎的工人团团围住。。。





重庆文革武斗资料汇编

作者:周孜仁


重庆大学在武斗中共死亡二十四人。

按照毛 泽 东的伟大教导:“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这些同学死去的时候,战斗团确实都举行过追悼仪式,尸体下葬时,都向天空鸣了枪,让那时候非常紧缺的子弹炸出惊心动魄的一片乱响,为死者送行。后来,一九六七年大规模武斗结束,还在松林坡上为他们修了一座规模不小的“烈士陵园”。松林坡是学校紧靠嘉陵江的一座山坡,教授住宅区。坡上满是密密的马尾松,山头有一片开阔宁静的草坪,还有小亭一座,灰柱灰瓦,很有些幽情野趣的。假日,共青团员们都喜欢来这儿过组织活动,在霍霍作响的松涛中唱歌,朗诵报刊刚刚发表的抒情长诗。一九六七年秋天,没有死的同学就在草坪中央挖了一个大坑,将被枪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尸体一具具窖下去,埋上黄土,将校园内民主湖周围的石栏杆拆掉,抬上山,为墓地砌了围栏。坟前立了纪念碑,还在进口处竖了很大一面诗屏,诗屏上刻着毛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另外,纪念碑上刻了“革命英雄永垂不朽”的字样,还镌上八一五火炬的图案,和一篇碑文。

2008年4月12日星期六

西藏•火炬•基督徒

作者:石见

发生过和发生着的事,不必再描述。——并不是因为它清晰。其实,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只是评论者对评论者的批评与反击。我只觉得被太多的标语牌挡住了视线。然而我们张望,为的是要看见真相。然而,看到以后打算怎样呢?——审判?(……你也可以叫它"震撼"或"感动"!)

我猜,躺在沙发上的记者们,闭上眼睛,心里几乎已经看到了这张理想的照片:视野里奔跑的队伍中的半个截面,从左到右是:"Free Tibet"的西人,"保卫奥运"的中国留学生,保安人员,奥运火炬手。

左边的两个人,可能此刻根本无法沟通、无法接纳对方,但彼此都怀这一颗炽烈执着的心,努力维护着各自的神圣与尊严。许多时候,这被认为是一种无差别的、人性的高贵。——但真的是这样吗。

多少时候我们振臂一呼、冲冠一怒,为的仅仅是自己选择去相信的一些“事实”。大脑中积攒着从各种媒体中耳闻目见的片断,直到心情从漠不关心转变为“有所触动”。紧随着刹那间触发的情绪,人会用丰富的想象力迅速将整个事情的“真相”描画完全,然后将自己心中的公义之剑举到至高处、一剑劈下去,泾渭分明,云泥立判。

这样的判断,加之荷尔蒙的催化,足以让一个人纵身扑向火炬手。同样,这判断也足以让一个人先向对方施以优雅的尊重,再温婉而明确地陈明自己的立场——这样的礼貌与从容,更反映心中判定的确凿。因为悉心了解事实、潜心思索,一定充满了局促与彷徨、甚至是痛苦;这时间,火炬手和人群早就跑过去了——一个自我实现(或说“表现”)的机会,也随之跑远了。

再回到刚才那幅想象中的照片。我实在相信,若拍摄者想要凸显左面的两人,奥运火炬手完全可能被撇在画面的一侧。没什么稀奇,因为这个1936年才开始被传递的火炬,从来就没有神圣过。可以说,这是人们将美好的理想与盼望安放在一个人造的高台上,用来瞻仰自我的高贵。可以认为,这是人性的一种净化和升华,但恰恰因为那是以人性为根基,一旦人的生存和基本的权利受到威胁时,谁都可以站出来,指着那升华的高贵和赞美高贵的人们责问道:“你们为什么不羞愧!”

许多时候,在一种境地之中,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此刻我们的做法,往往是:无论什么,先做一点——至少表达了一种参与和关注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中,“姿态”未必重要,倒是“表达”的动机,值得再思。

以下才是和基督教信仰有关的。

有人认为基督徒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牺牲品。但如果你了解华人基督徒,你会知道,我们反而常常深陷在民族情结之中。

我不认为,信仰基督可以使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更高明。我的信仰只是告诉我,掌管和判断万事的是上帝,不是我。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不会认为自己无论说什么都站在绝对真理一方(尽管我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那会让人堕入一种自以为是的褊狭。当我看到僧人们过激行为的录像,我不会用他们与基督徒的柔和谦卑做比较——至少当年十字军的作为,丝毫不比任何人更可爱。我们无权用现象来褒贬任何信仰,相反,我们作为今天的基督徒,仍有责任为许多事情道歉——包括历史与现在,是对神也是对人。

然而,对基督徒而言,有一件事情是特别的,那就是祷告。祷告不是无奈中的慰藉,而是基督徒首要的事情。因为基督徒知道向谁呼求,也知道谁是最终的掌权者。我们祷告,并不是要求问现实中哪一方正确、哪一方错误。我们只是求问,我在你永恒的命定中,可以做什么。

这段相传为St Francis的祷词,至今仍为许多基督徒传唱。在我看来它最可贵的地方恰在于,它不是在向人阐明某种立场、显示某种姿态,而是一段在上帝面前心怀歉意却又满有深情和盼望的告白。

Lord, 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Thy peace;
where there is hatred, let me sow love;
where there is injury, pardon;
where there is doubt, faith;
where there is despair, hope;
where there is darkness, light;
and where there is sadness, joy.
O Divine Master,
grant that I may not so much seek to be consoled as to console;
to be understood, as to understand;
to be loved, as to love;
for it is in giving that we receive,
it is in pardoning that we are pardoned,
and it is in dying that we are born to Eternal Life.
Amen.


(这篇文字,正如文中所说,并非要表明某种立场或姿态。作为现代华人基督徒——一个有着相对一致思想的、迅速增长的群体中的一员,我仅是想给不同背景的朋友提供一个“观看”的机会——在众说纷纭中看到“原来还有人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