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Yol
抬头
1 衣（上海2007夏）
2 食（香港2007春）
3 住（上海2007夏）
4 行（贵州2007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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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1 烛光。2006，6
2 宣传。2006冬。
3 爱心。2007，10
4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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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相
1
2 船夫。杭州。2007冬。
3 糖葫芦。天津。
4 捡垃圾。澳门。2007春。
5 清洁工。香港。2006秋。
6 一家人。北京。2007秋。
7
主題：
和諧 - 2006年9月的台北
作者：
Jean
簡單說明：
「群眾性運動」只是不和諧的雜音，而不是公民社會的建構過程?
2006年9月，「紅衫軍倒扁運動」的直接成效雖然並不盡如人意，但卻是公民意識的一次洗禮．在台北街頭，我看見兩鬢斑白的老人家、看見十指相扣的年輕情侶、看見拿XL號T-shirt當連衣裙的小女孩兒......不和諧嗎?他們比著「下台」的手勢面對總統府嗆聲，顯然是很不「和諧」；但是，一切都是有序的，禮讓的，非暴力的，我獨自一人在台北遊歷了八天，並不曾遇上打砸搶的暴民，亦沒有見到坦克車或射向民眾的子彈－－這，難道不是真正的和諧?
1 - 雨夜凱達格蘭
2 - 牽手
3 - 新鮮的一課
4 - 連衣裙
5 - 人民力量
主题：和谐
展示方式：旧浪潮博客
提交方式：
截止日期：
学社成员：2007年12月22日下午六时，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非成员：2007年1月22日下午六时，但鼓励在社员截止时间之前提交，以便统一展出。
其他说明：
1.旧浪潮对所有作品拥有重制权（包括排版，展览，宣传），并不另行酬谢。
2. 为鼓励大家踊跃参加，学社将为每位参加者预备小礼物一份 ^^
此次活动负责人：Scorpion
作者:子忧
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从这篇文章的缘起说起。有一天我在里昂的住所中，愁肠百结。突然，圈圈圈的总编H小姐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叫我就审美与道德做出一些文字来。刚巧我正循着Comprendre Kiekegaard（《理解克尔凯戈尔》），又正买了Ou bien… ou bien（《或此或彼》）还没预热，就满口答应了下来。心里盘算着涂几页文稿纸，折腾出些可以糊弄人的东西来，好有钱回家过年了。
可是光阴荏苒，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我还是什么都没写出来。（其实我还是写了一些邮寄给者夏君过目的，只是后来自己也不忍看下去，就统统撕了。）这个题目看上去人人都可以发些议论的，找一个审美的定义，再找一个道德的定义，扯出一个关系来正反合一下，总结出一点人生体历，抒发出一点老生常谈似乎就完事了。我起初也是想这样蒙混过关的，可是一下笔才发现怎么写都会把自己陷进去，仿佛那审美与道德是八门金锁阵中的“伤”、“死”，没有徐元直指点，再猛的武将也要栽在里面。直到一个月光朗照的夜，我怒了，猛一拍桌子，大吼一声：“为什么偏偏是我，要肩负起这扭转乾坤的重任！”
我自来了高卢，生活就拮据了起来。买桌子的时候，问一个拼命说我是好人的中国人买了个二手的。这一拍，竟然塌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桌子的胶合板裂开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块我每天栖居其上的板，里面藏着一大堆整理得整整齐齐的文稿。我立马取出来要看个究竟，更让我吃惊的是，还是中文的！如此巧合，就好像独自走在撒哈拉中央的行者突然撞见了一个人，竟然还是同乡。自然不能不细细品读了。这些文稿整理之后的结果，就是诸位将会看到的《〈勾引家日记〉读者》，因为这是文稿作者自己定的名字，原题还有一段英文：A Kiekegaard’s Reader。对于我来说，这位作者说出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以及许多我不能言的，作为编者，我且名之为《〈论审美与道德〉前札》。
从原作者的题名里，大家已经看出来了，这是一部读书笔记，所读的也就是《或此或彼》中流传最广的《勾引家日记》。作者当时可能有一个比较可靠的英译本，所以逐字逐句地把这篇日记翻译成了中文。我粗粗地对照了一下Gallimard的法译，作者的功力还是相当了得的。“只是评论很快向我表明它们有两组，还有一种显著的表面差别。”一组写在中国产的26洞活页上，字迹相当模糊，偶尔还有泪痕和血污；另一些写在法国特有的方格纸上，楷体相当端正，但凡删除、添加也遵循一定的格式和法则。内容马上显示出了差别，前一组似乎在说一个故事，由无数故事的片段组成，作者似乎要说些什么，又不敢说。后一组则是一种精读式的注解，颇有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的意味。为了方便起见，我把第一位叫做A，第二位叫做B。
很难想象A和B出自一人之手，尽管他们二人的笔触和知识面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为A似乎是一个颓废潦倒的将死之人了。虽然这个世界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美的，但是这些美只不过是出于他的诗性本质，而反过来而噬咬他原本已经不堪的灵魂。美对于他来说，既是本质的，又是沉重到无法承受的。他用自己的诗性将记忆、自然最后是世界一一划归为审美对象。于是，克尔凯戈尔的每一个句子，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他自己的故事，哦，不，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故事。可是他这个导演又无力驾驭这些它们，他的创造物最后一一反叛，把他折磨地死去活来。B似乎就是一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人了。他用一种学究式的考据对克尔凯戈尔的每一段落加以考评，用康德式的陈冗对一些重要的观点抒发意见，尽管他也写些比较个人的文字。与其说他常常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以圣贤自居，不如说他常常通过仰望这些制高点砥砺自己的内心。然而，A或B却是以同一种进度在读同一个文本，我们有理由担心作者的人格是不是在有丝分裂中。不过，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作为编者，我就说这么多了。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话，留在第二版序中吧。
编者
165年后
凡例：
1、鉴于《勾引家日记》已经有中译了，本书中只摘录原作者划线强调的或予以评论的部分一律用灰色字表示。
2、凡是A的文字，都做“A：……”。同理，B的文字即“B：……”。用宋体表示。
3、凡编者的手记，另行注明。
第一卷文稿
诗人是什么？一个不幸的人，他把极度深沉的痛苦隐藏在自己心里，他双唇的构造竟然使经过它们的叹息和哭泣听起来像美妙的音乐。与他在一起就如与法拉里斯（Phalaris）的铜牛中可怜而不幸的人在一起，他们在文火上慢慢受着酷刑；他们的尖叫声到达不了恐吓他们的暴君的耳里；他们的声音在那暴君听来像是甜蜜的音乐。
A：那时，我瞥见一眼她的日记，发语词也是“诗人”，可是等我们绕欧洲一周之后，还是没能偷看到更多。之后，当有人问我要一个辩论赛辩题的时候，我说：诗贵显白与诗贵隐讳。我不知道她当时在写些什么，只是我觉得这个辩题涉及到的东西会和她所写下的东西有所交集。哎，即便我想说些别的扯开我的思路，我还是想起她的另一部作品了，《诗人何罪之有？》。她像幽灵一样回荡在我的大脑里，和着我们曾经的岁月。那个晚上她一定想我呢！后来，她一不小心，还把我们的订婚戒指落到床底下了呢。她那原本已经深了的夜，就在思念、寻找、焦灼、期待、忐忑和兴奋中被点燃了，点燃的火越烧越旺，越烧越烈，直到把现在的我彻底烧成灰烬。
B：这段文字是《或此或彼》的第一段正文，隶属于《Diapsalmata》，译作“诗篇”是不妥的。只是我的古希腊文字典还没运到。我并没有把诗篇也纳入我的这个写作计划。我只是引用她作为《勾引家日记》的一个序幕。克氏非常有意识地强调，他的《勾引家日记》是作为诗性真实而不是日常记录出现的——如果我们记得诗性真实在修昔底德那里的运用，我们似乎可以猜测，克氏要写的是一部史诗。而在这一视角下，表面纷繁的《或此或彼》有就呈现出了一种惊人的有序性。作为最后现代的文体之一，史诗绝不会拥抱编年体的叙述，荷马把《伊利亚特》都托付给了十年中的几个不连续的几天，又把《奥德赛》交给了十年后的又十年，但是特洛伊战争史却其其中完美地被呈现了。正如索绪尔所说的，语言是时间中线性展开的。文本亦然，我们总是先读一些文字，再读一些文字，我们不可能像欣赏蒙克一样，把荷马在一瞬之间投射到大脑里。这种线性给了文学以空间，欧亨利就是通过在这条锁链上埋设陷阱而获得成功的；可是这种线性又制约又往往让文学感到窒息。在绘画中也是此理，有一天当艺术家厌烦了画布的二维平面之后，立体主义就诞生了。现代作家同样追求一种超越于时间线性的文字表达。艾略特创造“荒原体”，人们说这是一种只能被重读而不能被阅读的文体，因为艾略特要求读者把他的文字在大脑中全面展开，只有这样才可能理解。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荷马所叙述的特洛伊战争，也只有在背熟《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后才会显出端倪。现代的读者可以通过后人编故事集来作弊，可是雅典街头的青年们却要在漫长的吟咏和背诵中慢慢体悟。柏拉图或许是背到最后一行放弃了的人。克尔凯戈尔直接秉承了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写作风格。从某种角度来说，《伊利亚特》就是一部审美者的故事，而由A写成的上卷就是一部《伊利亚特》，阿基琉斯和唐•乔万尼遥向呼应，只是克尔凯戈尔把阿基里斯追求的荣誉、友爱等等浓缩到了唐•乔万尼喜欢的女人上。《奥德赛》则是一部关于家庭、责任和伦理的书了，而这一切标志着道德的崛起。《奥德赛》中唯一可以容忍的放纵是饕餮，而贞节作为美德第一次在弓弦与布杼之间浮现了。因此，《勾引家日记》是克尔凯戈尔的阿基琉斯的绚烂登场，而勾引家的脚后跟，则是感官生活背后的无边空虚。
尽管他的各种经历在体验之后都被记录下来，有时也许是很久之后被记录下来，然而它们常常被描述为似乎是刚刚发生的，具有戏剧般的生动性。（着重为原作者所加，下同——编者）
……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背后，在遥远的背景之中，存在着另一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彼此的关系大致就像剧院中的主要舞台，与有时从背后看去的舞台之间的关系一样。
A：K小姐说我的生活就是在戏剧化的过程中才得以可能的。我是一个编剧，一个想象着，又是这部剧的男主角。我的爱人——本剧的女主角——在第一幕中与我山盟海誓，可是如果就此风平浪静，喜结连理，也就不再是戏剧而是琐事了。情节必须不断展开。生活的戏剧化有助于让我从容面对爱情的种种变故，玩世不恭地说一声，啊，本来就是这样的么！痛苦之极的自保机制。于是，此剧有了第二幕，还会有第三幕，第四幕……直到某个很大的数！第二幕后的每一幕都是以一个男配角的登场为主线的。我对于我的爱情的这种观感可以把未知的未来纳入我的掌控中，帮助我从苦难中走出，成为一个旁观者，尽管是暂时的。由此我不再感到我戴上绿帽子了，我觉得我坐在观众席的中央。这剧最终是要有一个结尾的，我的爱人会回到我的身旁，我们会回到第一幕中的甜蜜，所谓首尾呼应。因此，我所需要做的只有等待，欣赏。有时我甚至开始为下一幕物色一个我以为出色的男配角起来。那时我常常觉得自己过于变态了，不过那还不是最变态的。我甚至想把我的剧导成一部三级片，看女主角和男配角做爱以获得快感。可是那是我的——我的爱人呀！每每，都是一种拥有欲把我的剧场砸烂了，把我的心砸碎了，在我圆形剧场的废墟上，我数着自己的碎片。
B：此段可以为前文观点的佐证。不再赘述。想要补充的是：无论如何，线性阅读依然是唯一可循的道路，也是唯一可以超越语言线性的道路。对于一种模式的超越并不在于对它的放弃，就像对语言局限的超越不在于抛弃语言，而在于对其超越性的使用。超越性永远只在主体之中。阅读的超越性似乎在于主体对于文本的重构上，任何人都看得出，康德主义的滥觞。在康德主义的适当使用中，我们最容易找到对康德的辩护。认识者在这个结构中被读者取代了，读者的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将把文本的意义重建起来，而作者在文本中的本意就是康德以为不可达到的自在之物了。黑格尔、叔本华，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哲学都认为自在之物是一个莫须有的东西，至少应该被抛弃，那就好比说，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在后现代的剃刀下，我们当然可以对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说一声：“你们的原意是一个幻象，我们不可能知道了，重要的只是语境和阅读者的阐释。”换而言之，一切都只是在一个荒诞的结构中繁殖出来的意义而已，符号的盛宴。当然极端者依然可以拥抱这个结论，只是正常人都会认为，作者都是有所想才有所书的，她或他并不是凭空发出一些符号能指，然后让语境或阐释去赋予意义。因此，康德的自在之物就像我现在写作时有所思考一样真实，即自在之物和我思同样真实。
......
(未完待续)
作者：Eason
林茨在《福音谷》里写道，“一百多年前，几个不畏艰险的传教士深入到终日云雾笼罩的横断山区，将信仰的种子播到当地傈僳族人心中。直到今天傈僳人仍然虔诚。 他们在贫困艰难的生活中，感受幸福和宁静，内心充满光明。”傈僳人在信仰中的贫困艰难的生活，也就是被林茨称作“神贫”的生活。
我在维西腊八山小学遇到了一位志愿者William。他属于一个名为香格里拉志愿者组织的团体，已经在腊八山小学服务半年了。他请我回来后在学校里多宣传一下，我后来也写了几篇文章，专门写了一段介绍他所在的组织。他看过文章后立刻说我误会了：他要我宣传的不是他们的组织，而是宣传维西的贫穷状况，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需要关注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决定来这里做志愿工作。
他说出初衷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这都市里已经中毒太深了。我已经失去了分辨轻重的能力，成为了一个市侩。孩子般天真纯全的心，也已经离我远去。而这样的天真纯全，维西的志愿者们让我还看到了他们的坚持。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处在云南西北部的迪庆州。从丽江坐客车到维西需要6个小时，公路时而翻越山巅，时而沿着金沙江蛇行，时而在山腰上盘旋，车窗下就是几百米 的悬崖，令人胆颤。而这样的高山公路，在维西县的弟兄眼里却不值一提。他们眼中的险路，是从维西到德钦的沿江边的高山前进的路。一条滚滚的大江从公路上看 也只是一条线而已，水声从一千多米之下传上来，已经渺不可闻。高山将维西与外界隔绝开来，也阻碍着外界的来访。
清晨，在教堂阁楼打地铺的年轻人下楼来作者: 文远
作者按: 小文所述，皆想当然
1.小引
水平高的人能把复杂深奥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功力不足的人则常常故弄玄虚，连简单的内容也描述得晦涩耸人。学究式的文章看多了，对于领域外的人，总觉得学术不能亲近；对于领域内不同学科的人，也感到学术难以交流。斯诺在《两种文化》中已经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已失去了普通文化的伪装。那些受过我们所知的最强化教育的人已不再能就他们主要关心的知识问题相互交流。这对于我们的创造性、知识，和最重要的正常生活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1]我个人认为，导致这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很大程度上，不必要的术语泛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昨天在和金月学姐谈及时，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想法粗糙，现在作一个细致整理。作为门外汉，自然不可能以语言学的方法深入研究，本文意旨，仅仅是将这个问题重新表述（严格化），使问题本身更加明确。
2.预备解释（为讨论方便作的规定）
（一）术语（terms）
术语往往由本民族的一般词汇（包括一些词素）构成。除了普遍的特征：专业性、科学性、单义性、系统性外，本文给出这样的规定：成为某领域中的术语后，必须与原词的意义部分地或完全地失去了联系，即对于仅仅通晓一般词汇的意义的人，构成了某种程度的理解障碍。
（二）非术语
一般词汇中使用于任何领域总是不失去其原意的子集。非术语的补集是：可用作不同领域中的术语的一般词汇的全体。
（三）定义（definition）的任务
亚里士多德在 《论辩篇》中论述了什么是定义和应该怎样下定义的问题，他把定义规定为“表明事物的本质的短句”。[2]
这里我们把定义看作一个对应过程或对应关系（不是短句），并补充一点，即定义的另一个任务是，对于一个由术语描述的概念，定义它将使之更加清楚和易于理解。
3.问题改写
等价的问题可以是：
a. 术语仅仅是非术语的标记吗？（给出其标记的内容，即可不用术语做到精确叙述）
b. 术语的定义对非术语的集合是封闭的吗？（问题展开中详述）
4.问题展开
最坏的情况是：
考虑可定义概念界中，全体术语构成集合T，定义构成一般词汇到术语的全体映射。
若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元素t1∈T，对于任一定义，t1总是元素t2∈T的像，而t2对于任一定义，总是t1的像，则立即有结论：不用术语的精确叙述不能总是做到。因为有两个术语相互关联，其叙述不可为非术语代替。对于坏的情况，都可归结为：多个术语相互关联。
下面，我们考虑好的情况：
全体非术语构成集合U，若从U中元素出发的有限次映射（定义），其像能成为任一t∈T，这时，我们认为，术语的定义对非术语的集合是封闭的。则立即有结论：不用术语的精确叙述总是可以做到，不论在实际操作中，多么困难。
5.解决思路
关键突破口显然在于映射。我们的定义方式，能够有多大的自由度和弹性？
这应该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从技术上的研究可以列举定义的方式，但终不能穷举，故问题的证明是很困难的。附录中参考有关资料，给出一些定义技术的列举，需要申明的是，这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参考，问题的根本解决，应该有赖于，更原始和基本的定义（作为一种关系）分析研究，以得到更普遍的结论。
附录
定义的不同方式和技术：
a. 词法定义描述一个词或者一个表达的意义，一般一个词法定义提供一个与原词相当的表达。
b. 情境定义也称上下文定义。有些词无法清晰地定义，但可以通过为所有这个词出现的句子提供一个解释来为这个词做一个定义。也就是说通过使用一个不出现这个词的句子来解释这个词在这个句子里的意义。
c. 内涵定义是将一个物件与其它物件之间不同的所有特征列举出来。比如“所有小于20的质数的集合”是一个特定的集合的内涵定义。
d. 外延定义是描述一个概念或者词的外延，即所有这个概念或者词所包含的事务。
e. 列举定义是一个特别的外延定义，它列出一个概念或者词所描写的所有的物件。列举定义只适用于有限集合，而且只有在这个集合比较小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f. 实物定义又称直观释义或实指定义。实物定义是指指定一个词所代表的物件来表达这个词的意思，或者指定数个代表性的物件来表达这个词的意思。
g. 一个量的操作定义是这个量的测量过程。
h. 理论定义是使用一个学科的理论对一个词作一个定义，比如“米是光在真空中在1/299,792,458秒所传播的距离”。这个定义是基于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做出的定义。
i. 本义狭义定义（definition by genus and difference）首先列出一个狭义词的广义词，然后说明这个狭义词与这个广义词中不属于这个狭义词的物件之间的区别。
j. 递归定义又称归纳定义，它是使用有意义的方式用一个词来定义这个词本身。一般来说这样的定义包括两个步骤：首先一个或数个特定的物件属于被定义项的集合X；其次所有与X中的元素有一定关系的物件，而且只有与X中的元素有这个关系的物件也属于X。比如以下为自然数的递归定义：首先1是一个自然数，其次比自然数大1的数也是自然数，所有其它数都不是自然数。在做递归定义时要小心避免循环定义。
k. 循环定义是假设别人已经对被定义项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蛋是鸡生的卵，鸡是从蛋里孵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定义。假如别人即不知道鸡是什么，又不知道蛋是什么的话这个定义毫无用处。
l. 规定性定义又称规创定义或约定定义，是指将一个定义或者讨论的内容规定在一个范围内。比如有人想要解释啤酒是怎样酿的但不知道清酒是不是啤酒的一种。他可以开篇说：“我所说的啤酒仅包括用小麦酿的啤酒。”
m. 厘定性定义是对词法定义添加附加的条件来延伸词法定义中的定义，更加缩小定义的规范。
n. 劝导性定义又名说服性定义，是指将一个词定义为一个特别观点的理由，但却保持了词法定义的形式。
[1] Charles Percy Snow 《再看两种文化》（1963）演讲节录，见上海科技出版社《两种文化》
[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威拉德·冯·奥曼·蒯因认为，出于不同的理由，大多数概念、词汇和词组无法精确地被定义。为方便起见，在本文中，我们只讨论可被定义的概念术语界，并以亚里士多德的标准作为定义的目标之一。
评论
作者:子忧
张怡微小姐的博客中曾经写到一出场景，她怀揣着《长恨歌》厚厚的笔记，从王安忆女士身边走过。或许读哲学的人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吧，我辈无论有多少问题，也不可能到康德先生的办公室敲门了。不过上周我有幸作弊了一下，于是便试着狗尾续貂起来：
文远兄此文以严格地逻辑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即交流的障碍是否来自不必要的术语，即人听不懂的话？
交流的障碍似乎来自近代的学科细分。但是学科的壁垒被学者心中的壁垒加高了无数倍。对于任何一个思想者来说，不被人读懂固然是孤独的，被人读懂又是危险的。理论家以故弄玄虚为能事，深怕别人看懂了，鄙视自己。因此Condillac认为术语泛滥来自于学者的堕落。Paul Valery客气些，他说，哲学呀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把难以捉摸的词组合到一起的艺术。
于是，就有了文远兄的第二个问题，“哲学（文远兄，所指甚广，我的文字里，一律用哲学代替）是否可以用人听得懂的话来讨论？”
这个问题的起源似乎可以推到古埃及与古印度的智者那里。无论是圣书体，还是梵文，貌似对于读者都不是很亲切，因此，按文远兄的定义，最早的思辨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术语。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这时的语言似乎具有社会闭合的作用，但从思想史来说，那时思辨语言本身就是具有神性的，是高于平常大众的理解力的，是掌握在知识贵族或神的选民手里的。在古希腊世界民众与民主崛起之后，赫拉克利特代表了这种上古精神。
在他看来，民众是鼠目寸光而不值得信任的，他们的语言被游吟诗人所污染，也注定他们的理解力，不能超出荷马、赫西俄德的诗篇，而他们的政体，民主，正是这种堕落的知力与堕落的语言的结晶。因此立法必须代替民主。“立法是控制在能够深谋远虑的贵族手里，能够克服群众当下的欲望和激情”。法典是用大众不易于理解的句子写成的，而最终化作命令为群众所知。大众无需也无法理解法典，他们只能遵守命令。这种政治精神融入到哲学写作之中，就有了赫拉克利特吊诡而令人费解的隐喻：“您有办法将阴天变成晴天么？”赫拉克利特的这句“术语”，转化为非术语就是，“我得了水肿，您能帮我看看么？”牛粪最终淹死了哲人，也淹死了上古哲学的贵族语言。
在雅典的理性主义以及其斯多葛门徒的发扬下，语言和思维的一致性得到发扬。斯多葛强调可言说是事物无形的属性之一，与其在空间中占据位置一样根本。因为，普遍可以言说与普遍可以被理解的背后是普遍理性的法则。斯多葛哲人与诗人卢克莱修就认为哲学最终可以也必须让每一个人理解，而媒介则是诗。他写道：医生哄小孩吃药时，就在杯口涂上蜜汁，所以现在我也希望用歌声来把我的哲学阐述，用女神柔美的语调，正好像是把它涂上诗的蜜汁。这段谱系还可以继续考证下去，尤其当启蒙的强光眩晕了原本光明的中世纪。只是限于篇幅，我把它放在另一篇文章里。这里只说，当代谁继承了这个比喻和这种技术呢？齐泽克先生，以及他在南京的中文翻译，吴冠军先生，他们为哲学包上了可读外衣，当读者很“爽”地读着色情的时候，也就把存在性焦虑一并吞下了。
于是，文远的第二个问题最终导向一个根本问题，哲学是否应该用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即，“人听得懂的语言妨碍哲学表达”vs“人听得懂的语言帮助哲学表达”的辩题。
尽管，在语言犬儒看来，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因为术语与非术语只是用相似的模式模铸思维而已。可是事实上，语言决定论却在倒塌。
日常语言的弊端在于其超越性的匮乏，这就是说，读者以为自己明白了，也就不再做进一步反思和思考了。婴儿感到存在的重重压力的时候，他哭了，他的母亲惊恐万状，忧虑万般，把所有可能的原因都在脑中过一遍，并不断向不可能的原因挺进。可是当孩子会开口说，“我饿了！”的时候，他的妈妈不再揣测了，她知道该给他些吃的了，吃饱了就好了。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存在的孤独总是和物质性相联系的，存在的孤独外化在欲望中，妄图在欲望中融化自己。可是在母子关系中，日常语言的第一次出现就扼杀了一种超越性理解的可能，即对于孩子存在性孤独的理解。一切在日常语言中回到了日常轨道，日常琐事的轨道。日常语言是自为存在超越性的杀手。
于是哲学需要把超越性还原给语言，同时把不可理解性还原给语言，于是就有了术语。释家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强调“筏”，不断强调“不住”，“强调一切有相皆是虚妄”，强调“见相非相方见如来”。汉译佛经可谓深得其要，术语“阿褥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为了防止信者执着于语言之相，所以索性来一个不可理解的术语，彻底杜绝信徒简单化地接受与通俗化日常化的理解。海德格尔亦以此为己任，把他核心的概念安置在日常语言的非日常使用中。
思维为语言赋予超越性的过程，也是思维拒绝语言故有模式的过程，即思维对于语言的反抗。诚然思维不能脱离语言，也不可能去除语言的影响，但是思维可以证明其虽然不先于语言，却也不后于语言，而只是高于语言而已。
一块泥巴越是往墙角撞，就越是为墙角所模铸；思维越是撞向语言的墙角或边界，也就越多地留下了语言的烙印。可是思维就是在语言的遍体鳞伤中思其所未思，存在于是才有可能是其所不是，而语言就言说了其所不能言。因此，思维的第一性恰恰体现在被语言的模铸中。就像泥巴最终把自己撞成了墙角的行状，可是我们并不说墙角第一性，撞击才是生生不息的主宰。
回到文远兄的问题，我们与其问：不用术语的精确叙述是否可以做到？不如问，以意诚心正地使用术语是否可以做到？
参考文献：
孙珷（文远）：《不用术语的精确叙述是否总是可以做到？》旧浪潮2007年10月28日由总编Cho发表。
与金月msn聊天纪要
与孙珷（文远）msn聊天纪要
与吴冠军先生季风谈话
张怡微小姐博客
张怡微小姐录徐英瑾先生哲学讲录：古希腊哲学之赫拉克利特
Lefranc, Jean. La métaphysique. Armand Colin. Paris, 1998.
Lévinas. Emmanuel. Le temps et l’autre. PUF. Paris, 1983.
作者：Jean
Claudia是我的意大利同学，她研究中国与印度，我研究中国移民与海外华人，都是要日日看新闻的课题，于是便常在新闻里看出些趣味盎然的差异。她从细处了解中国，我也借机重新审视那些原本湮没在日出日落中的平凡琐事。
今年七月，比利时的新首相闹了大笑话，记者问他比利时国庆的由来，他的答案差之千里；问他比利时国歌歌词，他张口给来了段《马赛曲》。于是，所有比利时媒体都跳了，法国人则兴高采烈地把这条新闻广为传颂。
那天在研究室，跟Claudia聊到这条新闻。她也觉得有点离谱，不过并没有太吃惊，因为她自己也记不住完整的意大利国歌歌词，很多意大利人都记不住，有啥奇怪的？我笑，对她说，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很奇怪啊，我们中学小学十二年，每个礼拜一早上都要全体出席升旗仪式齐唱国歌。现在你就算是半夜突然把我从床上拎起来，随便哪句，给起个头我就能给接着唱下去。
这下子，Claudia终于露出了我期待中的惊诧表情：“什么？每周都要集体升旗唱国歌？”我笑嘻嘻地望着她：“难以想象吧？”——用这种我所熟知的小事让Claudia感到惊讶，是我和她聊天的最大乐趣。她摇头，并且告诉我几年前意大利曾经有过一次关于国歌的争论，焦点是需不需要为国家足球队的队员开设国歌培训课程，因为很多人不能忍受国家队总是夺冠而颁奖的时候队员总是没法跟着音乐完整唱出国歌。不仅在意大利，欧洲的许多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这回轮到我好奇了：不会唱国歌的国民，在欧洲那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发源地，如今是怎样对待他们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呢？Claudia说：“还是有啊，有的地方还挺强烈的，譬如法国．但是……但是他们表达民族主义的方式和中国人不同，嗯，怎么说呢？他们会为法国文化感到很自豪，认为法语最伟大，可是他们不会要求每个人都去唱国歌或者升国旗甚么的……不会为了这些‘国家的象征物’而疯狂吧．在其它国家就更没所谓了。比如说比利时，如果那个家伙不是个政治人物，或者不是准首相，那么他唱错国歌一点也不希罕——因为谁都会唱错啊！”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和国家认同(State Identity)，这两样东西，我们有没有想过它们的区别呢？
Chaney:
缅甸的存在和朝鲜一样，都是冷战时期留下的特定产物。不能说是中国一手造成的，但是和中国有莫大的关系。
我觉得中国政府是这样考虑的。目前中国主要的精力都在抓经济建设上，可能需要打的仗有一场，那就是台湾问题；除此之外，中国不希望有其他地方牵制自己的有限兵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才希望缅甸、朝鲜这样可以拉拢的极权政府的存在。
二 十一世纪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较量，这点可以从美国和中国在满世界找油就可以看出些端倪来。其实相对美国，中国漫长的陆地国境本就是个潜在的威胁，这正是中国 需要扶植亲中国的政党来控制某些国家（尤其是周边）的原因。这种肮脏的手法，美国用过，前苏联用过，无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反对这种处理方式，毕竟那是冷战的思维，所以觉得真正该反对的还是中国政府的支持。至于缅甸军政府，只是中国的傀儡而已，不足为dao。
YoL：
推荐2个录像
A. 《缅甸最新形势与东南亚民主进程》
B. 《缅甸形势对中国未来有何启示》
殷守甫：
“亚洲除了中国（政府）以外，所有国家都支持缅甸人民。”
——梵蒂冈官网，可是很遗憾，这次不是造谣了。
缅甸的背后是中国。
——一个签名的美国少年在bbs上留言，可是很遗憾，我是一个中国X年。
当以西方为首的不少国家借政局频频向缅甸施压之时，鲜有人注意到，缅甸政府正与邻国全力打击边境地区的各种犯罪，其中包括在中缅边境的赌场。
——今日（10月10日）新浪，我说什么呢
军 阀混战的时候，龙云、卢汉有事都是退到缅甸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国境线以外却不是势力范围以外。这样的事情在西方，似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就不常 见了。可是在亚洲的这一端，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还没有来得及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蒋介石同志突然获得了一个职务，中缅印战区总司令。民国报界对此很是看 重，因为在这片西方殖民者的势力范围上，中国领导人再次承担起了区域领袖的责任。蒋介石说：“让中国军队来独立防守缅甸”。知识界又以为民族霸气。于是一 支支英雄的部队出征了。（其中一位随军记者叫黄仁宇，途中写下处女作；其中一位汽车兵叫殷海光，战争结束也没学会开车。）当然后来，中国易帜了。
汤因比戏谑：重要的年代都是连在一起的。58年国民党最后一次大规模支援盘踞缅甸的云南光复军；同年奈温将军崛起，出任看守政府；60年，中缅边境勘界警卫作战展开，人民解放军入缅。61年结束，收兵。62年3月奈温政变，三个月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不远处打响。
伯 里克利不是为了推销自己的整体才把舰队派到Corfu，雅典人已经望见西西里了。国共各自派兵是否也有着伯里克利的计划，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我听人说过一 段“野史”：蒋介石担任中缅印战区司令时就知道了奈温，知道他反共，于是想拉拢他建立反共基地。须知此时国民政府昂山（昂山素季的父亲）已经通过联合国和 美国对台施加压力，要求其撤兵缅北。奈温确实与国民党过从甚密，只是个中细节不得而知。但这个反共分子却是马基雅维里的好学生，最后导向中共，邀解放军入 境，勘界剿匪。奈温是高明的，他在中缅边境问题上拿到了现实的好处，并且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大国。实地，外势通吃，已经是秀策的境界了。
中共这 样选择，有其无奈。但是这却是一个无奈的宏大计划，一言蔽之：夹击印度。中国的智囊们绝不是像我一样意淫，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50年代末，西南边境的 危机也是酝酿已久。1958年，中共在西藏废除农奴制，西藏起事（台湾的说法是，中共在西藏搞“大跃进”），达赖流亡，次年放弃“十七条协议”，开始漫长 的西藏独立斗争，而第一方案，就是正常人类理智都会想到的，借兵印度。当年申包胥这样想于是成功了。到了60年代初，实是多事之秋。外与苏联交恶，内有三 年饥馑。尼赫鲁蠢蠢欲动了。中共要稳定西南，就要联合巴基斯坦，尼泊尔，控制缅北，稳定西藏，如此才能力拒印度。上兵伐谋，其次伐交。那时，中共是没有力 量把大量战略物资运往西南的，只有在当地寻找力量。大唐的策略，苏定方的杰作。于是中共决定选择与这个奈温合作。
62年，反共者奈温开始了缅甸特 色的社会主义，高明的政治家总是见风使舵（据个人考证，这个当地特色最早是法共搞出来的）。如果奈温更加高明，也许我们会像记住穆沙拉夫一样记住他。（经 验统计表明，支持军政府往往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美国支持萨达姆就是一例。中国幸运地遇上了巴基斯坦，已经是奇迹了，于是有了现在奇迹般的中巴合作。事 实上这个国家的民主运动同样声势浩大。只是少了些鲜血，少了些西方记者，而我们也就稍稍淡漠些罢了。）但是88年他失策了。虽然他推出了一个继承者丹瑞。 他们应该知道，要控制政局就不能开选举，既然开选举就必须拿下，既然选举失败，即便改政体、去总理也不应相信暴力。不是因为暴力不善，而是因为暴力给西方 世界以借口。这是政治。我是站在他们的幕僚的角度这样说的。
现在我要回到中国智囊了，因为从前沈丁力先生说，这是中国人的责任。穆沙拉夫刚刚赢 了。似乎中国的这个盟友还能在危机中继续坚挺。只是缅甸岌岌可危了。中国需要缅甸。对于可能的南藏冲突来说，缅北是一个重要屏障和基地。对于未来石油战略 来说，缅甸提供了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可能性。须知，印度的舰队就在安德曼群岛，而缅甸南部领土的延伸环绕着这个岛。中国的舰队总有一天是要进入印度洋 的，因为中国的石油生命线依赖印度洋。于是必须力挺缅甸政局稳定，所谓稳定就是在西藏问题上对达赖的回复：“现状无需改变。”也许这个军政府坚持不了多 久，但是，哪怕坚持到丹瑞政治生命自然结束（再过10年），也就为发展赢得了时间。
可是我也知道，我们今天是作为一个人带着一颗良心来关注缅甸 的，而不是作为一个谋士带着计略来寻找买家的。我们作为一个人能做什么。公共知识分子首先不是收音机知识分子，时刻摘抄正在进行的不公正，也不是作秀知识 分子，对每一不正义表现愤慨。在这一意义上，我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让我的思考我的哲学能替所有人恢复其为人的共有的权利。在具体的态度上，我不得不承认， 我充满犹疑。他国内政在以下情况下应当可以干涉：即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出现的时候。这是沈丁力先生的原话，他还说，有一点，只要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中国 也应该去干涉。只是，好一个“大规模”的限定。似乎生命在数量面前又黯然失色了。
（我的身体在颤抖，我写不下去了，我需要调整和喘息。有机会再续。）
一格：
《煲呔為“民主與文革”論解畫》
http://hk.news.yahoo.com/071012/60/2hhw6.html
guys, please check out this site. Can't believe Donald Tsang said so, but it may also be brought to your salon discussion!
YoL：
回应格格《香港特首就文革和民主的言论道歉》
http://www1.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SinoNews/Hongkong/2007_10_13_14_42_0_957.html
作者：某子
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件事已经想清楚了，知道如何去做，也知道一定要去做，然后就会停一会，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准备没有做，还没有到去做这件事的时候，甚至从情感上反对做这件事的必要性。一般来说我们随后便会等待，一直拖到不得不做的时候。有时这无伤大雅，只是浪费点时间而已，但是在灾难面前，这就是致命的。因为避免灾难的机会只在一瞬间，而且越早越好。这个道理再明显不过了。卡车突然出现并撞过来的时候，你的选择只有迅速反应或者被撞死。许多疾病症状一旦明显到不细心都能注意到的时候，你已经完蛋了。
这里的要点就在于证据足够在理智上说服自己的时候，就要开始行动，当一切迹象都指向某个会发生的灾难的时候，就要开始设法躲避。虽然社会对于“正常”的要求是使人不愿进行紧急的避险行为的一个动机，但是如果要等到证据变得明显，人人都能看到，对此作出反应不会被认为是怪人的时候，危险已经发生了。
有时候我们的借口是思考不够周密，还需要时间考虑。但在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之前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还有多少时间可供考虑？如果有，那么很好，如果没有，那么就要估计自己有多少把握，和采取措施的收益和风险，而不是由于“没想好”这一感觉而白白等待。并不一定要设想周全了才能去做，更何况有时做任何事情都比什么都不做好。在考试的时候，常常第一个想到的答案才是正确的，后来越改越错，后来的反复考虑通常都没有用。
最后是惰性，即使没有社会压力，我们也会倾向于像平日那样生活。早上起来吃饭然后去自修，至少给人以一切都好的感觉。并且，这样生活是安全的，稳定的。就算有什么问题，待着不动总不会有什么问题。假设我早上起来发现外面刮台风下大雨，我就躲在寝室里不动。但是如果是只有行动才是安全的，而坐着不动就会死呢？在地震中有几个人会在第一下震的时候就跑？大多数人在感觉到振动之后总要停一会儿，在缓过神来之后再跑。更有几个人是看到某些震前预兆的时候就跑呢？遗憾的是，正是这少数人才更容易活下来。维持正常的倾向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懒。和日常惯性不同的行为需要不断地做出新的计划和判断，有时这就构成不愿意想和做脱离日常的事情。
对全社会范围的灾难，人们的反应常常更加不足。这多半是因为个人遇到的紧急情况很触动感性的认识，而社会是在噗的一声中毁灭的，预见危险完全取决于分析思考。二战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一开始不过是隔离居住和戴标记而已，但是如果没有预见到集中营的话，那么放弃产业，主动选择流亡国外那么简直就是一个疯子。但是如果坐等周围一片混乱，人们开始大量逃亡，环境直接把感性认识强加给你，什么都来不及了，因为此时已经限制出境了。
好吧，这一堆废话的中心思想是说，时时刻刻都保持清醒，不被感觉所左右尽管很好，但是不可能。虽然，在预见到紧急事件的时候，要特别相信自己的思考，不要被感觉拖慢了行动的步伐。毕竟，灾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以最大灾难为例，人类在这一代上灭绝的概率，根据平庸原理，是四十分之一。
Yol:
Dear wavers,
已经好多天了。缅甸已然成为一方让全世界都揪心的地方。
我每天都在不同的朋友们的博客上看到对那个国度的关注。只是到今天，终于从旧浪潮这一整个礼拜的批判或者说调整中抽离出来的时候，在胡坤那里（也是第一个这样做的waver）看到声援entry的时候，看到格格留言说她和周书正讨论过这件事的时候，才感觉到特别的难过。 "关注现实"的旧浪潮，是不是过于忙于内部批判，而忘了抬头看世界。
旧浪潮强调政治中立，但这已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如同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依然为那些僧侣祷告。
我也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但是似乎我们不应保持沉默，抑或冷漠。
Gill:
thx for the reminder. well...I guess one thing we are in an excellent position to appreciate is, as EU put it, this: "China is the puppet-master of Burma. The Olympics is the only real lever we have to make China act." But bear in mind that EU's interests in Burma are no comparison to those of China.
The source of the statement: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7018285.stm. (Additional comment: Though a piece of journalism it is, i think it nevertheless says a little truth -- about realpolitik, sth much more real than many other politics. And, if i may add, the Good would never profit very much from fighting a plain Evil because it is by nature inclined to fancy that every Evil is as plain as the present one that it recognises so mindlessly and dismisses so effortlessly.)
周书：
可以做的事情还是有的。
http://www.uscampaignforburma.org/index.html
这个网站上的what you can do和student & community action提供了很多灵感。
即便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什么，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事情教育一下自己。
可以以"旧浪潮"的名义群发邮件，鼓励大家到上面那个网站和http://www.actionburma.com签字。
Cho:
Dear All,
I used to favor the Kantian view that, putting aside the intertwined interests embedde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nevolent intervention might seem too demanding a rule for states to comply with. Besides, there is also this no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which turns out to be too popular an excuse for political expediency.
However, the incident of Saffron Revolution is really compelling me to abandon this position. Perhaps the analogy cannot be recklessly drawn from personal autonomy to state sovereignty. One may reasonably retain a libertarian view on individual freedom, whereas in the case of state, which is more a community for its people than an entity in itself, a more paternalistic approach is needed. After all, human right is more justifiable to trump other weighty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real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f we only admit states as actors, we may run the risk of creating an illusion of justice while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conspiracy of some states against their citizens.
But once the precedent has been established, it is also troublesome to notice that, since state sovereignty may be all-or-nothing, the concern for human right is vulnerable to contamination. Not to our surprise, it is already a sadly common phenomenon. Nevertheless, I suppose a paternalistic overreaction always does less harm than an indifferent connivance.
Yol:
十分感谢周书的分享
我自己会尽快整理并发在自己的各个博客/校内/facebook上
建议下次内部沙龙以此为主题
Gill:
looks like I have to make my point a bit more explicit --
1. Wherever ones signs his name, as a protest against the Burmese Government, this is, as a matter of fact, useless. And useless he who signs his name knows it to be. A tyrant as good as any, the Burmese Govt won't care a damn; but it will probably thank you for the reminder of how important it is to wash the blood away asap.
2. There is however one thing that we, Chinese, can do, and that is not entirely hopeless: Protest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hina's interference, if it does interfere, may or may not make a great difference; but surely it is one of the most persuasive intermediater the world is counting upon and, until now, vainly. And indeed, Burma is neither the first nor the last call for China's action: there is the on-going Darfur conflict, in which China is believed to be trading human rights for oil. Not to mention the incidents that are classified as our "internal affairs," only the number of which will make an average Burma campaigner bored.
3. I have no objection to joining a US campaign or whatsoever. But given 1 and 2 above, I would feel most uneasy if I were to channel my protest against the crime to a loudspeaker faraway, abroad, while My Govt at home is aiding the criminal by inaction. Ture, that if we stand up we may make a difference, if only to ourselves. But how we stand up makes a difference also. Standing up against Rangoon, you achieve absolutely nothing. Against Beijing, however, you are still highly likely to lose, but the chance of winning is not zero: Beijing, experienced, and having survived in peace,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its terrified Burmese counterpart; besides, it's a critical time for Beijing to give a positive impression to the world, having regard to the coming Party's Congress and the Olympic games. No matter what the chance, I suggest to you that a consistent campaigner should be against both.
Yet there is also this difference: Standing up against the Burmese Govt we are absolutely safe; while against the Chinese Govt, it seems we'd have to run a certain risk. And this risk I prefer to avoid. Having realised that, I almost cannot, in accusing the principal evil, get rid of the feeling that the decision of letting the accessory walk free is an decision unwittingly, unfortunately, and even ignobly, calculated.
周书：
Ok, i don't see why we always have to complicate what is simple. There are situations where actions might turn out useless, yet the very belief that they are RIGHT should make us feel obliged to do something.
Clarifications:
1. the reason why i put down the us campaign website here is simply because i haven't found any other campaign sites online except a British one
2. the overseas campaigns at the present stage are indeed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ther than 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test, i don't know how we can pressure our gov. through domestic politics
To be honest, already angry with my own powerlessness, seeing people talk and talk without coming down to the practical only made me angrier. And do we really have to use English among us? Especially with such long paragraphs, is it just me or this at least to some degree looks alienating and condescending?
Gill and Cho, I have to apologize for my fury. You know I mean no harm. I'm sorry if my words seem too strong. I just feel obliged to speak out my true feelings. And for others, I won't write to you in English again I promise.
Gill:
be calm, Miss Zhou
And may you grant me the opportunity to repeat myself: Nowhere did I suggest that one shouldn't do anything (especially when the "RIGHT" KIND of things to do becomes so obvious); nor that one should not "feel obliged" to do so -- let alone by reason of uselessness! I said this, that I myself feel uneasy, and just this, without implying anyone else does, or should, feel the same way.
To make myself understood I perhaps have to draw a distinction, which I hope you will see in the following (though, in order to make it sharp, the difference is inevitably exaggerated a bit): All that I'm unhappy about the campaigns of the "humanitarian" kind is that they do more good to the campaigners than to their objects; that apart from providing the strong conscience (by which I mean the conscience that is simply offended rather than feeling obliged to be so) with a means to cry out its anger, they also lend to a weak conscience (which feels it should, and hence pretends to be more concerned than it really is) the comfort that "After all I have done something," which it is not, in my opinion, entitled to.
So, if I'm complicating what you believe to be simple, this is because a weak conscience is usually more complicated than a strong one. And also because human suffering is such a mirror that if an underground man peers into it he will see not the splendor of humanitarianism but the shabbiness of a human being, of he himself. The strong conscience I have always admired (and I guess you've probably got one); but as for the weak ones like mine, I'm prepared to deprive them of all their comfort.
Then why writing in English? Well, why not -- for its subordinate clauses that can be as convoluted as one's feelings, for the extra effort one has to make in composing even a single sentence by which process one sharpens one's thoughts, for the smaller risk one runs of sacrificing logic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to aesthetic concerns, for all these that are conducive to my present purpose? To the charge of condescension I plead not guilty.
Lastly, I wonder why you addressed your apology to "Gill and Cho"; obviously Cho is on your side. I like strong words, btw.
Sapientia:
Sorry for being absent from the discussion for couples of weeks. Well, I do think Burma demonstration is caused by non-political factors but turns out to be politics-oriented. For the countries like Burma where politics, if we understand it as participation of public affairs, is purposely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 public, discontent for non-political stuff might be good channel for the public, or the monasteries in Burma to demand beyond what they can expect from the ruling leadership.
the outbreak of mass demonstration in Burma has caused 200 casualties and it seems more strict order to strike down the protest is en route. Yol said Burma's event has gone beyond a political matter and could be transformed to a talk of what we must hold for truth. This seems to me so far still uncertain, and therefore I suggest we continue to keep an eye on the development of Burma's demonstration. Our talk over the issue could be the best way to show our concern.
Sapientia:
[To Cho:]
Your comment inspires me of the talk between moral relativism and objectivism. if we hold a libertarian position and claim for state non-interference with private area, surely we assume there is a place that we call private area where state influence must be mitigated to the least level, and this private area might include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citizens that are or are not prescribed in the state constitution.
Moral relativism would say: wait a minute, you are too quick to assume this private area is a matter of fact in every society, though I will pay respect to the society where this private area is very much under respect by the state's sovereignty. Moral relativism reject any truth-value statements of moral judgment, for them it is not meaningful to talk about whether abortion is right or wrong objectively. they tends to believe moral judgment is very much regional or agent determined. An possible objection to moral relativism would be moral skepticism, which criticize there is no talk of moral truth in relativist position. Potentially, moral relativism would be challenged for indifference or incapacity to reprimand holocaust or great artificial famine. I used to prove that neither tolerance nor interference is justifiable according to the moral relativism.
So, a moral relativist might be rather withdrawn from emotive condemnation of mass crackdown of demonstration in Burma: I understand Burma's people demand for democracy and respect the choice made by the protesters.
How about moral objectivism? Might be better in case of Burma demonstration. They might argue some moral statement such as "human right is intuitively needed by a rational citizen" or "crackdown is by no means justifiable". the problem with moral objectivism is the question of normatively, since every objective statement of morality always assume some kinds of normative value are more desirable or acceptable, so it is crucial to know where these favored norms come from and why they are more superior than others. Can we find consistence among all of those normative values? If yes, what makes them consistent? If not, how we can be sure any statement of morality is objective?
The reason of human right abuse is what we think justifiable for interference with Burma's crisis, and personally, if I do not confuse myself with those philosophical talk, I think we can do something to show our concern, such as what Yol has suggested. I do not mean to challenge any of your argument, this is merely a bit of reflection.
刘畅：
各位：
大家的意见有的让我大受启发，有的让我迷惑不明。所以，在Yol的提议下，我有在READING WEEK其中（最好是靠前）的某日为此开一个沙龙交流的打算，主题、地点、时间一切待定。期待大家回复发表意见，最终完善我们的沙龙规划：）
以下是我希望在沙龙中涉及的内容：
"知识窗"（实在不知怎么归纳，想了个这词儿）
1、关于缅甸本身，我希望在这方面有了解和认识的同学做一个"常识性普及"教育。这个本身，包括缅甸最近一百年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变迁史。——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分析问题很有必要。补充谈了解和认识。
2、谈谈我们所了解亚洲相关国家和相似国家的民生、政治和人权状况，说说他们的潜在问题，他们是否也存在发生这样事情的可能性，例如柬埔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等等等。
"我们"
1、关于我们的国家的态度，看法。关于人权和主权、大国外交伦理的问题。
2、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行动声援。。。因为我目前只想到AWARENESS，所以才想了"知识窗"。
"文化"
受《明报》启发，它对僧人为什么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角做了分析，引出了"入世僧人"的概念，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宽范一点就是处于社会不同角色的人以如何不同的姿态为民生争取普世价值的问题。从僧人的举动,联系到当年甘地在印度有印度教哲学风采的不抵抗运动,联系到中国古代的士文化和出世文化(老庄等人.不知道我是不是曲解了 )....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现实的.这个话题,有助于让一些觉得自己"不关心政治"的人参与起来,发挥作用。
我本人希望这是一个发于缅甸而不拘泥于缅甸的沙龙，它可以带给我们的除了愤慨和谴责，还可以是思考分析得到的血淋淋的现实和认识，也可能是希望和乐观的发现。因此，我希望它是开放式的，可以信马由缰地乱侃。
我也希望它是一个出于声援而不仅是声援的沙龙，因为这样的事今天可能在这个国家发生，也随时可能在具备同样情况下的任何地方发生。我不知道"知道"可以帮些什么，只是希望我能睁着眼睛面对。
以上是我初步的想法，随时接受指正、删减和添加。然而面对的问题是：沙龙的话题可能沉闷而枯燥，而我不希望愤懑成为人们参加沙龙的动力。而沙龙的形式、分工都还需要大家的建议。
Gill:
我欣赏守甫的坦率，我觉得我应当回报以同样的坦率。
但我也许不能像他那样，不失礼貌地做到这一点。
守甫觉得旧浪潮太社会了——无论褒贬，我以为这都是太抬举旧浪潮了。事实上，或至少在我的估计中，旧浪潮成员中社会化不彻底的、问题青年的、乃至perverts的比率，都远远高于普通人群。如果没有人认领这些头衔，我自己可以先领一个（但我不透露具体是哪一个）。
大概是因为我没有圈经验的关系，旧浪潮的机械特征给我的感觉是，与其说它们窒息了组织的真正意义（这组织有什么意义——这问题我们是不是以后再谈？），不如说它们为我提供了一串平庸的托词，一处不起眼的隐蔽场所——而这正是我需要的。聪明人是不怕犯错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聪明人的错误是我们可以继承的唯一遗产。但我犯的错误就没有这样的价值；而如果我还要像当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拿它去（哪怕只在旧浪潮）发表，那就更糟。可是，出于种种个人动机，出于种种个人的obsession（统统和人类幸福无关，哪怕看上去如此），我还是想写，想发，而这里就有章程与罚款的意义：我对人对己都可以声称这是我为了避免罚款，或者说为了尽到责任，而写的。又比如当编委会通过某个由我提出、而将来被证明为十分愚蠢的决议时，投票程序也多少可以分担我的惭愧。我完全同意浮云说的，思想害怕没有载体，我想补充说，思想也害怕没有借口。
如果只把行政事物视为外在于机构本质的、本质的对立物，那么以上是不可理解的。但即便从这种二分的视角看行政事物，我也并不觉得反感。毕竟，几个贫乏的青年坐在一起，除了对形式进行事务性的商榷，还能干些什么呢？真正的劳动永远是独立进行的。即便在圈里，我猜也是一样。
我要说，我觉得旧浪潮本质上是个头脑疗养院之类的场所。我并不反对扩大它的服务范围（比如，向更多的人提供救国感）。但事实总是，欲求少的人容易满足，梦想多的人容易失望。
最后要替某子申辩一句：他说的纯善只是针对有组织有纪律的疗养院，不是针对有组织无纪律的疗养院。
Yol:
看来，论坛是确实可以搞起来了 ~
昨天在上课的时候，Cho 追问我这个所谓的"主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让我很苦恼。
大抵，我个人是行动性的生物，即使对待自身事务也是如此。我缺少对事务的哲学性的思考，这样的讨论，于我来说，太难了。我所能做得，或许只是在论坛结束之后，在行动上，转个弯。
我只想澄清一点，旧浪潮并没有社团化，至少现在还没有，在我这个学期暂时还担当"主席"之名的时候，也没有。我在那个我们开会开到凌晨两三点的KKL楼，就已经说过，急于扩大并不是我的想法（以个人野心来冒充组织命运也是一件极为愚蠢的事情）。只是一个平台的搭建，需要几个建筑工人，而这些工人也需要适当的换血。而当我置身这些建筑工人的工作过程的时候，我更享受的，是机械的间隙，一些机灵或者傻气的倾谈与吵闹。
化之：
看完守甫的文字，我不禁想起了周书姐姐在旧浪潮出生前写的一封群邮。当时关于是否要办、办一个怎么样的博客有第一次大论争。承蒙周书姐姐厚意，以文化研究的眼光同我说“这段文字由你处置吧，反正文字写出来以后就再也不属于作者，况且我根本不记得自己写的啥了”，故得摘录如下，并由我对文字进行加粗强调：
亲爱的朋友们，
首先要说的，是真的很开心可以认识你们，跟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让我感到幸福。其实我是很希望成为自己印象中的那个沙龙女主人的，那个总是笑吟吟地坐在一旁，数着眼前风流人物的姑娘 :)
至于我们密谋策划的这件事，我有几点需要声明一下。
1）我可能给了你们一种错觉，就是我对此事很积极，当大家需要有人去完成一些事务性的琐碎工作时我总是自告奋勇。是的，我有相对较多的空闲时间，我并不是一定要用这些时间来看电影的，所以贡献一点于我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在最大的问题，即我们到底要不要办这个 blog/杂志的问题上，我记得我是没有明确表态过的。格格有时以我们二人的名义讲话，这样的时候我一般都保持沉默。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一切都说不上是赞同还是反对，对我个人而言，这件事可有可无。有的话生活多一点热闹，没有的话也无所谓。我不需要从中获得成就感，我只是觉得如果大家最后的决定是去做，那我就尽可能的提供便利和帮助。
2）那么假如我们去做这个博客，该怎么做？在内容和方向的问题上我好像也没有明确表过态，现在明确一下。
一方面，我认为办守甫所谓的"学刊"意义不大。对专业学术问题感兴趣，能看懂，愿意看下去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如果做了以后没有人看，不如把讨论、争鸣和与之相关的所有思维乐趣变成私事，几个人坐在一起交流便是了。如果期待读者，而不仅仅是赞叹（"XXX们好牛X啊，都出了杂志了，OH YEAH~"），就不应该把公共媒介做成一个小圈子里的事情，就不能探讨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要以一个青年学人的眼光介入公共话题的讨论。
另一方面，我从不认为我们作为本科生的使命是去写深刻的有见地的文章。能写出来固然好得很，但也无须强求，重要的是要保有一种情怀，一种热忱，一种积极的态度，一种独立、理性的精神立场，和一颗懂得理解和同情的心。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在学术的海洋里 自娱自乐根本就不是我现在及以后想做的事情。我想做的，是去鼓励、号召更多的年轻人来正视他们肩头的责任，让他们和我们一样去看，去想，去为这个社会付出，而不仅仅只沉浸在自己安逸的生活里（学术也是种安逸的生活）。所以内容在我看来并不重要，只要作者确是在用力用心。我希望传达给身边同龄人的讯息就是，观察、思考、批评并不只是专家学者的事，你不能以你水平不够为理由来推卸责任，同样谁也不能因为你想的不够深，写的不够好就剥夺你关注和思考的权利。
[…… ]
周书
07年2 月24日
某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声音，但是我作为个人不喜欢这个观点。从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标准近乎对纯善的要求了。实际上非政治化当然好，非事务性当然好。但是要紧的是如何从组织上减轻事务性工作的的压力，但这篇文章的调子像是把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也当作事务性的工作给贬斥了。
Cho:
应执编大人的要求，我尝试clarify了一下旧浪潮和圈的关系，大致如下（敬请大家补充或指正）
如果说旧浪潮是一个非政府组织，那圈圈圈就根本是一个非组织。如果说旧浪潮还将自身作为其众多目的之一，那圈圈圈就纯粹是一个手段，一个场所，一个载体。或者这样说似乎更为公道：旧浪潮的意义之一在于它的形式，圈圈圈则除意义外别无它物。如果某一天，意义选择离开这两个地方，独自上路，那么圈圈圈作为一个名词会自动取消自己，而旧浪潮则可能看上去象以往一样继续自我运转。
[Cho又在某处同我说：旧浪潮和圈圈圈，两者是对比。基本上，原文第一自然段说的是旧浪潮，第二自然段说的是圈圈圈。——编者注]
[圈圈圈是一部分香港大学本科生，于05-06学年在复旦大学委培期间形成的。Cho、殷守甫和王沁等系圈内人。——编者注]
殷守甫：
话到这份上了，再保持沉默未免故作矜持。
[化之]说要介绍圈，Cho说要大家补充，我就狗尾续貂了。
某子说，近乎纯善的要求了。大概是他没有圈过的缘故吧。就好比蜩与学鸠跟鲲鹏说，你讲的那个地方近乎无穷大了，那是因为它们没有到过北冥。
我突然想对某子说，我这样回答太邪恶了、太挑衅了，其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写下这么粗鲁的句子来。我这样写，只是因为在“圈”的时候我就是这样邪恶，这样挑衅，其实不过是这样直白，这样乏于修饰。因为大家都是自家人，大家都只是随意而已，大家都不考虑自己的言论是否会被人鄙视、自己所说的是否合乎礼仪，大家只说自己的想法、只倾诉自己的伤悲、只分享自己收获和的喜悦。所以PZ说，圈是私人聊天，有组织有预谋的私人聊天而已。当然圈也有问题，我记得圈最大的一次危机是大家发现没话说了，呆在一起时间太长了，再也不要看彼此的文章和博客了，因为差不多都知道了。于是大家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国学老先生讲的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大家所做的唯一调整就是减少频率，提高效率，各自回去看会儿书，再回来交流。可当我搁下福柯的长卷时候，不想一切已成追忆。
浮云的话，让我想到了草的顽固。草是谁？一个我几乎都要崇拜了的至今不肯接受语言第一性的人（顺便借这个机会告诉PZ，草，王沁和Cho，我又放弃这个观点了）。那时我们碰头，没日没夜地讨论这个问题，直到大家都烦死了，看到草就不让他说话。那时很多问题，虽然没有结果，虽然幼稚，虽然在诸位看来是很傻很傻的，但是却能够做到充分呈现每个人的论证和诡辩，意见和理路，坚信与犹疑——因为大家都反复推敲过很久了。那时觉得只能止步于此着实遗憾，现在却觉得当时已是美轮美奂了。此外，在圈的时候，大家喜用生活的语言讨论学术，因为那避免了修饰，避免了学究，最重要的是，去除了成熟的学术语言对自己幼稚的学术思想的保护，把自己傻傻得想法就其本来呈现（王沁在时，大家喜言上海话，谈玄理如茶余饭后之闲谈）；相反大家说生活的时候，却喜用学术语言，因为总是那些词冒出来，那些词对我们来说太亲切了、太熟悉了，就像我们身边的日常词汇（rong[同学说了一个单词]我不解，王沁解释道“广延性”，我大悟）。浮云的话充满哲理，但我更喜欢陈汉生老师（Chad Hansen）的话（今年谁去听他的课呀，告诉我一声！），“有一天，我们用语言自由的交流”——那时候，我就想起了圈。
但圈在一年的旅程里，表面上是越来越不intellectual越来越不学术了，但是越来越个人，越来越情感，越来越深入到每个人最无助的彷徨，最声嘶力竭的呐喊，最无法忍受的、内心最底层的伤与痛。不过简而言之，大家本着一颗自然所赋予的本心而已。再没有其他了。大家也组织活动，组织文化节，搞子非鱼（论坛名——编者注），出文集，当然大家也集体YY（把文集出成四库体，真是够自我麻醉了的）。圈根本不用甚么委员会，甚么编委或是组织人员，每个人自然地各司其职而已。那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东西不是主席，是彻底的信任，借草的表达就是氤氲天使自然而然所成之。圈人做事从来不是一个树状图的管理，而总是一个在旋转中的圈。每个人都是完全独立的，却又是一个圈的一部分（真可恶诶，我想到转法轮了！）。
旧浪潮对我来说太社会了，当然根本上是我个人太不社会了。（我这两天，置房间、买家具，已经吃足了不社会的亏。可是我还是觉得，本于本心就好，不必过于程式，过于高明。）我尤其要对周书姐姐，一格姐姐，以及我的好邻居[石见]同学道声抱歉，不能对旧浪潮有所贡献。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它会有章程，会有发文章的要求，会有罚款，甚至会有编委！我实在认为编委是一种很奇特的东西，我最初以为只是把大家的文章编辑为统一格式的人，后来发现，我太幼稚了。原来编委有这么多权利和义务，要经过这么多程序。说实话，我认为这是因为，大家能力太强了，而香港这个文化沙漠又不能给我们中某些人充分的机会，于是烹小鲜若治大国。如果大家在这里演习未来中国组织模式的典范，那么我真诚地期待，未来中国能走上这样一条民主而法制的道路（其实我并不这样期待，这里就不争论了，顺从当下语境吧）。就像在上林苑里打算跟着汉武帝打猎的大汉小将们都是在演习对抗匈奴，这个时候，真的要打猎的人，还是回到山林里去好。
现在旧浪潮要扩大，要社团化，要补充新鲜血液（听说而已，如果不是，请忽略）。其实在香港，但凡有想法的人，都会来投奔的，根本不需要甚么宣传，口耳相传就够了；没甚么想法的人，当然来了，也是和我一样再离开，偶尔跟大家打声招呼罢了。我从不怀疑旧浪潮最终会成功，就像特尔斐神庙两千多年前泄漏的天机：那拯救自己的人也将拯救城邦。
以上其实是我，一个被圈宠坏了的人面对圈外世界的一些怅惘和劳骚，真不好意思，借着介绍圈圈圈的机会一并托出来了。实在抱歉，让看到这里的诸位中了特洛伊木马计。平时实在没机会，新的编委要么不熟、不了解，要么太熟到连新近的文章都看不懂了。相信大家会原谅一个在高卢战场上，饱受追忆、伤逝、思念还有鸟语折磨的疯子的呓语。
请继续阅读：<旧浪潮论坛之：关于旧浪潮的“内在批判”(三)>
化之：
以下<内在批判>一文原载于Cho的个人博客。我个人从两个角度来读这篇文章。一是文本本身的奥妙。以我之愚，看了好几遍才“看明白大意”。当然，引号部分是自以为是的——因为我后来每读一遍，便重新另“自以为”一番，喜悦一番。此外，这篇文章即便脱离“旧浪潮”或者“圈圈圈”的语境或背景，也有文本自足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命运的哲理性思考与关怀。第二个角度则是作者对旧浪潮组织风格的意见。一开始的文章和评论本身虽然看起来玄妙，但随着此文所引发讨论的展开，和Cho应我之请，为正式转载此处而现身附加说明，各方玄妙文字背后的意见倒也可谓清晰易晓。各方对同一问题，立场各异，十分有趣。而讨论之坦诚、激烈也是令我惊讶。所以，读者您也大可不必因文字的玄奥而踟蹰不前。不论如何，希望这次论坛本身，可以给您带来独特的阅读的体验……
作者：Cho
旧浪潮的例会很奇特。一群（其实也就四五个）文艺（热血？）青年就原先他们投注激情的事物之形式进行着完全是事务性的商榷。宣传、财政、技术的纠缠竟使原本那团刚出生的滚烫的理想遭遇贫血：它拖着苍白的躯体在“社团化”（在此特指官僚机构在高等院校的缩影）的道路上蹒跚前行。这一现象的出现甚至是令人惊异多过让人扼腕的：一个思想的载体竟然允许自己迅速变异为行动的追随者，并以这种拖累为己任而为此孜孜描画一个华美的壳。我们大概不难想象这样一幅图景（仿佛是萨尔瓦多·达利的手笔）：一个美丽的洋葱，周身插着管子，向内输送着不知是鲜血（或曾经是鲜血？）还是这个世界普遍流通的工业废血。洋葱还在焦急地（或是快乐地？）寻找着输血管道，但倘若您鼓起勇气穿过那片片层层的辛辣，想去追索一个甜美辉煌的心脏，您将发现——诚如您费劲气力剥完任何一个洋葱时所发现的——空无。
当然，这么说实在还是有失公允的：您知道的，梦想家们最憎恶的就是行政人员——这些不合群的青年不想在妥协（这个词语通常与另一个被称为“现实”的词语一起使用，而后者的含义实在是因人而异的）中慢慢死去。换句话说，她们活在自己的梦境里，这些梦境自我繁殖，无穷无尽，包含着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过于完美的世界图式恋。这些任性的孩子们制造并沉醉在自我观照的审美状态，美其名曰纯粹的思想交流——啊，其实那思想的交锋不外乎是一面迅速旋转的镜子，每个人都努力从中照见自己罢了。可是，人毕竟在这场自恋的游戏里观赏到了每个参与者汲汲于呈现的最美丽的面容，它们或多或少都闪耀着些许智性的光芒。甚至于，有时我们似乎真能瞥见雅典娜的影一掠而过，侧身闪进某对最明亮的眼眸中。一个思想者很有可能的确一事无成，一个行动者则可能最终发现她办糟了每一件事。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教授在《什么是人文主义》（‘What is Humanism’）中论及美国教育勤于行而钝于思（他援引了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的话：“无数设备的投入，大量研究工作的匆忙上马，很可能导致我们逃避与忽视真正的劳动、真正的思想劳动”），而这一现象显然并不限于盎格鲁——美立坚，也不限于教育：“思考”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全面下架的滞销货品。
然而，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感叹世风不古，也无须将自己卷入有关思与行的无谓的气质性争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在上帝已死的当代尤其如此。需要追问的是，为何人乐于建构生存的框架，却惮于触碰生存的本质？我想，当生存的框架被现代社会建构得已无本质的栖身之所，人便不得不一点一点学着让自己进化为不需要本质的存在物。自此，本质——这位被流放者对于现代人来说成了一个异常危险的陷阱，追随它即意味着自我放逐。
浮云:
还没有组织好语言，先随便说一点题外话。
智慧存在的基本形式大约基于“本质”的模糊，从柏拉图开始的西方哲学的讨论，始终都是在“本质”模糊的情况下进行的。以至于后来“文本之外再无他物”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都精巧地利用了“本质”的模糊来确认立论的分野。
思想害怕没有载体更甚于载体害怕没有思想。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反过来。这本身就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表达思想的困惑在于，表达至于思想一词，在语言上过于强大，而在实践上却过于孱弱。思想被动地依附于强势的语言，却发现后者并非那么牢靠。以此可以推及其他的情形。
化之：
第一部分先到此为止吧！各位不妨思忖二日，我会稍候再贴上后来的评论。
请继续阅读：<旧浪潮论坛之：关于旧浪潮的“内在批判”(二)>
约瑟夫·布罗茨基
The Condition We Call Exile
译者：Gill
当我们聚集在这里，在这十二月寒冷的夜晚，在这间照明完善、体面诱人的房间里，谈论流亡作家的苦难的时候，且让我们暂停一分钟，来想想那些——可以说很自然地——没能走进这个房间的人们。让我们想一想，比如，那些正徘徊在西德街头，对周遭现实茫然无知或无限嫉妒的土耳其Gastarbeiters[2]。或者，让我们想想那些正在公海上漂泊的，或已在澳洲腹地某处落脚的越南船民[3]。让我们想想，那些躲过边境巡逻，从南加洲的深沟险壑里爬上美国领土的墨西哥苦力。想一想那些在沙特或科威特成批登陆的巴基斯坦人，流油而富的当地人所不屑的下贱工作，他们群起而争之。想一想那些逃避饥荒，长途跋涉，穿越不毛而涌入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人——或者是相反，涌入索马里的埃塞俄比亚人？行了，我们可以到此为止，因为一分钟的想像时间已经过去了，尽管这个单子还可以加长很多很多。没有人统计过这些人的数目，将来也没有人——包括联合国的救援机构在内——会去统计：他们成千上万，无法统计，他们组成了所谓的——由于缺乏更好的字眼或更多的同情——移民。
无论这一现象最贴切的名字叫什么，无论这些人出于何种动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也无论他们对他们所抛弃和加入的社会将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他们的存在，使我们很难再煞有介事地谈论什么流亡作家的苦难。
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谈；而这不仅仅是因为文人，就跟穷人一样，向来要自求多福。更主要地，这是出于一个古老的、然而大概也是毫无根据的信念：假使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多读一些好书，那些迫使千百万人背井离乡的错误与灾难便可以有所减少。既然我们对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希望几乎无处安放，而一切其他努力又似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失败告终——既然是这样，我们便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相信，文学是社会拥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是对以邻为壑（dog-eat-dog）之法则的永不失效的拮抗，也是对任何一种推土机式、一刀切式方案的最有力反驳——如果必须给一个理由的话，这理由便是，因为人类的多样性恰恰是文学的存在理由和全部内容。我们不得不谈，因为我们不得不坚持，在展示人性的微妙这一点上，文学无疑是比任何教义和信条都更伟大的、最伟大的教师；也因为，一个社会若是干预文学的自然存在，妨碍人们从文学中获得教益，则它必然会降低自身的潜能，放慢进化的步伐，或许，最终还将危及它自身的稳固。而如果谈论它意味着我们必须自言自语，那或许反倒更好——并非对于我们自己，而是对于文学。
无论流亡作家他本人乐意于否，Gastarbeiters或任何一拨难民都等于是拔掉了他翻领上的鲜花。背井离乡与错投他乡在本世纪都是家常便饭。而我们的流亡作家跟Gastarbeiter或政治难民的共同之处在于，两种人都是逃离较坏的地方，奔向较好的地方。而关于这件事情的真理是，亡出于独裁的人只能够流向民主。要知道，老流亡现也是今非昔比，它不再是离开文明的罗马而前往野蛮的萨尔马提亚，也不是把一个人从，比如说，保加利亚，打发到中国。现代流亡中所发生的，一般说来，是从一潭政治经济的死水转移到一个工业上发达而嘴皮上挂着有关个人自由的最新结论的社会。而另外必须补充的则是，对于一个流亡作家来说，选择这条道路在很多方面都像是重归故里——某个理想一路激励着他，而向着那一理想之所在，他又走近了一步。
如果把流亡作家的生活按体裁归类，那么它必然属于悲喜剧。因为先前有过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对民主制度在社会上和物质上的优越性的体验之集中，之深刻，远远超过这一制度下的本国人。但恰恰由于这同一个原因（其主要副产物为语言隔阂），他发现自己彻底无力在这个新社会中扮演任何有意义的角色。他所置身的民主国家给了他物质上的安全，却使他在社会上变得无足轻重。而无足轻重（lack of significance）是任何一个作家，无论流亡与否，都不能接受的。
因为，往往正是对重要地位（significance）的追求构成了他写作生涯的绝大部分。至少，重要地位往往是写作生涯的结果。在流亡作家这一个案里，这几乎还无一例外地是导致流亡的原因。此外，我们或许还要迫不及待地加上：流亡作家身上这种对地位的欲望，是他对原先所在社会的垂直结构所产生的一种条件反射。（自由社会的作家身上的这种欲望，则反映着民主制对它自己不合宪的往昔的返祖记忆。）
就这个方面而言，流亡作家的处境的的确确要比Gastarbeiter或普通难民的处境糟糕得多。他渴望得到承认和重视，这搞得他寝食难安；他忘记了，作为大学教师、讲师、小杂志编辑或撰稿人（这些是如今流亡作家中最常见的职业），他远比干苦力的挣得多。也就是说，我们这位老兄是有点腐化堕落了的——几乎就他的本性而言就必然如此。不过话说回来，在无足轻重默然无闻的状态下还能泰然自足的作家，即便在最佳条件下，也只如格陵兰的凤头鹦鹉那般稀少。在流亡作家中这种态度则几乎全部绝迹。至少，在今天这个房间里，它不存在。这固然可以理解，但依然令人悲哀。
这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如果说流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它教人谦卑。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流亡是关于这一美德的终极课程。而对于一名作家来说，它尤其是无价之宝，因为它将给他可能的最长远的眼光，正如济慈说的，“你远在人类之中”[4]。消失在人类之中，消失在人群——人群？——啊是，在数十亿人之中；像常言说的那样，成为大海里的一根针——只不过是正在被某些人寻觅的一根针——这，就是流亡的全部。放下你的虚荣吧，它说，你不过是大漠中的一粒沙。不要用你那些笔杆子朋友来衡量自己，要用人类的无穷来衡量自己（而人类的无穷差不多就跟非人的一样糟）。你当从这无穷中说话，而不是从你的野心或嫉妒里说话。
然而，不消说，这一呼吁并没有引起注意。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生活的评论家总是更热衷于他的评论家地位而不是他评论的主题。至于流亡的时候，他则认为他的处境严酷已极，断断不能让它进一步恶化。至于对谦卑的呼吁，他则认为不合时宜。尽管这样的呼吁在任何时候都是适时的，但他或许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关于流亡的另一个真理是，它是一个超越物理状态的、形而上的状态。至少，它有着相当清晰、相当明显的形而上意味；无视或回避这一点则无异于自欺，无异于歪曲你所经历的一切的真实意义，无异于将自己永远囚禁在被动接受事物的终端，沦为一个没有理解力的牺牲品。
因为缺乏一个好榜样（尽管我们想到了米沃什和穆齐尔），我们无法描述另一种可能的行为方式。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来这里要谈的，显然是流亡的现实，而不是它的可能。而现实就是流亡作家时时刻刻处心积虑不屈不挠地力图恢复他的地位、他的领袖作用、他的权威。他主要考虑的对象自然还是远在老家的同胞们，不过在险恶的异国他乡，他同样想呼风唤雨，鹤立于流亡同辈之鸡群。他对流亡的形而上意义采取鸵鸟政策，而全神贯注于当前的、眼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于是他对处在同样困境中的同行污言相向，对论敌大动肝火，接受不计其数的采访，BBC，RTF，德国之声，美国之音，以及不计其数的公开信，声明，会议——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过去在采购食品的长龙中或在小官僚散发霉味的接待室里消耗掉的精力，现在被释放出来，并失去了控制。没有谁可以节制他，更不必说他的亲人（因为他自己就俨然已成为恺撒的妻子，俨然不容置疑[5]——他那大约是识字的、然而已年老色衰的妻子，怎么能够纠正乃至反对他这个经过权威认证的殉道者呢？），他的自我迅速膨胀，直径不断扩大，直至充满了二氧化碳，脱离现实而飞升——尤其如果他住在巴黎：蒙哥尔菲兄弟[6]正是在此开创了先例。
乘气球旅行是鲁莽的。并且，最要紧的是，它是不可预测的：旅行者轻易就成了风向——在此处，乃是政治风向——的玩物。因而我们的旅行家之热衷于收听一切天气预报、有时候甚至斗胆自己发出预报，也就不足为怪了。这里说的天气当然不是出发地或者途中某地的天气，而是目的地的天气，因为我们的气球旅行者归心似箭，无一例外。
而关于这件事情的第三个真理则大概是，流亡作家大体上是一个向后看、向后走的存在物。换句话说，追怀往事在他的生活中（与其他人相比）占有过量的比重，而将现实逼退到阴影之中，并使未来黯然失色，有如沉落在特浓的豌豆汤里。像但丁《地狱篇》里的假先知一样，他的脑袋永远朝后，他的眼泪或口水顺着肩胛骨流淌。无论他是否天生如此多愁善感，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在国外他注定只拥有一小撮读者，因而他情不自禁地向往起那被他抛在身后的——真实的，或他想像出来的——庞大的读者群。前者使他充满怨毒，而后者使他充满白日梦。哪怕他得到了旅行的自由，哪怕他确实去了一些地方，他的写作仍然会死抱着过去那些熟悉的材料不放，写出的东西也无非是老作品的续集。如果你跟一名流亡作家谈起这个话题，他极有可能同你回忆奥维德的罗马，但丁的佛罗伦萨，以及——稍作停顿之后——乔伊斯的都柏林。
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谱系[7]，而且它比上面那串名字还要长得多。只要我们乐意，我们可以将它一路上溯，直到亚当。然而我们必须小心它在公众的、以及在我们这些人的头脑之中所经常占据的位置。许多高贵家族于世代更迭或一场革命之中所经历的沉浮我们都很清楚。家谱之树（family trees）既不能成为森林，也不能遮掩森林，而森林如今正向前推进。这里我在串用比喻——不过我或许能为此辩护说，我的意思是，倘若我们竟指望着自己于将来跻身上述那几位少数人物的行列，则我们与其说是太过轻狂，倒不如说是太过轻率了。当然了，作家们关心的总是身后声名，而流亡作家尤其如此——就鞭策效果而言，祖国之陷他于人为制造的遗忘远不如自由市场评论界抛给他同辈作家的青眼。然而，对于这样一种自我疏离[8]的过程我们得谨慎从事，不为别的，只为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人口爆炸的同时，人口统计学也成了文学的一个方面。如今平均每个读者所拥有的作者，一句话，太多了。几十年前一个成年人若想想他还须读的书籍或作者，他会开出三四十个名字；而如今这些名字数以千计。如今你走进书店就如同走进音像店，听完所有乐队所有个人的专辑会花掉你一辈子的时间，而这成千上万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流亡作品——更不要说还是好作品。而哪怕你头上顶着一圈流亡的光环，公众也依然会读别人的，而不读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刚愎自用或是被误导等等，而是因为你的书，根据统计学规律，就应该属于大路货或者垃圾一类。换句话说，公众只想读他们自己。在世界上任意一座城市任意一条街在白天或黑夜的任意一个时刻没有听说过你的人总是多于听说过的。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下）
[译者按] Joseph Brodsky，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一岁至三岁半德军围城，十五岁突然退学（次年赫鲁晓夫开始解冻），其后六年跳槽十三次（包括兵工厂，地质队，和太平间），十七岁开始写诗，二十三岁遭逮捕，被控以“寄生虫”罪名，获刑五年流放并强制劳动。在流放地借助辞典阅读T. S. 艾略特，奥登，等。1972年被永久逐出苏联，辗转定居美国。五年后开始用俄英两种语言写作。最后，且或许最不重要的，当被问及“你作为美国公民而凭俄语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时，他回答：“我是犹太人。” 1996年他死于心脏病。
“在苏联他因为政治罪名受审（尽管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在美国，正好相反，人们当他是个讨嫌的纽约知识分子，若不是因为他过去长期经受的苦难，以及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旁观者的地位，他的观点简直是反动得不值一驳。”（Bethea: 1994[1]）
1987年12月2日至7日，多国流亡作家齐集维也纳，参加第一届以他们自己为主题的Wheatland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本文即布罗茨基为该会议而作，但据说反响不佳。
本文据On Grief and Reas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译出，参考了王希苏译本:《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王译的在线版本点此)
[1] Bethea在这一段的脚注中引用道：“布罗茨基的回答[1964年受审时他回答法官说，诗人这一职业（calling）来自上帝]，如果在美国重复的话，也同样会挑起愤怒。在苏联你是诗人因为有关部门允许你做个诗人。在美国你是诗人因为没什么部门可以阻止你做个诗人……无论在哪里，写诗似乎都跟上帝（在这里无非是“诗性感召”（poetic calling）的缩写）无关。”（Baranczak, Breathing, 203）
[2] 客籍工人
[3] 70年代南越战败之后，大批越南人为躲避迫害，乘渔船逃离，部分被救起送往香港及东南亚其他国家。79年中越开战之后，又有大批华裔越南人沦为船民。
[4] “Thou art far in humanity”，出处不详。
[5] 典出尤利乌斯·恺撒名言：“恺撒的妻子必须是不容置疑的。”
[6] 热气球的发明人
[7] 即奥维德、但丁、乔伊斯等，下文“少数人物”亦指此。
[8] Self-estrangement，源于由什克洛夫斯基（V. Shklovsky）提出的、作为其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陌生化”（estrangement）。布罗茨基所谓的自我疏离则近似于某种摆脱一切自我陶醉或自哀自怜的、高度清醒的自我意识。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上）
当前人们对流亡文学的兴趣自然与独裁暴政的兴起有关。我们争取未来读者的机会或许也在这里——尽管这保险我们是宁可不要的。而流亡作家，部分是因为这一高尚的警世钟角色让他动心，更主要地，则是因为他总也不能放弃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幻想——于是他紧紧攥住他的老枪。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要尝试其他东西，为什么非要费心换一种投石的方式，既然前路无论如何是不得而知的？老一套东西令他满意得很——最最少也有一次：它为他赢得了流亡。而流亡，毕竟也是成功的一种。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为什么不把亲爱的老一套进一步发扬光大呢？别的不说，单说那一套现已成为民族志材料这一点，就会让你在西方、北方、或（如果跟你过不去的是个右翼独裁）东方出版商那里大受欢迎。而同一个题材写两遍，出杰作的几率总会增加一点——这大约也没有逃过你的出版商的眼睛，或者，这至少也有助于未来的学者们在你的作品中发现某种“神话写作”[1]的成分。
不过，无论听上去多么实在，在使得流亡作家的眼睛紧紧盯牢过去的原因之中，这些因素仍然只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向后看的机制。周遭环境中但凡有一丝一毫令他有陌生局促之感，这一机制便会在他体内悄然启动。有时一片枫叶的形状便足矣，而一树的叶子又何止千万。在流亡作家体内、在动物性的层面上，这一机制始终处于运行状态，而他自己又几乎总是无知无觉。往事，无论明朗抑或阴霾，终归是一片安全的领地，哪怕仅仅是因为它已经被经历过了；而无论我们各自所面对的现实如何，人类这一物种掉头逃跑——尤其在思想中或在睡梦里，因为它们同样安全——的能力，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表现得异常强烈。可我们之生而拥有这一机制，却并不是为了珍惜或理解过去（到头来，我们既不理解也不珍惜），而是为了推迟现在的到来——换言之，为了稍稍拖延时光的流转。参见歌德之浮士德的临终呼唤[2]。
而流亡作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此：他，和浮士德一样，放不开他那“美好的”、或不那么美好的“瞬间”。然而他的目的却不在于观察、理解那一时刻，而只在于推迟下一时刻的到来。他并非指望着再度年轻，而是根本就不想让明天来临，因为他明白，明天或许将修改他今天的观察和理解。故而，明天越是咄咄逼人，他就越是顽固不化。而这种顽固不化也有它非常的价值：运气好的话，它有可能聚合为极度强烈而集中的体验，从中我们或许当真能收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读者和出版商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他们依然对流亡文学留了个心眼）。
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顽固不化表现为连篇累牍的怀旧。说得直截了当一点，这不过是在应对当前的现实或将来的不确定性上的，失败。
当然，你可以改变行文叙述的方式，赶赶我们自由市场的同行们的时髦，搞一点先锋派，加一点情色、暴力、街头俚语，等等，作为调味佳品，使局面有所起色。但是，风格的转变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远在“后方”的、也即我们故乡的语言的特性，而我们与它纵然藕断，也有丝连。至于调味品，无论流亡与否，作家们都是决不肯公然拾同行之牙慧的。因而关于流亡的另外一个真理或许便是，它滞缓了风格的演进，它使作家变得更为保守。与其说风格即其本人，不如说风格乃是他本人的神经。而总体看来，流亡生活给神经提供的刺激少于故国所提供的刺激。这一情况，我们不得不说，多少令流亡作家感到不安。不仅仅是因为他（根据定义，并根据文字生涯通常带来的一切实有的或想像的后果）认定远在祖国的生活比他自己现今的生活更为真实；也因为在他的头脑中，存在着那么点儿摇摆于外部刺激与母语之间的、此消则彼长的，钟摆式的依赖。
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情境下，沦落到流亡状态。有的听起来比较体面，有的则比较难堪，然而这一切区别在讣闻被宣读的时候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你在书架上的位置，不是被你，而是被你的书所占据。而只要他们依然坚持为文与为人的区别，那么比较好的情况总是他们认定你人品遗臭而作品流芳而不是相反。不过，最有可能的结果当然是，他们对你的两方面都不待见。
而在国外，在流亡中，在陌生环境中的生活，事实上正预示了你身后以书本形式存在的注定结局：消失在书架上，消失在其他作者当中，而你与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只是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眼下你就在这儿，在某个巨型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依旧摊开在桌面上……鬼才会管你是怎么来的这里。为了免于被合上归架，你必须向你那自认为已经无所不知的读者抖出些新鲜玩意儿——关于他的世界，关于他自己。如果这听上去太有些教唆（suggestive）意味，那也无妨，因为不管怎么说，提建议（suggestion）正是这整个游戏的名字。同时，也因为流亡使得作者与他的主人公所隔之遥远，使我们不得不动用天文乃至神学数字。
这一切令我们感到，要描述一名被迫（被国家，恐惧，贫穷，或无聊所迫）离弃祖国的作家所处的状态，“流亡”或许并不是一个贴切的词汇。“流亡”顶多适用于离开的那一瞬间，被驱逐的一刻。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过于舒适，也过于自成一体，以至于不再适用“流亡”这一意味凄凉的字眼。我们在这里集会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如果我们确有一个共同特点的话，则我们无以名之。我们承受着同等的绝望么，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都同等地被逐出了我们读者的视线么？我们全都居住在巴黎么？不。然而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是我们恰如书本的命运：我们，在字面与象征的双重意义上，摊开在巨型图书馆的桌面或地板上，在各个角落里，等待践踏，或等待一位具有适度好奇心的读者——或更糟，等待一名忠于职守的图书管理员——来把我们拾起。我们可以抖给读者的新鲜玩意儿正是这自成一体的、宇宙飞船般遗世独立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我可以肯定地说，它造访过我们每一个人，然而在绝大多数作品里我们却拒绝承认。
我们这么做是出于务实的考虑，或者说，是出于文体的考虑。因为在这一条路上，不是癫狂，就是冷眼——冷得令人更倾向于联想到面色白皙的当地人而不是一腔热血的流亡者。而另一条路呢，却是平庸（banality）。这些在你们听来大概像是典型的俄国人干出来的事，即所谓颁布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事实上，它不过是一个人在发现有如此多的流亡作家——而他们首先是俄国作家——庸庸碌碌、乏善可陈（on the banal side of virtue）的时候，作出的反应而已。这实在是巨大的浪费[3]，因为，有关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的再一个真理乃是，它大大加速了一个人飞往——或是漂往——与世隔绝之境的旅程，而这种航行原本是要求专业素养的；它加速把我们带入一个纯粹的绝对的视角：在那一状态下，你除了你自己和你的语言之外，一无所有，而在你和你的语言之间也空无一物。这原本要花费毕生时间方能到达的境地，流亡把你带到那里只在一夜之间。如果我听上去像在做广告，那也没关系，因为，推销这个观点的时机差不多到了，而我也确实希望有更多的人接受它。一个比喻也许能帮我说明这一点：流亡作家就好比被装在宇宙舱里扔向外太空的一个人，或一条狗（但当然，更像一条狗，因为他们不会费心把你接回去）。而你的宇宙舱就是你的语言。为了让这个比喻完整，我们必须再补充上：你不久就会发现，宇宙舱的重力加速度不是指向地球，而是指向外层空间。
而这么说是因为，对于干我们这一行的来说，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流亡作家被母语抛弃，而又躲回母语之中。母语，让我们姑且这么说，曾经是他的剑，而现在成了他的盾，他的宇宙舱。他和语言之间，起初只是私下里情投意合，然而这一联系在流亡生涯中，甚至远在它成为他无法摆脱的情结、成为他的义务之前，便已成了他的命运。一门活的语言，就其本性而言，就带有离心力——以及推进力；它试图覆盖尽可能多的土地——也试图包含尽可能多的虚空。由此发生了人口爆炸。由此，也有了你向着外太空的、向着原本属于望远镜或祈祷文的领域的自发旅程。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为着一部辞典工作。因为文学就是一部辞典，一部人类诸多命运、诸多经验的意义的汇编。借助这部辞典的语言，生活向人类说话。这部辞典的作用在于挽救下一个人，挽救后来者，以免他重蹈覆辙；或者，若他无论如何还是重蹈了覆辙，则这部辞典有助于让他明白，他不过是遭到了生活的同语反复而已。如此他将较少地被震慑，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将更加自由。因为弄懂生活使用的措词、弄懂你所遭遇的一切的意义，就等于解放你自己。而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在我看来，已然可以得到一个更完满的表述；流亡固然有它众所周知的痛苦，但我们也应该知道，它还有着足以麻木痛苦的无限性，有健忘，有超然，有冷漠，有它可怕的人性和非人性的景观——衡量它我们别无其他尺度而唯有我们自己。
为了后来人，我们必须让流亡变得轻松一点（如果我们不能令它安全一点的话）。而唯一能使流亡变得轻松、使后来者对流亡的恐惧有所减少的办法，便是指给他看流亡的全部限度——也即，我们自己曾经担当下来的全部。关于我们对于我们的同辈人，对于祖国，异国，对于文化，传统，等等等等的责任和忠诚，我们尽可以永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但我们有责任使后来人——哪怕他，以及他的需求，只是一个假设——更为自由一点点；或不如说，我们手中握着使他自由的机会；而抓住这一机会、担起这一责任，我们不当有任何犹豫。如果这一切在你们听来调子太高，人道主义的温情太重，那么我为此道歉。两种责任之区别所在，与其说是后者太讲人情，不如说它是我们命中注定——当然，我不该跟你们纠缠这些细节。所有我想说的无非就是，在环环相扣的因果之链中，只要给一个机会，我们便完全可以不限于只充当零丁作响的结果之环，而试着成为其他结果的原因。而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正是这样一个机会。
即便我们拒绝利用这个机会，即便我们决意留在链条的结果一端，并用老一套方式玩转流亡，这样的做法也不能只用怀旧二字打发。老一套流亡当然地有助于揭露亟待揭露的压迫，而我们的处境对于那些有头脑然而又玩弄着理想社会概念的人来说，也当然地是一个警告。这是我们对于自由世界的价值——这是我们的作用。
但我们更大的价值及更大的作用或许在于，我们于无意间亲身验证了一个令人沮丧的观点，即，一个被放归自由的人并不就是一个自由人，解放只是得到自由的手段，却不是自由的同义词。由此我们突显出人类所受的损害可以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为担当这一角色感到光荣。然而，如果我们想担当起更大的角色，一个自由人的角色，则我们应该能够接受——或至少，能够模仿——一个自由人失败的方式。一个自由人，当他失败的时候，不埋怨任何人。
[1] Myth-making，或mythopoeia，由《指环王》作者托尔金于1930年代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
[2] “我对这一瞬间可以说：你真美呀，请你暂停！”（董问樵译）
[3] 即banality是对流亡的浪费。
看不见的城市
——细看英国社会基础设施
作者：黄枘 施娱 （杭州外国语学校 高二）
一个人长时间骑马行走在丛莽，自然会渴望抵达城市。那雨水充沛的青空，须臾间，又拿捏出了朵云。御风而行，浓郁的红砖墙，喷泉混杂着复古与年少的气息，灰白的道路。我们的目光，需不时从贪恋中抽身，才能让这旅途，不至是一场走马观花的虚妄。
Mersey Tunnel（墨西河底隧道）
整十天里的大半时间我们都住在Wirral——这个和利物浦一河之隔，风情迥异的田园城市。这片被誉为全英格兰最独特的土地，每天傍晚就开始收留白天在利物浦劳顿不堪的人们，包括数量可观的红军球迷。
Wirral虽小，那里人总很气派地称之为半岛。在半岛和大陆之间往返，自然需要交通的支持。于是，River Mersey上著名的渡船孜孜地运行了八百年，之后又建起桥梁，现已耄耋之年的Mersey Tunnel只能算是这些交通设施里的新生儿。如今的隧道有独立的两条：Kingsway和Queensway。一进一出，遇高峰期管理部门还根据车流方向作适当的调剂，譬如早晨把Kingsway的车道辟出一条来和Queensway共同作为上班族从 Wirral离开的通道，黄昏则反之。隧道的高效，让越来越多的当地人选择从河底过河。可是，谨小慎微的英国设计师还是被天气所挫伤：若逢雨天，隧道口就会聚集起一个大水坑，由此引发的大堵车自然不在少数。人们想过不少办法，如果挖一个下水口，地处河底的缘故大概会让水坑变汪洋；抽水机的连轴转在多雨季节又太不经济。这个用中国工程师的小聪明须臾化解的问题，困扰了执著的英国人显然很久了。抑或他们把更多的精力贡献于我们看来可笑的公共事业上，墨西隧道中就有鲜活的例子——
MUTA大约算得上是英国闻名的NGO（非政府组织）。它筹资，游行，给上下院写信，左右过议会法案的通过。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它的全称却令我们哑然失笑：Mersey Tunnels Users Association （墨西隧道使用者联盟）。照理，这些来去匆匆的行车者应该也挺忙，那他们致力于什么事业呢？答案，就在于一堆小小的硬币——MUTA抗议的正是中国人早已习以为常的道路收费。根据车型的不同，过Mersey Tunnel通常需要交纳1到2磅不等。用居民收支状况来算一笔账，英国诸如此类的收费无疑要比我们实惠得多。然而，反对的声音总是认为政府把收取的钱财投在了脱离民众的去处，况且隧道的建设本就该由政府自掏腰包。在没有成文宪法的英国，民众把每一个法案的表决看得异常神圣。为了阻挠交通收费的法案在议会的通过，MUTA无疑牺牲了远远大于每日一两磅的钱财。讽刺的结果是，他们失败了，依旧日复一日地需要向收费机器里投币。可我们并不敢嘲笑他们，也没有资格。
Care for the disabled（残疾人的社会关怀）
尽管英国政府提供了相当完备的医疗体系，根据可靠数据，这个老牌工业帝国的残疾人比重千禧年之后已经逼近20%，而中国此项指标只有英国的1/4。且不论我们国家的统计是否严密，也不拿单纯的数字来做比较，面对严酷的现实，英国人的态度令人动容。不分国界，听力语言障碍总在残疾人数里占有相当可观的分量，因此相当一部分英国电视节目都配有手语。房东妈妈很自豪地说自己就是当地聋哑学校的老师，每逢周末，她就会挑些表现优异的孩子来家里玩。这些孩子和我们吃住在一起，丝毫不怕生，看得出来他们很享受这样一位好老师和好环境，应该也算不幸中的幸福了。我也弄懂了简单的英语手语，好去回答他们诸如：“姐姐，中国是不是在好远好远的地方”之类的可爱问题。
言归正传，城市的社会基础设施，无疑更多是为肢体残疾的人们所设。英国致力于保护残疾人的法令很多，有些赋予了残疾人特殊的权利。比如在驾车问题上，残疾人士不仅能够随意改装车子，还拥有比普通人提前一年领取驾照的特权。当然，政府很清楚，不是每个肢体残疾的人都能够自行驾车，于是令人惊讶的法案出台了：为了比例甚微的轮椅人士，硬性规定每一辆出租车都必须备有无障碍斜坡，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安置轮椅人士专座，违者严惩不怠。同样，无论公交车多么拥挤，没有一个英国公民愿意占据那个专座。利物浦以博物馆众多闻名全英，三顾此地，感动我们的不仅仅是完整鲜活的英国历史，还有每一座馆前的残疾人升降梯。它们大都很久没有用运作过了，但仍然每天被擦拭检查，等待一个万一的发生。对于免费的博物馆来说，保养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无疑是个苛刻要求。然而英国人坚持着，并且将这样的精神推广到了商店，学校。我们所到之处，用俯拾皆是来形容升降梯出现的频率似乎也不为过。
我们大可以于此嗤笑一番英国人的得不偿失——这一系列优待不知道花去纳税人多少钱财。看起来似乎固执得无药可救，或者说钱多得没处花。然而，若是我们，习惯了在公车上对让座提醒充耳不闻的我们，即便安了专座，可能还是心安理得地坐下，装了升降梯也不会常常保养的罢。话大概说过了，但与此同时，我们能看见英国政府正在努力让每一个有能力的残疾人成为纳税人，让每一个健全的纳税人尊重残疾人。
基础设施的发达，公民素质的发达，一定是通过身体力行的纽带，相辅相成的。
Buses & Parking Lots（关于公车及停车场）
有时我们可能羡慕过度，于是给英国基建挑刺儿的能力也呈几何倍数增长。酸葡萄的心理力量不小，我们也常常能发现人性化之余的小漏洞。公共汽车在英国已不是聚光灯下的交通工具（伦敦著名的双层红巴士除外~），但它依旧保持严谨守时的优良传统：每一块站牌上都明确标有几点几分会有车到达，事实上也从不延误。掐好时间，只要你准时出现在候车处，就一定不会错过。然而一切都表示得清清楚楚的站牌上有一点让中国人很难理解：没有线路。要是不明白一辆车往哪儿去，初来乍到的人怎么赶车呢？这种心照不宣的漏洞，似乎透露着一丁点儿排外心理。不过，要解决问题也算不上困难，站牌上的咨询电话，四周的热心人加上网络和公交总站的图示都能帮上不少忙。
不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自然是动用私家车。普通英国家庭至少配有两辆车，一大一小可以灵活调剂。英国路边常常设有凹陷区域，专供停车。显然，这一招在车流密集的地方不管用。房东爸爸开车送我去利物浦火车站那日，就驶入一幢停车楼泊车。大概是城市里寸土寸金的缘故，楼层面积狭小然而层数多得可怕。我们的车就这样一直绕圈上行，转了十多轮找到顶楼一个角落在停下来。我的中耳受离心力作用彻底失去了平衡感，就开始抱怨设计的不合理。房东爸爸笑笑，说房子设计得的确不舒服，既然咱们时间充裕，就尽量多爬两层。恍然发现，一座公用的停车楼，本无所谓指定车位，事实反倒是楼层越高车更多，底层的空位都是自觉留给急事在身的车主。人性化的理念由设计者创造，不完全人性化的疏忽却有全民愿意弥补。
Some trivia（红绿灯和垃圾桶的轶事）
英国之行，红绿灯晃得满眼，一个十字路口可以由多达十盏红绿灯拥戴着。之所以多，并非交通管理不善，而是出于人性化的需要——英国街道并不采用中国街上与路灯同高的“空中红绿灯”，而是在车道，人行道上分别设灯，以满足不同的行者。左转的车辆（切记与他处有异）并不和直行的共用一个指示灯，司机的目光在转角分道扬镳。行人呢，就算是仅一车宽的道口，也会有盏红绿灯在街心的安全岛遥望。
不过这方圆两米内三灯并肩的景致即将不再。英国政府新近出版的《交通绿皮书》建议，取消红绿灯和斑马线等道路交通标志，给予行人和司机以相等的路权。这项规定试行以来不仅没有引发混乱，却切实地提高了交通安全度，减少了道路拥堵，令人哑然。就我看来，这并非“无为而治”，而是让公众在具备了一定道德基础后自我约束。走在伦敦街头，你也许会偷笑，闯红灯的行人并非绝无仅有，看来西方文明成熟的典范也不见得多么无可指摘。但与国人坦然的步态及其背后理所当然的心态相比，英国人闯红灯时动作不可谓不迅捷。在领着我们一群学生面“红”而行时，陪同的英国教师David和Owen总是神情紧张，催促不断。在他们看来，为了省时间穿越暂无车辆的街道没有问题，但你毕竟偷占了他人的路权，在有车辆时是车辆优先，那么你只有趁没车时快赶几步。这细微差别作为对于闯红灯的老掉牙论调的补白，揭示了英国人不越雷池的投机，也为取消红绿灯部下了前提。既然树立众多的减速标志并没能使道路更安全，政府就干脆创造一个环境，在那里，大家都会有轻微焦虑，于是所有人都谨小慎微，任何人若时速超过二十英里，自己都会觉得不妥。这样，硬性规范的弱化，使人与人之间的牵制凸显出来。对于自己和他人的重视，轻松地使狭路相逢变得客气起来。
如果将英国红绿灯的消失摆上时间轴，是现在进行时的话，则垃圾桶恐怕已经成了过去时。准确地说，是公共场所的垃圾桶——真是令人踏破铁鞋。而对每户家庭而言，家门口必然码着五个规格统一的卫士，分门别类地吸纳着玻璃、塑料、废纸、易拉罐和厨房垃圾。除了耳熟能详的垃圾分类，英国政府还在垃圾桶上动起脑筋，给每个垃圾桶装上芯片。安装在桶口边沿的芯片，在垃圾车把垃圾桶拉起来倾倒垃圾的时候，会把例如房屋地址和垃圾重量等有关信息记录下来，对于垃圾分量超重的家庭将按件收取费用。这对于英国这个在欧洲诸国中废物回收利用率排在倒数的国家来说实在是无奈之举。为此，英国人还对自己懒惰的品质进行了一次无伤大雅的利用。英国人不否认自己懒，并以此为傲，于是在公共场所，甚至办公室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垃圾桶，就切中了他们的要害。当英国数家大公司宣布，办公室内将不再配置垃圾桶时，雇员们必定是痛苦不堪。这项政策背后的逻辑令人发笑：如果员工扔想扔垃圾，就必须走到办公室所在楼层的垃圾统一回收处。若要让视做功为极大痛苦的英国人走上老远去扔一张废纸，他们都会明智地选择在背面再多写几行字。就这样，凭着垃圾桶的缺失，英国人就有望降低每年办公室垃圾数亿吨这个天文数字。
这个略显吝啬的规定着实害苦了来者。经常地，我手攥一纸杯，站过了火车又立过了地铁，硬是没有找到那个能解放我手的容器。一次在利物浦火车站等待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寻寻觅觅，最后只能把垃圾扔进为数可怜的清洁工的手推车里了事。虽然英国人学会了不在地铁火车上饮食，以减少垃圾的产生，但他们也绝不会将寻找垃圾桶视为偏执。但在我们身边，是在无可奈何时原谅自己，还是在旁人眼中傻傻地拿着空饮料杯，就该是个抉择了。
在英伦生活中，此二物的缺失不过写下了人们早已熟稔的一句话：好的法律，旨在预防，而非惩戒。若人们已经能够约束自己，那法律也大可不必。
看不见的城市（下）
看不见的城市（上）
The underground of London（伦敦地铁）
伦敦的地铁，它已经华丽了许多年。
从百年前驶来，它不可谓不古；当它满载城市的庸碌离去，又分明透着当下的气息。
拿到伦敦的地铁图，你看到的，便是错综的五彩管子。地下静脉的复杂，使陌生人想要理出头绪就已经殊为不易。幸而英国的残疾人保障做得到位，对于行动不便的市民，甚至盲人，也有无障碍通道、升降梯和盲人地铁图为他们提供方便。只是，有一类人，除非土生土长，是实在无法独立解开这纠结的布局的——那些难被注意到的色盲们。
前面已经提到，伦敦的地铁图是以色彩为标记的。一般人找到自己的目的地，再以颜色为标记，去寻找相应的线路。但伦敦的很多站点是几条线路的交汇处，不同线路的通道往往是早早分开的。在通过检票机器后，乘客就要根据线路的不同，选择下到不同的地方；而在分岔处显示的，只有线路名称，没有具体站名。也就意味着，缺少了色彩的纽带，色盲人士除非走到某条线路的轨道旁，诚惶诚恐地瞄上一眼那里的具体线路图，否则都无从印证自己是不是白跑一趟。
除此之外，由于运行时间长，地铁的新旧参差，提供的服务也就不齐。于是每当列车到站之时，就是其中一些暴露出机器的冰冷之日。这并非什么反工业化的论调，只是亲身经历让我们心有余悸：
指示牌显示，还有一分钟；列车到站，人们早已在各门前扎堆；车门徐徐打开，释放出了令人生畏的人流；先下后上；脚下的一小步，精神的一大步，恍惚间已置身车上。只不闻身后尖叫，车门关闭的提示音没有响起，Helen已经被夹在两扇一心结合的门留出的逼仄空间中了。侧转身体，她挤了进来，而无情的门毅然合紧，彻底将Hailey关在车外。大概由于出发前多次听得这种被迫分散的教诲，加上制定了找寻战略，她并不慌张，只是很无奈地和我们wave goodbye。
这一番惊魂比我们原先想象的糟糕情况还多了点暴力色彩。多次实践后发现，并不是所有车门都不会进行感应，也有一些在触手可及之处安装了紧急停门的按钮，但系统的庞大使伦敦市政府对于将其修葺一新，统一标准的想法有些踌躇。资金负担阻碍了伦敦地铁向更人性化的方向迈进，但资金不是全部。前日，上海地下发生的惨剧令人警醒——一名乘客瞬间被夹在了月台的防护玻璃门和车门之间，继而惨死——设计是人性化设施的要素，我们该如何设身处地，才能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CCTV（无处不在“友好之眼”）
伦敦，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林林总总的商店铺子，一种醒目的小黄牌俯拾皆是，经常让不明就里的中国人产生莫名的亲切感——“CCTV”，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每每被英文三角猫误认为我国的中央电视台。虽是笑话，却也能衍生出微妙的牵连。若说大半国人听着CCTV的新闻联播长大；那么全部伦敦人，也都在CCTV的监控下生活。
英国方寸之地，却占有全球1/5的监视器。据说今年更是攀升到每两人一台的可怕密度。你推开便利店门，会被玻璃上那个橙色的CCTV inside刺到眼睛；你走进电话亭拿起听筒，正有人等着听你将要说些什么；你走出家门手拎垃圾，这一瞬里也算是半个恐怖分子的后备力量。在伦敦的每一天，我们被捕捉影像400次以上，尚不包括英国公民所要忍受的监视软件、DNA技术、学生智能卡和通讯监控等等五花八门的控制。
一切的不自由，目的明确：打击恐怖分子和犯罪，改善享受公共服务机构的便利。英国人的确做到了。就在我们抵达当天，CCTV拯救了皮卡迪利广场的和平。他们做得甚至超乎想象，一种配有发声系统的监视器，让缺乏公德的手再也不敢乱丢垃圾。
然而，质疑始终存在着，就如我们06年蓦然间看到《窃听风暴》的相似心情。东德和英国的出发点无疑迥异，然而过程中的硬伤却铮然同声——个人隐私权。世界保护隐私组织负责人西蒙·戴维斯说：“他们正在以民主为借口损害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应警惕这一点。”隐私权在西方人权价值体系里，算作基本之基本。我们很难想象把十条修正案烂熟于心的美国人放在2000万台监视器下，联邦政府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可是英国做到了。面对着唐宁街门口无数质疑声音，仍然有人能够自豪地说：我们不是克格勃，但我们什么都管！
政府的坚持，无疑加重了英国人的监视噩梦。当年是议会缔造了这个监视社会，如今，下院的反对声音也开始渐强。他们调查、游说、示威、游行。为了让这个800年前就孕育出大宪章的不列颠，摘去如今“欧洲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帽子。
一切都在挣扎，吵吵嚷嚷地前进，英国信息专员署，一面致力于保护公众信息自由和安全，一面继续着“监视研究网络”的钻研。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惑包围着民众。
英国人关心国家的安全，社会的文明，也追求自己的安全，自己的自由。人权高于主权，但主权保障着人权，这个国家大概没有想到，在不起眼的基础设施上，也能掀起立国之本的争端。有能够平衡两者的人，笑称CCTV为友好之眼，他们觉得只要自己行得正，就不怕留影。当然，并不是每个公民都那么释然。在这个宪法在人心，自由在人心，人权在人心的国度，这样的拉锯恐怕还要继续很久很久。
无论如何，英国人敢于把CCTV的数量公诸于众，敢于把自由、人权放到台面上来争执，我们抱着的应该远不止看热闹的心理。
也许走过一次，不足以满足对一方土地的渴望，或再生出一番迷恋，更枉谈深入的了解。尽管连一些英伦之must都不曾领略完，但抱着龙应台那著名的“以下水道见文明”的论断，我们却有幸从这匆匆之中，瞥见一角那深埋的“看不见的城市”。
近几年，国内走过不少的城市。大至省会级的太原、成都、广州、长沙；小到县、市级的湖南吉首，福建崇武，山东菏泽；既有沿海开放的深圳、厦门、泉州，也有深处内陆的呼和浩特、银川、西宁，还包括典型旅游城市如桂林、凤凰、丽江、敦煌、都江堰……仿佛每座城市总有两个面孔：一张脸是他们闻名天下的自然人文景观，例如厦门的鼓浪屿，桂林的漓江或者长沙的岳麓山……；而另一张，过目之后，印象则模糊不清，因为它们是那样的千篇一律——一个火车站， 一个广场，一条或自然或人工的河，几幢商业大楼，几条主干道，外加个传统标志性建筑（通常是古塔或者钟楼，实在没有，可以新建筑代替)——组成了城市的骨架。而填充期间的，往往是相同的品牌连锁——几年的功夫，从美特斯邦威麦当劳到法国鳄鱼哈根达斯，已经是遍地开花了。[左图：呼和浩特市中心，王府井百货、北京同仁堂、麦当劳……应有尽有] 
对于老城，政府一般是进行改造。挖沟，砍树，道路拓宽，平房拆迁，等到砖瓦水泥砌注停当，再补种上几株小树苗，作为新的行道树。也许等到这些小树能够遮荫的时候，新的一轮拆迁就又开始了。还有不少城市，更是直接在老城旁边重新起一座新城。起新城的目的各不相同，比如大理、丽江、凤凰等为了保存古城的风貌，而银川、安阳、郑州等则是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颇有“显示政绩”之嫌。令人遗憾的是，新城的规划设计，往往缺乏地方特色。[右图：湘西凤凰也有“中关村”]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担当过城邦国家的角色，亦不因手工业和商业目的而起源，它的诞生，从夏商时期开始，就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此后，城镇一直保留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功能——先天上，我们的城市缺乏个性化的欲望。
而“后天失调”指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笔直宽阔的马路、规模庞大的购物中心、集中的娱乐休闲场所给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言而喻的好处。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指挥棒下，一切为“效率”、“形象”让路，那些看起来“土气”的旧房屋、旧街道、旧景观理所应当地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覆盖着瓷砖或反光玻璃的“气派的”高楼和没有一棵树遮荫的柏油马路。
在龙应台教授主持的一次名为“我们的城市怎么了”的沙龙上，来自东京大学都市工学研究所的西川幸夫教授讲道：“城市重建不应当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考虑——单纯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为目标——而要是进一步强调城市结构、城市的历史遗产历史文化的积累，以及城市文化格调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不单单体现在历史建筑物或者纪念碑上，如何制定街道模式、街区生活、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即便是人行道地面也是文化的表现”。[左图：银川市鸟瞰]
避免趋同性，保留城市容貌的文化个性，其实是在维护一个城市的身份认同感（Identity）。从人文的角度来讲，城市中那些别具一格的景观，那些全世界“独此一份”的建筑风格，是曾经或者正在生活于此的人们的集体记忆。在这个流动性异常巨大的时代，迁徙着的我们也许不再有执于故土的地理乡愁； 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了对于一座城市、一条街巷、一所大院儿的感情，来抵御过于绵长的空间轨迹所带来的身份焦虑——这是我们难以割舍的文化乡愁。
电影《三峡好人》的长镜头一次次地留给了水位不断上升的奉节县城（即白帝城）。移民登上客船，汽笛告别码头。浪奔，浪流。三峡大坝蓄水所淹没的，不仅是奉节人的故土——朝辞白帝彩云间呵——这里，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故里之一。现在，它已经从空间上消失了。也许，广袤的土地，城市星罗棋布，我们还能从其他地方找到不少集体回忆。但是，在我足迹可达的许多城市，当地的集体回忆，也正在慢慢地，慢慢地逝去。如同北京城的许多胡同，在推土机的包围下，轰然倒塌在我们的睡梦中……
《三峡好人》剧照：即将湮没的奉节老城
在香港，天星、皇后码头的拆除引起了许多普通市民的抗议。因为这两个码头的意义，远不只交通枢纽那样简单——它是几代港人奔波与奋斗的集体回忆。它不是冷冰冰的建筑，它关乎活生生的人。虽然，保育人士的奔走呼号没能有效遏制政府短视的填海工程，但是关于古物保育的法案已经被要求检讨——法律，在香港，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
其实，维港两码头不过几十年的历史，而在内地，我们正在失去的，可能是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才沉淀下来的有形的街巷和无形的建筑理念。也许只需要十几年，他们就统统不存在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着似曾相识却破碎模糊的脸孔，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就达到了终极意义的和谐呢？那时候大街小巷或许再看不到“拆”字，而都粉刷以新的口号：
破碎即完整。
共性即个性。
统一即和谐。
……
我想，一个城市的建设，真的不应只是政府和房地产商的事情。
2007年8月于蓝旗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