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上）

约瑟夫·布罗茨基






The Condition We Call Exile

译者：Gill

当我们聚集在这里，在这十二月寒冷的夜晚，在这间照明完善、体面诱人的房间里，谈论流亡作家的苦难的时候，且让我们暂停一分钟，来想想那些——可以说很自然地——没能走进这个房间的人们。让我们想一想，比如，那些正徘徊在西德街头，对周遭现实茫然无知或无限嫉妒的土耳其Gastarbeiters[2]。或者，让我们想想那些正在公海上漂泊的，或已在澳洲腹地某处落脚的越南船民[3]。让我们想想，那些躲过边境巡逻，从南加洲的深沟险壑里爬上美国领土的墨西哥苦力。想一想那些在沙特或科威特成批登陆的巴基斯坦人，流油而富的当地人所不屑的下贱工作，他们群起而争之。想一想那些逃避饥荒，长途跋涉，穿越不毛而涌入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人——或者是相反，涌入索马里的埃塞俄比亚人？行了，我们可以到此为止，因为一分钟的想像时间已经过去了，尽管这个单子还可以加长很多很多。没有人统计过这些人的数目，将来也没有人——包括联合国的救援机构在内——会去统计：他们成千上万，无法统计，他们组成了所谓的——由于缺乏更好的字眼或更多的同情——移民。

无论这一现象最贴切的名字叫什么，无论这些人出于何种动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也无论他们对他们所抛弃和加入的社会将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他们的存在，使我们很难再煞有介事地谈论什么流亡作家的苦难。

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谈；而这不仅仅是因为文人，就跟穷人一样，向来要自求多福。更主要地，这是出于一个古老的、然而大概也是毫无根据的信念：假使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多读一些好书，那些迫使千百万人背井离乡的错误与灾难便可以有所减少。既然我们对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希望几乎无处安放，而一切其他努力又似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失败告终——既然是这样，我们便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相信，文学是社会拥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是对以邻为壑（dog-eat-dog）之法则的永不失效的拮抗，也是对任何一种推土机式、一刀切式方案的最有力反驳——如果必须给一个理由的话，这理由便是，因为人类的多样性恰恰是文学的存在理由和全部内容。我们不得不谈，因为我们不得不坚持，在展示人性的微妙这一点上，文学无疑是比任何教义和信条都更伟大的、最伟大的教师；也因为，一个社会若是干预文学的自然存在，妨碍人们从文学中获得教益，则它必然会降低自身的潜能，放慢进化的步伐，或许，最终还将危及它自身的稳固。而如果谈论它意味着我们必须自言自语，那或许反倒更好——并非对于我们自己，而是对于文学。

无论流亡作家他本人乐意于否，Gastarbeiters或任何一拨难民都等于是拔掉了他翻领上的鲜花。背井离乡与错投他乡在本世纪都是家常便饭。而我们的流亡作家跟Gastarbeiter或政治难民的共同之处在于，两种人都是逃离较坏的地方，奔向较好的地方。而关于这件事情的真理是，亡出于独裁的人只能够流向民主。要知道，老流亡现也是今非昔比，它不再是离开文明的罗马而前往野蛮的萨尔马提亚，也不是把一个人从，比如说，保加利亚，打发到中国。现代流亡中所发生的，一般说来，是从一潭政治经济的死水转移到一个工业上发达而嘴皮上挂着有关个人自由的最新结论的社会。而另外必须补充的则是，对于一个流亡作家来说，选择这条道路在很多方面都像是重归故里——某个理想一路激励着他，而向着那一理想之所在，他又走近了一步。

如果把流亡作家的生活按体裁归类，那么它必然属于悲喜剧。因为先前有过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对民主制度在社会上和物质上的优越性的体验之集中，之深刻，远远超过这一制度下的本国人。但恰恰由于这同一个原因（其主要副产物为语言隔阂），他发现自己彻底无力在这个新社会中扮演任何有意义的角色。他所置身的民主国家给了他物质上的安全，却使他在社会上变得无足轻重。而无足轻重（lack of significance）是任何一个作家，无论流亡与否，都不能接受的。

因为，往往正是对重要地位（significance）的追求构成了他写作生涯的绝大部分。至少，重要地位往往是写作生涯的结果。在流亡作家这一个案里，这几乎还无一例外地是导致流亡的原因。此外，我们或许还要迫不及待地加上：流亡作家身上这种对地位的欲望，是他对原先所在社会的垂直结构所产生的一种条件反射。（自由社会的作家身上的这种欲望，则反映着民主制对它自己不合宪的往昔的返祖记忆。）

就这个方面而言，流亡作家的处境的的确确要比Gastarbeiter或普通难民的处境糟糕得多。他渴望得到承认和重视，这搞得他寝食难安；他忘记了，作为大学教师、讲师、小杂志编辑或撰稿人（这些是如今流亡作家中最常见的职业），他远比干苦力的挣得多。也就是说，我们这位老兄是有点腐化堕落了的——几乎就他的本性而言就必然如此。不过话说回来，在无足轻重默然无闻的状态下还能泰然自足的作家，即便在最佳条件下，也只如格陵兰的凤头鹦鹉那般稀少。在流亡作家中这种态度则几乎全部绝迹。至少，在今天这个房间里，它不存在。这固然可以理解，但依然令人悲哀。

这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如果说流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它教人谦卑。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流亡是关于这一美德的终极课程。而对于一名作家来说，它尤其是无价之宝，因为它将给他可能的最长远的眼光，正如济慈说的，“你远在人类之中”[4]。消失在人类之中，消失在人群——人群？——啊是，在数十亿人之中；像常言说的那样，成为大海里的一根针——只不过是正在被某些人寻觅的一根针——这，就是流亡的全部。放下你的虚荣吧，它说，你不过是大漠中的一粒沙。不要用你那些笔杆子朋友来衡量自己，要用人类的无穷来衡量自己（而人类的无穷差不多就跟非人的一样糟）。你当从这无穷中说话，而不是从你的野心或嫉妒里说话。

然而，不消说，这一呼吁并没有引起注意。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生活的评论家总是更热衷于他的评论家地位而不是他评论的主题。至于流亡的时候，他则认为他的处境严酷已极，断断不能让它进一步恶化。至于对谦卑的呼吁，他则认为不合时宜。尽管这样的呼吁在任何时候都是适时的，但他或许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关于流亡的另一个真理是，它是一个超越物理状态的、形而上的状态。至少，它有着相当清晰、相当明显的形而上意味；无视或回避这一点则无异于自欺，无异于歪曲你所经历的一切的真实意义，无异于将自己永远囚禁在被动接受事物的终端，沦为一个没有理解力的牺牲品。

因为缺乏一个好榜样（尽管我们想到了米沃什和穆齐尔），我们无法描述另一种可能的行为方式。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来这里要谈的，显然是流亡的现实，而不是它的可能。而现实就是流亡作家时时刻刻处心积虑不屈不挠地力图恢复他的地位、他的领袖作用、他的权威。他主要考虑的对象自然还是远在老家的同胞们，不过在险恶的异国他乡，他同样想呼风唤雨，鹤立于流亡同辈之鸡群。他对流亡的形而上意义采取鸵鸟政策，而全神贯注于当前的、眼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于是他对处在同样困境中的同行污言相向，对论敌大动肝火，接受不计其数的采访，BBC，RTF，德国之声，美国之音，以及不计其数的公开信，声明，会议——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过去在采购食品的长龙中或在小官僚散发霉味的接待室里消耗掉的精力，现在被释放出来，并失去了控制。没有谁可以节制他，更不必说他的亲人（因为他自己就俨然已成为恺撒的妻子，俨然不容置疑[5]——他那大约是识字的、然而已年老色衰的妻子，怎么能够纠正乃至反对他这个经过权威认证的殉道者呢？），他的自我迅速膨胀，直径不断扩大，直至充满了二氧化碳，脱离现实而飞升——尤其如果他住在巴黎：蒙哥尔菲兄弟[6]正是在此开创了先例。

乘气球旅行是鲁莽的。并且，最要紧的是，它是不可预测的：旅行者轻易就成了风向——在此处，乃是政治风向——的玩物。因而我们的旅行家之热衷于收听一切天气预报、有时候甚至斗胆自己发出预报，也就不足为怪了。这里说的天气当然不是出发地或者途中某地的天气，而是目的地的天气，因为我们的气球旅行者归心似箭，无一例外。

而关于这件事情的第三个真理则大概是，流亡作家大体上是一个向后看、向后走的存在物。换句话说，追怀往事在他的生活中（与其他人相比）占有过量的比重，而将现实逼退到阴影之中，并使未来黯然失色，有如沉落在特浓的豌豆汤里。像但丁《地狱篇》里的假先知一样，他的脑袋永远朝后，他的眼泪或口水顺着肩胛骨流淌。无论他是否天生如此多愁善感，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在国外他注定只拥有一小撮读者，因而他情不自禁地向往起那被他抛在身后的——真实的，或他想像出来的——庞大的读者群。前者使他充满怨毒，而后者使他充满白日梦。哪怕他得到了旅行的自由，哪怕他确实去了一些地方，他的写作仍然会死抱着过去那些熟悉的材料不放，写出的东西也无非是老作品的续集。如果你跟一名流亡作家谈起这个话题，他极有可能同你回忆奥维德的罗马，但丁的佛罗伦萨，以及——稍作停顿之后——乔伊斯的都柏林。

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谱系[7]，而且它比上面那串名字还要长得多。只要我们乐意，我们可以将它一路上溯，直到亚当。然而我们必须小心它在公众的、以及在我们这些人的头脑之中所经常占据的位置。许多高贵家族于世代更迭或一场革命之中所经历的沉浮我们都很清楚。家谱之树（family trees）既不能成为森林，也不能遮掩森林，而森林如今正向前推进。这里我在串用比喻——不过我或许能为此辩护说，我的意思是，倘若我们竟指望着自己于将来跻身上述那几位少数人物的行列，则我们与其说是太过轻狂，倒不如说是太过轻率了。当然了，作家们关心的总是身后声名，而流亡作家尤其如此——就鞭策效果而言，祖国之陷他于人为制造的遗忘远不如自由市场评论界抛给他同辈作家的青眼。然而，对于这样一种自我疏离[8]的过程我们得谨慎从事，不为别的，只为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人口爆炸的同时，人口统计学也成了文学的一个方面。如今平均每个读者所拥有的作者，一句话，太多了。几十年前一个成年人若想想他还须读的书籍或作者，他会开出三四十个名字；而如今这些名字数以千计。如今你走进书店就如同走进音像店，听完所有乐队所有个人的专辑会花掉你一辈子的时间，而这成千上万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流亡作品——更不要说还是好作品。而哪怕你头上顶着一圈流亡的光环，公众也依然会读别人的，而不读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刚愎自用或是被误导等等，而是因为你的书，根据统计学规律，就应该属于大路货或者垃圾一类。换句话说，公众只想读他们自己。在世界上任意一座城市任意一条街在白天或黑夜的任意一个时刻没有听说过你的人总是多于听说过的。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下）



[译者按] Joseph Brodsky，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一岁至三岁半德军围城，十五岁突然退学（次年赫鲁晓夫开始解冻），其后六年跳槽十三次（包括兵工厂，地质队，和太平间），十七岁开始写诗，二十三岁遭逮捕，被控以“寄生虫”罪名，获刑五年流放并强制劳动。在流放地借助辞典阅读T. S. 艾略特，奥登，等。1972年被永久逐出苏联，辗转定居美国。五年后开始用俄英两种语言写作。最后，且或许最不重要的，当被问及“你作为美国公民而凭俄语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时，他回答：“我是犹太人。” 1996年他死于心脏病。

“在苏联他因为政治罪名受审（尽管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在美国，正好相反，人们当他是个讨嫌的纽约知识分子，若不是因为他过去长期经受的苦难，以及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旁观者的地位，他的观点简直是反动得不值一驳。”（Bethea: 1994[1]）

1987年12月2日至7日，多国流亡作家齐集维也纳，参加第一届以他们自己为主题的Wheatland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本文即布罗茨基为该会议而作，但据说反响不佳。

本文据On Grief and Reas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译出，参考了王希苏译本:《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王译的在线版本点此)





[1] Bethea在这一段的脚注中引用道：“布罗茨基的回答[1964年受审时他回答法官说，诗人这一职业（calling）来自上帝]，如果在美国重复的话，也同样会挑起愤怒。在苏联你是诗人因为有关部门允许你做个诗人。在美国你是诗人因为没什么部门可以阻止你做个诗人……无论在哪里，写诗似乎都跟上帝（在这里无非是“诗性感召”（poetic calling）的缩写）无关。”（Baranczak, Breathing, 203）
[2] 客籍工人
[3] 70年代南越战败之后，大批越南人为躲避迫害，乘渔船逃离，部分被救起送往香港及东南亚其他国家。79年中越开战之后，又有大批华裔越南人沦为船民。
[4] “Thou art far in humanity”，出处不详。
[5] 典出尤利乌斯·恺撒名言：“恺撒的妻子必须是不容置疑的。”
[6] 热气球的发明人
[7] 即奥维德、但丁、乔伊斯等，下文“少数人物”亦指此。
[8] Self-estrangement，源于由什克洛夫斯基（V. Shklovsky）提出的、作为其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陌生化”（estrangement）。布罗茨基所谓的自我疏离则近似于某种摆脱一切自我陶醉或自哀自怜的、高度清醒的自我意识。

布罗茨基：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下）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上）


当前人们对流亡文学的兴趣自然与独裁暴政的兴起有关。我们争取未来读者的机会或许也在这里——尽管这保险我们是宁可不要的。而流亡作家，部分是因为这一高尚的警世钟角色让他动心，更主要地，则是因为他总也不能放弃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幻想——于是他紧紧攥住他的老枪。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要尝试其他东西，为什么非要费心换一种投石的方式，既然前路无论如何是不得而知的？老一套东西令他满意得很——最最少也有一次：它为他赢得了流亡。而流亡，毕竟也是成功的一种。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为什么不把亲爱的老一套进一步发扬光大呢？别的不说，单说那一套现已成为民族志材料这一点，就会让你在西方、北方、或（如果跟你过不去的是个右翼独裁）东方出版商那里大受欢迎。而同一个题材写两遍，出杰作的几率总会增加一点——这大约也没有逃过你的出版商的眼睛，或者，这至少也有助于未来的学者们在你的作品中发现某种“神话写作”[1]的成分。

不过，无论听上去多么实在，在使得流亡作家的眼睛紧紧盯牢过去的原因之中，这些因素仍然只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向后看的机制。周遭环境中但凡有一丝一毫令他有陌生局促之感，这一机制便会在他体内悄然启动。有时一片枫叶的形状便足矣，而一树的叶子又何止千万。在流亡作家体内、在动物性的层面上，这一机制始终处于运行状态，而他自己又几乎总是无知无觉。往事，无论明朗抑或阴霾，终归是一片安全的领地，哪怕仅仅是因为它已经被经历过了；而无论我们各自所面对的现实如何，人类这一物种掉头逃跑——尤其在思想中或在睡梦里，因为它们同样安全——的能力，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表现得异常强烈。可我们之生而拥有这一机制，却并不是为了珍惜或理解过去（到头来，我们既不理解也不珍惜），而是为了推迟现在的到来——换言之，为了稍稍拖延时光的流转。参见歌德之浮士德的临终呼唤[2]。

而流亡作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此：他，和浮士德一样，放不开他那“美好的”、或不那么美好的“瞬间”。然而他的目的却不在于观察、理解那一时刻，而只在于推迟下一时刻的到来。他并非指望着再度年轻，而是根本就不想让明天来临，因为他明白，明天或许将修改他今天的观察和理解。故而，明天越是咄咄逼人，他就越是顽固不化。而这种顽固不化也有它非常的价值：运气好的话，它有可能聚合为极度强烈而集中的体验，从中我们或许当真能收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读者和出版商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他们依然对流亡文学留了个心眼）。

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顽固不化表现为连篇累牍的怀旧。说得直截了当一点，这不过是在应对当前的现实或将来的不确定性上的，失败。

当然，你可以改变行文叙述的方式，赶赶我们自由市场的同行们的时髦，搞一点先锋派，加一点情色、暴力、街头俚语，等等，作为调味佳品，使局面有所起色。但是，风格的转变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远在“后方”的、也即我们故乡的语言的特性，而我们与它纵然藕断，也有丝连。至于调味品，无论流亡与否，作家们都是决不肯公然拾同行之牙慧的。因而关于流亡的另外一个真理或许便是，它滞缓了风格的演进，它使作家变得更为保守。与其说风格即其本人，不如说风格乃是他本人的神经。而总体看来，流亡生活给神经提供的刺激少于故国所提供的刺激。这一情况，我们不得不说，多少令流亡作家感到不安。不仅仅是因为他（根据定义，并根据文字生涯通常带来的一切实有的或想像的后果）认定远在祖国的生活比他自己现今的生活更为真实；也因为在他的头脑中，存在着那么点儿摇摆于外部刺激与母语之间的、此消则彼长的，钟摆式的依赖。

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情境下，沦落到流亡状态。有的听起来比较体面，有的则比较难堪，然而这一切区别在讣闻被宣读的时候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你在书架上的位置，不是被你，而是被你的书所占据。而只要他们依然坚持为文与为人的区别，那么比较好的情况总是他们认定你人品遗臭而作品流芳而不是相反。不过，最有可能的结果当然是，他们对你的两方面都不待见。

而在国外，在流亡中，在陌生环境中的生活，事实上正预示了你身后以书本形式存在的注定结局：消失在书架上，消失在其他作者当中，而你与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只是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眼下你就在这儿，在某个巨型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依旧摊开在桌面上……鬼才会管你是怎么来的这里。为了免于被合上归架，你必须向你那自认为已经无所不知的读者抖出些新鲜玩意儿——关于他的世界，关于他自己。如果这听上去太有些教唆（suggestive）意味，那也无妨，因为不管怎么说，提建议（suggestion）正是这整个游戏的名字。同时，也因为流亡使得作者与他的主人公所隔之遥远，使我们不得不动用天文乃至神学数字。

这一切令我们感到，要描述一名被迫（被国家，恐惧，贫穷，或无聊所迫）离弃祖国的作家所处的状态，“流亡”或许并不是一个贴切的词汇。“流亡”顶多适用于离开的那一瞬间，被驱逐的一刻。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过于舒适，也过于自成一体，以至于不再适用“流亡”这一意味凄凉的字眼。我们在这里集会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如果我们确有一个共同特点的话，则我们无以名之。我们承受着同等的绝望么，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都同等地被逐出了我们读者的视线么？我们全都居住在巴黎么？不。然而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是我们恰如书本的命运：我们，在字面与象征的双重意义上，摊开在巨型图书馆的桌面或地板上，在各个角落里，等待践踏，或等待一位具有适度好奇心的读者——或更糟，等待一名忠于职守的图书管理员——来把我们拾起。我们可以抖给读者的新鲜玩意儿正是这自成一体的、宇宙飞船般遗世独立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我可以肯定地说，它造访过我们每一个人，然而在绝大多数作品里我们却拒绝承认。

我们这么做是出于务实的考虑，或者说，是出于文体的考虑。因为在这一条路上，不是癫狂，就是冷眼——冷得令人更倾向于联想到面色白皙的当地人而不是一腔热血的流亡者。而另一条路呢，却是平庸（banality）。这些在你们听来大概像是典型的俄国人干出来的事，即所谓颁布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事实上，它不过是一个人在发现有如此多的流亡作家——而他们首先是俄国作家——庸庸碌碌、乏善可陈（on the banal side of virtue）的时候，作出的反应而已。这实在是巨大的浪费[3]，因为，有关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的再一个真理乃是，它大大加速了一个人飞往——或是漂往——与世隔绝之境的旅程，而这种航行原本是要求专业素养的；它加速把我们带入一个纯粹的绝对的视角：在那一状态下，你除了你自己和你的语言之外，一无所有，而在你和你的语言之间也空无一物。这原本要花费毕生时间方能到达的境地，流亡把你带到那里只在一夜之间。如果我听上去像在做广告，那也没关系，因为，推销这个观点的时机差不多到了，而我也确实希望有更多的人接受它。一个比喻也许能帮我说明这一点：流亡作家就好比被装在宇宙舱里扔向外太空的一个人，或一条狗（但当然，更像一条狗，因为他们不会费心把你接回去）。而你的宇宙舱就是你的语言。为了让这个比喻完整，我们必须再补充上：你不久就会发现，宇宙舱的重力加速度不是指向地球，而是指向外层空间。

而这么说是因为，对于干我们这一行的来说，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流亡作家被母语抛弃，而又躲回母语之中。母语，让我们姑且这么说，曾经是他的剑，而现在成了他的盾，他的宇宙舱。他和语言之间，起初只是私下里情投意合，然而这一联系在流亡生涯中，甚至远在它成为他无法摆脱的情结、成为他的义务之前，便已成了他的命运。一门活的语言，就其本性而言，就带有离心力——以及推进力；它试图覆盖尽可能多的土地——也试图包含尽可能多的虚空。由此发生了人口爆炸。由此，也有了你向着外太空的、向着原本属于望远镜或祈祷文的领域的自发旅程。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为着一部辞典工作。因为文学就是一部辞典，一部人类诸多命运、诸多经验的意义的汇编。借助这部辞典的语言，生活向人类说话。这部辞典的作用在于挽救下一个人，挽救后来者，以免他重蹈覆辙；或者，若他无论如何还是重蹈了覆辙，则这部辞典有助于让他明白，他不过是遭到了生活的同语反复而已。如此他将较少地被震慑，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将更加自由。因为弄懂生活使用的措词、弄懂你所遭遇的一切的意义，就等于解放你自己。而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在我看来，已然可以得到一个更完满的表述；流亡固然有它众所周知的痛苦，但我们也应该知道，它还有着足以麻木痛苦的无限性，有健忘，有超然，有冷漠，有它可怕的人性和非人性的景观——衡量它我们别无其他尺度而唯有我们自己。

为了后来人，我们必须让流亡变得轻松一点（如果我们不能令它安全一点的话）。而唯一能使流亡变得轻松、使后来者对流亡的恐惧有所减少的办法，便是指给他看流亡的全部限度——也即，我们自己曾经担当下来的全部。关于我们对于我们的同辈人，对于祖国，异国，对于文化，传统，等等等等的责任和忠诚，我们尽可以永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但我们有责任使后来人——哪怕他，以及他的需求，只是一个假设——更为自由一点点；或不如说，我们手中握着使他自由的机会；而抓住这一机会、担起这一责任，我们不当有任何犹豫。如果这一切在你们听来调子太高，人道主义的温情太重，那么我为此道歉。两种责任之区别所在，与其说是后者太讲人情，不如说它是我们命中注定——当然，我不该跟你们纠缠这些细节。所有我想说的无非就是，在环环相扣的因果之链中，只要给一个机会，我们便完全可以不限于只充当零丁作响的结果之环，而试着成为其他结果的原因。而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正是这样一个机会。

即便我们拒绝利用这个机会，即便我们决意留在链条的结果一端，并用老一套方式玩转流亡，这样的做法也不能只用怀旧二字打发。老一套流亡当然地有助于揭露亟待揭露的压迫，而我们的处境对于那些有头脑然而又玩弄着理想社会概念的人来说，也当然地是一个警告。这是我们对于自由世界的价值——这是我们的作用。

但我们更大的价值及更大的作用或许在于，我们于无意间亲身验证了一个令人沮丧的观点，即，一个被放归自由的人并不就是一个自由人，解放只是得到自由的手段，却不是自由的同义词。由此我们突显出人类所受的损害可以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为担当这一角色感到光荣。然而，如果我们想担当起更大的角色，一个自由人的角色，则我们应该能够接受——或至少，能够模仿——一个自由人失败的方式。一个自由人，当他失败的时候，不埋怨任何人。




[1] Myth-making，或mythopoeia，由《指环王》作者托尔金于1930年代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
[2] “我对这一瞬间可以说：你真美呀，请你暂停！”（董问樵译）
[3] 即banality是对流亡的浪费。

海国图志之：看不见的城市（上）

看不见的城市
——细看英国社会基础设施

作者：黄枘 施娱 （杭州外国语学校 高二）


一个人长时间骑马行走在丛莽，自然会渴望抵达城市。那雨水充沛的青空，须臾间，又拿捏出了朵云。御风而行，浓郁的红砖墙，喷泉混杂着复古与年少的气息，灰白的道路。我们的目光，需不时从贪恋中抽身，才能让这旅途，不至是一场走马观花的虚妄。


Mersey Tunnel（墨西河底隧道）

整十天里的大半时间我们都住在Wirral——这个和利物浦一河之隔，风情迥异的田园城市。这片被誉为全英格兰最独特的土地，每天傍晚就开始收留白天在利物浦劳顿不堪的人们，包括数量可观的红军球迷。

Wirral虽小，那里人总很气派地称之为半岛。在半岛和大陆之间往返，自然需要交通的支持。于是，River Mersey上著名的渡船孜孜地运行了八百年，之后又建起桥梁，现已耄耋之年的Mersey Tunnel只能算是这些交通设施里的新生儿。如今的隧道有独立的两条：Kingsway和Queensway。一进一出，遇高峰期管理部门还根据车流方向作适当的调剂，譬如早晨把Kingsway的车道辟出一条来和Queensway共同作为上班族从 Wirral离开的通道，黄昏则反之。隧道的高效，让越来越多的当地人选择从河底过河。可是，谨小慎微的英国设计师还是被天气所挫伤：若逢雨天，隧道口就会聚集起一个大水坑，由此引发的大堵车自然不在少数。人们想过不少办法，如果挖一个下水口，地处河底的缘故大概会让水坑变汪洋；抽水机的连轴转在多雨季节又太不经济。这个用中国工程师的小聪明须臾化解的问题，困扰了执著的英国人显然很久了。抑或他们把更多的精力贡献于我们看来可笑的公共事业上，墨西隧道中就有鲜活的例子——

MUTA大约算得上是英国闻名的NGO（非政府组织）。它筹资，游行，给上下院写信，左右过议会法案的通过。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它的全称却令我们哑然失笑：Mersey Tunnels Users Association （墨西隧道使用者联盟）。照理，这些来去匆匆的行车者应该也挺忙，那他们致力于什么事业呢？答案，就在于一堆小小的硬币——MUTA抗议的正是中国人早已习以为常的道路收费。根据车型的不同，过Mersey Tunnel通常需要交纳1到2磅不等。用居民收支状况来算一笔账，英国诸如此类的收费无疑要比我们实惠得多。然而，反对的声音总是认为政府把收取的钱财投在了脱离民众的去处，况且隧道的建设本就该由政府自掏腰包。在没有成文宪法的英国，民众把每一个法案的表决看得异常神圣。为了阻挠交通收费的法案在议会的通过，MUTA无疑牺牲了远远大于每日一两磅的钱财。讽刺的结果是，他们失败了，依旧日复一日地需要向收费机器里投币。可我们并不敢嘲笑他们，也没有资格。


Care for the disabled（残疾人的社会关怀）

尽管英国政府提供了相当完备的医疗体系，根据可靠数据，这个老牌工业帝国的残疾人比重千禧年之后已经逼近20%，而中国此项指标只有英国的1/4。且不论我们国家的统计是否严密，也不拿单纯的数字来做比较，面对严酷的现实，英国人的态度令人动容。不分国界，听力语言障碍总在残疾人数里占有相当可观的分量，因此相当一部分英国电视节目都配有手语。房东妈妈很自豪地说自己就是当地聋哑学校的老师，每逢周末，她就会挑些表现优异的孩子来家里玩。这些孩子和我们吃住在一起，丝毫不怕生，看得出来他们很享受这样一位好老师和好环境，应该也算不幸中的幸福了。我也弄懂了简单的英语手语，好去回答他们诸如：“姐姐，中国是不是在好远好远的地方”之类的可爱问题。

言归正传，城市的社会基础设施，无疑更多是为肢体残疾的人们所设。英国致力于保护残疾人的法令很多，有些赋予了残疾人特殊的权利。比如在驾车问题上，残疾人士不仅能够随意改装车子，还拥有比普通人提前一年领取驾照的特权。当然，政府很清楚，不是每个肢体残疾的人都能够自行驾车，于是令人惊讶的法案出台了：为了比例甚微的轮椅人士，硬性规定每一辆出租车都必须备有无障碍斜坡，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安置轮椅人士专座，违者严惩不怠。同样，无论公交车多么拥挤，没有一个英国公民愿意占据那个专座。利物浦以博物馆众多闻名全英，三顾此地，感动我们的不仅仅是完整鲜活的英国历史，还有每一座馆前的残疾人升降梯。它们大都很久没有用运作过了，但仍然每天被擦拭检查，等待一个万一的发生。对于免费的博物馆来说，保养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无疑是个苛刻要求。然而英国人坚持着，并且将这样的精神推广到了商店，学校。我们所到之处，用俯拾皆是来形容升降梯出现的频率似乎也不为过。

我们大可以于此嗤笑一番英国人的得不偿失——这一系列优待不知道花去纳税人多少钱财。看起来似乎固执得无药可救，或者说钱多得没处花。然而，若是我们，习惯了在公车上对让座提醒充耳不闻的我们，即便安了专座，可能还是心安理得地坐下，装了升降梯也不会常常保养的罢。话大概说过了，但与此同时，我们能看见英国政府正在努力让每一个有能力的残疾人成为纳税人，让每一个健全的纳税人尊重残疾人。

基础设施的发达，公民素质的发达，一定是通过身体力行的纽带，相辅相成的。


Buses & Parking Lots（关于公车及停车场）

有时我们可能羡慕过度，于是给英国基建挑刺儿的能力也呈几何倍数增长。酸葡萄的心理力量不小，我们也常常能发现人性化之余的小漏洞。公共汽车在英国已不是聚光灯下的交通工具（伦敦著名的双层红巴士除外~），但它依旧保持严谨守时的优良传统：每一块站牌上都明确标有几点几分会有车到达，事实上也从不延误。掐好时间，只要你准时出现在候车处，就一定不会错过。然而一切都表示得清清楚楚的站牌上有一点让中国人很难理解：没有线路。要是不明白一辆车往哪儿去，初来乍到的人怎么赶车呢？这种心照不宣的漏洞，似乎透露着一丁点儿排外心理。不过，要解决问题也算不上困难，站牌上的咨询电话，四周的热心人加上网络和公交总站的图示都能帮上不少忙。

不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自然是动用私家车。普通英国家庭至少配有两辆车，一大一小可以灵活调剂。英国路边常常设有凹陷区域，专供停车。显然，这一招在车流密集的地方不管用。房东爸爸开车送我去利物浦火车站那日，就驶入一幢停车楼泊车。大概是城市里寸土寸金的缘故，楼层面积狭小然而层数多得可怕。我们的车就这样一直绕圈上行，转了十多轮找到顶楼一个角落在停下来。我的中耳受离心力作用彻底失去了平衡感，就开始抱怨设计的不合理。房东爸爸笑笑，说房子设计得的确不舒服，既然咱们时间充裕，就尽量多爬两层。恍然发现，一座公用的停车楼，本无所谓指定车位，事实反倒是楼层越高车更多，底层的空位都是自觉留给急事在身的车主。人性化的理念由设计者创造，不完全人性化的疏忽却有全民愿意弥补。


Some trivia（红绿灯和垃圾桶的轶事）

英国之行，红绿灯晃得满眼，一个十字路口可以由多达十盏红绿灯拥戴着。之所以多，并非交通管理不善，而是出于人性化的需要——英国街道并不采用中国街上与路灯同高的“空中红绿灯”，而是在车道，人行道上分别设灯，以满足不同的行者。左转的车辆（切记与他处有异）并不和直行的共用一个指示灯，司机的目光在转角分道扬镳。行人呢，就算是仅一车宽的道口，也会有盏红绿灯在街心的安全岛遥望。

不过这方圆两米内三灯并肩的景致即将不再。英国政府新近出版的《交通绿皮书》建议，取消红绿灯和斑马线等道路交通标志，给予行人和司机以相等的路权。这项规定试行以来不仅没有引发混乱，却切实地提高了交通安全度，减少了道路拥堵，令人哑然。就我看来，这并非“无为而治”，而是让公众在具备了一定道德基础后自我约束。走在伦敦街头，你也许会偷笑，闯红灯的行人并非绝无仅有，看来西方文明成熟的典范也不见得多么无可指摘。但与国人坦然的步态及其背后理所当然的心态相比，英国人闯红灯时动作不可谓不迅捷。在领着我们一群学生面“红”而行时，陪同的英国教师David和Owen总是神情紧张，催促不断。在他们看来，为了省时间穿越暂无车辆的街道没有问题，但你毕竟偷占了他人的路权，在有车辆时是车辆优先，那么你只有趁没车时快赶几步。这细微差别作为对于闯红灯的老掉牙论调的补白，揭示了英国人不越雷池的投机，也为取消红绿灯部下了前提。既然树立众多的减速标志并没能使道路更安全，政府就干脆创造一个环境，在那里，大家都会有轻微焦虑，于是所有人都谨小慎微，任何人若时速超过二十英里，自己都会觉得不妥。这样，硬性规范的弱化，使人与人之间的牵制凸显出来。对于自己和他人的重视，轻松地使狭路相逢变得客气起来。

如果将英国红绿灯的消失摆上时间轴，是现在进行时的话，则垃圾桶恐怕已经成了过去时。准确地说，是公共场所的垃圾桶——真是令人踏破铁鞋。而对每户家庭而言，家门口必然码着五个规格统一的卫士，分门别类地吸纳着玻璃、塑料、废纸、易拉罐和厨房垃圾。除了耳熟能详的垃圾分类，英国政府还在垃圾桶上动起脑筋，给每个垃圾桶装上芯片。安装在桶口边沿的芯片，在垃圾车把垃圾桶拉起来倾倒垃圾的时候，会把例如房屋地址和垃圾重量等有关信息记录下来，对于垃圾分量超重的家庭将按件收取费用。这对于英国这个在欧洲诸国中废物回收利用率排在倒数的国家来说实在是无奈之举。为此，英国人还对自己懒惰的品质进行了一次无伤大雅的利用。英国人不否认自己懒，并以此为傲，于是在公共场所，甚至办公室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垃圾桶，就切中了他们的要害。当英国数家大公司宣布，办公室内将不再配置垃圾桶时，雇员们必定是痛苦不堪。这项政策背后的逻辑令人发笑：如果员工扔想扔垃圾，就必须走到办公室所在楼层的垃圾统一回收处。若要让视做功为极大痛苦的英国人走上老远去扔一张废纸，他们都会明智地选择在背面再多写几行字。就这样，凭着垃圾桶的缺失，英国人就有望降低每年办公室垃圾数亿吨这个天文数字。

这个略显吝啬的规定着实害苦了来者。经常地，我手攥一纸杯，站过了火车又立过了地铁，硬是没有找到那个能解放我手的容器。一次在利物浦火车站等待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寻寻觅觅，最后只能把垃圾扔进为数可怜的清洁工的手推车里了事。虽然英国人学会了不在地铁火车上饮食，以减少垃圾的产生，但他们也绝不会将寻找垃圾桶视为偏执。但在我们身边，是在无可奈何时原谅自己，还是在旁人眼中傻傻地拿着空饮料杯，就该是个抉择了。

在英伦生活中，此二物的缺失不过写下了人们早已熟稔的一句话：好的法律，旨在预防，而非惩戒。若人们已经能够约束自己，那法律也大可不必。


看不见的城市（下）

海国图志之：看不见的城市（下）

看不见的城市（上）


The underground of London（伦敦地铁）

伦敦的地铁，它已经华丽了许多年。

从百年前驶来，它不可谓不古；当它满载城市的庸碌离去，又分明透着当下的气息。

拿到伦敦的地铁图，你看到的，便是错综的五彩管子。地下静脉的复杂，使陌生人想要理出头绪就已经殊为不易。幸而英国的残疾人保障做得到位，对于行动不便的市民，甚至盲人，也有无障碍通道、升降梯和盲人地铁图为他们提供方便。只是，有一类人，除非土生土长，是实在无法独立解开这纠结的布局的——那些难被注意到的色盲们。

前面已经提到，伦敦的地铁图是以色彩为标记的。一般人找到自己的目的地，再以颜色为标记，去寻找相应的线路。但伦敦的很多站点是几条线路的交汇处，不同线路的通道往往是早早分开的。在通过检票机器后，乘客就要根据线路的不同，选择下到不同的地方；而在分岔处显示的，只有线路名称，没有具体站名。也就意味着，缺少了色彩的纽带，色盲人士除非走到某条线路的轨道旁，诚惶诚恐地瞄上一眼那里的具体线路图，否则都无从印证自己是不是白跑一趟。

除此之外，由于运行时间长，地铁的新旧参差，提供的服务也就不齐。于是每当列车到站之时，就是其中一些暴露出机器的冰冷之日。这并非什么反工业化的论调，只是亲身经历让我们心有余悸：

指示牌显示，还有一分钟；列车到站，人们早已在各门前扎堆；车门徐徐打开，释放出了令人生畏的人流；先下后上；脚下的一小步，精神的一大步，恍惚间已置身车上。只不闻身后尖叫，车门关闭的提示音没有响起，Helen已经被夹在两扇一心结合的门留出的逼仄空间中了。侧转身体，她挤了进来，而无情的门毅然合紧，彻底将Hailey关在车外。大概由于出发前多次听得这种被迫分散的教诲，加上制定了找寻战略，她并不慌张，只是很无奈地和我们wave goodbye。

这一番惊魂比我们原先想象的糟糕情况还多了点暴力色彩。多次实践后发现，并不是所有车门都不会进行感应，也有一些在触手可及之处安装了紧急停门的按钮，但系统的庞大使伦敦市政府对于将其修葺一新，统一标准的想法有些踌躇。资金负担阻碍了伦敦地铁向更人性化的方向迈进，但资金不是全部。前日，上海地下发生的惨剧令人警醒——一名乘客瞬间被夹在了月台的防护玻璃门和车门之间，继而惨死——设计是人性化设施的要素，我们该如何设身处地，才能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CCTV（无处不在“友好之眼”）

伦敦，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林林总总的商店铺子，一种醒目的小黄牌俯拾皆是，经常让不明就里的中国人产生莫名的亲切感——“CCTV”，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每每被英文三角猫误认为我国的中央电视台。虽是笑话，却也能衍生出微妙的牵连。若说大半国人听着CCTV的新闻联播长大；那么全部伦敦人，也都在CCTV的监控下生活。

英国方寸之地，却占有全球1/5的监视器。据说今年更是攀升到每两人一台的可怕密度。你推开便利店门，会被玻璃上那个橙色的CCTV inside刺到眼睛；你走进电话亭拿起听筒，正有人等着听你将要说些什么；你走出家门手拎垃圾，这一瞬里也算是半个恐怖分子的后备力量。在伦敦的每一天，我们被捕捉影像400次以上，尚不包括英国公民所要忍受的监视软件、DNA技术、学生智能卡和通讯监控等等五花八门的控制。

一切的不自由，目的明确：打击恐怖分子和犯罪，改善享受公共服务机构的便利。英国人的确做到了。就在我们抵达当天，CCTV拯救了皮卡迪利广场的和平。他们做得甚至超乎想象，一种配有发声系统的监视器，让缺乏公德的手再也不敢乱丢垃圾。

然而，质疑始终存在着，就如我们06年蓦然间看到《窃听风暴》的相似心情。东德和英国的出发点无疑迥异，然而过程中的硬伤却铮然同声——个人隐私权。世界保护隐私组织负责人西蒙·戴维斯说：“他们正在以民主为借口损害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应警惕这一点。”隐私权在西方人权价值体系里，算作基本之基本。我们很难想象把十条修正案烂熟于心的美国人放在2000万台监视器下，联邦政府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可是英国做到了。面对着唐宁街门口无数质疑声音，仍然有人能够自豪地说：我们不是克格勃，但我们什么都管！

政府的坚持，无疑加重了英国人的监视噩梦。当年是议会缔造了这个监视社会，如今，下院的反对声音也开始渐强。他们调查、游说、示威、游行。为了让这个800年前就孕育出大宪章的不列颠，摘去如今“欧洲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帽子。

一切都在挣扎，吵吵嚷嚷地前进，英国信息专员署，一面致力于保护公众信息自由和安全，一面继续着“监视研究网络”的钻研。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惑包围着民众。

英国人关心国家的安全，社会的文明，也追求自己的安全，自己的自由。人权高于主权，但主权保障着人权，这个国家大概没有想到，在不起眼的基础设施上，也能掀起立国之本的争端。有能够平衡两者的人，笑称CCTV为友好之眼，他们觉得只要自己行得正，就不怕留影。当然，并不是每个公民都那么释然。在这个宪法在人心，自由在人心，人权在人心的国度，这样的拉锯恐怕还要继续很久很久。

无论如何，英国人敢于把CCTV的数量公诸于众，敢于把自由、人权放到台面上来争执，我们抱着的应该远不止看热闹的心理。



也许走过一次，不足以满足对一方土地的渴望，或再生出一番迷恋，更枉谈深入的了解。尽管连一些英伦之must都不曾领略完，但抱着龙应台那著名的“以下水道见文明”的论断，我们却有幸从这匆匆之中，瞥见一角那深埋的“看不见的城市”。

城市专题之六：就象一张破碎的脸——对城市建设趋同性的一点思考

作者：一格

城市的中心广场，四周商厦林立，天气躁热。汽车鸣笛不断，人流熙来攘往。即将拆迁的铺子里播放着高亢的女声：“各位顾客，本店正在进行清仓大甩卖，所有商品一律10元。请您不要犹豫不要徘徊。徘徊犹豫，使您错过机遇；犹豫徘徊，您就等于没来……”。年轻的情侣在肯德基快餐店里躲着清凉。路旁的每一个隔离墩上，都坐着表情倦怠的人。忽然间，我脑中就想起了蔡琴的女中音，“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象一张破碎的脸”——

这是2007年7月7日的甘肃兰州。一种强烈的感觉袭来：这城市，有一张破碎了的脸。

近几年，国内走过不少的城市。大至省会级的太原、成都、广州、长沙；小到县、市级的湖南吉首，福建崇武，山东菏泽；既有沿海开放的深圳、厦门、泉州，也有深处内陆的呼和浩特、银川、西宁，还包括典型旅游城市如桂林、凤凰、丽江、敦煌、都江堰……仿佛每座城市总有两个面孔：一张脸是他们闻名天下的自然人文景观，例如厦门的鼓浪屿，桂林的漓江或者长沙的岳麓山……；而另一张，过目之后，印象则模糊不清，因为它们是那样的千篇一律——一个火车站， 一个广场，一条或自然或人工的河，几幢商业大楼，几条主干道，外加个传统标志性建筑（通常是古塔或者钟楼，实在没有，可以新建筑代替)——组成了城市的骨架。而填充期间的，往往是相同的品牌连锁——几年的功夫，从美特斯邦威麦当劳到法国鳄鱼哈根达斯，已经是遍地开花了。[左图：呼和浩特市中心，王府井百货、北京同仁堂、麦当劳……应有尽有]

也许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城市面貌是经济发展、消费水平提高、内需扩大的表现；从建筑学的角度讲，这些城市是现代建筑蓬勃的试验场；而社会学家则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果。

可是，在这速度惊人的发展以外，我还看到了某种让人失望的趋同性。是的，我们的城市在变得越来越像。如果说一些老城市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不得不”保留其固有的特征（例如依山而建的楼阁，沿河流方向蜿蜒的街道），那么那些以农村征地为基础的新兴城市，在建设中就是“毫无包袱，轻松上阵”——路是越宽越直越好，楼是越高越“闪亮”越好，商店是越多越好，广场是越大越好。不管是塞北还是江南，建筑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互动越来越少，制造手笔如出一辙。即便是旅游城市，看景也成了“买景”——因为绝大多数自然人文景观已经被圈起来，出售门票，不能和整个城区融为一体。

对于老城，政府一般是进行改造。挖沟，砍树，道路拓宽，平房拆迁，等到砖瓦水泥砌注停当，再补种上几株小树苗，作为新的行道树。也许等到这些小树能够遮荫的时候，新的一轮拆迁就又开始了。还有不少城市，更是直接在老城旁边重新起一座新城。起新城的目的各不相同，比如大理、丽江、凤凰等为了保存古城的风貌，而银川、安阳、郑州等则是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颇有“显示政绩”之嫌。令人遗憾的是，新城的规划设计，往往缺乏地方特色。[右图：湘西凤凰也有“中关村”]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担当过城邦国家的角色，亦不因手工业和商业目的而起源，它的诞生，从夏商时期开始，就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此后，城镇一直保留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功能——先天上，我们的城市缺乏个性化的欲望。

而“后天失调”指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笔直宽阔的马路、规模庞大的购物中心、集中的娱乐休闲场所给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言而喻的好处。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指挥棒下，一切为“效率”、“形象”让路，那些看起来“土气”的旧房屋、旧街道、旧景观理所应当地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覆盖着瓷砖或反光玻璃的“气派的”高楼和没有一棵树遮荫的柏油马路。

在龙应台教授主持的一次名为“我们的城市怎么了”的沙龙上，来自东京大学都市工学研究所的西川幸夫教授讲道：“城市重建不应当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考虑——单纯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为目标——而要是进一步强调城市结构、城市的历史遗产历史文化的积累，以及城市文化格调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不单单体现在历史建筑物或者纪念碑上，如何制定街道模式、街区生活、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即便是人行道地面也是文化的表现”。[左图：银川市鸟瞰]

　

避免趋同性，保留城市容貌的文化个性，其实是在维护一个城市的身份认同感（Identity）。从人文的角度来讲，城市中那些别具一格的景观，那些全世界“独此一份”的建筑风格，是曾经或者正在生活于此的人们的集体记忆。在这个流动性异常巨大的时代，迁徙着的我们也许不再有执于故土的地理乡愁； 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了对于一座城市、一条街巷、一所大院儿的感情，来抵御过于绵长的空间轨迹所带来的身份焦虑——这是我们难以割舍的文化乡愁。

电影《三峡好人》的长镜头一次次地留给了水位不断上升的奉节县城（即白帝城）。移民登上客船，汽笛告别码头。浪奔，浪流。三峡大坝蓄水所淹没的，不仅是奉节人的故土——朝辞白帝彩云间呵——这里，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故里之一。现在，它已经从空间上消失了。也许，广袤的土地，城市星罗棋布，我们还能从其他地方找到不少集体回忆。但是，在我足迹可达的许多城市，当地的集体回忆，也正在慢慢地，慢慢地逝去。如同北京城的许多胡同，在推土机的包围下，轰然倒塌在我们的睡梦中……

《三峡好人》剧照：即将湮没的奉节老城

在香港，天星、皇后码头的拆除引起了许多普通市民的抗议。因为这两个码头的意义，远不只交通枢纽那样简单——它是几代港人奔波与奋斗的集体回忆。它不是冷冰冰的建筑，它关乎活生生的人。虽然，保育人士的奔走呼号没能有效遏制政府短视的填海工程，但是关于古物保育的法案已经被要求检讨——法律，在香港，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

其实，维港两码头不过几十年的历史，而在内地，我们正在失去的，可能是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才沉淀下来的有形的街巷和无形的建筑理念。也许只需要十几年，他们就统统不存在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着似曾相识却破碎模糊的脸孔，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就达到了终极意义的和谐呢？那时候大街小巷或许再看不到“拆”字，而都粉刷以新的口号：

破碎即完整。

共性即个性。

统一即和谐。

……

我想，一个城市的建设，真的不应只是政府和房地产商的事情。

2007年8月于蓝旗营

读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一）

作者：sapientia

“当我受到经验的教训之后，才深悟得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一切东西，都是虚幻的、无谓的，并且我又确见到一切令我恐惧的东西，除了我的心灵受它的触动外，其本身既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因此最后我就决意探究是否有一个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真正的善，它可以排除其他的东西，单独地支配心灵。这就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

评：斯宾诺莎说世上由经验所获得的一切东西，都是虚幻和无谓的，我想他也许将自己所受的歧视、诬蔑，转为对经验世界的抵触与不信任。他深信自己并没有为自己的信仰带来毁灭性的不利证据，于是被驱逐教会一事，在斯宾诺莎看来，仅仅是把持教会的几个令人厌恶的玩偶，通过一些可笑并且极端无耻的仪式，将这位最虔诚的信徒带离那个充满肮脏勾当的地方。斯宾诺莎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教籍的剥夺而感到悲伤，相反他感到了挣脱枷锁后的轻松：他不必再为自己的信仰作无意义的辩护，也不需要浪费时间去教堂参加一套又一套虚伪的仪式。他尽可以在自己的写作抒发对宗教与哲学观念的沉思，亦可以将自己的不满与鄙夷公之于众。

《知性改进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然而正如中文版的翻译者贺麟先生所言，它“仍然是一篇可以告一段落的内容丰富的独立的论文，并且可以当作他的忠心著作《伦理学》的导言来看”。从斯氏其他几部作品所述来看，斯宾诺莎想在这部著作厘清几个一直困扰哲学多年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知性”？如何获得正确的知性？为什么只有正确的知性才是我们可以依赖作为我们认识自我以及世界的基础？哪些因素诱使我们偏离正确的知性？按照斯宾诺莎的原文，拉丁文intellectus在汉语中被译作了知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他那个时代，知性与理性还没有在黑格尔或者康德那儿做出严格的区别，一般我们参照德语der Verstand和英语understanding把知性理解为理解力、理性认识的能力，思维、分析、推理的能力。斯宾诺莎认为正确的知性就如同真正的善，它可以允诺我们连续的、无上的快乐。从文中不经意里透露的情感，我们略可窥见一位孤独的哲学家孜孜不倦的追求。

“因为那些在生活中最常见，并且由人们的行为所表明，被当作是最高幸福的东西，归纳起来，大约不外三项：财富、荣誉、感官快乐。困扰人们的心灵，使人们不能想到别的幸福的，就是这三种东西。”

评：当斯宾诺莎在思索什么能够构成永恒的幸福的时候，他先考察人们的行为，从中归纳出哪些价值或者体验被常人当作最高的幸福。当然，斯宾诺莎决不能认同这些虚伪的“最高幸福”。因为究其本质来说，没有一种价值可以为我们的心灵所永恒的保有，也不能恒久提供人们愉悦和满足。局外人可能会讥讽斯氏的懦弱，认为他之所以这么说仅仅是因为他自己不能拥有财富、荣誉或者感官愉悦罢了。然而，斯宾诺莎选择了一条与世俗之路相悖的生活，他散弃自己几乎所有的财富，也不热衷社交。在一间幽暗的阁楼里，他苦苦思索哲学、宗教伦理和道德形而上学，并且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当他决意与世俗的最高幸福决裂的时候，他坚信自己就能够与永恒的最高幸福更近一步。

“荣誉还有一种缺点，就是为了追求荣誉，我们必须完全按照人们的意见生活，追求人们通常所追求的东西，规避人们通常所规避的东西。”

评：同追求财富、感官快乐类似，追求荣誉无异于不断重复与心灵相悖的虚假行为，而生活在荣誉光环下是将自己的心灵幸福交给了社会来评判，以众人的期望来代替心灵的真正满足。一旦我们远离了荣誉的保护，我们便失去了自我前进的道路。海德格尔说，当人作为“亲在”（dasein，即亲自感受存在）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便选择了“沉沦”进入经验世界的体验。“沉沦”本身并不意味着亲在作为终极本体意义的消失，而是亲在体验存在、认识存在以及感知存在的方式。但是亲在在“沉沦”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在”的消失，因为我们，即亲在，愿意把存在置于一个“常人”的世界。这个“常人”不代表任何一个实在的亲在，却投射出每一个亲在的影子。海德格尔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大男孩正在自己的卧室里看书，他把自己的双脚架在了桌子上，悠然自得的哼着歌曲。这是突然一位同班的女生闯进了他的卧室，大男孩慌慌忙忙地把脚挪到桌下，整理一下自己折皱的衣领，胡乱地把丢弃在床上的衣服塞到角落里。大男孩在女孩进来之前和之后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举止。为什么？因为在女孩进来之前，他作为亲在自主地选择“在”的方式，他无需征询其他的亲在来实现本体的“在”；但是女孩的进入打乱了这种在的体现，大男孩迅速将自己转变为一个“常人”，他按照“常人”所谓的“在”（尽管这种在是如此的虚幻而且非“在”）来代替亲在的“在”，于是所有他遇到女孩的反应都可以看作是亲在被“常人”所取代。在很多场合，我们都自觉地置换自己的角色，变成一个个实然是“非在”的“常人”。斯宾诺莎虽然还没有存在哲学的观念，可他看到了所谓世俗的最高幸福后面一个个“常人”，那些短暂即逝的“非在”。

“我深知，我实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不能不强迫我自己用全力去寻求药方，尽管这药方是如何不确定；就好像一个病人与重病挣扎，明知道如果不能求得救药，必定不免于一死，因而不能不用全副的力量去寻求救药一样，尽管这药方是如何不可靠，因为他的全部希望只在于此。”

评：斯宾诺莎将世俗的三种快乐概括为莫大的恶，因为他们拒绝让心灵体验真正的善，而且总是将心灵置于痛苦的深渊，遭受名誉和财富的煎熬。斯宾诺莎在这段话里流露出了一位苦苦思索的哲学家的责任感，尽管他自己也无法确知能否免于恶的侵扰。他将深受世俗幸福毒害的人比作垂死挣扎的病人，自己必须担负起寻找药方的责任，因为不得到这幅药方没有人可以免于一死。当斯宾诺莎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相信他是怀着哲学的关爱来拯救沦落的人类社会，虽然更多的冷嘲热讽会淹没他微弱的声音，更恶毒的攻击会铺天盖地地袭来。有时一名将治病救人视为自己最高荣誉的医生往往是孤独的、寂寞的，只是现在人们已经不会这样说了。

“所谓善与恶的概念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所以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观点之下，可以叫做善，也可以叫做恶。”

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把善恶的标准相对化称不上重要的发现。但在斯宾诺莎的年代，正统的善，即宗教或者世俗的最高幸福仍然是不可挑战的绝对的善，所谓恶就是绝对善的否定（Evil is the negation of good）。把善恶处理为相对的、只在偶然场合下有意义的概念，即在哲学上否定了宗教或者世俗的善可以构成永恒善的体现，因为这些善没有允诺可以永恒保有的幸福和愉悦。

（待续）


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书评：从栽培到改造

作者：Gill


Michael Sandel,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本书前身为发表于Atlantic Monthly的同名论文http://www.theatlantic.com/doc/200404/sandel



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相反，似乎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代表着先进应试教育的发展方向。

据Michael Sandel这本副题为《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的书报道，在美国，约有四五百万未成年学生为了提高学习效率而服用利他林（一种治疗小儿多动症的药物），使该药的处方量在过去十五年里飙升1700%；ETS规定，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参加SAT可以获得额外的考试时间（而这一点不会在考试结果上标识出来），家长们便不惜雇请心理医生将自己的孩子鉴定为障碍儿；复习备考产业如雨后春笋这自不必说（其年产值已达二十五亿美元），更有IvyWise（或译为“智取长春藤”？）这样的入学咨询公司自高中开始提供全程指导，它们甚至可以告诉你哪一类课外活动或实习经历最受大学的青睐。

而这一切的发展壮大不过短短十几年工夫。一代人之前，“几乎没有学生会为SAT操心”。他们可能在嚎叫，可能在路上，也可能正把鲜花插进士兵的枪管，但你无论如何不能想像他们坐在SAT补习班里，或参加咨询公司推荐的社区服务。这一转变沉重地打击了我（或者也包括你？）对某一种教育之存在可能性的幻想。那一种教育——我们姑且称之为作为栽培的教育——包含了太多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施特劳斯在1959年说，自由教育的成品是一个cultured man，而“culture首先意味着农作：对土壤及其作物的培育，对土壤的照料，按其本性对土壤品质的提升。在派生意义上，culture现今主要意味着按心灵的本性培育心灵，照料并提升心灵的天然禀赋。”但这样一种教育似乎更应该属于1559、而不是1959年。它属于前资本主义时代。

至于资本主义——让我们重复很多人说过的东西——是一个理性化的、可计算的生产组织方式，是“数目字管理”。而无论 “心灵的本性”，或 “有文化的人”，没有一样是数目字所能表达的东西。大学固然可以在自己的围墙内坚守某种不能计算的理想，但这不能阻止其入学机制被人们用一种冷漠而科学的态度算计透彻。

在这个意义上，IvyWise，或新东方，它们所代表的恰恰是理性精神的一次延伸，是有组织的奋斗对于随波逐流的懵懂生活的一次胜利：在GRE或哈佛录取通知书之中并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规律是可以掌握的；而只要掌握规律，我们就可以用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产出。这一去魅过程，说实在，来得不是太快，而是已经很迟。

当然，你会问，这一切和基因工程有什么关系？

回答是，基因工程（特指用于非医疗目的，即用于额外加强人类能力的）与入学咨询事实上是同一种产业：它们都致力于打造优胜劣汰中的强者，更健康的体魄，更合群的性格，更聪明的头脑，或更漂亮的简历；而原材料的本性对于它们来说，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干脆就是一项需要改变的劣势。只要你不是碰巧信奉某种原教旨主义，那么两者的区别对你来说就只在于，后者是后天进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而前者是先天进行的、高技术的。从低技术切换到高技术，是Sandel这本书中最激发想像的一次蒙太奇。

然而他论证却陷入了困境。这一类产业最危险的地方，Sandel写道，“不在于它所寻求的完美，而在于它所展现并促进的人类的一种倾向”：我们过分看重自身的意愿和按着自身意愿取得的东西，而彻底看轻被给予的东西（46页）。在狂妄自大——即便我们有理由自大——的极点，“我们除了自身的意愿之外，将不再肯定或接受任何其他东西”（100页）。

但是，正如Sandel自己指出的，我们搜索枯肠，却找不到恰当的现代话语来表达对这一倾向的担忧和疑虑（9页）——节制作为美德是前现代的；宗教信仰是前现代的；对于伦理危机的担忧也是前现代的（现代的观点是，伦理是人的产物而非高于人的存在，基因技术将带来新的伦理，而不应该让基因技术被旧伦理所束缚）。基因工程的反对者好不容易抓到一根现代稻草，即所谓胚胎的自主权（autonomy），但很不幸，胚胎对于自己拥有什么基因，本来就是没有自主权的。而在支持者这一面看来，基因工程则恰恰集现代精神之大成——相信理性，相信计算，相信进步的无限可能和无限价值，大胆创新，拒绝听天由命，上帝给了一张脸，自己还要再造出一张来，并且这一张脸将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换言之，Sandel为之担忧的倾向，到头来正是现代人为之骄傲的东西。而最困难的莫过于说服一个现代人，当你可以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不做。

或许，Sandel的担忧的最恰当、最有力的表达是这样的（来自原书第二章中一个没有充分发展的论证）：并不是所有遵循规则的玩法都能使游戏健康地进行下去（36页）。如果有一天，基因加强版运动员从罚球线起跳扣篮如同儿戏，那么篮球运动所展示的将不再是篮球技术，而是基因技术。我们可以指责基因工程使这项运动丧失了它的本质。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指责IvyWise所代表的理念——或不如说，正是这一理念替IvyWise带来了的市场——即教育不是按照心灵的本性栽培人，而是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则改造人：在竞争日益严酷的社会里，作为栽培的教育之丧失它的本质，并不会太遥远。

当然，如果我们诉诸一项活动的本质来表达我们的不安，我们就必须面对有关本质的最根本的问题。即，如果用基因技术改造篮球运动员的正当性取决于篮球运动的本质，那么，用基因技术改造胚胎的正当性就必须取决于该胚胎日后生活的本质。而询问生活的本质，在生活中是一种不正常的表现，在哲学上（在现代）则是一种落伍的表现——我不知道Sandel是出于哪一种考虑，而没有从“游戏的本质”（36-44页）自然地上升到生活的本质。如果认为他压根没有想到这一步，我认为这是大大低估了他的智慧。

评论:

Sandel说基因工程最终将 “leave us with nothing to affirm or behold outsideour own will”，他是否在暗示这所谓的自我意志也许就是现代性的终端呢？即，通过计算而得以实现的永恒进步将并不以社会整体为单位，而是指向淡漠的、单个的人。基因工程开启的或可以说是后现代的自恋，它从技术和心理上鼓励了个人主义去占领现代人失陷的精神领地。有趣的是，这一颇具精英意识的、冷漠计算的教育也可能促进社会的平等化进程。消费、享乐——资本主义极宠爱的一种生产力——仅是教育成品们正在或即将面对的生活方式，而远非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几乎一切自称时代性的、社会性的价值取向都因其暗含的强权与专制而值得警惕，除却那种宽容、淡漠、只提供环境而非实质的氛围。身在其中的每个人得以进行或许能称得上是“自由”的建构，我们以自己的内心为尺度，而无论激情还是理性，它们作为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尺度将不复存在——它们只有栖身于主体内才具备合法性。浅薄的快乐和深刻的快乐在这里将享有同等的尊重，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自我意志使“社会的人”全面进化为“心理的人”，人在世界中寻找的仅仅是她自己。倘若这个假说不致完全荒谬，那么慈继伟教授强调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也许并非一个超越历史的范畴，而很可能是现代的产物。（C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