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干什么用的

作者：石见

记得高中历史课上，有位仁兄突然问老师一个问题：“老师，洪秀全是干什么用的？”如此发问，算是超凡脱俗了。却见历史老师沉吟片刻，答道：“干什么用的？……嗯，填空用的。”众人绝倒。

洪秀全之出生，跑不出阴阳和合之自然法则；生平事迹，也只是他自由意志与身外诸端相互作用之结果，并非“生以致用”（至少，“致人之用”。目下暂不谈“天命”等概念）。今所谓“文化”者，亦复如是：所指无非特定区域的特定人群中，年深日久，经由特定条件，自然生长出一些一定范围内共通的东西。仿佛树木的年轮——谁也没让它长成那样，你说它是干什么用的？诚然，就像经验丰富的植物学家，可以从年轮读出树木生长的状况、乃至天气变化等等信息一样，人也可以将某种文化作为素材，分析出某一特定人群的精神特质等等——这本是学人的职分，不必赘述。然而有的时候，“文化”却被“用”得那么绝，那么有创意。在这里试着说几样：

先提一类小物件——到了任何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都能看见如云的摊位，出售诸如“宝葫芦”、“十二生肖玉佩”等纪念物。一乡水土，一乡人情，游人总想带回一点有特色的物品，留作将来回味的索引。然而，方才那些物件，似乎全国统一发行，并无任何一点乡土特征；论做工，流水线生产，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那些东西到底算什么，如何能养活那五湖四海的商贩？想想看，它们无非满足了游客吃、照以外的、另一角度的占有欲。何种占有欲？方才甚至连“艺术审美”角度都已排除，似乎只剩了“文化”一端。也就是说，那些小玩意儿，倒是一种最纯净的“文化用品”；小摊贩用此种“文化”糊口，称得上全职文化使者——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有需要。

文化二字，到了一些学者手中，则面貌大改——远不象前者那样小巧而具体，却是广博高妙，精深莫测。但这依然不妨碍“用”：文化在这里，乃是“祖传秘方，包治百病”。何解？“祖传”乃是文化必须要从长着尾巴那年算起（可以理解为猴，也可以理解为伏羲女娲），经由历代爷爷参与，如是深厚沉淀，乃成人类智慧之结晶（不过“沉淀”跟“结晶”好像是两码事）；“秘方”指文化之崇高难辨，“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最关键是“包治百病”——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先升华到文化层面，再高屋建瓴、飞流直下地回到现实层面，得出一些结论。如此，可以绕开统计调查的缛节、超越逻辑推理的桎梏，何乐而不为。此处还要绷起脸强调一下，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学术”中，其实，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办法，借“文化”来操纵结论。

此外，而今在耳畔回响的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似乎“文化”真的就像那些古物一般，金贵易碎。其实也不全如此——有的时候，人那敏感娇嫩的内心，反而要靠文化来保全：要么是拍着他人的肩膀笑曰“没喝过豆汁儿？太可怜了，你人生如此不完整……”，要么是几个人用方言高谈阔论，不时从旁听者的迷茫眼神中找到“归属感”。大而言之，国人谈文化，言必称“上下五千年”，意在告诉番帮夷狄：“长幼有序，不可造次”；必称“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多少有点“先前阔”的意味。而且，我们似乎还特别注重一种文化的“对称美”，无论谈到什么层面，一定要分庭抗礼才好。举例说明：《三国演义》刘备教导庞统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射雕英雄传》第一回：“……某甲道：‘金兵有甚么可怕，他们有一物，咱们自有一物抵挡。’某乙道：‘金兵有金兀术。’甲道：‘咱们有韩少保。’乙道：‘金兵有拐子马。’甲道：‘咱们有麻札刀。’乙道：‘金兵有狼牙棒。’甲道：‘咱们有天灵盖。’”虽然有些字句明显是“无情对”，但只要队仗工整，内容倒在其次。“文化交流”中，把周秦汉唐的砖头瓦片垫在脚下，取得了平起平坐的地位，似乎成全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然而这全无代价吗？强调“不同但是平等”，是否让所谓文化的差异，湮没了一些本是共通的标准——抑或是在有意湮没？

如前面所说：人需要文化，文化也可以抚慰人。然而，一个人生在世间，谈不上顶天立地，却总要看看，天是什么样，地是什么样，那些最朴素的、未经人咀嚼处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吧。若是“绣龙襁褓”——“绣龙马褂”——“绣龙装裹”这样“一条龙”，一辈子兜在一个编织袋里，真个死了也冤——更要命的是，你不知道这个口袋，是不是《西游记》里黄眉的那个“人种袋”。

怀着单纯的热忱，一生委身“文化”，确实是很浪漫的事。但我想去问问一位在屏风上描龙绣凤的工匠：我相信你如婴儿般手洁心清，然而，这屏风纷繁的刺绣，是否遮蔽了一些景象？这厚密的锦缎，是否滤去了一些声音？你是否向那位赏识你才华、请你来到这里工作的老婆婆讨教过：屏风后面那个小女子，和先来后到的那些男子，每天都在忙什么呢？

写在后面：

我们一谈到“文化”二字，不免会有一种严肃的感觉，仿佛香港朋友过O-Camp玩游戏时的表情。然而，似乎有庄有谐，才符合“对称美”——于是我写了像上面那样的文字，基本属于“我有天灵盖”一类东西。不过，文化方面保守而谨慎的日本人，似乎给我们做了个小小的榜样——某君和我谈起：前几日他去东京游历，自然去了驰名靖国神社。神社的大门非常庄严，象征阴阳两世的界限。死生之大，岂能儿戏，然而偏偏见到，大门以里的甬道两旁满都是货摊，琳琅满目竟是鞋垫牙刷之类日用百货！——那位仁兄纳闷：这到底是买给哪边儿的呢？

当代中国的思索者之林昭（1932-1968）

作者：Yol

写在前面：
"思索"，思考、探索是也。我所接触过的中国学者的著作，其实也并不多，然而就是那不多的几本书，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方向，让我从美丽得虚幻的文学当中走出来，关心现实，关心这世界。这篇文章，是很难有结尾的，或许我会一直的将它续写下去，或许若干年之后，将它续写的不再是以旁观者的笔触，而是投身其中的灵魂。


知道林昭，是一年前的暑假。陆陆续续读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最近，又幸运的看了只限于内部交流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的故事，是用爱与血写就的故事；林昭的灵魂，是美丽与坚忍并存的灵魂。感慨，为了她的年轻与才华；敬佩，为了她的良知与勇气；流泪，为了她的苦难与不幸；微笑，为了她曾经的存在，为了她在中国历史上所留下的淡淡却长远的痕迹。

"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这首小诗，刻在林昭墓碑背面，是她在狱中所写。这，是她的自叙，是她的死亡宣告，也是她短暂一生的总结。1954年考进北大，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在燕园，她迅速的成长了，思想的矛盾与斗争在她体内酝酿着，直到 1957年，在张元勋的批斗会上，爆发。"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才气与勇气并存于她柔弱的身躯之内，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直率而高贵的她，让众人震惊了。

之后，被打成右派、自杀未遂、接受"监督改造"、发配新疆、作《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发表于进步刊物《星火》，1960年因反革命罪名在苏州被捕，尚未到而立之年。狱中，曾经被喻为林妹妹的林昭，却忍受住了常人所无法忍受的痛苦。殴打、强暴的阴影之下，手铐终年不离的她，没有纸笔，却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血书。她不服，她绝食，她控诉，她呼吁正义。然而， 1968年4月29日，判决书最终到了，宣布了她的抗争的结果——由20 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当天被秘密处决。时年36岁，正好应了"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之谶语。所幸，"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的临终之言，12年后还是得到了验证——1980 年，林昭被平反。

林昭要的是什么？很简单：是自由，是民主，是正常的生活，是做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简而言之，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应有的常识。但是，现实告诉她：什么都没有。然而，就是这个祖国，这个她爱的祖国，滋生了毁灭她的力量。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她悲愤，她冷眼看着这个被她喻为"中世纪"的社会。她为历史所选择，承担了苦难。从精神到肉体，一个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最终伤痕累累的走向死亡。

当时那个不愿认错、不肯屈服的林昭，是很少有人能理解的。让人心酸的是，40余年后的今天，那些当年在她周围的人们，依然不懂她。中国有句古话"乘势者成，顺势者存，逆势者亡"。不识时务的林昭，她逆势，她亡。纪录片里，出现了一张又一张苍老的脸，颤巍巍地叙述着或许早已被淡忘的故事。他们的眼神里，依然有着不解，甚至不屑。在一个社会制度容不得人生存的年代，在一个甚至做不成奴隶的年代，大多数人怯弱而盲从，换来了长寿与平安。然而个别如林昭者，却站起来挑战黑暗，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作为抗争之剑，以自己的鲜血，向理想献祭。

纪录片中，唯一的亮点，是那一个小帆船：闪耀的金色与圣洁的白色，在阳光下，显得如此优雅而美丽。在这种优美的背后，应当是怎样的一个秀气而聪慧的女子！然而，我们却必须要面对，那个衣衫褴褛的林昭，那个满头白发的林昭，那个头顶一个大大的"冤"字的林昭。她不愿做一个奴隶，所以她放弃了幸福。她以飞蛾投火般的义无反顾，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屏幕上，张元勋最终掩面而泣。这是压抑了多年的泪水吧，为了怀念，为了曾经共同走过的岁月。

是什么支持着林昭，使她走过了这样痛的人生？勇气与激情只是一时的，在她的血书中，我却分明看到了上帝的爱。或许，正是基督的博爱与牺牲，引领着她走完了这一路吧。这个女子身上，有着不同一般的悲悯情怀。她自称为"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十字架是她的难，也是她的信仰。十字架在她的心里，她亲吻它，它给她力量。去过教堂，真心祷告过、唱过赞美诗的人们，一定曾经感受过那种精神上的有所皈依的圣洁之感。你知道，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上帝依然关注着你，他会爱你。他是你的主，他在你心里，他无所不在。正是这个上帝，使林昭这个平凡的女子，拥有了与众不同的力量。

林昭是不该被忘记的，偏偏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或许太多的苦难，已经让这块土地上的民众麻木。他们看了太多的鲜血，他们留了太多的泪水，他们已经不懂得抗争的意义。于是，不断的顺从，不断的屈服，历史被不断地改写，真相被不断地忘记。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难道我们要选择后者？感谢胡杰，尊重胡杰，放弃了自己原先的生活，奔波跋涉完成了这一震撼人心的纪录片，给更多的人一个机会去了解、去回忆那一个年轻的生命，那一个黑暗的年代，那一些毁灭爱、毁灭真理的至今尚存的力量。
（2004-5-29）

遗忘与记取，都在繁华最深处

作者：一格


傍晚时分的香港岛最是热闹。放工，归家，行街，睇戏……人们从不同的大街小巷涌出来，又很快融入各自的大街小巷去。穿过最繁华的购物区铜锣湾，电车轨便切入了北角，那一片灯影闪烁的霓虹里。

北角是个普通的地名，一些随处可见的大厦林立在的寻常的街道。它们披着红尘的薄纱，呼应霓虹最深处的欢颜。百年的沧桑风雨，这里住过客家千百户的移民，收留过南下凋落的名伶，隔岸的惊涛骇浪，也于此敲响了回音。商务印书馆的总部，就在前面，这时候已经大门紧闭。

我步入英皇道的一间大厦，要在一些影像和画面里，寻找一个被遗忘的人。她有着美丽的笑容和纯洁的目光；她干净的名字，淹没在斑斑血迹，那，是一颗子弹的喋血，一片河山的殷红——她就是林昭，一个1968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秘密杀害的北大女生。

林昭1954年以江苏省文科最高分考入北大新闻系。热爱文学，才华横溢的她，仿佛一朵水乡的白莲，开放在未名湖中。然而57年的反右运动夺走了未名湖的宁静，年轻的思想尚未结实便在霜冻中凋零。林昭因在反右期间“态度恶劣”、“攻击政策”于1960年被捕，受尽折磨，八年后被秘密杀害。没有人知道她的尸骨被丢弃在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是谁宣判了她的死刑，甚至，提起她的名字，都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和自讨苦吃。于是，在那充满口号、审判和斗争的岁月里，林昭被人遗忘了，遗忘得那么彻底。

直到80年代初的黎明，一息尚存的故人，才敢站出来四处奔波，找寻她遗留在人间的痕迹，为她捧出满腔的血与泪。然而红尘的转变却是比那星斗的迁徙快上许多——故居无存，亲人几尽，几个知交天涯零落，即便是在母校北京大学，也很少有年轻人知道几十年前那些个风雨交加夜了。北大百年华诞的日子，昔日的同窗挚友多年离乱，重又聚首，当年的风华正茂都付与了塞外归来的两鬓斑白，提起那个“林姑娘”，无人不泪垂。

我所看到的纪录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位新华社记者自费拍摄的。由于种种原因，摄制工作异常艰辛，历时五年，于今年三月完成。而那名记者也因此丢掉了工作。

影片结束，如梦初醒。我似是被一个遥远的时空带走，刚要迷失其中，就又被另一个时空及时地拽了出来。看着窗外依旧的车如流水，才真的发现，相隔四十年已经是太长的距离，看那样的历史更像是在听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林昭于我，则更像是一个传奇。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半点的不尊敬和不屑，我只是没有驾驭整个事件并且对其进行评论的能力，我把这归因于我已远离那个时代。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成，我们离得还不够远。

作为才女的林昭，作为右派的林昭，作为政治犯的林昭，作为女儿的林昭，作为诗人的林昭……都足以各自独立地被人著书立传。而斯人于我，最为受关注之处，还是因为她的北大女生的身份。她是倔强而纯真的，她是美丽而充满才情的，她爱哭却也坚强，她体弱却好出风头，她冰雪聪明感情丰富，她也有她自己未名湖畔的微雨与低云。这样的描写或许可以用来形容今天图书馆里，31楼前大把的女生，然而在林昭的生命里，这样的才华与良知却没能让她“成为新中国最优秀的女新闻工作者”，相反带给她的却是，身心的滴血和灵魂的窒息。

如此讽刺的结局让我唏嘘不已。想起苏轼在《洗儿戏作》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样的心情有几分自嘲却也真真切切：林昭原名彭令昭，她父亲希望她拥有班昭的才华；他在得知女儿被捕后在狱中自杀；林昭的母亲听到 “交五分钱子弹费”后（林昭被执行后有人到她家向他母亲索要子弹费），当即昏倒，后暴死街头。

我听说才情能点亮一个女子的眼睛，我听说读书人要写得千古文章万年长，可为什么我看见全的是瓦，碎的是玉？女儿似水，清也罢，浊也罢，奔出门去，都抵挡不了那浩浩荡荡的洪流。才华与激情究竟是一代人的骄傲还是一个人的悲哀呢？此时，文姬的胡笳吹过了西湖畔秋风秋雨的孤冢，易安的彩笺尺素遥寄撒哈拉不再来的雨季，长安的班昭延续了别人，长安的鱼玄机断送了自己……后来的歌者唱道：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她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这也许只是歌者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夜已深，我要快些归去。巴士穿越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酒店、写字楼摩肩接踵；苏荷区的酒吧和街灯是这个城市的招牌笑容。有人夜半歌声，有人醉生梦死。在这样的重围里，你可以选择吸收每一个分贝的声音，也可以拒绝任何的诱惑以保持安静与清醒。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就好像那些已逝的苍白的容颜，被人用不同的方法，涂上一抹胭脂的绯红。你不妨遗忘，也可以记取。

2004年8月6日星期五

“广州话最近古” —试析粤人对于汉文化的最后抗争

作者：殷守甫

作为一个上海人，每听到吴语近古的说法或证据，常常会欣然一笑，自我感觉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家乡母语的感情吧。但是要把这种感情系统化为学术，并豪情满怀地向世人宣布，恐怕要属粤人最为不遗余力。广州话近古论，实在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了。但是考察它的背后的一些东西，可以算做一个尝试。

首先从学理上分析，广东话近古恐怕有待商榷。有人认为，粤语保留了很多上古的语音与用法。但是仔细想一想，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广东这个地方，在周代根本没有纳入华夏的版图。这个状况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后期墨家喜欢争论一个问题，南方是有穷还是无穷，南越之外是不是有南南越。显然，他们对于南方的经验知识相当匮乏。就像18世纪欧洲的形而上学家讨论宇宙是否有限，或是宇宙之外到底是什么一样，他们对一个只在逻辑上有意义的范畴发表从逻辑出发的观点。秦始皇征服了百越，汉时又击破了当地的越独分子，似乎为语言交流提供了可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汉书》记载很多关于南越问题的讨论。大体说当地人不太平，杀掉中央派来的官员。中央一派人认为要派军队去剿，一派认为路远多费，不如算了。可见虽然有驰道，沟通仍然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后一派从经学出发，认为尧舜禹这样贤君，有方圆百里就足以国泰民安了，那个地方不如不要了。直接结果就是汉代从海南撤走了行政机构，把它交换给“野蛮人”了。香港这个岛后来如何就更加不知道了。到了汉末三国，孙权为了抗衡北方力量，很想把南越人变成劳动力。但进展一直很不顺利，语言不通的问题被《三国志》纪录下来了。可见，直到那时，粤人说的语言和中原还不是一回事。广州话要保留上古的语音，看来也不是像有些人吹的那么好的。

从语言本身来看，从唐宋词的韵律来研究广州话与古代汉语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就其总体而言是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个方法从历史的角度讲是可能的。唐代把很多有才华的人流放到南方，就像俄国人把文人志士送到西伯利亚一样。南宋末，为了躲避蒙古，大量中原人一溜烟就逃到了中国的最南端，有的人实在没办法就跳海了（他们用实际行动解决了后期墨家提出的逻辑问题）。这些人很多就留了下来。所以广州话严格来讲是宋末元初时候在和中原有关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以此方法展开的每一个个案都具有学理上的严谨。以《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有人认为，用普通话读，于韵法不合。用广东话读就好很多了。可是即便用地道的广东话，“鹃”字仍然与韵不合。实在是五十步笑百步。用普通话，只要我们不太拘泥于平水韵，用《红楼梦》人的押韵法（uan，ian，an看成同押an），反倒通了。

事实上，中国的任何一种方言，甚至是民国、共和国钦定的普通话，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华夏先民的上古语言中汲取养料的。很难说哪一种方言保留得最多，保留得最好。我们今天使用普通话，不是因为她最古老，或者最文化，只是为了某种方便。小而言之，便于交流沟通；大而言之，便于国家一统，免于割据混战。

但是，为什么粤人要如此标榜自己的母语呢？因为他们格外珍惜她的独特性。就如同高丽人千方百计强调自己语言的独立性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广东、香港等地已经在行政上从属于一个民族国家了。这个现代民族国家不遗余力地宣扬一个统一的民族观，并将此打造成政治正确的民族主义。于是汉文化主导下的民族国家之下，不同的文化实体面对消亡的威胁不得不通过其他的方法为自己确立地位。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却又不能冒犯中央政府的统一纲领；维护自己的民族的独特性，却又不能大破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和谐盛世。于是，在这样一个大民族主义的语境下，还有什么能比“凡古必真，凡古必雅”的民粹主义更好呢？如果粤人能将自己的独特文化同汉文化的古典状态建立起坚实的联系，那么粤文化就能在这个民族语境中得到张扬。换句话说，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下，谁宣称自己是华夏文明的真正传承者，谁就使自己的文化登上了宝座。

于是，就有了粤人的广州话近古论。于是他们的理论从一开始就饱含着矛盾。他们说“粤语保留了大部分中古时代华夏的语音与词汇。”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广州话保留的中古语音是中古时期哪里的语音呢？试想在通讯、交通如此发到的今天，仍然有一些地方自上而下坚决抵制。在唐宋时期，“中古语言”自然是因地而异的。从语境看，这位先生当然不是说广州话保留了中古时期广州的语言，而是说，保留了当时的官话，即当时的某种超出地域局限的普遍语言。也就是说，他的逻辑前提是，认可唐宋时期官话的存在，并以保持这种官话为荣。以古代的官话作为自己的合法性来反对今天的官话，这本身就是可笑的。

归根到底，粤人的“广州话近古论”作为对于当今中原普通话帝国的反抗，是长江、珠江流域的文明与北方黄河流域文明之间张力的延续。然而粤人所依据的武器已经是中原文明在中古时期的灿烂文化，这使得他们的抗争充满悲情却惨白无力。

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就中国而言，黄河流域的文明一直在向东西南北扩张，并且在四面八方遇到阻碍。商纣王成功地将东夷纳入版图了，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葬送了他的王朝。后续朝代继续向东的道路被滔滔大海所阻隔。元初，台风挡住了忽必烈的大船；清末，北洋水师东征长崎胎死腹中。“中国”最终还是未能越过茫茫大海。向北，等降水线划出了一条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天然疆界。中原王朝面对强大的草原铁骑，不得不铸起长长的栅栏。于是向西：秦时，说客的西进路线没有被决策层采纳。取而代之的是东出函谷。这一决定使秦统一了中国，而不是和亚历山大决战印度。自汉武帝以降，西域战略的成功与否，历来是衡量中原王朝的一把标尺。大唐盛世自不待说，即使是战斗力低下的北宋王朝，也处心积虑的希望在西夏战场上有所建树。剩下的只有向南了，历史上中原王朝最成功的一个方向。经历了周代的疲软以后，历朝北征虽不足，南下却有余。唯一的问题就是山高林深，多生瘴疾，所谓五月渡泸，深入不茅。这个问题军队解决不了，只能用人口了。北人南下，变森林为农地，改沼泽为通途。所以一路向南，所向披靡。清代在镇南关取得她最后的一次胜利，恐怕也是历史的吊诡吧。

粤人以一种“凡古必雅”的民粹主义，反对普通话大一统背后的语言霸权，着实无奈。香港人对古代文化全然没有兴趣，但是却也来凑这个民粹的热闹，来反对强大的非民主的中央政府，虽然有些可笑，却也值得同情。试想，如果今天的广东或香港完全独立，那么他们对于粤语又会抱着怎样一种态度呢？他们会比今天的韩国人更加极端地去中国化也就是去汉化。把百越作为自己独立的祖先，把粤语作为独立的语言，把粤文化作为独立的传统……可是历史的逻辑却是征服决定一切。于是他们只能发出粤语近古的最后反抗。这是不能当作严肃的学问的。

缺席的全球城市

作者：周书

The Absent Global City

After watching both Chungking Express (重庆森林) and Spacked out (无人驾驶),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draw a little comparison between these two stunning HK films. Despite their apparent irrelevancy in theme, plot, style, and a lot of things, what is of my concern here is that each film, in one way or another, seems to offer a mapping of the city in which the glamorous mirage-like global space is absent.

In Michelle Huang’s analysis, Wong Kar-wai’s 1994 classic Chungking Express is seen as the director- flâneur’s attempt to represent an authentic image of Hong Kong by focusing on the everyday realities of places such as Chungking Mansion and Midnight Express. Inevitably, what is missing in this picture is the dazzling global space, visible only when it is the airport or the trendy bar in Central – place filled with frustration, loss and crushed ‘California Dreaming’. To Huang, this ‘absent dual city’ can point to the detached gaze of the director- flâneur who shows little interest in critiquing the polarized global city. But more important, it also reveals the complex dialectics between ordinary, lower class city-dwellers and the global space. ‘The invisible is omnipresent’, as Huang puts it, so even though the spectacular lies outside, physically adjacent yet intangible, it nevertheless dominates the daily experience of ordinary Hong Kong people. Their vision, dream, yearning, loneliness, frustration, resistance, and numbness, as the four ‘walkers’ in Chungking Express poignantly epitomize, all have to do with the rapidly changing global space and the grand narrative that globalization promises everyone a prosperous future, which turns out little more than mere thin air. [1]

In my view, then, by dodging the all-to-familiar image of HK’s skyline, and rendering the omnipresent invisible, Wong Kar-wai has successfully avoided a superficial account of the city, instead, transforming the global city’s profou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on its local inhabitants into brilliant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 And the film, with that attentive flâneur’s gaze lingering on a few individuals and places, somehow managed to deliver a specific but universal message that many of us (post)modern city-dwellers can relate to.

Here Lau Kwok-Cheung’s 2000 film Spacked Out presents an interesting difference. Unlike in Chungking Express, where the characters constantly come back to the same place again and again (a technique of repetition frequently employed by Wong Kar-wai), Lau’s camera follows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into the streets of Tuen Mun and Mong Kok, into karaoke bars, shopping malls, their classroom and homes, yet curiously, none of these places appear more than once in the film. Without a nodal point like Midnight Express, Spacked Out is therefore a play of four teenage girls acting against a forever drifting backdrop. The kaleidoscopic cityscape seems no difference than the background images we select when we do sticky-back photos (大头贴): hyper-real, unattached, cut off from any inherent connection with the characters, it implies the flâneurie of these girls as one of the homeless, the nomadic, and the outcast. Their lack of engag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ity space speaks of their own identitie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So if the repetitive return to Midnight Express, OK convenience store, street market, cop 663’s apartment, and California restaurant in Chungking Express is essential to elucidating the temporal-spatial-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he global city, the one-way journey of Cookie, Banana, Sissy and Bean Curd is necessary, too, in order to show how their access to even the most ordinary space of Hong Kong is denied.

In this sense, it is not unreasonable to think that the global space in Chungking Express is only absent to be present at a much deeper level; whereas in Spacked out, it is, truly and totally absent. I remember near the end of the film, after a series of misadventures and Cookie’s nightmarish abortion, the girls are on the bus back home, when there is this up-angle shot of the flashy neon lights hanging over the streets of Mong Kok. Pretty much a clichéd image of Hong Kong, it nonetheless is significant. For what is shown here does not have much to do with the monumental global space as in Central or Tsim Sha Tsui; it is rather a place where ordinary, lower-middle class people go for shopping and entertainment. And yet it is a space that simultaneously fascinates and alienates these four teenage girls living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city (Tuen Mun). While the distance that we are supposed to feel in Chungking Express is that between the two Californias, here in Spacked Out it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Tuen Mun and Mong Kok that we painfully grasp as the bus passes under the glittering signs. Moreover, not only is the global reality physically far away from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of the characters, even their tiniest hope of dreaming a global dream suffers. As Cookie’s library excursion exemplifies, she is denied the right to simply look at the global images in that tourist book on Japan. Conversely, it is almost represented as a sign of hope, when the film ends with Cookie and the book (thanks to Lai-Yi who borrowed it for her) in her bedroom. Is the film saying that a global dream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new life? What does this imply? And does all of this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globalization at all? Those are questions that one may continue to explore.

[1] See Huang, Tsung-yi Michelle. Walking Between Slums and Skyscrapers: Illusions of Open Space in Hong Kong, Tokyo, and Shanghai. Hong Kong: HKU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