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专题之六：就象一张破碎的脸——对城市建设趋同性的一点思考

作者：一格

城市的中心广场，四周商厦林立，天气躁热。汽车鸣笛不断，人流熙来攘往。即将拆迁的铺子里播放着高亢的女声：“各位顾客，本店正在进行清仓大甩卖，所有商品一律10元。请您不要犹豫不要徘徊。徘徊犹豫，使您错过机遇；犹豫徘徊，您就等于没来……”。年轻的情侣在肯德基快餐店里躲着清凉。路旁的每一个隔离墩上，都坐着表情倦怠的人。忽然间，我脑中就想起了蔡琴的女中音，“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象一张破碎的脸”——

这是2007年7月7日的甘肃兰州。一种强烈的感觉袭来：这城市，有一张破碎了的脸。

近几年，国内走过不少的城市。大至省会级的太原、成都、广州、长沙；小到县、市级的湖南吉首，福建崇武，山东菏泽；既有沿海开放的深圳、厦门、泉州，也有深处内陆的呼和浩特、银川、西宁，还包括典型旅游城市如桂林、凤凰、丽江、敦煌、都江堰……仿佛每座城市总有两个面孔：一张脸是他们闻名天下的自然人文景观，例如厦门的鼓浪屿，桂林的漓江或者长沙的岳麓山……；而另一张，过目之后，印象则模糊不清，因为它们是那样的千篇一律——一个火车站， 一个广场，一条或自然或人工的河，几幢商业大楼，几条主干道，外加个传统标志性建筑（通常是古塔或者钟楼，实在没有，可以新建筑代替)——组成了城市的骨架。而填充期间的，往往是相同的品牌连锁——几年的功夫，从美特斯邦威麦当劳到法国鳄鱼哈根达斯，已经是遍地开花了。[左图：呼和浩特市中心，王府井百货、北京同仁堂、麦当劳……应有尽有]

也许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城市面貌是经济发展、消费水平提高、内需扩大的表现；从建筑学的角度讲，这些城市是现代建筑蓬勃的试验场；而社会学家则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果。

可是，在这速度惊人的发展以外，我还看到了某种让人失望的趋同性。是的，我们的城市在变得越来越像。如果说一些老城市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不得不”保留其固有的特征（例如依山而建的楼阁，沿河流方向蜿蜒的街道），那么那些以农村征地为基础的新兴城市，在建设中就是“毫无包袱，轻松上阵”——路是越宽越直越好，楼是越高越“闪亮”越好，商店是越多越好，广场是越大越好。不管是塞北还是江南，建筑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互动越来越少，制造手笔如出一辙。即便是旅游城市，看景也成了“买景”——因为绝大多数自然人文景观已经被圈起来，出售门票，不能和整个城区融为一体。

对于老城，政府一般是进行改造。挖沟，砍树，道路拓宽，平房拆迁，等到砖瓦水泥砌注停当，再补种上几株小树苗，作为新的行道树。也许等到这些小树能够遮荫的时候，新的一轮拆迁就又开始了。还有不少城市，更是直接在老城旁边重新起一座新城。起新城的目的各不相同，比如大理、丽江、凤凰等为了保存古城的风貌，而银川、安阳、郑州等则是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颇有“显示政绩”之嫌。令人遗憾的是，新城的规划设计，往往缺乏地方特色。[右图：湘西凤凰也有“中关村”]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担当过城邦国家的角色，亦不因手工业和商业目的而起源，它的诞生，从夏商时期开始，就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此后，城镇一直保留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功能——先天上，我们的城市缺乏个性化的欲望。

而“后天失调”指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笔直宽阔的马路、规模庞大的购物中心、集中的娱乐休闲场所给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言而喻的好处。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指挥棒下，一切为“效率”、“形象”让路，那些看起来“土气”的旧房屋、旧街道、旧景观理所应当地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覆盖着瓷砖或反光玻璃的“气派的”高楼和没有一棵树遮荫的柏油马路。

在龙应台教授主持的一次名为“我们的城市怎么了”的沙龙上，来自东京大学都市工学研究所的西川幸夫教授讲道：“城市重建不应当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考虑——单纯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为目标——而要是进一步强调城市结构、城市的历史遗产历史文化的积累，以及城市文化格调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不单单体现在历史建筑物或者纪念碑上，如何制定街道模式、街区生活、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即便是人行道地面也是文化的表现”。[左图：银川市鸟瞰]

　

避免趋同性，保留城市容貌的文化个性，其实是在维护一个城市的身份认同感（Identity）。从人文的角度来讲，城市中那些别具一格的景观，那些全世界“独此一份”的建筑风格，是曾经或者正在生活于此的人们的集体记忆。在这个流动性异常巨大的时代，迁徙着的我们也许不再有执于故土的地理乡愁； 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了对于一座城市、一条街巷、一所大院儿的感情，来抵御过于绵长的空间轨迹所带来的身份焦虑——这是我们难以割舍的文化乡愁。

电影《三峡好人》的长镜头一次次地留给了水位不断上升的奉节县城（即白帝城）。移民登上客船，汽笛告别码头。浪奔，浪流。三峡大坝蓄水所淹没的，不仅是奉节人的故土——朝辞白帝彩云间呵——这里，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故里之一。现在，它已经从空间上消失了。也许，广袤的土地，城市星罗棋布，我们还能从其他地方找到不少集体回忆。但是，在我足迹可达的许多城市，当地的集体回忆，也正在慢慢地，慢慢地逝去。如同北京城的许多胡同，在推土机的包围下，轰然倒塌在我们的睡梦中……

《三峡好人》剧照：即将湮没的奉节老城

在香港，天星、皇后码头的拆除引起了许多普通市民的抗议。因为这两个码头的意义，远不只交通枢纽那样简单——它是几代港人奔波与奋斗的集体回忆。它不是冷冰冰的建筑，它关乎活生生的人。虽然，保育人士的奔走呼号没能有效遏制政府短视的填海工程，但是关于古物保育的法案已经被要求检讨——法律，在香港，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

其实，维港两码头不过几十年的历史，而在内地，我们正在失去的，可能是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才沉淀下来的有形的街巷和无形的建筑理念。也许只需要十几年，他们就统统不存在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着似曾相识却破碎模糊的脸孔，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就达到了终极意义的和谐呢？那时候大街小巷或许再看不到“拆”字，而都粉刷以新的口号：

破碎即完整。

共性即个性。

统一即和谐。

……

我想，一个城市的建设，真的不应只是政府和房地产商的事情。

2007年8月于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