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重要的是立场

作者：周书

胡杰，纪录片工作者，1958年生人，当过兵，学过画，做过记者。1995年第一次拿起超8毫米摄影机。那一年，是电影诞生后的第100个年头；那一年，第五代已是明日黄花，第六代仍备受争议，贾樟柯拍了处女作《小山回家》。

那一年，没几个人知道胡杰是谁。十多年后，他名声鹊起，是因为一部叫做《寻找林昭的灵魂》的纪录片。没有宣传，没有炒作，也没得过奖，这部片子却在网上广为流传。

其实，即便是在中国最另类最先锋的艺术家和独立电影人之中，胡杰也算得上是异类中的异类。

这首先是因为，他一点也不先锋。

他的纪录片，从早期的农村现实题材，到后来的历史题材，用的都是最老实的手法，看上去就像中规中矩的电视片。旁白，配乐，这些常为笃信“真实电影”美学的中国独立电影人所不屑的叙事工具依然在胡杰的纪录片里发挥着作用。从王兵到贾樟柯，从陈为军到胡新宇，他们用镜头客观、冷峻、克制地记录所谓的原生态，胡杰却从不避讳将导演的个人情感放进影片里，他说：不必强调瞬间的真实，重要的是立场。

他的立场是一种比追求表面的真实更高的追求，他要记录的与其说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不如说是一种情感，一种精神。他要带领我们进入拍摄对象的内心，不管他/她是祁连山上的煤矿工人（《远山》，1995），被拐卖到山东农村的云南妇女（《平原上的山歌》，1999），居住在海边的平凡人家（《在海边》，1999），还是为真理坚贞不屈在狱中写下万言血书的“圣女”林昭（《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抑或她从未停止控诉的丈夫王晶尧（《我虽死去》，2006）。通过胡杰充满关切地讲述，观者总会在不经意间被他记录的影像所打动，那里面有着苦涩和悲凉，也有生命的尊严和坚韧。

而胡杰这个人，可能比他的片子更加使人惊讶。在他身上，有种这个时代里罕见的纯粹和谦卑。1999年，为了拍摄《寻找林昭的灵魂》，胡杰毅然辞去了在新华社的工作。人们对他此举充满好奇和不解，然而在胡杰眼中，纪录片是一定要拍的，自己能活下来就好，钱，没有就没有吧。他不是理论家，他不会用深刻的词汇来解释纪录历史与现实的意义，他也没有特别远大的志向。在不同场合，他只是反复强调：他是渺小的，他只能做到这些，但是纪录的工作很重要，他愿意用有限的时间尽量多做他认为重要的事。

他靠自己的钱和朋友的资助拍电影，每一部影片，从收集资料，联系采访对象，到实地拍摄，最后剪辑成片，全都由胡杰一个人完成。他一个接一个地拍片，剪片，在其中倾注大量心血，对影片的发行状况，他则毫不关心。用他的话说，除了少数一两部影片曾获得少量发行以外，他的片子其实就是没有发行！他不参加国际电影节，也没卖过海外版权。他相信好片子会口口相传，从他的朋友，到朋友的朋友，再到数以万计的网民。最近，胡杰导演携新片《我虽死去》来到香港，还同时在香港大学放映了《寻找林昭的灵魂》与《平原上的山歌》。研讨会上，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版权问题时，他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他说：

“其实这是一个纪录片工作者经常面对的伦理问题。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摄像机记录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所以我们如果收费，我们的心灵就会受到审判；如果你不收费你就生存不下来。有时候你就会…就是不收费。”

我们为这样的一个胡杰鼓掌。

有人说，胡杰是悲悯而平等的纪录者；有人说，他用镜头记史，以影像思想。我觉得他的影片，是孕育着希望的，这不仅仅因为他甘愿用自己的双眼去做整个民族的眼睛，代替我们去关注，去记录，去审视当下和过往的岁月中，那些不为人注意的或是被人刻意遗忘的角落，去承受那些尴尬和伤痛，去张扬美好和光辉的人性，也因为通过他的影片，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获得，某种成长。


胡杰主要作品（长片）：

1995 圆明园的画家生活
1995 远山
1995 媒婆
1999 在海边
1999 平原上的山歌
2004 寻找林昭的灵魂 (全片播放)
2006 我虽死去 (全片播放)

我理解中的“末日审判”

作者：Sapientia

我想熟悉《圣经》的人大概都知道《新约》的最后一章讲到了“末日审判”，即上帝将向他的造物人类进行一次关于归宿的审判，上帝依据完全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标准，将我们人类分成了两拨，一拨人因为符合上帝对于人类的希求，将在美妙的天堂获得归宿，而另一拨人因为某些原因（比如亵渎、内心污秽）而永久地被审判进入地狱，一个充满痛苦和黑暗势力的地方。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关于末日审判的主题层出不穷，尤以来自Flander地区的画家Grunewald所作的Last Judgment最为注明：人类从大地中冒出来，伏地于上帝的威严，逐个接受天使手中的“审判之秤”的称量，然后由上帝来决定被称人的归宿。进入天堂的人当然十分喜悦，他们由天使们带领进入如奥古斯丁所言的“上帝之城”，而悲痛、绝望、凄凉则来自被审判进入地狱的人。一个强烈的对比展现在画作的右面和左面，显示了“末日审判”鲜明的对立和不可调和。

如果大家仔细阅读我上面这段文字的话，不难发现我隐去了上帝审判的标准，因为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而且我想在这篇文章作一点小小的讨论。我希望此番讨论不会引起有基督教信仰人士的抗议，我不会试图颠覆一些已经有广泛认同的宗教问题：比如上帝全善的属性，上帝的无限性和全知等。如果有人质疑作为人类，一个与上帝相比有限的个体如何能够去揣测和思考一些涉及无限属性的命题时，我的回答是在承认上帝无限性这个属性的基础上，我们关于上帝的理念和理论却不是无限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些宗教的理念和理论作批判性的讨论的话，或许所有经过辩驳的理性结果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更加有力的信仰。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宗教哲学的意义。

我们首先假定上帝以某种状态存在（我不涉及有关上帝存在的更深讨论，因为有哲学家认为，承认上帝的存在其实削弱了上帝的无限性——如果我们把存在认为是受制于时空的话。），并且我们相信末日审判不是一个吓唬人的宗教名词，那么我们首先遇到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哪些人享有资格进入末日审判的程序？如何来确定进入天堂和地狱的标准？进入天堂的人有没有可能再被流放到地狱，落入地狱是否就意味着永远不能解脱？撒旦是不是上帝派来引诱我们犯罪的存在？如果不是，那么全善、全能的上帝为什么允许他存在？

我认为如果上帝是我们人类的造物主的话，那么他不应当只给予一部分人以特权而进入末日审判。每一个人，自从他的出生，就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与末日审判紧紧地绑定在了一起。反对者可能说：这是基督教的宗教哲学，如果是一个佛教徒，难道他也必须受此约束吗？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探讨一下末日审判的标准。一个很经典的回答是根据信仰和信仰的纯度，这样我们就得出了四种结果：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虚伪的信仰者，左右摇摆者，坚定地不信仰者。第一种和最后一种情况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争论，在基督教的宗教话语里，前者将定居天堂，后者大概这能被审判入地狱，而中间两者很难断定，上帝或许还需要借助其他的标准加以裁决。

此外，我们可能还遇到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对于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婴儿怎么办？倘若他们再多活几年将接受洗礼，那么他们就有很大的希望进入天堂。这又是一个关于审判标准的挑战。有一些神学家给出的解释是，每一个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上帝预判到了究竟会不会成为一名合格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审判的命运就已经决定。这个解释看似圆满其实隐含着严重的伦理危机：为什么上帝不能赋予我们自由选择的机会？即使一个人身前就被注定将背叛基督，难道他就没有任何改过的机会了吗？如果成为基督徒后在信仰上堕落了又该怎么办？

一个看似是哲学悖论也同时摆在神学家面前：关于撒旦的存在是否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如果是，那么上帝的全善是否就会受到挑战；如果不是，那么上帝的全能将得到质疑。我自己的观点是：撒旦就像自然灾害一样，我们可能无法避免它的发生，但我们可以通过预防减少损失。上帝也许想考验一下人们信仰的纯度，他不愿意为我们包办一切而不给我们自主的空间，不然我们就容易被“宠坏”。上帝希望通过某些启示或者征兆来告诉那些被撒旦引诱的人，重新建立起纯粹的信仰。即使一个人不幸在末日审判前都未能摆脱撒旦，那么我认为上帝还是给那些业已进入地狱的人以悔过的机会，重新进入天堂。

所以，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末日审判：除了信仰之外，我觉得上帝可能更加依赖于我们一生的道德水准和人格作为一把评判的标尺。我觉得从宗教信仰趋向世俗化的角度来说，不难发现许多关于《圣经》的解读越来越与道德伦理发生关系。这不是说基督教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彼岸或者来世宗教的意义，而是说我们更应当珍惜上帝所赋予的生存权利。至于早夭的婴儿，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生来就已经埋下了邪恶的种子，从婴儿的啼哭和笑容来说，上帝一定会怜悯和喜爱他们的。这在拉斐尔（Raphael）的画作The Madonna in Meadow已经做了相当形象精彩的诠释了。

印度起飞？一个笑话

——双输的自由 之一
作者：Palpatine


前几日在网上看到了这条新闻。印度农民为了反对征地，聚起众人来闹事，结果阿三的警察野蛮镇压了一下，打死打伤若干人，地没法征了，开发区也建不起来了，阿三的引进外资打了水漂了。

印度的这种半途而废的开发，官方的话说是要怪罪他们的警察水平低劣，打死人太多，其实这种尝试在印度就行不通。

印度的开发区不过是拾了大陆的牙慧。而大陆的改革开放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要和别人拼成本，行政成本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就拼人力和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的拼法很有中国特色，按张五常的说法是邓小平的伟大发明，那就是中央和地方分税，默认地方政府的贪污，纯粹按照经济增长提拔地方官员，然后再给与地方与经济相关的极高度自治权力。这就令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吸引工程项目和吸引企业，以图捞钱和升迁。

而人力对中国来说就更简单，农产品统一收购是建国初期保证粮食安全的办法，而开放初期延续的低收购价格是剥削农业补贴工业的老做法，这两点都不甚合时宜地延续下来，在高通胀条件下，却恰好压低了农业收入，使农民更容易被吸引出来做工；或者不客气地说，逼迫许多农民离开土地。再加上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大规模征地，农业人口涌入工业，劳动力过剩造成了人为的低成本。

各种条件的结合造就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工业化。当寡头制下的集权者们制定计划的时候，决不会有人想到会有今天这样奇迹般的成功，许多步骤更是纯粹凑巧。但是，创造这个奇迹的许多措施，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里，却完全无法办到。发展的初期常常是充满血泪和肮脏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不完全的投票权和少数人把持议会的情况下完成的，美国的经济起飞是在贪污腐化严重，地方政治被各种帮派和资本家控制的二十世纪初做到的，苏联的一五二五计划是靠余粮收集制残酷剥削集体农庄在大萧条中买来的。而印度呢？它一样也做不到。不要忘了上次大选是什么样的口号靠着农村人口海量的支持票获得胜利的。而它的经济部长还说过，要将农民留在土地上，并且提高他们的福利。在农村人口的选票压力下，难以想象有任何办法来快速增加工业人口。更不要说在现行制度下，中央政府对地方完全没有支配能力。为了获得支持，政府还得用还没建立起来的工业资源来补贴农业，而这个被补贴了的农业生产，在没有足够工业支持下，就完全没有再发展的余地。苏联从剥削集体农庄到工业反哺农业用了近半个世纪，相信不会有人把任期半个世纪的任何政府叫做民主政府。

因此印度的试图照抄中国大陆的经济开发区制度，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开发区背后的逻辑，只能像洋务运动那样抄袭一些表面的东西。即使这次征地没有遭到阻力，建成的开发区如何招到工人？如何令地方政府愿意拿出钱来修路造桥，而不是养肥了猪之前就把它吃掉？最后，印度的农民众多的优势不发挥，它的成本优势在哪里？

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印度的民主虚有其表，西方国家承认它的民主不过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其实这些人完全就搞反啦。中国在政制上固然没有必要去一百步笑五十步，可是经济上印度人要和中国来比资本主义，这个笑话未免也太冷了一些。

大学五件事 vs. 大学精神

作者：Yol

未到香港之前，便早早听闻了“大学五件事”——读书，住Hall，上庄，Part Time，拍拖。
未到香港大学之前，也早早知道了学校的校训：Sapientia et Virtus，中文则为“明德格物”。

然而，总还是觉得缺了一些什么。

最近的一次Interview问我，想对校长说些什么。我回答说，重塑大学精神。可惜同组的兴趣并不在此，很快便转到了住Hall这个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去了。精神之话题的结束相当简洁——某同学优雅地朝着校标一指，微微扬起头说，“瞧，这精神不是在那儿么！”那可真不错，原来港大的精神，刻在每一个教室的讲台上。或者，这精神也会趁着Lecture中间同学们的出出入入，逃点儿出来，在空气里飘浮着，感染感染停不下来的我们？

那个没地儿贴校标的开心公园，却是我喜欢待的地方。没事儿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在那四周的长凳上坐一小会儿，看着眼前人流穿梭。每一个港大的学生，都是那样的年轻而充满朝气。这个不大的地方，会有人捧着课本等待同学来一起准备Presentation，会有人穿着Hall衫三五成群，会有人西装革履散发传单，会有人步履匆匆在天地堂之间去做一趟补习，更会有人亲昵走过你侬我侬。五件事，都齐全了，似乎便是让我看到了港大学生的全部。然而并没有。我还在这里参加过STAND UP against Poverty的Campaign，我还在这里看到过为香港微弱的普选未来而努力的政治人，我还在这里和友人畅谈过中国的难处以及前景，我还在这里接过了文化学者龙应台的亲笔签名。这些，都让我有些儿相信前面所说的，或许精神真有那么一点儿在校标上，并且还真有点儿逃得如此的远，在这小小的广场上彰显它的存在。

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校训或许人人都知道，尽管无论是拉丁文还是从《大学》那里引来的古中文，都显得有那么一些不合时宜——那么，它的不合时宜究竟是否还真正带有存在的价值？若说港大真有她的精神存在，这精神，是否已经，或者说，是否有可能，植入到我的骨子里呢？当我三年之后完成学业离开这方校园，我是否能微笑的对自己说，我不仅尝试了五件事，并且真正懂得并学会了明德格物？这些问题，若是送给任何一个在孙中山先生像边走过的同学，又能收获怎样的回答？

大约一年前，当我在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之上、肃穆之中静立的时候，我大约是不会想到，如今我在他曾经到过的地方读书，并且日日路过他的塑像，尽管从未停步瞻仰。我更是不会想到，这一个张爱玲走过、朱光潜留过、许地山待过、陈寅恪路过的校园，竟然只剩孙中山，而已经全无了他们的痕迹——或者是，也与那精神一般，飘在了空气中？我倒也希望答案是后者，因为若是如此，孙文先生也约摸不会孑然在那莲花池边，坐得太寂寞。

论到陈寅恪，却也想到了他所定义的大学精神第一要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内地高校相比，港大是相对幸运的。至少，当你向往独立、憧憬自由的时候，不会有人来给你当头棒喝。我依然记得走进港大校园的第一天，下着微微的雨，我在六四纪念柱前徘徊，一个小女孩在雨中玩耍。柱上扭曲而哀伤的面孔与小女孩的笑脸一起，透过沾了雨水的镜片，在我眼里慢慢模糊。若是弃此种所拥有的幸福而不顾，则真正是港大的不幸。然而，若我们能够自豪的宣称我们已然精神独立，已然思想自由，并在此基础之上明德格物，是不是，我们就能够就此停步，以此自傲？

或许，还缺了一些什么。即使我们拥有了那智慧与那品德，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善用那智慧，我们又是否真的能够发扬那品德？或者，我们仅仅是拥有而已？Sapientia et Virtus 将是我们的翅膀。即使羽翼已丰，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张开双翅，去迎向这社会，去付出这关怀，去承担这责任？而不是爱惜的珍藏着自己的羽毛，等待它的腐烂？抑或不成那雄鹰，反为那母鸡，除了给出温暖，其他什么都不剩？甚至折下自己的翅膀，送还给薄扶林道上的母校，说一句“谢谢，我已经赚够了钱，可以坐飞机”？

写到这儿，我忽然羞愧不已，觉得应该赶快去找个懂得拉丁文的同学，来教教我，校训中这两个词儿，究竟该如何的念——那蓝天上盘旋的鹰在扇动翅膀之前，或许也想知道，自己的羽毛到底是个什么颜色。

注：此文是作者为《港大报》评论版而作。有关港大文化的方方面面，请参考http://hkuglossary.blogspot.com/

髑髅的回音——读许地山先生《鬼赞》

作者：石见


许先生《空山灵雨》中的散文，一如那名字般空灵微妙、难以捉摸。《鬼赞》是我稍能看出一点点端倪的文字之一。

虽然文章暗藏玄机，咱们也别急着“解读”，那要挑破了散文的意蕴；然而，此文写的乃是枯坟荒冢、野鬼幽魂，若去“品”究竟不是味儿。那当如何？我们不如“进去”看看。

凄凉的月夜，幽晦的空山，闷绝压抑的空气。心底的不安在这阴湿的气氛中酝酿发酵……乍然打破这死寂的，是远处寒潭的鱼跃。那“扑通”的水声，不知道会引发你什么联想。之于我，我突然想起了“老鱼跳波瘦蛟舞”的“诗鬼”李长吉，想起他的“笑声碧火巢中起”，“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

——倘若，文中作者的笔端就此领着你一步步吓成一团，那么这就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鬼片儿。可是你看，坟堆中间，磷火盘绕的那个活人——李贺也好，许先生也好，没有一丝惊怖，反而凝眸注视着这一切——这可能更让人害怕。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在思量人生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死亡。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关于长吉的思索，陈允吉教授的《李贺与楞伽经》推荐各位一读。那么许先生呢？是否能从这鬼赞中，看出一点端倪呢？

刚刚读到那些鬼魂的歌咏，真的会忘记先前毛骨悚然的气氛，反觉得饶有趣味。许先生此处应当是故意贴了“标签”：鬼魂们唱“是那曾用视官……”等五句，顺序恰恰对应的是佛教中“六根”的前五者——“眼、耳、鼻、舌、身”；而起应式的唱诵、一同举手、“赞美”及“有福了”又分明带有基督教的色彩。——莫非此文就这样落入佛法、神学的玄谈？且慢下结论，先看看那句话：“那弃绝一切感官底有福了！我们底髑髅有福了！”若说是佛法，“弃绝一切”看似“离欲”实则相去甚远；同样，谈生死却不谈救恩，更失了基督的核心精神。以许先生的渊博，犯不上采撷高深理论的通俗部分装点门面——他到底要说什么呢？

或许在这里，可以找到另一个注脚：“庄子之楚，见空骷髅，哓然有形。徼以马捶，因而问之……‘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骷髅深颦蹙颡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庄子•至乐》。

我想看骷髅皱眉头是什么模样儿——这是不是也算一种思考的姿态？那坦荡空灵的脑壳，是否想问题也简单明澈？

许先生的骸骨，静静躺卧在薄扶林道华人基督教坟场。我不知道，此刻他是斜卧在那半壁海天听涛，还是在乐园与亚伯拉罕闲话。关于“至乐”他有没有结论，我也无从追问。

文中，幽魂们的最后一段唱诵，似乎意味深长：

“人哪，你在当生、来生底时候，有泪就得尽量流；有声就得尽量唱；有苦就得尽量尝；有情就得尽量施；有欲就得尽量取；有事就得尽量成就。等到你疲劳、等到你歇息底时候，你就有福了！”

“弃绝感官”怎的恍然间幻化为“纵欲”（注意：包括“有苦”和“有事”）？这是称颂，还是讽刺？

其实，方才提到的《至乐》那一段，常常被“逆向”演绎出来——庄子真的让骷髅复生，反被那起死回生的人勒索，弄得庄子感慨：白骨上，比肌肉皮肤长得更快的是人的欲望。就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故事新编•起死》之前，民间至少有两个版本：一是太平歌词《骷髅叹》，德云社曾演出。“……怎不见金鞍玉铛逍遥马，怎不见琴剑书箱小婴孩，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郭氏唱来，很有几分“蒜略味”；另一个是京戏《敲骨求金》（京剧老唱片网站），现在已绝响舞台，有刘鸿升1920年于百代公司灌制的唱片两面，胆儿大的可以去听听。刘的嗓音极度峭拔高亢，听着就有点森森然的感觉，[导板]“见白骨天地间三光照顶”凄厉惨绝之至，二段[原板]那三句“你一心……”、“九霄云外、云外九霄只恨天低”，历数人之贪欲，亦爽辣淋漓。

传说全真道人重阳子画骷髅，感慨人生易逝，却被弟子孙不二改成了文化衫一直穿着。今之风气，是否从孙道姑一脉相承已无从查考，然而骷髅图案（毒物标志不算），多半用来标榜“另类”。仔细想来，似乎有点问题——头骨这玩意儿，好像比身份证还普及（当然，你不能办两个一起用）。

《起死》里，庄周用马鞭敲打骷髅——忘不了那“橐橐橐”的空洞回声。用手敲打自己的头盖，会发现“当当当”的非常瓷实。这里面装的是脑膜脑浆大捆的神经纤维，里面跑的是喜怒哀乐饮食男女七亲六故两岸三地政治经济文化体育旧浪潮……或许哪一根线突然短路，在电流过大的烧痛中，有时候还会反应上来“我有选择死亡的权力”。同时，我们也接纳了如此的方式——在最后的时刻，带着这沉重的肉躯及至满腹经纶一脑袋糨子，锉骨扬灰，再灰飞烟灭，如商纣王一身的珠玉零碎儿火焚鹿台。

曾经，沙漠里的客旅，将前人遗留的白骨视为路标。而今，我们前路上仍有无数路标，我们也必将成为路标——又有谁会看呢。莫把“不知生、焉知死”看成一种逃避的借口、莫把“一生死、齐彭殇”幼稚地当成一种洒脱——我们现在是否还有勇气，与一个髑髅对视，倾听他的声音，感受那双眼洞的深邃和冷峻？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摩西（旧约·诗篇90：10）

人类学乱弹

作者：郭欣然

曾经随王铭铭老师学了一学期人类学，下文将以书为主线，介绍我关于人类学的一些最初步的想法。

（一）关于《忧郁的热带》

读过列维的《忧郁的热带》，其中有诸多体会，暂且不提。倒是首先发现，这由法语翻译成的中文译本，本身就是一项文化景观。西语翻译成中文，语词句子间的细密的微妙的逻辑过程被打乱或消失是难以避免的。但对于法语的中文译本来说，这变化中更添了繁复而华丽的味道。读着这样的句子是一种享受，像是在热带雨林稠密的空气中行走，空气都浓的可以挤出点碧绿的汁水，又像在咖啡馆柔和的灯光中品着热巧克力，所有的感官都被调动起来集体欢腾。可就是有一个缺点，读完了一遍没记住什么东西。心有不甘又抓过来英文版的看，才慢慢在字里行间读出人类学的味道，原本散乱的种种感官愉悦有了理论体系的支持，竟有了音乐的韵律。只恨自己才疏学浅，不懂得法文，想来，如果把法文的再读一遍又该是另一片天地吧。

然而，从此就形成了对人类学家的最初印象：他们会选择在一个昏黄的午后，坐在阳台的藤椅上，让思想飘过夕阳，飘过地平线的暗影，飘过时空的囚笼，从一个疏离自我的角度，慢慢整理着一生的回忆。在这种奇妙的追寻中，为过去寻找更多的可能的形式，同时也看到那些桎梏生命的无形的、不曾察觉的局限。除了人类学家，还有谁能去这样超脱的看待自我，眩想着过去？还有谁?还有谁愿意在穿过一层又一层的迷雾后依然坚持着追求，还有谁敢将自己置身于既非己文化又非异文化的真空中，找不到家的方向？还有谁愿意用一颗飞翔的心灵取代诱人的浮华？做一名人类学家，是需要灵魂的。因为要放弃太多。而所有的收获，都在那一瞬间——当你在浑浊中觉察到一丝清新，在迷惘中看到一丝光亮，当你自觉地知道自己的所在，所有的付出都值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人类学家是更完整的人。

（二）关于《列维·斯特劳斯》

写上面提到了影响到我前后两次阅读不同感受的其他因素。这其中就包括《列维·斯特劳斯》这本书，利奇写的。最初选择这本书，抱着“追星”似的小市民心态。当时刚刚读完《忧郁的热带》中译本，似懂非懂之间，作者本人倒是对我产生了一种神秘感，我决心非要找本书来看看，才对列维的为人和为学有了诸多了解，也许这才让我后面的英译本看得更爽心吧。利奇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很有个性，很可爱。这样说有些大言不惭，因为我实在对利奇的观点了解不多，所凭借的只是《列维·斯特劳斯》的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性情。利奇是对列维的观点持批判态度的，然而自己总是不知不觉地陷入结构主义的框架。人就是这样，对自己对手的了解往往胜过自知，利奇对列维的观点叙述的清清楚楚，不时地加上一些批评和英国佬冷冰冰的讽刺，但基本上没有越过客观的底线，让你分得清作者主观的“在场”与“不在场”。书的一开始，像所有传记一样，完完整整地介绍了列维的生活和学术经历，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追星”的小小奢求，并且开启了对结构主义的基本介绍；而后开始依照列维的主要学说依次介绍，如象征，神话语言分析等等。看到列维把神话故事大卸八块，一层一层的拆解给我看，又剥开语言的外壳，把背后的语法精简成光溜溜的几何图形，利奇认为，列维对“可能性的代数学”比对“经验性的事实”似乎更感兴趣。这着实让我经历了一次价值革命，关于人类学的。惶惶惑惑中看到了人类学与哲学最接近的这一个面向。从现实提炼出来的理论，通过对于普适性的追求，是形而上的，上升到了认识论的高度。

（三）关于《甜蜜的悲哀》

喜欢萨林斯的洞见，这种深刻的解读，通过对基督教、犹太教原始的信仰和符号分析，将现代西方的学术和生活方式同古老的迷信和神话结构的关系细细地理了出来。文字中经常印有一些矩形的方框，框起了遥远的文化片段来辅助、支持文章中的观点。这是个聪明的做法，至少可以避免利奇对列维的那种“经验证据不足”的批评。而读得像我这样晕头转向的人也可以通过框框里的故事来把萨林斯的理论再搞搞清楚。只是觉得有一点不好，萨林斯对于异文化的理解和表述多基于西方人的记叙，而本地人的述说则少之又少，这样的例子举出来，是否在开始就已经陷入了萨林斯的“西方宇宙学的符号和象征支配”呢？这一个又一个的小框子，框住了一个西方人对于异文化不完整的理解，是否也暗示着萨林斯本人的局限？进一步说，萨林斯对于他写的这本书，同样作为西方现代文化的一部分，有没有进行反思呢？这许多的问题，既是对作者的疑问，也像是对自己的。对于我来说，我又该怎样面对叙述的历史，纸面的文化与现实的冲突呢？我能淡化这些缠绕在自己身上的本文化的烙印吗？
…………

王老师喜欢上课拿着个烟斗，这一学期的每个星期二，走到三教301，总有一种淡淡的香气，若隐若现的飘荡着，于是喜欢坐在第一排，耳朵听得清楚，对于鼻子也是一种犒劳。被老师的pipe熏了一学期，我隐隐地明白了一点道理。人类学就是这么种知识，和烟气交融。它关于远方，在烟雾中让终日包裹在你身边的虚幻退去，看到最遥远也是最真实的世界。

身份困境：《小城之春》的女性主义分析

作者: Sapientia

小城之春
导演：费穆
编剧：李天济
摄影：李生伟
主演：韦伟（饰周玉纹）
石羽（饰戴礼言）
李纬（饰章志忱）
张鸿眉（饰戴秀）
黑白故事片 85分钟
文华影片公司1948年出品
中国电影九十年的10部经典之作之一，被香港电影评论界推选为世界100年电影史上最经典的10部电影之一


小城里，年轻少妇周玉纹与丈夫戴礼言过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一天，从外面闯入小城的青年医生章志忱打破了这种沉闷。他是礼言分别八年的朋友，也是玉纹过去的情人。礼言的妹妹戴秀喜欢上了志忱，可志忱的心里却装着玉纹……


影片的叙事是由影片人物周玉纹的旁白穿插串连构成的，这种艺术手法在当时的电影行当是一种创新。后来的影评人定义这种手法为“自知观点”的表述方式，“即第一人称‘我’与讲故事的‘我’形成了微妙的参差与对话，故事中的一切仅仅是“我”之所为、所想、所感。”（引自《电影批评》第15页，戴锦华著）安排周玉纹作为旁白的表述者，很巧妙地联系了作为片中人物的周玉纹在叙事情节隐含的情感变化和内心体验，是对女性在一个世俗并且业已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一种细腻而且自然的解读，同时触及到了影片要想探讨的问题：女性身份的困境。

讨论女性身份的困境一定涉及与身份形成有关的人物或者角色，困境的产生也必然包含着相互关系的不和谐或者非理性。《小城之春》在处理对女性身份解读的问题采用了最简单而且是最实用的方式：缩短叙事的时间，缩小叙事的空间，减少片中次要人物。首先，影片的叙事段落大致可以以章志忱的到来和章志忱的离去为划分的界点：志忱到来之前主要以玉纹的旁白作为背景性的交代快速地带过；志忱到来到他离去是本片叙事情节的核心，人物之间关系的转变都有了详细的说明和可以指认的片断；志忱离去的过程同时伴随着玉纹和礼言与志忱两位男性之间关系的尘埃落定，暗含着导演对女性身份问题的终局式解读。其次，影片选择了若干个非常典型的拍摄空间：破败坍塌的城墙、戴礼言的房间、周玉纹的房间、戴秀的房间以及章志忱的房间。这些连续或者非连续的空间构成了展开人物对话和事件发展的重要线索，是人物相互关系转变的坐标。而这部影片的所有叙事均集中在四个主要人物当中，精练之极充分突出了一个小城应该具有的特征：人少而密集。

戴秀和玉纹这两个女性形象，恰好构成了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份划分的两种阶段：少女形象，充满了青春的气息，有着美好的幻想和纯真的追求；妻子形象，首先是一种对丈夫的伦理和道德责任，并且是家庭规范和繁杂的道德操守的承受者。周玉纹的旁白和她的言行都说明了她与戴礼言的夫妻关系只是玉纹履行对丈夫责任唯一可以凭借的依据。片中有一节堪称经典的对白：
“昨晚睡得好吗？”
“还好。”
“能睡就好。”
“全靠安眠药。”
恰如安眠药一样，玉纹通过物质性的交流来遮掩表面平静实则早已破裂的夫妻关系。相反，礼言却多次提出要与玉纹“好好谈一谈”。礼言是一位典型的没落的传统知识分子，却有着作为丈夫难得的自省：他说“我们不应该这样生活下去”，觉得自己对不住玉纹。在与志忱的对话中，礼言也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愧疚。

影片在拍摄志忱到来之前玉纹和礼言同时在场的镜头时，大胆地使用对切镜头，并且不是相同高度机位。只有在他们几次对话中才出现双人镜。这既说明了礼言希望通过对话来缓解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表达了玉纹作为妻子的第一重身份的困境：是婚姻关系上的妻子还是传统家庭作为妻子这一部分责任的履行者。片中玉纹喜欢独自一个人来到戴秀的房间绣花，她说“仿佛在这间屋里，阳光也特别好些，我这辈子再也不想什么了”。玉纹一定也有一段如同戴秀一样天真烂漫的少女时光，那种高昂活泼的曲调让她在“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里”稍稍有了一点安慰，或者说是她少女的回忆支撑着她继续活下去。这回忆必然包含着相对于平淡夫妻生活现实的一种愉悦的体验，章志忱的到来解开了回忆的内容，也为玉纹的另一重身份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片中志忱和玉纹的第一次相遇使用了来回的对切镜头，和相同高度的机位。此时出现了玉纹的旁白：“你为什么来，你何必来，叫我怎么办。”而当两人走近时，志忱很惊讶甚至有一点不知所措，“大嫂，是你。”简短的对话已经明确暗示了两人之间一定存在着交往的经历。影片在处理玉纹和礼言在同一空间时都使用了双人镜，这已经与先前的对切镜头形成了对比，将两人时隔十年之后那种依然留存的浓浓爱意很自然地表现了出来。

片中有一个场景处理得非常精彩，玉纹和志忱从城头回来走在一条林阴小道上，两人从彼此挨着，到分开，再次挨在一起，最后是志忱追着玉纹离开了镜头。这恰好吻合了两人关系在影片中的发展脉络：十年前的情人，被迫分开，十年之后的相遇，渐渐有了对回忆续写的冲动。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幻想在现实的环境中无法挽回地破灭。戴秀十六岁生日的晚餐上，玉纹喝醉了。志忱在戴秀面前拉着玉纹的手，随后玉纹的旁白是“像是喝醉，像是做梦”。在酒席间的一举一动让梦有了承载的空间，同时也注定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礼言曾和玉纹谈起让戴秀嫁给志忱的愿望，这触到了玉纹的伤痛之处。她不忍看到戴秀因为志忱移情他人而落到与自己的困境，从另一个侧面说，她希望戴秀永远是自己少女回忆的镜子，一个可以编织品味的梦。与志忱的相逢勾起了玉纹美好的遐想，也是另一重身份困境的体现：作为情人的少女情感和作为妻子的忠贞。玉纹在困境的夹缝中努力寻找着解决的出路，但礼言服药自尽让玉纹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她必须作为妻子身份而存在。导演在两处地方设置了片中五个人同在一个镜头中的场景，一处是生日酒席上的划拳，另一处就是礼言醒来的时候，玉纹抚摸着礼言的手坐在床头。这恰好对应着影片的高潮和终曲，一个梦与梦醒时刻的对比。

影片的结局有如一个童话式的完满的封闭结尾：玉纹和礼言最后在朝阳之下的团聚，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两人在没有谈话情形下的双人远景镜头。导演将志忱的离开象征玉纹摆脱了双重身份的困境，或许也是另一个真实的“梦” 的寄托。

我们的宣言

编者按：这是“旧浪潮”（暂名）的第一次集体行动。Yol，欣然，石见，化之，一格和我分别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将这个博客所秉承的宗旨、理念付诸笔端。我们的想法也许不尽相同，文字也各有千秋，但我相信，当你一次性地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很难不心潮起伏。请读者将此当作一个特别的阅读体验吧，当然，我们也希望从中提炼出最适合这个博客的Manifesto/宣言/卷首语，恳请旧浪潮成员和各位朋友留下您的宝贵意见，谢谢！

Yol

社会主义祖国关怀下成长起來的无不良纪录好青年,资本主义香港浸润中探索社会科学的穷学生基督徒。自由中国心，世界公民魂。

Manifesto:

我們迷惘，但掙扎着不至沉淪；我們痛苦，但扶持着不至跌倒。

我們出生在八十年代——這不是最好的時代，也不是最壞的時代。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不僅僅有流行音樂；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不僅僅有安妮寶貝；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不僅僅是空虛縹緲；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不僅僅是斑斕歡騰；
……我們知道，我們不知道。
我們迷惘，但掙扎着不至沉淪；我們痛苦，但扶持着不至跌倒。

欣然

北大的学生，港大的过客。名为交流，实为旅行。海河、未名湖和香江，不同的地方找到了不同的自己。

Manifesto:

记得大年初六，我们到了山顶，风很大，吹散了雾气也吹乱了头发。夜色中，沿着灯光铺设的小径下山，我们将诗与笑泼洒在路上。
这是20岁的光景，想要飞翔的年龄。想要找到那样一个山顶，细数我们的热情，暂且放歌暂且吟唱。年轻的日子里，我记住了你的痴你记住了我的狂。
青春易老浪潮会去，如若能在时光的深处，看到曾经的你我，就已知足。

石见

石见，男，港大物理。
忝列学人腹内全无丘壑，每逢观弈胸中不赌输赢；刍议管窥只愿微言有味，热肠冷眼何堪对世息声。

Manifesto：（如博客名称延用“旧浪潮”）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是不是一代代年青人的情怀，只是那潮涨潮落、旧符新桃的轮回？这里有一小群人，不这么认为。思考是一种姿态，思考的姿态又是一种传承，就像亘古而来的涛声。我们，也许只是潮头的一朵浮沫，却究竟不是一团富营养化的绿水；拍打海岸，不是日月地球间能量的宣泄，亦不为掘出当年的折戟、甚至不留一点痕迹——只为抚摩一寸理想中灿烂的沙滩。

化之

Manifesto:

有一个社会我们不敢想象：这个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只顾考虑自己的得失苦乐，而对社会中素不相识陌生人的生存状态、命运遭遇，缺少一份足够的关注，对整个社会的长远福祉、运行逻辑，缺乏一份沉静的反思。他们或也有着这样那样的想法：总有人做何必是我；做了能有何用免了免了……
社会如此，文明亦同。人文命题鲜有问津，旧学源流束之高阁……
有感于此，我们这群负笈香港大学的内地学子，相聚于斯，作文于是，彼此取暖，互相启迪，以期这份关注、这份反思，可薪火不灭、清泉长流。

周书

周书，女，文艺豚（猪）一只。
她想成为思想深邃复杂的批评家，却仍执著于简单的热情和信念。
每当她为某事流泪时，她便感到自己活生生的年轻。

Manifesto: （如博客被命名为“回答”）

作为青年，学生，八十年代生人，我们聚在一起是冲动也是理性。我们相信，有些情怀和热忱，有些理想和责任，未必是这时代里的时髦，却永远不会过时。我们相信，思考的意义和文字的力量，哪怕我们的能力所及，不过是鼓励身边的人一起去看，去想，去怀疑，去质问，去寻找答案。是的，我们相信，在这个写满问号的时代，凭着一颗颗赤诚的心去发出稚嫩的声音就是最好的回答。

一格

稿纸上一个小格子，说一口京片子。学心理，论文化，自诩学术中人，却被冠以不靠谱文艺女青年之名。路漫漫，吾上下求索，亦自得其乐。

Manifesto: （回答）

过去尚未过去，未来已经到来。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一辈，我们成长的二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巨变——当排山倒海的政治运动偃旗息鼓，我们带着父辈留下的光荣与苦难，分开生活，各自精彩，并不约而同地选择回避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等一切宏大命题。然而面对被埋葬的过去、并不清晰的未来和逡巡其中的现在，我们当中总有一些异类，在深入了解，理性思考，尖锐发问，并试图真诚地回答。 而“回答”博客，正是这样一群青年人的聚集地。在这里，没有无关痛痒的文字，只有真诚坚定的灵魂。

另附：manifesto未删节版

回答

过去尚未过去 未来已经到来

——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你准备好了么？

我们长成的这二十多年，正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经济结构剧烈震荡的二十年。从一元到多元，从本土到全球化，从传统到现代乃至后现代，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词性失效，被“我”取代。“我”可以从小衣食无忧，随心所欲，当“皇帝”“公主”，也当“新新人类”；“我”可以带着无线上网笔记本驻扎星巴克，看碟聊天，十足文艺青年，醉生梦死，暮暮朝朝；“我”可以刻苦学习，奋力有志，或远渡重洋，或走入基层，跻身专业领域，做未来各界精英；我更可以是“愤青”，把批判局限在于一些零散不成体系的兴奋点，站在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发泄体内过剩的荷尔蒙；“我”也可能是农民工，是志愿者，是瘾君子，是剽窃犯，是奥运冠军，是娱乐红人，是先锋作家，是二奶，是骇客……“我”还年轻，却已经在社会各个角落开始了担当，担当父辈留下的一切，包括光荣，也包括苦难——

分开生活，各自精彩。当排山倒海的政治运动偃旗息鼓，生活在它的不同断面呈现出千姿百态，也许再把出生于八十年代的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评价，是一件不讨好也不聪明的事。任何定性的标签式的结论，都会遭来多方的质疑。但毕竟时代孕育了文明，酿造了思维——我们似乎也有共通之处：

在一个主流价值真空的社会，我们选择了自我，回避了集体，选择了生活，回避了使命。我们回避历史，回避政治，回避真理。回避一切严肃而宏大的命题。在回避的路上，我们殊途同归。

我们回避，是因为没有剧痛。在 所谓“和谐”的背景下，我们大多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安身立命，平静地任窗外海雨天风。既然事不关己，又何必去做那些流于自恋的自省呢？

我们回避，是因为还有伤痕。那是旧时代留下来的集体创伤，在新鲜个体上的延续。这旧创来的悄然无声却又不由分说。很少被人提起，永远无法忘记。

我们回避，因为铺天盖地的当下，已然让人焦虑万分。万弦喧哗，已放不下一个安静的空间，提供人凝思的片刻。

面对被埋葬的历史，面对并不清楚的未来，面对逡巡其中的现在，我们当中，有谁在客观并全面地认知？有谁在冷静而理性地思考？有谁在尖锐但真诚地发问？有谁，来试图回答？？？

亲爱的朋友，如果说，我们在认知，我们在思考，我们不断发问，我们试图回答——

你可愿意相信？

我们是一群和你同龄的青年，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术业亦各有专攻，但因为同一信念，在“回答”相聚——在这个怯懦的时代，我们不要空中楼阁，我们不回避现实与责任，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在这里，你看不到无关痛痒的文字，听不到强说愁的呻吟，也找不到任何“搞笑的”、“流行的”、“彪悍的”元素。在这里，我们呈现我们对人与社会的认知，不一定很权威；我们思考个人价值和集体意识，不一定很深刻；我们提出学校教育中从未给出答案的问题，不一定很成熟；我们回答生活赐予的问题——一定一定，用我们最真诚、最热情、最新鲜的声音。

我们并不想，也不需要证明给指责着的人们看一种姿态。我们只想让所有志同道合的同龄人知道，如果愿意，你有一个发出声音，交流思想，天涯海角觅知音的，站台。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古老的句子，诞生在那个火热年代的开端，他已经孤独回荡，苦苦等待了三十年。

今天，长大成人的我们给出了回答——

过去尚未过去，未来已经到来。

我始终相信天是蓝的，我始终相信人们凝视的眼睛。

李彦（待定新成员）

李彦，连读起来就是“脸”，可是我偏偏却是一个“不要脸”的八十年代人。我把自己虚伪的“脸”扯了下来，避开了社会要求每个人所要展现的锋芒。但是，躲避咄咄逼人的社会期望并不是消磨敏锐的思考，淡漠名利的纠纷和满天飞的荣誉桂冠不是剔除一份真诚的社会责任和批判意识。于是，我叫自己Sapientia，来自拉丁语的词，译为“智慧、良心”。港大的校训是Sapientia et Virtus, 大概与我自嘲颇有几分类似吧。

Manifesto:

八十年代是一个记忆的影像，它存在于诗歌、电影、传单、文学和政治运动中。
九十年代是一个什么盘都能刻的光驱，它在一片哀叹、愤怒和空虚中记录了人们的彷徨、不安、欲望和嘈杂的声音。
我们生于八十年代，我们却在九十年代开始我们的纪事。
这也许是一个人还是面对人格第一次分裂的开始，我情愿相信这份经历让我们置身一边“冷眼观之”。那些热的发烫的“芋头”不总是代表着一顿美餐的开始，而无人问津的“冷馒头”总能嚼出一点甜头。
我们不需要表现出无端的愤怒，但我们时刻拥有内心的紧张；我们或许没有西西弗斯的坚韧和固执，但我们决不放弃提问和伸张言语的权利。
无论是置身于哲学的思辩，抑或是社会文化的反思，还是追寻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我们都共同享有作为人类的福址。这是一份值得珍惜的馈礼，诚如康德所言：人用自己的理性区分了这个世界。
我曾经对自己说：尽管前进的道路布满荆棘，但我们所面对的，仅仅是一块未曾开垦的处女地。愿这份宣言与诸位志同道合者共享。

浮云

Manifesto:

这一代的怕和爱

------ 来自过去和未来的交叠回响

我们出生在八十年代。

这是被说烂了的一个时期，这是被过度解读一代。在我们有个体记忆以前，那场惨烈的文化突围刚刚开始就嘎然而止，而在我们挣扎着成长的岁月里，我们同时承接着来自过往的浪潮和未来的回音。

有这样一代人，他们的出生和他们的成长是两个时代。

我们面临的世界，过往的时代连同过往时代的火花一起被遗忘，而未来的时代连同未来时代的惶恐一起到来。这是一代人的断代史。
那些由我们的出生所表征着的过往的一切，那些由父兄辈以至于更早的历史组成的我们的出生，被打成一个庞大而空洞的包裹，然后贴上一个似是而非的历史标签。过往在这里停止。
那些由我们的成长所隐含着的未来的一切，那些由父兄辈被中断的历史延伸开去的我们的成长，被铺成一个纷繁而单一的世界，然后连上一个异像纷呈的万花魔筒。未来在这里异化。

这些过往依稀的浪潮的未来依稀的回音间，是我们脆弱的当下，而今，现在。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这脆弱的当下重新发现过往，在怯懦的而今再次解读未来。他们试图用这样的个体思索和群体姿态，让这“当下，而今，现在”丰盈而坚盛起来。他们再次怀疑，再次重构，再次解读，再次铭记，再次展望。他们在这无数的“再次”里重新发现他们出生的血脉，寻找他们未来的声言。

那是他们的当下，而今，现在。

他们是这一代人，这一代人是我们。

Every Wall Is A Door

作者：一格

Every wall is a door.　　　
----Ralph Waldo Emerson　　　　

是的，没有什么话比这个爱默生式的结尾，更能让我激动振奋以至眼眶湿润的了，在读完一篇副标题是A 20-year Odyssey的paper后。　　　　

二十年来，跨文化心理学家们在Hofstede里程碑式的“culture's conscequences”的引领下，开始了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为坐标的，比较心理学的征程。一路走来，他们除了证明Hofstede几十年前在IBM员工中的发现是对的——即美国人比来自其他各文化地区的人更加倾向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以外，更多的，是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如果必须向前追溯，那似乎是萨义德早就深刻批判过的东方主义在作祟。更往前，或许也有二分法的罪过。无论是战火从未熄灭过的中东，还是早先蒙着神秘面纱而今又迅速崛起的远东，对于西方来说，总是一个想象中的“他者”，对手，或者反面。于是，他们信奉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那么想象中的东方，就必须是责任、互赖和强调和谐。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他们设计了英文问卷，以美国的亚裔、拉美裔移民、日本香港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得出了他们一早就想好的结论。　　　　

然后终于有一天，常春藤和Big Ten实验室里的教授们幡然悔悟，决定重头再来。　　　　

我常想，如果主流心理学不是西方学者自己跟自己玩儿的一个游戏，如果他一早就具有全球化的血统，二十年奥德赛的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起来便不那么悲壮？美国文豪的逻辑是每一堵墙都是一扇门，倒不如中国与生俱来崂山道士穿墙术。　　　　

其实，也并非毫无来自东方的声音。许烺光斯人已逝，但他的贡献，可算得上是文化人类学中的林语堂。孙隆基的历史味道毕竟盖过了早年的那点心理学味道，但一场“深层结构”地分析，还是颇有些实证的曙光。杨先生和何先生虽然已经完全皈依本土心理学，其实早年也在西方的轨道上奋力多年。更何况还有后生可畏C和H……不过，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港台和美籍华人了。　　　　

回想这二十年，我们的内地在干什么？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作为无数个实证研究中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的东亚文化的最主流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我们在做什么？听说好像是在“创一流”。

可是不是有诗云吗？：　　　　

一流何必创，　　
已然是一流；　　
学生血流地，　　
车流围教楼。　　　　

其实这样的解释也过于刻薄。二十年前，我们又何尝不是身处“文化热”的激流漩涡中心？从康德黑格尔到亚当斯密斯特劳斯，从韦伯维特根斯坦到海登怀特本雅明，从弗洛伊德荣格拉康到阿德勒马斯洛罗杰斯，从理想国乌托邦到那诱人的蔚蓝色文明……　　　　

我不知道，如果这热潮不是在那年夏天戛然而止，他又会遭遇怎样的命运？也许九十年代无论如何，都是理想照不进现实的十年。况且即使热浪继续翻滚，最大可能，还是落不到实处，结果不免化为巨大的泡沫，转身汹涌没于红尘。——那条路走下去，我其实也看不到心理学或者实证的影子。西方人较之我们的可爱憨厚似乎就在这里：不管对不对，三下五除二，先收集些统计数据再说。　　　　

无论如何，看到Every wall is a door，我还是欢欣鼓舞了一把。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路上有很多的可能性。现实似乎是：无论你撞上哪一面墙，都要撞的铿锵有力才是。　　　　

另一个时代，已经来到了。这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奥德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