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游戏：选举独裁官

作者：Palpatine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滥套了的某引文

一、 历史
罗马人民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各方权力的平衡，既要避免平民暴政，又要防止将军专权，还要在必要的时候绕过元老院讨论的冗长和无效率。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失败了，最终恺撒在高卢搞到了足够的军团和人民的支持。然而在此之前，共和国一直运行得很好，打赢了足够多的战争，得到了足够多的土地，创造了罗马和平。虽然独裁官最初来自于解决仪式和琐事的需要，最后却演变成了一种成功的制度，在战争中发挥了它的作用。

在战争时代，对决策的统一，专业，和及时性的要求，使得一个拥有全面统治权且不需负责的领导者成为必要的。对于共和制国家来说，将军团交给一个而不是两个将军都嫌风险太大，不要说将全国资源都交给一个人用于取得胜利了。罗马人的办法是限制独裁官的任职时间，规定必须短于六个月。这被证明限制独裁权力的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虽然其它的规定不断更改，比如独裁官不得离开罗马的规定后来放宽到不得离开意大利，任期的限制却一直没有更改过。而当最后苏拉进军罗马把自己搞成了终身独裁官之后，共和制确实就此消亡了。

二、 现实
战争的长度在矛与盾的相互促进中不断变化，强度却在中世纪后一直提升。到了二战，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整个国家的经济都被管制起来向前线提供人员装备和补给。不需要海耶克的证明人们也能看到，这种赢得战争的努力要求有一个独裁机构。而事实上英美的经济管制加上反间谍作战和战时宣传基本上就是政府的全面控制了。值得欣慰的是，美国在战后立刻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英国政府也把它过长的爪子缩回到公有企业的范围里去了。两国人民的浴血奋战最后能够换得和平和自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时管制的时间范围天生受到限制，一旦战争结束，政府就不得不放权。即使在战争中，政府也受到国会和法院的许多限制。相反，如果宣传上一直坚持战争没结束，那么合乎宪法的紧急状态倒是可以成为长期独裁的遮羞布，蒋介石的台湾就是如此。

然而这世界上也存在需要超长时限的独裁权力才能做到的事。比如说，如我评价印度改革时提到的快速工业化，这样做的政府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可，非得等到改革后的四五十年，各阶层的国民都享受到了好处才行。比如北欧国家的调低社会福利的改革，在完成配套改革，等待竞争力的恢复和经济的提升然后再使得最低收入阶层也得到好处之前，决不会得到持续的议会支持。这种改革只要持续两三个月，院外集团就能让议会炸锅；更不用说持续到该政策的好处显现了。
总之在现实的民主的政治体制下，互相竞争的党派要么采用目光短浅的方案，要么玩弄选民的情感，在未来远景的宣传下蛊惑民众投票支持1）实际上的永久独裁化，比如爱国者法案2）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比如老布什当年的太空发展倡议，历时五个总统任期，做好了也轮不到他的政绩，所以绝对不可能完成。虽然一般目光短浅的方案是最好的方案，但是在各国政治体制越来越成熟，各政党政纲越发趋同的今天，这就是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三、开始
这样一个构想需要做到的是这么几条。一，保证足够的独裁权力来完成所需完成的事项，比如殖民火星；二，保证在事项结束之后政府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三，保证在独裁过程中的基本人权。如果有可能，还应该解决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开始这种紧急状态。

比如说，我可以提出这么一个范例。在原有宪法中加入允许独裁状态法案的条款，并规定它的修改权限和宪法相同。然后独裁状态由全民公决的三分之二通过，之前需要一定数目的议员推举出候选人，并且提出施政方案，至于需要听证，密集的专家讨论之类的事可以留给候选人的竞选队伍来推动，作为使人们相信施政方案的措施。
在独裁状态中，独裁官可以自行制定法律和调动军警，但是法律必须受到独裁状态法案的限制。比如说独裁者可以针对性地将一个人从公务员岗位上辞退，但是刑事惩罚的法案必须是非针对性的，不可回朔，和只能惩罚已经做出的行为。而调用军警，则必须通过议会，此时议会起的是类似陪审团的作用，确认该调用没有违反独裁状态法案中的限制，比如人权条款等等。

此时议会必须和平时一样按时选举，否则谁来控制暴力和在维持一个中立的选举？独裁期后谁来召集一次公投？特别是当独裁到期之后，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公投来决定独裁官是否做到了他当初承诺的东西？如果不是的话，也许直接对独裁官的死刑会比较有利于国家的恢复，当然也有利于减少一开始一时狂热而试图推动独裁官选举的可能。
也许你能有更好的想法？

！警告：本文未经考证。

南京好人

作者：Gill

奥斯维辛之后，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研究，被理解：大屠杀之神学，之政治哲学，之群众心理学，之现代性，等等，如杂花生树群。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许，在南京之后依然是文明的？据说阿多诺后来把原话收了回去，而代之以“常年累月的痛苦与被拷打者的嚎叫享有同等的表达权利”。然而给予权利上的平等无助于改变现实本身的偏颇。拷打就其摧毁信仰的力量而言是日常痛苦根本不能比拟的。对于犹太人，对于欧洲人，西方人，乃至对于一切严肃地信仰上帝的人，奥斯维辛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号：如果真的存在全知，全能，全善的主，这滔天灾祸又为何降临在上帝的子民，尤其偏偏降临在上帝的选民头上？——恶的诱因，恶的机制，恶在人性深处的据点，因此必须被一一指明。这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它再度发生；也是为了，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挽救他们对于神及对于人的信念：如果要预防恶的再度发生，他们首先必须确信预防是可能的。

但南京不具有这样的意义。正如对于一个非犹太、非西方、不信上帝的中国人而言奥斯维辛并不触及他的根本信念一样，对于坚守安全区的西方人而言，侵华日军的邪恶也不是一个亟待理解的对象。日本兵并不冲着他们而来，不冲着上帝的信徒而来；他们似乎也并非像军队官方宣称的那样，冲着已经放弃抵抗、扮为平民的中国士兵而来；似乎他们根本没有特定的目标，只是自然而然地发泄着一种不可理喻因而也无须理喻的邪恶。安全区里的祈祷是：主啊，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而不是：主啊，难道你抛弃我们了……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拍的《南京》和其他控诉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及其反人类罪行兼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电影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对恶的处理都采用了加缪式的手法：恶是一种鼠疫。鼠疫不出于我，非我族类（全是军国主义的问题，而军国主义，是日本的问题），不可理喻（岛国资源匮乏，一小撮狂热分子，等等——这是官方解释的极限，非官方反日则不需要任何解释），与其说它要求反省（日本人需要，但我们没有需要，没有任何需要），不如说它只要求抵抗，要求杜绝，要求永久消灭——而这也就要求一种信仰，即相信就像存在治疗瘟疫的医术一样存在着一种消灭恶的技术，尽管这一信仰没有任何现实根据。

《南京》的所有台词都来自现场，来自当事人的日记，书信，文档，会谈记录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一选材标准最大限度地营造了影片的现场感与真实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主人公的人格力量和道德激情（IMDB评论：“这不仅仅是画外音在解释事件——这就是那些人的声音”）；但同时也它决定了影片关注事件的程度和角度——“这就是那些人的声音”！唯一在现场发出的、“解释事件”的声音是西方人的声音（确切地说，还有一名日本人——其作用是报道日军的军事进展和政策指令）；而无论受害者还是施暴者，真正属于他们的声音都来自遥远的追述——对几位耄耋老人的采访为罪行的事实部分提交了呈堂证供但也仅此而已。声音的纷杂无法改变叙述的单一。诚然，就史料本身而言，来自安全区的记录保存得最为完好，也足够公正。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南京》的视角是医生的视角，这一视角将南京削减为一场瘟疫，而将影片自身削减为一本病历。病历的叙述特点是它既不将疾病作为人的一部分来理解，也不将病人作为人来理解：在其中，只有医生才能表现出人的道德感。一个瘟疫横行而医生不在场的世界是根本不值得叙述的（好莱坞可曾有兴趣拍，比如，红色高棉？），哪怕病人百人一组、极富效率地死去——这顶多是令人憎恶的。唯有医生的存在与抗争才是叙述的意义所在，希望所在。影片一切材料的组织与一切情节的取舍也都紧扣着悬壶济世的主旋律——“我们不恨日本人，如果他们来到我们的医院我们也会一样帮助他们……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人们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台词大意如此，而IMDB上一位美国网友果不其然地赞道：“就像看三个辛德勒拯救中国人”。

不仅如此，南京还有比奥斯维辛更上镜的地方：在空前强大而不可理喻的瘟疫之下，医生的道德感被压铸得极度简明，极度坚实——救人是唯一的硬道理，因而“南京之后”信仰仍不至成为一个过于尖锐问题。至于那些偏出病历叙述框架的、意义模糊而令人道德焦虑的线索，则即便留存下来，影片也剪得愈短愈好，点不到为止：……日本人进来，说要带走一百个花姑娘去做军妓，如果不交人他们就会武力进入安全区，我说，我一个也不会交给你们，但这个时候二十一名女子主动站了出来……后来知道她们以前是妓女；……一个汉奸来向我们传达日本人的指示，勒令安全区里的难民们限期回家，并说会保障他们安全，但在日本人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又转回来流着泪对我说，千万不要让妇女们回去；……是的我们强奸，但是……你知道，那种事情如果不是两个人愿意，做起来感觉一点也不好……

1938年2月2日，影片说，拉贝成功地说服日军当局放弃撤销安全区难民营的决定——这一至少表面上的仁慈似乎是全片中唯一可能有助于理解残暴的契机，但影片没有提及谈判经过，而把叙述重点放在拉贝凯旋后受到欢迎的场面上（“此前我还一直以为”，扮演拉贝的演员感慨道，“人们不太喜欢我……”）。然而根据拉贝本人的记述，会谈的过程远比影片所暗示的简单，而幕后各种力量的运作又似乎远比影片所揭示的复杂。“当问及难民是否要在2月4日强行遣散出难民收容所时”，日本驻沪参赞回答，“根本不存在强迫问题”，并且“请求我们不要将日本方面无意强行撤销安全区的消息告诉中国人，以免撤销的工作陷于停顿”——“我答应他不公布这个消息”（《拉贝日记》，江苏人民1997，页549）。从后来的日记（页563）推测，拉贝遵守了他的承诺，截至2月5日下午日军再次做出撤销决定时，三分之一的难民已经离开。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人去往何处。正如一部纪录片若要动人，就必然掩盖它值得警惕的地方。

艾滋村不是动物园—— 一位NGO工作者的呼吁

作者：化之


一

中原的许多艾滋村都有大约二十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十年多里，这些艾滋村接受了许多人的访问。其中，有记者，有好心人……这些访问者在请当地人作向导的时候，会经常做一些允诺。访问者们说，我们的报道会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访问者们说，当外面的人知晓这里的情况，大量的捐款就会改变贫穷的状况……不过，对于艾滋村的村民来说，这些允诺了的“改变”，成真者寥寥无几。

来来去去，访问者终究是访问者，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他们终究会回到他们的生活，留下那些艾滋受难者——那只是访问者记忆深处一段难得的经历、一些特殊的映像，他们兴许会对人谈起“那些艾滋村……很苦……真的很苦”，他们也许会想起在简历上添上这一笔志愿服务的记录。更多的时候，这些记忆或许会转变成一篇考察报告——对于每年来自二十多所大学的学生而言。

而我也将要成为一个去“考察”的学生。当我坐下来听一位资深NGO工作者Joe（化名）说完上面这番话，我不禁问自己：“我去，为了什么？为了简历？为了报告？为了感受另一种生活？为了了解社会？还是……”

一边想着，我一边听着Joe这样说：“我们有没有站在艾滋受难者的视角上想过？他们一次又一次从允诺中看到希望，泪花里的希望、坟堆上的希望啊。为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的艾滋身份暴露在镜头前，一次又一次地揭开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伤疤，一次又一次地冒着被官府恐吓惩治的风险与压力，然后他们望眼欲穿地期待……可是……”

于是我继续问自己：“是啊……抑或，我去，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那些活生生的正在受难的人们？嗯……那么，等我回来，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Joe并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或者方案，但他的谈话却让我深深反思，更让我获得某种启迪。

二

Joe说，要去，便要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听说我们要去河南，他谈到：在河南，艾滋是政治敏感的词汇。虽然中央政府的卫生部副部长表态“政府是左手，NGO是右手”，但在这个中国艾滋肆虐最严重的省份，绝大多数国际性的大型NGO（包括克林顿基金会、无国界医生等等，不少已经在其它省份扎根）却都不见踪影。只有当地人自己的民间草根组织才能顽强地生存下来——然而也依然是在高度的监视和威胁之下。

事实上，在河南的艾滋重灾区，不用说金发碧眼的外国访客，就是乡音相异的不速之客，都会立即引起注意和“照顾”。因此，要去那里，就必须认识当地人，化整为零，悄悄进村。如果你的到来为官方所知，那么从你早上离开住处一直到晚上睡觉，都会有专人陪同向导，让你觉得政府已经做了所有必要的事，而且做得那么到位——河南不需要你再操心。Joe最后以寥寥数语说明，当地吏治腐败之程度远非我们所能想象，背后的政治势力更是惊人。（后来我上网阅读了一些调查报道，震惊沉痛之余，也旁证了Joe的说法。读者自可参阅文末所附链接。）如此一来，外面来的“好心人”再允诺云云，又能如何？

三

Joe拿他自己的经历，向我现身说法——可以不是新闻调查、不是大型捐款，但却更能实实在在地帮到受难者：

他首先跟着当地草根组织的志愿者，一家一家地做“家访”，去了解艾滋家庭的实际需要。在家访中，Joe和志愿者们发现，艾滋家庭的孩子，心理状态往往非常不好。因为家中有人患病离去，这些孩子被视为身带厄运、“晦气”，没有别家的孩子愿意和他们玩。他们默默忍受着歧视和隔离，寡言而自闭，常常一个人偷偷地躲在角落里哭。许多家中父母双亡的孩子，或是独居，或是辗转住在不同的亲戚家。而即使在亲戚家，他们也常常处在半隔离的状态——他们必须与亲戚家的家人分开吃饭分开睡，而他们也依然没有玩伴，无人说话。（否则，没有人愿意与亲戚家的孩子往来。）

于是，Joe和志愿者们想到可以成立一个笔友会。让城里的大学生和孩子通信。通过文字，这些孩子可以说出他们久憋心头的话；而书信往来，大学生便可以给予他们心灵上的鼓励，可以和他们说说外面的世界……这个方法，不需要特别的资金，只要请大学生每次附上回信的信纸、信封和邮票。而三年级以上的孩子，都会写信，都能参加。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0多对笔友在互相通信。Joe和我说起其中的一个曾经十分自闭的孩子，她的父母在七个月里相继去世。通信以后，从来不笑的她，终于露出笑容，而且慢慢变得快乐开朗许多，和以前判若两人。

四

当然，光靠这样的心灵扶助当然远远不够。Joe在家访中意识到，村里的艾滋家庭还是缺钱，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来说的一小笔钱，很可能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莫大的帮助。

比如他们遇到的一个女孩，吃了国家免费提供的抗艾药物以后有副作用，十分难受。去看病，医生说需要花200元钱照一张X光肺片，可她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作罢。结果志愿者们为她付了这200元，帮助她渡过了这一关。

又比如一家父亲死了，按照村里规定，只能火葬。不火葬，就没有死亡证明书，不能享受孤儿的免费上学待遇，孩子们的学业和整个未来都因此受到影响。可他家里拿不出800元火葬费，怎么办？

基于这种考虑，“紧急救助基金”(Emergency Fund)应运而生。这种援助模式，诞生在底层的观察与实践中，为的是尽可能及时地满足艾滋家庭特别紧要的需求。它不同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从上到下的政府模式，不简单关注于总额的大小，而强调援助资金的落实与效用。

五

Joe说，深入了解越多，他越知道在原来那种传统的捐钱方法之外，有更多可以帮到艾滋受难者的地方。而且这些非传统的方法，更需要不一样的理念——不是以一个施舍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为艾滋受难者考虑，从了解他们的需要开始。

还有很多事例，Joe说他无法归纳。因为艾滋家庭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他们更需要志愿者亲身协助、具体应变——

比如有一个孩子因为家里没有钱，上不起城里的中专，志愿者家访到她家时，离报到期限已经晚了5天。他们便带着这个孩子到城里，向学校的领导再三请求，最终获得同意，享受三年补助。这个孩子放寒暑假回到村子里，便志愿给村里的孩子上课。她说，她的理想就是将来回村里做老师……

六

我还不清楚我们的考察经过重新规划和组织会是什么样，但我想起了Joe曾提到的一幕，便隐隐知道一些路向：

一个参与过笔友活动的大学生随着她大学的考察队下到村里，当其他同学到村庄四处走访时，她却说什么也要留下来，要珍惜这宝贵的一天，因为她只想和她通过信的小朋友呆在一起，说说话。

因为她到这里来，是见一个和她有感情的人。这个小朋友，就好像她的弟弟，她照顾他，不是一天、几周，而会是许多年。

这是她的亲人。


说明：
在河南，仍有一些处在非重灾区的地方政府，对民间艾滋救助工作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艾滋正在不同程度蔓延的其他省份，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安徽、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以及云南的地方政府，对外来援助者都远为开放。希望以上说明能为有意援助者提供一丝信息。

相关信息链接：
《中原纪事》（独立纪录片，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执导）
《三联生活周刊：血祸——走访河南“艾滋村”》（2001年9月），转载在：
http://news.sina.com.cn/c/2001-09-05/348657.html
《南方人物周刊：河南上蔡县防艾经费流向调查》（2006年8月）转载在：http://www.nanfangdaily.com.cn/rwzk/20060811/tbbd/200608230022.asp
《BBC中文网：高耀洁拒说假话 飞往美国领奖》（2007年2月）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6390000/newsid_6392100/6392139.stm
《南方都市报：高耀洁：“中国艾滋病问题主要是卖血”》（2007年3月）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jwxy/200703200079.asp

失却悲悯的大地

作者：Yol

港大是一个热闹的地方，迎来送往。关注“好人”的贾樟柯来过了，关注艾滋病的艾晓明，杨紫烨来过了，关注血泪中国的胡杰来过了，关注边缘病人的无国界医生驻香港代表来过了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质——那是一种关注底层的坚韧，一份直面现实的顽强，以及一片刚硬背后的心底的柔软。然而，在这热闹当中，我却记得香港独立制片人张虹导演在胡杰见面会之后失望的一句"香港的学生没有希望了"，听了让人心头一凉。

让张导发此感慨的原因十分之简单：数十人的见面会上，只有“一个半”的香港同学。想来她必定十分的困惑——香港的学生，都在关注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但希望不仅仅是不好意思回答。然而能知道不好意思毕竟也还是好事。记得上学期“站起来反对贫穷”（Stand Up Against Poverty）活动中，一名打扮入时的所谓港大毕业生，对着很多的摄像机，微笑并且自豪地说了一句，我们很高兴，因为香港没有贫穷。可惜，我不能替她脸红。底层的不幸，若是被这社会所遗忘，那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不幸。

上周笔者有幸，跟随着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会旗下的社工扶助小组，与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的同工一起去探访了香港的露宿者。那夜风雨交加，我见到某位露宿者黑黝黝的床垫已经湿了大半，下面倏然地钻出一只蟑螂，而周围不曾散去的，是狗粪的味道。我无言并且心酸，他们毕竟也是香港的合法居民，是和港大的莘莘学子一样，行走在这个“世界城市”的土地上的。罗素在其自传的序言《我为何而生》中深沉地说过，“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当港大的精英们轻易获得了前两者的时候，是否还能想起那第三种宽容而博大的情怀？

然而，同情，若仅仅是同情，却极易变质。我偶尔会怀念那样的一道风景：整整一长排光着膀子坐在路边乘凉的"进城务工者"（民工），他们在淡淡的灯光下捧着我递上的问卷答题，面朝夕阳。这是去年的夏天，当我在江苏南京民工村做社会调查之后，留在脑海里的一个画面。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最初开始这个课题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带着一种"俯视"的姿态，那是一种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自小成长于城市的大学生，对于那些在生活的边缘挣命的满身是汗的人群的俯视。这种俯视的目光，由同情开始，中间夹杂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理智、尊重、理解、爱，但又以同情结束——因为我无力承担那许多，或者说没有胆量去承担。然而，我明白自己的错误——它是"遗忘"之外的另一种错误，两者同样致命——它混杂着高傲与胆怯，最终勒令自己置身事外，以一个站在高处的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那苦难。

看，看！这目光，可否不要那样的冰冷？这目光，可否带上一丝热血的温度？余世存在《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中有这样的一段“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而这里的“我们”，便是那些流离在大陆城乡之间的民工们——中国社会底层的一部分。当学者们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与着抽象的概念博弈之时，当教授们在人数寥寥的课堂上对着打盹的学生宣讲之时，那概念与授课中的主角，或许正在无奈、痛楚、泪水、梦魇、尖叫之中彷徨无路。记得胡杰导演在拍摄以时刻出没在生死边缘的矿工为主角的《远山》中，有意将那些满身满脸炭黑的矿工们拍得高大——胡导明言，这是为了尊重。那一种平视，乃至仰视的眼光，才是针对“精英式旁观”的药方。

以上所述的两者——遗忘与旁观，恰恰是如今面对底层的最普遍的两种态度。若还有第三种，那么猪年的春晚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当观众的眼泪成功的被《心里话》煽动出了眼眶的时候，导演或许十分满意于此动情点的成功，然而——痛苦之被公开而艺术化，正是让痛苦再度加倍；而不幸之被展示而博取同情，正是让不幸二次受难。廉价的“催情”，在这个社会中，不存在任何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社会，正如同一个巨大的螺旋，飞速的旋转着。把它当作一个“金字塔型”，倒不如换置为另一个“倒金字塔”的可怕情景——极少数的精英群体，作为这个崛起中的大国的支点，而上面背负着的是数亿弱势群体，在挣扎，在呼喊，或者在沉默中绝望。

划笔致此，脑中浮现出了一幅带有“玩世现实主义”的画面，充斥着夸张的表情，仿佛能从中听到贪婪的狂笑以及碎心的哭嚎——这荒诞令人欲哭无泪，而这样的一幕新喜剧，恰恰正在我们的眼前上演。少一些无知，少一些冰冷，少一些煽情，或许这个螺旋才能不致于转到太快，以致那些无能为力的人们，在晕眩之余，不被抛甩出去，甚至在整个螺旋的爆炸中灰飞烟灭——就这样吧，我的愿望。

梦境与现实——关于中国当代网络的一些想法

作者：欣然

网络在中国曾经掀起了一场场关于未来梦幻般的想望。而当这些梦境一个个地远去成褪色的过往和毫无结果的飞沫时，我们关于网络的梦并没有结束。毕竟曲曲折折中，网络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我们太多。网络，这种新兴的传播方式，在西方的风中逐渐把触角伸入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使用者不断增多。社会中的种种现象正在网络中复制再现。网络中建起了一个“镜像”社会：它是现实的映像，却非现实；它是建立在数字与信号上的空中楼阁，却非彻底的幻境。网络社会是在这两端上徘徊着的舞者，它的动作在分秒间变幻无常，让我们常常找不到方向。然而面对网络的发展，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始终报之以爱的微笑，那么，网络到底能否帮助我们找到那遗失了千百年的美好？

诸多网络社区的热火朝天让我们看到了市民社会的影子，我们常常自然而然地把网络和民主自由平等联系在一起。网络引起了太多的憧憬，可惜的是，这憧憬之中有太多的断裂和漏洞。

第一个问题是，网络社区的兴盛能否把我们引向市民社会的通途？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大多数的人们在网络中畅所欲言，却在现实中继续沉默。网络中的话题更多地陷入自给自足和自圆其说。太多的思想、态度、观点在网络中潜滋暗长，却始终不能蔓延进现实。在连成一片的“镜像”中，现实反而退居次席。现实它不断地照进梦想，梦想却总也不能照进现实。

网络在诉求和诉说之间划出了一道沟壑，我们可以不为任何诉求而诉说，我们可以在滥觞的诉说中忘记了诉求。汴大的三角地现在小广告云集，bbs顶替它成为最繁华的街市。水车们在发泄，潜水者在围观，想疯就疯，想说就说，id被封可以另找一个马甲，帖子被删可以放弃说话——这一切，都在一片淡然中波澜不惊地进行。“无所谓，人要成熟一点！”尖锐的事实变成了四散开来的冷淡与漠视。花自飘零水自流，关上了电脑，我们不用对这个虚拟世界有任何牵挂。

如果说我们只有在网络中形成了市民社会的话，那这只能是我们的悲哀。虚拟的“市民社会”确实有助于人们观念的改变，然而此“社会”非彼社会，镜花水月海市蜃楼不会引向我们梦想中的桃花源。市民社会永远不能脱离开现实，永远不能脱离开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交流与感染。越来越多的人长时间蜗居于电脑之前，面对着不可知的听众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唯一的真实却只有屏幕中倒映出的自己的脸，这算不算一种讽刺？网络会从反面消磨掉我们对于现实的热情，让我们在镜像与镜像的交叠中迷失了自己。

退一步说，网络中的民主和平等到底存不存在呢？

我们可以拿西西里岛曾经出现的准黑社会来举个例子，在市民社会建立起来后，相应的上层建筑没有及时跟进，从而使刚刚萌芽的市民社会退化为混乱芜杂的民间社会[1]。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权责体系制约的城市中，市民们成为无所皈依的松散大众，民间文化和低级趣味之间，潜规则和规则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网络中，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解释网络文化低级化的倾向。除了great firewall 及其相关的一些机制，网络上能够得到普遍和彻底执行的规则寥寥无几。没有相应的法权基础，再多关于网络民主和平等的呼唤都站不住脚。

当我们把眼光放到整个中国时，又有一些新的问题产生了。当网络在沿海的狭长地带掀起急风骤雨之时，农村地区却被“有意”的忽略了。人们不愿意提起这个话题，提起也是一带而过，因为太多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富庶的东部，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可以模仿、借鉴的解决方法，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成为网络在中国发展的死穴。我们目睹着一层“可悲的厚障壁”的建立：网络和其他传媒手段结合，塑造着城市人全新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感，让城乡之间的差别不再仅限于经济文化等资源，而内化为心智结构上的差异。青藏铁路竣工了，可大西北和东部的鸿沟依旧。当地理上的三级跳被我们用科技的力量慢慢抹平之后，我们又要用信息流造就一个新的“三级跳”。

由此引出的社会问题在当下已是初见端倪。信息不对称在强化自身的同时，也攀附于其他的因素之上，加剧了资源的不对称。人流大规模地向东部涌入，一方面抽空了本来就缺少人才的中西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东部人才过剩和发展畸形，由此引起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农民工问题，房产价格恶性上涨等问题已经在现实中一个个产生。这些可以说是起于网络进入中国的副作用，它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医治，而且是预防。

按照“先富带后富”的逻辑，我们当然可以预期事情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我当然也希望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若干年后的某个时间，带动农村像上个世纪末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的“飞跃式发展”，跳过不必要的步骤，一步到位。然而，我们现在的问题该怎么办？我们又是否要在沟壑建立起来的过程中为那将来的“飞跃”做好铺垫？如果说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就更应该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添一分关注尽一分力，而不是放任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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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详细的内容请参看顾准先生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

“挽歌”为谁唱响

作者：sapientia

挽歌（特拉克尔）
北岛译

睡眠和死亡，黑鹰们，
整夜绕着这颗头颅俯冲。
永恒的冰冷波浪
会吞没人的金色影像。
他的紫色身躯
碎裂在可怖暗礁上。
一个黑暗的声音，
在海上悲叹。
暴雨般忧伤的妹妹
看那胆怯的沉船，
在群星下，
夜缄默的面孔。

每逢读到特拉克尔（Georg Trakl, 1887-1914）的诗，总会不自觉地在诗歌的色彩中寻找诗人弥留在这个世界中的痕迹。这痕迹是如此的隐讳，而且透露不出一点可以遐想的空隙，以致那些消沉的色彩仿似在诗歌的表面涂上了一层又一层密不透光的賿布：虽可窥至这让人着迷的“墙面漆”，但终难读得一个对于死亡、寂寞、孤沉、恍然、绝望、哀伤有着如此敏感的沉睡的思想。我惶惶然走进了它，它却向我紧闭着大门，我只是在这大门的外面贴耳附听以色彩编织的哀歌。

《挽歌》是特拉克尔晚期的诗作。一些诗歌翻译家将特拉克尔归在了表现主义的脉络中，寓其为奥地利乃至二十世纪德语诗歌最有影响的诗人。然而这些头衔终究还是会迷失在一个将自然化作悲伤之源泉的世界中。

“黑鹰”，“金色”，“紫色”，“黑暗”， 一组代表着落日余晖即将消亡时刻的色彩，撼动着一个巨大的沉默：“夜缄默的面孔”。虽然那死亡的悲记和睡眠的时钟，仿如黑鹰在空中盘旋，时刻附临着喧躁的夜海，也紧紧注视着一个在夜海注视凝望的“头颅”。如果将死亡理解为空间的消失，将睡眠看作时间的流逝，则睡眠与死亡的魔咒已然将凝海的每一个人牢牢地圈锁与于时空的枷锁中。可是，偏偏在正在凝望之人不是时空所附命运的承受者。

“永恒的冰冷波浪”“吞没人的金色影像”。何谓“人的金色影像”？那便是所受“时空枷锁的凡人”。他们在落日之前是如此渲染、光彩，仿佛这夺目的金光成为一个世界的象征，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化身。这金光傲慢无礼地任意流撒在可以被照耀的角落，尽情曼歌于时空的世界。但是那金光只是短暂的影像，他的命运全系于一个更大的时空运动之轴。当夜幕降临时，所有那虚无的影像必须在一个狂暴的大海中接受审判。如果再结合下面两句诗歌：他的紫色身躯，碎裂在可怖的暗礁上，我似乎从中读出了些许宗教的含义，尽管这其中只有蕴涵着绝望和无助：大海和暗礁预示着一个审判的遐想，大海秤量金色影像的成色，以那冰冷的胸怀吞没了所有虚无的存在。他将那些虚无交给了暗礁——一个永远不能被所有金色影像所能发现的惩罚的力量，所有虚无的存在都将摧毁在他强有力的身躯之中，而呼救之声与忏悔之音都被消融在一个统一而且有力的命令之中，便是在令人悚然的海水撞礁的怒吼。只是，这个审判终究还是太过于残忍：所有金色影像都没有获得永恒的权利，他们终将只能在虚无的影像中桎梏于时空的枷锁，他们终究只能在片刻的狂欢中落入罪恶审判的牢笼，无一幸免。

谁此刻在海上悲叹，在注视着载着金色影像的沉船，在夜中缄默。这必将是一个摆脱时空枷锁的存在，一个超然于浮华虚无世界的永恒的精神，姑且把他看作上帝的化身吧。他在为所有他所造之物谱写一首挽歌，尽管他的悲伤不会显露在缄默的面孔中，尽管他的悲叹不能让金色影像所感知，可是他依然感到扼腕。他所造之物竟然只是虚无的存在，竟然只是短暂欢娱的承载者。他无法进入时空来给所造之物以暗示，启示一个永恒的秘诀，因为他受制于群星的注视，他不能偏袒一个没有勇气书写错误的世界，他深知他的点滴“宠爱”将是金色影像的堕落成为真正的永恒。只有挽歌代表他的怜悯和歉意。

这当然不是一位人格化的上帝，因为他不能在人类堕落的时刻显神迹，传布他无可撼动的启示。也许他是那个被金色影像所充斥的创造者，可是他没有弥留于他的“杰作”，因为他必须超越时空的禁锢，不然他的存在将是“不存在”的。Tillich 对于上帝的存在有过精辟的认识，如果上帝是与我们一起以一种根据时空来定义的存在，只是他选择隐匿在一个我们无法觉察到的地方，那么这将极大的削弱上帝的全能的属性：他必将分享作为有限存在所承受的痛苦、悲伤以及无助，也将把短暂的欢娱、雀跃书写在存在的行径中，而这无法通向一个超越所有局限、短暂的“存在”（不知是否叫做supre-esse）。特拉克尔虽然有着基督教的情怀，但从这诗中所表现的意义来看，他显然将审判已然看作是一个不断的毁灭过程，因为所有通向永恒与光明的通道已经被浮华的世界所堵死，所有等待救赎的灵魂已经孤零在一个漂泊的时空之中。我没有确证特拉克尔是否是犹太人的后裔，如果是的话，这首诗也可以看作是为一个民族所奏响的挽歌。本诗最让人叫觉的诗眼是“夜缄默的面孔”，缄默一词至少暗含三层表意：在虚无世界与金色影像看似喧嚣实则缄默；在审判中所有呼救的缄默；挽歌唱响时艰难无奈的缄默。因此，与挽歌所对照，这首诗面对的是一个关于“死亡与存在”的命题。如果阅读特拉克尔其他的诗作便可发现，这类涉及关于永恒性的命题铺遍了他精神的每一个角落，在感情与理性的胶着中他痛苦地写下短暂弥留的话语。但是，他不得不在诗歌与现实面对一个更加让人恐慌的命题：他是虚无的金色影像还是缄默的上帝。

卫士自述

作者：欣然

以下所述，纯属虚构。如有雷同，请勿对号入座。

毒辣辣的太阳正当空中，照得街上明晃晃的。大人的声音，小孩的声音，男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夹杂着街上播放的音乐，潮水一般地一浪接一浪涌如我的耳朵。我一定是中暑了，要不然怎么觉得这么恶心。

皇帝在队伍的前面展示他的新衣，我们在后面跟着。他没穿衣服，这鬼都知道。人在官场，做戏已成家常便饭，但不知今天这出是否过了点儿。

这两天为了“新衣游街”的事情，朝里的人事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起初是有人反对有人赞同，这没穿衣服的皇帝上街，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不了。后来皇帝自己表了态，意见就渐渐开始一边倒。最会见风使舵的，立刻改反对为支持。这种人固然精明，却让人觉得油滑过头，不可靠，也不会有什么前途。还有一些，买通了几个写书的人从理论上证明了“非衣之衣”的可能性，名正言顺地转而支持游街展示。也有暂时告假或告老还家的，不知道是觉得此事争议太大无法定度，还是已经对官场心灰意冷，无意再战了。

但是这官场上水流湍急，又有谁能看得真切？不管你逆流而上、顺水推舟还是停舟靠岸，还不都是一样的危险？今日游街事毕，将会开启什么事件，将会把多少人卷入其中，我想连皇帝自己也无法预料。

我抬头看了看皇帝，他离我很远，只能看到那个高而壮的背影。在这日头的炙烤下，在这嘈杂的街上，他显得有点孤独。想必他也在后悔，当初怎么就请了那几个骗子，怎么就如此虚荣地扬言要展示新衣，而当“新衣”做成，一切都如离弦之箭，无法挽回。那两个骗子有三寸不烂之舌，确实能说，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身边的人不辨是非。借机排除异己，赚取利益，硬把此事列入了日程。皇帝当然不愿意如此“展示”，却被迫在朝中强颜欢笑。皇帝的权力越大，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大。他的一个动作，一个意见要受到来自各方的反应抵抗利用。他可以左右一个事情的开启，却无法左右事情的发展。他可以一振臂而天下呼，却不能保证最后这刀口不是对着自己。

皇帝的本意是好的。他只是想借这个仪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威。让百姓瞻仰皇帝的威严，让百姓放心把江山交给他，让自己的统治更加合情合理，或许还能在这一年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然而他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了这许多事情，自己被困在这自设的仪式之中，已全无回旋余地。搞这个仪式本来穿什么衣服并不重要，却没想到竟成了没有衣服。皇帝也是人，他怎么会不感到尴尬和羞愧？

可是，随着展示慢慢进行到尾声，我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今天人们的反应很平淡，嘲笑，不解，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少。那些讶异的表情，在人们脸上一闪而逝，很快归于平静。有人边吃边聊,拿着把竹扇慢慢地摇，惬意非常，根本就不管街上这许多；有人困得打盹，倚着街边的石墙眼看就要倒下去；有人拿着本书低头看，估计也不会把头再抬起来了；也有人大声赞美的，无非是为了溜须拍马，捞取好处。当然，也有些人，真的给这场面震住了，相信皇帝真的穿了件绝世奇衣，仔细地盯着，默默地想着——你别不信，就是有这种傻冒。还有那么几个声音，吵着要皇帝穿上衣服再出来见人，要推翻“非衣之衣”的说法——人很快就不见了，不然带着我们这些卫士是干什么的。

街上热闹极了，却也安静极了。

这就叫“无衣权威”啊。你想想，如果皇帝穿上了衣服，众口难调，总会有人出来给他提意见，还会有人骂皇帝品味低，没准还搞出个论坛，专门为皇帝设计一套衣服。大家吵吵闹闹，乐此不疲，皇帝的这件衣服，要受到千万双眼睛的审视、观察、评价。可是，现在，皇帝把这个事做到这个地步，反而很少有人敢出来说话了。这个事实被千万双眼睛看到，又被千万双眼睛忽略过去。皇帝现在主动地自损声誉，反而让人们开始相信皇帝控制局面的能力。原本可能汹涌奔腾的革命的冲动暗中被压回了心里，用同样大的力量，锁住了心里的本来要发出的声音。

皇帝也许现在应该高兴起来了。他在这令人窒息的寂静和诡秘的喧闹中歆享着权力的快乐。权力这东西本来就不是和职位一起捆绑销售。职位可以继承、转让、买卖，而权力不能。职位只是为你在交错的权力之网中开辟出一块合理合法的空间，保证你使用权力而不会被扔进监狱、斥责唾骂。这就好比一间屋子，给你准备好了，你在里面怎么折腾都行，只要你动作灵活，清楚屋子的界线，不撞得头破血流就好。权力就产生于这前前后后的“折腾”，它的效果没有上限，可能会产生惊人的后果。有人可以七步成诗，也就有人可以在方寸之间改变整个世界。

皇帝这一步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颠倒黑白的世界里，他于惧怕力量的沉默中建立起了力量。

最后还要说说那个小男孩的事情，他说出真话了。只是这声音在那片幽幽的嘈杂中很快被淹没了下去，最后皇帝没有对这势单力薄的小家伙怎么样。我想他是害怕了——死寂，这片死寂像荒野上的鬼火，无声无息地燃烧着，把那不安和恐怖的气息一丝一丝地吹入空中。

阳光挟裹着人声，依旧是那么潮水般的涌来，却只是那么白花花的一团，细看上去似乎只是虚无，人心里陡然变得空荡荡的，眼是干的，嗓子也冒了烟式的疼。如若没有那个小小的刺破虚空的声音，恐怕这正午的空气都要爆裂开来。

从追星女害死老父看社工在转型期的缺失

作者：一格



近来媒体报道的一个焦点，是甘肃刘德华歌迷杨丽娟因追星不成，其老父在香港投海自尽的事件。各路媒体纷至沓来，争相报道整个事件中各种离奇、骇人、悲哀、荒诞之情节。网络上更是众说纷纭，有人斥责刘德华作为偶像不够尽职，但更多的人则对杨家人表示谴责，哀其不幸，怒气不正；更有甚者，对当事人极尽谩骂嘲讽，认为这是一种疯狂变态的表现。

针对整个事件，媒体进行了一定自我反思。很多人谈到媒体的负面角色。例如，中央电视台娄可伟表示：“在反思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的 媒体也要反思。一个远在西域的女子，为什么疯狂追香港的星，传媒能说自审美责任吗。……当代社会，人们功利信仰与媒体是很有关系的，媒体自身也应该很好反省了。”

笔者赞同媒体自身对此事进行反思。但是不是只有媒体反思就足够了呢？毕竟，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媒体的本职应该是客观地报道，而不是解决全部问题。

对于一些媒体“越职”的领域，笔者持保留态度。比如，近来电视传媒中流行一档“心理咨询”节目，即邀请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嘉宾，来到演播厅，和主持人一起谈论自己的问题，听取观众和专家的意见。前不久，著名作家王朔与其母亲，也参与了央视制作的这种节目。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首先是这种谈话节目缺乏专业性，因为主持人并不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心理咨询师；其次，这种电视咨询的效果也值得怀疑：把咨询过程制作成公众节目，不符合心理咨询的私密性原则，受访者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所顾忌，不能完全敞开心扉，言论不免有表演性质，既不符合心理咨询的伦理规定，也会影响咨询效果。另外，媒体是牟利机构，为了收视效果，他们会有选择性地邀请嘉宾，覆盖面十分有限，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并不能从中获益。

我们需要的，是面向社会各种群体的专业化的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服务。

但是，心理咨询或治疗在中国社会的接受性程度差异很大。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谈“心”色变，“精神病”、“变态”都是一些贬义词，对严重精神病人存在歧视。很多人面对焦虑症、抑郁症，不去寻求心理辅导，更倾向于把心理障碍“身体化”。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报告“胸闷”、“头痛”、 “四肢麻木”，但身体检查又查不出任何异常。而在新一代中，人们对心理咨询的接受程度并不低，对心理障碍的认识也较从其有很大提高。就拿这次事件来说，各大网络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后，都跟有网友的讨论。其中，不少“有识之士”怀疑杨女患有偏执人格、或关系妄想性精神分裂。可见，民间对变态心理学的一些名词并不陌生，对其概念和现象也有所了解。

那么，为什么在一年前杨家因疯狂追星而初次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候，却没有人及时地指出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问题，从而给出寻求治疗或者辅导的建议呢？除了心理咨询，有没有更加直接有效的干预方式呢？

笔者认为，较之心理咨询，中国社会现在亟需的是专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就包括社区社会工作中心。社会工作（Social work）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美国。在19世纪末的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中， 美国的一些中产阶级青年女性自愿居住在低收入社区，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直到今天，社会工作是否是一个专业领域一直存在争论，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在不同国家 地区也有很大差异，有时也被批评“不够专业化，具有官僚体制特点”等。但总体上讲，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地区的社会工作在推进社会公正，改善人权，服务社区等领域表现活跃，成绩显著。在美国，社工已经对心理咨询师行业形成了威胁。因为与收费高昂的心理治疗相比，人们更愿意选择收费较低的社工服务来解决问题。

在香港，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和医疗服务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个社区都有专业的社工负责处理家庭暴力、青少年成长等问题；而医院中的社工则负责照顾病人或者提供最基本的心理辅导。笔者认为，在华人社会中，社会工作较之心理咨询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 主动性：心理咨询服务是一种被动的服务，即顾客必须主动寻求心理诊所或精神病科的治疗；而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社会工作服务，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更容易地发现社区家庭存在的问题，主动提供服务。

2. 低成本：由于社工的培训周期比心理咨询师要短（以香港为例，注册心理治疗师须有相关学历和七年工作经验，而注册社工只需要拥有一个本科的社会工作学学位）。 和私营的心理诊不同，大部分社会工作单位是政府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其低成本的性质，无论对于政府还是社区居民，都是一个优势。

3. 文化适应性：针对上文指出的中国文化对于“精神”疾病的偏见，社会工作以一种“非病态”的概念出现，更适应中国社区的需要，更容易普及。

4. 服务范围广：社会工作包括多个层面，针对各种群体，例如青少年问题，家庭婚姻问题，老龄化问题，行为健康（如：戒烟戒酒）等，适合中国转型期社会问题庞杂繁多的特点。

遗憾的是，经过笔者粗略调查，中国内地开设社会工作学专业的大学寥寥无几，和香港、美国形成鲜明对比。诚然，我们不能一切照抄西方，但是事实证明，社区服务中心和社会工作人员在香港或者西方发达国家的存在，确实为医院病人或者社区居民带来了很多福利。当今的中国社会，国家经济建设极快，但是相应的社会福利系统建设却跟不上步伐。医疗保障、社会保险问题不断。由于核心价值缺失，法制不健全等带来的各种个人或者社会悲剧时有发生。过去，老百姓有了问题，居委会派人来做工作，“党支部”也会找人来谈心。但在现在，那些做“思想工作”时常用的“理想主义观念”，已经不能解答当今中国人的现实问题。这些机构的角色日益尴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转型时代，谁来倾听我们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社会工作服务的逐步完善，将是一个恰当的起点。

结语：

每每打开“新浪”、“搜狐”等国内门户网站，在社会和地方新闻中，常见大量“奇闻轶事”的报道。其中婚姻暴力、青少年问题、虐待老人、精神病与犯罪占有很大比例。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事件本身的罕见性、荒诞性及其恶劣程度，却很少看到问题解决的后续报道。顶多就是出了一件事，于是跑出来一个“专家”，远程地说一句：这个例子属于某某病，应该如何如何。对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帮助。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社会工作或者类似服务在转型期的严重缺失。笔者希望通过此文使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对这一话题产生关注，并用各种方式（研究、投资或者做志愿者），为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建立与发展出力。

冷嘲与旁观—从中国政治波普以及玩世现实主义说开去

作者：浮云

中国早期的政治波普，大约可以追溯到1979年“星星美展”的时期。那时候文艺界刚刚呼吸到一点新鲜的空气，便如四月的花草一般飞快地生长起来。T. S. Eliot在长诗《The Waste Land》开篇就说“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以此隐喻生长的痛苦。以此诗歌意象做比，对于中国的现代艺术，倒也仿佛一句谶语。

不管从什么意义和角度上来说，我们这一代都欠八十年代一个人情。然则对于经历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的那批中国现代艺术家来说，这期间蜕变的过程，仿佛一个拉长和放慢的光锥，慢慢的拉扯和变形。我们很难给8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创作下一个限定式的形容词，然则总体上，我们可以说在89年以前，中国现代艺术的主体基调，是充满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喧嚣与骚动”。就像刚才提到的，那是一个谶语一般的四月。抽象主义，行为艺术，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等迫不及待的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然则这样的生长终究带着沥沥生生的痛苦的抽搐，生长的疼痛里撕扯出新的集体姿态和声言，而这些，便是这里想要讨论的主题。

89之后，中国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开始大量涌现。方力钧的“呐喊”（如图）登上了《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了一时间中国现代艺术的标志性事件。方力钧也成为了“玩世现实主义”在中国最具标志性的人物。再比如95年岳敏君的《自由领导人民》，取材于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画家德拉克洛瓦1830年著名的油画（如图），却将漫不经心和冷嘲热讽刻在了画面的每一个角落。

呐喊 1993年 方力钧

《自由领导人民》1830年 德拉克罗瓦

《自由领导人民》1995年 岳敏君

张大了嘴打哈欠这样的动作被赋予“呐喊”的意义和讽喻；自由蜕变为一群嘻嘻哈哈穷极无聊人的集体舞蹈。这些，大抵是89以后中国的政治波普艺术和“玩世现实主义”力图表现的主题。

引一段方力钧的话。“王八蛋才上了一百次当之后还要上当。我们宁愿被 称作失落的，无聊的，危机的，泼皮的，迷茫的，却再也不能是被欺骗的。别再想用老方法教育我们，任何教条都会被打上一万个问号， 然后被否定，被扔到垃圾堆里去。”

对抗沉重而荒诞的现实有很多种方法，用哈欠来宣示呐喊是其中的一种。然则这样的宣示，纵然犀利，却多半伤人伤己。“玩世现实主义”通过鼻孔里的不疼不痒的哼声，万事不关心的哈欠，毫不正经的大众狂欢，道出了一种普遍的生存境遇。用犬儒对抗荒诞，用玩世对抗现实，用无聊对抗当下。整体上来说，这些都是充满伤痕的对抗。对抗的方法，大抵上类似于往伤口上撒把烟，然后一边龇牙咧嘴一边满不在乎的笑笑，说，不过如此，不过如此。

这样的“不过如此”，道出了中国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充满荒诞和黑色幽默的冷嘲和旁观。一边疼痛，一边冷嘲；一边无奈，一边旁观。

试图把批判和理想用冷嘲和旁观的方式去展现，往往不可避免的失去其间很多重要的元素。这样的失去，未必是出于作者的主观意图，更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叙述的态度，神情，以及表达的手段。艺术的标签化是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必然的结果。这种标签化演变成某种象征性和标杆性的艺术风格，再进而变成个人化的艺术标记，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性的关注视角渐渐被淡漠和虚无化。换句话说，“玩世现实主义”在标签化的过程中，慢慢变得“玩弄现实”，而这种玩弄，是显然有悖于现实主义的批判原则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玩世现实主义这种艺术形式的成功，表明它的确捕捉到了一种深层次的生活状态，然则在对这种生活状态进行表达的过程中，另一些同样普遍和深刻的元素被无视了。玩世现实主义通过创痛的集体记忆，把关于生活的纪念浓墨重彩的涂进了他们设下的框架里，让观众的感情和记忆在他们的框架里游走。或者说，他们调用了大众的集体性感念，来填充这些艺术作品的感情色彩。而这样的调用，事实上带有很强烈的伤害性质。

想起中国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我常常会联想起另一些时代和另一些人物。首先是八十年代的中国艺术，这在开篇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之前说到“欠八十年代一个人情”，细细想来，不仅仅我们这一代，而是包括了我们的上一辈，都欠八十年代一个人情。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家们所感念，所痛苦，所表现和调动的一切，都根植于80年代。而我们的出生和成长，就在80和90的裂缝中飘零。玩世现实主义者通过反叛80年代来表达他们的痛苦和普遍关注，而我们在他们调动的感情里感念属于80年代的批判和理想。所有的这一切，都有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和撕裂感。正是这种联系和撕裂，造成了而今对于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共同阅读。

还有便是一些更久远的年代。属于《新青年》以及鲁迅等等的年代。鲁迅是冷嘲的大家。然则冷嘲伤己更甚于伤人。记得以前看到过许广平回忆起的一些小事，比如冬日的夜晚鲁迅睡不着，便到阳台上去，后来便躺在阳台里。然后许广平拿条毯子盖在鲁迅身上，然后陪他在阳台上躺一夜。这个细节可见鲁迅内心的痛苦。善冷嘲者，必要有坚韧和柔软的心。否则这许多冷嘲，便终究流于一种漠然的表现形式。我对中国现代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担忧，大半基于此。正是因为这种冷嘲内在的力量，使得驾驭它所需要的内心要比其它任何一种力量都要复杂。这期间的矛盾和冲突，若非有厚实的内心予以抵挡，又有柔韧的灵魂予以体悟，便只能是许许多多无异议的呻吟和廉价的情感调动。